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一章 四组规划对话
比希瓦普利亚桑亚尔 劳伦斯 J.韦尔 克里斯蒂娜 D.罗珊
本书致力于理解加强都市和区域规划领域的核心情感和感觉，并引发对该领域过去一百年间的进化的讨论。我们将这些讨论概念化为“规划对话”，以都市历史学家罗伯特·菲什曼在其关于“都市对话”的文章中最早提出的一种学术调查类型为基础（Fishman，2000）。本书中的对话是一种专业对话形式，由参与塑造都市及区域规划领域进化过程的四个关键问题讨论的学者进行：为什么说有些地方更适合居住？哪种区域管辖结构既有助于经济增长又有助于促进社会平等？哪种治理方式对创造国家、市场及公民社会之间的协同关系是必要的？提高城市及区域居民的生活质量需要哪些专业知识和技能？诚然，这些并不是过去一百年间许多影响了都市和区域规划领域轨迹的人士所关注的全部问题，本书也并非要在世界各地规划事业详尽历史性描述的基础上给出以上问题的确切答案。本书所包含的对话专注于作者（学术观察者，有时候也是实践者）自身关注的这些问题。我们希望这些人士的思想可以引发更深入的探讨，进而丰富都市和区域规划领域知识。
感谢相关人士对这一领域历史演变的记录（Ward，2002；Hall，1998），这些研究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关于规划对话地理经度的考量。这些跨越千山万水而进行的对话，通常包含对规划理念不同形式的引用，有时是原汁原味的，但更多时候是经过筛选和综合的。正如斯蒂芬·沃德（2002）所观察的，有时规划理念从一种背景转移至另一种背景，并由独裁方式强加（殖民主义和战后重建事业的背景下），有时候以更具商谈性和竞争性的方式展开（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有时候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展开（如欧盟或全球环境峰会）。但通常而言，专业对话很少是参与者的平等对话。各种偏见、倾向及先入为主的观念都影响了观点的传达。本书作者们考虑了规划对话中的不平等因素。他们往往非常关注对话受支配性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影响程度。
在描述规划理念进化的时候，我们并未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正如彼得·霍尔编著的《明日之城》（1988），我们也不局限于西方国家的物理式规划。我们的探究方式具有解释意义：我们探寻对话的精髓，无论其来自哪里，通向何处。许多对话源自西方，但后来跨越地理界线，从高度都市化国家流向新型都市化国家。我们对于全球范围内这种对话的理解并未涵盖所有。我们让对话参与者讲述自己对于为什么集体谈话的一些元素保持下来，而另一些则渐渐消亡的理解。
由于大部分对话参与者是在美国或加拿大规划项目任教的学者，其理解受到“本国”对话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规划对话的重建中产生的是，美国机构（如大学）在塑造规划理念方面的主导作用，尤其是过去五十年间。这一点确实不仅限于城市或区域规划领域。《时代》周刊的出版人亨利·卢斯在1941年杜撰了短语“美国世纪”，来描述并预测美国机构在科学、技术、商业甚至政治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Evans，Buckland & Baker，1998）。虽然本书的作者们承认（有时是暗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主导性规划理念出现在美国并得到广泛传播，但是他们对于规划对话是否影响规划结果以及影响机制的理解有所不同。
然而，这一过程备受争议，同时无法预测。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的规划对话基本不是均质的或支配的。关于实质性规划问题和程序上规划问题的争论有很多，但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争论的清晰解决方案却很少，甚至没有。这是规划对话而并非规划学说更好地掌握了进化过程本质的原因之一。这也肯定了，规划领域中存在诸多争论，一些支配性的关注点已经阻止了对话的简化。我们指出了丰富对话又塑造进化过程的四个主题。这些主题是有影响力的规划理念：它们集中于地点的宜居性，各空间尺度上区域性的治理，国家、市场及公民社会等关键领域之间的职责分配，专业权威的效力及适当运用。
本书的文章探讨了这些对话的本质及作用。这些想法从何而来？由谁提出或引入？如何在规划师中流传？是否有人对这些观点有所质疑，如果有，为什么？外界的质疑是否改变了这些观点，或引起概念感染力的复兴？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阐明观点、制度，以及世界各地城市和区域社会经济背景的变化是怎样塑造了规划对话的。这些分析还将揭示论证的核心观点和主导模式，标示出这一相对于法律和医药领域更为年轻的规划领域。规划师的这些关注、担心、希望和愿望影响着其专业行为的意向性，故而有助于划定其专业使命的界限。规划对话并非简单的谈话。我们试图探索自工业化和城市化早期以来，规划师的意图是如何进化成现今的专业程度的。
这些问题引起了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与规划系（DUSP）的兴趣，因此我们邀请了十几位著名规划学者帮我们确定关键的规划理念。这些个人观点又揭露了规划领域更多更长的对话，最终形成了本书文章中的模样。我们将此次讨论作为2008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以纪念这一世界最早最大规划项目之一的七十五周年（该机构长期以来致力于全球的规划事业，而不仅是美国的）。我们推测，许多DUSP成员，如凯文·林奇、劳埃德·罗德温、约翰·特纳、丽莎·皮蒂、伯纳德·弗里登、劳伦斯·萨斯金德及唐纳德·舍恩，在过去的七十五年里对规划对话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想要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这些个人能成功塑造规划对话，DUSP如何继续在推动这些反映了我们的信念、感情和智力同情的规划对话中发挥作用。我们还想更广泛地去探索城市规划核心长期存在的主题，以阐释这些主题在面临新挑战的情况下是如何继续影响城市区域的。
