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绅士风度
绅士风度是英国民族精神的外化，它是英国社会各阶层在向上流社会看齐的过程中，以贵族精神为基础，掺杂了各阶层的某些价值观念融合而成的。这种融合是一种长期的过程，它既不完全是贵族精神的翻版，也非中等阶级或劳动人民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应该说，绅士风度是英吉利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下的精神产品，它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英国社会的发展过程。
形成绅士风度的主要动力是各阶级之间的价值理想的碰撞。向上流社会看齐是社会各阶级的自觉行动，然而这一过程本身也显示出各阶级理想的差异和不一致。
中等阶级或企业家、工厂主阶层，在工业社会中显然是最活跃的阶层。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企业家是由于他们具有极为显著的特征，即拥有资本和强烈的竞争意识。在工业革命初期，这种竞争主要尚不是自由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与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对手竞争。这些对手不仅有财富，而且有权力和社会地位，这就使竞争的程度更加激烈。
按照中等阶级的看法，企业家是社会的中坚。虽然劳动是所有财富的源泉，然而只是在资本的驱动和有效的管理下，劳动才能发挥出正常的社会功能。企业家是指挥者、创造性的力量、经济活动的关键人物。在整个国民经济的马车中，工人是拉车的马，地主是不付钱的乘客，而企业家则是马车夫或驾驶员、马车的设计者、道路的修建者、马车的维修者以及马饲料的提供者。因此，只有中等阶级或企业家才应该是社会的真正主人。
资本，是经济机器的主要动力，它构成真正的财富和一个国家的力量。相反，依靠固定财产进行挥霍享受的贵族地主们不会给国家增加真正的活力，他们的腐败和假公济私，只能给社会造成灾难。他们的社会地位之所以高，在于旧的社会机制只是强调对财富的占有而不是强调对财富的创造，而创造财富不仅要有资本，而且要富有创造力和进取精神，具有此种素质的人只能是企业家，他们才应该获得如同贵族一般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代表着一种最有价值的力量。
企业家的另一项重要品质是对竞争的强调，这并非他的天性，而在于资本与贵族的固定产业不同，活跃的资本要求业主随时处于紧张状态，以使其不断增值，增值就要与各种对手竞争，因而竞争是资本不可分离的特征。与贵族相比，资本在竞争中获胜的主要因素不是依靠特权，而是依靠经营及满足市场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竞争的成功会给全社会带来某些好处，而不是像土地贵族那样，其收入只是肥了自己一家。
由于个人竞争的性质，任何有精力和有能力的人，不管他的出身多么卑贱，都可凭着自己的努力攀登上升的阶梯。这种信念事实上包含了以往任何一个阶级都不曾有的观念，即自我塑造的人。人不是给定的，而是由自己来设计并把握自己命运的。工人阶级的自助概念，其思想源头即出自中等阶级的企业家精神，正如《自助》一书的作者斯迈尔斯所说，某些人所取得的成就，所有的人都可以毫不困难地通过努力去获得。只要采用相同的方式，就可取得相同的结果。
自我塑造或自我奋斗无疑是中等阶级给自身塑造的美好形象——他们说自己是通过奋斗而进入上流社会的。他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往往是某人一无所有，但凭着自己的才干和勤奋而获得成功。因而，中等阶级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个人的才智能充分发挥，能决定一切的社会。
中等阶级对自己的使命十分自信，他们宣称：
在任何阳光普照之下的国度，没有哪一个阶层的人比英国社会的中等阶级更有价值，更值得尊重，更值得赞扬。 (32)
詹姆士·密尔（约翰·密尔的父亲）也认为，
这个国家中等阶级的价值，他们日益增加的数量及其重要性，是得到所有人承认的。他们很长时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英国的光荣，并使我们能在民族之林中昂然矗立。我们人民之中的优点几乎都可以在这个阶级中找到。 (33)
毫无疑问，中等阶级不仅认为自己的价值观念是全民族的精华，也认为自己就是英吉利民族的骄傲。这种意满志得的样子，充分反映了英国中等阶级处于上升阶段的心理状态。
然而，中等阶级的理想规范就在此时受到了来自下面的工人阶级的强有力的挑战。
工人们理想中的公民是一个从事生产、独立自主的工人，他的理想是建立在劳动与合作基础上的平等。生产性的独立工人一般指体力劳动的工资工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之一，没有他们，即便有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设备，经济机器也无法运转。对于自己的命运，他们一般不太满意，认为他们并未获得与自己相称的社会地位。无论是贵族社会还是资本家社会，对工人而言都不是公平的社会。
