评普提雅廷出使东亚
叶·瓦·普提雅廷，1803年生于彼得堡的一个贵族家庭。1822年海军军校毕业后，即参加了俄国旨在征服世界的、由海军大将拉札列夫所率领的“环球航行”。1827—1842年间，因参加镇压高加索山民和对波斯（伊朗）、土耳其的战争有功，于1849年被提升为侍从武官长。
19世纪50年代，普提雅廷以俄罗斯帝国全权公使、太平洋分舰队司令兼钦差大臣的名义，两次出使东亚，于1855年至1858年间分别迫使日本和中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下田条约》（1855.2）、长崎《补充条约》（1857.10），中俄《天津条约》（1858.6）和《俄日条约》（1858.8）。在此期间，还曾窜到朝鲜和菲律宾一带活动过。普提雅廷回国后，格外受到沙皇政府的通令嘉奖，加封伯爵，晋升为海军大将。
这个臭名昭著的扩张主义者、推行沙俄对外侵略政策的忠实走卒，给中国、日本和亚洲人民带来了灾难。但在现今苏联史学界及其御用学者的眼里，却变成了了不起的“俄罗斯国家的活动家、航海家和外交家” (1) 。普提雅廷出使东亚的罪恶行径，反倒是所谓“不使用威吓语言”，“不参予任何强制手段” (2) 的和平行动。他出使东亚的使命，则被描写成为帮助中国“制止其他国家采取暴力的企图” (3) ，“在客观上符合了中国的利益” (4) ；至于强迫日本签订条约，则是“用和平手段” (5) “开设了（俄国）同日本的外交与通商关系” (6) 等等。更有甚者，洋洋数十万言的“巨著” (7) ，竟连普提雅廷的罪恶活动只字不提，似乎沙皇俄国在此期间并未参与列强侵略的行列。
如此种种，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不对普提雅廷在东亚的行径，作出实际的评述，去伪存真，还沙皇政府及其外交使节的真面目。
1840年鸦片战争后，亚洲的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纷纷东侵，亚洲各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特别是沙皇俄国自彼得一世以来，便企图寻求南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水路 (8) 。为此，它特别要在北太平洋沿岸扩张势力，占有中国的黑龙江和日本方面的重要港湾，以巩固其在亚洲东北部、北美殖民地（阿拉斯加）的战略地位，进而称霸亚洲和太平洋。为了这个目的，俄国的大地主和资产阶级曾经就黑龙江的地位以及占领它的意义在报刊上掀起了所谓“阿穆尔问题”的讨论。普提雅廷曾在1842年中英缔结《南京条约》后向沙皇政府献策；调查黑龙江与库页岛，重新划分中俄边界，彻底撕毁《尼布楚条约》。他认为，在中国处于战败的形势下，俄国“应该抢在英国人的前边解决这个问题” (9) 。
向来自命不凡并认为显示权力比什么都重要的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希望实现其高祖父与祖母的遗志” (10) ，曾于1843年决定派遣由普提雅廷率领“远征队”前往中国与日本，以便“一举解决领土和通商问题” (11) ，趁势打开中、日两国的门户，实现其在东亚领土扩张的目的。后因故改由“俄美公司”担负此项远征使命。
后来，当俄国政府感到“中国和日本逐渐变成了英美的猎物。富有进取心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正迅速实现自己的计谋” (12) ，特别是当闻知美国即将派遣舰队前往日本，压迫日本政府对外开港的消息，沙皇政府越加感到有加速推行远东侵略政策的必要。1852年4月，尼古拉一世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以研究俄国远东政策中的重大问题，并“决定采取措施以巩固俄国在太平洋的阵地，其中包括力争打开中日两国的港口” (13) 。5月7日，“特别委员会”再次提出建议，派遣以普提雅廷为首的“考察队”前往中国和日本。临行前，海军大臣缅希科夫还特别指示普提雅廷务必“收集俄国在东亚和北美西部海岸一带所发生的全部情报” (14) 。俄国外交部则训令普提雅廷“力争解决俄国人可在日本北部的某一最为方便的港口从事贸易，并拥有入港之权利” (15) 。
