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灭亡后的欧洲：没有军队的大陆
罗马军队在东部依然存在；它在离君士坦丁堡距离不等的各个地方护卫着拜占庭，远至高加索或尼罗河，近如君士坦丁堡巨大的城墙脚下；直到1453年，奥斯曼的“征服者”穆罕默德围困君士坦丁堡，把罗马军队的最后残余消灭殆尽。但是，从东罗马帝国自立之始，它的军队就和罗马军团完全不同。在伟大的查士丁尼皇帝（527—565年在位）的两位爱将，收复了意大利和北非（其间摧毁了汪达尔的力量）的贝利萨留（Flarius Belisarius）和纳西斯（Narses）指挥下的军队与埃裘斯和马尔乔里安的部队非常相似。贝利萨留在特里卡麦伦一役（453年）中打败了汪达尔的盖利摩（Gelimer），纳西斯的塔吉内大捷（455年）使拉韦纳和罗马重回帝国的怀抱。在这两场会战中，他们两位将军麾下的士兵大多不是罗马人；非洲的会战有匈奴人参加，意大利的会战有一队波斯弓箭手参加。67拜占庭帝国的边界最后基本上确定为以多瑙河和高加索山为界，海上边界包含塞浦路斯、克里特岛和意大利的“靴尖”（埃及、叙利亚和北非在641—685年间已落入阿拉伯人之手）；一旦边界确定后，就对帝国军队的组织基础进行了改变。结构仍然基本沿用奥古斯都的模式：帝国下分为省，称为行政区（themes），区内的将领及其部队直接听命于皇帝。军队的组织遵循的是4世纪君士坦丁改革的模式，不是重装的步兵军团模式；军队分为小型独立的步兵和骑兵团队，一旦需要即可集结起来支援前线。2世纪时有13个行政区，7个在小亚细亚，3个在巴尔干，还有3个在地中海和爱琴海；到10世纪，行政区增加到了30个，但军队人数仍保持在约15万，一半步兵，一半骑兵，大概和奥古斯都皇帝时的军团人数相当。拜占庭的军队有高效的官僚和税收制度的支持，有富裕的农民阶层提供军需给养，因此得以把罗马帝国硕果仅存的这一部分有效地维持到1071年突厥人开始来犯，虽然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并皈依了基督教。68
西边没有重新兴兵来维护罗马文明的劫后残余。入侵者对罗马的文明钦崇备至，破坏起来却又毫不手软。事实上也不可能重建军队，因为作为养兵基础的定期公平的税收已经荡然无存；实际上到帝国晚期时，税收已经变得非常不公平。蛮族的国王也试图推行税赋制度，但收上来的税不足以养活士兵，让他们受纪律的约束；无论如何，征服者对纪律都非常不以为然，他们还保留了条顿人的思想，认为带武器的武士可以为所欲为，彼此之间一律平等。哥特人、伦巴底人和勃艮第人原来是农耕民族，是被大草原的骑马民族赶过莱茵河的，他们期望得到土地后能继续务农为生。在意大利，他们驻扎的土地的1/3分给他们个人，这个办法借鉴了旧帝国的制度，但对土地的主人来说简直是明抢，因为旧制度只是规定地主把1/3的土地供驻扎的士兵使用而已。在勃艮第和南部法兰西，分给战士个人的土地更是占原地主所有土地的2/3。于是，这些不受欢迎的士兵在四散各处的农庄安顿下来，耕地种田，轻易地抛弃了使他们攻无不克的军人素质，却又不向政府定期缴纳劳动剩余，使政府有财力建立起维持和平的文明军队。“蛮族王国结合了罗马帝国特有的恶政”——主要是没收小农的土地来扩大富人庄园的腐败行为——“和野蛮的行为……在旧有的压榨之上又加上了野蛮部落的成员以及效仿他们行为的（幸存下来的）罗马人无法无天的暴行。”69
回首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人类学习建立文明生活的过程中，罗马的主要贡献就是它创立了纪律严明的职业军队这一制度。当然，罗马开始在意大利攻城略地，后来又把战火烧向迦太基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么崇高的意念；罗马的军队从公民民兵转变为远征军是战场的需要所致，不是有意识的决定。它采纳招募常备军的制度，给帝国各地的公民和非公民提供“人尽其才的职业生涯”，不过是形势所迫；奥古斯都进行的改革也仅仅是把现存的状况合理化而已。然而，似乎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罗马军队的演变恰好推动了罗马文明本身的进步。古罗马与古希腊不同，它文明的基础不是哲理性的思想和艺术创造力，而是法律和实际的成就。强制推行它的法律，不懈地扩大它非凡的物质基础设施，这些并不需要很多脑力思考，只需要充沛的精力和道德纪律。这些品质正是军队所长，而且在建造公共工程的劳动中，军队经常是骨干。因此，当边界上的军事危机加上内部经济和行政方面的缺失削弱了军队的力量时，帝国的力量便随之减弱，军队的崩溃也意味着西罗马帝国本身的崩溃。
