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平等的召唤
但工业革命所召唤出来的巨大财富并没有合理地在社会上分配，它大部分流进了有产者的腰包。多数人没有享受到工业革命的好处，许多人甚至受到它的危害，这就使不公平的社会变得更加不平等了。就在科布登看来连“肮脏的下水道也流出金子”的曼彻斯特，我们在工人阶级街区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幅景象。1841年，曼彻斯特布道团对工人生活状况进行调查，结果证明：在工业革命的这个心脏地区，等待着工人的却是饥饿、失业和死亡。试看以下调查记录：
查尔斯顿街区传教士认为在他的地域内现有三分之一的人失业……
萨福德市靠近伯里街的区域据称有一半人抱怨工作不正常，一大批人已完全失业了。
萨福德另一传教士说：“我的地域内有许多人家无米下锅，这是由失业造成的……”
圣玛丽街区传教士称：“在我的区域内的一半人因没有工作而处境凄苦……”
……
据传教士T.A.报告：
巴克·万比，家住布鲁克斯街，失业；我走访时正躺在床上。没东西吃，衣服已当光了。
麦克法伦，有三个孩子，住布鲁克斯街；衣服已当完。丈夫是油漆工，失业已久。上次我走访时她说：“我们今天没吃一点东西（当时是四点钟了），我得把这些东西当了，给挨饿的孩子买点吃的。还有一天她把小男孩的裤子拿去当了，我给她钱去赎了回来……”
罗伯特·奥布莱恩，住泽西街，染匠，有四个孩子；好几个月没工作了；妻子最近生产，一家人好几天没吃东西；家中一切能卖能当的都拿去换东西吃了，或拿去交了他们这间地下室的房租。
另一传教士报告：
R.卡恩，一家五口，三个孩子，全都失业，丈夫有病，一个孩子也病了。病孩躺在地下室潮湿的角落里，身下只铺一层刨花。没有一点破烂可以遮身的。地下室里空无所有，丈夫说已失业十六周了。
如此等等。
1840年，一个布道团教士在访问了一家工人之后说：“我有一切理由相信，这件事是饥饿导致死亡的又一个例证。这年轻人才26岁，有妻子和一个孩子，女人快临产了。他失业已好长时间。只偶尔有一点工作做，因此体质极差。临死前那天晚上他干了一夜活，但好久没吃东西了，一下就从织机上栽下来，昏迷不醒，不久死神便带走了他的贫困和痛苦。”
1841年某一天，一位慈善主义绅士走进一间地下室，里面“又黑又湿，屋顶不过7尺高，地面只有12平方码，屋内住着这女人和她的孩子——一个六岁的男孩；还有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是他们的房客；另一个寡妇也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儿，她是租这地下室的那女人的妹妹，九个人挤在这又黑又小的地方，完全不适于任何人住。就是在这么个破烂的家里，我们见到了穷人表现出的对弱小的同情之心。在我们走访的前一天，穷主妇碰着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她带两个孩子在流浪，他们又饿又累，几乎都要倒在地上了。这可怜人的丈夫三个月前出去找工作了，她相信一定是还没找着，否则，她说他一定会回来找她的。女主人没有其他地方，只有让她在地下室旁边那个地上没铺东西的暗室里栖身，这里既没床也没被子，只有她用来当枕头的一小堆刨花，饿得半死的母子们千恩万谢，庆幸能有一块安身之地。夜里婴儿死了，他只有十一个月大，显然是由于长期受冻，母亲干瘪的乳房中又没有奶水而死的。当我们走进地下室时，看见这饥饿的牺牲品躺在屋顶上吊下来的一块板上。其他孩子……围着他看。母亲抛下她剩下的孩子，出去乞讨埋葬婴儿的东西去了”。 (40)
财富的分配如此不均，就连后来成为保守党首相的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也说：英国是一个“两个民族的国家”。
于是，很自然而然地在痛苦的人群中产生了对平等的渴求。
对平等的渴求有悠久的历史，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起，它就是一个不变的主题。一切被压迫的人，一切正直的社会志士，都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参加劳动、人人都能获得幸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人们可以不再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而能将自己的主要精力用于发展自己的潜能，最终按照人类的自由意志改造世界。
平等的概念也可追溯到古老的基督教教义中：每一个信徒，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只要他虔信上帝，就会得到上帝的拯救；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可见，在基督教世界中，平等也是一种基本准则——尽管在现实世界上它从来不是这样。
平等有各种含义：有权利的平等、有地位的平等、有身份的平等以及其他许多平等。我们这里要谈的，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平等的享受权利，即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平等的愿望。正是这种愿望，构成一个工业民族在形成时的另一个侧面——对平等的追求。
在英国，平等的理想有着悠久的传统。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倡财产公有、鼓吹经济平等的是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约1320—1384）。威克里夫是牛津大学的神学博士，以主张宗教改革而著名。
他试图以自然法来解释经济平等的理想。其假定前提为：自然法和神律是永久不变的，公有财产和普遍自由是合乎自然法和神律的。
威克里夫认为，自然法可分为三类，与人类的三个道德阶段相适应，即逆命前、逆命后和不公平与腐化现象的出现等三阶段。在逆命前阶段，人类根据自然的公平原则而生活，一切公有，人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在逆命后的阶段中，正当的理性帮助了人类，并向人类提出了种种戒条，如勿奸淫，勿说谎，要在大同世界上自由地生活等。在第三阶段，政治与经济上的不平等产生了，私有财产出现。这一阶段的情况较为复杂，不能简单地说它完全合乎自然法。只有当此种体制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并有利于他们时才是自然和合理的。
财产来自上帝的恩赐——一切人拥有财产的唯一理由是他们正直并虔信上帝。上帝把一切财产赐予人类并使他成为万物的主人。然而，人类只有将一切都归公才可能成为一切的主人。众生纵然正直，也只有通过公产主义才可能真正成为一切的主人。公产比私产好，正如普遍真理高于特殊真理一样。公产可以使大家利益一致，使大家齐心协力地从事生产。而这种最完美的制度，也必然得到人民普遍的拥护。世俗统治权和公有财产相结合是最合乎自然的、合乎人类本性的制度。取消私产，在人人享有平等物质财富的基础上重建合乎神意的社会，这就是威克里夫通过对财产的本质进行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 (41)
作为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院长的威克里夫，虽然鼓吹财产公有，却反对采用革命的手段。但下层人民在吸收了威克里夫有益的养料之后，马上将其转向更激进的方向，从而发生罗拉德派的政治活动与起义。 (42) 其著名代表人物就是威克里夫的门生、下层传教士约翰·鲍尔（John Ball， ？—1381）。
鲍尔的主要宗旨是：民主与公产。
他同样用自然法推论出人类的初始社会状态。他指出，在人类最初被创造出来时，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奴隶制是由于卑劣的人施行不正当的压迫引起的，完全不符合上帝的意旨。如果上帝真有心创造出农奴，他就会明确地规定谁应做主人，谁应做奴隶。因此，现存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只要人民有勇气，就可以像铲除杂草那样把大贵族、审判官、律师以及一切社会中的寄生虫败类清除掉。鲍尔的著名口号是：“亚当耕地夏娃织，当日谁人是绅士？”他认为，只要打倒一切贵族，把一切财产归公，所有的人就可以享受平等与自由。
鲍尔的学说和宣传活动是英国劳动人民对平等的第一声呼唤，这声呼唤与1381年的英国农民大起义结合在一起。不幸的是，这次农民造反并未获得成功。鲍尔本人也在起义失败后被吊死了。于是，英国历史上对平等的第一次追求就此告终。