按照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对工人意味着自己是社会中最重要的成分，他们代表着“生产性的劳动”，而地主代表着不劳而获，资本家则代表着少劳多获。因此，在工人的理想社会中，工人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仲裁者，应该由他们评判谁在社会中应该获得什么，谁应该得到上升的机会。衡量提升的标准不是不劳而获的财富的占有量，而是个人努力工作的程度。从价值准则而言，工人讨厌个人之间的无情竞争，而欣赏合作与协助。总之，只为个人出头、只为个人利益着想的自私心理在工人中是受到鄙视的。
因此，合作运动逐渐抬头并发达兴旺起来，很多工人确信，通过自己的互助，既可积累资本进行再生产，也可改变社会生产方式，以便最终摆脱资本的控制。至迟从1820年开始，工人内部的思想分歧在追求目标方面就开始显示出来，一种是大体上仍然承认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只要求干一天活得一份公平的工资；另一种则要求归还劳动者所应得到的一切，社会主义理想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派的观点。
尽管内部有种种差别和分歧，到19世纪30年代，一种可以称作是工人阶级理想的东西终于成形了。它在工人争取普选权的过程中显示出来，曼彻斯特一位工人在讲到议会改革问题时就明确宣称：“议会改革的目的就是使劳动者得到他自己的劳动果实。” (34)
正是在这一过程与随后的宪章运动中，工人内部的各派开始产生了联合起来的意识，并认为应该集体行动，所有参加生产劳动的手应该紧紧地挽在一起。工人们应该团结战斗，鼓吹政治改革，控制政府，以有效的立法建立合理的社会，其基础是劳动而非资本，人与人相互的关系是合作和协助的关系。
然而就在这时，大约自19世纪20年代起，一种复兴的贵族理想也开始蔓延。
贵族的观念从未死亡，只是在中等阶级上升，工业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整个英国大地时，贵族的观念处于它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但即使在此时，贵族也尽力保持一种社会主人的派头，在废除济贫法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上院的济贫法委员会1817年反对废除济贫法的理由为：“作为这些法的一般制度，由于它已与人民的习惯交织在一起，应该……基本保持下去。” (35) 贵族反对废除济贫法，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也为了显示，与不顾下层人民死活、只知竞争和一味赚钱的中等阶级不同，贵族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他们对下层人民的疾苦总是念念不忘。
在其他领域里，贵族也并未屈服于中等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而只是对其做部分调整，以便接受其中的某些原则。代表贵族派的托利党在自由贸易、行业结社自由、政治自由等方面一再做出让步，以至《黑檀》杂志曾抱怨道：“我们的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某些最重要的法律和制度发生了变化——某些社会的指导原则和关系准则改变了。”但也就在同一时期，一些人开始有吸引力地复活了贵族的家长式或父权式理想。马尔萨斯被认为是其中的代表，他认为谴责土地贵族收取地租、不劳而获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们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社会中最重要的成员。正是这些土地贵族，使社会拥有了娱乐、享受和闲暇的能力，正是他们具有平定、安抚群众不满的本领，使得社会的聪明才智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他们是人类幸福的源泉。甚至他们的需要也使他们成为社会关键的因素，没有他们不劳而获的消费需求，经济生产就无法运转——生产者不可能在没有社会需求的状态下无止境地生产商品：“在社会的普通状态下，生产者和资本家，虽然他们有能力，却没有愿望在必要的限度之外去浪费。假如他们有此种意愿，也就丧失了他们的权利。因此，对于一个拥有强大生产能力的社会而言，一个不事生产的消费阶层是绝对必需的。” (36)
马尔萨斯在论证富人消费之必要时，却同时论证贫穷与饥寒是消灭过剩人口的有效手段，因此，他被斥为是只为不生产的富人辩护，却不为失业的穷人说话的人。由于马尔萨斯理论中这一无法弥补的缺陷，复兴贵族理想观念的代表人物就只能转为萨德勒。 (37) 正如《黑檀》所评论的那样：他做了伟大的工作，他使所有上层人士和经济学家把目光转向他们所蔑视的对象——体力劳动者。这些人已不再是群氓或仆人，他们有自己的情感和想法，他们有资格向上层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社会制度是否可以改变？
