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流社会看齐
英国几百年来围绕着对旧制度的改造进行过若干斗争，但从未有人认真地试图去触动贵族制度。而贵族精神几乎成为英国的国粹，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是教育。英国的教育，其主要目的是使学生成为一个“上等人”，大学教育尤其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些英国的大学一年须缴纳200—300镑学费，如此高昂的学费只能使穷人的孩子们“望门兴叹”。而大学中的很多课程设置，如希腊文、拉丁文等（皆为必修课），除了使学生能在上层社会中显示自己的教养外，对于社会几乎可说是毫无用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课程是绝对的“贵族课程”。当英国的普及教育开展起来后，贵族子女仍然保持着自己在教育领域中的特殊领地。他们如上大学，则非牛津即剑桥，中学则不外是伊顿、哈罗及拉格比等公学。一个贵族的孩子诞生后，即须前往注册登记，好让学校预先为之留下入学名额。牛津、剑桥等名牌大学自然也可为劳动阶层的优秀子女打开大门，但入学后的贵族式训练，使即便来自社会下层的人，在毕业后也完全被同化成为“上等人”。当然，贵族式的学校绝非一个享乐的园地，学生们在这里受到极为严格的训练，他们不仅要接受社会公认的一个上层人士应该受到的教育，而且集体参加各种活动，锻炼意志和体力，如野外长跑、拳击、击剑、在艰苦的环境下生存、对紧急情况作出反应等。勇武善战和正直的竞争是重要的教育内容。由此培养出来的贵族学校的学生享有特殊的威望，他们在就业和选择职业等方面拥有平民学校学生不享有的优势，在政府部门更是如此。据查，英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中，70%毕业于牛津、剑桥等大学，并且不少人中学时代曾于伊顿等学校读书。
今天，英国的教育事业已经非常发达，全国共有学生1100万名，占总人口的20%，学校38 000所，大部分学生是接受教育基金资助的免费生。自费的私立学校（即贵族学校）的学生只占学生总数的4%，但贵族学校俨然起着一种表率作用，使其他学校的学生努力向他们看齐。这种示范效应往往使受过英国教育的人都有一种绅士派头，这种“派头”显示了英国教育的内涵，那就是要使学生成为一个“上等人”。“向上流社会看齐”无形中成为接受学校教育的一条基本原则。
事实上，“向上流社会看齐”不仅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准则，而且也是社会各阶级的价值取向。这种趋向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
工业革命中的暴发户——这些新兴的工业巨子，他们的祖先往往不是豪富，也非贵族，他们没有光荣的族谱和坚强的后盾，他们的祖父是种地的农民，他们自己则贫困潦倒，飘零半生。在工业革命的风暴中，他们凭自己的创造才能取得发明专利，更凭精明的计算和心狠手辣开办工厂，在社会财富的阶梯上越爬越高，成为万人瞩目的大富豪，然而，这些人从权利和社会地位方面说，却远不如显赫一世的贵族，因而被称为“中等阶级”。他们虽说主要以工业区和城镇作为活动的基地，但时时处处以贵族乡绅的乡居生活方式为模仿对象。他们在城郊建筑起宽敞别墅，家中陈列豪华的摆设，他们学贵族的样，骑马打猎、放鹰养犬，甚至为成为一个真正的“绅士”还购置田产，当起地主来。正是他们，将贵族精神发展成现代的“绅士风度”，并将此种风度传播到整个社会。
暴发户们依靠节俭和勤奋工作的清教精神在经济上击败了过去的贵族，然而却不能凭着同样的精神在价值的取向上战胜自己的对手。在一个本质上是贵族主导的社会里，他们虽然有的是钱，却没有门第和荣誉，这就使他们力图去获取这一切，从而对贵族的头衔感到垂涎——他们不是利用自己获得的财富去创造新的门第和荣誉，如同他们在美国的同行那样，而是千方百计地屈就于贵族的优势，拼命地试图挤进贵族的行列。对于新时代的胜利者而言，这是一幅多么可悲的图景！
另一方面，贵族虽有光荣的头衔，却缺少支撑门面的钱财，他们明显地感到家道中落，入不敷出，虽然他们以采用商品化农业来适应新的形势，从而使自己也成为事实上的资产者，但他们处于下风和劣势是显而易见的。于是，贵族也十分渴望得到工商阶级的扶持，来弥补自己经济上的亏空。这种需求和“暴发户”的需求极易一拍即合，形成互利的合作。
这种合作的最好方式是联姻，联姻的结果是皆大欢喜。贵族们获得了财富，从而能更神气地保持贵族的风度和体面；“暴发户”则使子孙获得了光荣的血统，从而在上流社会中挣得一席之地。在这种互利的合作中双方都得到充分的满足，而贵族精神在这种血统的交融中开始流向社会中下层，并由此产生了作为民族特征的英国绅士风度。
细推起来，这种交融的所得双方实际上是不对等的。贵族得到的是实实在在的钱财，得以使贵族安然渡过危机，继续存在；“暴发户”们虽说因跻身于贵族阶层而深感荣耀，但他们得到的是贵族的行为准则。在社会的价值取向方面，贵族们最终维持了传统的优势，而经济上获得成功的较低等级在行为标准上向受排挤的较高等级看齐。这种向上的价值取向，成为贵族的经济基础已失而贵族的精神犹存的基本原因，它主宰着英国社会的行为风尚。
