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战争的文化
克劳塞维茨相信占据首要地位的是政治，而不是文化，这并非他的一己之见。自亚里士多德以降，所有西方哲学家都持此立场。克劳塞维茨在他有生之年亲眼看到，伏尔泰和卢梭这些仍然在世的哲学家提出的纯粹的政治观点起到了抵制巴黎民众的激情和偏见的作用，这进一步加强了他的信念。克劳塞维茨所了解的战争和他亲身参加过的战争是法国大革命的战争，他所寻找的促成和引发战争的“政治动机”至少在战争开始时总是存在的。欧洲的君主制国家有理由担心法国大革命会威胁到君主制，战争看起来明显的是“政治的继续”。
还必须认识到，作为历史学家的克劳塞维茨没有任何参照来指引他注意文化因素在人类事务中的重要性。他效仿的主要历史学家都没有采用比较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而文化史正是从比较历史学中衍生出来的。以赛亚·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在一篇向比较历史学之父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致敬的文章中，恰如其分地总结了启蒙运动的精神，说它是一种信念，相信“找到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能够解决自古以来困扰着人类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确定各个领域的知识哪些是真理，哪些是谬误”。47
启蒙运动最伟大的宣传者伏尔泰虽然提倡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把社会和经济活动及其效果也包括进来，但他强烈认为，研究历史时唯一值得注意的是人类成就的高峰，而不是谷底……伏尔泰问道：“如果你们只能告诉我们，在奥克苏斯河或伊克萨蒂斯河的岸边，一个野蛮人继承了另一个野蛮人的位子，那么你们对公众究竟有什么用处呢？”48
既然伏尔泰都这么说了，克劳塞维茨又凭什么不赞同呢？在他去世后的19世纪那几个十年内，德意志历史学家在对历史和政治的研究中率先使用了比较的方法，但在克劳塞维茨的有生之年，启蒙运动的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他写道：“因此我们看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战争视为独立的事务，而应把它看作政治工具；只有采取了这种观点，我们才不致得出与所有军事史背道而驰的结论。”49这是多么纯粹的启蒙运动理念，多么典型的伏尔泰式的观点。
然而，伏尔泰对奥克苏斯河岸上发生的事件过分轻视，使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因此而有了缺陷。军事历史学家现在认识到，奥克苏斯河之于战争，正如威斯敏斯特宫之于议会民主，或巴士底狱之于革命。奥克苏斯河是把中亚与波斯以及中东分隔开来的一条河，在它的沿岸或周边，人类学会了驯服马匹，给马套上缰绳让它拉车，最后是跨上马鞍纵马驰骋。从奥克苏斯河边，征服者的铁骑横扫中国、印度和欧洲，建立了“战车帝国”。世界上两次无可争辩的作战革命之一的骑兵革命就发生在奥克苏斯河边。匈奴人、阿瓦尔人、马扎尔人、突厥人、蒙古人，一波又一波的中亚征服者和抢掠者越过奥克苏斯河闯入西方世界。在奥克苏斯河以北的撒马尔罕，最残暴、最破坏成性的骑兵首领帖木儿开始了他的恐怖统治。早期的哈里发从奥克苏斯河流域招募奴隶兵，奥斯曼苏丹也不例外。1683年奥斯曼军队对维也纳的封锁威胁到了基督教世界的心脏地带，是克劳塞维茨时代人们记忆中最具破坏性的军事行动。任何战争理论若是不把奥克苏斯河考虑在内，必定是不完整的。尽管如此，克劳塞维茨还是提出了这样的理论，结果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一种激进的观点认为，克劳塞维茨对大战中的屠杀即使不能说直接负责，至少也应负次要的责任。比如，英国历史学家B.H.利德尔·哈特（B.H.Liddle Hart）指责他提倡使用人海战术发动大规模进攻，把那说成是赢得胜利的关键。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克劳塞维茨却被奉若神明，被吹捧为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对他重新燃起的敬慕由此可见一斑。冷战时期的书斋谋略家宣称，在随时可能发生核冬天的一片阴霾之中，克劳塞维茨是指向普遍真理的一盏明灯。他们对批评克劳塞维茨的人报以轻蔑，比如，把利德尔·哈特对克劳塞维茨的批评斥为“拙劣的夸张”。50