萨德勒观点的重要之处在于，当下层阶级在躁动着要求自己的权利时，他提醒社会上层注意下层的要求，并在一个价值冲突的时期采取应有的行动来协调下层与上层的矛盾。事实上，在通过《济贫法修正案》的斗争中，贵族们攻击工厂主忽视工人的生存，说他们对待工人像暴君一样，根本不顾工人死活，因此，他们是工人天然的敌人。只有贵族，才是社会真正的主人，是工人的朋友，工人应该和贵族们联合起来反对冷酷无情的资本家。在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有趣的是，贵族俨然以工人的保护者自居，并且通过制定各种济贫法令和工厂法，而或多或少做出了有益于下层劳动者的事，这真是英国政治生活中奇妙的一章。
贵族们对下层这种“仁慈的体谅”，后来发展成为迪斯雷利的“托利民主”，最后又在凯恩斯那里得到了理论上的体现，成为“福利国家”的一个重要支柱。
另一方面，贵族们又对中等阶级“自由竞争”的哲学始终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单靠“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要想解决社会的争端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与“看得见的手”，即与作为社会主宰的政府调节相结合的情况下，才可真正实现各阶级的利益和谐，恢复工业革命前那种宁静的状态：
地主、农夫与工人阶级，牧人、厂主与商人，必然同时走运和同时受苦；他们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 (38)
值得注意的是，重新抬头的贵族主义似乎想在不同的价值冲突之间进行协调。他们，那些过去的贵族们，一方面接受一些已由中等阶级的行动所证明的有效的原则，另一方面也提出被“自由竞争”所忽视的东西，即统治者的社会主人意识和劳动者应该享受的权利，他们力图在新的形势下将各阶级的价值追求协调起来，使社会重新取得一种稳定的平衡：
我们真正的托利原则应该包括以下内容：在维持社会各阶级的秩序与地位时，同时应保护和支持所有人应有的权利，只要这些提供保护的方法和手段仍在政府的权限之内。……看到民众的苦难，我们应当说，统治人民应该严厉，但也应该关心他们的生活……作为托利党人，我们坚持认为，民众对于高居于他们之上的权威表示顺从是他们的职责；但那些高居于他们之上的人应该保护在他们统治下的民众，这同样也是一种职责。 (39)
但是，冲突并非如此容易协调，事实上，每一个阶级都试图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其他阶级之上，这种斗争并不仅仅是一场纯意识形态的争夺，而是一场统治权的争夺：谁能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其他阶级之上，谁就是真正的“统治”阶级。就此而言，被统治阶级的地位并不单指其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屈从，也指观念上的屈从。只有当一个统治阶级将自己的观念渗透进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取得“文化优势”时，它的统治地位才会真正得到巩固。
19世纪中期开始的一场价值取向的较量，以中等阶级占上风而开始，却以向贵族精神融合而告终。
首先是道德领域的争夺。贵族的理想道德模型是一个“绅士”，是一个具有骑士气概的形象。绅士与贵族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不一定要有正式的头衔，但在历史上，它总是与大地产联系在一起的。到19世纪时，“绅士”与血统已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它更强调一种道德规范和按此种道德规范行事的人，这个人应该是正直、决不食言的，对人殷勤而有礼貌，勇敢而又乐观地面对生活，坦然地听从命运的安排。他要有信誉，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荣誉，因此应该偿付所有的债务，特别是赌债；同时在荣誉受损时勇敢地站起来加以捍卫。总之，他要表现出上层社会那种尊严的气势，既有居高临下的风度，又对下属显示慷慨和宽大为怀。
但中等阶级的道德准则则是建立在工作之上的，通过勤奋工作而获得成功，因此节俭、自助、精打细算和严格要求等等，就显得特别重要，基本上保留在清教伦理的范围内。明显的，这在贵族看来是过于“抠”了——小家子气。有趣的是贵族观念此时似乎与社会下层更为接近，因为尽管两者对财富的占有可说是天壤之别，但似乎都不工于算计，花费起来都是无所节制的。
随着中等阶级在经济上的大获全胜，他们在道德观念上也占了上风，其重大成果之一便是按工业阶级的意愿改造了“绅士”的观念。
照他们的看法，“绅士”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自己的行为和道德本质自我塑造的。出身与等级对于一个绅士来说并非必需，更重要的是他的奋斗精神。一个出身卑下的人靠自我奋斗也可以成为绅士，而他在精神和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使他成为真正的绅士。他是正直的、忠实的、向上的、勤俭的、克制的，充满勇气，自尊自助，实际上就是中等阶级中自我成功者的缩写。
