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阵战
希腊地形多山，只有山谷地带以及伯罗奔尼撒北部、塞萨利和西部沿岸地区的几块平地适于农耕。山坡上固然可以种植橄榄树和葡萄，也可修建梯田，但除了橄榄油和酒以外，希腊人吃的粮食只有在山谷和平原这些较为宽阔的地方才能大量生产。知道了这些，希腊的公民—战士对自己的小块田地——通常最多15英亩——如此战争史珍视就不难理解了。他靠田地谋生，并靠田地出产的盈余为自己购买重装步兵所需的装备，而他的战士身份又使他有权在市行政官的选举中投票并参与通过法律。因此，如果他的家乡遭到侵略，他的橄榄树或葡萄藤被毁，他的庄稼被践踏或烧掉，那么他不仅在来年冬天会衣食不继，难以活命，而且他作为自由人的地位也危矣乎哉。希腊城邦间战争一贯的特点是大肆破坏，把一切“夷为废墟”。学者一直认为，是因为这种破坏引发的愤怒，才使希腊人的战争表现出过去没有的凶狠暴烈。最近，美国古典学家维克托·汉森（Victor Hanson）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汉森在加利福尼亚州长大，家里有葡萄种植园，他逐渐开始怀疑“夷为废墟”的后果是否真的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凄惨。根据他的亲身经验，他知道葡萄藤具有奇迹般的再生能力，无论怎么折腾，哪怕是全部砍掉，只剩下根，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仍然会冒出绿芽，到了夏天照样枝繁叶茂。毁掉葡萄藤的唯一办法是把它连根拔起，但那很费时间：根据他的计算，一英亩葡萄园有2000棵葡萄藤，要把它们都毁掉需要34个工时。13橄榄树抗破坏的能力更强：橄榄树长成后，木质坚硬，枝干虬结，点火很难烧得起来；树干粗大，直径可达20英尺，斧钺难侵。橄榄树和葡萄藤一样，遭砍削后复原能力很强，虽然不如葡萄藤那么快，但也是只有被连根拔起才真的会死去；但用拔的方法毁掉橄榄树丛比毁掉葡萄园更加费力。14因此，来犯的敌人要想打乱希腊农耕业的生产周期，必须从脆弱的作物下手，那就是农田。一年没有收成会导致缺粮，若是连续两年颗粒无收，存粮吃光后就会出现饥馑。15然而，夷平农田也并非易事。春季的庄稼青苗水分太多，不能用焚烧的办法，有时入侵者会骑着马践踏田地，但那样费时良久且效率低下。成熟的庄稼一旦收获，就储存在安全的谷仓里准备脱粒。因此，从地里的庄稼变得干燥易燃到收获入仓，这段时间非常短，只有5月里几周的时间。
但是，一心烧杀抢掠的来犯敌人无法一举席卷希腊的农田；希腊的农民一般用护堤或围墙把自己的田地围起来，田地内不同的地块周围也建造围墙，即使不和邻居的田地相接也要造围墙；结果，“劫掠的敌人无法在希腊的田野上横冲直撞，随意放火破坏……围墙、山丘、小果园和葡萄园这些重重阻碍使他们只能缓慢前进。”16简言之，希腊城邦的领土易守难攻，于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成为合理的军事策略。敌人通常来自不远的地方，所以他们一旦备战，必定会传来风声；如果能够在边界上阻挡并抵抗敌人，不使他们在可能造成最大破坏的短暂时期内有可乘之机，那么所有土地拥有者的农田就都可以免于破坏，他们养活家人、履行公民和战士的权利和义务的依靠就能保全。
这一分析在汉森开始研究之前就已被普遍接受，也许与他的研究结果有些细节上的不同。然而，汉森提出了一个革新性的观点。鉴于对希腊农耕地区发动有效攻击的时间段极为短暂，而且汉森也指出，我们所谓的城邦“公民”至少有80%住在乡村，不是城市居民；另外，来犯者出发后，自己家中的田地也有遭受破坏的危险，所以速战速决、一锤定音就成为战术的上上之选。17这样，决战的“思想”就在希腊人的头脑里生了根，与这个思想一起的还有其他有关决定的思想，如政治由多数人的意见决定、戏剧情节决定必然的结果、逻辑决定智力推理达成的结论，等等，这些都是希腊人给我们留下的遗产。这里一定要注意不可本末倒置。从希腊人开始采取方阵战法，大军在狭窄的战场上整齐列队，挥舞着盾牌和长矛短兵相接，到希腊在思想知识领域中取得彪炳千秋的辉煌成就之间至少相隔两个世纪。另外，尽管希腊人实现了文明，但是他们仍然保留了旧有的一些特质，包括原始的复仇激情。在所有希腊人都耳熟能详的神话中，关于神庙中供奉的诸神因自己受到侮辱而进行无情报复的故事比比皆是。所以，汉森认为：