那些书斋谋略家把观察和假设混为一谈了。他们的观察是，战争是一个普遍现象，自从上次冰期结束之后一直在世界各地进行；他们的假设是，关于战争的目的和实现那些目的的方法，存在着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很容易看到克劳塞维茨为何对他们如此有吸引力：在核攻击的威胁下，一个国家别无选择，只能使外交政策尽量与战略原则做到一致，去除一切缓和性的因素。核国家必须树立言出必行的形象，因为只有使敌人相信自己的目标坚定不移，才能起到威慑的作用，而思想上若有所保留，就做不到坚定不移。
然而，核威慑引起人性的极大反感，因为它意味着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将无情地不顾它的行为对本国和敌国的人民所造成的后果。西方世界过去2000年间的政治已经确立了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这一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信念，难怪威慑理论在西方世界中激起了最深切的厌恶，反对它的经常是注重国防的爱国者，甚至是曾为国家抛洒热血的职业军人。
要发明一种哲学，把核威慑的理论与民主国家通用的道德和政治守则融为一体，这恐怕连最聪明的理论家都力有不逮。但他们不需要费这个力气。克劳塞维茨提出的军事极端主义的哲学和语汇是现成的，而且早已流传开来。有了核武器，“现实战争”和“绝对战争”就成了一回事；光是设想这种战争的恐怖就足以确保战争不会发生。
然而，这一逻辑有两个弱点。首先，它完全是机械性的，前提是威慑的程序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丝毫不差地运作。但是，对政治的观察表明，如果有一点可以肯定的话，那就是机械的手段根本无法控制政府的行为。其次，它要求核武器国家的公民培养起精神分裂的世界观：一方面继续相信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尊重个人权利，容忍少数人的意见，接受自由投票、行政部门对立法机构负责，以及法治、民主和犹太教—基督教道德的所有其他内容——部署核武器就是为了保护这些价值观的；但另一方面，又要默许战士的行为守则，而根据这种行为守则，勇气、服从具有冒险精神的领袖和“强权即公理”才是终极价值。而且，这种精神分裂必须永久维持下去，因为用核理论家的行话来说，“无法把核武器发明回去”。
1962年，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位于美国人文主义价值观中心地区的密歇根大学做了一次演讲，高度推崇克劳塞维茨的威慑理论。他说：“同盟（指北约，但实质上就是美国）的力量和性质使我们即使在遭到大规模突然袭击的情况下，也能够保持足够的后备打击力量，必要的话可以把敌国彻底摧毁。”51这种以“绝对战争”还击敌人发动的“现实战争”的威胁有一种理论上的纯粹性，可能会使克劳塞维茨为它喝彩不已。但那喝彩是属于一个已逝的时代的。如前所述，即使在克劳塞维茨的有生之年，他也是从者寥寥，他所鼓吹的武士文化是现代国家之前的君主制国家亟欲在国界内铲除的东西。当然，君主都知道，这种文化可以用来达到国家的目的，但他们只准它存在于人为保存的武士群体里；军队的道德准则与它们驻扎地的平民社会的道德准则完全不同。
过去，武士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曾盛行于欧洲社会；后来，自17世纪起，政府开始持续推行一系列政策措施：收缴老百姓手中的火器，拆除地方贵族的城堡，把他们的子孙征入常备军队做军官，成立由非武士阶级的成员指挥的特种炮兵团，由国家兵工厂垄断战场武器的生产。就这样，在奥得河和德拉瓦河以西的地区，即从柏林和维也纳直到大西洋的这片地方，欧洲的政府，包括克劳塞维茨为之服务的政府，有效地解除了各地社会的武装。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欧洲各国为了应对革命浪潮的影响，不得不再次一步步加强军事力量，采取的方法是自上而下的征兵。老百姓的响应还算热烈，尽管有些程度上的差别。后来，提到普遍兵役制，人们就会联想到苦难和死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20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5000万人。