在西罗马帝国之后建立起的那些王国懵然不知它们摧毁了的制度是多么宝贵，也没有意识到要重建那个制度是多么困难。不过，道德权威在罗马后的欧洲并未失去依托；它转移到了基督教会身上。由于496年法兰克人的皈依，基督教会最后以其罗马的形式，而非聂斯脱利派的形式确定了下来，而在基督教会中，罗马帝国即使不是在实质上，起码在概念上得到了延续。然而，没有剑，主教就无法推行基督教的教义；虽然保护他们的王公手中有剑，但那些王公用剑来彼此争斗，而不是建立并维持由基督教主宰的和平。从6世纪晚期到7世纪，西欧天下大乱，继罗马帝国之后建立起来的各王国的王室之间争斗不止。到8世纪初，第一批卡洛林人在莱茵河两岸法兰克人的土地上称雄后，乱象才有所缓解。卡洛林人走到前台是内部斗争的结果，但也可以视为对新出现的威胁的反应；新的威胁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从西班牙挺进法兰西南部，还有东部边界上弗里斯兰人、萨克森人和巴伐利亚人那些异教徒的骚扰。732年，法兰克人宫相查理·马特在普瓦捷大败穆斯林军，把他们彻底赶到了比利牛斯山的另一边；他的孙子查理曼南征北战，巩固了远至日耳曼的易北河和多瑙河上游的边界，把伦巴底人的意大利王国，包括罗马在内，并入了一个新的帝国。800年圣诞日那天，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正式宣告帝国的成立。
查理曼的合法性来自教皇承认他为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尽管他的血统遗传纯属虚构；他的权力则来自军队，他的军队和哪怕是最后衰败时期的罗马军队都毫无相似之处。早期的法兰克国王像其他的蛮族统治者一样，留有由精选的武士组成的核心队伍，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等于亚历山大的近卫骑兵。在征战时代，这支队伍的供养不是问题，他们在兵荒马乱之年靠随机应变解决军需。但一旦王国有了边界，无论边界是多么模糊不定，就需要维持边界内的稳定。这时，国王的武士就需要更加稳定的给养来源，不能再靠抢劫或临时性的征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对日耳曼人战斗队（拉丁文是comitatus，后来的王国使用的法律词汇基本都来自拉丁文）的成员适用过去罗马租地（precarium）的做法，也就是让他们租借地主的土地，种田谋生。在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租地用交租金的办法；5世纪和6世纪动乱频仍，货币不再流通，租金遂变为提供各种服务的形式。统治者手下的人有义务忠实于他，同时接受他的保护（patrocinium）；把这种关系变为向统治者提供军事服务以换取保护，不过保护的形式是准许租地，这个转变过程并不复杂，尽管实际进展比较缓慢。这种关系两相适宜：扈从（vassal，来自凯尔特语，原意为依附者）得到了谋生手段，“统治者得到了可靠的军事服务；双方之间的纽带由表示效忠的仪式来确定，这种仪式经基督教会干预成为宗教性仪式，称为誓词，或‘宣誓效忠’（fealty）”。70
在卡洛林王朝统治下的欧洲，自9世纪中期开始，我们所知的封建主义［这个词源自保护人赐予扈从的封地（feudum）］就成为国王组建军队和武士阶层掌握土地的普遍基础；另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是，只要继续为国王服务，封地就可以世袭。通常认为，这些规定正式确定于877年，当时西法兰克国王，也就是查理曼的孙子“秃头查理”在基尔塞法典（the Capitulation of Kiersey）中敕令封地可从父传子；此前他已经颁布敕令，规定每一个自由人，指拥有土地或携带武器的人，都必须找一个保护人或主公；每一个有马或应该有马的人，至少每年一次要骑马来参加选择军队战士的大会。“每人都必须有一个主公，每个受封者都必须骑马从军，头衔、封地和从军的义务成为世袭的特权，至此，封建主义即大功告成。”71
尽管卡洛林的封建主义强调拥有马匹，但不能将它等同于游牧民族的军事制度。西欧的耕地养活不了太多的马匹，应召作战的封建军队也与马背上民族的骑兵大相径庭。它们之间的分别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条顿部落特有的军事文化，这种文化鼓励用锋利的武器面对面厮杀，条顿民族在罗马军队尚未丧失其军团训练的传统时，和罗马军队作战，这种经验进一步加强了条顿的军事文化传统。西方的武士骑上了马后，这个文化传统保持了下来，并因骑士有铠甲保护和能够在马鞍上使用武器而进一步加强。马鞍本身发展为牢固的座位，部分的原因是8世纪初发明了马镫，须连接在马鞍上。
