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开始
我们计算“历史”上的时期，是以人开始有文字，或更准确地说，开始留下我们能够认得出的文字的时候为起点。最早留下文字的是苏美尔人，他们居住在现在的伊拉克，时间是公元前3100年左右。不过，他们所使用字符的前身的出现可能还要早5000年，那是约公元前8000年，正值人类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地方脱离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开始转向农耕文明的时候。
现代人类——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当然比苏美尔人出现得早多了。他的人科祖先，即在体型、姿势和能力上看得出和他有关系的动物，则又更古老得多。我们与他们在时间上的距离很难说有任何意义。历史学家J.M.罗伯茨（J.M.Roberts）曾试图把文字出现前的漫长历史以较为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他说，如果把耶稣诞生作为20分钟前发生的事，苏美尔人出现比那早40分钟；西欧确认出现“具有现代生理特点的人”发生在那之前五六个小时；“具有某些人类特征的动物”则是距现在两到三周之前出现的。63
战争史自有文字起开始有所记录，但史前的战争也不可忽视。关于人，包括“猿人”，对自己的同类是否暴力相向这个问题，史前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一样，意见严重对立。对这场辩论最好敬而远之，但我们至少要知道他们在争些什么。可以说，辩论的启端是男女两性社会作用的分别。作为人类祖先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可能早在500万年前就出现了，它们留下的可以确认的踪迹可追溯到150万年前。它们似乎是在一个地方找到食物后，再把食物拿到另一个地方去吃，也许吃东西的地方是它们的栖身之地；而且它们肯定做出并使用了第一个工具——一块经粗糙砍削的边缘尖利的石头。在坦桑尼亚的奥杜瓦伊峡谷发掘出了为挖出骨髓和脑子而砸碎的动物骨骼。
有一种说法是，生育后尚在哺乳期的灵长类动物通常随配偶到处游荡，但南方古猿的后代失去了长时间吊在妈妈身上的能力，于是母子只能留在后面，进食地因此成为南方古猿的家，由雄性把食物带回家来吃。在约40万年前从南方古猿进化而来的直立人（homo erectus）身上，这一倾向进一步加强。直立人的大脑容量增加，头部自然长大许多，但出生前胎儿的身体却没有相应长大。结果，直立人的婴儿出生后处于发育不完全状态的时间比南方古猿长得多，迫使母亲必须待在进食地；雌性直立人的骨架为适应怀孕时胎儿的大头所发生的变化使她不再适合去很远的地方寻找食物。一说雌性就是在这个进化阶段不再有发情期，即只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受孕这一其他哺乳动物都具有的生理现象，而是在任何时候都对雄性有吸引力；她们因此更有可能被选作长期的配偶，自己也愿意挑选长期的配偶，并避免与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发生性关系，她们的配偶也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可以肯定，失去发情期使雌性从发情期的疯狂中解脱出来，因此得以小心照顾她发育不全的大头婴儿，使他/她能够长大。
无论如何，这个说法为家庭单位的发展、它对栖息处和运送食物的需要，以及它内部的亲密关系提供了一种解释。据罗伯茨说，“建造的住处（用树枝搭成的茅棚，有时有50英尺长，地上铺着石板或兽皮）、最早砍削过的木头、第一把木投枪和最早的容器——一个木碗”，这些直立人留下的遗物展示了他的家庭生活，或许也能从中看出他的社会生活的蛛丝马迹。64当然，在那个时候，直立人不仅采集可食用的根茎、树叶、果实、昆虫，而且也猎捕大小哺乳动物，因为气候的大幅度变化造成各种动物长途迁徙经过广阔的地域，植物也随着冰川的前进或后退而蓬勃生长或枯萎干缩。
这样的气候变化相隔时间很长。在持续了100万年并在1万年前刚刚结束的冰期中，一共有4次间冰期；其间许多小的类人猿群体一定因适应不了环境而灭绝。然而，有些群体适应了环境，学会了用火，还学会铺设陷阱来捕猎大型哺乳动物，这也许需要集体的合作。一次捕猎就能为许多同伴提供食物。估计捕猎小组采取的办法是合力驱赶大象、犀牛或猛犸象，使它们坠落山崖或陷入沼泽，因此摔死或淹死，或在早期人原始武器的打击下受伤而死。65