这里，传统再一次显示了它的威力，它是一个看不见的“上帝”，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向传统进行挑战的人往往会因为忽视了它的威力而最终匍匐在它的脚下。英国的绅士风度能够从上层逐渐渗透到中下层，正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这种现象表明，在英国社会大变动时期，新兴阶级虽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在价值取向上的争夺却以失败而告终。这种结局固然起源于传统力量的强大，另一方面也由于贵族垄断了传统的文化教育与文化消费，使贵族的“典雅”方式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贵族地主也凭借自己的文化优势，一方面瞧不起这些新贵，认为他们是暴发户，出身低微，举止谈吐不雅，没有教养，另一方面又嫉妒他们的财富。即使联姻，也不能掩盖他们的鄙夷心理。于是他们讽刺城镇工业区环境杂乱吵闹，举目皆烟囱，往来皆白丁，而标榜贵族地主那种乡下绅士式的生活方式，强调田园诗般的优美及悠闲自然的舒适。由于贵族在社会中的传统地位，他们的言行自然而然地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压力，导引一切自以为应该有社会地位的人模仿他们的言行。靠联姻取得蓝色血统的人自然处处标榜自己的“高雅”，即便是过早娶了商人庸俗的女儿、失去与贵族家小姐来往机会的新暴发户，也因为怕被社会看不起，便竭力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追求田园生活的“高雅”情趣。他们置买田产，打猎，骑马，玩高尔夫球，使自己从外表到生活方式完全“贵族化”。他们还把子女送到贵族学校接受教育，让他们从小便养成绅士风度，以彻底根除父辈粗鲁无知的痕迹。
由此一来，追求贵族的生活方式和风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富们的目标，而工商业活动反而变成了手段。这种目的与手段在无形中的倒置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后果。它首先腐蚀了工业家的事业心和创业精神，他们的进取动力背离了清教精神孕育的不断积累、不断投资、不断扩大再生产的传统，他们于是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赚得一笔钱便急于成为“绅士”，不再追求利润的最大实现，并松懈了与之相关的一切企业行为。这种社会风气在19世纪中叶发展到顶峰，就在这时，英国经济的相对衰落也开始露出了苗头。
在此之前，英国处于维多利亚的鼎盛时期，它的工业生产独占世界市场的鳌头，其他国家与之相比简直不能望其项背，因而被誉为“世界工场”。但在追求绅士生活的社会风气影响下，“世界工场”的基础逐渐被削弱了。也就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足以自豪的科技领先地位已在不知不觉中丧失；欧洲的主要工业国家，法国和德国，都先后赶上并超过了英国，有些科技发明，本是由英国科学家首先获得专利，但却往往先在别的国家开花结果。而以电力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竟首先发生在德国。从1851年到1900年，德国取得了202项科技成果，而英国仅取得106项。很明显，英国在这样一场新的技术竞赛中已经落后了。
当英国的企业家们固步自封，激流勇退之际，美、德等国却毫不客气地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工业技术与机器设备来武装自己的工业，这种竞争中的一进一退很快表现出后果，外国的产品具有比英国更强的竞争力。1880年，美、法、德、俄对外贸易的增长率均已超过英国。 (22) 它们的商品不仅抢占了很多英国的传统市场，甚至打进了英国本土。不少英国人惊恐地发现，他们的衣料、外套、钢琴，乃至炊事用具，都开始出现了“外国制造”的商标。
面对激烈的竞争，已被绅士风度捆住了手脚的英国，像一个过早发福而步履蹒跚的人，无法做出积极的反应。其工业增长率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从1820年以来一直保持的3%~4%降为1880年的2%，1890年更降为1%。工业投资也在持续下降，从1850年的7.5%，降为1914年的4.5%。 (23) 与此对应，进口迅速超出了出口，1880年到1894年间，出口仅增加1000万镑，而进口则增加了7300万镑。这种比例的变化是一种悲剧性的变化，它表明，在世界上不可阻挡的竞争潮流中，英国这个最早的优胜者已逐渐落伍了。