马镫可能起源于印度，5世纪时被中国人采用，后又传到大草原民族，从他们那里迅速传到欧洲。关于马镫的重要性争论激烈，一方说它使骑手在马背上能够坐稳，这才能舞矛弄剑；持怀疑态度的一方则反驳说，没有马镫的游牧者照样在马背上行动自如。既然任何一方的意见目前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若是没有拿定主意，最好不要涉足这场辩论。72不过我们确切地知道，西方从8世纪开始就有骑马的武士跨坐在马鞍之上，脚牢牢蹬在马镫里，因此可以使用以前只有步兵才能用的武器，披挂以前只有步兵才能穿的铠甲。不错，过去波斯人和他们之后的拜占庭人都曾在战场上使用过披甲骑兵队，甚至给马也披甲，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穿什么样的铠甲，使用什么样的武器，如何作战，因此把他们定为重装骑兵战的发源者不太保险。73相比之下，可以毫不怀疑地肯定，9世纪西欧的封建骑兵已经穿上了铁制锁子甲，一手持盾，一手持矛或剑，纵马奔驰间仍可以腾出手来作战。
这些发明非常及时，因为在9世纪期间，西方遭到了新的一波袭击，罗马帝国后继王国的那些行动缓慢、缺乏训练、大多不骑马的战士根本无法撄其锋锐。新的袭击有3个来源：伊斯兰地区、大草原和信仰多神教的野蛮人居住的斯堪的纳维亚沿岸。来自伊斯兰地区的是在地中海专事海盗抢劫的一个国家，他们的贪婪残暴使人想起6世纪的汪达尔人，他们用作据点的港口也是汪达尔人过去使用过的。西方把他们称为撒拉森人。他们之所以能如此大胆妄为，是因为自从5世纪罗马帝国的舰队解散后，西地中海一直没有国家海军来保护沿岸地区，确保海上安全。横行霸道的强国，无论是雅典、迦太基，还是汪达尔人的王国，历来把西西里岛作为活动的依托点。827年，西西里岛落到了撒拉森人手上；不久后，这些海盗在意大利的“靴尖”和法兰西南部建立了据点；到了10世纪，科西嘉岛、萨丁岛，甚至罗马都成为他们袭击的目标。最终，唯一拥有桨帆船舰队的拜占庭把撒拉森人逐出了意大利南部，但他们此前已经深入内地进行了大肆抢劫和毁坏，遭他们荼毒的地区从罗讷河一直延伸到亚得里亚海。
来自大草原的威胁是马扎尔人。862年，他们被崛起的突厥人向西驱赶，出现在阿提拉原来的牧场——多瑙河平原上。他们从那里发动了一系列远程突袭。远程突袭是游牧民族的典型行为，但即使按匈奴人的标准来看，马扎尔人的奔袭距离也特别长。898年，他们进入意大利；意大利国王贝伦加尔（Berengario）带领15000披甲骑兵于899年9月在布伦塔河迎战，结果遭到惨败。910年，他们在奥格斯堡附近与卡洛林王朝的末代皇帝“童子路易”召集的东法兰克大军遭遇，再次大获全胜，使他们在后来的10年间在日耳曼地区为所欲为，如入无人之境。从919年到936年担任日耳曼国王的“捕鸟者亨利”在东部边界地区广筑碉堡，逐渐限制了马扎尔人的破坏蹂躏，但他们仍然在924年和926年深入法兰西和勃艮第。933年，他们被亨利国王打败，但他们在954年再次进入意大利。第二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终于召集起了足够的部队，抓住机会，把他们堵在没有退路的地方使其无路可逃，这是重装骑兵打败机动敏捷得多的轻骑兵的少数办法中的一个。奥托一世带领着主要由巴伐利亚人和斯瓦比亚人组成的8000人的军队——在当时算是相当大的规模——绕过马扎尔人在奥格斯堡被围困的营地，渡过莱希河拦住他们的退路，静等敌人来攻。马扎尔人和匈奴人一样，仍把复合弓作为主要作战武器，战场上的编队也维持着大草原上的松散队形；他们尽管早已熟悉了西方的作战方式，却仍然落入了亨利的陷阱。他们渡过莱希河想打开退路，结果陷入背水苦战，被敌方的重装骑兵歼灭殆尽。少数残兵败将在手拿武器的村民的穷追猛打之下逃回家乡，从此再也没能从匈牙利平原向西方的农耕地发动过任何大规模的袭击。74
斯堪的纳维亚人就不这么好打发了，因为西欧各王国对他们的攻击手段——海上战舰——束手无策。几世纪以来，北欧大胆冒险的沿海民族一直在海上讨生活；罗马人在不列颠和高卢的“撒克逊海岸”部署了一支舰队来管制他们的海盗行为；5世纪时那支舰队被解散，这才使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得以从丹麦和德意志北部渡海到不列颠定居。75后来，由于蛮族的迁徙，莱茵河以北空出了大片土地，海外移民遂一度停止。但到了8世纪末，挪威和瑞典对土地的需求加大，迫使信奉多神教的北欧人再次向外寻找土地，或是为了定居，或是为了抢劫，或是为了强迫贸易。此时他们的造船技术也臻于完善，造出的船能载着作战者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长途旅行。对比当时沿海岸行驶的船只，北欧人造的狭长快速战船最为优越的特点是船身窄、船底深、可以顶风航行，加之船的中部较宽，如果风速不够，就可以划桨，还可以在远离防卫森严的港口的海岸处靠岸。76
