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的自助建房理念与实践

第十一章 美洲的自助建房理念与实践

彼得·M. 沃德

19世纪60年代后期关于发展规划的一个范式转变正在进行，由于一些研究者开始发现大尺度、现代城市建筑规划所带来的无意识消极结果。丽莎·皮蒂的《来自巴里奥的观点》（1968）对委内瑞拉圭亚那城经验的批判是其中的先行者。^[36]也有其他一些理论，如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其他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推崇一种可供选择及自下而上的方法来处理城市建筑。在建筑学方面，约翰·特纳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本科课程向学生介绍城市居住区的种类，在1968年至1972年间，他发展了对“低收入住房系统”对比分析的框架结构，他指导的学生继承了他的思想，在后来不但把他的思想传播到他们的国家，同时也注入多边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中。在哈佛大学的威廉·德贝尔对哥伦比亚的调查研究中，生成了一种对非正式土地发展过程的新理解，他揭示了政策制定者如何使非正常的居民区合并到土地市场中。在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托尼和莉兹·利兹去巴西和秘鲁调研出了两地非法定居点类型的微小差别。与此同时，波士顿大学的苏珊·埃克斯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韦恩·科尼利厄斯完成了他们的博士论文，考察低收入居住区的抗议，以及提供新的对贫民的政治认识的洞察。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场研究的剧变是对城市日渐觉醒的一部分，它伴随着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和支配式规划范式的输出。充满矛盾的是，对于正统模式的质疑同样来自坎布里奇—波士顿，在某些案例中甚至是曾经对正统观点有利的同一个研究组。在麻省理工学院依旧存在着两者的冲突，即那些信奉现代化理论和传统规划观点的学者，与那些批判它们及欣赏非常规定居点和草根发展努力之间的冲突，尽管当时劳埃德·罗德温的协调技术很高超，并请来了很多被他的概念所吸引的学者，如约翰·特纳，但最终在方法和哲学上的巨大分歧让他们分道扬镳。^[37]

甚至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在去往墨西哥城的途中，我在波士顿做了停留，那时我生动地回忆起与科尼利厄斯、特纳以及埃克斯坦的短暂会面，以及他们的建议和反馈，他们对我关于自下而上的自助式房屋供给过程的思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我也意识到应从多角度跨学科的方法去理解“自助”的重要性。尽管我被训练成为一个地理学家，但我现在涉猎了包括建筑学、规划、政治、社会、城市人类学、地理学以及公共政策等多个领域，因此，毫无意外的是，我现在同时教授社会学和公共关系两门学科的课程。尽管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坎布里奇介绍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我后来的职业生涯，同时也影响了自助式居住模式的专业论述；因此我很高兴能对规划理念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本章中，我调查了自助式房屋供给理念是如何从不同的发展思想范式中显露出来的，我也描述了学者和相关人士在其他领域对自助这一理念的进化和演变所做出的重要补充和影响（Ward，2005）。尤其是我解决了这么一组矛盾，即那些信奉自助式发展的理念和政策是在发达国家进化出来，而后又被欣然地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今天这些理念对发达国家的相关性和适用性却被忽略了，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对于我个人而言，论述自助式房屋供给规划的产生是非常迫切的。我在经过多年的对于规划、住房供给、社会政策和政府决策相关的写作以后，我个人的研究已经让我对于拉美及美国的自助式居住活动有了全面的了解，接下来我将会尝试去分析和解释美国本土的非正式及自发的居住行为重新出现的原因。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看待非正式的自发房屋建造以及自助的居住区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相关的研究和政策制定依旧大部分被现代化的理论所塑造。上文提及的圭亚那城项目是最初开始这类思考的项目。但这样理想化的探索存在片面性，一方面因为它没能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政权破坏者相接洽，同时它也没有深入考虑穷人的现实情况和需要（Peattie，1987）。作为结果，现代化理论被结构主义者批判，他们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马克思独立理论、政治经济学、市场互补理论以及全球系统理论。讽刺的是，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模式在后来十年浮现，政府和政策操纵的萎缩以使市场更加有效运作的推进，是通过对城市区域治理采取行政去中心化以及“善治”实现的（Ward，2005）。