不可否认，在商品世界的洪流冲击下，贵族本身也逐渐跻身于工商界，从事“赚钱的活动”，但这种活动并未使他们屈就于原来中等阶级“粗野”的价值规范，而是加快了中等阶级向自己的价值规范融合的步伐。因此，以赚钱为手段、以当绅士为目标的不良社会风气逐渐在英国的社会生活中扎下了根，并且至今影响着英国上层人士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例如，英国工党的两位首相，威尔逊和卡拉汉，在卸任后不是利用政治家的身份和影响投身于企业界或学术界，为振兴英国不景气的经济尽绵薄之力，而是“告老还乡”，在乡下购置田产，当起名副其实的乡绅来。这一事实，极为深刻而形象地反映出一种目的和手段倒置所产生的社会后果。
如果仅仅是中等阶级向上流社会看齐，问题或许还不至于十分严重。然而，向上流社会看齐的风气同样也影响着下层人民，从而成为一种全民族的风尚。
下层人民在经济利益上显然与中上层尖锐对立——前者是奴仆，后者则是主人。在漫长的中世纪，下层人民绝大多数是农奴；以后成为自由劳动力，却仍受雇于原来的主人，接受他们的指使。在城市，“主仆”之间的差别一开始并不很大，因为作为“主人”的工匠师傅和作为“仆人”的帮工在经济地位上差距不算大，而且师傅和帮工的身份很容易发生互换。但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严格的主仆关系就越来越明显了，生产规模越大，“主”“仆”之间就越难更改身份，因此到工业革命完成时，雇主和雇工的地位便几乎固定下来，而彼此的利益不同乃至冲突也越来越被双方所一致认识到，因而产生了“阶级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向上流社会看齐反倒日益成为社会风气，而且日益表现为一种有意识的社会行动，这似乎有一点令人费解。
这个问题必须从“文化优势”这个角度去考虑。
上层对社会的统治不仅是政治的和经济的，而且也是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在中世纪，贵族是社会的主导阶级，贵族精神也是主导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所承认的官方的文化参照系。贵族的一举一动被视为（或在理论上被规定为）其他人的楷模，而贵族也以其在精神上的优越感而高出于民众之上，使其他人不自觉地产生某种自卑感，自认为在文化精神方面远远不如。因此要想成为上等人，就要模仿贵族的一举一动，不可因举止粗野而被人看出卑贱的出身背景。这样一种心态，似乎在其他各民族也都存在；但英国的特殊之处在于：贵族精神从来没有被社会否定过，未曾受到过任何真正的挑战。这是因为，在英国历史上，贵族作为一个整体，从来没有截然站在历史前进的对立面上，它总是可以跟上潮流的发展——即便是被迫这样做也罢。这样，贵族既未被打倒，贵族精神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上的臆想偶像也就被保留下来了。于是，中等阶级在发财后就模仿贵族，而且千方百计地挤进贵族的行列。当中等阶级借工业革命之助树立起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后，他们在文化上的特色却带有明显的向上模仿的因素。而一旦中等阶级（现在是工业资产阶级）最终确立起他们自己的“文化优势”，把自己的价值强加给全社会时，这个优势中向上模仿的因素也就传播开来，传向全社会。
因此，尽管经济利益上尖锐冲突，政治要求上各不相同，在文化精神方面却呈现出中层模仿上层（他们原先的主人）、下层模仿中层（他们现在的主人）的局面，而作为英国民族特色的所谓“绅士风度”，就是在这种模仿中形成的。
向上流社会看齐的风气首先表现在向上爬的努力中。
工业革命中的社会变动在客观上提供了某种上升的机会。在早期的棉纺织业中，一个织工很有可能成为工厂的老板，而一些地区的煤矿工人，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经营起一个小煤矿。在机器修理和制造业，有创造才能和熟练技巧的人更是容易得到成功的机遇。而在建筑行业，手工匠人一般来说总有可能成为本行业的头头。换言之，在工业革命初期和中期，普通人民成为雇主的机会不仅存在，而且并非罕见。这激起了下层民众企图摆脱束缚，试图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愿望。