两个“绅士”的模式碰撞后，中等阶级的“绅士”暂时占了上风，因为它在经济上的成就，迫使试图上升的工人和试图保持自己地位的贵族都不得不接受新的“绅士”的观念。所谓的“维多利亚精神”，实质上就是新的按工业阶级的形象塑造出来的绅士精神。
这一回合的胜利使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报纸杂志、出版领域中，中等阶级很快以雄厚的财力办起和资助了一大批为自己鸣锣开道的宣传品，在公众心目中大力塑造自己的形象。在教育领域，传统的贵族式教育制度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学习有用的知识”成为社会的口号。拉丁文、希腊文、古典哲学和艺术越来越吃不开了。新的科技知识被引进了普及教育的领域。中等阶级在教育领域的迅速发展迫使最巩固的贵族堡垒——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相应地设置起现代科学技术课程。
在生活领域，中等阶级讲究实用的方式也扩散开来，贵族的假发、紧身上衣、灯笼套裤让位给适合于经济活动的高高的礼帽和宽大的燕尾服，鲜艳夺目的五颜六色也被清一色的黑白两色所取代。城市郊外小而舒适的中等阶级别墅成了人们向往的住宅，远离城市庄严然而冷肃的贵族城堡或宫殿，已因其太少人情味而越来越不被人们所青睐。室内的布置以亲切、实用为主旨，虚饰、生硬的对古希腊罗马的贵族式模仿不再成为时髦。人们对吃食的讲究降低了。更注重的是营养价值和经济实惠，而不是贵族式的排场；生意人在公共餐馆边吃边谈生意，饭桌也成了经济活动的场所。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一家人相亲相爱地在起居室熊熊的壁炉旁团坐在一起，那模样与任何一个中等阶级家庭没有两样。总之，社会生活按中等阶级价值观念重新塑造过了，这时的英国的确是中等阶级的英国。
然而，就在中等阶级观念在冲突中似乎大获全胜时，它自身却在走向对立面。
中等阶级观念走向对立面是由内外两部分因素造成的。就外部而言，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工人阶级教育水平的提高，他们日益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于是，在劳工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集体主义的思潮复兴了，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受到了挑战。在经济和对外贸易领域，英国国力的下降与各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以及维持一个庞大殖民帝国的需要，都有意无意地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逐步扩大，这样，中等阶级在全盛时期坚持的自由放任原则（它是个人主义在经济学中的表现）也在不知不觉中崩溃了。
除了外部因素，中等阶级观念没落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其自身对自己价值准则的怀疑。中等阶级过去曾自信地宣称，它的理想是有益于全民族的，会给所有英国人带来利益（如边沁）。然而，到19世纪末，许多调查表明仍有相当可观的英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并且贫困的程度相当惊人。这使中等阶级中有良知的人不仅感到震惊，而且感到内疚。正如著名的学者汤因比在1883年对伦敦工人所说：
我们——我在这里意指中等阶级，并不仅仅是指非常富有的人——忽视了你们，没有提供正义，而只是慈善救济；没有同情，而只是提一些僵硬和不现实的忠告；但我想我们现在已经在改变了。 (40)
这种负疚感，尤其是第一代工业家的后代中滋生出来的此种情绪，极大地摧毁了中等阶级对于自己价值观念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中等阶级开始接受某些工人阶级的价值追求，比如费边社会主义；而中等阶级的价值主体却开始向传统的贵族精神认同，其结果就是工业家们的彻底“绅士化”。
“绅士化”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一种价值观念转化的趋势，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工业家自己对工业经济态度的冷淡，而这种态度是和整个社会大气候相适应的。整个社会对工业化弊病的攻击使工业乃至商业开始被抛出了社会和文化关注的领域，这种本应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职业，却受到人们的忽视乃至蔑视。企业家在《国民传记辞典》中所占的词条比例越来越少，而一些与经济无关的人物的名字却日益增多。
