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的苏联经济
二战结束，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伟大胜利，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做出了巨大牺牲。据统计，全国在战争中的死亡人数竟达2700余万；约1710座城镇和7万多个村庄被毁；3万多家工矿企业和9.8万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机器拖拉机站以及6.5万公里铁路、4100个车站毁于炮火之中。上述数字表明，苏联战后初期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苏联党和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当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迅速治愈战争创伤、组织生产、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一
战争刚结束，苏联党、政立即作出反应，于1945年8月开始着手经济转轨工作，即从战时体制转向和平经济建设体制，责成国家计委在短时期内编制恢复生产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完成了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1946年3月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苏联1946—1950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法令》，即第四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四五计划）。它的基本任务是：“重建遭受战争灾难的地区，把工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然后大大地超过这一水平。”四五计划的贯彻执行，表明苏联开始了大规模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和平经济建设的新时期。
为保证经济转轨工作顺利完成，四五计划要求各个生产领域完成为其规定的任务和目标，并以法令形式加以强制推行。规定重工业和铁路运输必须“优先恢复和发展”，农业和生产消费资料工业必须“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科技进步必须加以“保证”；充分“利用军事工业的生产能力以进一步增强苏联的经济力量”积累的高速度必须加以“保证”；“大力发展建筑业”；“大力开展恢复与进一步建设城市和乡村事业，以及增加国家的住房基金”；“大力发展食品工业和日用品生产，扩大商品流转额”；“取消配给制”；“重建并扩大中小学与高等学校网”；对工人和干部加紧“培训”等等。有关部门为此做了工程浩大的组织工作，重新组织劳动大军，组织生产：将数千万计的军人复员，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把他们编入生产大军；将战争初期疏散到东部地区的城镇居民迁返原地，安排他们的生活，组织他们生产劳动和学习；恢复和重建德军占领区遭受严重破坏的工矿企业，更新设备，组织生产；全面安排好商业，保证生产生活用品畅通无阻，等等。
为了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伐，再次开展了新的社会主义竞赛活动。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经济战线曾开展各种形式的劳动竞赛活动，其中最具规模和影响的是斯达哈诺夫运动。斯达哈诺夫是顿巴斯煤矿的一名青年掘煤工人，他以高度的热情和熟练的技术，一次又一次地刷新自己创造的生产记录，从而带动了一批又一批斯达哈诺夫式的先进生产者，于1935年8月形成了斯达哈诺夫运动。此次运动对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1950年8月，苏联党和政府利用庆祝斯达哈诺夫运动15周年之际，要求再次掀起斯达哈诺夫运动，甚至提出斯达哈诺夫运动是苏联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它的具体做法是：研究和分析各斯达哈诺夫式的先进工人在完成产品的某道工序所积累的最佳经验和所需的精确时间，然后把完成该产品的各工序的全部最佳经验和时间集中在一起，形成完成该产品的最佳方案，称之为斯达哈诺夫工作法，然后在全国同行业中普遍推广。此外，工厂企业在行政和管理方面也要为推广斯达哈诺夫工作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所谓斯达哈诺夫工作法，就其方法上看，实际上是早在20世纪初已在美国盛行一时的泰勒制的翻版，苏联引进后将其苏维埃化了。
苏联各族人民怀着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所激发的一片爱国激情，全身心地投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和平建设事业，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情况下，仅用了4年3个月，即到1950年初，就提前完成了四五计划中的大部分指标。按照四五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要求，到1950年，工业总产值比战前的1940年增长了73%，年平均增长率为13.6%，远远超过了计划规定增长48%的指标。生铁产组为1920万吨、钢2730万吨、采煤量26100万吨、原油3800万吨、发电910亿度。至此，冶金石油、煤炭、电力、机器制造以及化工制品等一些主要的工业都门和铁路运输，都全面超过了计划增长指标。这表明，苏联在重工业上，已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平。从而恢复并进一步提高了综合国力，再次跃居欧亚大陆之首。
