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与17世纪以前的罗斯文化
东正教是拜占庭帝国的国教，后来传入古罗斯，15世纪成为俄罗斯的国教，对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仅就17世纪以前东正教与罗斯文化的关系谈一些看法，但愿对读者了解罗斯文化有些帮助。
一、 东正教与古罗斯官方政治思想的发展
在中世纪欧洲封建国家中，宗教的势力极为强大，同世俗王权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但是在树立神权和封建王权统治以压制人民这一点上，双方的步调都是一致的。东正教拥有维护奴隶主阶级和封建主阶级的丰富经验，而且来自中央集权的拜占庭帝国。这对于渴望兼并、统一和建立中央集权的古罗斯统治者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在接受东正教以前，东斯拉夫人信仰原始多神教。雷神佩伦、太阳神斯瓦罗格、女神莫科希、畜牧神维列等自然神是他们的主要神祇。 (1) 但是这种多神教只适合于氏族制度，不适合阶级社会。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曾将六尊氏族神改变为国家宗教，但未取得显著效果。他乃于公元988年命令全基辅市民在第聂伯河接受基督教洗礼，并把东正教作为国教在全境推广。
11世纪，在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1016—1054），东正教在古罗斯的教阶体系最后确立。在基辅、诺夫哥罗德、契尔尼可夫、罗斯托夫等地都设立了主教区，基辅教区的首脑称都主教，诺夫哥罗德教区称大主教，其下各教区的首脑称为主教。各教区均有司祭、助祭等神职人员。东正教还拥有自己的法庭和法律、自己的审判官，俨然是国中之国。此后，它在古罗斯的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影响着官方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其影响大体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主张国家和宗教独立，摆脱拜占庭的控制。这种思想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1世纪。当时基辅罗斯日益昌盛繁荣，而拜占庭帝国则由于外族的入侵而严重削弱。基辅的第一任都主教伊拉里昂首次提出了同君士坦丁堡抗衡的思想。在1037—1050年间，他完成了《论法律与神恩》一书。这是集中反映古罗斯官方政治思想的第一部重要论著。伊拉里昂突出了古罗斯王公的历史作用，否认拜占庭的影响。他认为：“罗斯接受基督教不能归功于拜占庭，弗拉基米尔接受基督教是完全自觉的行动，他独立地追求基督，没有谁来引导他，没有谁来教导他。” (2) 他还竭力歌颂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的功绩，认为他们可与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相抗衡。他说：“按理智、按对上帝的爱，以及同神职人员的关系，弗拉基米尔与君士坦丁大帝是同样的，他们的优点、作用和功绩也是同等的。” (3) 伊拉里昂的理论为以后罗斯摆脱拜占庭的控制，自立于欧洲强国之林提供了思想依据，因而深受罗斯大公的青睐。苏联史学家把他称为“早期君主制的思想家”。 (4)
国家独立和教会独立的思想在15世纪上半期达到了高潮。俄罗斯正教会公开否认1439年宣布东西教会合并的佛罗伦萨协议，并自行选举都主教。其后，1589年当选的莫斯科都主教和全俄牧首约夫终于宣布脱离君士坦丁堡的管辖，实现了教会自立。
第二，提倡忍耐、服从，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从宗教的角度规定了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这种主张在11—13世纪，社会动荡不安，外族入侵，农民起义频仍的情况下尤其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很快就变成了官方的思想武器。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特意委托伯朝拉修道院僧侣编辑《1076年汇编》。这是一部内容十分广泛的古罗斯正统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大全。之所以委托伯朝拉修道院编写这一汇编，决不是偶然的。伯朝拉修道院是罗斯最古老的修道院，那里有很大的图书馆和丰富的藏书，僧侣们有长期修史和编写教训的经验。基辅大公在节日庆典和重大时刻都要到那里同都主教和高级僧侣共商国内外大事。