现如今对于可持续性的关注日益增长，遍及了环境、财政、司法以及物质等方面。如果让我预测下一个范式的转变，我想对于可持续性领域的广泛关注将会是先行者。我希望这也会导致自助式实践的可持续发展。本土材料的使用、可持续的能源（太阳能和热水供暖）、低技术及低能耗的废物清理和水回收利用系统、更好的隔热材料及适应气候的模式等，在将来都会帮助自助式住房的使用者达到他们的需要（Ward & Sullivan，2010）。在发达国家这套系统通常被认为是过于昂贵以及不合规格的，但是作为“绿色居住”最初的发展以及在更加紧急的情况下制度化的产物，我希望它们不要成为被输出到“别的地方”（发展中国家）的下一代理论，而是也被美国和发达国家接纳为自助式住房行动的一部分。

第一次实践：20世纪40年代补贴自助的大量未知经验

无论是概念还是实践，对于自助式房屋建造都是个当下的现象；传统来讲，在农村领域的乡土居住区大多都是由家庭及同族人建造的。在美国最早的拓荒者选择在村落或者农庄建造他们的家，建造的材料大多来自周围的树林、矿坑以及砂浆池，这些材料被用作修建小木屋、抹灰篱笆墙并用泥煤砌墙，用茅草做屋顶，用木头或大片树叶作为瓦片。这样的实践在乡村和热带地区一直延续到今（Brunham，1998）。

另外，自20世纪初开始，“非正式的”外来移民定居地在美国和加拿大迅速扩张的城市中心很常见，例子包括加拿大城市周边的英国移民社区（1900—1913），20世纪20年代南方移民到美国北部城市，20世纪30年代干旱风暴区移民到加州南部，以及20世纪40年代城乡接合处移民到工业中心（Harris，2001）。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的圣弗朗西斯·哈维尔大学在1938年赞助了煤矿工人的自助式居住项目，而同年在美国阿帕拉契亚地区，贫困的矿工在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支持下实现了叫“Penn-Craft”的自助式居住建造项目。

从1942年到1975年，加拿大通过“建造属于你自己的家”计划为非专业的建造者提供包括资金、法律以及技术上的帮助（Schulist & Harris，2002）。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自助式的建房区依然处于经济主流之外，他们四处搜寻材料并很少贷款，然而自1945年以后自助建房剧增，而到1949年为止，三分之一的新房子是拥有者自己建的，而且拥有者完成了大部分体力活（Harris，2001）。放款人和建材商提供贷款、建议甚至是市场细分服务。在郊区，自助成为主流，同时在农村，这种形式仍旧是某种非正式的方式。加拿大的全国自助式居住委员会创立于2002年，这是发达国家中一个接受自助式住房供给的机构，其目的在于为那些经济上和社会状况不好的加拿大人提供可以承受的住房。但是在美国，自助式房屋供给只能勉强被社会接受，并且仅仅意味着对极端贫困者的帮助。换句话说，在美国，自助式房屋供给仍然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暂时的应急手段或者不得已而为之，而并没有被当作公共政策中重要的政纲条目；这也是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美国政府更加青睐由私人开发商提供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住房产品，这些由预制件构成的千篇一律的房子，也就产生了像莱维敦镇这样的城郊社区。

汉斯·哈姆斯（1982）描述了在资本主义下求助于自助通常是如何与危机联系起来的，当一个州面对为城市工人提供住房的巨大压力时。作者提供了一些恩格斯所描述的来自19世纪中叶德国的例子，20世纪40年代波多黎各的“boot-straps”计划，以及20世纪70年代伦敦的家庭改进及转换计划，此乃买房者第一次接受补贴去修葺破旧的房屋。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间的英国，所谓的“分地者”（plot-landers）能够利用那些不需要用作农业功能的小块土地来建一些临时性的小棚屋，这些寮屋后来被固定为永久性的住家（Hardy & Colin Ward，1984）。1945年以后，无家可归者利用空置的军用营地来建造棚屋居住。很多年后，各式各样的“旅行者”也纷纷定居下来，他们通常采取的方式包括非正式的经济活动和建造种类繁多的住房（Home，2001）。在1927年到20世纪90年代，斯德哥尔摩自助式房屋计划在市政用地上开展操作，但是这一项目太过依赖于预制构件的装配，从而导致了限制设计灵活性的不良后果（Schulist & Harris，2002）；此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自己动手的升级和房屋改进已经在欧洲及美国的工薪和中产阶级变得非常常见，尤其是在专业的建房工人以及提供服务者价格昂贵的前提下，这种方式很受欢迎。

