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危机与展望

物极必反，盛极而衰。20世纪以来，这个曾以“日不落帝国”自夸的盛极一时的英国，步履蹒跚地跨入了一个不景气的历史发展阶段。二战以后，英国的衰落更加明显。

英国面临着两方面的危机，一方面，英帝国原有的殖民地纷纷脱离英国而独立，“日不落帝国”的地盘越来越小，至20世纪80年代，英国所属的殖民地只剩下一些小岛了。帝国版图的缩小使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下降。政治危机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危机。丧失了大批殖民地，英国也就丧失了在殖民地的特权，低价购进原材料、高价销售工业品的不等价交换也越来越受到限制。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英国自19世纪晚期开始出现的相对衰落趋势在二战后越来越明显。这种衰落最显著的特征是经济上的停停走走，患了西方学者所说的“英国病”。

但这不是说20世纪以来英国的经济没有发展，而是说它增长的速度非常缓慢。按当年价格计算，1980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为2251.9亿英镑，为1950年129.7亿英镑的17.4倍，平均年增长率为10.0%，显然，这个平均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受物价上涨的影响。按1975年的固定价格计算，1980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为1132.5亿英镑，为1950年的2.1倍，平均年增长率仅为2.5%。战后英国经济增长率不仅低，还呈一种下降的趋势。国内生产总值每1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50年代约2.8%，60年代2.8%，70年代初下降到1.8%，而70年代后期仅为0.9%。战后年增长率超过4%的年份只有1953、1959、1960、1964、1968、1973等六年。在这些增长较快的年份之后，总是又出现速度放慢甚至倒退的现象。面对此种局面，尼古拉斯·韩德逊（Nicholas Henderson）爵士曾感叹道：

时至今日，我国不但再也算不上是个世界强国，甚至连个欧洲强国也算不上。英国的人均收入已低于法国，这在三百多年来还是头一次。在经济上，我国现在已很难与德国或法国并驾齐驱了。我们还毫不脸红地自称是欧洲一个不太兴旺的国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前景是令人悲观的。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到不了本世纪末，我们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就会被意大利和西班牙超过。……1954年，法国的国民总产值比我们低22%，德国比我们低9%，到1977年，法国的国民总产值已比我们高34%，德国比我们高61%。 (1)

这种悲观的前景不能不使英国的有识之士从各方面寻求此种衰落的原因。他们从各方面分析，指出了下列一些原因。

1. 英国在管理方面缺乏职业精神，英国大中学生的佼佼者不太愿意进入工业界，却更愿在伦敦商业银行或政府机构中任职。这一方面是受传统的名誉地位观念的影响（不难看到绅士风度的影子），另一方面也是出自经济上的考虑。英国中级经理人员的薪金几乎比法德两国低一半。英国工业界待遇较差，造成了大量的人才外流。

2. 英国工会的力量过于强大，工会曾在英国的工业发展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现在已出现问题。工会为保护本团体工人的利益，不仅仅反对雇用非工会的成员，而且反对采用任何可能危害现有工人就业的新技术。这样，强大的工会势力成为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障碍。

3. “福利病”。英国的福利制度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安全阀和稳定器。但福利制度也产生了它的弊病。

首先，福利国家制度促使政府部门控制日益扩大的经济资源，从而限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英国政府总的公共支出在1870年时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7%，而1975年已增长为49.9%。 (2) 政府开支的迅速增加，必然会导致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用于消费，特别是用于行政消费，由此影响了资本的积累。从1970年至1980年间，英国用作资本积累的经济资源已从19%降为18%。 (3)

其次，高额的累进所得税造成了两个“动力真空”。首先是企业家不愿投资的动力真空，由于高额的累进所得税和财产所得税，某些企业在投资后上缴的税金高达利润的98%。这种状况造成了投资不如储蓄、储蓄不如消费的投资动力真空，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生产。另一个则是工人的工作动力真空。由于有着社会福利保障和累进税的征收，一个失业工人与一个中等在业工人的实际收入相差无几，并且一个周薪50镑的工人加上各种补助后其收入反比周薪100镑的工人为高。这就使他不愿做出任何努力去干更艰苦高薪的工作。而失业工人如未寻找到大大超过他现有生活水平待遇的工作，也宁愿继续失业。于是出现了有活无人干、有人无活干的怪现象。资本家失去投资的动力，工人失去工作的动力，严重地影响了英国的经济发展，加速了英国的衰落。