在1825年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棉纺织业，小工人想成为工厂主的机会越来越少，想自我改进的唯一出路就是到该行业之外去开小店铺。这种店铺通常经不起经济变动的冲击，不会使店主继续上升，但仍然是很多过去的仆人寻求自立的一种方式。 (24) 在煤矿行业也是如此，煤矿工人再想成为企业主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时又出现了一些别的替代形式，即一个拥有权威的工人可以将一部分工人组织起来，在半契约的基础上做工。在这种协作形式的组织中，一部分工人显然比另一些工人的地位高。但这些人一般不可能积累起足够的资本，也不可能上升为老板。在铁路、造船、冶金等很多部门，这种工人之间的半契约组织很普遍，工头或包工头，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和指挥着这些行业工人的劳动。他们甚至还雇用童工，并完全控制着童工的劳动、生活起居和报酬。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工头似乎就是一个真正的小老板。
尽管如此，他们要想真正“发”起来，真正进入上等人的行列，还是异常艰难。成功的机遇随着大工业生产体系的建立而越来越小，在大多数行业，个体劳动或雇用几个伙计的小老板很快就被完全淘汰，而在一个自成一体的大工厂内，一个普通工人想凭着自己的才干和努力成为老板，已几乎是天方夜谭了。
失去了直接进入社会上层的机会，普通工人们现在开始依靠另一种方式来加强自己的地位。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各种组织。
这些组织，尽管一度有过很强的战斗性，并一再为史家所肯定，然而在价值取向方面却很容易受到统治阶级文化优势的影响。
工业化之前的英国，劳动阶级并非完全没有文化，这大出于许多人的意料。19世纪初英国皇家教育委员会对城市和乡村劳动者进行调查的结果清楚地表明，许多劳动者家庭都有藏书的习惯。在诺福克教区对66个家庭进行调查，没有藏书的家庭只有6家。 (25) 在其他地区进行的调查结果也大体如此。家中没有任何文化物品的家庭是很罕见的，有的工人家庭即便没有私人藏书，也收集着大批的报纸、杂志等，这表明主人对外部世界的知识仍有强烈的兴趣。至于像《天路历程》《失乐园》之类的作品，与《圣经》一样，在工人家庭中十分普遍。
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家庭藏书也许非常有限，但他们即便自己不能完全读懂这些书，也非常珍惜这些印刷品，往往将书籍当成传家宝一样传给下一代，因而在不遇到意外的情况下，一般工人家庭的书籍总是在逐步增多。对书籍的爱好毫无疑问是直接或间接从贵族那里感染而来的习气，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发展增加了对知识的需求。同时，讲究实用的英国人把读书看作是谋生的一种手段，有了知识在劳动力市场上地位就更加牢固。这些因素加强和巩固了工人队伍中的学习风气，培养出一种热爱读书，追求知识的传统。
这种风气在工人组织中随时可见。随便举一个例子。据大卫·文森特在《面包、知识与自由》一书中记载，1840年，一小批青年工人组织一个读书会，建会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图书馆，他们首先制作了一些书架，安排好房间，他们追述说：
我们在归我们使用的房子里把书桌放在四周，并以木工的架势干了一些其他的活。我们就像新婚夫妇为即将降生的婴儿准备摇篮一样地重视我们的图书馆——我们在角落里搭起书架以便使它和我们的图书馆显得名副其实。但我们没有书，也没有能力去购买。我还记得伊莱贾·赖丁斯最后一次对我说的话——“假如我有50镑钱，我将到鲁隆去买一吨书！”那该是一幅多么壮观的景象！
当把图书馆准备好以后，其成员又是多么激动地盼望着他们第一批书的到来——
书终于到了。我们每周一便士一便士地捐款，直至其数额又能为我们的图书馆添一些有价值的书，现在终于将这笔钱拿去买书了。我的叔父理查德·泰勒就在学校附近住，他对我们的会社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大家派他到曼彻斯特的旧书店去挑选一批书。他是一个博学的读者，不仅读过文学著作，而且还读过一些科技文献，因之我们能够相信他所作出的选择。我是两个最年轻的成员之一，被指定去搬运买好的书，我们不是为此感到很骄傲吗？一想到我们空空的书架即将被书塞满的场面，我们就兴奋不已。星期六下午我们找到在曼彻斯特工作的叔父，带着一个纺织工人用的大袋子去装书。必要的书买齐之后，我们的袋子已经塞满，压得我们摇摇晃晃的。但那时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好搬运，所以我们只得奋力挣扎着把书驮到了它们合适的地方。接下来就是布置我们喜爱的阅览室，我们用结实的布将书装饰起来，以便使它能经久耐用。当这些工作干完之后，天已黑了，我们的朋友吃惊地发现，我们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干了这么多的活。从那一刻起，我们的房间就逐渐充实，直到所在的书架都放满为止。……这间房子对我们而言是一个伟大的地方，我们甚至怀疑，曼彻斯特是否还有比它更为值得留恋的地方。 (26)