简言之，它是海上突袭的理想船只，当然条件是突袭者不畏艰苦，忍受得了船在不同的陆地停靠点之间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存身的船舱没有顶盖，吃不上热饭。北欧海盗的名称“维京人”（Vikings）源自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海盗“Viking”一词，他们是袭击文明社会的野蛮人中最强悍好战的一群；他们在航海时代之前的一个世纪中因争夺土地而不断打斗，锻炼得近身肉搏时勇猛无敌。77另外，他们自大约840年起，在船上还装载马匹，使他们能够从防守者意想不到的方向骑马深入内地进行掳掠。793年，维京人突然袭击了不列颠北部的林第斯法恩修道院；自那以后，他们的扩张更进一步，844年突袭穆斯林西班牙的塞维利亚，859年深入地中海。834年，他们把莱茵河口的贸易重镇多雷斯夷为平地了；到877年开始入侵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不列颠；最后到10世纪中期，他们更是把不列颠的中部和北部地区纳入了丹麦的海外王国。他们航海技术的惊人进步，加上他们可与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人媲美的胆量，使他们的航行范围越来越广；870年到了冰岛，下一个世纪又到了格陵兰；这稍微减少了西欧遭受袭击的压力，但维京人对中欧和东欧无主土地的入侵却未有减少。在当地被称为“罗斯”（Rus）的维京人做起了武装押送货物的买卖，所经之途从瑞典越过波罗的海，再沿俄罗斯的几条大河向南，因此接触到了伊斯兰国家和拜占庭。在西欧，北欧人在征服中部英格兰的同时，在法兰西北部也抢到了一块落脚之地；911年，法兰西国王被迫将那块地方割让给他们做采邑，那就是诺曼底。11世纪期间，诺曼人从那里于1066年征服了英格兰，并自1027年开始，在那不勒斯附近建立了若干居民点，后来以此为基础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建立起了他们的王国。
面对9世纪和10世纪的众多来犯者，只靠军事手段无法遏制他们的破坏行为。西欧需要像遭受大草原游牧民族入侵的中国一样，用文化的力量来感化那些野蛮人，把他们同化入文明世界。撒拉森人无法同化，他们坚信袭击和抢劫是替天行道，自己是穆斯林英雄。不过，信奉多神教的维京人和马扎尔人却仍然生活在原始世界中，他们的诸多神祇对他们要么严厉无情，要么不理不睬；条顿民族和大草原上的民族在受到基督或穆罕默德的启悟之前本来也属于那个原始世界。从496年法兰克人皈依以来，基督教会在西欧推进和平的努力成果斐然，逐渐把侵入罗马土地的所有来犯者都劝归了基督教，并在这些人的思想中培育起了对幸存的罗马基督教制度的尊敬，包括教皇、主教、作为教会基础的僧侣等。不仅如此，教会秉承传播宗教和推广文明的目的，以无比的勇气把罗马基督教向北、向东带给了远在那里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确，基督教经常是用剑强加给人民的，但在向野蛮人传道的过程中，也有男女基督教徒牺牲了生命，成为烈士，如在日耳曼任主教的英国人圣卜尼法斯。10世纪末，教会就是以这种办法把马扎尔人劝归了基督教。后来匈牙利成了抵抗大草原民族入侵的坚强堡垒，在11世纪和12世纪又继续顽强抵抗斯堪的纳维亚人。
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若是没有罗马教会，就真可能成了蛮荒之地；罗马残余的民政机构力量太弱，无法成为恢复秩序的框架，加之没有遵守纪律的军队，整个大陆都可能落到“军事地平线”下，陷入争夺领土和部落权力的无休无止的冲突。然而，教会推动和平的努力所能达到的成果是有限度的，这里有两个几乎同样重要的原因，一个是教会自己掌握权力的愿望，另一个却是基督教教义对实际如何行使权力的种种压制。东方的基督教主教坚持君士坦丁式的做法，把最终的权威归于拜占庭皇帝；在被伊斯兰国家夺走的原基督教的土地上，哈里发集宗教和世俗的权威于一身。但是，在西方，教皇对这两种做法都不接受。教皇是罗马的继承者，驻跸罗马；自从罗马帝国衰亡以后，教皇一直努力把世俗的权威与宗教的权威区分开来，并千方百计证明前者应服从于后者。查理曼大帝用剑恢复了罗马帝国的名义，但在历届教皇的眼中，他这个皇帝之所以名正言顺是因为利奥三世在圣彼得大教堂为他加了冕。