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石头工具不是用于追击的武器，因此肯定不是作战用的。南方古猿的石头工具是手握的卵石，粗粗地砍削出尖利的刃。砍削会产生石片，特别是砍削燧石的时候，而人早就发现燧石是最好用的工具。一旦人发现石块和石片都非常有用，就开始有意地制作这两种工具。随着技能日益增加，他学会了打磨石器，后来又用骨头的一端作为击打的工具，做出比较大的夹子，里面夹上长刀片，有时刀片的两边都磨得非常锋利。这是他用来狩猎的武器，还有用来投掷或穿刺的矛头和用来砍割动物尸体的斧头。在考古发掘地就发现了从1万～1.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尾声留下来的制作精细的工具。
人类与大动物搏斗的几十万年是充满暴力的时代。在意大利的阿里纳坎迪德（Arene Candide）洞穴里发现了一具年轻人的骨骸，他死于至少10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他下颚骨的一部分、锁骨、肩胛骨和股骨上部都被一头大型野兽撕咬掉了，可能是一头熊，被逼到了狩猎人挖好的陷坑里，也许陷坑是利用原有的地形设置的。那个年轻人被野兽咬伤时还活着，因为他的尸体得到了小心的掩埋，还给身体上破损的地方用黏土或黄赭石涂上了一层作为整容。66死者也许是在一次猎熊活动中不幸丧生的。在的里雅斯特发现的一头熊的头骨上扎着一块燧石片，经鉴定，那个头骨是10万年前上一次冰期时代的。这说明智人的祖先尼安德特人已经学会把刀锋以锐角安装在把手上，在近距离全力一击，力量足以打碎颅骨。67在德国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出土了一具同时期的大象骸骨，其肋骨处发现了一个用紫杉木做成的矛头；在巴勒斯坦出土的一具尼安德特人骨架的髋骨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被矛尖刺过的痕迹。
这一切都说明人作为狩猎者，既勇猛强悍又技巧娴熟。史前史学家布勒伊（Breuil）和洛捷（Lautier）认为：
他和动物之间（不存在）巨大的鸿沟。他们之间的纽带尚未切断，人对生活在他周围，和他一样捕猎找食的动物仍然有亲近感……他仍然保留着后来被文明钝化了的动物能力——行动迅疾，视觉、听觉和嗅觉高度发达，极为强悍，对猎物的行为习性了解得详尽无遗，娴熟地使用粗陋的武器使其达到最大的效果。68
当然，这些是古今战士的共同素质，现代军事院校的特种兵训练班花大力气，不惜重金，目的就是使学员重新获得这些素质。现代的士兵要学习在野外捕猎生存，但史前的猎人和别的人作战吗？证据少之又少，而且经常相互矛盾。
带有矛伤的尼安德特人的髋骨根本不能当作证据，因为那有可能是在捕猎小组围猎的一团混乱中被别人失手误伤的；用过武器的人都知道，身旁的人手中的武器最危险。约35000年前上次冰期接近尾声时开始出现的令人惊叹的洞穴艺术中，有没有显示狩猎文化中人残忍对待同类的图像呢？那时，智人已成为地球上唯一的人类。他们出现的时间比洞穴壁画才早大约5000年，但他们很快就把尼安德特人取代，史前史学家对此尚未提出任何可信的解释。世界各地的考古现场发现了几千处洞穴壁画，而当时人类的总数还不到100万。在最古老的可能是35000年前画成的130幅壁画中，有人或类人的动物的形象。有人认为，这些壁画中画的是死去或正在死去的人；还有人认为那些虔敬地描绘出来的形象上带有矛尖、投枪或箭头的图形。另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显示人形的大多数壁画呈现的都是和平的景象，看似箭头的图形则可能有“性含意”，或只是无意义的线条。69
无论如何，旧石器时代的人尚未发明弓箭。70然而，在10000年前新石器时代开始时，发生了“一场武器技术的革命……出现了4种强大得惊人的新武器……弓箭、投石索、匕首……和狼牙棒”。后三种是在已有武器的基础上的改进：狼牙棒来自棍棒，匕首来自矛尖，投石索来自流星锤——那是一条两头安有包着兽皮的石块的皮绳，待把鹿或野牛赶到无路可走的时候，扔出去绊住它的腿。71投枪的杠杆——梭镖投射器——可能也是投石索的前身之一，因为它们的原理是一样的。然而，弓箭是货真价实的新发明。可以视其为第一架机器，因为它利用活动的零件，把肌肉力量转变为机械力量。新石器时代的人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我们只能猜测，但我们知道，弓箭一旦被发明出来，马上就传播开了；至于他们为什么要发明弓箭，很可能是与最后的冰川逐渐消退有关。温带气候变暖完全改变了猎物行动和迁徙的模式，原来肯定能找到猎物的古代深海沉积区域现在不在猎物的行动路线上了，而且，气候变暖使动物有了更广阔的游荡觅食的空间，这迫使猎人和狩猎群体想办法在较远的距离放倒转眼就会逃走的猎物。
