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草原上的骑马民族
什么是大草原？对生活在温带的定居者来说，大草原指的是地图上北起北冰洋，南到喜马拉雅山，东达中国阡陌纵横的河谷，西至普里佩特（Pripet）沼泽和喀尔巴阡山脉的辽阔空间。在文明人的心目中，大草原是一片单调的空阔，连气候都没有变化，它的植被稀少而单一，山脉、河流、湖泊、森林都付之阙如，人迹罕至，如同无水的大洋。
这个印象大谬不然。现代世界中，大草原西部建起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城市，居民数以百万计；但即使在人类开始在大草原西部的伏尔加河、顿河、顿涅茨河和第聂伯河这些伟大河流的岸边扎根居住之前，经过这片荒野的旅行者就注意到，它在气候和地形上可分为几个明显不同的地区。地理学家一般认为分三个地区：从北太平洋延伸到大西洋的北角的泰加（taiga）群落或北方针叶林；东起中国的长城，西抵伊朗的盐碱沼泽的宽阔沙漠带；夹在两者之间的真正草原。
泰加群落险恶难行，那里气候严酷——雅库茨克附近的地层常年结冻，冻土层深达446英尺；鄂毕河、叶尼塞河、勒拿河和阿穆尔河[5]这几条大河从高原流入北冰洋，岸边居住的人以捕鱼狩猎为生，他们藏在大森林里，行踪隐秘，只有生活在东西伯利亚和阿穆尔河流域的通古斯人在历史上有记载，主要是因为他们是在17世纪夺取了中国皇帝宝座的满族的祖先。
沙漠带的地貌是这样的：
没有一条河流入大海，不是消失在沙漠之中，就是注入盐碱沼泽。戈壁沙漠荒芜凄凉，绵延1200英里，极目望去只见滚滚的黄沙、岩石和沙砾；传说沙漠里妖魔横行、鬼哭狼嚎，对此较为可信的解释是被狂风吹得到处滚动的沙丘会发出声音。
植被只有低矮的灌木和草一样的苇棵；气候非常极端；冬春两季常刮寒冷刺骨的沙尘暴；很少下雨，但一场阵雨过后，沙漠上立即会迸现出一片片生机勃勃的绿色植物。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戈壁滩一样，只是面积稍小而已，夏天的尘暴刮得人喘不过气来，只有冬天才有可能穿行。卡维尔盐漠，又称波斯沙漠，宽800英里，里面盐沼比沙子多，但也点缀着块块绿洲。
按照威廉·麦克尼尔的理论，这些绿洲就是印欧的战车驭者前往中国的落脚点。
真正的大草原是一长条草地，3000英里长，平均500英里宽，北临近北极区，南抵沙漠和高山，东端是中国的河谷，西面接上了通往中东和欧洲的肥沃土地的道路。(https://www.daowen.com)
这是一片没有树木的草场，是山脉之间一块长草的平原，不适合耕种，除非费工费钱解决灌溉问题，但作为放牧牛羊的牧场则最理想不过，因为阿尔泰亚高山带的山谷提供了肥美的牧场。植被主要是茂密的青草；地表有的地方是沙砾，也有的地方是盐碱或壤土；气候严酷，冬天时地势高的草原上严寒凛冽（阿尔泰山中一年有200天气温在冰点以下），但空气干燥，因此可以忍受，这些地区的牧羊人经常极为长寿。36
地理学家把大草原分为高草原和低草原，以从喜马拉雅山脉延伸出来的帕米尔高原为界，东面为高，西面为低。因此，“坡度”是向西倾斜的，越往西，牧场越好，所以引得人们向欧洲和中东迁移。然而，在历史上，大量的迁移却是向着相反的方向；阿尔泰山以南大草原中心地带的准噶尔山口是通往中国平原的天然通道，比西进的道路容易——若是往西可以向左或向右绕过高加索山，或穿过里海和咸海之间，或从黑海北边进入阿德里安堡走廊，但所有这些通道都比较狭窄，易守难攻。
我们所知第一批来自大草原的斯基泰人可能是从阿尔泰山出发，沿着草原的斜坡向西去攻打亚述。后来的人中，突厥人肯定是来自阿尔泰山的，他们的语言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亚的主要语言（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吉尔吉斯语等语言都和突厥语有关系）；公元5世纪出现在罗马城外的匈奴人讲的语言属于突厥语系。相比之下，大草原上流传不广的蒙古语看来起源于贝加尔湖以北和阿尔泰山以东的森林区；满语，也叫通古斯满语，来自东西伯利亚。然而，一些最初的骑马民族，如最早的战车驭者，属于印欧语系，他们的语言后来发展为波斯语；当时的人使用的相关语言还有粟特语和吐火罗语，如今均已失传，另外一种语言是罗马人称为萨尔马提亚人的民族使用的语言。37