1945年后，英国和美国完全放弃了普遍义务兵役制；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了打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而恢复了普遍兵役制，但被征入伍的青年和他们的家人拒绝接受武士的价值观，结果迫使美国政府放弃了越南战争。这证明，企图在同一个社会中推行两套互相矛盾的公共道德守则完全是自我拆台、徒劳无功。这两套道德守则一种是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另一种则要求在战略需要面前完全否定自我。
的确，现代世界中一切企图自上而下造成深刻社会变革的努力都困难重重，许多这类企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其中值得一提的有试图改变私人财产权或耕种者与土地关系的努力。自下而上推动社会变革——这是宗教改革运动的长项——成功的概率更大一些。因此，研究一下20世纪期间社会的下层老百姓拿起武装的过程能给我们以很大的教益。这方面有两个例子尤其值得注意。一个是中国的毛泽东，另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毛泽东和铁托都遵循马克思的主义，要“建立人民军队”来推动不可避免的革命；他们走过的道路惊人地相似；他们都达到了想要达到的政治结果；他们都给旧的文化秩序造成了破坏。
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被推翻，中国在接下来的年月里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名义上拥有主权的中华民国政府与各省的军阀争夺权力，参与争夺的还有个第三方，那就是新生的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很早就与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以及苏联派来的顾问发生了意见分歧。那些人一心要夺取城市，而毛泽东通过仔细研究共产党军队活动的农村地区人民的痛苦和不满，认为夺取城市的最好办法是派革命游击队渗透城市周边的农村。他相信，可以在游击队的基础上创立能打胜仗的军队。他在1929年的一份报告中介绍了他的方法：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52[7]
通过占领周围的农村来孤立城镇，这种方法其实正是近2000年来一直袭扰着中国的马背上游牧民族的惯技。但毛的方法有其新颖之处：首先，他相信“游民无产对象”——“兵、匪、盗、丐、娼妓”——是革命可以利用的材料，“这一批人很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8]；第二，他认为即使敌人比自己强大得多，只要耐心与其周旋，把敌人拖疲拖垮，还是可以赢得战争的胜利。53“持久战”的理论后来成为毛泽东对军事理论的主要贡献。他最终打败了蒋介石。后来，越南人先是在抗法战争，后又在抗美战争中也都采用了游击战术。
1942—1944年间，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在黑山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山区也使用了游击战术。当时已经有一支忠于流亡国外的王家政府的游击队在和占领南斯拉夫的轴心国军队作战；那支队伍叫切特尼克（Chetniks），领导人是米哈伊洛维奇。切特尼克的策略是保存实力，等轴心国的军队在南斯拉夫以外的战场上消耗得差不多了，再发动全国大起义，一举得胜。可是铁托不肯，出于各种原因，包括帮助减轻苏军的压力和把共产党的机关插遍南斯拉夫全境，他领导着游击队转战各地，全力作战。“无论游击队在哪里……占领一个地方，他们就……组织起农民委员会管理当地事务，维持法律和秩序。即使在游击队失去了对某个地方的控制后，这些政治机构仍在活动。”54威廉·迪金爵士是当时英军派到铁托处的联络官，1943年德军成功地扫荡了铁托的司令部不久后，他对自己观察到的这方面工作的情况做了这样的描述：“我们刚刚逃脱了被歼灭的命运，大家都疲惫万分，但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Đilas，他是位主要的共产党知识分子，但也是战士，曾亲手杀死过德国人）马上带领一小队人向着南方荒凉的战场走去。游击队作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如果一块土地落入了敌人之手，党的基本工作仍要继续，要重新建立支部，等待队伍回来。”55