希腊人的作战方式（可能）可以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因为小农庄主认为祖先留下的土地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保护，做到攻不可破，除了他们自己，绝不能让他人涉足，所以只要一声令下，所有公民都会拿起武器拼死保护国土的完整……大部分希腊人感到，如果主权受到了侮辱，最有尊严、最快捷的复仇方法就是过去的对阵战。无论是他们的传统和义务，还是他们自身的愿望，都要求他们迎着敌人的长矛冲上去，快速高效地结束战斗。18
起源于古希腊的另一种形式的竞争可能也帮助形成了希腊人在战场上不拼个你死我活誓不罢休的特点，那就是竞技体育以及相关的战车竞赛、赛马、拳击、摔跤等等。从公元前776年起，希腊城邦之间开始组织这样的竞赛，每四年一次，竞赛地点在伯罗奔尼撒西部伊利斯城邦的奥林匹亚；这四年一度的赛事直到公元261年，延续了1000多年未有间断。竞技体育在古希腊源远流长，荷马就曾描述过，在阿喀琉斯“为纪念他的战友帕特洛克勒斯在特洛伊城门前单挑赫克托耳被杀”而举行的仪式上，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们举行双驾战车比赛、拳击比赛、摔跤比赛、投掷重物比赛和赛跑。19
许多其他民族也有或后来发展起了类似的习俗：亚利桑那州的霍皮族印第安人在播种季节举行祈雨赛跑，参加赛跑的人象征着云和雨，希望这样的仪式能使上天降下甘霖。许多狩猎民族，如北美洲的休伦人和切诺基人，都有具有象征意义的或纯粹的游戏或比赛，参赛者通过比赛学会追逐猎物的技巧。就连大草原上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游牧民族也比赛骑马带物冲过获胜线。20不过总的说来，骑马民族不搞竞技体育，尤其是涉及粗暴的肢体接触的体育活动；传说梭伦和一位来参观奥林匹克竞技会的斯基泰访客之间有过一段谈话，如果可以用作证据的话，可以看到希腊人认为那是因为骑马民族把肢体接触视为对人的侮辱。埃及新王国时期陵墓的雕刻有对士兵摔跤的描绘，但摔跤都是以埃及人为一方，叙利亚人或努比亚人为另一方；雕刻中埃及人的对手总是失败的一方，那并不是平等人之间的争斗。希腊人却认为平等人的竞争正是竞赛的目的。21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从希腊去埃及访问时，“他震惊地发现那里没有竞技会，竞技会上公开的竞争与古时近东那些等级森严的社会格格不入，在那些社会中，法老和其他的绝对君主高踞社会的顶层。他们的权力来自神授，有时他们自己就是神”。22
古希腊也有人批评竞技会，特别是像拳击和摔跤这种粗暴的竞赛；他们的反对意见和我们今天听到的批评大同小异，比如，成功的运动员报酬高得过分；他们树立的是反社会的个人主义的榜样；他们在运动中可能会严重受伤，使他们无法过正常的生活。柏拉图干脆说拳击手或摔跤手的技能“在作战中百无一用，不值一提”。此言未免太过主观。为争取一个清晰的结果而进行的严酷运动强化了希腊人的军事行为规范；无论如何，希腊人的战争如此惨烈，严酷的体育运动正好可以锻炼人经受战争苦难的能力。23
在战场上，希腊战士肩并肩紧挨着站在一起，通常是纵深8排人。公元前8世纪之后，他们采用了统一装备，但武器和铠甲的费用要个人负担；那些装备，尤其是青铜制的头盔、护胸甲和保护胫部的护胫，所费不赀，只有拥有财产的人才担负得起。24（青铜甲胄一直到铁器时代仍在使用，因为当时生产的铁韧性不足，造不出和青铜一样柔韧的大片铁板；虽然其他地方的战士已经开始穿缀有铁片或铁环的皮制甲衣，铁盔在近东也已经非常普遍，但都比不上青铜结实。）这样的保护对方阵中的战士至关重要，因为向他击来的不是可能会滑过铠甲表面的剑尖或箭镞，而是装在白蜡杆头的铁矛尖；敌人如果尽全力刺来，除了最好的金属铠甲，别的什么都挡不住；顺便说明，方阵（phalanx）一词在希腊文中与手指是同根词，也许是因为五指伸出的形象和方阵中伸出的长矛很相似。