1852年10月7日，普提雅廷乘“巴拉达”号战舰由喀琅施塔得起航。为了掩盖侵略动机，沙俄政府采纳了西保尔德［西保尔德（1796—1866），德意志人。1823年作为荷兰商馆的医生旅居江户。其间大量收集日本的各种资料，著有《日本》一书，并发表多篇有关日本的文章，在欧洲颇有影响。1859年作为荷兰贸易公司的顾问再次赴日。日本幕府当局在处理对外事务时，也曾征询过西保尔德的意见。］的建议，极力伪装自己，佯称普提雅廷出使东亚乃是为了“消除俄日之间的误会”，“确立帝国双方臣民……的和平与安宁” (16) 云云。
俄历1853年8月9日（公历8月21日），普提雅廷率领舰队抵达长崎。在递交给日本当局的正式公函中宣称：“俄国皇帝有两个愿望，其一为划定两国的境界……其二为……日本国内的港口，均应准许俄国臣民往来” (17) 。对此，日本当局难以应允。于是普提雅廷便改变行动，突然宣称直航江户湾（今东京湾），对日本施加压力。当日方紧急派员告知江户幕府业已派出全权代表，普提雅廷方才改变决定，暂离长崎前往上海。但在临行前向日本当局送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不久“再来之时，若日本全权仍未到达，或日本政府方面还没有明确答复，将立即前往江户”。 (18) 同年年底，普提雅廷从日本启航驶抵我国上海，“停泊崇明东头洋面” (19) ，观测东亚风云，以待时机。是时，正值美国舰队司令佩里压迫日本开国，在上海等待日本答复。于是，普提雅廷便趁机勾结美国，提出两国海军力量“彼此合作” (20) ，共同压迫日本“以令开港” (21) 。
1854年1月初，普提雅廷再次驶入长崎。为显示俄国的威严，普提雅廷故意作了一番安排：由俄国双头鹰国旗领先，仪仗队、军乐队开路，前呼后拥，在高呼“乌拉”和礼炮声中登岸。随后，则对日本施展软硬兼顾的手段，大谈自烈扎诺夫出使日本以后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巨变。即使“现在日本最大的要塞长崎，只要一只快速风帆船便可突破”。因此，日本“此时答应俄国的要求，乃是为了日本” (22) 。
日俄双方经过多次谈判（1月19日至2月4日），日本政府终于被迫同意：当日本与第三国缔结通商条约时，俄国亦享有同样的权利。由于已经爆发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10月），为了免遭英国舰队的攻击，普提雅廷暂时撤离长峰北上。但当闻讯美国已同日本签订条约后，普提雅廷便又接踵而至，第三次驶抵长崎，向日本政府递交了有关划界通商问题的备忘录，便匆匆离去。经过一番准备后，普提雅廷于10月21日抵达函馆，要求日本划界、开港。因日本不肯轻易就范，普提雅廷便采取俄国的惯用手段，于11月8日指挥舰队突然闯入大阪天保山海面，进行武装威胁，致使“京阪市民震骇” (23) 。
日本政府迫于武力威胁，答应在下田重开谈判。1855年2月7日，日本政府被迫与沙俄签订了不平等的《俄日友好通商边界条约》，即《下田条约》，其中规定：“今后日本国和俄国的边界在择捉岛和得抚岛之间。择捉全岛属于日本，得抚全岛及其以北的库里尔（千岛）群岛属于俄国” (24) 。至此，沙俄迫使日本在法律上承认了俄国在千岛方面的权利。此外，日本政府还对俄国船只开放下田、函馆和长崎三个港口，俄国在日本取得了通商贸易、最惠国待遇等特权。
近年来，日本学者越来越认识到，以往“我们一说到开国，就想到佩里；一说到佩里，就联想到开国。而实际上，日本的开国是以德川体制的脆弱化为内因，以美国为先导的英、俄、法国、荷兰、瑞士、葡萄牙、普鲁士等各国，使远东市场化这一外压攻势的结果，是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处于欧美各国包围的痛苦的国际环境中产生的。特别是俄国……迫不及待地要确保其在桦太（即库页岛）、千岛的殖民军事基地……” (25) 这个看法触及了普提雅廷出使日本，迫使日本开国、划界的基本原因。
然而，当代的苏联某些学者，却极力否认沙俄当年压迫日本，觊觎别国领土的事实，说什么“俄国同美国、英国和法国不同，对日本并没有施加军事压力，而是通过和平的方法来解决所提出的问题的”。 (26) 这真是海外奇谈！对此，日本学者指出：所谓的“和平”方式，“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战术……而这正是在侵略异民族的经验上，比美国人遥遥领先的俄国人的智慧和策略” (27) 。所以，归根结底，所谓的“和平的方法”，“实际上只能是心地险恶的手段”，它使俄国“成功地获得了美英等国家所没有获得的领土” (28) 。