企业家们受到社会冷漠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在二战期间，一位著名企业家被派往安卡拉设法阻止土耳其将重要的战略物资送往德国。然而，当这位企业家向英国驻土耳其大使汇报他活动的重要性，希望得到大使的协助时，这位大使竟然说，“先生，不要对我谈金融与贸易，它将从我这边耳朵进而从另一边出。” (41)
社会如此，企业家们自己也将从事工商业作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既然企业工作辛苦而无乐趣，又不受社会重视，为什么非要从事这项令人讨厌、费力不讨好的职业，而不去做一个受人尊敬的绅士呢？在此氛围之下，工业家们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从前那种对事业的追求，而是更向往一个“绅士”的辉煌门面。挣钱以及像蚂蚁一样勤勤恳恳地积累财富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卑琐，而这就动摇了中等阶级价值观念的根本基础。1942年有一位工业家这样说：
我相信对物质价值的追求是我们时代一切苦难的根源，假如不清除此种根源，它将不可避免地摧毁我们整个社会，乃至使我们无事可干。我们应该随时提醒我们自己，物质利益仅仅是一种手段而绝非目的。 (42)
这种话简直就和工业革命时期贵族们指责中等阶级暴发户们的话一样，可见时隔一百年之后，工业家们已经向贵族的精神优势认同了。正因为如此，第一代工业家们的后代们越来越不愿从事经营活动，而去做他们认为有意义的政治、文化、慈善和宗教事业。以至许多史学家们认为：工业世家不再把“金钱看作是主要目标”，这是19世纪末英国开始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 (43)
“绅士化”的第二点表现是在教育方面对工业和技术的忽视。中等阶级很早就开办很多学校，这些学校都很重视实用课程，因而对英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这些学校逐渐受到了贵族化的改造。这种改造不仅在课程的设置上，而且在教育思想上也显示了出来。很多工业家的子女受过此种教育之后，产生的普遍想法居然是决不从事或者最好不从事自己父辈所从事的职业！根据20世纪70年代的民意调查表明，有88%的企业家感到大学对自己的职业有严重偏见！ (44) 这种偏见甚至使企业家本人也羞于承认自己的职业，往往绕着圈子来描述自己的工作。而他的欧洲大陆同行，则会毫不含糊地声称自己是企业家，并且以此为荣。
第三个特点则是工业家们对绅士式生活的热望。既然赚钱的职业为世人所偏废，那么，最好的出路就是尽快摆脱这种难堪，去做一个风流潇洒、受人尊敬的绅士。他们宁愿放弃自己在经济领域中的重要地位，而去充当一个对社会无关痛痒的绅士。这种心理状态对仍在工商业中工作的人有着极大的影响，“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绅士从来不过分努力，他们对事情并不非常在心。” (45) 这种不努力工作、对事情满不在乎的习气，实在是贵族遗风之再现，它在企业界蔚然成风，对英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一位美国企业家在与英国企业家接触之后异常感慨地说，他的英国同行是罕见的夸耀自己干得如何少的企业家，并且还将这种夸耀作为一种国有的天性。
工业家们的此种转变标志着英国企业界的“绅士化”。从事工商业只是手段，赚钱也只是手段，目的是成为绅士。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是否能成为通往“绅士”的阶梯。虽然英国人仍然认为，“绅士无论处于何种地位仍是绅士”，但既然有专为绅士设置的更令人尊敬的行业，为什么非要在这样一个令人厌恶的卑琐领域干呢？
总之，经过长时期的冲突与对立，英国各阶层不同的价值取向融合成一种独特的行为标准，我们可以称之为“绅士风度”。这已经不是哪一个阶级的专利了，而是全民族共有的一种特征。这种特征其实是随时随地都会表现出来的，只要有一群不同民族的人在一起，“绅士风度”会很容易把英国人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
“绅士风度”所力求体现的似乎有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公平而合理的竞争原则。无论在商业、政治或其他一些带有竞争性质的场合，比如体育竞赛或提升职位等等，都应该以良好的运动员风格来进行竞争，赢要赢得有风度，输也要输得有风度，光明磊落，不搞幕后小动作。竞争的各方应该有平等的机会，不应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第二，言行处事应尽量抑制感情的色彩，而让理性来主宰一切。与职业有关的事务应以职业道德为标准，而不掺入私人恩怨或个人好恶。这表现在政治上，便能以冷静的理智来处理政务与政党斗争，而不凭一时的感情冲动来解决问题。然而表现在人际关系中，则给人以矜持、冷淡的感觉。