战士在方阵中用以自我保护的另一个用具是呈凸起状的小圆盾，叫“hoplon”，从这个字衍生出了方阵战中的希腊重装步兵（hoplite）一词。这种盾牌直径3英尺，用木头做成，再以铁条加固，用一条皮带挎在肩上，有一个把手供左手抓握。这样就可以腾出右手来把长矛夹在手肘和胸肋之间，向对面敌阵中的敌人猛搠。关于方阵战有一点著名的观察，最先是由修昔底德提出的：方阵在作战中会向右偏，因为每一个人都向右边靠，以借右边同袍的圆盾保护自己。由个人自我保护的本能形成的集体力量使两个对敌的方阵在接触中看起来就像是在围着一个看不见的轴心慢慢转动。
敌对双方进行方阵战之前，先要经过一些所有希腊人都认为很有必要的事先程式。其中一个是献祭。“对古希腊人来说，做任何事情都有相应的仪式，要请求超自然的神明给予保证或同意，或至少不要降罪……在重装步兵组成的方阵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之前，整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要敬神”。出发打仗的军队赶着羊，过河、越界、扎营，最终来到战场上，这些场合都要杀羊祭献。举行这种“放血仪式”（sphagia）可能是“希望看到吉兆而使自己心安；也可能是为了取悦神明；也可能简单粗疏得多，仪式开始时的祭献预示着之后的战斗中要流血，所以通过献上祭品向神请求：‘我们要杀人。请准许我们杀人。’”25然而，到举行“放血仪式”的时候，重装步兵的士气一般早已通过仪式以外的办法鼓动起来。在两军交锋之前，双方通常都安排早宴；这最后一顿饭肯定有酒，可能比平常的量大。在产酒的地方，战斗前几乎没有不喝酒的。主帅还会对战士们发表一番动员讲话，然后，“放血仪式”的屠宰一结束，士兵们就立即开赴战场，一边高唱着战歌（paean）。在阿里斯托芬的笔下，他们同声狂叫“伊勒勒鲁”。
主帅是否站在方阵前列，对这个问题至今争论不休；在斯巴达人的方阵中，似乎指挥者是身先士卒的。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英雄们就站在现在我们称为“早期方阵”的前列。既是记叙战斗的历史学家，又亲身参加过战斗的修昔底德也暗示了这一点；他说，从斯巴达人用盾牌组成的铜墙铁壁中要辨认各个分队，只要看前排身着特别服饰的主将就可以了。主要的将帅在战斗中居于最危险的位置，这反映了武士道德观在斯巴达社会中的力量。其他地方的习俗有所不同，尤其是在雅典。“传统的古希腊城邦不存在军官阶层”，军队中的职位和民事职位一样，是选举出来的，而且指挥官站在前列在战术上没有任何意义。打赢方阵战不靠主帅身先士卒激励士气，而是靠所有战士在与敌人近身肉搏时的大无畏勇气。26(https://www.daowen.com)
汉森以他卓越的想象力重现了这种革命性的惨烈作战方式。他认为大战前由配备轻型武器的步兵进行骚扰起不了多大作用，这样的步兵都是没有财产，买不起铠甲的人；与大军随行的可能还有少数由有钱人组成的骑兵，他们的作用也可以忽略不计。希腊的地理条件不适于马背上的民族生活，也不方便骑兵活动。希腊适合两军较量的平地不多，一旦两军来到这样一块平地，战斗就立即开始。27希罗多德写道：“希腊人打仗时，会选择最平坦的地方，去那里作战。”
