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俄国历史上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之争
19世纪上半期，沙皇俄国是一个政治上、经济上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国内矛盾十分尖锐，已达到非触动和改变现行制度不可的程度。而西欧国家的迅速发展又给俄国造成了巨大的外部压力。无论就政治民主化的程度，还是就经济发展水平来说，西方国家都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东西。于是在俄国的改革者面前提出了是走西欧的道路，还是撇开西欧不顾走自己的道路的问题。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强调人民的作用，俄国自身的发展以及民主改革。他们的纲领影响广泛而深远，成为改革派的主流，对以后俄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苏联历史学家对此已有充分论述，本文从略。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代表贵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西欧派和斯拉夫派。两派的观点，针锋相对，两派之间所争论的焦点就是俄国的改革应该走什么道路。
由于两个派别都不是主流派，而且又都属于温和的自由派，因此长期被苏联史学界所忽视。实际上他们所争论的问题至今未完全解决，而他们的观点也并非一无可取之处。在今天正确地分析两派的观点，仍是有所裨益的。本文仅就两派产生的历史背景、主张、论战和争论所引起的思考略谈管见，以就教于读者。
一、 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产生的历史背景
19世纪上半期，俄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的落后国家。从经济上看，俄国当时的资本主义关系尽管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但同其他西欧先进国家相比，仍有极大的差距。这表现在工业技术的落后，工业产值的低下，工业中自由雇佣工人的缺乏，铁路运输和信贷的不发达，商品经济的地方性等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村中农奴制度还占统治地位，大批无人身自由的农奴处境恶化。农村经济的落后制约了俄国经济的发展，使国内市场的扩展，以及资金和自由劳动力的运转受到极大的限制。不废除农奴制度，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很难进一步发展。
在政治上，19世纪上半期是俄国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俄国经历了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三个沙皇的专制统治。军事独裁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保罗一世的黩武主义，亚历山大的阿拉克切耶夫制度和尼克拉一世的独断专横把俄国引向了灾难的深渊。俄国社会矛盾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首先在俄国农村中，农奴农民和广大农村被压迫的阶层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农民的抗议活动从抗税抗捐、拒绝工作、破坏地主庄院、杀死地主发展到武装起义。 (1) 据统计，1857年农民骚动有192起，1858年有528起，1859年有938起 (2) 。从全国范围看，大规模农民起义在19世纪上半期约有2000起 (3) 。与农民起义同时，工人运动也开始出现，19世纪头25年中，发生工潮64起，1826—1855年发生工潮170起 (4) 。此外，各省市、各民族间的矛盾也在发展。据第三厅的统计，1859年，反对农奴制的群众抗议行动遍及欧洲俄罗斯23个省 (5) ，起义大部分发生在俄国沙皇统治的中心地区。工人农民和俄国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严重地动摇了俄国专制政府的统治，沙皇政府不得不采取镇压措施，但收效甚微。
在农民起义和欧洲革命浪潮的影响下，俄国社会各阶层都行动起来。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反映了贵族中先进分子的代表对沙皇专制政府的抗议，虽然他们的起义遭到了失败，但正如赫尔岑所指出的：“伊萨基辅广场上的炮声，唤醒了整整一代人”。在革命的平民知识分子中间，对俄国前途问题的关心和争论广泛开展起来，其中以赫尔岑、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一马当先。