普提雅廷为沙皇俄国在东亚的侵略扩张立下了犬马之劳，迫使日本同俄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普提雅廷因此而受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垂青，被授予伯爵称号，并从沙皇政府那里领取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津贴” (29) 。
1856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当时任俄国驻英使馆武官的普提雅廷认为时机已到，旋即向康斯坦丁亲王报告。康斯坦丁亲王为此于1857年1月致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主张赶在英法使节到达北京之前派遣使节前往北京，“以彻底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同时推荐普提雅廷充任使节，“因为他在日本显露过自己的才干，签订了一个对我国有利的条约” (30) 。1月24日，又函告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指出“彼得堡方面意欲派遣普提雅廷伯爵去华谈判，以获得阿穆尔左岸及滨海地区” (31) 。根据康斯坦丁亲王的推荐，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57年2月正式委任普提雅廷为出使中国的全权代表，其具体使命：“第一为欲定二国早先未定交界；第二现在各外国人在中国之内通商者，无论何项得利益处，俄国之人亦欲得之”，而后，随着英法对华战争的进展，普提雅廷又向中国提出了所谓“帮扶贵国，沿海扼防，操练兵丁，安备器械”等等 (32) 。
后来，俄国枢密院将派遣普提雅廷出使中国的决定通知了清政府 (33) 。当普提雅廷抵达伊尔库茨克后，便与清政府联系，要求通过恰克图前往北京。至于为何要进北京，普提雅廷却矢口不谈，声言“实难形诸笔墨” (34) 。清政府鉴于“俄罗斯狡猾性成” (35) ，拒绝普提雅廷经由蒙古或黑龙江地区前往北京，并由理藩院复照俄国枢密院，指出中国“并无机密要事应与贵国商办，毋庸特派大臣来京” (36) 。至于同清政府“商酌”如何共同对付英法侵华事宜，清政府亦以“不借外国帮助之力” (37) 为由，予以拒绝。普提雅廷对此极为恼火，竟指责清政府“不合两国和好之道” (38) ，并以威胁的口吻声称：“……如使俄罗斯大邻国不和，至于为敌，则贵国诸多有碍” (39) 。
普提雅廷受阻后，便与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商议对策，决定普提雅廷乘船直驶渤海湾，由天津进京；而穆拉维约夫则在黑龙江一带配合普提雅廷行动，“采取了一切措施，以便普提雅廷此次出使能达到预期目的” (40) 。当普提雅廷途经黑龙江口时，借口英美两国企图染指库页岛，竟派遣鲁达诺夫斯基等十余人登上该岛，并强行建立哨所 (41) ，蚕食中国的领土。然后，于7月13日在庙街登上“亚美利加号”舰直驶天津；而穆拉维约夫则在乌斯特-结雅哨所集结了主力部队，以便“对付中国人” (42) 。
1857年8月5日，普提雅廷率舰驶抵渤海湾白河口抛锚后，强行要求在津投递公文，要求入京；同时派人调查“进口河道情形”，“乘坐划船通口测量水势”，甚至“令武官人等各执器械” (43) 威胁天津地方官员。因普提雅廷违反通过库伦办事大臣递送公文的规定，天津地方官员奉命拒绝受理。后因英法入侵广州，清政府唯恐普提雅廷与之勾结，则决定在津接受普提雅廷的公文，但要求普提雅廷投文后仍须离开天津，约期来津听候回音。普提雅廷所递公文的主要内容是“东北至海，西至伊黎等处……即应复行商定界址” (44) 。清政府当即据理驳斥了普提雅廷的无理要求，指出：“至所称欲将界地复行商定一节。查康熙年间议定，以格尔毕齐河、兴安岭为界。当时鸣炮誓天，勒碑示后，岂有未定界址，尚须商议之处！” (45)
1857年8月25日，普提雅廷离津前往上海，住在美商旗昌洋行期间，曾与英国领事罗伯逊会见，保证俄国政府并没有同清政府签订任何新约。普提雅廷声称之所以同清政府接触，仅仅是为了“敦促中国政府不要执行排外政策” (46) ，暗中讨好英国，力图与英勾结。9月14日当普提雅廷驶抵天津，见到理藩院拒绝与他“商议”边界问题的复文后，便佯称“候折回本国，由国主再行定夺” (47) 。实际上普提雅廷是心怀叵测，另有鬼胎：期待英法侵华事态进一步发展，以便从中取利。于是决定于9月17日暂离天津，前往日本弄清日本政府对于“同外国列强签署通商条约的决心” (48) 。10月24日（俄历12日），普提雅廷在长崎又强迫日本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补充条约》，为沙皇政府取得了包括为俄国船只开辟港口在内的许多新的权益 (49) 。
