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和马穆鲁克
阿拉伯人不是马背上的民族，不过他们很快将成为骑马民族在文明世界中的主要雇主。哪怕只是为了这个原因，他们也值得军事历史学家仔细研究，但研究阿拉伯人的理由比这多得多。首先，突厥人与他们遭遇之时，他们刚刚完成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征服战。那场战争使阿拉伯半岛深处沙漠中一个默默无闻的部落一跃成为中东大部以及整个北非和西班牙的霸主。他们动摇了拜占庭帝国的根基，摧毁了波斯，建立了自己的帝国。他们以如此迅疾的速度夺取了如此广袤的土地，只有亚历山大大帝这位历史上第一位远程征服者可以与之相比。另外，阿拉伯人征服异族的模式新颖，所向归心。虽然后来他们内部反目，但最初的帝国是一个团结的整体，并且很快就投身于和平的事业。阿拉伯统治者是伟大的建设者、生活的美化者，也是文学和科学的赞助者。阿拉伯人与后来被他们招募入伍的骑马民族不同，致力于摆脱战争生涯、拥抱文明、培养精密优雅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成就斐然，令人惊叹。
除此之外，他们作为征战的民族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因为他们不仅改造了自己，而且改造了战争本身。在他们之前也曾发生过军事革命，战车和战马是最突出的例子。亚述人建立了军事官僚的原则，罗马人在这个基础上将其进一步完善。以后我们会看到，希腊人发展了对阵战的技术，让步兵杀个你死我活。阿拉伯人则给战争注入了一股全新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的确，意识形态过去在战争中也起过作用。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伊索克拉底呼吁希腊人对波斯发动“圣战”，他的呼吁就暗含了保卫自由的思想。55383年，在狄奥多西皇帝和哥特人的斗争中，罗马的提米斯久斯（Themistius）争论说，罗马的力量“不在护心甲和盾牌，也不在人海，而在理性”。56犹太人的国王打仗是因为他与唯一的全能上帝立了约，而君士坦丁则借助十字架的形象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中打败了对手。然而，这些思想都不够有力或作用有限。虽然希腊人因自己的自由而自豪，蔑视薛西斯和大流士的子民，因为他们没有自由，但是，他们对波斯的仇恨归根结底是民族间的仇恨。当罗马军队已经高度野蛮化，大部分士兵是从来不知理性为何物的蛮族人的时候，诉诸理性显得苍白无力。当君士坦丁高呼以十字架的名义作战的时候，他连基督徒都还不是。以色列的国王在小型的地方战争中可能从《旧约》中汲取了力量，但相信《新约》的基督徒却为战争在道义上是否站得住脚这个问题而苦苦思索了好几个世纪。其实，关于打仗的人同时也可以是虔诚的教徒这个问题，基督徒从未达成过一致意见；做烈士的理想一直和战争必须师出有名的理念一样强烈，至今依然如此。阿拉伯人在征服世界的年代里没有这方面的约束。他们新生的宗教——伊斯兰教——崇尚冲突，教徒必须服从教义，并且有权对异教徒作战。伊斯兰教激励了阿拉伯人的征服战；伊斯兰的思想使阿拉伯人成为尚武的民族；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以身作则，教导阿拉伯人成为战士。
穆罕默德自己就是战士，在625年麦地那对麦加的战斗中负过伤。他不仅亲自参战，还提倡战争。632年他最后一次去麦加时规定说，尽管穆斯林皆为兄弟，不应彼此交战，但他们要向所有其他人开战，直到他们说“万物非主，唯有真主”。57穆斯林认为，《古兰经》是穆罕默德的弟子记下来的他的语录，里面对这个要求做了详尽的说明。穆罕默德比耶稣规定得更细，坚持说只要接受了真主的教诲，就成为一个共同体“乌玛”（ummah）的成员，彼此负有责任；所以，只是避免兄弟相互残杀是不够的：穆斯林有义务把自己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慈善，帮助不那么幸运的穆斯林；他们也有责任维护彼此的良知。