游击队战争这个“英雄”的方面深深激励了迪金这样的学者军人，读起来令人热血沸腾。但实际上，在南斯拉夫全境进行这样的政治军事斗争给老百姓带来了无以言状的苦难。南斯拉夫的历史是一部充满了惨烈竞争的历史，战争的爆发又重新引发了这种竞争。在北方，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在意大利人的帮助下把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逐出家园，强迫他们皈依天主教，并对他们大开杀戒。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也卷入了内战，而在南方，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则受到邻国阿尔巴尼亚的攻击。在塞尔维亚的土地上，切特尼克和铁托的游击队争夺控制权，因为双方没能就共同战略达成协议，但切特尼克却不向德国占领军开战，怕会引起德军的报复。铁托下定决心不畏报复，事实上，他把轴心国占领军的暴行视为激励老百姓参加游击队的动力。他发动了7次所谓的“攻势”，故意引着德军在后追赶，结果他的游击队所经之地被夷为一片废墟。村民只能要么跟着游击队“入林”（传统说法，原指过去抵抗土耳其人的队伍的藏身之处），要么留在家里等待德军报复。铁托的副手卡德尔特别强调让没有拿定主意的老百姓面对这一难题的好处：“有些指挥官害怕报复，结果妨碍了对克罗地亚村民的动员。我看报复有好处，能把克罗地亚村民推到塞尔维亚村民这一边来。在战争中绝不能害怕整个村庄被毁。恐惧会使人拿起武器，采取行动。”56
卡德尔的分析没错。在南斯拉夫，当地的民族和宗教冲突以及通敌者和反通敌者的冲突已经打作一团；铁托的政策是在它们上面再加上亲共产主义、反轴心国的泛南斯拉夫战争，并且破坏达成的所有停战安排。这一政策确实把许多小型战争聚集为一场大型战争，而铁托自己则成为对轴心国作战的主要领导人。按照他的命令，南斯拉夫的大部分男性和许多女性被迫在作战双方之间做出选择。老百姓的确自下而上地武装了起来。到战争结束时，至少有10万人因为选错了边被游击队处决，另外有35万塞尔维亚人被亲意大利的克罗地亚人杀死。不过，既然1941年南斯拉夫的王家军队仅仅8天内就全面溃败，那么在战争中一共死亡的160万南斯拉夫人中，于1941—1944年间丧生的120万人大部分就一定是在游击战中丧生的。为了实现铁托主张的民族独立，付出的这个代价实在太惨痛了。(https://www.daowen.com)
这样的战争，无论是发生在南斯拉夫，还是苏联、中国或越南，其外部表现都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艺术提供了最扣人心弦的原材料。贝尔格莱德的南斯拉夫军事博物馆中央大厅内屹立着真人大小的青铜塑像，展示着勇敢无畏的青年争先恐后地要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戏剧化的方式出色地表现了人民抵抗的主题。与那些塑像异曲同工的有谢尔盖·格拉西莫夫（Sergei Gerasimov）的油画《游击队员的母亲》，画中一位母亲怀着将来的小游击队员，镇定地面对烧毁了她的房子的德国兵；塔季扬娜·纳扎连科（Tatyana Nazarenko）的《游击队来了》显示了援兵到得太晚，德军的暴行造成满目疮痍那种令人扼腕的情景；而伊斯梅特·穆耶齐诺维奇（Ismet Mujesinovic）的《亚齐的解放》则再现了铁托作战的一个场景，使人联想起籍里柯在希腊独立战争期间完成的那幅谴责奥斯曼帝国压迫的壮丽画作。在东方，毛泽东和胡志明领导的战争结束后也创作出了基本上同样的、写实性很强的艺术品：军装破旧但风纪整齐的人民军队的战士安慰受蒋介石荼毒的老百姓；战士和农民在田里并肩抢收粮食，不让粮食落在敌人手里；或大军集结，迎着曙光走向最后的胜利。57
然而，游击队艺术是名副其实的定格艺术。游击战争远比艺术表现中残酷。事实上，发动人民战争，使得安分守己的公民不得不拿起武器，这种经历悲壮得难以言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人民大多数人幸免了这种经历，美国人和英国人则绝对没有经历。实际目击了此种事情的少数人留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记录。牛津大学年轻的历史学家威廉·迪金于1943年跳伞进入南斯拉夫，加入了铁托的队伍；他描述了与一些被捕的切特尼克成员见面的情形：