可见伯朝拉不仅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而且也是罗斯国家的思想库。《汇编》最迫切的任务是从思想上安抚起义的人民。它竭力宣传财富就是罪恶的思想，认为财富是妨碍人们进入天国的祸根，劝诫下层人民不要“企求财富”，应当温和、忍耐、恭顺和爱好和平，不要因为自己处境不好而指责别人，要做到“不指责任何人，不受任何人影响，听话和无止境的劳动” (5) 。《汇编》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同时也规劝王公和富绅要善待农奴，在聚敛财富时要注意周围的社会反响和民众的情绪。《汇编》还要求上层人物谦虚、爱人、具有善心，乐于向穷人施舍。 (6) 《汇编》还论述了贵族、教会和大公政权的关系。它要求贵族顺从神意，向主教下跪膜拜，尊重和服从教会和修道院，满足僧侣的要求，同时要求贵族尊重大公的权力，否则就是不尊重神灵，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 (7) 总起来看，《汇编》所涉及的内容都是罗斯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问题。其目的在于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纠纷，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汇编》很快成为统治者手中的重要思想武器。
第三，提出了第三罗马的理论，以提高莫斯科公国的国际地位。这一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是总主教佐西玛，他在1492年称呼伊凡三世为“君士坦丁的新沙皇”，莫斯科是“新的君士坦丁堡” (8) 。16世纪初普斯科夫的叶利阿扎罗夫修道院院长费洛菲把这一思想具体化，使第三罗马的理论更为完备。他于1510—1511年向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伊凡诺维奇上书，阐明了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 (9) 他认为，人类的命运受“神的意志”的主宰。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三个世界王国的历史，三个被上帝选中的民族依次领导三个王国。前两个王国——旧罗马和新罗马（君士坦丁堡）——已经由于背叛正教而相继衰落。在第二王国衰落之后，保存正教传统的唯一国家就是俄罗斯帝国。莫斯科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世界王国——第三罗马。他还强调指出：“两个罗马已经倒下，第三个罗马巍然屹立，而第四个罗马是不会有的。”费洛菲的第三罗马理论的主导思想有三个：第一是提高莫斯科大公国在罗斯各公国中的地位，使之成为统领各国的核心；第二是提高莫斯科大公的国际地位，使之成为整个正教世界的新中心，以达到“整个基督教王国将合二而一”的目的，而罗斯国家也将拥有世界霸权；第三是树立俄国东正教会的无上权威，使之居于全世界东正教会之首。
第三罗马理论提出的时候正是罗斯基本上结束了封建战争，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逐步形成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国家的时期，也是拜占庭帝国灭亡，罗斯与周边国家恢复外交关系，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时期。这一理论完全迎合了罗斯统治者的需要，因而备受青睐，并很快成为官方的思想武器。
第四，提出王权神授论，使俄罗斯沙皇享有绝对的统治权。这一理论的倡导者是东正教的沃洛尼科拉修道院院长约瑟夫·萨宁。萨宁在其论著中指出，沙皇的权力是神授的，上帝选定沙皇作为自己在人间的总管，“沙皇按其本性来说是和所有普通人一样的，但按其权力来说却是和至高无上的神一样的”。 (10) 他要求王公贵族服从“神的托管者——莫斯科大公”，并进一步论证了沙皇对其臣民权力的无限性。不过，萨宁只是要求世俗封建主和人民大众服从王权，而主张教权高于世俗王权。直到1505年宗教会议上萨宁才转而支持王权至上。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从11世纪到16世纪，在俄国官方政治思想发展中，东正教的高级僧侣们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所提供的独立国家的理论，对人民大众的怀柔政策和统治权术，第三罗马的理论以及君权神授说，都深刻地影响了俄国政治文化观念的发展。
二、 东正教与罗斯的史学和文学