重视读书，重视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越来越成为英国工人组织的特色。在读书的过程中，他们不仅仅是对技术书籍感兴趣，而且也对其他的书籍感兴趣。随着印刷工业的发展、书籍价格的下降，工人们读书的范围越来越广，正如恩格斯所说：
我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这一事实特别表明了英国无产阶级在取得独立的教育方面已经有了多么大的成就。 (27)
这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读书提高了工人的知识水平，有助于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正是在读书的过程中，工人显示了对政治问题的极大兴趣。宪章运动的著名领袖洛维特的转折就是一个例子。他在每周举行的读书活动中，开始对政治感兴趣并阅读了有关政治的著作，与同伴展开讨论。他自己描述他当时的心情是：
简而言之，我的心灵似乎突然被一种新的精神所唤醒；新的感情、希望，以及热望在我的心中奔涌，以至每一分钟的空闲我都用于去追寻新的有用知识。 (28)
像洛维特这样由读书而意识到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人显然不在少数。但另一方面，在读书的过程中，上层阶级的价值观念也就随之而来。虽然由于统治阶级的优势地位，他们的思想本来就在社会中占着主导地位，以至工人和劳动群众从来就把他们视为“上等人”，并在长期的历史沿革中将这些人的行为视为仿效的规范。但系统地、全面地受到上层价值观念的影响，也是在读书和学习的过程中。这样，就加强了社会下层向上流社会看齐的趋势。这种征兆，在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中就初露端倪。
宪章运动的发起组织之一——伦敦工人协会（洛维特即是其创始人）是一个以争取普选权为目标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它的活动为宪章运动的兴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动力。但这个组织将相当一部分本阶级的成员拒之于大门之外，不肯接纳他们为会员，原因是他们不够体面，缺乏知识，还达不到参加有组织的政治活动的标准。它的章程明确规定只有“诚实、清醒、有道德、有思想”的人才能加入，“醉汉和不讲道德”的人应坚决摒弃在外。 (29)
这样，伦敦工人协会就表露了无形中受到的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即在成为有教养的人之前，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样对政治问题有平等的权利的。很明显，伦敦工人协会对有资格进行政治活动的人提出了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是从上流社会来的。
伦敦工人协会由于采纳了这个标准，实际上就将成千上万的本阶级成员拒于千里之外。而工人协会之所以立下如此章程，其潜意识动机就是希望自己的协会能够被上流社会所承认，不至于被他们看作是粗鲁无知的一伙群氓。这种心理状态，与中等阶级暴发户对贵族头衔的垂涎，毫无疑问地有着类同之处。
把伦敦工人协会的此种态度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便不难探明其中的渊源。从工业革命开始，英国的普通民众就开始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示自己的愤怒和抗议。然而，不满和抗议的方向却不一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趋向。一种趋势是要求改变整个社会制度，另一种则是只要求在现存制度下尽量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到工业革命接近完成时，后一种趋势表现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坚信工人通过自我努力可以改变每一个人自己的经济状况，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趋势之所以在工人中占据了主流地位，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工业革命大体是在现有的社会体系下完成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现存体系的合理性；工人在渴求文化的过程中日积月累地受到上层价值规范的熏陶，“向上流社会看齐”已成为工人中有知识者的共识；工业革命所创造出的巨大物质财富显示出社会发展的一种诱人的前景，似乎给每个勤奋的人提供了无限可能的发展机遇；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特别是宪章运动的失败给工人运动带来的不利影响，等等。凡此种种，都有利于加强工人中的后一种趋势，而这种趋势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突出表现就是工人队伍中的自助运动和自尊运动。伦敦工人协会在宪章运动时的态度只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一个萌芽和信号，宪章运动之后，这种趋势便逐渐在英国工人运动中扩散开来，形成风气。
