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过程
1904年的日俄战争，是日俄两帝在东亚的争霸战争。然而双方谁都不承认自己是侵略者。时至今日，在苏联和日本的某些权威外交史著 (1) 中，仍有类似的倾向，诸如指责对方侵略活动多，对本国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径则轻描淡写，强调对方战争准备多，而视本国帝国主义政府对战争“毫无准备”，仅仅是不得已匆匆应战而已，等等。因此，通过事实揭示这场战争的起源，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日两帝在东亚的一贯矛盾与争夺，仍是当前有待解决的一个课题。
我们认为：19世纪末，在国际帝国主义争夺东亚的角逐中，日俄矛盾已经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1904年的日俄战争，是日俄两帝在东亚长期冲突和争夺的必然结果；在东亚一贯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俄国帝国主义，同长期为实现“大陆政策”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都是1904年战争的罪魁祸首。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一、 俄日矛盾逐步成为国际帝国主义
争夺东亚过程中的主要矛盾
俄日两国在东亚的矛盾，并非始于一时。早在18世纪，沙俄沿千岛南下，力图推行向太平洋扩张的远东政策时，便同日本发生了冲突。不过那时的日本仍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居于被欧美列强压迫的地位。19世纪60年代后，沙俄和日本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日本也确立了对其邻国进行侵略和奴役的对外政策，日俄之间的矛盾便发生了变化，成了国际列强争夺东亚这个基本矛盾的内容之一。
19世纪80年代末，沙俄决定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其根本目的在于推行远东扩张政策。沙俄政府负责修建这条铁路的财政大臣维特（С.Ю.Витте）曾经鼓吹：这条铁路筑成之后，将给俄国的“东部港口以有力的支持”，将会“确保”和“巩固”俄国太平洋舰队的地位，并在“发生政治纠纷”时，由于“控制了通往太平洋水域的国际商业航道”而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2) 。关于这个问题的实质，正如列宁所说：“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像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十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 (3) 。经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批准，这条铁路的修筑工程于1891年破土动工，每年以587俄里的速度往前推进。
日本对沙俄这一“主要是针对满洲的” (4) 行动感到十分忧虑，因为沙俄的行动是同日本“攻取朝鲜，以制辽东” (5) 的战略方针相抵触的。日本统治阶级不分朝野把“眼睛都集中到了俄国的东方政策” (6) 上来。日本自由党的重要成员、驻朝鲜公使大石正已指出：西伯利亚铁路乃是“席卷日、清、韩，并把英国赶出太平洋之武器”，当它竣工之时，沙俄将“不费一兵一卒”地“合并朝鲜” (7) 。日本军界的头面人物山县友朋更是认为“俄国之志在于侵略”，当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之际，沙俄的矛头“必然指向朝鲜……而先开事端”，因此日本当前的“最大急务”是在于“完整兵备” (8) 。山县任政府首相之后，又进一步提出了所谓“保护利益线”问题，把朝鲜当作日本“利益线”的“焦点”。他声称“吾人切不可忘记，西伯利亚铁路完成之日，即是朝鲜多事之时……这岂非对我之利益线最有冲击之恶者乎？” (9) 日本的统治集团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沙俄在远东修筑铁路的企图决非仅仅为了“穿越满洲或者到达朝鲜的某一港口”，而是力图“想要得到某种比一个港口更加重要得多的东西” (10) 。日本政府决定“趁俄国忙于经营中央亚细亚” (11) 之际，抢在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之前，“尽快寻找机会进行对清作战” (12) ，迫使清政府承认朝鲜脱离清帝国而“独立”，以便实现“攻取朝鲜，以制辽东”的战略方针。