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和理想，包含了深刻的政治内容，为以后的俄国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应运而生，俄国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也引起贵族和资产阶级中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在他们中间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836年，В.Л.恰达耶夫在《望远镜》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书信》。文章严厉地批评了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他感叹地说农奴这个字本身“包含多少灾难啊！这就是我们大家无力摆脱，置我们于死地的魔圈。这就是使我们大家处处碰壁的可诅咒的现实。这就是使我们的最崇高的努力、最慷慨的情感都化为乌有的现实” (6) 。他还揭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反人民性，批判了保皇党人的反动说教。这些言论曾经得到革命民主主义派的支持，赫尔岑称它是划破了黑夜沉寂的枪声。但是恰达耶夫在他的《哲学书信》中却对被压迫的俄国人民作出了极其错误的评价，他说，落后的俄国人民不可能对人类文化作出贡献，他甚至号召人们改信天主教，向西方看齐。
恰达耶夫的《哲学书信》中所阐述的观点在俄国思想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涉及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包括哲学、历史、宗教、社会政治和文艺思想等。争论中在俄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逐渐形成两个截然对立的派别：斯拉夫派和西欧派 (7) 。
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有А.C.霍米雅可夫、И.В.基列夫斯基、K.C.阿克萨科夫、Ю.Ф.萨马林、А.И.科舍列夫、B.А.瓦卢耶夫、B.N.拉曼斯基等人。其中А.C.霍米雅可夫（1804—1860）、А.И.科舍列夫（1806—1883）和И.В.基列夫斯基（1806—1856）是这派的奠基人。他们三人在19世纪20年代来到莫斯科，参加了一个研究哲学和神学等学科的“爱智社”团体，他们拥护德国哲学家谢林的自然哲学，反对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爱智社在文学方面提倡民族文学，因此吸收了许多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学者和文学家，普希金就曾参加过爱智社的活动 (8) 。他们的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不久爱智社自行解散。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 И.B.基列耶夫斯基着手研究和改革希腊正教，他醉心于宣传希腊正教中的以色斯神秘主义思想，说明俄国正教与西方宗教的区别。19世纪40年代当资产阶级改革提上日程，思想界的争论日益尖锐时，他们的主张逐渐成为斯拉夫派的核心思想。后来，随着斯拉夫派人数的增加，这派思想主张更加明朗化。在斯拉夫派形成的年代中，И.B.基列耶夫斯基所写的《19世纪》，А.C.霍米雅可夫的《世界史论丛》《过去和现在》，K.C.阿克萨科夫的《论俄罗斯的基本原则》等书中表达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成为斯拉夫派纲领性文献 (9) 。斯拉夫派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还出版下列刊物：《关于俄罗斯以及和它同一信仰、同一民族的历史资料统计汇编》（1845）、《莫斯科汇编》（1846）、《俄罗斯论坛》（1856—1860）、《农村的公用事业》（1858—1859）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А.И.科舍列夫主编的《俄罗斯论坛》 (10) ，许多重要的斯拉夫派观点都出于该刊物。
斯拉夫派的成员大部分是贵族（出身于古代服役贵族），也有商人和其他阶层的代表。据苏联史学家的研究，斯拉夫派代表了贵族中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的利益。但是这种思想在其他阶层中也有影响，如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佛·索洛维也夫等人都深受其影响，从而“接受了这派的见解”。 (11)