然而，在“乌玛”之外，义务就反了过来：“信道的人们啊！你们要讨伐邻近你们的不信道者。”58这不是强行要人皈依。愿意服从《古兰经》权威的非穆斯林完全有权得到保护，严格按理论来说，“乌玛”以外的和平的人民不应受到攻击。然而，实际上“乌玛”正与意指伊斯兰教控制地区的“敬神之家”相吻合，而在“乌玛”以外的地方必然就是伊斯兰教尚未控制的地区“战争之家”。从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开始，伊斯兰就和“战争之家”起了冲突。
和“战争之家”的冲突很快变成了“圣战”。穆斯林军在“圣战”中百战百胜，那不是简单地因为有先知的教导做指引，尽管穆斯林战士异常骁勇。至少有两个其他原因可以解释他们早期的所向披靡。首先，在伊斯兰教中，虔诚和富裕并不冲突。基督把贫穷奉为神圣的理想，给他的追随者造成了无尽的道德困惑。相比之下，穆罕默德做过商人，深切地了解如果财富应用得当是多么有益；他期望伊斯兰社会能积累财富，把财富作为集体和个人行善的手段。他自己曾抢劫过麦加非穆斯林富商的车队，把抢来的财物用来推动自己的事业。圣战战士攻打拜占庭和波斯这些富庶的王国，就是学习他这个榜样。
上图：复活节岛上倒伏的石像，在欧洲航海家到来之前，岛上的波利尼西亚居民就通过战争摧毁了他们自己的文明
下图14世纪的一位马穆鲁克战士在练习马上作战法，这是草原骑兵最精湛的武艺
描绘1798年金字塔战役中埃及的马穆鲁克和拿破仑的军队作战场面的油画。崇尚个人主义的“马上作战法”在经过操练的火枪射击术面前败下阵来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将军和军事思想家。他的著作《战争论》自他逝世后基本上决定了西方世界关于战争的思想
1879年战争中祖鲁战士手持长矛冲锋。他们在伊散德尔瓦纳赢得胜利后，被英军的火力消灭
《游击队员的母亲》，1943年S.格拉西莫夫作。这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画作中的女主角怀着将来的游击队员，毫不畏惧地面对纳粹侵略者
日本武士。日本崇尚武士刀，19世纪之前一直把火药革命拒之门外
奥匈帝国的山地步兵翻越朱利安阿尔卑斯山的一座高峰。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在这片山中和喀尔巴阡山及孚日山脉一带进行了长时间的作战
1942年春，德军步兵用人力把一辆摩托车拉过没有道路的大草原。季节性的“沼泽期”一年两度使苏联西部的军事行动陷于停顿
1941年阿格海拉战役中德军非洲军团的—辆马克四型坦克。在大沙漠中的行动自由受到了后勤能力的限制
被西班牙征服后，南美洲当地艺术家描绘的身穿作战服装的阿兹特克战士
纳尔迈石板，描绘了上下埃及的统一者、据认为是第一位埃及法老（约公元前3100年）纳尔迈（美尼斯）正在处死一名战俘
迦勒底战役（公元前7世纪后期）中获胜的亚述人点数人头。这并非仪式，而是战争中新出现的残酷无情的证据
公元前7世纪亚述人乘战车猎杀长角牛。战车最初发明出来可能是用于狩猎的
1956年出土，据估计于公元前7000年建立的耶利哥城城墙。城防还包括在岩石中挖凿而成的护城河和瞭望塔
中国北京附近的长城。这一战略防御工事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加长，以保护中华帝国不受大草原游牧民族的袭击
卡迪山崖附近哈德良长城的中心部位。它自公元122年开始修建，是保存得最好的罗马帝国的前沿防御工事
波特切斯特堡，这是诺曼人用石头修建的堡垒，位于撒克逊海岸边一座罗马城堡内，属于罗马帝国主要的防御系统
十字军最伟大的城堡——骑士城堡。基督教骑士面临的问题是为他们建造的城堡找到驻军
1691年利默里克之围。图中表明在建有瞭望塔的中世纪城墙上加建了“炮台”，还显示了围攻者修建的工事、平行堑壕和星状工事。我的布里奇曼祖先因在围城战中出了力，被赐予了附近的土地
1683年维也纳之战。奥斯曼帝国军队围困维也纳两个月，图中表明了火炮的大规模使用