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于1894年发动了侵华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使日本政府实现了早在明治初年就已提出的征韩目的，并力图在朝鲜建立殖民统治，“使之就范，不敢他顾” (13) 。但是，日本的所作所为直接触犯了沙俄南下扩张的利益，尤其是《马关条约》中有关割占辽东半岛的条款，更使沙俄感到骨骾在喉，难以忍受。沙俄外交大臣洛巴诺夫（А.Б.Лобанов⁃Ростовский）认为：“这些被日本硬塞进条约的苛刻条件，尤其是要求割让辽东半岛，俄国甚至比中国更为感到厌恶。日本不仅展现自己是个强国，而且正企图在靠近俄国边境近邻的亚洲大陆取得一个立脚点” (14) 。沙俄政府为此专门召开了大臣会议，决定进行干涉，“不准日本从中国夺走任何一块领土” (15) 。沙俄勾结德法共同迫使日本退出辽东，表明沙俄在推行远东扩张政策上取得了一次不小的成功。但是，日本政府利用朝鲜的“独立”，在朝鲜大肆扩展日本势力。早在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爆发不久，日本政府便任命内务相井上馨为驻朝公使，“去控制朝鲜政府” (16) 。井上馨赴任不久，便向朝鲜国王提出了20条内政“改革纲领”，力图从朝鲜攫取修筑铁路、开放港口、租借海军要塞以及“保护”电讯线路和海关等特权，迫使朝鲜逐步殖民地化。沙俄政府对于日本在朝鲜的活动十分敏感。外交大臣洛巴诺夫于1895年5月14日在彼得堡约见日本驻俄公使西德二郎时，以“劝告”的方式提醒日本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对朝鲜内政的过分干涉，沙俄政府甚表关注，切望日本政府从速“妥善处理”。同时西德二郎还从美国驻俄使馆获悉：沙俄政府不久将正式要求日军撤出朝鲜。日本外务相陆奥宗光为局势变化深感忧虑，担心若不接受沙俄“劝告”，一旦沙俄海军南下占领朝鲜并控制黄海水域，日本又由于“制造（武器）能力和财政尚未得到充分发展” (17) 而无力对抗沙俄，日本就有可能失去控制朝鲜的危险。日本政府被迫决定暂时改变对朝方针，向各国表示：日本政府同意与朝鲜有利害关系的各国进行合作，“采取以改善朝鲜国事态为目的的任何措施” (18) ，同时从朝鲜调回井上馨，由陆军中将三浦梧楼接任。
三浦梧楼赴任后，竟与朝鲜亲日派大院君合谋，于10月8日发动政变，杀戮了以闵妃为首的一批宫廷大臣，迫使国王废黜王妃（朝鲜史称“乙未政变”）。这样一来，反而为沙俄提供了向朝鲜紧急派兵的借口。朝鲜国王因此而逃入沙俄公使馆避难，要求俄军保护，同时声明：日本在朝鲜的任何改革“一律无效” (19) ，反而“在俄国的鼓动之下，宣布了一项改革计划” (20) 。
日本驻朝公使一手制造的“乙未政变”，引起了欧美列强的各种猜疑，立即成为国际注目的问题。日本外务相深感此事办得“极不得策” (21) 。日本政府慑于再次引起国际干涉，不得不照会各国“不再干涉朝鲜内政” (22) ，同时指示驻俄公使西德二郎试探与俄协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经过日俄两国驻朝公使谈判，签订了《韦贝-小村备忘录》，日本间接地承担了对“乙未政变”应负的责任，同时明确同意：沙俄在朝鲜拥有同日本相等数量的武装警备队，俟朝鲜“秩序恢复”后都立即撤出，等等。与此同时，参加沙皇加冕典礼的日本代表山县友朋，同沙俄外交大臣洛巴诺夫举行谈判后，签订了《洛巴诺夫-山县议定书》，规定日俄两国均有权“协助”朝鲜政府获得外国贷款和管理朝鲜境内电讯线路；对于今后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均须经过两国“磋商与谈判”加以解决，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行动。
实际上，日俄是貌合神离。正当洛巴诺夫同山县签订《议定书》时，他又同朝鲜特使密谈，所签订的秘密协定规定：俄国在朝鲜拥有开设银行、派驻军官团负责训练国王的近卫兵团，以及在鸭绿江流域拥有森林采伐等特权。沙俄政府诱使清政府代表李鸿章签订的《中俄密约》 (23) ，以中俄“共同防御”日本为由，在中国境内攫取了修筑铁路和开办银行的特权。沙俄外交大臣对此曾情不自禁地称道：“迄今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俄国的外交达到了正在远东寻找的两大目标，并使之结合在一起了，这就是：把日本从大陆上排斥出去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得以通过中国领土延伸下去。” (24) 至于日本，同沙俄一样，并不经过任何“磋商与谈判”，在朝鲜大搞经济渗透，以至于造成了“在朝鲜经济势力方面的优势无疑是属于日本的” (25) 局面。综上所述，日本被迫退出辽东之后，日俄在东亚的矛盾已经逐步上升为国际帝国主义在东亚角逐中的主要矛盾。协议中的所谓“磋商与谈判”原则，只不过是形式而已。日俄两帝在东亚展开一场白热化的争夺战，已经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