西欧派的代表有恰达耶夫、И.C.屠格涅夫、B.А.博特金、И.B.安年科夫、M.H.卡特科夫、T.H.格拉诺夫斯基、C.M.索洛维约夫、К.Я.卡韦林、B.H.切切林等人。 (12) 他们当中最有影响的是格拉诺夫斯基、切切林、索洛维约夫和卡韦林 (13) 。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是西欧派的重要代表。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俄国启蒙运动的代表，莫斯科大学教授。格拉诺夫斯基深感历史研究对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善于用历史为政治服务。他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在授课中强调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创造作用，被赫尔岑称为“当代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他对巴黎革命工人的爱国行动给予了深厚的同情。格拉诺夫斯基主张走西方的道路，他可以说是西欧派中的元老。切切林（1828—1904）是格拉诺夫斯基的学生，俄国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俄国黑格尔派哲学和俄国国家学派的重要代表。 (14) 他曾撰写过《英国和法国史》，对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十分赞赏。他还撰写了多种史学和法权史著作，如《17世纪地方机构史》《俄国法权史的经验》《关于人民代表制度》《俄国农村公社历史发展简编》。 (15) 他和卡韦林发表在《俄罗斯之声》上的《致出版者的信》被认为是俄国自由派最早的纲领性文献。切切林可以说是西欧派的理论家。卡韦林（1818—1885）是西欧派的右翼代表。他是俄国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大学教授。他的著作极多，其中有影响的有《古代罗斯的法律习惯和观点》《俄国历史简规》《关于俄国历史的思考和论述》等。索洛维约夫是俄国最大的资产阶级史学家，西欧派的重要成员。他的代表作《俄国史》是西欧派历史观的重要论著。西欧派在其形成过程中也创办了不少刊物，如《俄罗斯通报》（1856）、《莫斯科公报》、《圣彼得堡公报》、《彼得堡汇编》等。另外，在《祖国纪事》和《现代人》杂志上也有他们的文章。 (16) 在这些刊物中最有影响的是卡特科夫主编的《俄罗斯通报》。 (17) 西欧派代表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思想和利益。这一派的参加者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留学西方的学生。他们深受黑格尔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思想家如康德、斯宾塞等人的影响。
二、 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主张和论战
斯拉夫派和西欧派所以形成两个不同的流派，主要是由于两个派别在农奴制度发生危机的条件下，俄国应当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斯拉夫派反对走西方君主立宪制道路，他们拥护君主专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反对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革命。西欧派则主张走西欧国家的道路，建立立宪君主制，消灭农奴制度，发展没有国家干预的工商业，通过教育科学影响国家政策，要而言之就是全盘西化。为了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双方展开了公开论战。两派的意见针锋相对，各不相让。论战涉及的基本问题有：（一） 俄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二） 国家和法权问题，（三） 国家的改革方案和农民问题。
关于俄国的发展道路问题，斯拉夫派认为俄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自古以来走着特殊的道路。斯拉夫派著名学者和理论家科舍列夫认为，东方和西方不同的主要根源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西方自古以来是私人土地所有制，而俄国是公社土地所有制。公社在俄国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国民精神”的基础和产物。公社既是保证地主劳动力的重要工具，也是保证“社会的安宁、秩序和稳定”的手段。 (18) 科舍列夫的这一理论，成为斯拉夫派关于俄国特殊论的重要基础。1858年M.H.尤林在《关于公社土地占有制的争论》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及其意义，作者认为公社制度使俄国避免了欧洲的革命。他说：“由于对我们全部生活的理解，社会主义的革命特性对我们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有自己特殊的和独立的发展，我们有自己的不可分割的过去和自己固有的独特的历史”。 (19) 俄国特殊论就是斯拉夫派的基本主张。为了说明这一主张，斯拉夫派的代表们开始从历史、宗教、文学以及俄国的艺术中找寻论据。基列耶夫斯基从希腊正教的以色斯宗派中找到了俄国正教与西方天主教会的区别，认为西方教会是唯理论的，经院哲学的，而俄国的正教是神秘论的，直觉的。从而得出“俄国历史是民族的，真正基督教的功绩，不是靠理性而是靠感情来指导和发扬光大的” (20) 。基列耶夫斯基还潜心研究俄罗斯民歌，从古代俄罗斯的民歌发掘“俄国的民族精神”，其实这就是忠于正教和专制主义。而霍米雅可夫则在《莫斯科汇编》上发表文章，论述文化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反对不加批评地接受外国文化的思想。 (21)