战斗一打响，身负重达70磅的铠甲和武器的战士就拼命向前跑，冲过两军之间大约150码宽的无人区，直到迎头撞上冲过来的敌军。两军相接时，每人都认准格斗的对手，把长矛从盾牌间的缝隙中刺进去，瞄准没有铠甲遮挡的地方，如喉咙、腋下或下腹部。机会稍纵即逝。因为第一排和敌人一交上手，第二排和后面几排战士的冲势马上被阻，方阵骤然压缩，后面7排人的重量一下子压到正在作战的战士身上。冲击之下，有些人必然会摔倒，或死，或伤，或被后面的战友踩倒。这可能会使盾墙出现缺口。对方第二排或第三排的战士就从他们相对安全的位置用长矛乱扎乱刺，努力把缺口扩大。如果成功，接下来就是“盾牌推进”（othismos），进一步加大缺口，并空出地方，以便拔出重装步兵的辅助性武器——剑——来砍削敌人的腿部。“盾牌推进”是具有决定性的战术，因为它可能会导致“突破”（pararrexis）——承受敌方压力最大的人开始想逃，或者是后排的人离阵逃走；更可耻的情况是，前排的人拼命向后夺路逃跑，使战友们也惊慌起来。
方阵一破，失败即成定局。胜方的重装步兵面前没有了对阵的敌人，就对逃跑的敌方战士乘胜追击，剑矛齐下；“骑兵和手持轻型武器的骚扰部队此时也加入战斗，他们更是凶猛……自从他们进行战斗前的小型骚扰以来，现在是他们唯一上战场的机会，他们或骑马，或徒步，对敌军的残兵败将穷追猛打，以此显示他们也英勇善战。”28逃离轻装步兵的攻击殊非易事。重装战士逃跑时可以扔掉盾牌或长矛，但不大可能把铠甲也脱掉。如果能做到，他们会这样做的，修昔底德在写到公元前413年雅典人征战西西里的一次败绩时说，“丢弃的武器比死亡的战士要多”；在生死关头，若是能活命，公民—战士会毫不犹豫地扔掉护身的铠甲，尽管它代价昂贵，而且代表着他的社会地位。29然而，即使丢掉铠甲也跑不了多快。经过仅仅半小时或一小时的作战，重装战士已经疲惫不堪，可能既是因为费力搏斗，也是因为吓得全身发软，所以跑不过刚刚投入战场，在后面紧紧追赶的精力充沛的轻装步兵。勇敢镇静的战士可能会结成小队且战且退，公元前424年，雅典人在得利翁打了败仗，参加了作战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这样做的；他担负起了领导一小群战士的责任，“让敌人远远地就看到，谁胆敢攻击他，他会全力反抗”。30然而，队列一旦被冲散，大部分人通常都各自逃命，经常在他们步履蹒跚地即将到达安全地带的时候被杀死。
据估计，打了败仗的方阵可能会损失15%的兵力，或者因战死，或者因伤重而死——常见的死因是腹部被刺破而引起的腹膜炎，或者因溃败时遭到屠杀。不过，如果得胜的一方赶尽杀绝，损失可能要大得多。一般来说，胜利者并不穷追不舍。“（他们认为）追赶逃跑的敌军并不至关重要。得胜方一般都觉得，如果敌人几天后重整旗鼓，愚蠢地再次来犯，他们完全可以和上次一样，再次打败敌人。”于是，“双方通常都愿意暂且停战，交换彼此阵亡将士的遗体”，因为古希腊人一致认为，隆重下葬战死之人是一项神圣的职责。然后，“胜利者在战场上立起胜利纪念柱或简单的纪念碑后，就班师凯旋，急切地想回家接受亲友的赞扬”。31既然希腊人作战如此空前的激烈，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像现代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应做的那样，力求全歼敌军呢？汉森坚信希腊人作战不求全歼敌军：“现代意义上的终极胜利以及对失败的一方进行奴役，这些对交战的任何一方都不在考虑之列。希腊重装步兵的作战是小土地拥有者之间的战斗，他们都愿意把战争（也包括杀戮）限制为单一的一次简短而噩梦般可怕的行动。”32
对于古希腊战争的这种奇怪的不完整性，可以提出两种解释：一个渊源古老；一个来自古希腊城邦的新鲜特性。我们已经知道，原始人作战非常谨慎，多采用规避和间接的战术，绝对没有希腊战争的那种惨烈，然而，希腊人的作战方法中仍然有着鲜明的原始痕迹。一个是复仇的冲动：希腊人打仗可能不是因为妻子被抢，不过就连现代学者也同意，可能就是英雄时代发生的一个此类事件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即使它可能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然而，他们可能把入侵城邦的土地视为与违反禁忌一样不可容忍的冒犯。如果这是战端的根本起源的话，就可以部分地说明重装战士迅速做出反应的原因。