苏美尔王国的“乌尔的旗帜”，约公元前2500年。拉战车的是中亚野驴，不是马，战士披挂着原始的甲胄
撒缦以色三世统治期间（公元前858—前824年）的亚述骑兵。他们没有马鞍，尚未学会前位骑马法
约公元前650年，亚述人骑着刚刚驯化的骆驼，采用了前控骑法
公元前202年的扎马之战中，罗马人战胜了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人。此次战斗中迦太基人动用了80头大象抵御罗马骑兵的冲击，但仍不能挽回败局
公元前333年的伊苏斯战役中亚历山大大帝对阵波斯皇帝大流士。大流士乘战车被骑着布塞弗勒斯的亚历山大杀得落荒而逃，此画生动地显示了骑兵革命
萨尔马提亚骑兵，和与罗马和波斯为敌的斯基泰人是近亲。他穿的鱼鳞甲显示出向着锁子甲和铠甲的发展趋势
斯基泰人的黄金首饰。骑马射箭是斯基泰人的特长，故有“马上弓箭手”之称。他们发射的箭通过弦的张力和弓身的弹力双重加速，以至斯基泰弓的射程远达400步
大草原上的伊朗牧马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他们精巧的马上用具显示了他们对坐骑的娴熟掌握。里海一带出产的骨架纤细的马后来发展为阿拉伯马
马镫的使用：圣加仑诗篇中卡洛林帝国的骑兵手执长矛准备冲锋(https://www.daowen.com)
奴隶兵：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Janissaries，“新军”的意思）在凡湖接受检阅；他们来自巴尔干地区基督徒家庭，从小被苏丹收为奴隶
战士：前方的佐阿夫兵是法国人，身穿北非部落人的服装，以示对19世纪欧洲军队中“原始战士”的敬意
雇佣兵：英国人约翰·霍克伍德，白色军团的指挥官，14世纪受雇于佛罗伦萨、米兰和教皇国。此画为乌切洛于1436年所作
应征士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的征兵海报
常备军：在威尔基的画作《在村子里招兵》中，酒、甜言蜜语和国王的饷金诱惑着一个没有土地的佃农参加乔治三世的军队长期服役
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头盔。在铁取代青铜成为制造武器的原料很久以后，青铜仍然是最常用的护身材料
公元前515年的一个花瓶上显示的重装步兵准备战斗的景象。短兵相接时，盾牌护住腹部和大腿，以防被矛扎伤
受伤的步兵。他的盾尚未形成后来的碗状，后来的碗状盾牌还能用来从战场上抬走伤员，或战死者
方阵是大型的步兵阵法，常常用于部署战斗、行军甚至是扎营。他们集体行动，犹如一人
—艘罗马带桨战船驶往战场。它从希腊的三列桨船发展而来，船头安有冲槌，上层甲板有士兵把守
身穿锁子甲的十字军战士向穆斯林骑兵冲锋，14世纪。实际上，中东的轻骑兵通常不肯直接交锋
15世纪晚期对攀登攻城的描绘。士兵穿着铠甲，但工事里安有火炮
罗马军团跨过舟桥，图像来自图拉真的纪念柱，公元2世纪。罗马军团和亚述军队一样，行军打仗时带着建桥的工兵队
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对大炮的最早描绘，1326年。炮手小心翼翼地把火绳杆伸向火门，说明对这种武器非常不熟悉
人和火药武器开始建立起亲密的关系，约1400年。一个世纪后，士兵就把枪扛上了肩
马耳他骑士（十字军的医务护理人员）的桨帆船与奥斯曼帝国的舰队作战，17世纪初。这是在海上进行的“陆地战”
“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旗舰“皇家太阳号”。此船于1669年在布雷斯特建造而成，装饰华贵，带有羽翼的女仆簇拥着船首的海马。直到19世纪50年代之前，这种从侧舷开炮的船一直是海军作战的主力
17世纪的武器使用手册。士兵一步一步地按程序用枪对避免致命的事故至关重要
工业的长足进步，彻底改变传统战争的形态：更先进进的枪炮带来更大的破坏力；军队以火车、汽船代步，精准地控制大型的远征军事行动……工业文明投入战争加速了杀戮的速度，人类进入铁血时代
1862年5月5日，美国内战的威廉斯堡战役。尽管北方具有物质上的优势，但南方使用火枪，深挖战壕，在这场半岛上的战役中保全了里士满