当在实力上皇帝强、教皇弱的时候，前者的权力和后者自称的权威之间没有冲突。然而，到11世纪，各地教会的财富日渐增多，自信也随之加大。教会拥有的土地经常是教徒赠予的遗产，很多是骑士的采邑；教会用教徒的捐赠建立的修道院成为神学研究的中心，为教皇权威的至高无上找出了各种论点和论据。那时，主教和修道院的院长由皇帝和国王任命或“授职”，而统治者总是选择顺从听话的人，用他们行使民政职能，尤其是征兵和养兵；神学家对此表示反对。他们勉强同意，如果打仗是为了行使或恢复君王的合法权利，那么作战是符合道德的；基督的告诫“恺撒的归恺撒”从广义上解释，为此提供了必要的理由。然而，基督教认为，杀人伤人都是罪孽，必须悔过。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后，诺曼底的主教勒令属于自己教会的骑士每杀一个人祈祷斋戒一年，每伤一个人则祈祷斋戒40天，尽管“征服者威廉”对哈罗德国王及其带领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作战是为了夺回他的君主权利，而且得到了教皇的准许。7811世纪，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之间爆发了“授职冲突”，突出的问题就是谁有权任命主教；冲突中格列高利毫不犹豫地同诺曼人和日耳曼人结盟共同对亨利四世皇帝作战。然而，有一个疑问在基督徒的脑子里始终挥之不去：骑士在战斗中与手拿利剑的同类打得你死我活，就算他们是在教皇的旗帜下作战，基督给缔造和平者的降福怎么可能赐予这些嗜血的人？
这个良知的问题在欧洲无法避免，因为那里不事劳动的上层社会一半是修士，另一半就是披甲乘马的骑士。11世纪的骑士还相当粗野，骑士风度要到以后才出现。79仅仅200年前，卡洛林王朝敕令“每一个有马的人都应骑马来集合”，结果“和有土地的贵族一起来了一群暴发户冒险家，他们和贵族的贵字能沾上边的只有……他们骑的马是高贵的动物”。那时的欧洲骨子里还是武士社会，人一发怒，便把上帝的法律抛在脑后，民法管辖更全看王公有多大能力行使他的权利。
因此，到了11世纪末，关于授职权的争执被放在一边，发出了新的战斗召唤，要大家同心一气对一个不信基督的敌人作战，这使教会和国王都松了一口气。新教皇乌尔班二世原来在克吕尼修道院做修士，那是提倡教皇权力的神学基地之一；他于1088年当选教皇，即位后马上着手通过外交手段来恢复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良好关系；同时，他开始在布道中宣讲基督徒打基督徒是犯罪。1095年，他在克莱蒙会议上重提“上帝的休战”[4]和大斋节以及其他宗教节日期间的停战，并敦促基督徒“不要再彼此杀戮，去打一场正义的战争。”他提醒听众，24年前的曼齐刻尔特之难以后，拜占庭曾恳求西方伸出援手保卫东方的基督教，信伊斯兰教的突厥人仍然在基督教的土地上步步深入，连圣城耶路撒冷都落入了穆斯林手中。他号召立即发动战争，把耶路撒冷夺回教会的手中。80(https://www.daowen.com)
乌尔班发动的“十字军战争”这个想法早已有之。10世纪期间，西班牙的穆斯林在精力充沛的曼苏尔的领导下，出兵伊比利亚半岛北部幸存的几个袖珍型基督教王国，霸占了它们的土地；那时和穆斯林作战的就有来自欧洲其他地方的虔诚的年轻骑士，包括诺曼人、意大利人和法兰西人。克吕尼修道院的历任院长鼓励这些骑士去作战，因为他们看到位于坎普斯特拉的使徒詹姆士的坟墓受到了穆斯林的威胁，非常担忧去那里朝圣的人们的安危。1073年赞助远征伊比利亚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也就是那位卷入授职权冲突的教皇，一方面提醒世界，“西班牙王国属于圣彼得教区，同时宣布基督徒骑士可以享受从异教徒手中夺来的土地”。
到11世纪末，圣战的思想付诸了实施。教会当局敦促基督徒骑士和士兵停止无谓的争斗，远赴基督教世界的边界去打击异教徒。作为对他们服务的嘉奖，抢回来的土地可以归他们所有，还有精神上的满足……（另外）教皇也热衷于圣战。教皇经常发动圣战，并亲自任命统帅。所征服的土地归根结底属于教皇。虽然王公贵族一般并不热心，但西方的骑士对圣战的召唤反应热烈。他们的动机一部分是真正出于宗教的原因，耻于继续彼此打斗，期盼着为基督教而战。但抢占土地也是一个动机，特别是在正在逐渐确立长子继承制度的法国北部。随着王公越来越不愿意把财产以及通常围绕自家石头城堡建起的附属房屋给儿子们平分，长子以下的儿子就只得到别处去碰运气。法兰西的骑士阶层普遍好动，喜欢冒险，诺曼人尤其如此，毕竟仅仅几代人之前他们还是四处游荡的游民。参加十字军既能履行基督徒的职责，又能到气候温和的南方去抢夺土地，简直是天赐良机。81