工业国家自助模式的起源

尽管美国对于支持自助式住房供给在家庭方面存在很大的矛盾，但它仍旧在自助建造政策的海外推进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那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尽管特纳和他同时代的人普遍被界定为遵循自助建造原则下的建筑师，以及他们最终被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接纳（Turner，1969），但这一过程在二十年前即20世纪30年代晚期就已经开始了。在一篇引人注目的历史记载中，理查德·哈里斯（1998，1999）通过文件记录了雅各布·克兰如何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住房与家庭资助局的工作，实际上这是“辅助的自助”的开端。事实上是克兰创造了这一术语。第一次大规模的努力是1939年一个对波多黎各庞塞城的联邦投资项目。直到1960年为止，该项目为接近10 000家房屋拥有者自建整合了一个场地和服务的计划。克兰帮助庞塞城实施这一项目，他后来成为美国公共住房协会的助理主任，随后在1947年到1953年间，他在住房与家庭资助局工作，并且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动自助式发展的关键人物。

在哈里斯的分析中两个有趣的论点浮现出来，其一是，尽管美国联邦政府没有在自家积极推动自助建房计划，却为波多黎各提供联邦基金支持自助计划；其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克兰跟随他后来的老板雷蒙德·弗利说服联邦政府推进自助式发展作为海外发展政策的一项主要元素。住房与家庭资助局与其他国家的部门领导和主要负责人一同工作，包括了秘鲁、哥伦比亚、印度、加纳、菲律宾以及其他的很多国家，住房与家庭资助局建议这些国家的政府支持自助建房计划。克兰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技术专家、说客以及推手，最终成功地将他的理念传播到了联合国，并让其以赞助任务的方式传播到发展中国家，来说服它们的政府支持这一理念实施。但是，克兰并没有说服世界银行，因为世行当时更加关注于提供农业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而没有把住房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不出下一个二十年，城市和住房供应的问题将牵动世界银行的神经，而那时自助式发展已经是住房供给政策中的中心要素。

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策专家如查尔斯·艾布拉姆斯和人类学家如威廉·曼金获知了克兰的工作和著作，但他们从来都不承认他在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是波多黎各的项目，即使这些成果于1960年在圣胡安举行的国际会议上被盛赞；对此哈里斯写道：“那些窃窃私语和沉默是震耳欲聋的。”（1998：167）更加奇怪的是，即使特纳和其他人也不承认辅助的自助式发展的起源。诚然，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所产生的第一轮关于自助式的概念和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第二轮相似的概念之间存在着一条很长的时间裂缝。然而，事实显示，与克兰相联系的关键住房专家如在秘鲁的戴维·维加·克里斯蒂已经在其国家发出重要的支持自助式发展的声音。这也引导了在公共事务部门的秘鲁建筑师名叫爱德华多·内拉，他在秘鲁阿雷基帕有一个棚屋试点项目，并邀请特纳作为项目咨询。因此，这些智慧理念的来源中间有清晰的联系，从克兰开始建立，然后通过美国住房与家庭资助局传到国家住房委员会，还继续延伸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出版机构，而自助式政策完全被一些国际机构如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所接纳。一种貌似可信的原因解释了为何这些概念真正的起源从来没有被确认，是因为美国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通过严厉的对外政策联系起这些最初的概念。这可能造成了在秘鲁、哥伦比亚以及拉丁美洲其他推行国家住房策略中对它的抵制。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和西欧，这些国家正在建设大尺度的公共房屋项目以及对城市更新大兴土木——这两项政策后来成为常见智慧的一部分。然而艾布拉姆斯、特纳、曼金和其他人认为，最好的策略是将美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辅助自助式规划翻开新的一页，从而开始提供更加富有成效的新瓶来装这旧酒。