西欧派的代表则站在世界主义或虚无主义的立场上论述俄国的发展道路。格拉诺夫斯基反对斯拉夫派观点，认为他们的观点是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他说将来的历史会成为真正的全世界的历史，因为一切民族都“参加全世界的历史生活”。他批评斯拉夫派把俄国历史与其他各族的历史隔离开来，并且使它永远处于“基础不变”的状态之下。他认为这种理论是极端反动的 (22) 。格拉诺夫斯基的上述观点是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中引申出来的，他把历史看作世界精神的发展。
在争论过程中恰达耶夫的观点也日益明朗。他从宗教观念着手，表述自己全盘西化的思想，他认为如果俄国人都信奉天主教，和西方人有共同的信仰，俄国就不会与其他西方国家隔绝从而克服自己的落后状态。 (23) 恰达耶夫美化天主教会，认为天主教是历史的进步因素，它曾导致西欧奴隶制的灭亡。 (24) 恰达耶夫由于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发展缺乏信心，甚至承认“我没有学会闭上眼睛，低着头，咬紧嘴唇来爱自己的祖国”。 (25)
国家和法权问题是斯拉夫派和西欧派论战的另一主要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如何理解国家和法权的实质，如何对待俄国的专制制度，专制制度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以及专制君主在未来改革中的作用等问题。斯拉夫派最重要的理论家阿克萨科夫的主张“外部的真理属于国家，内部的真理属于土地；无限的权力属于沙皇，生活和精神的自由属于人民；行动和立法的自由属于沙皇，发表意见和讲话的自由属于人民。” (26) 乍看起来，这一主张既难理解又自相矛盾。要弄清楚它的基本思想应当从阿克萨科夫1855年发表的《札记》谈起，这一作品曾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并被认为是斯拉夫派的纲领性文献。 (27) 阿克萨科夫在文章中否认俄国当时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他断言俄国完全可以避免革命，因为俄国历史证明人民没有任何反对政府的叛变行为，并且始终不渝地相信不干预政治的生活原则。同时他也告诫政府“要尽快地给予国家以自由精神、思想和见解”，防止即将到来的“大灾难”。 (28) 阿克萨科夫反对君主立宪，主张专制君主制。他认为“专制主义不是宗教真理”而是“实际真理”，专制主义活动的领域就是国家，“如果专制主义超出了这个界限，侵入了教会和私人的领域，侵犯了人类个人的良心和私人的自由，那么它就变为丑恶现象，变成僭位者、暴君。在俄国，彼得时代就是这样。”“我们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回到伊万雷帝和彼得、保罗时代。” (29)
1862年阿克萨科夫在《白日》上发表文章，提出了所谓土地、国家和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论。他特别强调“社会”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社会是人民在前进中的产物，是人民在自己发展的高级阶段上的表现，社会是不知有等级区别的人的综合，哪里没有“人民整体”哪里就没有社会。英国和法国有社会，而德国和意大利就没有。阿克萨科夫强调社会在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中介作用，他说，社会站在国家和人民之间，行动是国家的手段，思想是社会的手段，社会是国家和人民不间断联系的中间环节。只有具有活动自由、批评自由和讲话自由的社会才能拯救国家的危难。 (30) 阿克萨科夫把沙皇看作专制国家的核心，他主张拥护“人民的沙皇”。他美化16、17世纪的沙皇，认为当时的沙皇是与人民接近的，而缙绅会议是表达民意的机构，当时的沙皇与人民和谐相处。在这一点上许多斯拉夫派人士都有共同的看法，萨马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俄国的历史还没有制造代替沙皇的力量，人民把沙皇看作自己的化身，自己外在的榜样。在1861年改革后20年，萨马林在《罗斯》期刊上发表文章，要求“恢复沙皇与人民的紧密联盟”。萨马林的主张暴露了斯拉夫派右翼的反动本质，这也是在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面前，反动贵族的危机的具体表现。
总之，以阿克萨科夫为代表的斯拉夫派，在国家和法权的问题上，既不同于官方的理论也不同于西欧派的主张，他们强调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强调研究俄国人民的生活，强调社会和专制政府的协调一致。