下一次追求平等的行动发生在17世纪革命时期，当时出现了一个下层劳动者的派别——掘地派，也称“真正平等派”，他们追求土地共有，希望建立同耕共住的农业公社。
1649年4月1日，在革命已取得胜利、议会已战胜国王的时刻，一群贫苦农民在伦敦附近萨里郡圣乔治山上掘土耕种，过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生活，得名为掘地派。掘地派希望人人都有平等使用土地、同等享受土地产品的权利，因而把无主的荒地和公用土地加以开垦，并未侵占有主的地产。消息传开，各地农民开始响应，次年，在北安普敦、白金汉、亨廷登、兰开和肯特等郡都发生了贫民耕种村社公地的运动，出现了很多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的农业公社。运动的势头引起有产者的惊恐，尽管掘地派的行动是和平的，也避免触犯私有财产，但它强烈地反映出劳苦大众对土地私有制的不满。于是，有产者以克伦威尔的军队为武器，很快采取军事行动，驱散了掘地派，摧毁了公社开垦的庄园。1651年，掘地派运动基本上已被压制下去。
掘地派运动是英国近代史上劳动群众一次真正的对平等的呼唤，他们的目的在于变土地为公产，每一个人都对土地拥有平等的使用权。在这里，人们隐约听到了中世纪大同思想的回声，比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掘地派运动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是一次自发的，同时又产生了某种理论思想的群众运动，是将一种古老的理想付诸实践的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产生了杰勒德·温斯坦莱（Gerard Winstanley， 约1609—约1652）这样一个杰出的理论家和宣传家。
温斯坦莱出身于中等阶级，其生活经历使他同情贫苦人民的处境，在他投身于掘地派运动之后，他很快成为这一运动的领袖。温斯坦莱的重大贡献是在理论上阐述了掘地派的平等追求，从而使平等的理想成为一种强大而持久的社会思潮。
温斯坦莱认为，土地问题是一切社会问题的焦点，因此，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土地及其果实的公有。他指出，按照造物主的本意，土地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让土地成为共同的财富，让大地保存野兽、飞禽、鱼和人。人是注定要管理这些创造物的，因为人获得了给予他的管理飞禽走兽和鱼类的权力。但是最初根本没有谈到一部分人将要管理另一部分人”。 (43)
他认为，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他应该遵循的规律，这就是普遍幸福的规律，上帝赋予人们理性，要求人们应像谋取自己的幸福一样去谋求他人的幸福，但人们的贪婪驱使人们去追求个人幸福，并用暴力去抢占公有财产——土地，其结果是少数人成为土地的主人，而其余的人则变成了他们的仆人和奴隶。他认为，自从土地私有制产生以来，人就陷入受奴役的状态，成为自己同胞的奴隶。而争夺财产又使人民、国家和世界分成许多集团，引起纷争、战争和流血。因而，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是黑暗的法律和贪欲的法律，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斗争和歧视。这种制度是对造物主的侮辱，是不合乎“正义”和“理性”的。真正公正的立法和真正的自由，就在于自由地使用土地。
温斯坦莱认为，人的本性是渴求自由的，而自由的基本因素是土地和生存权。因而在消灭私有财产和世俗政权以后出现的社会里，应该具有一种真正的共和国的自由，这种自由就在于自由地使用作为公共财产的土地，保证人有为了维护他的生活所必需的一切。因此，当英国人民在内战中推翻国王后，新政府就应该废除土地私有制，归还人民被夺去的土地。他认为：“在无地的贫农还未得到允许耕种村社的土地，还没有生活得像住在自己圈地上的地主那样富裕之前，英国不会有自由的人民。” (44) 但革命后产生的新政府并未给人民带来好处，土地关系的变动只是将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转到了富人手中，农民仍然要照例交纳地租，并承担原有的封建义务，温斯坦莱在失望之余，主张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拯救自己。他说：
如果我们为了自由而战死，而你们的屠杀性的统治人的法律还要消灭我们，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我们要求而且已经决定占有村庄的土地和土地上的树木，以求获得生活资料，并把你们看作与我们同等的人。 (45)
在这里，我们看出对平等的召唤怎样引导出与对财富的召唤截然相反的结论，它否定的是财产的基础——私有权。
为了使人人平等的理想得以实现，温斯坦莱设计了一个“真正自由的共和国”。在这里，无论土地还是土地所生产的产品，都是公共财富，禁止在居民间进行买卖。生产仍由一家一户进行，消费也具有个人性质，家庭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共和国公职人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定期改选，以避免他们腐化。
掘地派的实践和温斯坦莱的理论是英吉利民族对人性和平等的又一次呼唤，其中存在着某种永恒的价值。然而，就实践的方法和追求的理想而言，他们对平等的呼唤却是“向后看”的，那就是试图返回到自然状态或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状态中去，恢复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的田园式或小农式生活方式，这显然与历史发展的方向不符合。在伴随机器轰鸣滚滚而来的工业化浪潮中，掘地派的呼声很快被淹没了。
但工业革命再次唤醒了对平等的追求，而这一次它可以不再是乌托邦式的了，因为工业革命创造了那么多财富，它为什么不能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带来平等的好处？于是，很多人开始探求不平等的根源，企图找到那把打开平等之门的钥匙。
第一个提出完整理论体系的是托马斯·潘恩（1737—1809）。关于潘恩的政治思想，我们将在下一章提及；这里只谈他对贫穷问题的分析。
潘恩自己是学徒出身，因此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非常了解。他所代表的是一个正在被工业革命的滚滚洪流所吞噬的阶层——手工工人阶层，这个阶层有其特殊的社会地位。他们以“独立”谋生自诩，尽管这种“独立性”越临近工业革命越只剩下一副假象。但他们在新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确实不受工厂主的直接雇用，而是在严密的市场机制中受到各种中间商的层层盘剥。这种盘剥是无形的，在貌似公正的市场上，手工工人出售产品，买取原料，似乎是在公平地交换——以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这样，他们就被“独立”的假象蒙住了眼，看不清自己贫穷的真实原因。他们相信自己的劳动果实是被人硬夺走了，夺取的方法就是国家赋税。潘恩的理论就体现了手工工人的这种看法，他是这个阶层在政治上的代言人。
潘恩说，贫穷的原因是赋税。“今天，一个有妻子和两三个儿女的男士，每年纳税不下七八镑。……由于捐税至少拿走了他一年收入的四分之一，结果他就养不活一家人，特别是他自己或家中任何人生了病的话。”英国在赋税的重负下残喘：“英国在所谓现存宪政下，每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要纳税48先令6便士，大人小孩都一样，总共将近1700万镑，为数达100万以上的征税费用还不算在内。”这些赋税被用来赡养腐败的宫廷和贵族：“每年从一个国家的公共税款中提取100万镑供养一个人，而千百万被迫贡奉的人则因缺吃少穿而形容枯槁，在苦难中挣扎。”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议会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少数人通过议会立法来征税，而通过征税养肥了自己，剥夺了穷人。正因为如此，潘恩认为要想摆脱贫穷就必须改变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所以，他号召劳动人民奋起投入政治斗争，争取议会改革。 (46)