最初的弓叫作单体弓，就是一整块木头，通常是一截小树，不像后来通常用树木的边材和心材做成的复合弓和大弓那样富有弹性，因此不如后来的弓射程远、力量大。然而，即使是简单形式的弓也改变了人和动物世界的关系。人狩猎时不再需要接近猎物，杀死猎物时不必冒着生命危险近距离接触它。从那时起，人可以远距离猎杀动物。洛伦茨和阿德里这样的行为学家从中看到了人与自然世界以及他的同类关系中一个新的道德范畴的开启。学会射箭的人是否也是第一批战士呢？
从新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中，可以看到似乎是描绘弓箭手互相冲突的画面。阿瑟·费里尔（Arthur Ferrill）声称，他从西班牙黎凡特的洞穴壁画中看到了战场战术的雏形；壁画中武士们在头领后面列队而站，成排放箭，在一个他称为“四人军”和“三人军”遭遇的场面中，甚至还有迂回的行动。从我们对雅诺马马人（他们会用弓，但不会砍削石头武器）和马林人的了解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列队、放箭和迂回都可以理解为展示武力的行为。比如，雅诺马马人的首领在冲突开始向着危险方向发展的时候，就拿出弓来威胁挥舞棍棒打斗的双方。马林人在“小事”战争和“真的”战争中都从后方放箭，但距离很远，不会给人造成伤害。壁画上“四人军”和“三人军”的箭手相距咫尺，但那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壁画画家的处理方法。(https://www.daowen.com)
即使把新石器时代的弓箭手视为现代世界中仍然幸存的狩猎群落的原型，也不能就此认为他们具有突出的武士素质；说他们爱好和平也太过武断。研究现存原始部落的人种学家大力主张，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与一种令人钦佩的和平的社会守则相适应，甚至可能对其有促进的作用。南非卡拉哈里沙漠中的桑人（布须曼人）被一致认为是温良谦恭的模范，居住在马来西亚丛林深处的塞迈族也是温和的榜样。72然而，若是根据现存狩猎群落的特点逆向推论我们共同祖先的行为，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存群落的人也许和石器时代的人截然不同。比如，塞迈族除了打猎，还辅以耕种，那可是在洞穴壁画的时代根本不存在的谋生手段；而布须曼人毫无疑问被“边缘化”了：他们被放养牲畜的班图人排挤到了现在贫瘠的居住地，也许他们退让不争的习惯是因为不敢引起凶狠邻居的注意而养成的。
以狩猎群体为中心的社会的道德规范可能在合作和对抗之间摇摆不定。作为伟大的白人猎手典型的弗雷德里克·塞卢斯（Frederick Selous，1851—1917）19世纪80年代在现在的津巴布韦打猎时，发现随行的人群急剧扩大，几乎失去控制，因为盼望吃肉的当地人会尾随神枪手猎人以图分一杯羹。反过来，人种学家注意到，如果一个猎人老是没有斩获，他在狩猎群体中的权威就会急剧下降，原来靠他打猎养活的人甚至会骑到他的头上。同样，彼此相邻的群落可能会或者根据动物的迁徙模式，或者按肥年和瘦年交替的规律分享狩猎的机会；但他们也可能不管那些，紧紧守护自己的狩猎场，好像那是自己的私产一样，并对敢于越界狩猎的外人痛下杀手。早期对洞穴壁画做出解读的胡戈·奥伯迈尔（Hugo Obermaier）认为其中一幅显示了石器时代的人正在保卫自己的领地。73埃及学家对在上埃及杰贝萨哈巴考古现场无人不知的第117号坑里的内容也持同样的看法，F·温多夫（F.Wendorf）注意到，墓穴中出土的59具骨架中，许多显示生前受过伤。
骨架同110件物品直接相连，几乎所有物品所处的位置都表示它们是投射物的尖刺或矛尖，刺入了身体。这些物品不是殉葬品。许多位于脊椎附近，其他常见的位置有胸腔、下腹部、手臂和头部。有几件是在颅骨内部发现的，其中有两件仍嵌在（颅骨底部的）蝶骨上。它们的位置表明，它们是从下颚以下的部位进入颅腔的。74
因为那些骨架几乎是男女各一半，骨头伤处没有愈合的痕迹，说明受伤后即刻死去，所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死者死于狩猎群体之间争夺领地的打斗，可能是冰期尾声气候不稳定在努比亚地区造成突发性干旱引起的。