文章根据在规划领域产生持久对话的四个主题进行组织：宜居性、区域性、治理、反思性实践。这些主题并不能包罗万象，但希望可以引发关于其他规划对话的类似讨论，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其进化过程。宜居性一直都是规划师要考虑的一个核心要素：建造可以提高生活质量的地方。区域性这一概念由约翰·弗里德曼和克莱德·韦弗（1979）在有关区域及欧洲和北美区域性特征的书中提出的。人们对一个地方有怎样的感受、记忆和保护措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对城市内及城市之间的区域意识。本书专注于地方区域，承认20世纪20年代城市之间的规划对话出现了重要的转变。本书第三个部分专注于治理。我们所谈的治理含义更广，从美国进步时代出现的城市规划和治理问题，到近来将好的治理视为新型工业国发展前提的观点。本节的文章解答了规划领域的一个关键问题，治理在创建地方、管辖地域，以及支持新工业化城市化国家发展方面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第四部分讲的是关于规划实践类型的观点，尤其是专业性反思的必要性（这一观点由我们后来的同事唐纳德·舍恩引入规划对话中）。这四组规划对话（分别关于宜居性、区域性、治理及专业性反思）共同描绘了一个世纪中所经历的城市化、市郊化、工业化及去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和区域规划师所关心和争论的问题。
宜居性的理念
对于一个致力于将物理空间转化为居住地的专业来说，宜居性长期以来的主要关注点包括城市密度，不同土地使用安排之间的界线划定，以及建筑环境和自然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捕捉到了都市区域划分的概念，这一概念自城市化早期以来就推动了规划对话。然而，都市区域划分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是源于规制实施的反应性实践，作为一种实践，它还反映了空间谱系和社会分隔更深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要探索那些既引发了区域划分等工具的出现，又促进了前沿性规划措施的兴起的观点和理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前几章对规划师如何解决宜居性问题，近来重塑城市和郊区关系的努力，以及可持续性运动的历史给出了历史性描述。
加里·哈克在“塑造城市形态”中再次谈到了关于城市为何要发展的功能理论，以及城市应如何进行规划的规范理论。他考察了控制城市发展工作的悠久历史，并表示规划师关注城市形态是因为这会影响人们关于生活方式、社会资源配置、基础设施供给和维护，以及公民认知和价值的个人选择。通过追溯从7世纪麦地那到19世纪欧洲再到现今人类在控制城市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哈克发现，绿化带这一概念尤其容易传播，成功的适用案例便是遥远的首尔和圣保罗等地。在美国，绿化带被重新定义为城市发展的界线或边界。最著名的美国案例是俄勒冈州的波特兰。1973年，俄勒冈州立法机关要求所有城市制定城市发展边界。但这种边界的设定遭到了严峻的政治抗议，即使在波特兰也是如此。哈克表示，有能力治理这些边界的机构没有进行合理的治理，同时又受到开发商强烈的政治施压，美国在控制城市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效有限。
哈克之后探讨了加拿大（美国主要的城市区都有一个市级政府）在控制城市发展方面是否比美国更为成功。他发现许多关于绿化带的相同规划对话。比如，在渥太华，绿化带出现得就比较早，在1950年，但之后却逐渐被忽略。相反，温哥华过去三十五年间在控制农业与城市土地发展平衡方面就很成功。多伦多也力排众议，建立了长85英里的区域绿化带。
哈克认为，绿化带的力量在于其适应性。绿化带保护了乡村和农业土地、食物来源及农耕生活方式，也是城市的安全屏障。绿化带的概念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有着不同地方和国家政治制度、地形、资源可用性及当地利益群体构成的城市。对各种区位和政治条件需求的适应力是其成功的关键。
关于如何控制城市形态的理念，也根据地点和所面临挑战的变化而变化。哈克预期，气候变化使得城市要减少碳排放，故而将继续影响城市形态相关的规划对话。规划师明白，城市将会变得更加密集，他们将想办法减少交通运输公里数。实际上，许多城市目前正在实行以交通为本的发展政策，将高密度发展集中于交通枢纽区。他表示，纽约的规划和伦敦的规划是重要的正确措施。他赞颂了温哥华在201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筹备工作中对公共交通的重点投资。哈克预测，这样的措施将会影响城市形态，并增加规划师和市民对规划作用的信心。换句话说，虽然控制城市密度一直以来都是商谈的主题之一，但气候变化可能为对话引入一种新的基本原理。
接着，在第三章，罗伯特·菲什曼探索了新城市主义的理念，这一术语在20世纪后期被提出，源于花园城市和花园郊区的早期观点，并与简·雅各布斯关于混合用途城市活力的观点相连。菲什曼认为，一群局外人（主要指的是城市设计领域的建筑师）复兴了花园城市运动中许多被遗忘的观点，并将这些旧观点重新引入了同时期的规划对话中。雷蒙德·昂温在1991年的“花园郊区”观点，最初构想是为了通过战略性分散来解决城市拥挤问题，现在用来解决相反的问题——城市扩张。为了控制人口扩散地区的扩张，花园郊区以双胞胎的形式再度重现：源于以交通为本发展模式的西海岸形式和以新传统城镇为特点的东海岸形式。新城市主义作为一种规划理念，其力量是复兴了规划传统中被忽略的主题，如电车郊区，并将这些主题作为解决当代问题的办法。在此情况下，西海岸新城市主义杜撰了新术语，以更新过去关于围绕交通便利性组织步行社区的对话。
在第四章，蒂莫西·比特利追溯了可持续性理念的历史及其对城市规划的启示。这一理念的出现是为了衡量如何最优地开发世界资源。比特利指出，吉福·潘绍等早期可持续性倡导者将其定义为合理使用并治理自然资源。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它根本不属于城市概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活动家、组织及创新举措改变了这一概念并推动了其传播；做出贡献的人士包括蕾切尔·卡森、卡尔顿和杰瑞·雷、格罗·布伦特兰、达纳·梅多斯、威廉·里斯。结果，人们对环境问题严重性的认识逐渐提高，更清楚在促进可持续性发展中城市需要做出的改变。