是什么吸引骑马的游牧民族走出了大草原？他们的作战行为不符合社会人类学家在其他社会中发现的任何格式。他们肯定不是“原始的战士”：从一开始，他们打仗就是为了赢，所以同族人的争吵或程式性的作战这类解释不适用于他们。争夺地盘的概念似乎也不合适，虽然游牧部落肯定对某些草场情有独钟，不愿意与别的部落分享，但游牧生活方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部落的组成时有变化，酋长经常换人，部落的解散和组合无法预料。可能最说得通的解释是生态学“承受能力”的概念。威廉·麦克尼尔令人信服地指出，突如其来的剧烈气候变化对大草原上的生活影响极大：温暖潮湿的季节中牧草肥美，人畜存活率都因而提高，但通常严酷天气会紧接而来，使大群的牲畜和人多的家庭生存无着。迁移到大草原的另一处于事无补，因为别处的人处境同样艰难，不欢迎外来的人。于是离开大草原就成了明显的逃生之路，外面的气候更加温和，还有农田生产的粮食可以救急。38
麦克尼尔自己也承认，这一解释有一处明显的缺陷，那就是游牧民族一旦认识到，好日子过后生活必定会变得十分艰难，就应该搬到大草原以外的地方去住；他们学会了骑马后，大草原就应该搬空了。在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大草原上活动范围最广的侵略民族——蒙古人和突厥人——建立了统治定居民族的帝国，迫使他们纳贡，因而使自己免于大草原上循环往复的饥馑。但是，游牧民族有一个嗜好：他们喜欢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蔑视被绑在土地和耕牛上累死累活的农民。游牧者两头的好处都想占，既要享受定居者生产的舒适和奢侈，也不愿放弃马背上生活的自由，不愿放弃住帐篷营地、骑马打猎、按季节拔营迁徙的生活方式。
游牧的生活方式历久不衰，最好的体现莫过于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时期的托普卡比宫。直到19世纪初，这个疆域从多瑙河直至印度洋的庞大帝国的统治者还保持着他们在大草原上的生活方式；托普卡比宫的花园里建有临时凉亭，凉亭的地面铺着地毯，苏丹就坐在地毯上的坐垫上，他身穿骑马人的束腰长袍和宽松的裤子，主要的宝器是马上武士的箭囊、弓盒和箭手的扳指儿。托普卡比宫虽然位于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但它仍然是一个游牧民族的营地，高官显贵的仪仗是马尾做的纛旗，门口就是马厩。
关于游牧民族作战的原因还有另一个解释，说是为了迫使文明地区和他们做生意。大草原上的人很早就学会了贸易，商人们对他们提供的商品——马匹，可能还有奴隶——争相购买，或用制成品来交换；5世纪中期，匈奴人和罗马人讲和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求把多瑙河边的一个市场“恢复旧制”，重新开放。39自公元2世纪起，中国和中东之间开通了丝绸之路，两头商业的兴隆维持着这条路上络绎不绝的商旅，长达1000多年。这也说明，游牧者通常能够认识到，鼓励商人放心地带着货物经过他们的地盘比抢劫货物好处更大。然而，他们有时贪念一起，就把商业大利益抛在了脑后；商旅在途中被抢司空见惯，而且，当所求和所予之间存在着结构性不平衡的时候，强迫贸易是起不了作用的。大草原的人靠武力打开了与文明世界的贸易，但他们的物产实在太少，无法满足对方逐利的需要而成为自我维持的商业活动。正如19世纪英国人强人所难，一定要中国人买鸦片一样，以武力为后盾强行推销，必将导致卖方把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于不情不愿的买方。这样一来，卖方即使没有帝国主义之名，行的也是帝国主义之实。但无论如何，如此复杂的两部曲恐怕是早期的骑马民族没有能力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