1863年7月摄于葛底斯堡的《收获死亡》。那些尸体是那样生动地反映了战争，看到这些照片简直就像亲临战场
19世纪末的军工厂内景图，战场上男人使用的军火很多都是妇女制造的
索姆河边英军战壕中的哨兵，1916年，他的战友们在睡觉。即使寻常的堑壕战也十分危险，令人筋疲力尽
闪电战中，德军容克87俯冲轰炸机如何向一辆坦克投弹。现代战场上，掌握制空权至关重要
1940年，空中堡垒（B-17）和德军进行空中决战，拉烟是护卫战斗机喷出来的
广岛原子弹轰炸所造成的死亡人数为20万人，没有哪位军事思想家解释过核战争怎么可能是政治的继续
第二，伊斯兰消除了在那之前战争所依据的两条原则——领土和亲族关系。伊斯兰不能有领土性，因为它的使命是让整个世界都归顺真主。伊斯兰一词的意思是服从，具有同一词根的“穆斯林”则意味着服从的人。只有当全部“战争之家”都被纳入“敬神之家”以后，伊斯兰的使命才算完成。到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成了穆斯林，也就都成了兄弟。实际上，第一批阿拉伯穆斯林仍然深陷于沙漠世界强大的宗族关系网中，对穆斯林皆兄弟的原则心存抗拒，所以，不属于他们部落的皈依者先要做一段时间的扈从（mawali）。59但是，伊斯兰教最终消除了种族和语言间的界限，这是它的辉煌成就之一，是任何其他帝国或宗教都从未做到的，而伊斯兰兼有帝国和宗教的特点。
在穆罕默德生命的最后几年，阿拉伯人在扩张伊斯兰边界的努力中还大大得益于另一个因素：他们要进攻的王国已经雄风不再。拜占庭为抵御北部边界上的阿瓦尔人已经耗尽力气；更使它大伤元气的是，它自7世纪初就一直纠缠在和波斯的一系列大战中的最后一次战争中（603—628年），这场战争使两个帝国都筋疲力尽。波斯曾是历史上的强国，但它夹在大草原和中东的沃土之间的地理位置一直是它的软肋。在马背上的民族兴起之前，波斯常常利用西边邻国的衰落或崩溃来扩张自己的帝国版图。1000年前，它遇到了亚历山大大帝这个手段和决心都无与伦比的对手，结果波斯的王朝被推翻，帝国的土地被亚历山大的将军瓜分。得到了波斯中心地区的塞琉古成功地维持了希腊的权力，却没能实现波斯社会的希腊化。他的帝国最终落到了源自中亚的另一个伊朗民族——帕提亚人——手中。虽然帕提亚人是骑马民族，是靠骑兵打败了塞琉古的步兵的，但是他们很快被文明同化了，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世纪初，他们是罗马东面的劲敌。波斯在和罗马的战争中经常获胜：在363年的战争中，罗马皇帝“背教者尤里安”在美索不达米亚阵亡，这个噩耗给罗马的打击几乎和15年后哥特人在阿德里安堡的胜利带来的打击一样巨大。但接连的战事耗竭了波斯的财富、人力和耐力，自那以后，波斯帝国应对大草原边界上游牧民族的骚扰日益力不从心。
因此，当633年一支阿拉伯军队入侵北部美索不达米亚时，波斯军队的力量已是大不如前；拜占庭也是一样。阿拉伯人兵行险着，对波斯和拜占庭同时发起进攻，虽然被迫在两条战线之间调动军队，但仍能维持战力；637年，在现代巴格达附近的卡迪西亚（Qadisiyah），阿拉伯人赢得了胜利，伊斯兰终于征服了波斯；这场胜利对阿拉伯世界意义十分重大，到了20世纪80年代，萨达姆·侯赛因在和伊朗的消耗战中还经常提到它。与此同时，其他的阿拉伯军队连续征服了叙利亚（636年）和埃及（642年），并沿地中海海岸西进，直指拜占庭帝国在北非的省份。674年，第五代哈里发或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穆阿维叶（Mu'awiya）决定直接攻打君士坦丁堡。虽然阿拉伯人在677年放弃了攻城，但717年又卷土重来。那时，他们已经占领了整个北非（705年），进入了西班牙（711年），到达了比利牛斯山脉，并在不久后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入侵了法兰克。在东面，他们征服了阿富汗，对印度的西北部进行袭扰，吞并了安纳托利亚（现代的土耳其）的一部分。在北面，他们把最北的边界推到了高加索山脉，越过奥克苏斯河进入河中地区；751年，他们在塔拉斯河同中国人进行了决战，争夺通往长城的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布卡拉和撒马尔罕。