可持续性问题不断进化，比特利认为：“它是关于城市和建筑环境的，关于社会和经济问题及生态问题；现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渗透并贯穿到了文化意识中。”他指出，可持续性的大部分问题是从底部向上运行的，不仅仅限于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专家的对话。即使是可持续性的相关词汇和语言也发生了变化，这一概念已渗入规划师思考世界的多个方面。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建造形态对可持续性的巨大影响。同时，人们对建筑种类是如何影响城市主义的也有越来越大的兴趣，思想者和实践者的作品就体现了这一点，包括威廉·麦克唐纳、理查德·雷吉斯特、亚尼内·班娜斯、托马斯·本德及加里·劳伦斯。主要城市中越来越多的草根机构参与到可持续性举措中，这也影响了当代的规划对话。如马霍拉·卡特、洛杉矶市长安东尼奥·维拉莱戈萨及纽约规划的所有证据显示，现在可持续性在关于城市和区域设计治理的对话中普遍存在。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会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仅有一个章节是关于城市的。现在，比特利指出，全球可持续性对话已经“转向城市”，“广义的可持续性目标和愿望转换成了有形的物理和社会成果”。关于城市可持续性的对话涉及经济城市的空想观点、生态城市模型、绿色规划及城市花园化。2005年出台的美国市长的“气候保护协议”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城市，这些城市纷纷制定了由政府支持的可持续性规划，标志着对城市发展新方案的有力举措。可持续性城市运动与公共卫生领域的伙伴形成了重要联盟，融合了绿色和社会正义两方面议程，因而建立了社会可持续性的新联盟。这也影响了城市设计的新方法，很明显，可持续性的理念现在已成了大部分规划对话中的关键概念之一。
区域性的理念
解决人类居住问题应以怎样的适度规模进行？这一问题在近一个世纪的规划对话中一直比较活跃，形成了关于区域主义和都市主义的大量文献，引起了近来关于区域竞争的争论。本部分的各章是关于区域发展规划、都市主义及区域竞争，突出了参与对话的规划师的共识和分歧。一并考虑，这几章内容追溯了区域性理念的进化历史。然而，更重要的是，还描述了在恰当治理机制缺乏和全球投资竞争激烈的背景下，规划师在实施创新举措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在第五章，迈克尔·泰茨认为，区域发展规划的概念吸收了根深蒂固的思潮。他追溯了18世纪欧洲及北美启蒙运动以来这一理念的历史。泰茨认为，理性的利己主义和社区归属感的需求之间的冲突，是规划职业得到证实认可之前规划对话的一个特点。区域的概念涵盖了这种二元性。泰茨将区域主义理念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1）乌托邦时期，19世纪中期到1930年；（2）英雄时期，1930年到1945年；（3）发展时期，1945年到1985年；（4）全球时期，1985年至今。泰茨提出，纵观这四个时期，这一理念的历史是一种连续的历史变化，尽管不时会有特殊的思想家和事件出现成为其标志。他总结说，虽然区域规划现在似乎是处于低潮，但它“已经显示出一种反弹趋势，不应该被视为遗弃的部分”。
在第六章，罗伯特·亚罗考察了美国都市主义和区域规划的起源和发展。亚罗将都市主义定义为大城市经济体超越政治辖区进入周边区域，成为更大区域地带的一种意识。亚罗采用了美国最老的独立区域规划机构纽约区域规划协会（RPA）的案例，探索了这一规划理念在反城市主义、联邦主义、地方主义及城郊划分等反对意见中幸存下来的原因。他描述了各种规划举措如何最终克服有力的思想传统和政治倾向的反对，其中一些规划举措现在正流行在美国的多个方面。他认为，都市主义的概念是由RPA及其前身（纽约及其郊区规划委员会）启发并形塑的。亚罗写道：“纽约一直都是城市和大都市发展和规划的先锋，因为纽约的城市问题出现得比较早，规模比较大，需要在都市层面进行解决。”在许多情况下，RPA规划和行动中出现的创新举措启发了世界各地相似的思想和行动。
亚罗描述了RPA完成于1929年、1968年及1996年的区域规划，来说明都市主义的理念是如何影响规划师的。这三项规划均涉及广泛的问题，包括交通运输和移动性、城市形态、经济机构、环境及开放空间保护、住房、社会公平，以及劳动力技能发展。亚罗考察了这些规划是如何塑造规划实践和理论的，之后探究了都市规划目前的发展方向。他认为：“近一个世纪以来，RPA既影响又反映了纽约、美国和全世界城市规划师和理论家的观点。”这是对地方在城市层面上的规划实践的乐观评估。有些人可能会争论说，也可以从规划师的角度来考虑（Harvey，2006），且这种思考是在快速的经济全球化和缺少恰当规划机制（将削弱全球化对国家和地方带来的利益）的背景下出现的（Soja，2000）。关于规划的有效性和解决当代政治经济问题的能力的争论，为考察规划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照角度。从这些争论可以看出，规划理念并不总是共享的，且可能是相互冲突的。然而，通过对话，规划研究和实践在不断进化，以更好地应对城市和区域问题。
在第七章，尼尔·布伦纳及戴维·瓦克斯穆特一致认为，规划是有局限性的；他们表示，到目前为止，规划尚不能将私人投资转化为区域收益。布伦纳和瓦克斯穆特将这一不良后果归因于区域竞争概念的盛行，这一概念从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时期以来一直流行于规划领域中。二人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区域竞争就逐渐变成了地方经济发展主流措施的主导理念之一。这一理念是基于一种假设：区域，无论国民经济、地区，还是城市，都要通过竞争来吸引流动的资本投资。同时，各种机构改革和政策调整也要建立可以吸引私人资本的、定位清晰的社会经济资产。布伦纳和瓦克斯穆特研究了这种假设的概念血统，评估了其有效性，并探索了其对旨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的影响。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下区域规划的历史性分析，作者探讨了为什么之前的“平衡城市化”和“内生增长”政策最终被遗弃，规划师转而重视区域竞争。
接下来，布伦纳和瓦克斯穆特总结了同时期的规划举措并评估了区域竞争理念激发的政策，尤其在工业化国家。二人认为，新自由主义对竞争力的重视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向后凯恩斯主义“竞争国家”的转变，以及世界经济地区间关系新自由化的加深是密切相关的。他们断言，强调区域竞争力的观点基于有严重瑕疵的思想假设，且最初是为了制造意识形态神秘性的。这没有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反而使正在进行的资本重组进程变得混乱，并导致了不连贯性、浪费或自相矛盾政策的形成。在区域竞争力影响下，这种政策被广泛采用，这影响了那些想要采用其他政策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城市和区域。由于城市间系统的大部分聚居地采用了区域竞争力倾向的政策，决定不采用类似政策的聚居地则遇到了很大了阻力。本章探索了逃离这种“竞争力陷阱”的可能路线，以作结尾。
治理的理念