二
四五计划期间，苏联的农业不但没有按计划要求要进一步“提高”，反而各项指标都没有达到要求。按四五计划规定，1950年播种面积要达到15850万公顷。实际上只完成了14630万公顷；农业总产值要求1950年比1940年增长27%，实际上连1940年的水平都没有达到；谷物产量要求1950年达到12700万吨，实际上只完成8120万吨。农业生产恢复的速度比工业恢复的速度慢得多。到1948年工业仅以两年半时间就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到1950年，工业总产值已超过1940年的水平，达到173%，而农业只有99%。
战后初期苏联农业之所以恢复缓慢，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自然灾害以及人为浪费所造成的损耗外，重要的在于农业政策、管理方式以及人的思想意识方面存在着问题。
对农业投资少是苏联党政领导长期以来轻视农业的表现。四五计划期间，这种轻现农业的政策依旧没有改变。对农业生产性项目的投资只有57亿卢布，仅占国民经济总投资的11.7%。作为苏联党政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在理论上不能说他不重视农业的重要性。他在1928年党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曾经强调，“如果说工业是主脑，那么农业就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但是在实践中，斯大林没有把农业真正置于“基础”的地位。战前苏联搞工业化时期，斯大林一直把农业当作实现工业化积累资金的部门，长期来对农业投资不足。战后初期，斯大林仍把主要力量放在恢复重工业、交通铁路以及国防建设上。而对农业投资缺乏起码的、必要的力度。
农产品收购价格低，是苏联党政长期轻视农业的另一表现。战后初期，苏联政府规定的农产品收购价格同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价格水平几乎没有多少差别，而且规定价格之低，连生产成本都难以收回。例如，谷物每公担的收购价格1950年是7.5卢布，农庄或农场的生产成本却要支付48.9卢布。即每公担谷物的收购价格只能补偿生产成本的1/7。又如土豆，1950年每公担的收购价格为4.7卢布，生产成本却要47卢布。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收购价格低的状况，迫使农庄和农场的农业生产陷入严重亏损之中。农村经济状况的恶化，影响了农民经济生活的改善，生产积极性因而受到了挫伤。
对农民进行强制性管理也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战争期间，一些农庄庄员因生活艰难所迫，擅自扩大了宅旁园地，甚至圈占了集体农庄的土地用来发展副业生产。对农村中出现的这种现象，苏联党和政府并没有加以认真分析、耐心疏导、合理解决，而是视作不正常现象。斯大林将这种现象视为“阻碍农业发展和集体农庄的进一步巩固”，“对社会主义建设极端危险”。1946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消灭集体农庄中违反农业劳动组合标准章程的现象的办法》的决议。为了贯彻决议，有关部门采取了极为严厉强硬的，也是十分粗暴的行政措施：重新丈量公有土地和宅旁圈地，被清查出来的土地一律没收，归还集体农庄；对集体副业用地也一律予以没收。这些强制措施虽然起到了把农庄庄员维持在农庄土地上进行劳动生产的作用，却不可能缓和集体农庄体制的矛盾和调整农业生产关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热情也不可能调动起来。1950年，每个有劳动能力的农庄庄员的劳动日平均尚未达到1940年的水平，劳动生产率1950年仅相当于1940年的99%。
针对苏联农村普遍存在的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种种消极现象，人们在进行思考和探索，究竟以何种新的方式方法来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发展农业生产。赫鲁晓夫领导的乌克兰共和国农业在战争期间遭到了严重破坏，战后初期又连年天灾不断，农业状况十分艰难。可是在斯大林看来，乌克兰永远是“粮仓”，因此要求乌克兰1946年必须完成4亿普特粮食的征购任务。可是按当时乌克兰的实情，充其量最多完成2亿普特的征购任务。因此，赫鲁晓夫曾将实情报告中央，期望中央重新下达粮食征购指标，并望中央对乌克兰的灾情和灾民予以关怀和救济。赫鲁晓夫的这一请求，不但没有得到中央的理解和支持，反而遭到了斯大林的严词训斥，赫鲁晓夫因“工作不力”而被罢免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只保留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一职。1947年春天，乌克兰的库尔斯克地区又发生了自然灾害。为了生产自救，克服饥荒，调动农民的劳动热情，库尔斯克州委决定：将集体农庄的耕地、农具和牲畜，在一年或一个轮作期内，固定承包给劳动小组。劳动小组负责承包土地上的成套农活，单独向国家采购站交售粮食，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种承包到组的改革得到了农庄庄员的欢迎和乌克兰共和国农业部的肯定和大力支持，并在共和国范围内普遍推广。由于承包到组的推广，1947年乌克兰不但克服了饥荒，而且农业取得了好收成。1948年又取得了比1947年更好的丰收。1948年，乌克兰上交给国家的粮食比1947年多1150万普特，比战前的1940年还多330万普特。各地的粮食收购计划也都如期或者提前完成。