欠发达国家的自助建房发展作为对快速城市化的回应

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以及都市主义的富有创造性的学者，已经开始敏锐地写作关于贫民窟的高度功能化和社会支撑结构以及它们对于城市更新的破坏性影响。例如在《伦敦东区的家庭与亲属关系》中，扬格和威尔默特（1957）揭示了东伦敦贝斯纳格林区“贫民窟”清除计划，以及向东大约20英里的埃塞克斯重新安置家庭的城市住宅小区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困难。相似的，赫伯特·甘斯著的《城中村》关注在波士顿西端意大利移民社区的丰富文化逐渐被当作贫民窟的一部分而毁坏，让位于建造新住区以及麻省总医院的扩建。简·雅各布斯著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非常好地捕捉了这种情感，强烈地挑战着包括贫民窟清除、建筑师的社会工程、文明的工程师，以及城市规划者的正统地位。当设计的缺陷开始发生时雅各布斯的预言很快应验了。对于贫民窟文化多样性的了解的缺失，让城市更新看起来比原来的问题更加糟糕。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样“巨大的规划灾难”（Hall，1982）被广泛地意识到，这导致了对城市规划专业性自身的信任危机（Faber & Seers，1972）。

自助是当时对于忽视城市更新的消极影响，以及对以往规划机械主义失去信心和建筑学正统地位的反馈。结果是，对自助式房屋建造的讨论蓬勃发展，伴随着的是对社区建筑的支持、城市内在恢复、灵活性以及在住房设计中的用户控制。假设规划者、工程师和建筑师都不能为使用者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那么是否使用者自己能够做得更好呢？尤其是在拉美，相关研究已经开始挑战对生机勃勃的“违章建筑住区”和“自发自助式定居点”的普遍刻板印象，它们构成了新的低收入居住市场的大部分。

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有效的证据大量出现，主要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建筑师和社会学家，证明贫民窟是对于贫困的合理反应（Portes，1972）。另外，贫民窟的居民并非是政治上不谙世事的人，他们不会接受操纵和欺骗。他们事实上很难和城市及市政当局作出妥协（Leeds，1972）。不同的邻里方式孕育出不同的认知以及丰富的政治参与。自助式定居点曾经是社会学习和政治动员的重大考验（Cornelius，1975）。正如奥斯卡·刘易斯建议的，他们并没有陷入一种“贫困文化”中。他们假定的社会边缘很大程度上是个神话，贫困是结构性的，它生来如此，并非是文化落后或者因为沉浸于传统的价值中（Perlman，1976）。

另外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于一份学术文章在1967年发表，人类学家威廉·曼金出版了拉丁美洲调研回顾，以及撰写了题为“拉丁美洲的违章定居点：一个问题和答案”一文。此文揭示了许多对不规则定居点的刻板印象，它们显示了新的机会，这些定居点经过十五年到二十五年通过自助、互助、国家干预措施而得以升级。

特纳将拥护自助式设计扎根在这种房地产整合上，特纳（1967，1968a，1969）和查尔斯·艾布拉姆斯（1964，1966）争论道，自助式设计乃是城市贫困者对于政府和正常房屋市场都不能提供他们可负担以及大规模房子的一种合理反应，他们的研究和政策倡导证明，一旦穷人拥有了土地，无论是违建或者一些非正常途径获取的，人们都会以几种方式来组织或整合社区：给街道分级以更好地连接交通；非正式地接入电网偷电给家里；迫使当地掌权者提供基本的服务设施（如装水卡车）；等等。一些区域并没有成功地整合居住房屋，例如住房建在陡坡上、在沟壑中，抑或在一些与拥有者存在争议的入侵用地上——但大体上，一旦房屋建起来以及整合好，这些社区都表现出一种“有效的建筑样子”（Turner，1968b）。取决于当地权威人士是否支持，这些区域逐渐被包含进入正式的城市结构中。不但服务被引入，而且街道也有铺装，土地的性质也转换为事实上私人拥有。无论是垂直还是竖直方向的二三层住屋都被改进和扩大了（图11.1）。

艾布拉姆斯、特纳和其他学者认为，这种方式的住房供给比起那种只是服务于少数家庭的社会住房项目要好得多。他们建议政府需要治理这种“人力资本”和主动的自发建造行为。政府也被建议提供技术协助以及可以承受的建造物料；他们需要依次建设一些基本的服务设施，从电力和用水开始，紧跟着就是排水系统以及街道铺装；而最终他们需要将土地性质“正式化”以减少不安全因素。特纳（1976）建议去投资被他称为“元素”的住区——线性要素多于完全完成的居住单元。那样的房子是这些人不能为他们自己提供的，例如干净水和次生水以及排水管网，土地性质的正常化，电力及街道照明等。他认为大多数房屋的其他方面整合最好应该由居民自己来做，考虑到他们的不同需求、优先级别和能力投资房屋建设和改进项目。