国家、市场机构和公民社会在支持城市和区域发展方面应发挥怎样的适当作用？这是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较为活跃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理论上可以视为一种治理。这一问题早在17世纪就已经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而出现（Blockmans & Tilly，1994）。19世纪初这一问题进入了欧洲规划对话中，19世纪70年代进入了美国规划对话，到20世纪50年代初进入了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Friedmann，1987）。三个范畴内的规划对话分别有各自的变化和进展，但到21世纪初的时候，变得基本相同（Wade，1990；Walzer，1995），像所有规划对话一样，关于治理的探讨受到其他学科概念，以及战争、市场萧条、去殖民化和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抗议等历史性事件的影响（Unger & West，1998）。一点也不奇怪，这些事件在不同的规划环境中对规划实践有着不同的具体影响（Berger & Dore，1996），然而有趣的是，这些当代事件集聚了关于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城市和区域发展方面应有作用的观点（Stiglitz，2006）。用治理来指代这种三方关系标志着规划对话的集聚作用（Danson，Halkier & Cameron，2000）。连同其他一些概念，如公私合作、分散化发展和城市治理，治理这一词汇的使用频率自1989年共产主义瓦解之后开始增加（Grindle，2007）。本篇用四章分别讲述了城市发展、公私参与、善治和自住住房，旨在了解关于国家、市场及公民社会在城市、区域和国家层面作用的规划对话的变化本质。
在第八章，穆罕默德·卡迪尔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城市发展是源于西方的观点，而且20世纪60年代对话从城市规划向城市发展的转变也是由西方规划师引发的，这些规划师认为传统的蓝图不能有效地规划西方城市。这一观点之后经双边和多边援助机构传播到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国家。在殖民统治早期，西方政治力量被直接用来建造各个殖民城市，与之相比，20世纪60年代源自西方的新思潮乍看之下没那么大的权力性，但极大地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的规划实践。卡迪尔认为，西方国家关于如何解决发展中国家城市规划问题的建议缺少一致逻辑，因为这一建议随着西方规划师解决自己城市问题观点的转变而定期转变。
依据卡迪尔的分析，规划对话不能随着规划环境的改变而做出调整。而优势理念——最早源自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源自美国——是由资助这些理念实施的机构强加于人。卡迪尔对源自西方的优势理念的这种转变给出了诸多例子：在社会科学驱动下，城市规划从以建筑和工程为基础转为以政策支持为基础；社会政策与实际规划的混乱并置，如美国模板城市项目中的；简·雅各布斯“宜居社区”理念的转移；公私合作的理念；世界银行近来极力推广的理念：城市规划要减少市场管制，使私人机构“能够”提供公共商品和服务。相似地，认为“公民社会”、“自助”及“社会资本”对“大城市”（西方国家杜撰的另一个词汇）治理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理念变得越来越普遍。关于大城市，卡迪尔说，西方国家关于城市的建议在这些年里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控制城市规模，到改善贫民窟和寮屋，再到现在的通过“好的城市治理”来实现大规模城市群收益。这种政策变化使得卡迪尔对西方国家就新兴工业化国家城市问题所提建议的精确性和相关性很挑剔。他预计，关于如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新一轮思潮将很快从西方扩散到世界其他地方。
本章的主旨是，西方观点控制了发展方向。卡迪尔所暗含的观点是，呼吁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本地规划师能有更大的学术独立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立场得到了宏观经济学家而并非城市规划师的一些关注。以劳尔·普雷维什（1984）为开端，包括同时期的丹尼·罗德里克（1999）等经济学家，一些人明确表示，西方关于经济增长的正统理论的侵入减缓了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速度。然而，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比较平稳，这些国家采用了自己独创的非正统政策（Tendler，1997）。从城市层面来看，也有成功的本土规划举措的迹象；尤其具有启发性的是杰米·勒纳在巴西库里蒂巴的规划和城市设计干预（Rabinovitch，1996）。相似地，有迹象显示，印度的一些城市，如艾哈迈达巴德和海德拉巴，能够独立地制定良好的城市规划方案（Misra & Misra，1998）。这些城市并不是抵制外来观点，而是通过修改使其适应本国具体国情，这往往会出乎意料地形成一些新的方法（Borja et al.，1997）。从这些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型工业化国家的规划师可以保证其各种理念的有效性，包括那些外来的理念。
在第九章，琳内·萨加林探究了其中一个观点——公私合作（PPP），这一观点源于美国，之后传播到诸多国家，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萨加林专注于美国规划对话和实践理念的影响，但其批判性论证也与发展中国家相关。如她所言，PPP被视为为城市发展（单靠政府力量无法实现）吸引私人资本的有效途径。萨加林将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PPP不断增长的利益视为“在直接政府活动既需要政治乐观的庇护，又需要大量资本资金的时代改革城市治理”的渴望。萨加林认为，强调PPP往往就是在极力号召改革盛行的政策领域。这一点可以从一些口号的盛行中看出：“合作进步”、“基础设施新框架”、“经济现代化工具”、“促进城市环境危机的缓解”，以及“应对投资困难”。
在萨加林看来，由于公私合作战略内在的特殊政治适应性，PPP在世界各地得以广泛应用。她写道：“开放、形式灵活、风险责任分担的具体商业价格和条件的定制化，都使得PPP模式非常受欢迎。”此外，公私合作的确切含义仍很模糊，这可用来取得公众支持。PPP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含义：“非正式合作、正式组织联盟、合同企业，如果不是‘合作’通常表示的那种风险利益分担。”PPP代表了应对谁应该做什么这一老问题的新方法。通过寻找共同基础并互助加强国家和市场之间的联系（而并非传统的国家作为市场规制者的对抗角色），PPP提供了规划师解决方法的基础性转变。然而，概念的模糊性也使得其作为解决复杂城市问题工具的不准确性增加。