在那天夜里的行动中，游击队抓住了切特尼克泽尼卡小组的组长戈卢布·米特罗维奇（Goluv Mitrović）和他的两个手下。我在林中的一块空地见到了他们。有人建议让我亲自审讯他们。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拒绝了。英国人不能卷入他们的内战。事实很清楚。我不能参与审讯即将被处决的切特尼克俘虏，那不在我的责任范围以内。我转身穿过树林走开了。几声短促的枪声结束了这件事。几分钟后，我们行军经过了那三具尸体。游击队领导因为这件事对我很不满意。我早就预料到早晚会发生这样的矛盾，也知道我会采取这样的态度，而且从未动摇过——但代价是引起了我们游击队盟友的不理解和某种不满。他们觉得我们不愿意和他们并肩作战。58
迪金做得没有错。在英军承认的任何法律中，都没有条文准许在任何情况下可以不经法院判决就处死落入自己手中的手无寸铁的人。
米洛万·吉拉斯在叙述他游击队生活的精彩的回忆录《战争年代》中，诚实地叙述了游击战的行为守则使他产生的政变。他是这样对待被他抓住缴了械的俘虏的：
我摘下了步枪。我不敢开枪，因为德国人就在头上40码[9]远的地方，他们的叫喊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就用枪猛击那个德国人的头部。枪托打裂了，那个德国人仰面倒了下去。我拔出刀来一刀割断了他的喉咙。然后，我把刀交给拉亚·内德利科维奇（Raja Nedeljkovic）；他是政工干部，我在战前就认识他了。1941年，他的村子全村人被德国人杀得精光。内德利科维奇用刀扎向另一个德国人，他挣扎了几下，很快就不动了。就是这件事后来被传说为我近身肉搏杀死了一个德国人。其实，那两个德国人和多数俘虏一样，好像吓瘫了，完全没有自卫或企图逃跑。59
在打过“人民战争”的各个地方，几千万人学会了吉拉斯在南斯拉夫山区学到的战术。它造成的生命损失简直令人不敢想象。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死去的人数以千万计，其中有的是参战者，但多数只是不幸遭到连累的人。
在所有自下而上的军事化中，最悲惨的可能是1954—1962年间阿尔及利亚的经历。对垒的两军一边是法军，另一边是原来法军阿尔及利亚军团的战士，他们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中曾并肩作战过；双方都对自己所能控制的任何人群推行人民战争。民族解放军每到一处都动员村民加入队伍。一些法国军官（其中许多人在越南做战俘时被迫学习过马克思的著作）则训练“他们的”村民对民族解放军作战，并以生命担保法国绝不会抛弃对它效忠的人。当法国最后抛弃了那些人的时候，得胜的民族解放军杀死了至少3万名，可能甚至高达15万名忠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族解放军在长达8年的战争中牺牲了14.1万人，内部清洗杀死了1.2万自己人，另外还杀死了1.6万名其他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估计被列为“失踪”的5万人也是被杀的。今天，阿尔及利亚政府自己说，人民战争造成了100万人牺牲的代价，而战前的穆斯林人口一共才900万。60
在阿尔及利亚、越南和过去的南斯拉夫，当年全民皆兵的一代人如今已垂垂老矣。他们和几百万迫不得已的参加者为之付出了鲜血和苦难的惨痛代价的革命已成历史。胡志明苦战经年终于拿下了南越，但南越却不愿放弃它资本主义的习惯。阿尔及利亚急速增长的人口生活在贫穷困苦之中，他们或是转向伊斯兰极端主义，或是向地中海对岸更富裕的世界移民。铁托曾企图使前南斯拉夫的各族人民通过共同参与反对轴心国的血腥战争而团结起来，现在那些人民却卷入了彼此之间的血腥战争。他们打仗似乎就是为了人类学家所说的造成大多数部落社会“原始战争”的根本原因——“领土争夺”。曾激励着现代革命者奋斗的苏联分崩离析，它的边界地区也出现了与前南斯拉夫类似的情况；“少数民族”摆脱苏联统治后获得了独立，但古老的部落间仇恨死灰复燃，战事重起。有时战争不是两个部落的争斗，而是同一部落的内讧，在外人的眼中看不出任何政治目的。