简而言之，潘恩的理论是这样的：劳动者贫穷是因为纳税，之所以纳税是因为无权，因此，要想摆脱贫困就必须取得权利，而要想取得权利就必须改变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但要想改变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就必须首先控制议会，因为议会的法律能决定一切，而要想控制议会则必须取得普选权，因为只有取得普选权，才能使没有财产的劳苦大众都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一旦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都取得选举权时，他们就能控制议会，就能够保证国家的政权为自己谋利了。因此，从赋税致贫论出发，潘恩得出争取政治权利是改善经济地位的前提条件的结论。
但潘恩也提出了一个消灭贫穷的具体方案，这就是在人民掌握了立法权，建立起代议制政府后，通过立法手段取消苛捐杂税，设立累进所得税，用对富人征税的办法推行社会福利计划，解决贫困问题。他提议给穷人的孩子每人每年4镑生活费，直到15岁；给50岁以上的穷苦老人6镑养老金、60岁以上10镑；为130万穷人子弟开支教育费；穷人妇女每生一个孩子就发给1镑津贴；穷人夫妇结婚可领取1镑补贴；开办工厂，为到首都来寻找工作的穷人安排临时就业；发放复员军人津贴费；取消长子继承权；给死在他乡的穷人发放安葬费等等。很显然，这简直就是20世纪“福利国家”的蓝图！他还特别指出：“需要赡养的是农民、普通工人、各行各业的工匠和他们的妻子，水手和退伍士兵，年老力衰的男女仆人以及穷苦的寡妇。”因此他的这个计划的阶级倾向是相当明显的。 (47) 当然，这个计划中很少或几乎没有社会主义成分，更谈不上所有制公有的共产主义因素。但这个计划触动了自洛克以来就被奉为神圣的私有财产，它要用国家的政权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用对平等的追求去否定对财富的无限制积聚。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评判潘恩的理论，那显然是一个头脚倒置的体系，因为它把原因和结果弄颠倒了，基础与上层建筑摆反了关系。但潘恩的理论确实反映了工业革命时期手工工人的社会存在以及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潘恩理论的重要性，主要并不表现在它的理论建树上，而是表现在其实践意义上。潘恩的理论被几代工人所接受，他们始终用赋税致贫论来解释世界，得出必须以政治权利来改善经济地位的结论。因此，在几十年时间中，工人阶级孜孜不倦地追求政治平等，要求政治改革，而其最终目标，是追求较平等的经济关系，即使这并不意味着财产公有，至少也是平等地分享近代工业的成果。而这正是现代福利国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可见，潘恩的理论虽然建立在一个似是而非的基础上，但他所指出的方向是十分有远见的。
由此可以知道，在早期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背后，隐藏着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对平等的殷切追求和憧憬。因此，不管其理论是否幼稚或不完备，甚至在后世人看来也许还是错误的，但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个反映某一特定阶级（或阶层）的社会存在的平等理论（而不是泛泛而谈的关于大同的理想），这个理论在几十年时间里武装了群众，让他们投身到漫长而艰巨的现实斗争中去。
关于这一点，我们想用以下几个实例来说明。英国工人政治斗争初起时，就以潘恩的理论为指导。第三章将对这个问题有详细叙述，特别是伦敦通讯会，它作为英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典型代表，其纲领和奋斗目标都将在下章加以介绍。与伦敦通讯会同时，诺里季市一个由手工工人组成的“爱国会”也在一份宣言中说得很清楚：“捐税多如牛毛，沉重而无必要”；“战争毫无原则，既无必要，又造成灾难”；“生活品昂贵，人民买不起……所有这些苦难，都来源于议会制度的不公正；因此，只有实行普选和年度议会，才能摆脱贫困”。 (48)
潘恩的声音甚至到宪章运动时仍然在回响，尽管这时关于平等的理论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关于政治不公正是经济不平等的原因的看法，仍然保留下来，宪章运动最杰出的理论家奥布莱恩说：
……恶棍们说你们没有代表权是因为你们没有财产，我说相反，你们没有财产是因为你们没有代表权。每个勤劳而又为自己及家庭生产出（在价值上）超过其自身需要的生活用品的人，都应当拥有那笔超额的财产。……但你们为什么拿不到那笔差额呢？是因为法律和国家机构把它交给了制定法律的人。假如你们和他们一样拥有代表权，你们就能有完全不同的法律和国家机构，这些法律和国家机构就能把财富赋予挣得它的人，从而使勤劳的人得到财富的最大份额。因此，你们的贫困是没有代表权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49)
所以说从潘恩到奥布莱恩，工人政治运动有一根贯穿一致的线，这根线的主旨，就是以追求政治平等为手段，争取经济平等的最终目标。
与潘恩几乎同时，出现了一位农业社会主义论者托马斯·斯彭斯（Thomas Spence， 1750—1814）。斯彭斯看到了工业化给社会带来的不平等，但他主张回到前工业社会的小生产状态中去，建立没有工业的农村教区公社。
斯彭斯出生于泰因河畔的纽卡斯尔。他干过织网、制鞋和店员等行当，劳苦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因财产引起的人类不平等有切身的体会。他要求平等，认为平等最首要的条件是财产公有。他认为最重要的财产是土地，因此土地公有成为他终生奋斗的目标。
和洛克一样，斯彭斯也以自然法作为他的理论出发点，但他得出的结论与洛克截然相反。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土地及其一切产物都是公有，人人享受同等的自由。文明不应使人类陷入比自然状态更坏的状态，而应该消灭种种因缺乏有意识的组织而产生的不便。在文明社会中，人们的自然权利仍然不可侵犯，因此土地仍应该是人类的公产。他反对洛克以劳动来证明私有财产的合理性，因为没有谁能证明土地是由贵族自己开垦出来的，但贵族仍然能占有土地。既然如此，土地就仍然应该归社会公有，并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和国。他设想土地由教区集体所有，每个土地耕种者需向教区交租，教区用这些款项来开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建立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他把财产公有叫作“真正的人权”，1775年，他以此为题第一次表达了公有制思想：“土地财产权和人民的自由在自然状态下必然平等……既然如此，那么任何一个国家，在正常情况下当然是人民所共有，其中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地产，拥有用这份地产上的动物植物和其他出产去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生存的完全自由。” (50) 此后，直至他去世为止，他始终孜孜不倦地宣传这个主张。
但斯彭斯在有生之年并未能造成很大影响，他的多数论文都是以手写传单的形式散发的，因此读者不会很多。此外，他的思想并不能像潘恩那样反映一个确定的社会阶层的存在和愿望，因此只有极少数极为激进的人才会接受他的理论。但这些人后来构成工人激进运动中最激烈的一个派别，他们主张用暴力推翻政府，用革命的手段实现斯彭斯的平等理想。这样，我们在工人早期政治运动中又找到第二个理论源泉，它同样以追求平等为理想。
工人运动的第三个理论源泉是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 1771—1858），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作为人类思想的伟大成就之一，已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当然，这更是一个追求平等的学说，以这个思想为武器的工人运动中的另一个分支，自然也就表现出追求平等的倾向——事实上，由于它以社会主义为号召，其追求平等的性质就更加明显。
欧文出身于一个小手工业者的家庭，10岁即离开父母自谋生路，他先后当过学徒和店员，繁重的工作使他每天只能睡5小时。他回顾这段生活时说：“站了一整天之后，即使是在栏杆的帮助下，我也简直不能走上楼去睡觉。” (51) 这种经历使他本能地渴求一种人人平等的社会生活，而当他发迹之后，这种愿望更加强烈。