在封建社会初期，古罗斯的史学和文学还处于萌芽状态，只有口头文学和口头史学。在东斯拉夫各部落中识字的人有如凤毛麟角。掌握知识的人几乎都是教会僧侣。他们把当时高度发达的拜占庭文化介绍给古罗斯人民。他们创办了初级学校，翻译和创作了大批文学、史学作品，对古罗斯的文化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在古罗斯，大部分编年史出自修道院僧侣之手。著名的伯朝拉修道院就是古罗斯的第一个编年史中心。古罗斯的第一部重要的编年史——《往年纪事》也是伯朝拉修道院的僧侣涅斯托尔编纂的。
公元12世纪以后，基辅罗斯分裂，古罗斯各公国割据一方，并开始编写自己的历史。在12、13世纪，罗斯最大的编年史中心在大诺夫哥罗德。那里的主教宫廷和某些修道院，特别是尤里耶夫修道院，是最重要的修史机构，许多重要的编年史都出自这些机构。 (11) 15世纪以前，著名的《诺夫哥罗德第四编年史》《诺夫哥罗德第五编年史》《索菲亚第一编年史》等都出自诺夫哥罗德东正教僧侣之手。不过，这时的编年史仍然带有浓厚的地 方色彩，主要反映罗斯人民与德国、瑞典入侵者的斗争、当地封建主与市民阶级的矛盾和城市的经济状况。 (12)
14和15世纪，莫斯科成为全罗斯的编年史中心。这里的修史工作集中在主教宫廷、特洛伊-谢尔盖也夫修道院、吉利-别洛泽尔修道院、罗莫捷斯蒂文斯基修道院等宗教团体手中。在所编写的史书中有著名的特洛伊茨编年史、尼卡诺罗夫编年史等。这些史书不仅反映莫斯科本地，而且也反映了莫斯科以外地区的历史，已经具有了全俄性质。例如，《圣三一编年史》就取材于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罗斯托夫等地，因而包括了上述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容。这部完成于1408年的史书可能是第一部全俄性质的编年史。
总之，15世纪以前史书的编写中心都是东正教会及其所属修道院。史书的作者主要是僧侣和教会人士。从史书的内容看，也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除重大历史事件外，偏重于记载教会的事务，如教堂建设、主教的升迁和死亡，教会的奇迹等。直到15世纪以后才有世俗官员和学者参加史书的编写工作，结束了东正教垄断修史的局面。但其影响仍然是十分巨大的。例如，16世纪的两部重要编年史：《沃斯克列先斯克编年史》《尼科诺夫斯克编年史》，是分别由莫斯科的沃斯克列先斯克-新耶路撒冷修道院和尼康主教宫廷编写的。 (13) 前一部书带有半官方性质，是研究瓦西里三世到伊凡四世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后一部书则谈到了罗马与罗马教廷的关系，还收进了大量的民间诗歌和故事传说。 (14) 此外，16世纪由主教马卡里主编的沙皇谱系也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该书记载了从奥列格到伊凡雷帝17代大公和同代总主教的历史，共分为17部分。这部书对以后俄国的史学和教会斯拉夫文学作品都有深刻的影响。
教会人士和修道院僧侣在古罗斯文学发展中也起过重要作用。起初，除民间的口头文学外，教会人士所创作的作品占有重要地位。在早期的文学家中首推修道院高僧涅斯托尔。其代表作有《保利斯和格利布读本》以及 《菲奥多西传记》。传记描述了修道院的生活习惯、基辅的市场剪影、波雅尔的宫廷、商队和地主的生活，修道院与诸侯的关系，修道院在社会中的作用等。 (15) 《菲奥多西传记》内容丰富，文笔生动，是一部十分有趣的文学作品。后来被编入《圣僧传》中。
第二本重要的文学作品是《基辅伯朝拉圣僧传》（即《圣僧传》。此书包含13世纪20年代苏兹达尔和弗拉基米尔主教西蒙·弗拉基米尔斯基给伯朝拉修道士帕利卡尔谱，以及后者给伯朝拉修道院长阿金金的书信。其内容以11位圣僧的事迹为主线，涉及建立伯朝拉修道院和修建圣母升天教堂的许多故事。 (16) 这本书文笔流畅，语言生动，描写细腻，堪称佳作，同时还颇有史料价值。除此以外，由马卡利总主教主编的《殉教列传》（《俄罗斯圣徒列传》）也是17世纪文学代表作之一，不过更具有官方文学的色彩。
在古罗斯文学作品中，许多游记也都出自教会人士之手。例如，契尔尼科夫侯国的一个修道院长丹尼尔的 《丹尼尔游记》、诺夫哥罗德大主教《安东尼游记》和苏兹达尔修士西梅翁的《旅行札记》在当时都颇负盛名。《丹尼尔游记》记述了第一次十字军东侵后耶路撒冷国王盛情接待作者和作者出席耶路撒冷教堂复活节庆典的盛况，也描述了作者在巴勒斯坦的所见所闻。 (17) 《安东尼游记》记述了作者就任大主教以前游历君士坦丁堡的情况，重点介绍了十字军占领前那里的教会、历史遗迹和圣物的情况。 (18) 西梅翁的《旅行札记》则记述了1439年罗斯代表团参加佛罗伦萨基督代表大会期间所到过的吕贝克、吕纳堡、奥格斯堡、纽伦堡、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城市的情况。 (19) 这对于了解15世纪德国和意大利的风土人情、经济生活极有帮助。