西欧派在国家和法权问题上主张，国家是历史的创造者，超阶级的力量，社会发展的动力。西欧派理论家切切林的思想具有代表性，他主张自由主义的政策，强有力的政权。他认为“国家是最高的生活形式，在社会舞台上国家是民族性的最高表现”。 (31) 国家是“有组织的人民联盟，把人民的所有共同利益结合一起”，在国家中“体现了作为统一整体的人民的自觉和意志” (32) 。国家从建立伊始，就使经常的骚动结束了。国家在发展中使等级普遍加强，同时还使各等级为国家服务。在他看来，俄国15世纪的国家结构就体现了这种职能。同时国家也有权对等级的解放和社会的变动推出重大举措，例如1785年的贵族敕令使俄国的贵族获得了特权，1785年的城市敕令使俄国的城市获得了自由。 (33) 总之“等级的奴役和等级的解放”都由国家来实现，废除农奴制度也应当由国家来推行。关于君主的权力，切切林强调“君主是全民族生活围绕其旋转的不动的中心” (34) 。人民乐意将自己的命运委托给他，并且把君主看作自己的保卫者。其实切切林的国家和法权的学说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黑格尔的国家学说的翻版。国家变成了超阶级的力量，而专制君主由统治阶级的代表变为人民利益的保卫者。这正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典型主张，他客观上美化了沙皇专制政权，抹煞了封建专制的俄国国家机构的阶级本质。
国家改革和农民问题是斯拉夫派和西欧派论战最激烈的问题，但是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双方既有分歧也有共同点。
斯拉夫派和西欧派都主张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的道路却不相同。斯拉夫派倾向于按照16、17世纪俄国政治制度的模式进行改革。在这方面科舍列夫的主张具有代表性。他在《宪法、专制制度和缙绅会议》一文中明确表示，他反对建立“具有人为的均衡权力的两院制，反对把君主变为王国的玩偶”。 (35) 他说，俄国不需要任何宪法和议会。同时他又说：“不是现在，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沙皇看出现在国家需要建立缙绅会议之后，他就会给予俄罗斯国家法律，保证我们拥有人——公民所拥有的，以及在其他国家用斗争和暴力争取的一切权利。” (36) 在1862年科舍列夫给切尔卡斯基的信中和上述文章中，具体明确地表示，他主张召开全国性的缙绅会议。他认为不召开全国共同的会议，县和省的机构就没有任何意义。具体的办法是，在会议前要公布宣言，保证人民代表人身不可侵犯性，规定代表有权预先审查所有方案，并将自己的意见提交君主，也就是说只有在君主同意之后代表才能进行活动。缙绅会议的成员由各等级选举产生。科舍列夫的方案采用缙绅会议这一名称并非偶然。缙绅会议是16、17世纪俄国的等级议会，会议主要成员是中小贵族和特权市民，代表由各等级选举产生，沙皇也可以指派部分成员。科舍列夫的缙绅会议虽然也增加了某些新的内容，但其基本精神和等级会议是一致的，在这里沙皇仍然占主导地位，会议的召开与否由沙皇决定。
关于农民问题，斯拉夫派中无论是早期和晚期右翼的代表们都主张废除农奴制度，但要保障地主阶级的利益。1858年萨马林在《农村的公用事业》一文中表达了对废除农奴制和如何对待被解放了的农民的看法。他说俄国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权利“即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权和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农民并不贪求地主的所有权，只不过是申诉赋税负担的沉重。所以双方的矛盾并不涉及地主所有制原则本身。同时，地主也并没有把农民看作庄园的寄居者，农民留居权决定于地主的意志。 (37) 这就是说农民和地主的矛盾还没有尖锐到要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地步，所以没有改变所有权的必要。接着他提出了改革计划。他主张农民的解放不是无条件的，农民必须以赎买的形式获得自己的人身自由。同时他认为，解放没有土地的农民，对民族来说是破坏性的措施，对国家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农民解放以后，地主仍然有权处罚他们，甚至主张公社法庭也有权对农民施以鞭挞。在废除农奴制的同时，还保留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体罚权利，这是后期斯拉夫派许多人的主张。可见他们的改革计划都是以维护地主的特权为宗旨的。
西欧派也主张由上而下进行改革，但反对斯拉夫派退回17世纪去找寻俄国的出路。他们主张走全盘西化的道路。格拉诺夫斯基就幻想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建立一个没有任何矛盾的体现法国资产阶级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多的西欧主义者主张君主立宪制。索洛维约夫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论著《俄国史》中，高度评价了彼得大帝的改革，他称彼得大帝是“人民的沙皇”“明智的君主”“伟大的治国之才”。而把彼得的改革说成是“人民的事业”，反映了人民的利益等等。索洛维约夫所以高度评价彼得，就是为了说明当代俄国的改革应走彼得大帝采纳的西方道路。西欧派也研究旧时的缙绅会议，但不同意斯拉夫派美化缙绅会议的观点，而是给予它符合现代精神的解释，认为缙绅会议可以说是当代代议机构的第一阶段，并从中寻找经验。 (38) 格拉多夫斯基所写的《18世纪俄国的高级行政机构和总检察长》一书，就是要为改革提供历史根据。 (39) 这本书中所谈的政府机构及其职能都是彼得大帝和他的继承者们学习西方模式的产物。