让萨加林担忧的不仅仅是这一理念的不准确性。她认为，PPP在规划师中的日益普及，模糊了私人和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破坏了公共机构并引发了一系列“令人烦恼的治理问题”。萨加林怀疑PPP是否是一个适当的治理改革工具，因为它降低了可说明性，增加了政治风险。同样，其有效性几乎没有经过严格的检验。换言之，萨加林因这一不准确的规划理念的日益普及而显得迷惘，希望规划对话能更多地关注这些政治倾向的理念。
沿着同样的路线，梅尔里·格林德尔分析了善治这一概念，这一概念也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的规划对话，当时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的增长率开始下降，债务增加，并出现了财政和金融问题。像萨加林一样，格林德尔对概念模糊的理念及其作为政策手段的有效性表示怀疑。她承认关于治理机制和措施的“公平、明智、透明、可描述、参与式、响应式、妥善治理且有效的”理念无疑是很有感召力的。在进步时代，美国至少有一个历史先例代表了有效运作的相似观点（Sandel，1996）。而格林德尔怀疑发展中国家中近来升温的对善治的支持能否切实改善政府绩效。她认为，善治日程太过“诱惑”，以至于其流行度超过了实际能实现的程度。格林德尔写道：“在其短暂的生命中，善治的理念混乱了关于发展进程的思潮。”诚然，这一理念促进了政府机构的一些机制改革，但总体而言，它未能解决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问题。
为什么善治这一理念越来越流行？格林德尔认为，该理念在整个政治领域备受关注的原因是其广泛的目标，巧妙运用修辞手法，使其象征着积极的道德价值，很难让人产生异议。格林德尔将该理念的流行归因于那些运用诸如透明度、问责制、响应性等各种评比标准对各个国家进行评级的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进而生成善治的综合指标。这些综合指标被描述成考核政府绩效的客观而严谨的标准（World Bank，1997）。格林德尔认为，对规划者来说这种粗枝大叶式的调查研究不如严谨的案例研究有效。
格林德尔指出，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将善治这一理念实现了普及化，因为该理念将一种技术品质引入一个首创活动，而这个活动实际上是要用一种政治努力对治理系统进行重组。善治扮演的是“描述众多‘好事情’时的遮阳伞”，格林德尔写道：“该理念的广泛普及与其说是一个为更好理解发展过程的推动力，还不如说是一个难题。”该理念似乎是要用一个包罗万象的口号标语通过解释来消除发展过程的错综复杂。支持该理念的大量研究并不能解释真实复杂的发展过程。这些研究会产出善治的蓝图和“最佳实践”，但这些通常都是不可靠的。最后，善治成为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实际上，善治应该是一个结果。格林德尔通过提出“足够的善治”来对其分析进行总结，“足够的善治”将为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最低条件。
彼得·M.沃德的“自助建房”这一章，分析了规划者处理治理相关事宜（特别是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如何安排城市贫民的住房问题）的另一种方式。自助建房的理念比善治的理念提出得要早。自助建房的理念是20世纪40年代由雅各布·克兰在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U.S. Housing and Home Finance Agency）正式提出的，目的是为解决波多黎各（西印度群岛东部的岛屿）的住房短缺问题。后来，在近二十年之后，约翰·特纳重新将该理念引入规划对话中，目的是为应对在拉美及其他地区城市边缘地带不断增多的未经登记建房定居的问题。特纳认为，这种定居不应被看作一个难题，相反，应被看作一个解决方案，与一般意义上的20世纪60年代理念危机和政治危机相符，已有的现代化发展理论失去了它们早期的冲力（Ingham，1993）。特纳认为，大规模的现代住房计划以及对非法居民的驱逐几乎已经失败，致使贫民别无选择，只能越来越多地在一些未经授权的地区建造自己的房屋。特纳的批评主要有两个目的。目的之一是要消除那些认为政府可以通过直接建设房屋来增加住房供应的传统认知。不过，更重要的是，它赞扬了贫民不顾政府反对，为解决问题而想出了创新性解决方案，并创造出了一个分散且灵活的增量住房改善过程，从此，贫民便不再需要依赖政府了。
特纳对政府的批评以及与此同时对贫民自助建房理念的赞扬，是20世纪80年代最终影响关于治理规划对话的两大理念的先驱。第一个理念是特纳的著名论断，政府占用了太多资源，做成的事儿却太少，而贫民占用的资源很少，做成的事儿却很多（Turner，1979），该论断为接下来意识形态领域左右两翼对政府的严厉批评奠定了概念基础（Sanyal，1994）。直到国际机构勉强承认自助建房理念的局限性，以及政府在输送物资和服务，包括为城市贫民提供住房时的不足之后，善治的理念才开始从广泛范围内的批评中逐渐出现（世界银行，1997）。
第二个理念（也就是最终被描述为借力社会资本的理念）其实是隐含在特纳对贫民为什么能实现自助的解释中的。尽管后来罗伯特·普特南（Putnam，Leonardi & Nanetti，1993）将“社会资本”这一词语实现了普及，但沃德认为，该理念的片段早在20世纪50年代伦敦社区规划时就开始流传了。沃德将通常与贫穷国家的城市相连的自助建房理念的起源，归为富有国家的早期规划对话。然后，他一直在苦苦思考一个悖论：自助建房的改变诞生于西方世界，但是为什么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自助建房理念在考虑住房问题时并没有受到认真对待？
思考这一悖论的过程中，沃德突出强调了诸如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机构在促进特纳的理念时所扮演的角色，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仅仅将其与发展中国家的住房问题相关联。沃德认为，该概念最终影响了众多发展理念，从现代化理论到结构主义理论、相互依赖、全球化，甚至是在去中心化和城市治理方面的最新探索。为什么西方规划者不愿承认发达国家城市中那些自助建造和非正式建造的房屋呢？根据其在得克萨斯州的广泛调查，沃德认为，虽然自助建造的住房在很多郊区广泛存在，规划者和公共官员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努力，而即使他们注意到了，他们也不愿意将这些在欠发达国家中运用的最佳实践和理念转移到美国。沃德总结道，即使自助建房的理念在全世界盛行，但在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中，不太可能会认为这一理念有多大用处。