在《为人的住房：面对建筑环境的自治》（1976）一书中，特纳避开了他所谓相关而异名的住房生产体系，它通常是中央计划的、分级的、大规模的和呆板的设计，那种利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构，让居民没有机会重新设计内部空间。他更加偏爱“自治的系统”，它可以更加有效和平衡以及能够调动组织起更多资源。他区分定义了所谓“自助式的棚屋”和“压迫性的住房”，他认为自己建造更容易获得有效的居住环境，因为这样可以用低价格去生产各种产品。最重要的是，这种方式给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更大的自治权，即使有时他们去参加超级地方组织。尽管他们有时候扮演着“无政府主义的建筑师”，科林·沃德和约翰·特纳的评价仍旧是充满力量和让人钦佩的。

自助建房如何成为正统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自助建房的正面反响，以及支持升级非正式定居点被纳入各种计划中，例如“场地与服务”计划，这些定居点以及基本服务设施设置在很多场地中，这样人们就可以建立他们的家园。在非洲热带地区，暴雨需要房子有安全的屋顶，自助倡导者建议服务场地提供一个安全的、斜面的屋顶，由四个角柱支撑。这将允许自建者设计以及建造他们居所的余下部分。越来越多的大众察觉到自助式发展本质性的优势，例如自主的、更加灵活、“使用者最了解情况”，以及对于本地人的同情和本土传统的尊重，这些优点同时揭露了常规式的规划实践很快失去了合法性。

同样重要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一些双边和多边机构，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世界银行开始注意到自助房屋建设。艾布拉姆斯曾经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出任技术顾问。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掌舵世界银行期间出现了对城市化新的关注，世行采取了务实的方法安置城市贫困者的住房，他们的人口数量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城市占据一半甚至以上。因此，辅助的自助发展模式的概念吸引了世界银行（1972）。在1976年联合国也将这个方法带到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一次联合国环境会议中。世界银行的支持将自助式发展作为一种有效的发展理念而合法化。

对自助建房发展的批评

特纳的观点并非没有批评。大量的声音（Harms，1976；Burgess，1982；Ward，1982）开始表明，特纳的哲学忽视真正的选择——居民的自治和自由建造——实际上有利于结构性的约束，亦即贫困和缺乏有效的选择。批评者认为，特纳掩盖了一些高社会成本条件下生活和高度不安全情况下抚养家庭的情况，以及没有足够的服务和在贫穷、危险的环境中生活的状况。

规划者们有时也拒绝特纳的想法。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奥托·柯尼希伯格作为伦敦城市发展规划协会的领导者和我在一个公开的研讨会上争论起来，当时我主张更多的公众参与，因为我几乎没有看到在墨西哥城初期规划中有这样的过程。他认为我完全搞错了，“因为在墨西哥和其他的地方有如此多的定居点是自助自发建设的，这就是这些人所参与的项目，而规划师是被排除在外的”。柯尼希伯格如是说。相似的，如果减少对抗性的脉络，巴罗斯（1990）描述了非正式和自助提供住房的相反要求。居民区的正统规划始于总体规划和审批（P），接下来主要是提供基础设施，其次是服务一环接一环的建筑工地（S），之后是实际建筑（B），最后住区形成（P——I——S——B）。相比之下，自助住房遵循的是相反的顺序：人们首先占领土地和相关服务，然后对可追溯的基础设施扩张进行谈判，最终这些建设被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即B——S——I——P）。

对自发式住房建设最尖锐的批评来自伯吉斯（1982，1985）。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伯吉斯系统地分析了特纳的思想，以及剖析了自助建造过分关注建设住房的“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他认为，在另外一个领域，非正式居民区没有在资本主义和市场关系之外的功能。政策在非正式过程的干预只能促进上层资本回路的渗透，在这里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进入更低层次非正式的回路以及小型资本主义。伯吉斯也认为，政府支持自助导致穷人的合作，将他们的需求引导到更有利于政府管制的地步。对于伯吉斯而言，自助的机制促使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下降主要在两个方面：首先，通过抑制更高的工资需求，它为雇主生成额外的利润；其次通过降低住房成本，降低了社会再生产劳动力的成本。从本质上说，自助式住房并没有挑战资本主义，反而帮助它茁壮成长。