第三，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气概，为维护个人与国家的荣誉在所不惜。这表现在个人方面是不干则已、干则干到底的精神；表现在国家与民族方面则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英国的爱国主义是全世界闻名的，这表现在历次战争，特别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1940年夏天，当法国投降、全欧洲落入法西斯之手时，漫画家大卫·劳（David Low）在《旗帜晚报》上发表一幅漫画，上面画着一个头戴钢盔的士兵站在海峡旁，举起一只拳头，下写：“好吧，就让我一个人来干！”英国的这种“犟”劲被称为“约翰牛精神”，约翰牛精神是绅士风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此可见，绅士风度确实是融合各阶层价值取向的一种民族风度。
然而，绅士风度也有许多消极之处。首先，是它偏于保守，它过于尊重传统，包括革新都要到传统中去寻找根据，这就使它对新生事物缺少敏锐的接受力；它推崇稳重，结果也就难免追求四平八稳。表现在政治上，则形成英国式的渐进发展模式，这其实并非坏事；但表现在生产上，则是不愿迅速采用新技术，造成19世纪末技术设备老化等严重现象，阻碍了经济发展。
其次，绅士风度导致对“高雅”的追求，文学、艺术、哲学、诗歌被看作是上等人必备的素质。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不少人附庸风雅，为表明自己是上等人而矫揉造作。有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约克郡的一个英国铁器制造商，收到美国人赠书《科学经营原理》之后，根本不屑打开一阅，却回赠了一本霍勒斯的拉丁文诗集。这是多么高雅的绅士风度啊！然而，正是这种“高雅”的举止，把现代生产的经营结晶轻而易举地丢在一旁。高雅的风格也表现在英国的教育中，首先表现为重文轻理现象。由于贵族的传统教育是人文和宗教，自然科学是中等阶级兴起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因而英国大学教育中的重文轻理几乎已成为一种传统，时至今日甚至更为严重。再次，又表现在对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视和对应用技术研究的轻视上。英国人认为基础理论研究是一种高尚的劳动，因而有才华的青年都愿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使英国在物理、生物、化学、遗传工程等基础理论方面至今仍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自1901年以来，英国获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如按人口平均计算，则它居世界各国之首。但由于轻视应用技术的开发研究，认为这不是有闲的绅士阶级所为，英国的基础理论优势未能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电视机是在英国诞生的，但英国的电视制造业不发达，以至英国市场上充斥着外国的彩电。英国在遗传工程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然而利用这些科技成果制造出新型材料和药品的国家却是日本。贵族式的学风使英国科技界长期只重视得诺贝尔奖的人数，而不屑于顾及此种成果是否转化成实际生产。此种风气同样也影响着优秀人才的去向：大量优秀青年宁愿从事大学教育、政府部门的文职工作而不愿去企业或公司一展身手。纯粹应用性的、缺乏“深度”的工作他们似乎不愿屈就。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已给英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恶果。
绅士风度的另一个致命弱点是厌恶竞争。绅士们喜欢平心静气的经济活动，就像庄园地主心平气和的生活那样。因此尽管英国是最早产生出竞争意识、最早用自由竞争的理论唤醒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的国家，但由于弥漫于全民族的向上流社会看齐的取向，它的竞争意识逐渐淡薄了。这对经济的发展极为有害，当英国的工业在世界上还独占鳌头时，这种危害还不见显眼，但在19世纪末期英国工业的垄断地位丧失，美、德等后起之国奋起直追时，这种危害就十分可畏了。英国的工业家不是振奋精神，面对挑战采取措施，改进技术改造设备，以求达到美、德等国的生产效率，而是把落后的技术、落后的设备连同资本转移到殖民地去，仍然用相对落后的方式榨取高额利润，以供养本国越来越多的食利者（即靠吃利息为生而不做任何事的人）。英国中等阶级原来那种奋发图强的竞争精神，现在已被偷闲懒散的绅士风度取代了。直到英国丧失了海外殖民地，经济景况愈发不可收拾时，还有许多英国人怨天尤人地将它归因于殖民帝国的丧失。只是在撒切尔夫人重新提倡恢复竞争精神之后，英国的经济才发生转机。
可见，绅士风度既有其所长，又有其所短，如何扬长避短，对这种精神遗产进行改造，是摆在英国民族面前的一个严肃的课题。绅士风度集中地体现了英国民族心理的价值取向，它一方面追求高雅的生活境界，处处向上流社会看齐，一方面又丧失奋发的竞争精神，对传统和习惯日益眷恋，从而使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间发生矛盾，把自己放进一个两难的窘境。这种窘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困境，是新兴阶级自工业革命以来未能彻底清算旧阶级的精神遗产而逐步造成的。能否摆脱这种文化困境，在某种意义上将决定这个古老民族今后的发展前途。