在我们这个世纪末的世界，曾经自上而下推行军事化的富国口口声声要维护和平，遭受了自下而上军事化之苦的穷国也对军事化予以拒斥或谴责。这一情形是否说明人类终于认为战争不再有用，对它不再趋之若鹜了呢？我们时代的战争不仅是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手段，而且是世界上那些或心怀怨愤，或财产被夺，或一无所有，或渴望自由的大众表达他们的愤怒、嫉妒和积聚已久的暴力冲动的工具。经过了5000年有记录的战争后，现在有理由相信，文化和现实的改变终于遏制了人类动辄动武的倾向。
现实的改变有目共睹，那就是热核武器及其洲际弹道导弹运载工具的出现。然而，在1945年8月9日之后，没有一个人死于核武器。自那以来，因战争死亡的5000万人大多数是被大规模生产的廉价武器和小型弹药杀死的，那些弹药比同时期泛滥全球的半导体收音机和干电池贵不了多少。在世界的先进地区，除了毒品交易或政治恐怖猖獗的几个地方，廉价武器对人们的生活基本没有影响，所以富国的人民迟迟没有意识到这种武器的泛滥带来的可怕后果。不过，现在人民开始逐渐对这个问题了解得越来越多。
对于1962年结束的阿尔及利亚战争，电视基本上没有报道，但越南战争却是主要的电视新闻。然而，电视媒体产生的效果只是进一步加强了适龄当兵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对应征入伍的抵抗，并没有激起对战争的反感。但是，当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瘦骨嶙峋的埃塞俄比亚老百姓拼命逃离和他们同样营养不良的士兵，看到伊朗的儿童兵在伊拉克的沼泽地里遭到大批屠杀，看到黎巴嫩的社会被完全摧毁，看到十几场其他恶劣、残酷、毫无意义的冲突的情景之后，结果就不一样了。在今天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几乎找不到理性上对战争有理这一观点的支持。海湾战争爆发几天后，电视上关于它造成的大屠杀的画面一出现，西方对海湾战争的支持即烟消云散。
最近，拉塞尔·韦格里（Rusell Weigley）发表了一份重要的研究，提出了他所谓对于“战争长期无果”的不耐烦情绪的影响。他研究的是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初那一段时间。在那段时期内，各国都掌握着可靠的作战工具，技术上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他的论点是，战争本身证明，它并非“政策以另一种手段的有效继续……而是政策的破产”。他暗示说，由于达不到决定性的结果而产生的挫败感导致了在后来的世纪中“有意或无意地犯下更严重、更卑劣的残酷行为”，“直至洗劫城市，夷平乡村，既是为了复仇，也是徒劳地希望更残酷的暴行（会）打垮敌人的精神”。61他的意见和我在本章中提出的观点大方向是一致的，现总结如下。
在以法国大革命开始的那个世纪，军事理论和文化道德分道扬镳，彼此矛盾。在经济蓬勃发展的工业化国家中，财富的增多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使人们乐观地期望，自古以来人类生存面临的各种艰难将逐渐减退。然而，这种乐观情绪没能改变国家间解决争端所使用的手段。事实上，工业化创造的很多财富都用到了国家的军备上，于是，到20世纪战争爆发时，如韦格里指出的，它“难以破解的无果”更是变本加厉；富国的反应是加大自上而下的军事化，以冀打破僵局。随着战争的大潮波及世界的贫穷地区，那些地区兴起了致力于推翻欧洲殖民帝国，争取自由和西方式富裕的独立运动；运动的领导人迫使农民成为战士，因此开始了自下而上的军事化。两者都注定要受挫失望。工业化国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大规模军事化付出了惨痛的生命代价，这导致了核武器的发明；本来是为了不必对战场投入人力即可赢得战争，但一旦部署了核武器后，却发现它会毁灭一切。贫穷世界中的大众军事化没有带来解放，经过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后，结果只是使压迫性政权的地位更加稳固。
这就是目前我们世界的情形。不过，在种种的混乱和不确定当中，仍可依稀辨出将来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的轮廓。要说战争不会再次发生，不免太过自信自大。在巴尔干地区和苏联外高加索地区，当地人民在高涨的民族主义煽动下打作一团，犯下的暴行特别令人发指，这使上述说法不攻自破。然而，这样的战争不像核武器发明之前世界上发生的类似冲突那样凶险，因为没有敌对的大国为交战的双方撑腰，也就避免了这种大国支持所意味的一系列危险的连带影响。这样的战争促使各国出于人道考虑进行干预，希望缔造和平。缔造和平的前景也许渺不可及。巴尔干和外高加索地区的冲突根源久远，其目的似乎是研究“原始”战争的人类学家所熟悉的“领土争夺”。这种冲突的性质决定了外部调解不会起作用，因为促成助长它们的是激情和仇恨；对这种感情，理性的劝说和抑制无能为力；它们是非政治的，是克劳塞维茨完全没有考虑在内的。