在工业革命的潮流中，他很快出人头地，显示出巨大的组织才能，20岁就当上了一家纺织厂的经理。1800年，他在新纳拉克接管一个大工厂，正是在这个地方他开始了平等的试验，给工人提供了比较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1813年，他出版了《新社会观》一书，在书中总结了他以前的工作，试图引起社会对他的实验的兴趣。
欧文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已经观察得很清楚，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财富并未得到合理的分配，体力劳动的价值随着机器的运用反而降低，贫富间的差距更加悬殊，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尤其是在1811—1812年间，大规模有组织地破坏机器的行动引起了社会的不安，更进一步激发了欧文的正义感，使他把社会问题当作他终生关心的中心问题。他自称，他的任务是“寻求改善贫民和劳动阶级的生活并使雇主获得利益的方法”，以便对社会的不合理状态进行改革，使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能造福于整个社会。 (52)
欧文是一位集理论与改革实践于一身的争取平等的斗士，他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社会改革理论，其学说基本上建立在唯理论的基础之上。他对社会的看法是从分析人的性格的形成着手的，他认为社会所遭受的苦难，是由“我们祖先的谬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无知造成的。谬误和无知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理性和知识则是幸福的源泉。他把人的一切道德缺陷，乃至整个社会的不幸，都归结为人的愚昧无知，归结为缺乏必要的教育，从而顺理成章地推出他的结论，即人的性格的形成基本上是由其所处的环境所决定，恶劣的条件产生恶劣的人，良好的环境产生良好的人。只要改变环境就可以塑造新人，从而进一步改变整个社会。
由此而观察世界，充斥于社会的罪恶与丑恶现象就不是由个人的性格决定的，而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因此，如果要责怪什么人的堕落，首先应责怪社会的环境。
由此，欧文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现实的社会。他认为：人类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转变时期。采用机器和技术发明，引起了空前未有的变革，造成了私人财富和生产力的迅速增长。生产力巨大发展，本身是一件好事，因为“社会希望以花费最少的人力劳动获得最多的有益产品”。然而，在现存制度下，生产力增长带来的好处，并未被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分享。机器本来是财富的源泉，反而成了贫困的根源。机器同工人竞争，并把工人从生产中排挤出去，降低了在业工人的“劳动价值”。很大一部分工人，在生产上成为多余的人。其结果是“世界上充满了财富……但到处都是一片贫困”。 (53)
欧文同时指出，迄今为止采取的一切消除贫困和失业的措施都毫无效果，只要社会继续维持现有的生产制度，情况必然更加恶化。要摆脱现有的危机，可能有三种方法：或是拒绝使用机器；或是让多余的工人死亡；或是建立一种组织，使穷人和失业者得到收入充裕的职业，同时机器将协助他们劳动，而不是代替他们劳动。很明显，前两条路都不对，只有第三条路可走。
欧文的社会改造理想是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他首先在自己管理的新拉纳克纺纱厂进行试验，缩短工时，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厂的劳动和居住条件，用实践证明企业的利润不会因此减少，反而会有所增加——因为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我们只要看一下他在工厂实行的下列改革纲领，就能明白这一点：① 把每天的劳动时间从17小时减少到10小时；② 不雇用10岁以下的儿童，而是向他们提供免费教育；③ 废除一切罚款，因为罚款是当时工厂里的一种普遍现象。
对于抱怨他所采取的措施的其他工厂主们，欧文十分坦然地答复如下：
经验一定已经告诉你们，一个有效地装备起来的、其机器经常清洁而运转良好的工厂，与另一个其机器污秽失修运转困难的工厂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你们为机器操的心，能给你们带来如此出色的成果，你们难道不希望从对人类及其非常优越的组织操的心中取得同样良好的结果吗？岂不是十分自然地可以作出结论说，这些在细致和复杂的程度上高出无数倍的“机械装置”如能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并受到仁慈的待遇，也定能增加力量和效率而且实际上节约得多吗？这种仁慈大大有利于消除往往由于营养不足，使躯体不能保持充分的生产效率而造成的精神上的阻力和恼怒，也有利于防止机体的衰弱和过早的死亡。 (54)
欧文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在新拉纳克实验的成功更增强了他的这种信心。1817年，他进一步提出了劳动公社的设想，并决定建立示范公社。1824年，欧文用一大笔资产到美国创办了按自己的理想设置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新协和村”，公社实行财产和生产工具公有、按劳动分配产品、共同参加劳动、人人平等、民主管理等原则。他计划在两三年的时间内转入完全的共产主义。不过，这个实验最终是失败了，欧文没有考虑到改造人的艰巨性，产品的分配在公社内部造成很多矛盾，最后生产也维持不下去了，欧文几乎丧失了他的全部家产。然而，这次实验仍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是在大工业制度下实行财产公有的一次认真的尝试。
欧文对现代工业生产并不否定，他坚决反对倒退到小生产方式去的主张，坚持人类社会的改造应该以使用机器的工厂制度为基础。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因为它们是消除人们“不健康和不愉快工作”的手段。
因此，欧文是在肯定大机器生产的前提下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与手工工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不同。手工工人一般都反对新机器新技术的使用，他们要求维持他们传统的手工生产方式。欧文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万恶之源，但他指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创造的财富为改造这种制度本身创造了物质前提，只要对人民加强教育，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使人们认识到现存制度的弊病，就可以改造现存社会。同时，还可通过经济手段对现存社会直接进行改造，那就是调整浪费，扩大消费范围，提高工人阶级的消费能力，使它与生产相平衡，这样就能使财富的增长自然而然地给所有的人都带来幸福。
欧文社会改革的最终理想是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社会。与温斯坦莱不同的是，这种“理性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物质生产极为丰富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制度下，财产公有，幸福共享，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都有言论和行动的自由。虽然我们认为欧文在如何建立此种共产主义的方式上过于天真，过于简单化，但他设计的这幅共产主义蓝图是一个彻底平等的远景，对无数愤懑于社会不平等的劳苦大众有很强的吸引力。