率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各位王公来自诺曼人统治的西西里、诺曼底本身、法兰西和勃艮第，他们于1096年分海陆两路从欧洲出发。陆路十字军经拜占庭皇帝准许穿过巴尔干进入小亚细亚塞尔柱突厥人的地盘，一路走一路打，1098年到达叙利亚，在那里和由海路来的英格兰、意大利和佛兰德部队会师。十字军围困叙利亚海岸上的战略要地安条克的时间太久，拖延了前进的行程，但1099年终于到达了圣地。当年7月15日，他们发起了旋风式的突袭，摧毁了城墙，攻克了耶路撒冷。十字军拿下耶路撒冷后，这个城市变成了一个拉丁王国的首都，国君是一位勃艮第公爵，自称耶路撒冷国王；其他的十字军领导人沿叙利亚海岸或在小亚细亚南部也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这些十字军王国的国运有好有坏，最后的几个坚持到1291年，在马穆鲁克的大反攻中被消灭。西方的基督教教会经常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重振或重建那些拉丁王国，参加东征的热情在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也长久不衰；但穆斯林同样兴兵整军以夺回对他们来说也是圣地的地方，并把入侵者逐出连接埃及和巴格达的重要陆桥，使得十字军东征的收获日益减少。
伊斯兰国家对十字军发动反攻也许本质上是把十字军视为“边境问题”来处理，正如处理伊斯兰地区和大草原交界处的问题一样，但与基督徒军队作战的激烈程度是穆斯林在其他战线上的战斗不曾有过的。而且，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198—1204年）的一个令人扼腕的结果是给拜占庭帝国带来了无可挽救的破坏：对皇位继承纠纷的一次愚蠢的干预严重削弱了这个东部帝国，使它无力抵御进犯南部欧洲的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250年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过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所造成的破坏的滞后效应。
在军事上，十字军东征为我们提供了，从罗马纪律严明的军队消失到16世纪国家军队重现之间这段漫长的间隔内，欧洲战争的文化和性质的最准确的信息。十字军东征期间的作战是一种奇怪的对抗，一边是北部欧洲武士面对面搏斗的传统，另一边则是大草原马背上的民族惯用的避强袭弱的骚扰战术。开始时情况并非如此。埃及的哈里发辖地在马穆鲁克篡权之前主要依靠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轻骑兵，他们的武器是长矛和剑，不是复合弓，因此在和身着甲胄的十字军作战时落了下风。比如，1099年在阿什凯隆（Ashkelon），他们就被后来做了耶路撒冷主公的戈弗雷（Godfrey）打得落花流水。但自从1174年萨拉丁从巴格达哈里发辖地来到，特别是巴伊巴尔斯在1260年建立了埃及的马穆鲁克政权后，靠勇猛冲锋赢得战斗的十字军遇上了大群大群的来自大草原的战士，总是处于敌众我寡的状况，优势遂开始逐渐转向对方一边。
尽管如此，十字军还是千方百计地设法应付他们所不熟悉的作战方法；一个重要的办法是在骑兵中加配相当数量的步兵，他们使用锋利的刀剑和弓箭，后来还装备了机簧弩；每当敌人的轻骑兵冲上前来，企图冲散成队的骑士把他们各个歼灭的时候，就会遭到这些步兵的激烈抵抗。在对马扎尔人和维京人的作战中，步兵的作用不大；在欧洲各王公为争夺他们念兹在兹的权力而发动的战争中，更是没有步兵的份儿；欧洲骑马的武士阶级坚决不准没有马的人携带武器，特别是在城市里，以防他们使用武器来捍卫他们的权利，甚至争夺不许他们拥有的权利。然而，步兵在圣地是有用的，特别是可以保护辎重车，那是十字军作战的保证。步兵还可以为战斗中骑兵队形薄弱的两翼提供保护。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和十字军作战的穆斯林军队采取的主要战术原则是把骑兵和步兵分开，各个击破；虽然现在有人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异议，但是许多证据表明，分而击之的战术的确打败了十字军。