专业性反思的理念
规划专业内第四个持久的对话范围一直是面向内部的，充满着有关规划专业本身的执着的反射性问题。为什么规划师抗拒改变他们通常解决问题的方式？为什么一些规划者能够在工作中学习和修改自己的实践，而另一些人即使面临新的问题和变化的规划背景仍然继续用旧方式工作？规划者目前用哪个规划模型来构建问题并作出决定？哪种理念主导着这种专业行动？这样的理念来自哪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当规划者们的传统价值观、信仰和专业实践模式受到认真的审查，这些理念发生变化了吗？民权运动和其他的社会变革运动带来的影响是什么，要求更广泛地参与规划决策吗？人们应该有权在规划活动中承担更大的作用，无论是作为规划者还是公众参与的一部分？本篇中有关反思性实践、沟通式规划和社会正义的三章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社会和理念上的混乱中，他们分析变化了的对话和规划实践。
拉斐尔·费什勒在第十二章关于反思性实践的理念的写作，描述了在这一理念正式确立之前实践的本质。他认为，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直有两种规划者：主顾问，是想要构建城市规划基础上的一般原则的人；技术人员，是被安排在地方层面实施这些原则的人。20世纪60年代的动荡让两种规划者都感到不安，因为此前的通用原则在迅速变化的背景下失去了意义。由于缺乏公式化的处方，技术规划者在寻求解决城市问题上茫然不知所措。这不断加深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时刻加剧了尖锐的价值冲突，使传统规划者们对他们认为理所当然有用的知识产生怀疑。他们怀疑他们作出决定的功效，现代专业主义及其技术理性的中心理念也动摇了他们的信心。规划对话的性质在内容和基调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费什勒提出，直接解决这场专业能力危机的关键人物是呼吁反思性实践的唐纳德·舍恩。唐纳德·舍恩的呼吁不是只针对城市规划师。作为一个来自商界的哲学家，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和规划系授课，在不稳定时期，他担心的是一般传统的专业主义。他提出，专业人士需要摒弃传统和总体思想的良好做法，代之以从自己的行动中学习，特别是这些行动的结果很令人惊讶的时候，这真的是很有效的。直到那时，出人意料的结局被视为异常而被忽视，但唐纳德·舍恩提议，它们应被珍视为窗口，为解决规划的复杂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见解，而这正是规划者试图解决的问题。费什勒说，这需要“在行动中”和“对行动”反思，这是一个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那里可以发现、确定和修改目标。
舍恩建议，如果组织以及个人有所追求的话，反思方法可以创造“学习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个人和组织由于好奇会不断评估自己和别人的行动来作为实验。这样的实验不会显示一般原则，而只是微调的、具体的见解，是说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修改行动。费什勒审视了这个规划者的愿景，将他作为一个反思性实践家，而不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或技术人员，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悖论：为什么反思性实践的理念被规划者广泛尊重，却很少有人真正遵循规划风格呢？也许，相比较说反思性实践的理念是矛盾，不如说是一种讽刺，它排斥“所倡导的理论”（规划者说他们做的）并赞扬“在使用的理论”（实际上他们做的），使其本身成为一个被倡导的理论。反思性实践可能比此前所倡导的理论行动更有趣，但它可能不会有更广泛的实践，至少目前还没有。
帕齐·希利在第十三章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对话。她介绍说，一些理念不仅影响了关于规划是什么的规范规划对话，而且应该也改变了基本的实际应用。沟通式规划的观点——回应了20世纪60年代的专业合法性危机——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希利提出的沟通式规划理念处于社会理论和哲学的广泛的运动中，帮助转变了对集体行动微观政治学重要性的政治和现实的关注，特别是在正式的政府组织内部及其周围的活跃机构的潜力。在强调微观层次上，沟通式规划与反思性实践具有相似性。同时，双方的观点都反对那种20世纪60年代的技术规划。但沟通式规划和反思性实践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第一，沟通式规划的重点不在个人规划和他们的学习轨迹，而是社区的集体行为，规划者是辅助者和达成一致的建设者。第二，沟通式规划明确承认微观政治学的影响和规划决策上的不平衡权力分配。然而，它不是马克思主义，规划者处于利益冲突之中。事实上，希利将沟通式规划描述为，在发达民主国家越来越多的实践已经被精确普及，正是因为它不在经典阶级对立的硬性条款上抛出所有对话。我们已经知道社区成员间的利益和意见冲突，但希望规划者可以帮助为讨论和对话设置一个流程，最终会引起一些观点和社会学习集中，劳伦斯·萨斯金德和约翰·福里斯特等人发展了这一理念。
沟通式规划的理念现在是“一个很流行的理念”。但是希利介绍说，这个理念被搁置了一段时间，在20世纪70年代末又重登历史舞台。规划对话被很多的理念所影响，从新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文化都各有其支持者和批评者。然而，从这次的知识混乱中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得以出现，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是最早的代表人。新自由主义反对规划现在是众所周知的了（Sanyal，2005）。相对未知的是，沟通式规划作为一种理念，不仅是幸免于攻击，而且是繁荣昌盛的，反过来，新自由主义却因为冷战后的“必胜信念”、不明智的金融投机，以及死灰复燃的宗教和政治极端主义（Lechner，1992；Killick，1989）而受到攻击。沟通式规划没有提出任何创新理念来替代新自由主义；它只是仍集中于基础层次，希利称之为“微观实践”，用来增强民主，最终遏制新自由主义。