二、 俄日矛盾白热化和日英首次结盟
日本退出辽东之后，外交上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通过“磋商与谈判”的途径来解决与俄在东亚的矛盾；要么以同欧美列强结盟的手段来对抗沙俄的攻势。关于日英结盟的设想，早在三国干涉还辽时就有人认为，日与英结盟对于日本是“有益的” (26) 。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认为：与英结盟须以本国的实力为基础，否则英国会把日本视为它的保护国。在外交上基于这种认识，日本政府决定首先全力以赴增强国力，“即使把三餐改为两餐”，也要把军备搞上去 (27) ，以便来日与英结盟，对俄决战；同时，对沙俄暂取“磋商与谈判”，以更与俄周旋。
1897年底，沙俄决定占领旅顺口，把当年迫使日本吐出的肥肉攫为己有。沙皇尼古拉二世曾称：“我已决定占领旅顺口……假若我们不去占领，那么它将会被英国人占领” (28) 。沙俄为了避免日本的反对，为了制止日本占领朝鲜的可能要求，便以安抚的手法，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沙俄准备以《洛巴诺夫-山县议定书》为基础，就日本在朝鲜的某些利益可以“超过”俄国的问题，与日进行谈判。但是，日本政府对沙俄在旅顺口采取行动极为愤懑，立即提出了抗议，同时针对沙俄有关朝鲜问题的建议，于1898年2月16日向沙俄外交部递交了新方案，其中特别强调：日俄双方在有关工商业问题上采取任何新措施务必达成一致协议，朝鲜国王的财政顾问须由日本指派，等等。同年3月，日本政府更进一步提出了满韩交换的问题。日本外务相西德二郎以便函的方式通知沙俄驻日公使罗森（Р.Р.Розен）：“日本政府认为：对朝鲜提供意见和帮助的义务，应由日本承担。据此，倘若俄国赞同这一见解，日本政府则以为满洲及其沿岸地区全在日本利益和关注范围之外” (29) 。说得明确一点，日本希望同沙俄签订一项协定：俄国占据中国东北，朝鲜则由日本占有 (30) 。但是，无意放弃在朝鲜拥有特别地位的沙俄，断然拒绝了日本的方案和建议，于4月2日答复日本政府：沙俄政府决不能容忍把俄国势力完全从朝鲜排除出去。罗森向西德二郎明确表示：“俄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认为满洲及其沿岸在日本利益范围之外的声明，表示极大的满意，但俄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则不能发表同样的声明” (31) 。日俄通过“磋商”不但没有解决他们之间的尖锐矛盾，两国业已紧张的关系反而越来越“表面化” (32) 了。
到1900年，沙俄利用中国义和团反帝斗争之机，强行出兵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企图“把满洲变成布哈拉” (33) 。同年10月，当尼古拉二世获悉俄军已经占领沈阳后宣称：“占领沈阳对我们来说，和当时占领北京同样重要。这样迅速和意外地结束了我们在远东的行动，使我们对上帝感谢不尽” (34) 。然而尼古拉二世及其政府并没有就此结束同国际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紧张关系。
日本对沙俄出兵占据东三省的反映十分强烈。外务相青木周芷认为：日本再也不能依靠“区区的外交手段” (35) 来对付沙俄了，日本必须下“大和魂”（即诉诸武力）的决心。青木周芷在“征俄奏文”中指出：沙俄吞并中国东北、朝鲜的野心，“业已到了毫无掩饰的露骨程度” (36) ，致使日本“不能安眠” (37) ，日本“惟有毅然崛起，外以挽回国运于未倒，内以唤声民心于倾垂” (38) 。此时的日本已经明显地露出了与俄决一死战的意图。
沙俄政府十分担心日本“会进入朝鲜” (39) ，故按照维特的想法，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朝鲜中立化”的建议，表示愿意与日“直接协商” (40) 。日本政府对沙俄玩弄的手法十分恼怒，于1901年1月和3月照会沙俄政府，要求把中国东北的局势恢复到俄军占领之前的状态。沙俄外交部以第三国无权介入中俄交涉为由，拒绝了日本政府的照会。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在国内公开煽动与俄决战的狂热，在外交上联合国际势力，企图仿效沙俄在1895年勾结德法干涉日本还辽那样，迫使沙俄退出东三省。