另一种非常原始的感情——满足感——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的反应没有达到克劳塞维茨意义上决战的程度。希腊人克服人天生对遭受伤害的恐惧，把人面对威胁的程度推到极限，这是个异乎寻常的大跃进；他们采用重装步兵的战术就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看：用致死的武器进行肉搏是违反人性的，战士们之所以勉为其难，仅仅是因为大家面临同样的危险，肩并肩地排成战斗的队列，互相壮胆。经历了这样的危险后，幸存者自然会觉得自己的职责已经尽到。至于在战场上毫不放松，对败阵之敌穷追不舍，且不说筋疲力尽的重装战士力有不逮，关键是它给战争增加了一个新的方面，思想开放如希腊人，恐怕也难以接受。
另外，至少在希腊人之间的战争中，我们并不肯定他们是否接受现代意义上的征服。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那段所谓“暴君时代”期间，希腊各城邦中，在阿尔戈斯、科林斯、底比斯，特别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确时有战事；但是，战争的目的通常是扩大联盟，而不是打败并统治主要的敌手。自古以来，“希腊人就一直深深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比如，他们和‘野蛮人’不一样，希腊的战俘在理论上不是奴隶……每年各城邦的人民聚集一堂共同庆祝的那些主要宗教节日”——最重要的是奥林匹克竞技会——“只有讲希腊语的人才有资格参加”。对希腊人，特别是对雅典人和他们身在小亚细亚，心向母邦（metropolis）的表亲爱奥尼亚人来说，征服是对海外别的民族做的事。他们对外征战足迹远至，在外国海岸沿岸处建立了若干殖民地；但在本土，虽然他们之间常常流血作战，但是，除了斯巴达以外，其他城邦并不企图剥夺彼此的公认权利。到公元前6世纪，城邦开始向集体政府的方向发展；“寡头统治、宪政政府或民主政体遍地开花”。33尽管各国都保留了奴隶制，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城邦中奴隶对自由人的比例过去被夸大了。比如，到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自由公民—农夫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奴隶；关于除斯巴达人以外的希腊重装战士让奴隶在田地里干活，自己脱身去打仗的说法因此不攻自破。34
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凭借其严明高效的军事制度，成为希腊南部无可匹敌的霸主；它的主要竞争者，包括阿尔戈斯、雅典、科林斯和底比斯，只有通过不断结盟联合才堪堪抵挡得住。后来，公元前510年，斯巴达直接出手企图阻拦雅典坚决推行民主的努力，这引发了斯巴达的武士精英主义和它的主要对手树立的代议制政治制度之间的原则之争，持续了100多年。然而，其间大部分时间，斯巴达和雅典出于爱国情怀结成了同盟。公元前551年，波斯帝国的版图业已涵盖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也包括了延伸至奥克苏斯河和锡尔河的大片土地。波斯人自恃强大，对小亚细亚爱奥尼亚人的定居地发动攻击。那些城市过去受吕底亚的克罗伊斯统治，后来被转到波斯人控制之下；公元前499年，它们在雅典的支持下起义争取独立。当时的波斯皇帝大流士在公元前494年把爱奥尼亚人的叛乱镇压下去之后，决心斩草除根，他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希腊大陆。公元前490年，他率领着装备精良的50000大军，乘坐强大的波斯海军的舰只跨海而来，在雅典以北36英里的马拉松平原登陆。雅典人马上整军前往，阻止波斯军队进一步深入，和雅典一起迎战的还有盟邦普拉提亚，但雅典也向斯巴达紧急求援。斯巴达人回答说他们马上要举行宗教仪式，完成后将立即来援。斯巴达的先头部队到达战场时，马拉松战役已经结束。雅典人在自己几乎未损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把波斯军队消灭了七分之一，迫使他们撤回了船上。