费里尔猜想，“这个考古现场可能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史前战争的第一组大批的骨骸证据”。75然而，也可能不是。另一位学者提出，这些尸体可能是在不同的时间被掩埋的。他们也许和杀死他们的人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化，因为尼罗河河谷上游是新石器时代的大熔炉；那样的话，就完全不能用来说明石器时代狩猎者的凶猛好战。还有未经仔细研究的第四个可能性，即这些坟墓的确揭示了狩猎者之间作战的证据，但那是和雅诺马马人及马林人的“突袭”或“群战”同类的活动。受害者既有男性也有女性，这一点可以作为这一种解释的佐证；费里尔所谓的“过分杀戮”是另一个佐证。“过分杀戮”在这里指对同一个人的多次伤害——在一个年轻女性的骨架里，发现了21个箭头或矛头。马林人打“群战”就是要不分男女老幼，把他们所攻击的村子里的人杀得鸡犬不留；如果死者的伤使人猜想可能当时发生了大屠杀，那不正是人类多少世纪以来在许多地方干过的事吗？瑞典哥得兰岛有一个合葬地，里面埋着1361年维斯比战役中丧生的2000具遗体。发掘时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是许多遗体遭到了极为严重的残害，典型的是胫部多次受到剑伤，只有当人已经无法动弹的时候才有可能用剑砍成那样的伤。不过，我前面说过，“突袭”和“群战”都不应真正算作战争行为。它们都存在于“军事的地平线下”，应被视为大规模谋杀，而不是战争中的战斗。如果117号坑里的死者和攻击他们的人像最初的发掘者设想的那样，都来自狩猎文化，如果那些死者都是在同一时间被杀的，那么这种可怕的结果就进一步加强了这样的观点，即新石器时代的猎人充其量只是原始的战士，他们所属的群体没有专门的军人阶层，也没有“现代”的战争概念。他们无疑经常打斗，也伏击、突袭别人，可能还打“群战”；但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并没有组织起来去征服别人，或占领别人的地盘。
然而，史前时期的努比亚和现在一样，位于肥沃和贫瘠土地的交会处，当时生活在那里的人可能为我们了解“原始的”战争最终如何变为“真正的”或“现代的”或“文明的”战争提供了钥匙。对117号坑出土物的另一个解释是，它们不是狩猎群体争夺狩猎场的打斗的遗物，而是代表着迥然不同的两种经济之间的冲突。上一个冰期结束后发生的气候变暖，使上尼罗河河谷特别有利于石器时代的人转向更加稳定的新生活方式。考古发现的石制工具表明，那里的居民已经开始收割野草，把打下来的草籽磨成面；还有更加细微的迹象表明他们至少也开始试图驯化牲畜，并放养这些他们赖以生存的动物。76那个时代的人正摇摆于放牧和农业这两种改变了人与其生活环境的关系的活动之间。狩猎者和采集者注重地盘，放牧者依靠牧场和牲畜的饮水处，耕作者需要土地。一旦人期望他在特定地方投入的周期性活动能产生定期回报，无论这样的活动是照顾产羔的母羊、放牧牲畜、播种，还是收获，他都很快会发展出权利感和占有感。对贸然进入他投入了时间和力气的地方的人，他必定会同样迅速地发展出使用者和占有者对篡夺者和侵入者的敌意。固定的期望会导致固定的反应。放牧和农业活动会引发战争，农业尤甚。这也是对117号坑出土物的一种解释。有人建议说，也许那时发生了气候剧变这一地球暖化时的经常现象，迫使一群狩猎者或采集者回头向尼罗河方向移动，结果与在同一地盘的初期牧民或农民发生了冲突。至于埋葬的人属于哪个群体，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狩猎者使用起武器来应该比较得心应手。J.M.罗伯茨说：“我们可以猜想，贵族这个概念最初的一点儿模糊的影子应该是来自狩猎-采集者作为更古老的社会秩序的代表，对被束缚在农地上的定居者的压制（他们一定屡屡得手）。”77狩猎权总是掌握在比耕作者地位更高的人手中，垄断狩猎权的贵族对胆敢偷猎的人严惩不贷，废除贵族的狩猎权经常是造反者的主要要求，这种情况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狩猎-采集者后来一直处于衰落之中，到了封建时代，据称是他们的后代，顶着像“伟大的猎鹰人”“森林之王”或“马背上的主人”这类称号的贵族才开始对封建领地上的村民和在农田里干活的孩子作威作福。与此同时，在生态环境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受时代潮流眷顾的是那些通过劳动改变大地的人，而不是那些只满足于掠取大地果实的人。农业代表着未来。