这时英帝也为沙俄南下有可能危及它在长江流域的利益而忧虑。1901年1月，日本政府暗示英国共同干涉俄国。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当（Lord Lansdowne）对日本的“深厚信用”深表满意；时至7月，英国外交大臣就通知日本驻英公使林董：“现在到了应该考虑研究永久性合作问题的时候了” (41) 。日英开始正式就结盟问题谈判。
日英谈判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问彼得堡，同维特和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尔夫（B.H.Ламсдорф）举行多次会谈，尽管俄方始终彬彬有礼，但是在满韩问题上，沙俄却始终固守他们的信条，即“我们取得满洲，完全归我们，我们给你们朝鲜，但不全归你们” (42) 。这样一来，沙俄不但完全拒绝了日本“满韩交换”的要求，而且彻底暴露了维特建议的“朝鲜中立化”的虚伪性；所谓日俄“磋商”原则也随之宣告彻底破产。日英结盟的谈判进程加快了。日本政府决心“联合（英国）势力迫使俄国顺应我（日）方的要求” (43) ，让沙俄“尽可能地远离满洲” (44) 。于是，日俄两帝之间的一场火拼已迫在眉睫了。
三、 沙俄的“新方针”和日本的“俄国一扫论”
沙俄为了避免在不利的国际条件下同与英签订同盟条约的日本开战，在维特等人主持下于1902年4月签订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按《条约》规定：俄军自签约后立即分3期（每期6个月）从中国东北全部撤走。但是，沙俄丝毫没有践约的诚意。第一期内撤走的俄军，仅从辽河以西撤到中东铁路沿线，仍旧留驻在中国东北境内。到第二撤兵期时，沙俄不仅公然拒绝撤兵，反而向清政府提出了撤兵的7点“先决条件”，企图在中国东北继续保持各种特权。此时，连维特也主张“万万不能从满洲撤兵”，至少“设法使之迟缓，从而使撤兵之举一笔勾销” (45) 。深受沙皇青睐的别佐勃拉佐夫（А.M.Бзеобразов）及其朋党，就更加主张撕毁《交收东三省条约》了。
别佐勃拉佐夫曾因督办采伐鸭绿江和图们江朝鲜一侧的森林而使沙皇王室获得厚利，博得了尼古拉二世的宠信。《交收东三省条约》签订不久，别佐勃拉佐夫奉尼古拉二世之命，赴中国东北执行“一项特别使命”，返回彼得堡后，立即指责维特、拉姆斯道尔夫和库罗帕特金（А.H.Куропаткин）是一伙“可恶的地地道道的下流坯三人帮” (46) 。别佐勃拉佐夫认为由维特等主持签订的《条约》，是一项对列强示弱的“让步政策”；在满韩问题上只有持强硬政策，才会使敌人感到“畏惧”，从而才能“防止战争” (47) 。别佐勃拉佐夫因此深受沙皇的重用，他几乎“每星期至少有两次去见皇上，一坐就是几小时……” (48) 5月初被任命为御前大臣。
沙俄政府于1903年5月中旬举行大臣特别会议重新审查从中国东北撤军的《条约》时，由于内政大臣普列维（B.K.Плеве）应声附和别佐勃拉佐夫的看法，致使别佐勃拉佐夫一伙的影响“越来越大” (49) 。在别佐勃拉佐夫一伙的左右之下，特别会议否决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决定了不从中国东北撤兵的“新方针”。会议还决定由别佐勃拉佐夫负责“确定我们在满洲和太平洋沿岸的政治经济任务的实质，拟出妥善实现这些任务的方案” (50) 。与“新方针”相应的措施是成立“远东总督辖区”，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了别佐勃拉佐夫的亲信阿列克谢耶夫（E.И.Алексеев）担任辖区总督，统辖远东地区的军事、政治、财政和外交。不难看出，此次特别会议和会议通过的“新方针”，以及会议之后采取的措施充分表明：沙俄不但“无意放弃对中国这一地区的统治，相反，它决定把这种统治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 (51) ，“最终目的是在远东确立我们（俄国）的霸权。因为没有这种霸权，我们既对付不了黄皮肤的种族，也对付不了我们憎恶的欧洲对手的势力” (52) 。从实质上讲，这次“特别会议”是一次针对日英同盟的远东战备会议，正如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所说：是“我们吹响了警号，敌人（日本）按照这一警号立即扑到我们身上” (53) 。此时此刻的日本，为了对抗沙俄的“新方针”，也作了与俄决一雌雄的抉择。