伯吉斯的论点有相当大的真实性，而特纳试图用一个更微妙的方式回应这一观点（Turner，1982）。在这个过程中，特纳和伯吉斯都在文献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一事实并没有质疑到他们自己最初的意识形态，从而模糊了他们的分析。伯吉斯戴着他的马克思主义袖套，因而忽视了那些表明自助政策并不总是促进剥削工人阶级的证据。相似的，特纳的无政府主义和人文主义热情浪漫的自主权释放了他建造自由的观念。当时实际需要对特纳所倡导的自助和住房政策作一个基本修正，一旦修正完成，特纳可能应该更改他的主张，而不是过度延伸他个人的思想，如在《为人的住房》中所表达的。尽管特纳在《自助建房：一个批判》（见Ward，1982）中只有相对温和的贡献，但那时精灵已经从瓶子里倒出来，而自助住房已经成为主流思维的一部分。

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自己的研究试图解释个体定居点占据住房整合过程中的多样性。有些住宅整合比较谨慎，而另外一些则整合得快速而激烈，有些甚至已经有两到三层楼高，虽然有些没有完全合并。我的调查显示，这些家庭的收入盈余，即支付生活以及房租费用后剩下的现金，是影响整合水平高低最重要的单一因素（Ward，1982）。房地产整合需要盈余收入的结论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这项研究真正提出关于“自治”的问题，以及它如何影响自助住房率，并呼吁重新评估什么真正影响了对自助住房的预期。两个因素似乎可能会降低成功自助建造的水平。第一，收入下降和可支配业余时间的减少，意味着更少的现金和更少的人力资产用于投资；第二，建筑材料的实际成本大幅攀升，尤其在1973年石油涨价后对住房整合造成负面影响。

这使得问题更加变成关于场地和服务以及“湿核心单元（wet core-unit）”计划的推行（图11.2），并迅速成为新兴国家资助自助建造居民区的典范方案（世界银行，1972）。^[38]在现实中，这些都是高度补贴住房项目，需要更大的初始以及后续的投资，相比于非正式定居点享有更大的灵活性，因为它们不需要定期摊销支付给建造行为。此外，正如伯吉斯已经正确预测到的，非正式自助的合法化过程创造了额外的成本，减缓自助建造的整合。因此，正式的政策必须调整通过调整土地销售中的十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来给收入相对富裕的工人阶级，或通过减少场地和服务项目的质量，降低地块的大小和提供更少服务来控制成本。

新自由主义和自助

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财政紧缩的后续政策，创建了一个新的结构调整，私有化政策为自助观念的蓬勃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环境。另外，同时许多拉美国家自发的民主化进程，为彻底重塑自助式房屋作为有利于增强公民参与的观念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环境。双边和多边机构利用自助理念传播的一系列举措，如新的城市治理、良好的政府治理，以及需求主导的投资，呼吁社会减少支出以及放松管制商业活动，并鼓励穷人办私人企业。

这些变化有显著的影响。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贫困增加，社会迫使穷人更多地依赖家庭的生存策略。与此同时，良好的政府治理政策（在前一章中曾详细讨论），迫使服务提供的财务可行性和成本回收，这增加了穷人的消费成本，并进一步降低其可支配的收入水平。作为结论，曾经被吹捧为“贫困的资源”——如自助建房、家庭整合、共享空间、互惠、多种收入策略等——再也不能蓬勃发展。事实上，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种新型的贫困——更根深蒂固同时广泛分布——已经浮出水面，这让研究人员重新考虑穷人是在享受“贫困的资源”，抑或在遭受“贫困的资源”带来的痛苦（Gonzalez de la Rocha，2001）。