然而，规划者们还不能宣布胜利。在种族和民族偏见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民权运动在美国仍是社会正义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正如托马斯·曼宁在第十四章所谈的，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当跟踪规划对话关于种族和民族正义的历史时，对话的本质确实已经改变了。规划者的种族和种族不公正的意识已经出现，这改变了规划风格，从20世纪50年代的所谓理性模式到20世纪60年代的倡导规划模式再到现在的沟通式规划模式，这实际上扩大了公民参与规划决策。然而，托马斯认为，这种过程的变化没有显著降低权力失衡，这应被看成实现社会正义必要的前兆。托马斯担心，规划对话从宣传规划到激进的规划，然后再到其他规划风格的进化过程中，实际规划的结果可能会有点黯然失色。她尤其质疑的是，从政治和种族的角度来看，新规划理念是否已经创建了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托马斯的分析是基于美国社会规划官员举行的年度会议，以及美国规划协会发表文章中的一个系统的研究程序。梳理这些论文，她注意到倡导规划出现两个流派的理念，一个是法律，另一个是关注社会不平等。保罗·戴维多夫合并这些法律体系和历史时刻来推动进步的社会改革。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变化的速度开始放缓，为倡导规划提供智力和情感活力的理念已经消散。没错，规划者对社会正义问题的一般认识有所增加，但同时最初由戴维多夫制定的倡导规划的尖锐性已经被消磨了（Peattie，1978）。最终，从最初的想法出现了争论形式的“平等规划”和“激进规划”等新的形式。然而在托马斯的评估中，这是最初的想法和倡导的理想规划，对规划者有最大的影响，并去思考如何解决社会不公。仍然需要做很多工作，托马斯指出，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去重新平衡权力关系和重新定义竞争关系。这不仅需要美国规划者去反思和参与，也需要批评现状。
规划对话的意义
规划对话的概念性范畴一直很大，不仅存在于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之间，也存在于从事其他职业、属于其他学科的有关个体之间：举几个例子，这些个体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工程师、环保人士、地产开发商、银行家、律师和社会活动家。这些关心城市和地区议题的个体之间的对话，这几年来不仅一直受他们各自学科的影响，也受他们所代表的各式各样机构的影响，这些机构包括当地市政机关、学术界，乃至国际组织。不仅如此，这些个体和机构之间的交流，毫不意外，还受历史性时刻和特定的城市设定的影响，因此织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念、灵感、思维方式，当然，还有行动计划之网。换言之，规划对话惊人地对形形色色的理念都持敞开态度，更重要的是，这些对话的本质随着规划者欣然接受棘手的挑战，包括城市贫困、种族隔离、城市扩张，以及如今的气候变化问题，而不断进化。
规划者所交谈和争辩的（我们提出的这些理念将从业者们聚集在一起）一直以来并不像经济学里的理念一样受严格控制。一些规划论据的方法论并不像其他学科和职业中的方法论那样严格。但是，正如对各种领域的比较考察结果所显示的那样，选择社会关联性而非方法论的严格性是有益处的（Bender & Schorske，1998）。当然，相关性和严密性不应被视为非此即彼的议题。理解不同学科和职业实现各自目标的差异的原因才是更有用的。要理解城市和地区规划者，就要考虑到他们在解决多种问题上的智力意愿和准备，其中一些问题可在本书读到。相比经济学家来说，规划者在谈论这些挑战时，相对更民主、更开放。费什勒在本书中称，他们比其他人也更有自我批判精神。因此规划对话有时会给人以缺乏连贯性，核心思想缺乏根基或者一致感想的印象。不过这只是肤浅的、历史性的评论。这些评论没有注意到规划对话在逐渐成熟，而且，如托马斯提醒我们的，规划对话的基调越来越民主，尽管并非每个人都以相同的方式被包含其中。
本书记录了一致的信念和愿望，以及未达成一致的地方。在共享的感想中，至少有三条是引人注目的。第一，进步的概念——不必将现状作为既成事实来接受——这在所有规划对话中都是显而易见的。第二，人们在赞同场地营造而反对詹姆斯·孔斯特勒（1993）所谴责的“地理上的无处”存在共识。第三，人们在有必要对政府当局的一些形式进行改革方面存在共识。包括这样一种意识，即公平的治理是大家的共同责任，而不只是公职人员的职责。一系列追求进步的渴望将这样的感想交织在一起，不过，在一些问题上，还没有确定的答案。比如如何制造公平的生活机会，如何让决策制定民主化，以及在无法预料的经济变动中，应建立何种必要形式的社区来对抗孤立与排斥。
规划者之间也有争执，不过这些不同意见从未阻断对话。相反，关于如何控制和解决问题的争议令该行业进步，拥抱新的挑战，有时对于这些挑战实际需要什么并无清晰的理解。首先是小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和本杰明·马什之间的争论，于1909年在美国开启了该行业（Peterson，2009）。一些争论开始周期性地激起规划对话，这些争论包括罗伯特·摩西和简·雅各布斯之间对于规划风格的不同观点的碰撞（Flint，2009），艾伦·阿特舒勒和约翰·弗里德曼之间关于总体规划目的的争论（1965），哈利·理查森和彼得·马尔库塞之间关于私有财产价值向心性在场地营造上的争论（Dear & Scott，1981），以及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之间关于进一步发展公共利益的政府适当角色的争论（Klosterman，1985）。
正如本书作者所示，这些批评性的而非柔和的争论一直是规划对话的关键属性。哈克对传统的增长控制机制的有效性持矛盾看法。菲什曼怀疑旧理念在“新城市主义”的标签下被重新包装。比特利则希望对可持续性的关注不是短暂的激情。相比之下，格林德尔担心对有效治理的新的强调可能阻碍对发展过程复杂性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样地，萨加林对诸如公私合作这样一些术语表示怀疑，并建议规划者要更好地理解风险和利益分摊安排的错综复杂之处。卡迪尔也是不安的。他对有始无终的国际组织形成的规划理念的持久力表示质疑。
与此相反，亚罗则相信以大都市主义作为理念，尽管有反对之声，但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其理应拥有的支持，泰茨却对当前地区规划的前景持不太乐观的态度，尽管他依然对这一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的理念抱有希望。地区规划尽管未得到彻底实施，但仍旧激励着规划者们。布伦纳和瓦克斯穆特对规划理念的发展轨迹有所不满，这些关于区域性的理念从早些时候对“区域平衡发展”转变到最近的认可区域竞争的发展变化。他们谴责新自由主义使规划想象力后退的消极影响，哀悼丢失了那些在形成规划对话上的进步思想，比如平等和均衡发展。