当日本外务相小村寿太郎得悉沙俄拒绝从中国东北撤军后，立即训令驻华公使内田康哉进一步弄清俄国要求的具体内容及其性质和范围，并与总理大臣桂太郎紧急磋商，同时催促元老伊藤博文赶赴京都，与山县友朋等密谋于无邻庵。当时，桂与小村决定的方针是：“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条约上的权力，让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充分的权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发动战争也在所不辞” (54) 。桂太郎还表示：“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有在任何场合、遇到何种艰难，也绝不退让的决心。” (55) 5月中旬，日本陆海军和外务省的骨干成员集会，积极主张对俄开战。日军总参谋长大山岩声言：“目前战略形势于我有利”，“为了国家百年大计，解决朝鲜问题唯在此时为宜” (56) 。6月23日，小村向内阁提出的《意见书》也“充满了日清战后对俄进行政策总决算的气概” (57) 。以近卫笃麿公爵为后台，由对日本社会有一定影响的“七博士”提出了旨在“把俄国的势力必须从满韩肃清”的“俄国一扫论”，声称：“欲守住朝鲜，则不能让满洲落到俄国的手里……若是把朝鲜作为争议之点，让诸一步，则朝鲜满洲一并俱失” (58) 。8月间，“俄国一扫论”者举行集会成立了“对俄同志会”，决议指出：“让俄国履行撤兵条约，让中国坚决实行开放满洲……乃是帝国的天职” (59) 。尤其当沙俄政府颁布设置远东总督辖区之后，日本政府更是认为放弃“警惕的克制立场”和“改变政策” (60) ，即对俄开战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沙俄政府从1903年9月起调拨巨款以资军事行动 (61) ；陆续从欧俄向远东调遣兵力；以保护森林采伐为名派兵潜入朝鲜龙岩浦和义州一带，以备即将到来的战争需要。至于日本的陆海军，早在4—7月间“差不多全部”作了检查性动员和演习动员，几乎整个夏天都保持着“战争紧急状态” (62) 。10月间，日本外务相小村表面上对法国公使宣称坚决“不派一个旅、一个营、一个兵到朝鲜去”，实际上日军参谋本部把“大量便衣士兵”和军用物资暗中运送到朝鲜各港，并“一小股一小股地”潜入汉城 (63) 。12月底，日本连续举行临时内阁会议和枢密院会议，颁布了“紧急支出敕令”“战时大本营条例”“军事参议院条例”以及台湾居民“战时征集令”和加速修建京釜（汉城至釜山）铁路令等等。1904年1月，组成以山县友朋元帅和海陆军大臣、大将、军令部长为主的军事参议院，并且颁布了海上“防御令”和铁路“军用令” (64) 。至此，可谓军政齐备，唯待开战大令了。
1903年底，沙俄政府鉴于国际形势对己不利，尼古拉二世曾召开御前会议，企图以某种让步姿态为自己谋取有利时机。尽管在1904年1月6日对日本递交的谈判方案中承认“俄国不妨碍日本及其他国家在满洲与中国现行条约上所获得的权利和特权” (65) ，实际上当罗森将此方案于1月8日递交给日本政府时，尼古拉二世却已“批准了侍从将军阿列克谢耶夫的全部观点，准许他以自己的名义宣布在远东各州进行总动员，并宣布满洲进入战时状态” (66) 。2月初，驻旅顺口的俄国军舰除一艘待修外，全部游弋外海，准备迎战。
2月4日，日本政府通过与俄断交决议，称沙俄“表面伪装和平，暗中在满洲严整兵备，并煽动‘恐黄热’，以夺列国对我邦之同情。言行不一……无诚心诚意与我邦妥协之意”，因此日本政府“为了自卫及维护帝国既得权利和正当利益”，必须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 (67) 。次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便收到了对俄采取行动的命令。2月6日，日军在仁川登陆。同日下午4时，小村召见罗森，要他撤离日本。2月10日，双方正式宣战。
然而，日本天皇在宣战诏书中声称：“惟求文明于和平，与列国笃友谊，以维持东洋治安于永久，不损害各国之权利利益，而永远保障将来帝国之安全，乃朕夙以为国交之要义，期旦暮不敢相逐……今不幸而与俄国开衅，岂朕之志哉？” (68) 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宣战诏书中也声称：“为保持朕所轸念之和平，朕于巩固远东之安宁，已尽全力。基于此旨，朕曾同意修改两帝国间有关朝鲜问题的现存协约。但未及此种商议终了，且不待朕之政府的最近答复，日本便照会与俄国停止谈判及断绝外交关系……令其水雷艇突然袭击停泊在旅顺口要塞之外的朕之舰队” (69) ，云云。总而言之，谁也不承认是制造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真正侵略者。但战前双方所作的准备，已经作出了历史的定论。
(1) 参见葛罗米柯等主编：《外交史》第二卷，莫斯科，1963年；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史》第七卷，鹿岛研究所，1972年。