欧文的活动和思想表明英国劳动阶级在新形势下对平等的渴求和愿望已经产生了新的升华。他们已不再像掘地派那样，一心想倒退回小生产的自然经济中去，而是试图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和富裕的社会。从这个角度看，欧文提出的平等追求是“向前看”的，它已从掘地派的“人人贫困的平等”上升为追求“人人富裕的平等”。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飞跃。对平等的渴求其主导方向发生了转变，劳动阶级不再一般地反对大工业，而是力争从这一制度中为自己争取合理的利益。
从欧文的思想中产生了英国的合作社会主义运动。
合作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中心是伦敦合作社，它建于1824年秋，目的在于“组成一个以互相合作为原则的社团”，使“劳动的全部产品归劳动者所有”。发起者宣称幸福是人类努力的真正目标，但若不知道有关社会原则的知识，这个目的就不能达到；促使财富生产大量增加的创造发明，只有在道德和政治科学也有相应的进展时，才能产生幸福。人们只有通过这种认识过程才会发现：竞争、私人积累和极端不平等永远不能产生幸福。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建立在互相合作、财富公有、平等劳动和平等享受的基础之上。因此，伦敦合作社的社员决议：“反对买卖或纯粹商业的一切罪恶，也反对靠别人劳动为生的利润；我们提议把我们的一切交易全变成等值的公平交易，代表等值的劳动，以直接消费或逐渐消费为目的，而不是为了积累起来去支配别人的劳动。” (55)
合作社员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诸如下面这些问题：
“劳动者是否有权享有他劳动所得的全部产品呢？为什么在现存的社会状态下，生产阶级会陷于贫困和悲惨的境地？”
“人类精神和身体之受折磨，大部分是否可以归咎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中的私人竞争呢？”
“在合作制度下，艺术与科学能发达吗？”
“人的本质中是不是含有合作制度难以克服的障碍？”
“工人阶级能不能借组合的力量，增加工资率，或是借救济公社和他们现在所采取的类似措施，来彻底改善生活条件呢？”
“财产权是起源于自然呢，还是来自社会契约呢？” (56)
“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就在这一讨论过程中被创造了出来。“社会主义”理论家以财产的公有为旗帜，以欧文的平等合作理论以及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为依据，试图为彻底改造不公正的现存社会制度、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提供理论依据。
这里有必要评述一下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如何为“社会主义”所利用。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认为劳动是为“购买一切东西而支付的原始本钱”，在“还没有货物囤积和土地私有以前的早期和野蛮社会状态中”，交换价值就已存在。但斯密犯了一个错误，他推论说：在财富和价值的创造过程中，主要的角色是资本家，劳动者只处于和牲畜并列的地位。所以，只有资方的经营才是财富和价值的真正来源。财主和资本家是经过许多代的辛勤劳动才把财富积累起来的，而贫苦的劳动阶级则是好逸恶劳，贪图享乐，除了侵犯别人的财产外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的人。
李嘉图明智地避免了这种混乱。他认为劳动是交换价值的基础和衡量尺度，劳动包括劳动者和牲畜的劳动，也就是除开固定资本之外的活的劳动，或流通资本。固定资本，即机器和原料本身并不创造任何新的价值，它只是把生产和分配过程中被用去或耗去而损失的价值数量加到所生产或运销的商品上面去。相反，流通资本却是交换价值的真正来源，新价值就是从那里产生的。增加价值的不是机器而是活的劳动。 (57)
李嘉图的价值学说显然具有一种革命的性质，他关于劳动是一切价值创造本源的看法显然很容易为争取平等的劳动阶级所利用。其中，尤以他关于工资和劳动的看法影响最大。他说：“劳动正像其他一切可以买卖并且可以在数量上增加或减少的物品一样，具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食物和必需品涨价，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会上涨，这些东西跌价，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会跌落。” (58)
“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由此推论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工资永远不能超过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不管工人生产多少，他的实际工资一定停留在最低限度上。这种工资法则的结果，必然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例如，一个工人生产的必需品足供两人使用，则他所得将是产品的一半，如果由于发明和改良，他所生产的足够10人之用，则他所得的将只是他劳动产品的十分之一，其余的十分之九便落入了雇主的腰包。由此可知，他创造的财富愈多，他的报酬所占的百分比便愈低。事实上，国家的政治怎样，有哪些赋税，政党有些什么活动，与工人都无直接关系，真正与工人相关的主要就是工资法则。这种法则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不开的，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灭，此种不合理的工资法则才会消失。
由此可见，这种思路是和潘恩的理论完全不同的，从这样的思路中发展出“合作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其中有下面几个人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位是一名来自苏格兰的记者乔治·缪迪（？—1833？）。他从1821年起担任《经济学家》杂志的编辑。他认为，人类现存社会的灾难在于人们没有认识到真理。那么，什么是真理呢？真理存在于能正确地揭示现存制度弊端的人类思想中。现存社会的弊端之一在于它以错误的原理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其致命的错误前提是，“每一个人的利益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与别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完全对立。”在这种错误理论的引导下，社会生产力始终没有发挥充分和健全的作用，因为生产工具的占有者在进行生产时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不是大众的需求（他们认为这种考虑不利于自己），而只是那些能付出高价的人。利润支配了生产，一切活动均以能增加资本的利润为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的范围很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结果就产生贫困。不仅劳动阶级陷于贫困，就是资产阶级也没有能够达到占有生产资料所保证的富裕程度。各种利益的相互冲突与竞争所引起的浪费，使生产陷入瘫痪状态并妨碍人类各方面知识的进一步提高。
各文明国家实质上不是以社会而是以相互竞争的个人为自己的基础。每人考虑的只是他自己，并没有任何社会团结的联系存在；因而，国家也只好通过武力和强迫、监狱和断头台来维系自己的存在。从这里，缪迪提出了他最富创造性的见解：政府的缺陷和统治者的暴政并不是人类各种祸害的原因，而是社会建筑在不平等基础上的结果。只要这些基础存在，贫困就会存在。扩大生产力和减少人口都不能消灭这些现存的灾难，即使上帝将大量的物品赠送给人类，也会引起巨大的灾难，因为物资的丰富将引起更大规模的失业，从而使群众的消费能力进一步降低，使生产的范围更加狭窄。
指出了灾祸的来源，那么补救的办法何在呢？唯一的理智选择是以利益的调和或合作，而不以冲突和竞争作为社会的基础——这就是缪迪的结论。缪迪坚持劳动是价值的来源，坚持人人必须参加劳动，坚持人人平等的财富创造和分配原则，但坚决反对用激烈手段改造现存制度。他认为，劳动与资本在生产中都是必要的，彼此应该通过合作而非抗争来创建一种新制度。无论它是怎样的不现实，缪迪的此种阶级合作主义，当时在工人队伍中却很有市场，在有产者的队伍中也受到相当欢迎。