从冰川消退到苏美尔地区文字的出现中间隔了7000年。其间在世界上的五六个地区，包括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谷、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人虽然仍在使用石制工具，但经过多次尝试和失败，慢慢地摸索着学会了清理土地、耕种和收获的技术；这些地方进而成为伟大文明的中心。当然，人并非从冰期的生活方式一跃而进入精耕细作的文明。历史学家基本上一致认为，人先是把合群的动物聚拢在一起——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9000年，伊拉克北部就开始了放牧的活动；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从有系统地采摘野生谷物渐渐发展到种植谷物，最后是选择良种。然而，历史学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是：人类第一批农业定居点是在哪里建立，如何建立的。这也难怪，因为现有的证据少得可怜。早期提出的推断是，第一批农业定居点建立于近东地区河谷的高地，因为那里比谷地干燥，宜于健康，使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可以在树林中清理出肥沃的耕地。78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有同一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石制工具，用沉重的玄武岩或花岗岩做成，还经过仔细打磨，它们就是新石器时代漂亮的“抛光”石斧和石锛。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革命”的说法，认为农业的需求促发了制作工具的新技术，也可能是因为有了新工具，人遂得以在森林里开辟耕地。可以肯定的是，砍削而成的燧石工具奈何不了大树，而沉重的抛光石斧则几乎多大的树都可以砍倒。然而，这种理论简洁干脆的技术决定论没能维持多久，尽管它提出了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向农业转型的更加简洁干脆的模式，说他们从肥沃新月地带的山坡迁移到大河的冲积平原上，从刀耕火种转为在因潮汐而异常肥沃的低地上按季节耕作。
确实发生了这样的迁移，但在很早的时候，可能早在公元前9000年，人类又找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农业生活模式。在位于海平面600英尺以下干旱贫瘠的约旦山谷中的耶利哥，考古学家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一个城镇的遗址。这个城镇面积达8英亩［1］，有2000或3000名居民，他们靠耕作周围绿洲的肥沃土地为生；他们的小麦和大麦的种子是从别处引进的，他们制造工具使用的黑曜岩也是别处来的。在现代土耳其的恰塔尔休于发现了只比耶利哥稍晚一点儿的一个大得多的城镇。它占地30英亩，居民有5000～7000人。他们的生活无论在组织方面还是水平方面都相当先进。在那里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多种多样的外来货物，应该是贸易得来的，也发现了同样种类繁多的当地手工制品，说明已经有了社会分工；最引人注意的是发现了灌溉系统的痕迹，说明那里的居民已经采用了原来以为只有大河河谷中大得多、晚得多的定居点才有的农耕形式。
对军事历史学家来说，具有关键意义的是这两个城镇的结构：恰塔尔休于最外围的房屋向外的墙壁都连成一片，没有窗户，入侵者即使在墙上打破一个洞，或打破房顶，他也“只能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房间，而没有进入城镇”。79耶利哥更厉害，它的城墙底部厚达10英尺，有13英尺高，周长约700码。城墙根有一条凿岩而成的护城河，宽30英尺，深10英尺。墙内有一个瞭望塔，高出城墙15英尺，供瞭望警戒之用。而且，尽管它不像后来的棱堡那样向前突出，形成侧面，但仍然是占据制高点的作战平台。另外，耶利哥是石头建成的，不像恰塔尔休于是用土垒的，这表示耶利哥城的建造是一项组织严密的浩大工程，需几千小时的人工方能完成。恰塔尔休于的建筑形式也许只是为了应付偶尔的强盗或突袭者，但耶利哥城的建筑却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它包含了在火药发明之前［1］1英亩≈0.405公顷。——编者注军事建筑的两大特点——幕墙和碉楼，还有火药发明后仍然使用的护城河，因此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城堡，可以抵御除使用攻城器械进行的持久战以外的任何攻击。80