近年来这种衰落的趋势似乎有所好转，撒切尔夫人执政以来实行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一方面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尤其是削减教育经费，另一方面实行减税政策，鼓励企业的投资积极性。这以后，英国工业出现历史上罕见的降幅，失业大军也在1983年达到创纪录的300万人！但是1987年7月，奇迹似乎开始出现了，自撒切尔夫人执政以来一直高居不下的失业率首次开始下降，这是一个希望的信号。同时，从1984年起，英国经济开始持续增长，1987年，英国经济增长率达3.5%，在欧洲名列前茅，成为西欧经济的“火车头”之一，而通货膨胀率仅为4%，达到了历史上的低点。看来撒切尔夫人的苦药似乎开始见效了。

近几百年来的历史表明，“约翰牛”是有潜力的，问题是如何寻找到激发这一潜力的机制。撒切尔夫人是否寻找到了呢？目前还很难预测，因为英国的形势现在仍不明朗，尤其是撒切尔大肆削减教育经费，使英国在科技方面的原有地位逐渐丧失，形成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潜在危机。另一个潜在危机则是英国的对外贸易逆差过大，如果不能控制这种趋势，也终将给英国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恶果。

如何才能最终摆脱已经笼罩着英国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衰落阴影？问题的解答似乎并不简单。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创造了工业文明或是现代文明的民族，英国的兴起主要是依靠源于清教革命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即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业精神。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这种工业精神今天已被自己创造出的成果消磨掉了。西方经济学家有一个悲观的估计，即一个民族的对外贸易顺差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时，这个民族就要盛极而衰。英国于1870年达到这个指标，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这个指标，而日本则是在1987年达到这个指标。达到这指标后，大量过剩的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将使整个民族过上悠闲富足的生活，从而导致人们丧失艰苦创业的工业精神。这是否是一种历史规律？尚不得而知，但其中无疑包含着某种有价值的预见。

英国衰落的根源易于找到，但怎样重新激起奋发向上的精神是困难的。一个民族往往容易在前进的道路上战胜迎面扑来的艰难险阻，但要战胜自己创造出来的成绩和荣耀相对困难。因为在成功的陶醉下，人们往往忘记了使自己取得成功的那些最可宝贵的东西。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精辟地分析过这一现象。他认为，任何文明都有其生长和衰亡的过程，而能否勇敢地接受各种挑战决定着这种文明的前途：

在我们研究文明生长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过程是一连串的挑战和应战，这一出戏之所以会一幕接着一幕地演下去，是因为应战不仅解决了挑战所提出来的问题，而且还在它每次胜利地解决了一个挑战问题以后，又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样，文明生长的性质的最核心的成分便是一种活力，这个活力把那个受到挑战的一方从一个由于应战成功而出现的平衡状态中，又引向了一个出现新挑战的不平衡境界。在解体的概念中也包含着这种不断出现的重复的挑战的成分，但是在这个时候，每一次应战都是失败的。其结果，非但不是每一次挑战都具有与前不同的性质，每一次应战都战胜挑战，把它交给历史，而仅是同一个挑战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4)

那么，为什么处于解体状态的文明却不能正常地应付各种挑战呢？关键在于对“胜利的陶醉”。是的，逆境往往催人发奋，胜利却往往使人陶醉。陶醉的结局便是麻木、迟钝、保守，最终导致落伍与衰亡。历史上若干盛极一时的文明最终成为供游人幽思的古迹，似乎在默默地证实着汤因比先生深刻的洞察力。

作为英国人的汤因比发出这种宏论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希望引起自己民族的反思。的确，如何永远驾驭住自己创造出的成绩而不被这些成绩所征服，是每一个处于顺境的民族都应深思的问题，这既是汤因比先生，也是英国历史留给人们的最大启示。

(1) 《经济学家》，1979年第6期，第29页。

(2) 参见皮特·弗罗拉（Peter Flora）著《1815—1975年西欧的政府、经济与社会》（西德，1983年版），第440—441页。

(3) 参见联合国《统计年鉴》，1981年，第121页。

(4) 汤因比著《历史研究》，中文版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