这是希腊方阵军和一个中东帝国良莠不齐的散漫军队的第一次直接冲突。汉森猜测，波斯军队眼看着希腊方阵的推进，一定感到心慌胆怯。他注意到在希罗多德笔下，泊在马拉松岸边的波斯舰队指挥官，皇帝大流士的侄子马多尼奥斯惊叹于雅典人和他们的普拉提亚盟友那种有违人性的嗜血。
波斯大军各部尽管来势汹汹，但他们保持了对战斗的一贯态度，和希腊人的态度很不一样……但波斯人受累于战争中最危险的倾向：作战时想杀别人但自己没有必死的决心……在马拉松，他们看到希腊军队身穿重装列队冲来时，以为希腊人发了疯，得了‘破坏疯狂病’。当人数居于劣势的希腊重装步兵冲进波斯人的队列时，波斯人一定终于明白，这些人信奉的不仅是阿波罗神，而且也有狂野不羁的狄俄尼索斯神。35
斯巴达人因没赶得上参加马拉松战役而痛悔不已，尤其是因为战役的胜利给雅典带来了荣光。然而他们知道，波斯的侵略威胁到希腊人权利的存亡，所以必须继续向雅典提供援助，于是他们着手和雅典人协调抵抗计划，以备他们的共同敌人再次来犯。波斯人的确没有放弃再战的决心。从公元前484年到公元前481年，大流士死后继承了帝位的薛西斯与迦太基结盟，以此确保西西里的希腊殖民者不会支援他们在大陆上的同乡，同时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后勤准备，包括建造跨越亚洲和欧洲之间海峡的舟桥，以保证大军前进时通信的畅通。消息传来，希腊的许多小城邦都纷纷与薛西斯媾和，只有雅典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城邦仍顽强不屈。斯巴达试图劝说雅典把它位于易守难攻的科林斯地峡以南的军队开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和伯罗奔尼撒联盟中的其他城邦会师。由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任执政官的雅典没有同意，因为那意味着放弃雅典城；雅典人说，既然联盟的一支远征军将北上迎击前来的波斯军队，他们应使用自己强大的海军为远征军提供靠海一侧的掩护。
由于盟邦都不想把自己的军队开出伯罗奔尼撒半岛，斯巴达无奈只能接受雅典的战略，同意扼守从塞萨利平原而来的沿海道路必经的温泉关（Thermopylae）隘道。在海上，雅典舰只占三分之二，直接由地米斯托克利指挥的希腊海军遏止了波斯舰队的前进（公元前480年8月），一场狂风也给波斯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在温泉关，斯巴达国王利奥尼达斯成功地阻止了波斯军队的前进，但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遭到了来自后方的袭击。利奥尼达斯和他的卫队——“斯巴达300勇士”——将生死置之度外，继续坚守阵地；“斯巴达300勇士”后来成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的代名词。同时，希腊的舰队返航，把雅典居民撤退到萨拉米斯岛上后等待行动。至此，联军的其他部队均已退到科林斯地峡以南，只剩了地米斯托克利来证明可以用海军的力量击败波斯人。他使了诈兵之计，用假情报骗得薛西斯相信如果波斯舰队采取行动，雅典人就会屈服，结果把波斯舰队诱入一处狭小的水面。虽然波斯舰队有700艘战舰，远多于希腊舰队的500艘，但地方太小，反而难以施展。雅典人只用一天的战斗（可能是公元前480年9月23日）就摧毁了波斯舰队的一半，自己仅损失40艘战舰，并迫使波斯舰队的残部北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