教会文学家所创作的故事诗歌也不胜枚举。最著名的有梁赞神父索福尼的《顿河之滨》和《马麦大血战故事》。《顿河之滨》以反对鞑靼人的压迫为主题，歌颂为祖国独立而战的阵亡将士的勇敢无畏的精神。这部作品借用了民歌、民谣，具有《伊戈尔远征记》的许多特点。《马麦大血战记》是以真实的历史事实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描述了战前的酝酿、军队的集结和库利科沃的战斗等具体过程，对于了解14世纪俄国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戏剧方面，教会人士也起过重要作用。罗斯的宗教剧就是由东正教会的僧侣引进的。1437年俄国主教阿甫拉阿米曾伴送希腊大主教依希托尔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参加宗教会议。当时正值西方宗教剧流行。他曾看过当地演出的宗教剧，并对演出的场面、服装布景、表演情况作了详细记录，并在回国后向教会介绍。此后宗教剧开始在罗斯上演。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炉刑、献花、骑驴仪式等宗教剧。 (20)
直至17世纪，俄罗斯才有了自己的戏剧作品，其中主要代表作品是东正教僧侣西梅昂·波洛茨基的《浪子回头金不换》和《尼布甲尼撒王》。《浪》剧以反对盲目崇拜外国文化的主题尤其受到观众的欢迎。
在保存、收藏文献资料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方面，一些著名的修道院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伯朝拉修道院、诺夫哥罗德索菲亚大教堂、莫斯科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基里尔-别洛泽尔修道院和索洛维茨基修道院都曾经是文献资料中心。其中的神职人员为收藏图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不少人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例如，索洛维茨基修道院的藏书室的基础就是由于修士多西费的不懈努力才得以奠定的。
在罗斯还没有印刷技术的时代，修士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抄书。这是一项枯燥而又繁重的工作。他们默默无闻地为传统文化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也有少数的修士由于抄书而闻名遐迩。例如谢尔吉、拉多日斯基、基里尔·别洛泽尔斯基、斯特凡·佩尔姆斯基、约瑟夫·沃洛茨基等人都享有一时的盛誉。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也以“抄书”闻名于世。 (21) 有不少修士除抄书外还从事翻译工作。他们翻译的作品有《圣经》、使徒传、布道讲话、神学论著，甚至还有医学、自然科学书籍。
所有这一切对罗斯文学和科学的发展都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三、 东正教与罗斯艺术
在古罗斯，教堂建筑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雕刻和绘画艺术都是作为必需的装饰而同教堂建筑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正教对罗斯艺术的影响是全面而又深刻的，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罗斯的宗教建筑是随着东正教的传入和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并且带动了建筑艺术的发展。10世纪初，在伊戈尔大公统治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宗教建筑，伊戈尔教堂就是那个时代建成的。在罗斯接受基督教后，在基辅和其他重要城市出现了一个建筑教堂的高潮。根据编年史家季特马尔·弗拉基米尔·梅尔泽布尔格斯基的记载，仅在基辅一地就有400座教堂。 (22) 尽管这个数字可能有所夸大，但毕竟反映了教堂建筑的繁荣景象。当时，最著名的教堂有什一教堂、契尔及柯夫的斯帕斯基教堂，诺夫哥罗德的索菲亚教堂和波洛茨克的索菲亚教堂等。这些教堂主要是按照拜占庭的风格建筑起来的，外表朴实，但内部装饰华丽。