(2) 格隆特、菲尔斯托娃（А.Я.Грунг，В.Н.Фирстова）：《帝国主义时期的俄国（1890—1907）》（Россия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1890—1907），莫斯科，1959年，第43页。
(3)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33页。
(4) 鲍·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陶文钊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页。
(5) 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69页。
(6)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岩波书店，1974年，第18页。
(7)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7页。
(8) 《山县友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第178—181页。
(9) 《山县友朋意见书》，第197页。
(10) G.А.伦森选编（G.А.Lensen）：《萨道义报告，1895—1904年俄日之间的朝鲜与满洲》（Korea and Manchuria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1895-1904，The Observations of Sir Ernest Satow），东京菲亚大学—美国弗罗里达外交出版社，1956年，第43页。
(11) 《山县友朋意见书》，第197页。
(12) 《山县友朋意见书》，第197页。
(13) 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7页。
(14) А.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А.Lobanov⁃Rostovsky）：《俄国与亚洲》（Russia and Asia），纽麦克米伦公司，1933年，第221页。
(15) 洛巴诺夫：《俄国与亚洲》，第222页。
(16)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34页。
(17) 乔治·伦森：《俄国向东方的扩张》，第46页。
(18)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89页。
(19) V.А.雅康托夫：《俄国和远东苏联》，第46页。
(20) 洛巴诺夫：《俄国与亚洲》，第229页。
(21)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93页。
(22)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93页。
(23) 《中俄密约》签订时有中、法两种文本。法文本的中译文可参见鲍·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第102—104页。英译文可参见V.А.雅康托夫：《俄国和远东苏联》，第356—366页。
(24) 洛巴诺夫：《俄国与亚洲》，第225页。
(25) 鲍·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第133页。
(26) А.M.波利编（А.M.Poley）：《林董伯爵秘密回忆录》（The Secret Memoirs of Count Tadasu Hayashi），纽约人出版社，1915年，第86页。
(27) 根据日本国会批准的“战后（十年扩充军备）规划”，要求陆军增加两倍，海军吨位从6万吨扩充到27万8900吨，以对抗仅有19万吨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参见契尔明斯基：《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E.Д.черменский：Русско⁃Японская Война，1904-1905），莫斯科知识出版社，1954年。
(28) 洛巴诺夫：《俄国与亚洲》，第227页。
(29) 葛罗米柯主编：《外交辞典》，第410页。
(30) 罗森（Baron Rosen）：《外交工作四十年》（Forty Years of Diplomacy）第1卷，伦敦，1922年，第157页。
(31) 乔治·伦森：《俄国向东方的扩张》，第158页。
(32) 乔治·伦森：《俄国向东方的扩张》，第158页。