然而欧文与李嘉图的影响并未到此为止，因为劳动价值学说与合作主义使一直存在于种种“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那些困难变得更为复杂。首先是怎样使平等与自由协调起来？因为充分的自由意味着每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去获取尽可能多的财富，而这就与平等发生冲突。其次是怎样尽可能公平地分配以便最大可能地接近平等，并且与进一步的资本投入协调起来？对第一个问题，力主平等的“社会主义”者可以论述说，一个受过适当教育的有理性的人，能够不受权力和财富的诱惑而按理性原则行事。对于第二个问题，则很难确定为维持一个理性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多少新的投资，而这些投资的来源及获取方式则更令人苦恼。
约翰·格雷（John Gray， 1798—1850？）在试图解释这些问题方面提出了一些见解。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使生产体系不能充分发挥效率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上。他认为，解决上述问题只要进一步改善现存的交易方式即可办到。
格雷指出，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生产出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因而交易与交易媒介是必不可少的，问题在于用什么交易媒介最为合适？他认为，目前使用的货币不行，必须用一种新的货币。这种货币只是一张收据，证明某人将一定的价值交给了国家的财库。当他需要时，又可用收据取回自己贡献给国家的价值，但这种收据不含内在价值。国家设立一个银行和一个总仓库，所有物品先送进总仓库，详细计算出它的价值，然后，银行便按国家仓库中的所有商品的总价值发行数量相等的货币，这样，货币总额便始终和货物恰好相等。生产者便可以为他们的货物取得准确的货币价值量，并且能够从货仓中换取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 (59)
这种改革的实现将使交易变得顺利而公平，其时卖货也就会像买货那样容易。在这种制度下，生产者的投入和生产越多，他的收入便愈多。国家的货仓将联合为一个巨大的贮藏所，各生产者又将会按照他所投入的劳动价值量从这个贮藏所提取他的物品。这样，生产与再生产，分配与合理收入之间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威廉·汤普逊（William Thompson， 1775—1833）则极力使用边沁的原则来分析问题，提出一种符合这种原则的政策来解决前面提到的难题。
汤普逊把“功利”作为自己的出发点，认为人类社会的准则是追求人类最大的幸福。要达到此种目的，必须具有良好的物质享受方式和足够的财富，因而，丰富的生产和公平的商品分配是幸福不可少的条件。为了使财富生产丰富充分，保障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如果没有把握享受它们，就没有人愿意辛辛苦苦地生产商品。当然，光有丰富的财富也不行，还须有公平的分配，使社会的每一成员都能满足其需要，不能让财富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只有通过公平的分配，才能使幸福的总和达到最大限度，因为全体幸福的总和大于部分。 (60)
问题在于有保障的生活与平等之间是否有矛盾？平等的分配会不会使人们丧失创造大量财富的兴趣？如果勤劳和有技术的人所获得的财富和懒惰的、技术较差的人相等，换言之，如果他们没有享受辛勤劳动果实的保证，他们便不可能保持其勤劳和充分发挥其技术，这样就根本不可能得到幸福了。
这涉及目前福利经济学家和所有社会改革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即平等与效率的关系。问题的焦点在于，在生活完全有保障的无差别状况下，人们会不会像他们在私有财产制度下那样努力工作？边沁的回答是，效率比平等更重要。在二者不能调和时，必须放弃平等，把社会放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然后逐步改革，达到平等。
汤普逊于是脱离边沁而走上了欧文的道路。两者虽然都坚信人类幸福的原则，但对政府和国家的看法有很大的差别。边沁相信保障私有财产，需要政府的法律来规定分配的方式。使生产工具的主人获得地租、利息和利润。汤普逊则相信平等，排斥人为法律，希望用自然法则来支配分配。
分歧的焦点在于谁是真正的价值创造者。边沁等人显然认为主要是企业家，汤普逊则认为是工人与技术人员。因而，汤普逊认为，社会问题的症结在于真正生产财富的人并未获得公平的一份，阻碍生产的是不公平和不自然的分配，而生产出来的大量财富又被少数人所垄断。贫富的两极分化造成普遍的不幸，根本不符合“功利”的标准。
可见，公平地分配财富对一个社会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为了能尽可能多地创造财富，并从财富中取得尽可能多的幸福，汤普逊认为，新的社会必须做到：
（1） 劳动的方向和延续均应由生产者自由和自动地决定；
（2） 劳动的一切产品应归生产者所有；
（3） 所有这些产品的交易应是自由和自觉的。 (61)
他把实施这些原则的希望寄托于建立在工会基础上的合股工厂。他认为，当工会有一定的资金后，便可以自己建立工厂，在这些工会工厂中工人的劳动产品，除了管理费和资金损耗的费用外，全归劳动者所有，各工会应鼓励这些工人变成工厂的股东。每一个占有股份的劳动者都应该成为“资本家⁃劳动者”，既享受资本也享受自己劳动的收入。但任何人不得购买一股以上的股份，以免形成新的特权。这样，这些工厂就成了劳动者本身的联合股份公司，它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盈余扩大经营，并可以对资本家的剥削起有效的抑制作用。它们可以证明不要资本家的帮助也可以积累资本，同时还要对工人进行教育，并逐步扩大合作工厂的基础，使工人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流。
使雇主与雇员融为一体，将资本家和劳动者的职能集于一身的想法，无疑是合作社会主义者最富有特色的思想。它对英国劳动阶级的影响很大，同时也使他们的斗争染上了深深的改良主义色彩。
理论的发展固然对争取平等的斗争起着重大作用，但它并不能替代争取平等的行动。而这一行动的主体，从工业革命开始，就历史地落在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肩上。与理论的发展同时，工人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向三个方向发展，这就是合作运动、工会运动和争取选举权的运动。 (62) 通过这些运动，工人阶级对平等的追求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实践，而不仅仅是理想的憧憬了。
由劳动者通过合作进行生产和分配，一直是受欧文鼓励并在工人中很有影响的一种设想。欧文很早就萌生出设立劳动交换所的念头，以使那些因销路不好而受害的生产者可以用自己的货物进行交换，从而避开中间商的层层盘剥。这以后，再把劳动者组织起来，从事合伙经营，企图用这些方法摆脱资本的控制，达到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平等。作为工人解放进程的第一步，欧文在1831年12月创立了“劳动阶级善良知识分子消除愚昧和贫困协会”，其宗旨是使劳动者的子女获得教育，为农业学校购买土地，并“接受食物、衣服和其他财产以至各种服务，根据劳动公平的原则，通过劳动票据的媒介，交换等值的劳动；并且设立银行使持有劳动票据者可以兑换国家的货币”。 (63) 这就是劳动交换所的蓝图。
1832年9月3日，劳动交换所在欧文的协会内成立了。在最初的四个月中，它的成绩非常可观，每周寄存和交换的货物平均值达600镑，足见工人对于通过合作以摆脱资本，并取得较平等的社会财富抱有多大的希望。然而，时间一长，劳动交换所的局限性也就暴露出来了，它只对处境较好的工人有所裨益，真正穷困的工人不能参加各种活动，因为他们交不起入场费；他们也不能享受劳动交换所的各种利益，因为他们没有资金，生产不出任何属于自己的产品。于是，劳动交换所不久便失去影响，代之而起的是以合作商店为主流的合作运动。