“自助”的说法最初出自中等阶级，“自助者天助”是中等阶级的宣传。“自助”口号是上层阶级对工人阶级要求改善自己社会待遇的回答，要改善个人的命运吗？自己去努力吧，上帝会保佑你！毫无疑问，这是中等阶级的价值观念，上层统治阶级渴望此种观念能为下层所接受，并在事实上通过文化传播和大众教育等方式，将自己的观念传递给下层，以便加强社会控制。1859年，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自助》一书出版，果然将这种观念传播全社会。斯迈尔斯自己也是靠“自助”起家的，这似乎更加增强了这种看法的说服力。官方在教育方面的代言人詹姆斯·凯-沙提尔沃斯（James Kay⁃Shuttleworth）曾在1845年明确宣布：“我想不出除了教育，还有什么其他方式能控制文明社会的下层阶级。” (30) 可见上层社会是如何重视教育的力量。正因为这样，上层社会是相当鼓励工人们通过自我教育而“自学成才”的，从19世纪中期起，通过“自学”而达到“自助”，越来越成为社会所鼓励的一种风气。当然，正如前面所说，“自学”是一面双刃刀，它既可以向下层转播上层的文化优势，又可以帮助工人形成清楚的阶级意识，因此英国的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矛盾的统一体中发展的，从而表现了它所具有的那种特殊性。
与“自助”同时的是工人的“自尊”运动。如果说“自助”主要指通过自学来汲取知识、增强谋生能力，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那么“自尊”就要求以公认的价值准则来约束自己，做一个“诚实、清醒、有道德、有思想”的人，一句话，要做一个“体面”人。
自尊运动起源于卫斯理教派的宗教活动，其组织基础主要是信仰国教的劳动群众。卫斯理派教会并不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但它吸引了大量的工人群众，它的很多礼拜堂就是得到工人资助，甚至完全由工人修建的。这个运动产生的社会影响远比其他工人组织为大，因为它不仅吸收工人家庭中的男人，而且接受他的全部家庭成员。卫斯理教派的教义深得信徒们信仰，其成员都是些缺少文化的普通人，其中主要是工人，他们希望通过宗教活动使自己获得人们的尊重。至1850年，卫斯理教派的教士已超过2万人，在很多地区，这个教派实际上已成为工人宗教。但这是一个混合的宗教，中等阶级的价值观念移植在这个教派的教义中，所谓的维多利亚精神，即工作、节俭、受人尊敬和自助，与卫斯理教义的节俭、勤奋、虔信和正直，几乎是非常和谐地吻合在一起。财富来源于勤奋的工作，节省的收入能用于投资，工作与节俭又表示一种令人尊敬的生活态度，这些都是卫斯理教会强调的美德。
自尊运动的最终结果是工人阶级被中等阶级的价值观念所同化，因为自尊的潜意识是要获得别人尤其是上等人的尊敬，而要获得他们的尊敬就要接受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于是向上流社会看齐也就成为自尊运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工人中发起了消灭酗酒、赌博、浪费等罪恶的运动，其主要动机也是获得他人的尊重。自尊运动的信徒们要求自己不论是在公共场合或私下，都要举止得当，心地坦然，像一个令人望而生敬的英国绅士。宪章运动中的工人请愿队伍，在游行时身穿礼服，头戴礼帽，一副彬彬有礼的派头，其庄重肃穆得简直令人感到滑稽。与中国农民起义揭竿而起、赤膊上阵的壮观场面相比，两者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是明显的。
自尊运动与自助运动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那就是希望通过勤奋、节俭、对知识的渴求和道德的改进，一步步进入社会的较高层次，以获得社会的承认和尊重。一句话，沿着中等阶级已经走过的路前进。
当然，这一系列活动只是一种历史的表象，它后面隐藏着更深刻的社会动机。从英国工人运动的主流放弃推翻现存制度的目标，转而为在现存制度中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那一天起，他们实际上就已默认了统治者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要得到上层阶级的承认，也就必然导致从行动到价值取向上向上流社会看齐。如果说向上流社会看齐在宪章运动之前还是工人运动中的一股支流的话，那么宪章运动结束之后，这股支流就开始成为主流了。