为什么在区域规划作为增强城市和地区生活品质的工具的力量上会产生这样的分歧？第一，即该卷作者的思想并不统一。每一位作者对规划对话和结果的解读都受他或她的观念、实践经验、从建筑学到政治社会学的不同学科角度的影响。这些可能被看作缺点来源的差异，对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领域来说也是力量的来源。第二，不同作者探究问题的程度大有不同。即使个人社区和全球经济深深地连在一起，关于城市收缩记录的文学描述如此生动（Pallagst et al.，2009），社会调查的空间尺度差别也通常导致不同的解释。换种方式来说，尽管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经常被经济学家描述为是互补的，但并不代表经济过程中的所有观察者都有此经历。所以分析方法上就会出现差异。在哪里对概念进行界定，如何分析因果关系，什么推断（如有）能够在存在这些变化、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前提下提供可归纳的洞察社会空间过程可能是有很大差异的。
考虑到城市和地区规划在概念上的挑战，对20世纪以来广泛传播的专业论述完全可被分组的认识则是鼓舞人心的，更不必说分成四组规划对话了。或许这体现编者们的乐观主义，但这不仅是痴心妄想。毕竟，规划实践在沿着一些明显可辨的方向发展进步，即使进步步伐尚未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统一：从完全属于技术专家治国论到相对包含更多政治意识（希利），从由现代主义政府控制住房分配到由人民分配（沃德），从认为需要克服自然需求到拥抱自然系统的价值（比特利），从郊区化不受控制到控制增长（哈克），从极度推崇私人汽车到重新认识公共交通的重要性（菲什曼），从物质决定论到对城市和地区有多学科角度的认识（卡迪尔）。这还不是规划理念进化过程的详尽清单。其他人也提出了过去一百年里其他方面规划理念相似的变化（Birch & Silver，2009）。
规划对话还有一个与21世纪初期紧密相关的、得到广泛认同的特点：富有成效的话语全球化。自20世纪初，该行业产生初期，规划理念就日益跨越国界，并且影响全世界国家之间、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的规划对话。这并非说对空间、文化、机构的特异性不再是规划对话的要素。焦点仍针对特定地方、城市、地区，但这些所讨论的特异性的研究范围大大拓宽，从各个方面承认了全球的相互联系日渐加强，包括规划理念的流动（Sanyal，2005b）。正如哈克所指出的，绿化带的理念先从英国传到美国，现在正用于中东城市的设计之中。相似地，卡迪尔指出，总体规划及其修正版城市开发计划的理念，从发达国家流向了发展中国家。希利也观察到欧洲哲学家，比如于尔根·哈贝马斯，是如何影响了沟通式规划理念的，这一理念在美国兴盛起来，但现在被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实践，得益于大西洋两岸的规划对话。公私合作的理念从美国迅速传播到欧洲乃至更多地方。正如布伦纳和瓦克斯穆特所述，区域竞争的理念现在正在影响已实现工业化和正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的政策。比特利关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描述，在全球风行并在全球激发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共识，相比布伦纳和瓦克斯穆特对新自由主义的竞争在全球蔓延的描述，更加令人振奋。两种对全球对话影响的解释可能都是对的。就像在地方、州，乃至国家范围内的规划对话，全球范围内的规划对话允许各种观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些观点是进步的，一些观点可能是相对保守并被现有权力阶层接受的。
全球传播中的规划对话有一个方面需要得到明确承认，因为这是作者和本书编者所关注的：如果说对话性的流动是有相同说服力的理念在所有进行对话的个体和机构之间来来回回，那么规划理念的流动从来都不是对话性的。正如卡迪尔、沃德和格林德尔生动描述的那样，思想和意识形态大多是从地球北边传到地球南边，而不是反过来。我们承认规划对话不平衡、不平等的性质，但也对规划对话逐渐转向一个更加平等的对话的迹象，以及比特利的章节所证明的集体性熟虑感到好奇和受启发。毕竟，如果规划对话能在单一民族国家范围内向参与式的方向进化，正如希利在讨论沟通式规划理念中表述的那样，那么在全球范围内以相似的方式推进包容性难道是不可想象的吗？诚然，我们必须明白琼·托马斯的担忧：加大公民在规划对话中的参与度是必要的，但在为所有公民提供均等生活机会方面，这样做还不够。如果在国家范围情况如斯，那么在全球范围内就更难做到。但这不会阻止我们探索积极的变化，无论是多小的变化，只要是关于规划城市和地区的合适方式的全球性对话就是可取的。鉴于我们正在见证这样一个历史转变的结果，即全球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城市地区（联合国，2010），规划者们之间关于城市和地区的对话正引来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我们的生活历史和生存机会所受的全球性影响越来越大（包括气候变化、食品安全问题、跨国移民，以及金融全球化），规划对话的性质也很有可能发生变化。其变化轨迹难以利用传统社会和政治理论来预测，我们将共同面对的不确定性同样难以预测。
因此，本书强调的四组规划对话还将继续，不只在规划学术界这个尤其擅长审视和创造理念的领域中进行，还会在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中进行。我们希望这个对话能扩展到大量有关城市、国家的公民中间去，他们的忠诚将超越传统国界，他们将成为“根深蒂固的世界主义者”（Appiah，2006）。我们乐观地认为，规划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城市生活品质、均衡的地区发展、共同的治理责任、对构成专业的批判精神的需要）在更广泛的社会中变得更为急切。各个阶层的公众，从当地社区到全球社会运动，都来关注这些问题的重要性，都来寻找好的理念、有反馈性的专家和有创新性的机构。所有这一切，对于社区、地区、国家乃至世界的命运都是至关重要的，并且都肯定了规划的需要。这是一个乐观且热切的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只有通过坚持规划对话，而不可将其取消。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