在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上，西欧派的态度比较坚决，因为农奴制度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但是他们同斯拉夫派一样，也主张农民要为自己的解放付出代价，并保留地主土地所有制。1855年卡韦林在《关于农民解放的报告》中，提出了用调和手段解放农民的方案，他说“既不得罪地主也不得罪农民”，和平顺利地进行改革，绝不允许蓄意侵犯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同时改革要依靠沙皇政府进行，因为沙皇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仲裁者，通过沙皇的仲裁，可以避免“没有意义的竞争”，保证在很多世纪中俄国能够平静和平地发展 (40) 。卡韦林也主张保存古老的公社制度。他认为公社是预防阶级冲突、避免无政府状态和反对社会主义的真正手段。同时公社还可以作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补充，保证地主的劳动人手。卡韦林主张地主私人土地所有制和公社土地所有制同时并存，目的是保持两种土地所有制的均势状态。他说：“我反对单个的个人所有制作为一种土地占有的特殊形式，但我不反对它的原则，同时我希望以与其并列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作为其补充，作为对抗竞争的平衡锤。” (41) 在这一点上卡韦林与斯拉夫派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原则区别，而在其他许多方面则是完全一致的。
三、 对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争论的评议和思考
毫无疑问，从根本上说，斯拉夫派和西欧派都代表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当时俄国上层社会的观点。无论是斯拉夫派回到17世纪，还是西欧派的全盘西化的观点，都是旨在保存俄国的封建制度和沙皇的至高权力。两派也都主张依靠沙皇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我改革，而且在形式上又往往表现为宗教、历史、文学和政治学方面的学派之争。因此这场争论很容易被认为是两个反动派别，或者向好的方面说也不过是两个保守的或者温和的派别之争，被认为是两种无足轻重的学说派别之争。所以这场争论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尽管这两个派别在历史上显得无足轻重，但他们所争论的问题和他们所代表的趋势颇为重要，绝对不能忽视。在俄国封建制度濒于崩溃的时候应当走什么道路？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从俄国后来所走的道路来看也是十分曲折迂回的。这中间有许多历史经验需要认真研究和总结。在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之后，特别是今天的俄国又面临向何处去的时候，重新研究那个时期的各种主张，特别是那些曾经长期被忽略的主张，显然是很有意义的。
诚然，就我们的观点来看，斯拉夫派和西欧派的确存在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和弱点。归纳起来起码有下面三个方面：
第一，在由谁来领导改革这个问题上，两派的观点都是彻底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尽管他们一方面趋向17世纪的缙绅会议，一方面倾向西欧的君主立宪制，却一致主张由沙皇本人来领导这场改革。而当时的沙皇却是顽固反对改革的专制者，即便是小小的让步也只能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才能作出。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沙皇，必然是要遭到破灭的。
第二，害怕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人民群众。两派的改革设计都不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竭力撇开人民，西欧派主张英雄造时势，强调超阶级的国家权力。斯拉夫派虽然高喊与人民联系，但他们所主张的人民也不过是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而已。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在封建专制的俄国，就等于失去了迫使沙皇进行改革的力量源泉。单凭两派进行说教，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的。