(1) 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与珍妮·C.福提尔·斯通（Jeanne C. Fawtier Stone）合著《开放的精英》（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2) 安东尼·特洛罗普（Anthony Trollope）著《公爵的孩子》（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90页。
(3) J.V.贝克特（J. V. Beckett）著《英国的贵族》（英国，1986年版），第20页。
(4) 参见J.J.巴格利（J. J. Bagley）著《德比伯爵1485—1985》（英国，1985年版），第173页。
(5) 威廉·马歇尔著《论英国的土地财富》（英国，1804年版），第1页。
(6) 《英国的贵族》，第43页。
(7) 《经济学家》，1870年6月16日。
(8) 约翰·坎农著《贵族世纪》（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2页。
(9) 乔安娜·O.马丁（J. O. Martin）著《格拉摩根的土地资产》（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252页。
(10) 《英国的贵族》，第88页。
(11) 理查德·洛基（Richard Lodge）著《本杰明·基恩爵士的私人信件》（剑桥大学出版社，1933年版），第28—29页。
(12) 《英国的贵族》，第95页。
(13) 参见《贵族世纪》，第24—30页。
(14) D.M.托马斯（David M. Thomas）著《18与19世纪英国贵族婚姻形式的社会起源》（英国，1972年版），第105页。
(15) 《开放的精英》，第47页。
(16) 《开放的精英》，第204页。
(17) 《开放的精英》，第214页。
(18) 《开放的精英》，第215页。
(19) 参见A.S.特伯维尔（A. S. Turberville）著《威廉三世时期的上院》，第168页。
(20) 《贵族世纪》，第149页。
(21) 安东尼娅·弗雷泽著《历代英王生平》，第213页。
(22) 参见伯纳德·波特著《最后的一份》（伦敦，1980年版），第75—76页。
(23) 参见L.C.B.西曼（L. C. B. Seaman）著《新英国史》（伦敦，1978年版），第120页。
(24) 参见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著《自传考察》（伦敦，1934年版），第二章。
(25) 参见大卫·文森特（David Vincent）著《面包、知识与自由》（伦敦，1981年版），第110页。
(26) 《面包、知识与自由》，第112页。
(27) 恩格斯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8页。
(28) 《面包、知识与自由》，第135页。
(29) 参见大英图书馆馆藏附加手稿第27835号，第247—250帧。
(30) 约翰·鲁尔（John Rule）著《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劳动阶级》（朗曼出版社，1986年版），第245页。
(31) 莫尔顿和台德著《英国工人运动史》，中文版（北京，1962年版），第219页。
(32) 《曼彻斯特观察家》，1821年1月20日。
(33) 《西方周报》，1826年第6期。
(34) 《曼彻斯特卫报》，1826年10月28日。
(35) 《英国议会文件》，1818年，第400卷，第7页。
(36) 马尔萨斯著《人口原理》（伦敦，1829年版），第471页。
(37) 迈克尔·萨德勒（1780—1835），英国社会改革家，曾于1831年提出“十小时工作日法”。
(38) 《近代英国社会探源》，第250页。
(39) 《近代英国社会探源》，第250页。
(40) 转引自韦伯夫人著《我的学徒生涯》（伦敦，1936年版），第157—158页。
(41) 马丁·J.威纳（Martin J. Wiener）著《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丧失》（英国企鹅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42) 《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丧失》，第127页。
(43) 参见佩恩（P. L. Payne）著《19世纪英国企业界》，第24页。
(44) 参见格雷厄姆·特尼著《英国企业》（伦敦，1979年版），第439页。
(45) 《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丧失》，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