公元12到14世纪，随着罗斯各公国势力的加强，各地的主要城市都在加紧兴建教堂和修道院，出现了不少规模宏大的教堂建筑。其中著名的有基辅的基里洛夫斯基修道院教堂、伯朝拉修道院圣母升天教堂、契尔尼可夫的皮亚特尼茨基修道院教堂、弗拉基米尔的乌斯赛斯基教堂和季米特里教堂、诺夫哥罗德的尤里也夫修道院的格奥尔吉耶夫斯基教堂，斯帕卡-涅列季查教堂、普斯科夫的斯帕卡-米罗热斯基修道院教堂等。不过，这一时期的建筑风格已经不是简单地模仿拜占庭，而是具有各自的地方特色。例如，以基辅的继承者自居的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公国首都弗拉基米尔城又是都主教的驻节地，其教堂高大雄伟，多以白石作材料，外部有众多的雕饰。而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教堂则以外形新颖、朴素和浓烈的地方色彩著称，其规模较小。 (23) 公元15到16世纪，俄罗斯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莫斯科成为全俄的政治、文化、宗教中心。东正教总主教的驻地由弗拉基米尔迁往莫斯科。1589年，莫斯科主教约夫被选为全俄牧首，俄国东正教宣布独立自主，同君士坦丁堡牧首分庭抗礼。于是，在莫斯科大兴土木，世俗王公和东正教的建筑都得到迅速发展。克里姆林宫就是这两种建筑的完满结合。它有宫殿、教堂、钟楼和宫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其中主要的教堂有圣母升天教堂（1475—1479）、报喜堂（1485—1489）、天使长教堂（1506—1508）。此外，1532年建成的科洛缅斯科耶村的圣母升天幕式教堂、1560年建成的瓦西里·布拉仁教堂、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圣母升天教堂和安德罗尼克修道院也都颇负盛名。
这一时期罗斯的教堂建筑有显著的变化。它不仅吸取了拜占庭建筑的优点，而且继承和发展了古罗斯建筑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的民族风格。幕式和多圆顶式就是这一风格的特征。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就是瓦西里·布拉仁教堂和科洛缅斯科耶村的圣母升天教堂。前者是多圆顶式的代表，后者是幕式的代表。此外，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教堂也是以弗拉基米尔的五个圆顶的圣母升天教堂为原型。战盔式圆顶，狭长的窗户和白色的石头建筑都是这种建筑的特点。 (24)
第二，东正教的神秘主义的世界观和美学思想影响了古罗斯建筑、绘画和雕刻艺术的风格。按照东正教的观点，“宇宙被描绘成一个覆盖于苍穹之下的六角形”。 (25) 依照这一设想，拜占庭的教堂都采用十字平面结构。即用十字把建筑的平面划分为几个正方形，每个正方形上面覆盖一个穹隆顶。罗斯的十字圆顶建筑开始完全仿照拜占庭，后来由于罗斯工匠不断吸收民间建筑的风格，逐渐形成了俄国式的十字圆顶建筑，或称战盔式建筑。
东正教还主张两个王国的说法，即世俗王国和天上王国，认为：“天国是我们的家园”“人生的目的就是设法走向这家园”。 (26) 教堂是天国的象征，所以“信徒走进教堂宛如进入了天堂”。 (27)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东正教的教堂都装饰得美轮美奂，给人以一种身入天国的感觉。大部分教堂都有马赛克镶嵌画和壁画装饰。基辅的圣索菲亚教堂就在中央圆镶顶上以金色作背景，用马赛克镶嵌出耶稣的巨型画像，从天上俯看人间。下层和两侧的圆穹下面有圣母、圣子、使徒、主教的镶嵌画像。在唱诗台上还绘有大公雅罗斯拉夫全家人的壁画。整个教堂五光十色，充分展现了天国的绚丽多彩。大约在14到17世纪，马赛克镶嵌画逐步被大型壁画所取代。这种壁画覆盖了教堂的所有墙壁。教堂的顶部、巨型石柱和窗台也都用绘画装饰起来，形成了华丽而又肃穆的氛围。 (28)
第三，通过艺术来显示神权和王权。这在教堂的绘画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东正教的神学家看来，“绘画不仅是用来拜祭上帝的，而且也是用来显示上帝和信徒的。它只采用一种形式——基督教圣徒的偶像（icon）或影像（image）、肖像（likeness），因为上帝本人就是具体表现为人的形态”。 (29)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教堂绘画的题材只局限于耶稣、圣母、使徒、神职人员、大公和诸侯。而且这些画像都是静止状态的，眼睛很大，身体被拉长，再配以金色的背景，给人一种超自然、超现实的感觉，令人肃然起敬。这时的绘画表现的不是肉体，而是灵魂，不是世俗的人，而是天国的圣徒。正如一位东正教神学家所说：“好的画家只画灵魂不绘肉体。” (30) 从14世纪到17世纪，罗斯教堂绘画艺术不断发生变化。绘画从静态走向动态，不单是只表现单个和几个圣徒，而是表现更大的群体和故事情节，现实性和世俗性都有所加强。克里姆林宫报喜堂的壁画就表现了莫斯科政权继君士坦丁堡之后成为第三罗马的思想，具有强烈的世俗性。另外，16世纪的一幅名画《战斗的教会》，画面上是一队战士向天上耶路撒冷行进，实际上却是在表现伊凡雷帝攻克喀山的历史事件，为强大的王权造舆论。 (31)