乌克兰农业经济状况的好转引起了当时中央主管农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全苏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主席安德烈也夫的关注。他积极赞扬了承包到组的改革措施，为此《真理报》还发表文章赞扬库尔斯克州委之所以有这样的创造性工作，是因为他们深入实际的结果。文章还感慨地写道：“创造热情是党的工作人员的本色。每个党的工作人员应当经常地对照自己，是否适应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但是，承包到组的改革毕竟与苏联社会主义农业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形成的概念是：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集体化的程度和规模越高、越大，就越是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形式和经济核算单位越大越是社会主义。一年多后，承包到组的改革就受到严厉批评和指责。1950年2月19日《真理报》和1950年第10期《布尔什维克》杂志先后发表编辑部文章“纠偏”，指责承包到组是搞“分散”、搞“倒退”、搞修正主义，它“损害了大型的集体的社会主义农业的根本基础”；指责库尔斯克州委领导“不注意新的先进的东西，不分析研究集体农庄的真实情况，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用孤立的劳动小组代替集体农庄的作业队”等等。文章还点名批判了中央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安德烈也夫。安德烈也夫被撤职，库尔斯克州委被改组，一场带有试探性的改革因此而夭折了。墨守成规的保守思想使苏联农业继续在死胡同中徘徊、挣扎。赫鲁晓夫因对这场改革只是在暗中支持，并及时地见风使舵，他摇身一变居然由承包到组的支持者成了批判承包到组的“英雄”，不久，调入莫斯科取代安德烈也夫主管中央的农业工作，紧跟斯大林的理论，开始大搞集体农庄合并运动。
三
战后初期，苏联的金融市场十分混乱。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因为市场上货币种类繁多，而且货币量大大超过商品供应量。再加上国家计划供应价格（即国家配给价格）和市场流通价格并存，导致黑市贸易猖獗，投机倒把盛行。为保证四五计划顺利实施，整顿金融市场势在必行。
战争初期，苏联西部不少城镇被德军占领。为了大肆掠夺苏联的财富，德国占领当局在占领区滥发货币。此外，苏联政府为了支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在战争期间不得不大量发行货币，它的印发量又大大地超过了商品的供应量。为了稳定金融市场，首要任务当是进行货币制度改革，压缩市场的货币流通量，抑制对商品需求，从而平抑商品的供需矛盾。1946年12月14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实行币制改革和取消粮食、日用必需品配给制》的决议，规定1947年12月16日发行新货币，并限于16日至22日一周之内完成旧币兑换成新币，边远地区可延长一周，到29日截止，过期旧币一律作废。货币的兑换率为10∶1，即10个旧卢布兑换1个新卢布。决议的贯彻实施有力地打击了拥有大量货币的投机倒把分子。
由于市场货币流通量得到了控制，从而缓和了商品的供需矛盾，并为取消食品和日用必需品的配给制创造了条件。后来，苏联政府作出决定：食品和日用必需品实行全国统一规定的零售价格，并取消国家计划供应价格和市场流通价格并存的双轨价格体系。这些措施还大大抑制了黑市贸易。
货币制度的改革，对稳定金融市场和保证群众基本生活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战后初期，苏联党政领导各族人民提前完成了四五计划的大部分指标，尤其在工业产量上大大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平，综合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但是不难看出，苏联四五计划的指导方针仍是一贯坚持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很不重视重、轻、农三者之间的按比例发展。虽然重工业取得了优异成绩，但农业的落后状态，使重工业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重工业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改变农业的落后状态。要改变农业的落后状态，就必须改变轻农政策，必须改变传统观念，也就是说必须改变20世纪30年代已经形成的一套完整的经济体制。但是，在斯大林掌握苏联党政领导大权的情况下，要进行一些尽管极为微小的变革，又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