第一个合作商店成立于1844年，它通过工人的集资批发一些货物，在成员中出售，所获利润在成员中分红，这样可以免遭中间商的盘剥。这和劳动交换所相比，其目标已经温和得多了，但它仍然反映出合作社成员对平等的强烈渴求。随着合作商店业务的扩大，它们开始拥有一定的资本。这些资本数量虽微，但它对工人建立以合作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理想无疑是一种鼓励，甚至一些中等阶级的激进人士也认为如此。以后，合作社开始办一些小型工场，如面粉加工、面包制作等，以满足该地区工人的需要。合作社所拥有的资金当然从未达到可以与整个社会的工商业资本相匹敌的地步，但它给处于绝望之中的工人在生活上和观念上带来的希望是巨大的，它不仅使工人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存在的价值，并且在小范围内描绘出一个可能的平等合作的社会前景。正因为如此，很多中等阶级知识分子也对合作运动寄予希望，并热情地表示愿在创造美好新世界的过程中与工人合作。 (64)
与合作运动较为温和的色彩相比，工会运动自1830年开始，便带着一种战斗的色彩。工会最初是以同行业工人互助为目标的，然后发展为以罢工和集体议定工资为手段的行业性组织，最后发展为跨行业的工人组织。由于受欧文主义的影响，工会的斗争比原来所追求的目标有所扩大。它们不仅把工会斗争看成是提高工资、维护自己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且试图通过这种斗争改变整个社会。它们希望一旦工人的组织力量加强到足以控制资本的时候，便会把整个生产控制在自己手里，并按照工人的利益加以经营，这实质上也是一种完全推翻现存秩序的设想。他们希望生产者也同时就是管理者，社会不再分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人人都具有平等的地位。同时，非生产者再也不能恣意享受财富了。因为依照自然法和公意，财富和权力只属于生产者。当然，要达到这一目标，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本身的团结，而有组织的工会运动认识到这一点，是在1832年议会改革之后。1834年8月30日《贫民卫报》刊登的一封不署名信中把这一点表达得非常清楚：
劳工反抗资本的斗争并不依靠枪炮和刀剑，资本家本身并不参加作战，他们只派遣无知的工人去对抗觉悟的工人。人民的报纸必须是我们斗争的主要武器。当劳动者一旦认识自己的错误时，资本家的丧钟便响了起来。……一星期的罢工就可以使这些工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的雇主为了自己可以无所事事，大发横财，而强迫他们做苦工和挨饿，究竟是根据什么法律？ (65)
因此，劳动者，即财富的创造者应当联合起来，以便按照自己的意图平等地分享自己创造的财富。工人阶级的此种团结的意向和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愿望，在1834年各工会代表力图在伦敦创立“全国工会大同盟”的过程中表现了出来。大会草拟了几项建议，作为今后的行动纲领：
（1） 在彼此完全谅解的原则下，力求大多数工会在处理一切有关一般法律和政府、有关筹借和开支款项以购置能供久用的物品的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
（2） 本委员会鉴于土地是人生主要必需品的来源，没有土地，劳动阶级必然会永远或多或少地屈服在资本家之下，而他们劳动的金钱价值也必然会由于贸易和商业的起伏而受到恶劣影响，故建议各工会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尽量租用土地，期使工人在一切罢工期间可以在农业管理人的指导下从事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大部分。……
（3） 本委员会诚恳建议，在一切罢工期间，工人们应在确实可行的范围内，尽量制造或生产兄弟工会工人所需要的一切消费品，为达此目的，每个分会都应筹设一间工作室或作坊，由分会设法供给必需的原料，使工人们可以为该分会制造那些消费品。
（4） 各区分会如能筹借基金维持工人疾病和年老退休之用，则能带来很大的好处。
（5） 各区分会，在确实可行的范围内，都应设立一个或数个供给站以便储存粮食和一般家庭用品；通过这种办法可以使工人依照稍高于批发的价格购得最好的商品。
……
（7） 我们应该对劳动阶级中的妇女给予各种鼓励和帮助，使她们参加各分会，以保障她们的劳动。 (66)
在这个纲领中，团结起来争取平等的意向表达得十分清楚。
劳动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会在把他们从资本家的统治中拯救出来，以获得自己应得的一份社会财富的事业上是万能的，因为这是劳动者团结斗争的手段。虽然有产者的破坏使工人组成更大规模工会的尝试一次次遭到失败，但各行业的工会仍然陆续出现。工人们为创建更有效率的工会而进行了长期的努力，在“全国工会大同盟”失败之后，“机械工人混合工会”于1851年成立，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又于1858年创建了组织更为严密、资金更为雄厚的全国矿工联合会。这种被称为“新模式工会”的组织主要由收入较高的技术工人组成，它很快在全国其他行业中出现，并且逐步获得了各行业雇主的默认。这种工会排他性、封闭性强而斗争性不强，在组织形式上带有一些“贵族”色彩，不过它在宪章运动失败后的艰难时期，在保存和发展工人运动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成为19世纪下半叶工会运动的主流。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起，工人运动再次把注意力转到了政治方面，那就是为工人争取选举权，首先获得政治上的权利，然后再来为自己争取平等的经济权利。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宪章派思想的复活，但这一次，由于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力量——其中主要是工会——已经如此强大，所以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议会改革运动中，工人们取得了与宪章运动完全不同的结果，成年男工中的大部分人拥有了选举权。
在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力量逐步发展壮大，通过政治权利来争取经济平等的前景似乎变得现实起来之时，以主张“渐进”和“自然长入”为特色的费边社会主义的出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必须指出，费边主义是在英国的土壤上生长的，在欧洲其他国家，比如在法国和德国，它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更不用说在社会、经济状况完全不同的俄国等国家了。费边社会主义也绝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来看看费边社在英国历史上的地位。
费边社认为，在劳动阶级中广泛存在的贫困现象是由非个人的因素造成的，只有通过对制度的调整，即对旧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用“社会主义”的新型社会组织加以取代，才可能铲除贫困的根源。
费边社认为，社会与其他生物有机体一样，有其生长、发展、患病和死亡的过程。既然社会有机体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概念，在其患病时就应及时医治，使社会有机体通过不断改造而保持健康状态。所谓健康状态就是始终保持社会的高效率，一旦社会失去效率，那它离死亡也就不远了。有识者的任务是“努力使公众意识到现存制度下的社会弊病，以激发社会的良心”。而其途径则是通过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社会科学”，对社会问题作出合理的诊断，并在此基础上重建英国的社会组织以提高其效率。 (67)
什么是效率？效率高低在于个人与社会间是否有一个合适的协调关系。这种关系的要点在于人们组成社会后，必须自觉不自觉地以社会的延续为目标。如果以追逐个人利益为最高目标，就会随时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但如果人们努力增进了社会利益，则会反过来增进个人利益。因此两者的关系中应以整体为重。“离开了继续存在的健康的社会有机体，没有人能够活着或是滋生后代。因此，社会有机体的继续存在乃是个人至高无上的目的。” (68)