应当承认，东正教对古罗斯的文化艺术确实产生过种种影响。但是，罗斯文化艺术的真正创造者，还是罗斯和俄罗斯的劳动人民。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为罗斯的文化艺术提供了素材、动力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源泉。
(1) 参见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魏庆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23—224页。
(2) N.Y.布多夫尼茨：《古罗斯的社会政治思想（11—14世纪）》（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МосльДревнейруси），莫斯科，1960年，第67页。
(3) N.Y.布多夫尼茨：《古罗斯的社会政治思想（11—14世纪）》，第67页。
(4) Б.Д.格列科夫：《苏联史纲（9—15世纪）》（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ссср），莫斯科，1953年，第218页。
(5) N.Y.布多夫尼茨：《古罗斯的社会政治思想（11—14世纪）》，第117页。
(6) N.Y.布多夫尼茨：《古罗斯的社会政治思想（11—14世纪）》，第119页。
(7) N.Y.布多夫尼茨：《古罗斯的社会政治思想（11—14世纪）》，第121页。
(8) 参见А.M.萨姆索诺夫：《俄罗斯的反封建人民起义和教会》（АнтифеодеодльныеНародныеВоссатенияВ россиии церковь），莫斯科，1955年，第26页。
(9) H.H.马斯良尼科夫：《普斯科夫合并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Присоедеиениепсковакрусскому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列宁格勒，1955年，第156页。
(10) 凯切江、费季金主编：《政治学说史》，1959年，第183页。
(11) M.H.季霍米罗夫：《苏联历史的史料学》第1卷，莫斯科，1962年，第51页。
(12) M.H.季霍米罗夫：《苏联历史的史料学》第1卷，第178页。
(13) M.H.季霍米罗夫：《苏联历史的史料学》，第273页。
(14) M.H.季霍米罗夫：《苏联历史的史料学》，第255页。
(15) Б.Д.格列科夫：《苏联史纲（9—15世纪）》，第221、437页。
(16) Б.Д.格列科夫：《苏联史纲（9—15世纪）》，第221、437页。
(17) 参见M.H.季霍米罗夫：《苏联历史的史料学》，第127—128页。
(18) M.H.季霍米罗夫：《苏联历史的史料学》，第127—128页。
(19) 参见B.B.马夫罗金：《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43页。
(20) 王爱民、任何：《俄国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18—19页。
(21) 参见B.B.马夫罗金：《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第351页。
(22) 参见Б.Д.格列科夫：《苏联史纲（9—15世纪）》，第229—236页。
(23) 参见Б.Д.格列科夫：《苏联史纲（9—15世纪）》，第430页。
(24) А.M.瓦斯涅佐娃：《莫斯科的建筑和艺术创作》［Москва （втверцестве）］，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
(25) 沃拉德斯拉维·塔立科维奇：《中世纪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0页。
(26) 参见沃拉德斯拉维·塔立科维奇：《中世纪美学》，第43—46页。
(27) 沃拉德斯拉维·塔立科维奇：《中世纪美学》，第43—46页。
(28) В.Н.拉扎列夫等：《古代罗斯的艺术》（Д Ре Вне⁃Русское искуство），莫斯科，1964年，第92—95、99页。
(29) 沃拉德斯拉维·塔立科维奇：《中世纪美学》，第46页。
(30) 沃拉德斯拉维·塔立科维奇：《中世纪美学》，第46页。
(31) 参见Б.Д.格列科夫：《苏联史纲（15—17世纪）》，第4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