821102年在拉姆拉（Ramala），1179年在迈尔季欧云（Marj Ayyan），1187年在克雷森（Cresson）和哈丁（Hattin），穆斯林军队都采用了这个办法。十字军在哈丁战役中遭到重创，而萨拉丁则借哈丁大捷夺回了耶路撒冷王国的大部分土地。然而，究其根源，十字军在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战役中的失利不是由于战术失误，而是由于他们作战方法上的结构性缺陷，那就是他们企图靠披甲骑兵的冲锋制胜，但敌人却完全无意坚守阵地。十字军认为，作战胜利的关键在于选择“肯定能打击到敌人主力的时刻”。83在欧洲，武士面对敌人迎面而来的冲锋决不畏缩，因为这涉及他的荣誉——这是方阵战士行为守则的延续，尽管形式有了发展。西方武士在东征途中遇到的敌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传统，他们并不认为作战时与敌人保持距离、躲避敌人主攻有什么不光彩。十字军后来逐渐适应了这种新情况，越来越多地招募当地的步兵，作战时如有可能也入乡随俗，选择两侧有天然保护的地形；与此同时，穆斯林军也吸纳了西方的一些做法。有证据表明，他们在13世纪开始模仿西方人在马上用长矛打斗的仪式。
不过，十字军对在圣地作战的困苦和压力的回应主要还是在文化方面，他们把武士的行为守则更加紧密地与驱使他们跨越地中海来到东方为主服务的基督徒热情融合了起来。这种骑士品质的主张在11世纪的欧洲已初见端倪。要做骑士，光有胯下的战马、身上的甲胄和所效忠的主公已经不够。骑士对王公的忠诚原来纯粹是建立在土地封赐的物质基础上的，王公赐予骑士土地使他生计有依，骑士则应王公的需要随时提供军事服务；现在这个基础正在转向两者间仪式性和宗教性的关系。过去扈从接受王公的封地时，教会要他宣誓效忠，以此把他对王公的责任神圣化；现在誓词改为骑士发誓为主公服务，而且不仅服从主公的命令，还要按骑士方式行事，也就是说行为要无愧荣誉，甚至符合美德。
在十字军东征的大环境中，骑士理想的寄托自然而然地从主公转向教会。12世纪末，几个新的修士团体创立了起来，虽然起初从事教徒传统的活动，如办医院照顾前往圣地途中的朝圣者的健康，但不久它们就担负起了另一个职能——为保卫圣地而战。这些骑士团，即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很快成为东征的主力，自身的力量也日益增强；它们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建造了宏伟的城堡，并在欧洲为十字军东征招兵买马，筹资募捐。84骑士团的影响感染力极强，因为：
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成为出色的战士。他们在战斗中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过集体生活，节约克己，住宿地没有女人和孩子。他们都住在一起，衣食由领导人发放，没有私产。他们永远没有闲着的时候。不作战的时候就劳动……他们的等级不按贵族头衔，而是按品德表现来评定。对于世俗骑士视为理所应当的享受和特权，如喜爱华贵的武器、对身体和发型极尽修饰、热爱运动和狩猎等等，他们一律摒弃不取，（代之以）建立在贫穷、集体生活和对基督的献身精神基础上的新社团。85
从军事骑士团的建立之中，可以看到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军团制军队的起源。的确，各方面的证据都说明，宗教改革期间，新教地区的骑士团解散后，原为修士的一些武士还俗变成了世俗的战士，把管理着指挥官与下属部队关系的等级制度带入了国家的军队，而正是这个制度把骑士团打造为自罗马军团消失以来欧洲的第一批自治自主、纪律严明的战斗团体。不过那都是后来才发生的，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在战场上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促使别处的基督徒武士也成立了自己的骑士团，特别是在西班牙对穆斯林军作战的基督徒军队，但也包括对异教徒的普鲁士人和立陶宛人作战的日耳曼武士。其中最重要的是条顿骑士团，他们征服普鲁士后，建立了军事政权；500年后腓特烈大帝军官团的中坚力量就来自这个政权的世俗阶层。