宪章运动的老战士托马斯·库柏（Thomas Cooper）的见闻非常形象地显示了英国工人队伍的这一变化。1869年，他在英格兰北部旅行时发现，那里的工人物质条件的确比以前好得多，但是“他们的道德和思想状况却已退化了。……你所听见的是服装整齐的工人在谈论他们在合作社或建筑社中所占的股份。另外，你会看见一些工人，笨头笨脑地牵着穿着布衣的小跑狗！” (31)
“牵着穿着布衣的小跑狗！”多么生动的形象！淋漓尽致地勾描出一种下层社会向上流社会看齐的心态。
劳工中当然也不乏愿意始终保持工人本色的斗士，工党的创始人之一哈第（Keir Hardie）就是一个例子。他身着普通劳动者的服装进入英国议会大厅曾是轰动一时的新闻。然而，在劳工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不久，啥第就被他的伙伴们换上燕尾服，戴上礼帽，使之和议会中的其他绅士相比不至显得太寒碜。而后来的工党领袖，如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acDonald）等人，本人就是一副衣冠楚楚的绅士派头，再也用不着手下的伙伴们为其易装了。
于是，随着英国经济与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完成，英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重新整合也已完成。这种整合是以中等阶级及工人阶级向上流社会看齐而完成的，其结果是政治经济的胜利者们并没有取得文化与精神的完全胜利。
整个民族不约而同地向上流社会看齐，并最终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心理积淀，这种趋势产生的根源，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些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们对有深度的生活的追求。在英国，这种有深度的生活，既来源于这个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也来自上流社会对这种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创造。因此，在这个贵族精神未被批判的国度，追求有深度的生活就很容易体现为向上流社会看齐。
具体说来，接受贵族传统影响的英国社会生活的深度，表现于人们向往有节制的工作。把追求闲暇、追求悠闲作为生活中的重要目标。而对闲暇的安排，也是以上等人的方式进行的，如欣赏艺术、赛马、打高尔夫球等等。这种深度显然难于为一般缺少文化教养的人所达到，但同样也蕴含着一种危机，那就是这种生活方式所体现出的价值追求已经违背了新教伦理的基本精神，使最早创立现代生活方式的英国人大发思古幽情，迷恋起工业革命前的田园风光来。无可否认，工业化的确产生了很多弊端，尤其是城市的狭小环境，更是遭到大多数人的厌恶。想回到自然的、保持着田园风光的环境中去生活本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这种生活方式损害了这种生活方式赖以生存的前提，那么，这种生活方式是否有存在下去的可能，也就值得考虑了。
一切以贵族的行为准则为标准，这种取向因中等阶级的向上看齐与工人阶级的向上看齐而逐渐成了英国的社会风尚。这种风尚天长日久，便逐渐形成了英国的所谓绅士风度。这对英国来说既有其特定价值，也有其悲剧性的一面。这种悲剧性就是英国的新兴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开创新领域时，在精神的价值取向方面却未能及时地开创相应的领域。英国人善于妥协，但精神的价值取向的妥协与政治上的妥协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后果。政治上的妥协保证了政治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和平稳性，不致大起大落地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精神价值取向的妥协却最终让传统势力维持着优势，变革的观念很容易被传统的惯性所战胜。在这个领域中，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必要的，不经过认真的交锋，要确立新的价值观念取向和新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一个民族如果始终在价值观念取向上向旧的上流社会看齐，最终会对自身的发展造成不利的后果。
未经改造的传统毕竟是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