1857年10月底，普提雅廷从长崎重返上海后，一方面写信给康斯坦丁亲王，建议“中断恰克图贸易”，以示对中国惩罚；另一方面，则加紧同英法勾结，甚至鼓吹四国“一致行动”，联合侵华。关于此项计划，英使额尔金的私人秘书奥列发恩曾经记述额尔金同普提雅廷一起商谈过，额尔金认为普提雅廷在会谈中所提供的情报对英国具有“极大的帮助” (50) 。后来，额尔金在1857年11月14日给英国外交大臣克莱灵敦的蓝皮书中指出：普提雅廷在谈到如何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态度和用词“非常果断” (51) ；普提雅廷说，同中国政府打交道，“除非对北京施加压力，已别无他法” (52) 。为了达到既定目的，普提雅廷曾建议俄国政府拨款300万至500万卢布，用以贿赂清政府官员，“则此次出使必能获得完全成功”； (53) 同时又主张“封锁白河两个河口”，而且认为只需要派遣“一中队舰船进行封锁”，便可“迫使中国人改变其顽固不化的态度” (54) 。
1858年2月4日，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美使列卫廉和俄使普提雅廷决定采取联合行动，要求清政府派遣全权代表到上海谈判、四国公使进京、增开口岸和内地传教等问题。但是在四国照会发出之前，普提雅廷却偷偷地在照会中塞进了连“英、法、美的使节，谁都不知道”的“一份关于阿穆尔的附件” (55) 。该附件要“以黑龙江左岸为俄罗斯边界”，“乌苏里江下游”应以“乌苏里江右岸为界” (56) 。“对中国领土要求的全盘主张，俄国人终于向中国人端出来了。这是瞒着西方使节的。” (57) 普提雅廷的这种卑劣行径实在是举世无双，开创了外交史上的“奇迹”。
4月1日，英法使节决定同俄美使节一起北上，普提雅廷为了达到俄国的目的，于4月11日率先赶到天津向清政府“传紧要话” (58) 。因清政府获悉英法美舰只即将抵津，于是便委托天津地方官员与普提雅廷接触。普提雅廷一方面背着英法美使单独“和中国人谈判，不仅谈了西方列强的共同要求，还谈了俄国对东北边界的领土要求”；同时还力图“倚仗英、法远征军的兵力攻打中国，逼它向所有的人作全面投降” (59) 。后来，普提雅廷则利用清政府对四国联合行动的恐惧心理和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取得了在清政府和英法之间“调停”的身份，并利用这种身份，极力怂恿英法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在普提雅廷看来，不如此就不可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当清政府仍不同意普提雅廷的无理要求，普提雅廷竟佯装拂袖而去，不肯继续“调停”。除非清政府答应俄国政府提出的全部要求，否则俄国对“他国之事，从此不能再管” (60) 。此外，普提雅廷还恫吓清政府“将向圣彼得堡请求调派战舰”，“给中国一顿狠揍” (61) ；对于英法则又极力敦促他们可以“自由行动”，声称“敌对行动用不到越过大沽，对北京的朝廷或许就会产生有益的效果” (62) 。
1858年5月18日，英法侵略军头目决定于20日进攻大沽口炮台，然后进兵天津。普提雅廷得悉后，立即保证给予“道义上的全力支持”，并且表示俟英法舰只上溯白河，俄舰便立即随同前往。5月21日，当英法侵略军出动军舰七艘和大批木船溯白河而上进逼天津，并扬言要攻打北京时，普提雅廷更是煽风点火，趁火打劫，鼓吹只有施以强大的压力才能迫使清政府接受全部条件。清政府急忙派遣要员来津要求议和，并请普提雅廷务必从中周旋“调解”。普提雅廷则表示只要清政府按照俄国的要求“速将条款议定”，便立即“代向各夷说和” (63) 。1858年6月13日（俄历6月1日，咸丰八年五月初三），普提雅廷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全约共十二条，主要内容为：增开七口通商，俄国船只有权在各口岸停泊；未经明定边界，由两国派员查勘以及扩大陆路通商等等 (64) 。
普提雅廷真可谓“不辱使命”，他没有辜负沙皇政府对他的重托，在短短的几年之内，竟为俄国夺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而这个地域“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 (65) 。