十字军王国从衰落直至13世纪末彻底灭亡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能算作欧洲战争方式的分水岭；虽然十字军在穆斯林军手中屡遭败绩，但东征的次数太多，反而激发不了一场一战定乾坤的大反击，而且欧洲各国的国王连自己国内的战事都还忙不过来。尽管如此，十字军东征还是给欧洲的军事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变化。十字军在东地中海重建了拉丁（罗马天主教）王国，除了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还扩展到希腊、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和爱琴海，而且希腊等地的拉丁王国维系的时间更久。这些拉丁王国起了中转站的作用，使北部意大利的城市，特别是（城市生活和商业活动从未完全消失的）威尼斯得以重新开启与中东的贸易，生意做得兴旺红火，最后甚至延伸到远东。地中海各港口之间的货物运输安全再次得到了保障。15世纪各国彼此争战，资金就来自这样的贸易所积聚的财富，后来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争夺阿尔卑斯山以南的统治权也是靠地中海贸易的收入。十字军远征强有力地驱动了把西班牙从伊斯兰控制中解放出来的努力（再征服运动）和基督教边界对俄罗斯和大草原的东向扩张。他们削弱了拜占庭帝国的力量后，对奥斯曼土耳其人侵入巴尔干的势头未加阻止；到15世纪初，奥斯曼人兵临多瑙河，一路上对塞尔维亚的各个基督教王国摧枯拉朽，匈牙利的基督教王国也个个自危。然而，似乎是为他们未能阻止奥斯曼人这一点做补偿一样，十字军向欧洲交战不休的各国国王以及他们狂暴无羁的扈从呈现了一个新思想，即战争有比争权夺利更大的目的。十字军加强了教会的权威，使它得以用道德和法律的框架限制武士们作战的冲动；而且，看似矛盾的是，十字军使欧洲的骑士阶级学会了有目的作战所需要的纪律，此举为名副其实的王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后来，欧洲各国实现了国界内中央权力的确立，最终杜绝了连绵的兵燹，战争成为偶一为之的行为，而且只针对外国。
生活在动荡不定的14世纪和15世纪的人很难看出这一模式的发展。权利的争端导致了法英之间的百年战争（1337—1457年）；哈布斯堡家族、维特尔斯巴赫家族（Wittelsbachs）和卢森堡家族为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战作一团；帝国皇帝大起刀兵，镇压波希米亚和瑞士的乱民；意大利各城邦之间烽火不绝。在这些战争的刀光剑影中，若提出骑士的社会、政治，甚至是军事上的统治地位即将完结，一定会被笑为痴人说梦。然而，事实恰恰如此。披甲的骑兵坚信，在战斗中闪避敌人的刀剑不仅违反法律责任，而且损害个人荣誉；这样的战争守则最终证明，它和古希腊方阵战的行为守则一样，只能给自己带来损害。事实上，大量的历史证据证明，即使在15世纪，骑士阶级盛极一时的时候，骑士的战争也与我们想象的或当时骑士的崇拜者们理想中的情形大不相同。骑士身上日益厚重的铠甲（14世纪中期后锁子甲变成了铁板甲）用于马上长矛格斗的仪式倒很合适，却不适于应付战场上的各种情况——尽管那个世纪的步兵越来越多地使用长弓和复合弓，但战争中的死伤并未增加多少。86正如现代战争中装甲部队的闪电袭击和精准空袭只能在训练场中达到类似表演的完美效果一样，15世纪武士闪亮的甲胄很可能只有在比武大会上抵挡对手的长矛时才能提供完美的保护，在战场上面对敌人射来的箭或刀砍剑劈时就难说了。维克托·汉森从常识出发，解开了方阵战的谜；我们从常识的角度，也可以做出上述的推断。
研究十字军历史的大师R.C.斯梅尔（R.C.Smale）指出，根据现有的证据无法重现中世纪的战争。87不过，我们对百年战争中的克雷西战役（1346年）、普瓦提埃战役（1356年）和阿让库尔战役（1415年）所知甚详；在这3次战役中，英国骑士作战时都没有骑马，而且有弓箭手掩护；在后两次战役中，法国军队大多数也没有骑马。如果披甲的骑士手持长矛紧挨着组成一排排的密集队形冲锋，那么两军一旦交锋，双方必然都立即会遭受惨重的损失；若是以为不会产生这种结果，不啻异想天开。
中世纪的铁兵器战争和希腊人的战争一样，鲜血淋漓、“令人战栗”；而那个时代战事频仍，作战者悍不畏死，战争因此而更加可怕。尽管作战有较高级的动机，如希腊人要争取公民独立，骑士是出于对王公的忠诚和对骑士行为守则的遵守，但表面下仍隐藏着某种“顽固的原始性”。希腊人按照自己的作战方法累得筋疲力尽，无法再战；骑士作战方法的陨落则有外部的原因，那就是火药的到来。但无论是在希腊人的战争还是骑士的战争中，铁这种廉价常见的金属的威力都已经发挥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