第三，两派都反对采取有效的激烈的斗争形式，对革命运动更是谈虎色变。当然，能实现和平改革是件好事，但在沙皇专制制度下的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的。1861年农奴制改革就是在农民起义推动下才得以实现的，1861年以后的各项资产阶级改革也是农民起义的结果。仅在1861年一年内农民骚动就达1800多起， (42) 这些起义迫使沙皇“主动”地自上而下进行改革。这一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最清楚，他在莫斯科对贵族的讲话可作证明：与其等待农民“自下而上地”自己解放自己，倒不如“自上而下地”解放他们为妙。 (43)
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两派存在根本错误而不去加以研究。笔者认为这场争论的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表明，俄国的发展道路全盘西化不行，回到17世纪，复古倒退也不行。两个派别的主张都是片面的，各持一端的。但同时又都有自己在学术上、思想上的贡献。
毫无疑问，任何国家的发展首先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单纯依靠外援和照搬外国模式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斯拉夫派看到这一点，主张从俄国内部寻找改革的力量和模式。这个方面无可非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斯拉夫派的学者在发掘自己的民族遗产和传统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例如，斯拉夫派的文学家，为发展俄国文学，发扬俄罗斯民族传统和维护俄罗斯自尊方面作了大量工作。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曾经指出，斯拉夫派在“人文学本身范围内确实存在过不少贡献，并推动了对俄罗斯的进一步研究”。他在该书的“民粹派”一章中，在评价“爱民派美文学”的时候肯定了斯拉夫派在收集资料，发展俄国文学方面的贡献。高尔基还引用庇宁的话，肯定了斯拉夫派在恢复俄罗斯民族的自尊自信，“恢复与民一致，给生活以真实方向，完成民族的天职”方面所做的贡献。然而，斯拉夫派走向了自己的极端，主张排外，对西欧国家的先进经验不屑一顾。其结果是故步自封，不得不从过去的传统中寻找救世良药，而且不分精华和糟粕一律吸取。在国际关系上同泛斯拉夫主义纠结在一起，终于陷入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泥潭。
西欧派也是有贡献的。他们看到了西欧国家的成就和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方面的先进事物，主张向西欧国家学习，走他们的革新的道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俄国的学者采用了西欧国家的某些成功的研究方法。对某些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例如，西欧派的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和格拉诺夫斯基等人就采用科学研究的方法研究大量的档案材料，写出了有科学价值的著作多种，对俄国17、18世纪史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然而西欧派的根本错误在于主张全盘西化，完全否定了本民族文化的特性，其结果使人们丧失民族自尊，屈从于外国文化的影响，把俄罗斯民族的命运寄托于外国模式上，这显然也是没有出路的。
从历史上看，任何成功的改革都必须立足于本民族的努力，同时吸收外国的成功经验。片面强调某一方面，必然会走向歧途，而使改革归于失败。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从反面说明了这个问题，但愿人们能够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1) 参见第C.C.季米特里耶夫：《苏联历史文选》（Хреостоматия ио Истории СССР）第3卷，莫斯科，1952年，第6—21页；第2卷，第622—630页。
(2) Н.М.德鲁日宁：《1857—1861年的农民运动》（Крестьянсткое Двежения 1857-1861 ио Документам центральнвы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Архивов СССР），《档案学问题》，1961年第1卷，第19、21、24页。
(3) 诺索夫主编：《苏联简史》第一卷下册，第285页。
(4) 诺索夫主编：《苏联简史》第一卷下册，第305页。
(5) Я.И.林科夫：《1825—1861年俄国的农民运动史纲》（Очерки итории 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в Россия В 1825-1861гг），莫斯科，1952年，第176—187页。
(6) 转引自凯切江、费季金主编：《政治学说史》中册，法律出版社，1962年，第260页。
(7)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9卷，莫斯科，1972年，第335页。
(8)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95页。