普提雅廷在19世纪50年代两次出使东亚的无耻行径表明：普提雅廷决不是什么“和平使节”，而是效忠于沙皇俄国对中、日两国侵略扩张政策的急先锋。恩格斯曾经说过：“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 (66) 。当今的苏联史学界及其御用学者竟不顾历史事实为沙皇政府对东方人民的犯罪政策辩护，为殖民主义强盗普提雅廷狰狞嘴脸涂脂抹粉，这一切只会激起中、日两国人民对现代的还在“用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 (67) 的无比憎恶！
(1)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1卷，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1975年，第242页。
(2) 葛罗米柯主编：《外交辞典》第2卷，莫斯科，1961年，第613页。
(3) 齐赫文斯基：《中国近代史》，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2年，第170页；纳罗奇尼茨基等：《远东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末到1917年）第一册，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3年，第98页；葛罗米柯主编：《外交辞典》，第613页。
(4) 葛罗米柯主编：《外交辞典》，第613页。
(5) 纳罗奇尼茨基等：《远东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末到1917年）第一册，第111页。
(6) 葛罗米柯主编：《外交辞典》。
(7) Е.М.茹科夫主编：《远东国际关系史》第一至三版。
(8) 沙皇彼得一世声称，黑龙江对“俄国未来的发展异常重要”“将来必须在濒临大洋的黑龙江口建立俄国的城堡”。——见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26页；冈索维奇：《阿穆尔边区史》，第70—71页。而彼得一世的继任者叶卡特琳娜二世则公然地将夺取黑龙江作为俄国“远东政策的中心”。她说：“假如‘阿穆尔河’能成为我们通往堪察加和鄂霍茨克海领地输送粮食的通道，那么占领这条河流对我们是极为重要的。”——见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7—1855）》。
(9) 见真锅重忠：《日俄关系史》，第177页。
(10) 即指彼得一世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欲望。引文见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7—1855）》，第59页。
(11) 高野明：《日本与俄国》，第167页。
(12) 引文见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于1852年2月20日（俄历）给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亲王的信。见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309页。
(13) Э.Я.法因别尔格：《1697—1875年的俄日关系》，莫斯科，1960年，第143页。
(14) Э.Я.法因别尔格：《1697—1875年的俄日关系》，第145页。
(15) Э.Я.法因别尔格：《1697—1875年的俄日关系》，第145页。
(16) Э.Я.法因别尔格：《1697—1875年的俄日关系》，第148页。
(17) 《通航一览续辑》第3卷，见箭内健次等编：《海外交涉史的观点》第2卷，第239页。
(18) 真锅重忠：《日俄关系史》，第222页。
(19)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以下简称《史料选编》），第三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87页。
(20) 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上册，波士顿、纽约，1931年，第300页。