阿拉伯人的胜利尤其令人震惊之处在于他们的军队并非精兵强将。虽然他们有几世纪在沙漠争斗的经历，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打过仗；他们倒真的是“原始作战者”，习惯的行为模式是突袭（ghazwa）。60他们的用兵之道也不特别高明，装备和作战技能更不占优势。阿拉伯马那时已经是威风凛凛的神骏，受尽宠爱，人经常用手给它们喂食；在外形上，阿拉伯马和大草原上的长毛小马简直不像是同一个物种，但它们数量很少。倒是有很多骆驼，单峰驼（产于阿拉伯半岛）和双峰驼（产于巴克特里亚）都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即已驯化，但尽管骆驼的耐力惊人，速度却比较慢，而且难以驾驭。61在战略上，阿拉伯军队靠骆驼穿越了文明世界的军队认为是无法穿越的地区，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战场上；在战术上，骆驼在近距离作战中却用途有限。因此，阿拉伯人的办法是长途行军时骑骆驼，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才改骑备用的马匹——卡迪西亚可能只有600匹马。62634年7月，阿拉伯名将哈立德（Khalid）就是用这个办法自美索不达米亚挥师巴勒斯坦，和他的战友阿慕尔（Amr）并肩作战，给了拜占庭军队以沉重的打击，赢得了艾季纳代因（Ainadain）这一重大战役的胜利。在战场上，阿拉伯军队选择可以藏身的自然地形做阵地，士兵下马后在自然掩体后面用复合弓作战；他们还通常选择便于逃入沙漠的地形。63
他们作战方式的这两个特点——依靠掩护和随时准备逃跑——是典型的“原始”特点；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希腊反抗土耳其的独立战争期间，这种行为使支持希腊独立的外国志愿者怒不可遏。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如果阿拉伯人是“原始作战者”，那么为什么他们在与拜占庭和波斯军队的作战中如此成功？拜占庭和波斯的军队有组织有纪律，在任何军事分类中都应算作“正规”军。我们知道，这两个帝国经过彼此间旷日持久的战争，精力都几乎消耗殆尽。尽管如此，一般来说，原始的军队从长远来看必定输给正规军；骚扰是防御战的有效手段，但战争归根结底要靠进攻才能打赢，阿拉伯人在攻城略地的时代绝对是取进攻态势的。对此问题的答案只能在于伊斯兰教本身。伊斯兰教高度强调为信仰而战，它激励战士们在战场上奋不顾身。如果作战者坚信自己必胜，屡败屡战、愈挫愈勇，那么“原始”的战术就能成功。多少年之后的毛泽东也持这样的理念。他的战术首先就是“原始”的，只要战士们坚信最后的胜利属于他们，暂时的失利后撤他并不放在心上。毛泽东的战略的另一个支柱是赢得老百姓的民心。阿拉伯军队入侵的土地上居住着归化的阿拉伯人（musta'riba），他们虽然放弃了沙漠生活，但与道地的阿拉伯人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在以伊斯兰的名义宣扬的兄弟关系理念的感召下积极支持阿拉伯军队，这对入侵的阿拉伯军队是一大帮助。64
然而，我们从马穆鲁克兴起的故事中看到，穆斯林不打穆斯林的禁令很早就被打破了，这最终导致后来的哈里发失去了军事上的权威，不再能控制打着哈里发的名义掌握实际统治权的武士，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而那些实际掌握统治权的武士大多数是从大草原招募来的骑马民族的成员。前面已经解释过，“哈里发”这个称号的意思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它意味着哈里发在世俗世界和宗教中都具有无上的权威。理论上，哈里发世俗和宗教的作用并行不悖，开始时也的确如此。那是因为早期的穆斯林是按部落定居在新的军事“营帐”城市中的——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开罗。他们的宗教生活由哈里发掌管，日常用度的开支则来自战争中抢来的财物或对异教徒的赋税。