(33)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1卷（Графь С Ю.Витте Воспоминавiя，Царствованiе Николая Ⅰ），柏林斯洛瓦出版社，1922年，第137页。布哈拉原来是中亚的一个汗国，1868年被沙俄兼并。
(34)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加里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144页。
(35) 中田千亩：《日本外交秘话》，博文馆，1940年，第199页。
(36) 中田千亩：《日本外交秘话》，第200页。
(37) 乔治·伦森：《俄国向东方的扩张》，第94页。
(38) 中田千亩：《日本外交秘话》，第201页。
(39)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第164页。
(40) 鲍·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第253页。
(41) 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史》，第136—137页。
(42) 鲍·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第285、288—289页。
(43) 《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67页。
(44) 《伊藤博文秘录》（附录），春秋社，1929年，第10页。
(45) 鲍·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莫斯科、列宁格勒，1955年，第215页。
(46) 鲍·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第365页。
(47)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列宁格勒，1925年，第9页。
(48) 鲍·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第310页。
(49)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215页。
(50)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9页。
(51) 鲍·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第223页。
(52)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153页。
(53)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10页。
(54) 《公爵桂太郎传》坤卷，故桂公爵纪念事业会，1917年，第119页。
(55) 《公爵桂太郎传》坤卷，第119页。
(56) 日本外务省：《外务省百年》上，原书房，1969年，第441页。
(57) 日本外务省：《外务省百年》上，原书房，1969年，第441页。
(58) 渡边几治郎：《日本近世外交史》，千仓书房，1938年，第355页。
(59) 渡边几治郎：《日本近世外交史》，第356页。
(60) 鲍·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第230页。
(61) 日本外务省：《小村外交史》，原书房，1966年，第317—319页；鲍·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第374页。
(62) 鲍·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第235页。
(63) 鲍·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第241页。
(64) 日本外务省：《小村外交史》，第359—360页。
(65) 日本外务省：《小村外交史》，第349页。
(66) （苏俄）国家中央档案馆编：《日俄战争》，第71页。
(67)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1972年，第222页。
(68)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223页。
(69) 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史》，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