由此种社会哲学出发，费边社认为个人只有通过协作而非竞争，才能在增进社会利益的同时增进自己的利益，如果相互残杀，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就会导致社会的无效率和衰亡。由此出发，费边社认为，平等“是社会主义最强烈的伦理启示，并仍然是当今社会主义的特点”。 (69) 平等与协作是保持社会有机体凝聚力与进步的基本前提，反之，不平等则会造成低效率；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自由市场机制的运行原则是需求而不是需要，在为少数人提供蛋糕时却不为多数人提供面包，这就违反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效率”原则，并进而损害社会利益。
费边社会主义者主张的平等并不仅是许多有产者所标榜的机会平等。如费边历史学家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就认为，事实上的不平等阻止了机会的平等。假如要求真正的机会平等，则必须以一种公平的条件来作为衡量的准尺。平等不仅要使有才能的人得到上升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要使不能上升的人也能过上像样的生活，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的收入差别过大，将会造成失败者的不满而使社会解体。 (70)
当然，在费边社看来，这并不意味着收入上的绝对平均主义。收入上的差别是必要的，因为：① 与责任轻重联系起来的有差别的报酬是合理的，特殊的责任必须有特殊的报酬；② 要求收入的绝对平等必然导致强制行为，这就违反了社会自由的原则。
因此，费边社会主义要求有一种“合理的平等”，反对“不合理的平等”。这种平等是一种立足于才能基础上的平等，社会应该为每一个人提供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机会，就这一点而言，费边社与斯密的看法是一致的。但费边社更强调一种对“人”的平等态度：“不管作为个人他们在能力和性格上有多少不同，他们都同样应该被作为人来对待并受到尊重。”所以，“平等不是要求能力和成就的平等，而是要求环境、组织机构与生活方式的平等”。现存社会的“不平等不是由个人的天赋，而是社会与经济环境所造成的” (71) ，因而是一种“不合理的不平等”。为了铲除这种“不合理的不平等”，费边社认为任何个人都应过上维持“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生活，以便使他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国民最低生活标准”是工会关于维持最低工资的要求和布思（Charles Booth） (72) 等人提出的“贫困线”相结合的产物。维护“国民最低生活标准”需要满足如下条件：
（1） 由国家制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
（2） 最低工资必须与工时挂钩，不能靠延长工时来维持最低工资。八小时为每日最长工时；
（3） 政府应保证国民生活符合最低卫生要求，以保证国民健康；
（4） 应能保证国民有良好的居住条件；
（5） 国家应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保证每个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并为儿童提供免费午餐；
（6） 制定工厂法，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与条件，增进工人的福利；
（7） 通过防止失业来根除贫困，一方面由国家来创造工人的就业机会，一方面实施技术教育来提高人民的就业能力，以期最大可能地铲除产生贫困的根源。 (73)
费边社会主义为平等的追求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理论根据，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把平等说成是不仅关系到“社会下层”的命运，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生存效率，因而也就关系到“上层”的命运。费边社会主义者提供了在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可能实行的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的计划，由此绘制了“福利国家”的最初的蓝图。
但费边社会主义者还不仅仅是理论的设计师，他们多数也还是很有能力的实干家。他们有些参加实际的工人运动，组织工人罢工（如贝桑夫人），有些则置身于工人政党活动，参与组织工人政党（如韦伯夫妇）。费边社认为，民众需要思想，然而却不能自己产生思想，智者能出思想，但缺乏有力的方式去推行自己的思想。因此，智者应将自己的思想提供给需要思想的民众，“使广大的英国群众转到我们的观点上来”。 (74) 由此而产生了著名的费边“渗透”策略：把费边社的思想“渗透”到全社会去。为此，他们规定：“费边社非但不脱离其他团体，它还督促它的成员不要锚过加入这些团体的机会，并且尽可能地用费边主义思想渗透它们。……要鼓励费边社员参加其他一切组织，不管他们是社会主义的还是非社会主义的，以便能够在其中进行费边社的工作。” (75)
正因为如此，费边主义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把理想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工人政党已经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了。到19世纪末，组建工人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工人阶级大部分已取得选举权，而费边主义又为拟议中的政党提供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在组建工人政党的活动中，基尔·哈第（Keir Hardie， 1856—1915）作出了巨大贡献。
哈第讨厌贫富不均的社会制度，他认为，穷人应当获得与富人相同的权利。哈第宣称穷人应当把自己的代表推选进议会，因为只有穷人才知道穷人的苦难，才会同情穷人，而富人在议会里是不会为穷人的利益说话的。他因此号召劳工运用自己已获得的选举权，把工人代表送进议会，组成一个新的议会党团，以便通过对自己有利的立法，进而争取经济平等。 (76) 这种观点在工会运动中得到普遍支持，一位工会领导人达维特也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想公正地处理劳工待遇是不可能的。……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工人阶级必须由他们自己队伍中的人来代表他们；地主和律师们是不会选工人去代表他们的，所以工人当然不应去选他们。为了这个目的，组织起来是必要的；而这个组织的第一个目标就应是通过普选以使国家机器向着工人所有过渡……” (77)
经过哈第等人的努力，1900年，英国工会与“社会主义者”共同创建了工党。工党是一个以工人阶级眼前利益为追求目标的政党，它的活动充分体现了费边社的理论与行为模式。它当时的宣言曾表示了要把劳工从资本主义和特权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立场，以后，经过长期而曲折的努力，工党在英国议会中站稳了脚跟。
1918年，工党通过党章，声称工党的最终目标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和对每一行业进行最佳的民主管理与监督的基础上，确保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能够得到劳动的全部成果和尽可能公平的分配。当然，正如我们所说，这种“平等”是在资本主义允许范围内的“平等”，目的是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宁。对这种要求，当时社会的任何一个集团都不可能再置若罔闻了，因为提出这种要求的，并不是个别理论家或社会改革家，也不是一群被饥饿驱赶得无路可走的流浪者，而是一个组织严密、纲领明确的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的政党。任何一个社会集团，都不可能也不能够无视这一现实的存在。对平等的追求，第一次把英国社会发展的天平压到了对它有利的那一面。
走向“福利国家”的道路开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