伊斯兰教的传播使穆斯林人数大大增加，结果使部落的营帐生活无法继续维持。穆罕默德没有子嗣，这必然造成不同部落间在继承权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关于第四代哈里发人选的争吵十分激烈，造成了伊斯兰社会的分裂，分为占多数的逊尼派和占少数的什叶派。根据最初用于分配战利品以推进圣战的军方名册（diwan），属于最初的阿拉伯部落的家庭一直领取生活津贴，65这造成了后来皈依的穆斯林的不满，更加剧了伊斯兰社会的分裂。关于继承权的争端最终得到了解决，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因此得以进军西班牙和中亚，但不同派别的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并没有缓解。749年，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在内战中获胜后迁都巴格达；在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下，伊斯兰世界终于恢复了稳定。阿拔斯王朝之所以得胜，部分是因为它承诺要消除最初的穆斯林和后来的皈依者之间的分别，这一分别就在于是否在军方名册上榜上有名。阿拔斯王朝确实废除了军方名册，在那之后，以穆罕默德继承者的名义当兵打仗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利可图，但每当心怀不满的穆斯林想要抗拒哈里发的时候，也因宗教上的诸多顾虑而纠结不已。8世纪至9世纪期间，哈里发经常遭到反抗，西班牙和摩洛哥就是在那段时间内分离出去，建立了自己的哈里发辖地的，它们声称与穆罕默德家族的关系更近。阿拔斯王朝失去了传统的部落支持，又无法把新皈依的教徒组成军队，因为他们认真遵守穆斯林不打穆斯林的禁令，于是只能去别处招兵。结果，给奴隶配备武器让他们去打仗本来是权宜之计，现在却成了妙招，甚至动用国家收入去招兵买马，为奴隶军队提供兵源。
一般认为穆塔绥姆哈里发（833—842年在位）是穆斯林军事奴隶制的创始人。事实上，先知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奴隶兵和自由的穆斯林一起作战了，但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的是穆斯林主人的侍从。66阿拔斯王朝认识到，靠这种东拼西凑的招兵制度已经无法维持权力。穆塔绥姆于是向奴隶市场大举购买，他买的是最好的货色，也就是来自大草原边缘的突厥人；据说他的麾下网罗了70000名突厥奴隶兵。67如此大规模的奴隶军暂时缓解了哈里发挥之不去的军事难题，即如何在不使穆斯林兄弟相残的情况下遵循戒律（haram）的号召，建立无限的权威。然而，如何收服在帝国的中亚和北非边缘地区自行建立哈里发辖地的穆斯林，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要收服那些穆斯林，就必须为新建的奴隶军培养果敢坚定的领导人。奴隶军的领导人开始时全部来自布义德（Buyid）家族，这个家族一直顽强捍卫帝国的中亚边界，945年甚至在巴格达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哈里发辖地。然而，更能干的领导人却是来自布义德家族的对手，一个叫塞尔柱的突厥部族。1055年，塞尔柱人打着逊尼派正统的旗号进入巴格达，推翻了什叶派的布义德王朝，宣布自己为哈里发的新任保护者。很快，他们被称为苏丹，意思是“握有权力的人”。