然而，做出努力企图缔造和平，这一事实本身就标志着文明对战争态度的深刻变化。努力媾和的动机不是出于政治利益的算计，而是出于对战争造成的结果的深恶痛绝。媾和的驱动力是人道主义的感情。虽然人道主义者一贯反对战争，但是人道主义过去从未被一个大国宣布为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可今天美国这样做了。人道主义过去从未得到过有效的超国家组织的推动，但近来联合国正是这样做的。人道主义过去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获得众多并无相关利益的国家的实际支持，这些国家如今通过向冲突地区派遣部队去维持和平或缔造和平来表现它们对人道主义原则的支持。布什总统宣布新的世界秩序已经来临，也许有些操之过急。然而，全世界打击残酷战乱的决心已经清晰可见。这样的决心如果能维持下去，就是20世纪发生的各种可怕事件产生的最能给人带来希望的结果。
若是不小心，文化转变的概念很容易让人产生误判。社会发生了一系列良性变化，如生活水平的改善、识字率的提高、医疗科学的进步、社会福利的扩大等等，但期冀人的行为因此改善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使人觉得也许世界上不可能出现真正有效的反战运动。然而，深远的文化变革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且有案可查。如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米勒（John Mueller）指出的：
奴隶制是人类历史初期的产物，许多人一度以为它是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但在1788—1888年间，奴隶制基本上被废除了……它的消亡在目前看起来是永久性的。同样，其他古老的传统，如用人做祭品、杀婴和决斗，似乎也都自行消亡或被废除了。可以说，战争，至少发达世界中的战争，正沿着同样的轨迹发展。62
必须指出，米勒不相信人天生有暴力倾向，这是行为科学中争议最激烈的一个问题，大多数军事历史学家都谨慎地不去碰它。然而，首先要同意米勒的这个观点，才能注意到有证据说明人类如有别的选择会避免战争，并且相信此类证据。
我是相信这样的证据的。我这一生读了大量关于战争的材料，和军人相处交谈过，访问过战争发生的地方，观察过战争产生的结果。在我看来，战争在人类的眼中已不再是解决争端和问题的可取的或有效的手段，更不是理性的手段。这不只是单纯的理想主义。人类有能力逐渐把大规模普遍行为的成本和收益联系起来。自从有了关于人类行为的记录以来，大部分时间内，人们或者是通过亲身经历，或者是经由推断，都明显认为战争的收益大于成本。现在计算的结果反了过来，成本明显超过了收益。有些成本是物质的。军费的猛增就连富国的预算也经受不起，穷国则为了强军而牺牲了经济发展的机会。真正打起仗来，人的生命的成本就更高。富国知道这个代价太高，所以彼此不会打仗。和富国打仗的穷国则无异以卵击石，必然战败受辱。穷国彼此作战，或发生内战，其结果是毁了自己，甚至毁掉使它们战后赖以复原的社会结构。战争真正成了灾祸，正如疾病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一直是灾祸一样。疾病的灾祸几乎仅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基本上被扫除了，当然，疾病没人喜欢，战争却有人支持，但现在对战争的支持也只是口头上的。必须认识到，要建立不给战争立足之地的世界政治经济，需要一种新的文化来管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然我们所了解的大部分文化都浸淫着武士的精神，所以文化上的改变需要与过去决裂，完全没有先例可循。然而，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给世界带来的威胁也是没有先例的。循着人类文化过去好勇斗狠的轨迹找出未来可能通往和平安宁的道路，这就是本书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