(9) И.Я.科瓦利琴科：《苏联史料学史》（Источииковедеиие Истории СССР），莫斯科，1981年，第202页。
(10) И.Я.科瓦利琴科：《苏联史料学史》，第233页。
(11)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第193页。
(12)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9卷，第335页。
(13) 切切林、索洛维约夫和卡韦林也是俄国“国家学派”的重要代表。这个学派形成干19世纪50年代的后半期。参见B.E.伊列里茨基、И.A.库德里亚夫采夫：《苏联史学史》（Источииковедеиие Исторчч СССР），莫斯科，1961年，第287页。
(14)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9卷，第226页。
(15) B.E.伊列里茨基、И.А.库德里亚夫采夫：《苏联史学史》，第289页。
(16)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9卷，第335页。
(17) И.Я.科瓦利琴科：《苏联史料学史》，第298页。
(18) А.И.科舍列夫：《关于俄国的公社土地所有制》（ОЪ Овщинном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и В России），转引自H.Г.斯拉德克维奇：《俄国社会思想史纲要》（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ОЪщественном Мысли России），列宁格勒，1962年，第66—67页。
(19) Атенее，1858年，转引自H.Г.斯拉德克维奇：《俄国社会思想史纲要》，第66页。
(20)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第197页。
(21) А.C.霍米雅可夫：《关于俄罗斯艺术学派的使命》（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усск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Щколы），见《苏联历史文选》第2卷，第672—677页。
(22) 敦尼克、约夫楚克、凯德洛夫、米丁、特拉赫坦贝尔主编：《哲学史》第2卷上册，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291—292页。
(23) 凯切江、费季金主编：《政治学说史》中册，第262页。
(24) 敦尼克等主编：《哲学史》第2卷上册，第284页。
(25) 《恰达耶夫著作与通信集》，转引自凯切江、费季金主编：《政治学说史》中册，第262页。
(26) K.C.阿克萨科夫：《历史文集》（Сочнен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转引自B.E.伊列里茨基、H.А.库德里亚夫采夫：《苏联史学史》，第170页。
(27) H.Г.斯拉德克维奇：《俄国社会思想史纲要》，第138页。
(28) H.Г.斯拉德克维奇：《俄国社会思想史纲要》，第139页。
(29) H.Г.斯拉德克维奇：《俄国社会思想史纲要》，第123—124页。
(30) H.Г.斯拉德克维奇：《俄国社会思想史纲要》，第125—126页。
(31) Б.H.切切林：《俄国法权史的经验》（Оиы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со ирава）；Б.H.切切林：《论人民代表制度》，转引自B.E.伊列里茨基、H.А.库德里亚夫采夫：《苏联史学史》第288页。
(32) Б.H.切切林：《俄国法权史的经验》（Оиы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со ирава）；Б.H.切切林：《论人民代表制度》，转引自B.E.伊列里茨基、H.А.库德里亚夫采夫：《苏联史学史》第288页。
(33) H.Г.斯拉德克维奇：《俄国社会思想史纲要》，第216页。
(34) H.Г.斯拉德克维奇：《俄国社会思想史纲要》，第215页。
(35) А.И.科舍列夫：《宪法、专制制度和缙绅会议》（Конституция，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И Земская Дума），转引自H.Γ.斯拉德克维奇：《俄国社会思想史纲要》，第129页。
(36) А.И.科舍列夫：《俄国的出路何在》（Какон Исход Для Из Нынешнецсо иоложения），转引自《俄国社会思想史纲要》，第199页。
(37) H.Γ.斯拉德克维奇：《俄国社会思想史纲要》，第50页。
(38) B.E.伊列里茨基、H.А.库德里亚夫采夫：《苏联史学史》，第302页。
(39) B.E.伊列里茨基、H.А.库德里亚夫采夫：《苏联史学史》，第302页。
(40) H.Γ.斯拉德克维奇：《俄国社会思想史纲要》，第36—37页。
(41) H.Γ.斯拉德克维奇：《俄国社会思想史纲要》，第71—72页。
(42) 诺索夫主编：《苏联简史》第一卷下册，第339页。
(43) 诺索夫主编：《苏联简史》第一卷下册，第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