由于在1952—1958年间发现了耶利哥古城，学术界不得不全面重审关于密集农业、城市生活、长途贸易、等级制社会和战争何时开始的普遍假设。在此之前，人们认为这一切都发生在灌溉农业创立于美索不达米亚，以及据信是从那里传到埃及和印度之后，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000年之前。耶利哥的发现清楚地证明，至少在第一批伟大的帝国诞生很久以前，人类就开始受到了战争的骚扰。若是没有目的明确、组织严密、武器精良的敌人，建造城墙、塔楼和护城河又有什么意义呢？81
但是，在耶利哥和苏美尔之间的那段时期内，关于军事发展轨迹的证据寥寥。这也许是因为在一个仍然非常空旷的世界上，智人把精力主要用在了殖民上，彼此之间的冲突并不多。早在公元前8000年，欧洲就出现了务农的村庄。在土地较为肥沃的地区，农业以每年一英里的速度逐渐向西发展，公元前4000年左右到达了不列颠。在希腊的克里特岛和爱琴海沿岸，发现了公元前6000年的城市；保加利亚发现了公元前5500年发达的制陶业；到公元前4500年，布列塔尼的农民开始用巨石为祖先修建陵墓，这些陵墓至今仍巍然屹立。同期，印度次大陆各处出现了五六个不同的族裔群体，分散在各个居住点，过着新石器时代的生活。公元前4000年，中国北部和西北部黄河流经的肥沃的黄土高原上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兴旺发达。只有非洲、大洋洲和美洲仍然完全是狩猎-采集群体的天下，他们的人数不多；不过大约公元前1万年，越过白令海峡从西伯利亚前来的美洲印第安人带来了旧世界的先进狩猎技术，在短短1000年的时间内就灭绝了美洲大陆上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型动物，如大野牛和三种猛犸象。
各地的人口密度仍然很低。虽然世界人口从公元前10000年的500万～1000万上升到公元前3000年的1亿左右，但极为分散。狩猎-采集者每人需要1～4平方英里的地盘来满足生存的需要。农民养活自己和家人所需的土地少得多。比如，公元前1540年埃及埃赫那吞法老建立的阿玛纳城的人口密度以出产粮食的土地来算，大约为每平方英里500人。82当然，这是在富饶的尼罗河谷人工灌溉的园地里，而且无论如何已经到了新石器时代之后。从公元前6000年到前3000年期间，东欧分散的农业定居点每个不超过50或60户；在公元前第五个千年的莱茵兰地区，耕种者在森林里靠刀耕火种的方法维生，在一个地方居住一段时间后即随着耕种地的变更而迁走，以后再回来，但每个居住点的人数从未超过300～400人。83
在条件严酷但又地广人稀的环境中，人的好战性不可能很强。土地予取予求，只要肯迁徙几英里，烧掉一片树林，就唾手可得——19世纪芬兰贫穷的农民仍然采取这样的方法。另一方面，物资又非常匮乏，没有什么值得去抢的东西，除了刚刚收获了粮食之后，但抢了粮食后也运不走，因为没有载重或拉车的牲口，可能连盛粮食的容器都没有，因此使得抢掠的行为失去了任何意义。84只有当所抢的东西体积不大，自身价值又很高，才值得冒险进行抢劫，特别是暴力抢劫。货船符合这些标准，但公元前第四个千年时，还没有可供海盗抢劫的货船。农畜产品也是值得抢劫的东西，特别是如果储存在进退方便的地方的时候，最好是便于运输，如打成捆，或盛在罐子、麻袋或篮子里，或是成群的牲畜。当然，接下来，出产这些好东西的土地就成了抢夺的目标，尽管事实经常证明抢夺者没有能力管理他们抢来的土地。在近东和欧洲的人学会种田和开垦荒地的几千年里，只有一个生产大量盈余产品的地区具有能攻易撤的地形，暴露在抢劫者的虎视眈眈之下，那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下游冲积平原，研究古代历史的学者称其为苏美尔。苏美尔人给我们留下了关于有文字记录的人类文明初始期战争性质的第一批确凿证据，使我们得以辨认出“文明”战争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