(21) 大隈重信：《开国五十年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98页。
(22) 真锅重忠：《日俄关系史》，第226页。
(23) 高野明：《日本和俄国》，第177页。
(24)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册，原书房，1952年，文书部分第5页。
(25) 箭内健次等编：《海外交涉史的观点》第二卷，第295页。
(26) Э.Я.法因别尔格：《俄日外交、通商关系的建立——1853至1855年普提雅廷使节团》，《历史问题》，1969年3月。
(27) 清水威久：《列宁与下田条约》，原书房，1975年，第32页。
(28) 清水威久：《列宁与下田条约》，第34页。
(29) 涅维尔斯科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1847—1855）》，第344页。
(30)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83页。
(31) 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83页。
(32) 《史料选编》第三编中册，第452、537页。
(33) 《史料选编》第三编上册，第283页。
(34) 《史料选编》第三编上册，第289页。
(35) 《史料选编》第三编上册，第291页。
(36) 《史料选编》第三编上册，第293页。
(37) 《史料选编》第三编上册，第292页。
(38) 《史料选编》第三编上册，第299页。
(39) 《史料选编》第三编上册，第347页。
(40) 伊凡·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495页。
(41) 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第184页。
(42) 伊凡·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496页。
(43) 《史料选编》第三编上册，第328、337、338页。
(44) 《史料选编》第三编上册，第347页。
(45) 《史料选编》第三编上册，第353—354页。
(46) R.K.I.奎斯特德：《1857—1860年俄国在远东的扩张》，新加坡，1968年，第88页。
(47) 《史料选编》第三编中册，第372页。
(48) Э.Я.法因别尔格：《1697—1875年的俄日关系》，第176页。
(49) Э.Я.法因别尔格：《1697—1875年的俄日关系》，第176—177页。
(50) L.奥列发恩：《额尔金伯爵1857—1859年出使中国和日本记事》第一卷第二版，爱丁堡、伦敦，1860年，第178页。
(51) L.奥列发恩：《额尔金伯爵1857—1859年出使中国和日本记事》第一卷第二版，第178页。
(52) L.奥列发恩：《额尔金伯爵1857—1859年出使中国和日本记事》第一卷第二版，第178页。
(53) 伊凡·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503页。
(54) 伊凡·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504页。
(55) R.K.I.奎斯特德：《1857—1860年俄国在远东的扩张》，第98页。
(56) 《史料选编》第三编中册，第414页。
(57) R.K.I.奎斯特德：《1857—1860年俄国在远东的扩张》，第99页。
(58) 《史料选编》第三编中册，第427页。
(59) R.K.I.奎斯特德：《1857—1860年俄国在远东的扩张》，第106页。
(60) 《史料选编》第三编中册，第477页。
(61) R.K.I.奎斯特德：《1857—1860年俄国在远东的扩张》，第115页。
(62) R.K.I.奎斯特德：《1857—1860年俄国在远东的扩张》，第120页。
(63) 《史料选编》第三编中册，第511页。
(64) 《史料选编》第三编中册，第530—533页。
(65)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35页。
(66)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页。
(67)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