塞尔柱人皈依伊斯兰逊尼派被称为“意义深远的变化，与近5个世纪前克洛维率领法兰克人皈依基督教同样重要”。68它后来导致了拜占庭帝国大部分亚洲领土的沦陷，使基督教面临危机，引发了十字军东征。塞尔柱部族到960年才全体皈依，这是伊斯兰传教士在大草原边缘地区努力的成绩。那个地区除了塞尔柱人外还有其他骑马的突厥部族，包括葛逻禄人、钦察人和吉尔吉斯人，大家正为争夺中亚的统治权而打作一团。葛逻禄人最终赢得胜利，成了阿富汗迦兹尼王朝的统治者，再后来又创立了最重要的马穆鲁克王国之一——德里的奴隶王国。69然而，就连如此显赫的成绩与塞尔柱人相比都黯然失色。塞尔柱的突格里勒·贝格（Toghril Beg）、马利克·沙阿（Malik Shah）和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都骁勇善战。从1080年到1090年，马利克·沙阿在他的名臣尼扎姆·穆勒克（Nizam al-Mulk）的辅佐下，大大扩展了阿拔斯王朝在中亚的势力。阿尔普·阿尔斯兰朝着相反的方向，挥师高加索山中，于1064年攻陷了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首都。接下来他继续在险峻的高加索山脉中挺进，占据了可直接威胁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的有利位置。1071年8月，他在曼齐刻尔克（Manzikert）遭遇了拜占庭的军队，打赢了一场对近东和欧洲未来的地缘政治影响非同小可的战斗，这场战斗使拜占庭在亚洲的领土变为“讲突厥语、信伊斯兰教的土地”——简称“土耳其”。70
阿拔斯王朝试图依赖奴隶军作战，因此产生了互相矛盾的结果。它通过延揽骑马的突厥民族为哈里发王朝所用而恢复了权位，但它倚重游牧民族的战士，尽管仍然保留了名义上的权威，但无意中放弃了管辖权，因此使伊斯兰的领导层与它的阿拉伯根基永远分隔开来。阿拔斯王朝继续在名义上掌握着统治权，其间一位励精图治的哈里发纳赛尔（al-Nasir，1180—1225年在位）甚至似乎有希望能恢复王朝昔日的辉煌。然而，大错已经铸成。招募的奴隶兵傲慢自大、吃苦耐劳、聪明能干，但他们是异族人；他们后来不再愿意继续对主人唯命是从，于是利用自己的力量成了帝国的主人，而且非常聪明地想出了一个办法，维持了哈里发的尊严，但把实权尽收于己。
塞尔柱人的力量在12世纪末期开始走下坡路，但其他异族穆斯林沿着塞尔柱人开辟的道路前仆后继。在东面，塞尔柱人占领的土地落入了伽兹尼王朝和新出大草原的另一个突厥部族土库曼人的手中。在西面，来自伊朗北部山区的库尔德人萨拉丁（Salah el-Din）在抗击十字军的战斗中脱颖而出，成为护卫哈里发辖地的名将。我们前面看到，曼齐刻尔克一役把拜占庭的军队赶出了亚洲，吓得米海尔七世皇帝惊慌失措，顾不得基督教里东正教一支和拉丁一支之间长达几世纪的分裂不和，竟然向教皇求援。他的呼救石沉大海，很久后才产生了结果。1099年，由来自法国、德意志、意大利和许多其他西方地区的基督教骑士组成的一支军队兵临耶路撒冷，攻陷了这座城市，在圣地巴勒斯坦建立了桥头堡。十字军打算据此落脚点发动战争，把原属基督教的东方从伊斯兰手中重新夺回来。随后，十字军王国和穆斯林军队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其间各有占上风的时候。1171年，萨拉丁受命指挥在埃及的军队；在他的领导下，战局开始向着绝对有利于穆斯林一边的方向发展。接下来的8年里，尽管十字军多次企图扭转战局，但仍然节节败退，战至几乎无立足之地。萨拉丁发起的大反攻一路奏凯，穆斯林一方赢得最后的胜利似已成定局。然而，伊斯兰注意的方向错了。历代哈里发一心要解决西边的边界问题，却忽视了东边的安全。在东边，13世纪初期，大草原上出现了一个原本未得到注意的新威胁。1220—1221年，中亚和波斯的大部分地区落入了一个奇怪的骑马民族的手中；1243年，现代属于土耳其的地方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征服者不是穆斯林，打起仗来对敌人的凶残令人胆战心惊。1258年，他们攻入巴格达，杀害了阿拔斯王朝的最后一位哈里发穆斯台绥姆（al-Muzt'asim）。这些征服者是蒙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