最近，公共政策从贫民窟改造和场地服务项目，转向为竞争城市提供更好的房地产市场。这必须消除对土地和住房供给的阻碍，加快那种“云里雾里”的（指土地属性不明确）土地所有权的正规化，以此来鼓励法律上（完整的）所有权，并为基础设施提供市场价格。同样，过去的十年见证了政府通过私人资本促进低收入保障性住房生产，在墨西哥，这种政策已经创造了大量的在城郊地区的住宅，但能担负这种生活成本的只有中等收入群体。显然，存在一个这样的住房市场，以及一些家庭已经成为专业的自助建造者，现在选择这种住房类型。然而，这些房屋的千篇一律的设计为灵活性、适应性提供最小的变化和空间。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又返回到拉丁美洲社会利益住房项目的20世纪60年代，或者美国的莱维敦以及西欧的市政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大型房地产项目。未来的研究将需要确定如此大规模发展的可行性，但似乎自助（自己动手）活动在这样的物质环境中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自助建房的未来

在拉丁美洲，很多自助建造的居民区逐渐合并统一，经常形成包围着增长中的大城市的环状形式。不像美国和欧洲的城市之间存在最小流动性围绕在最初物权所有人中间，80%的人仍然生活在相同的地方，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正是这样要求的。此外，多年来这些地方上的邻里们经历了土地使用和占有的重大变化，在地人口稠化，紧接着住宅再次划分给之前出租房拥有者，以及自建房者现在的成年子女居住。这造成了强烈的物质的崩塌。这些过程需要经验的实证研究和严格的分析，同时需要非常规思考新政策，以协助原地住房的重建和重新设计。满足现代用户需求和期望是必要的，同时在家庭和社会两个层面翻新和改造基础设施。然而，这是一个自助建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问题，因为政策制定者通常假设这些住区已经成功整合，所以这些定居点不再需要持续干预。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个错误的假设：现有的这些领域，我们称之为“第一郊区”（innerburbs），表现出对新的和创造性的自助和自我治理的解决方案非常现实和紧迫的需求，因此我们开始考虑对这些老旧的自助居民点采取新一代的住房政策。^[39]

美国的自助建房：墨西哥裔美国人住区及非正式住宅用地细分

处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分布广泛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住区，以及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美国都市中心的“非正式住宅用地细分”的城郊地区，就是类似于在拉丁美洲出现的自助住房的过程。相对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程度的非正式住宅生产在美国扩展开来（Mukhija & Monkonnen，2006）。1991年，有35万低收入居民住在得克萨斯州边界的这类住区，那里的住房条件被描述为“第三世界”（Davies & Holz，1992）（图11.3）。到20世纪90年代末，数字已经增长到了近100万（得克萨斯州司法部长办公室，1996；Ward，1999）。类似的低收入非合法组织社团的土地细分，在边境地区现在也开始被关注（图11.4和图11.5）。初步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多达300万到400万人可能生活在这些定居点（Ward & Peters，2007）。而墨西哥裔美国人住区和非正式的土地划分在很多方面都不同，它们都服务于那些自己拥有自住房屋但收入低于最低必要生活标准，因而请求通过正式住房融资系统来获取住房的低收入家庭。

在墨西哥裔美国人住区，许多不同大小的土地从四分之一英亩到一英亩，被开发商出售而没有提供其他服务，通常只是安排一个契约了事。在这些土地上，许多居民构建或制造房屋。这种住房系统沿着边界蓬勃发展，是由于低收入移民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已经习惯了一套他们从墨西哥学会的自助住房传统，但也可以在得克萨斯州作为一个负担得起的房屋所有权之路使用。这些墨西哥裔美国人住区的平均家庭收入是每月600到1000美元（Ward，Guisti & de Souza Guisti，2004：39）。这些主要是指墨西哥和墨西哥血统的家庭，而居民往往是美国公民或合法居民。他们构成了新的工薪贫困人群，通常就职于隔壁一个城市的建造业、服务和食品加工行业。这个人群的贫困水平很高，因此房屋建筑在这些区域通常是很简陋的。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联邦和州议员试图规范化这一发展趋势。他们试图为房屋购买者提供更高的安全性，扩展该区域的基础设施，并提供补助金给他们。大多数这些政策是为经济贫困地区或者所谓墨西哥裔美国人住区周边150英里内地区边界所制定的（Ward，1999）。

图11.5：非正式的住宅用地细分鸟瞰图（IFHS），得克萨斯州巴斯特洛普县，奥斯丁15英里外。（彼得·沃德摄）

无论是拉丁美洲还是这里，贫困家庭都依靠自助活动获得安全的服务：排水是连接到街道网络，水星灯的安装和维护是为了提供街道晚上安全照明。一些非政府组织促进合作小组努力在边境地区建造房屋。其中，得克萨斯州的阿兹台克项目接受联邦和房利美的支持，可能是最著名的案例。许多住宅房屋是人工制造的，虽然自助建造和自助式住房在这些定居点依旧很重要，但同时也需要更新住房建设过程中的自我治理模式。

许多相同的自助式住房已经在拉丁美洲被证明是有用的，并正在复制到美国的低收入家庭。非正式性、灵活性和一些自由法规使房屋所有权更加具有可行性和能负担得起，这些属性还允许资产在拉丁美洲和美国形成。研究表明，这些非正式家园的土地划分和殖民地成为低工资劳动力市场在城市中心的一部分，如得克萨斯州拉雷多和奥斯丁、亚利桑那州图森、新墨西哥州圣达菲、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博罗和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等（Ward & Peters，2007）。

随着自建的意识在美国日渐增加，政策制定者在这里可以通过导入一些见解和来自拉丁美洲的最佳实践进行学习。然而却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一步是承认自助式建造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后院（Ward，2004）。正如特纳已经中和了中产阶级城市规划者屈尊俯就的态度，以及公共官员对不规则定居点在拉丁美洲的看法，一旦听到对于现在在得克萨斯州和美国其他部分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住区人口的评论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对墨西哥非法移民或失业“福利”来说，它们被视为家庭住房。结果是，20世纪90年代的政策干预有两个目标。第一次是禁止墨西哥裔美国人住区进一步发展，第二个是提供基础设施给已经作为定居点的地区，进而改善健康和卫生条件（Ward，1999）。然而，问题是规划理念通常是基于已有的工程规范和标准。现在很少或已经完全没有兴趣降低标准，或者在朝着一些学者称之为“进步合规”的方向，即贫困社区逐渐向符合规范和标准迈进（Larson，2002）。在未来，如果这些区域要升级改造，那么更大的公众增值对于非正式居住土地划分和那些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将是很重要的。下意识的反应和制裁规范，以及禁止墨西哥裔美国人住区和非正式的居住土地划分可能会适得其反，正如他们在拉丁美洲遇到的状况。

因此有些矛盾的是，当美国研究人员在拉丁美洲进行有效的自助住房研究并促进这一创新的规划理念出口到其他地方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一直不愿运用这些见解来解决国内问题。这样的态度可能是源自20世纪40年代克兰和其他学者一道推广自助住房到波多黎各和其他地方，但是现在这种方法的优势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了解，因此事实上，它是被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主观忽略的理念。

结　论

自助建房不仅实践在“远处”，即那些不太发达的国家，也应该成为一个应对低收入家庭渴望参与到“美国梦”去的合理手段。现如今有很多我们可以从拉丁美洲借鉴和学习来的经验，从而通过横向思考政策和自助活动来造福北美洲的穷苦大众。对于政策制定者一样的学者来说，它理应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而不是重新发明一个新事物。显然，有必要对其他人的经验持开放的态度。开发各种政策的解决方案是非常必要的，其中包括自助式建屋，以满足美国特定群体的需要。

回顾自助建房策略作为一个规划理念的出现过程，我已经考察了如何以及为什么这个理念从语料库的研究和思考中生发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些理念在日后是如何受到支配性范式重塑的。理解这种主导范式之间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仅因为它塑造了我们进行研究、提出问题和使用方法的方式，还因为它揭示了研究人员使用方法上的假设和信仰基础，即使并不是所有的可能都是有用的。同时，我们必须考虑怎样生成结果和制定政策立场才可能会获得投资以及在决策环境中被采纳。这并不意味着研究人员应该投机取巧，从而设置他们所做的测试研究来附和时代的主流话语和正统观念；恰恰相反，有用的研究必须测试和挑战正统的思想以挣脱思维的束缚，即使意识到至少在短期内这些想法可能很难获得接受。在许多方面，这是约翰·特纳和其他学者所做的贡献，把我们的关注点转向现实中的自助住房问题，同时邀请决策者重新思考他们的老套观点和错误政策。通过识别这些理念是如何蓬勃发展和消失在特定社会结构和时代的主流范式中，我们可能更容易接受一个理念随着时间的增长而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有时甚至是180度的变化——这正是本章所希望传达的信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