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规划
迈克尔·B.泰茨
区域规划理念的家谱是漫长而曲折的，它的探索把我们带上了羊肠小道。[4]它的思想起源深深根植于18世纪欧洲和北美洲的启蒙运动，在那个令人惊叹的时期，思想家们深受早期学者科学先进观念的启发，他们主张在此基础上，关于人类社会的命题可以被重新设计得更好。那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尽管区域规划经常与城市规划相提并论，但在很多学术部门的名称和相关区域的标准历史中，城市规划的知识背景和那些地域主义及区域规划是不相同的。在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区域规划，即区域发展的形式消减之时，其他领域，如都市规划则正在兴起，对这种差异的追求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如今正在发生的事情。[5]
这个章节包含七个部分。接下来的导言对区域的概念进行了探讨，特别是有关规划的区域理念的讨论。下面的四个部分讲述了区域发展规划理念所经历的四个时期：（1）乌托邦时期，从19世纪中期到1930年；（2）英雄时期，1930年到1945年；（3）发展时期，1945年到1985年；（4）全球时期，1985年至今。我还总结了一些关于未来的思考。
在传统的论述中，区域规划经常被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关于超越城市边界的大都市规划，第二种则强调对于定义在其他基础，如近期历史、主要经济目的和社会发展层面上的区域的规划。由于本书的另一个章节覆盖了都市区域的内容，此章节展现了一个关于区域规划理念发展并同时注重区域发展规划的大视角，它在该领域的早期发展中被理论化，但只在大萧条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策行动中上升到突出地位。
相对于区域规划的区域概念
关于区域的概念，历史上的解释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有机的、整体的，另一种是具体可分的、工具主义的。这两种观点都可以理性地追溯到很远。早期探寻世界的地理学家看见了物质的部分，比如说平原、沙漠或者流域，但他们也从特定人群对土地的占有形式上认识到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部分。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谈论了比如非洲一带作为地理实体的地方，和那些区分语言和种族的人类家园的地方（Herodotus，1998）。他丰富的描述，以及对人物、环境、历史和地理的融合，强烈地引起了人物、地点和家园的交互作用。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复杂而长久持续的实有物是由人与自然之间出现的相互作用创造的。法国和德国的地理学家确认，一个有着稳定的农业耕作、居住和土地使用模式的区域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长期的平衡关系。像法国学者维达尔·白兰士（1922）和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拉采尔（1882）开创了区域地理和文化地理的新领域来研究这些独特的地区——法文中的“乡村”和德文中的“景色”。如果从适度的角度上说，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民族国家渗透到法国人的生活中和德国的众多小州（Robb，2007）。同时，人类学家在研究殖民地的土著居民时发现了类似的模式，这些模式建立在他们的生活模式与相对于他们居住的自然世界的平衡上。这个观点也体现在19世纪末的社会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中，尤其是体现在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63］1959）、埃利泽·雷克吕（1905—1908），以及彼得·克鲁泡特金（［1899］1974）的思想中。[6]帕特里克·格迪斯（［1915］1972）关于区域规划的概念更将其向前推进了一步。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区域是一个真正的、具有自身权利的有机实体，表达了人类的生活、文化，并且因此组成了社区。
有关区域的第二种理念将其理解为可分的、工具主义的概念，它为一个科学的世界观提供了空间结构。无论是对某种现象的研究还是为实现某种目标，区域都是适当的空间实体。区域的这层意思从适合于识别、分类和理解的现象上持有一种功能性的或者工具性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被确认为区域的对象是不真实的，而是不管是地球上一个自然环境，一个有特定气候或者野生动物的区域，一个都市劳动力市场，还是政治领域的影响，它都由该现象定义，并且常常被用来解释或者影响它。的确，一个区域可能会如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意图一样，被建造成一个工业化和人类聚集的建筑群。区域的这种观点正式形成于和从属于兴趣的现象，它和景观规划的知识极为相似，从区域土地使用和交通规划到栖息地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规划，尽管后者也反映了一个更加有机的区域观点。
许多区域理论的观察者注明这个观点站不住脚，因为当它受到严格的检查时就失去了它的连贯性。当然，在上述描述的意义中存在互相重合的例子。不过，有机的区域观点和可分的、工具性的区域观点两者之间的不同，是理解区域观点如何涉及规划以及体现社会与工具理性之间的矛盾的基础。从传统上来说，规划已经被看作根植于启蒙运动的理念，即社会与自然有着普遍性，每个地方的人们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因此可以有效地应用于人类事务，并且可能重塑一个更好的人类社会（Berlin，1980）。如此理性、科学的态度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如在早期努力解决工业城市的问题。对于区域，它意味着一个分析的而不是一个全面的看法。
然而，正如以赛亚·伯林（1976，1980）所注明的，启蒙思想家们从一开始就受到另一种观点的挑战，它一部分是由宗教传统所产生的，但是在智识上造成此番局面最强烈的因素源于可追溯至詹巴蒂斯塔·维柯（［1744］1968）的历史主义传统。反启蒙运动看到了人类社会的独特性和不可比性，体现了真理无法接触到科学理性的思想方式。这条道路上形成了约翰·格奥尔格·哈曼（1999）和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1969）更具有隐秘性的信息，攻击唯理论，强调群体认同（最终包括民族主义），正如浪漫主义运动的出现也反对理性主义，并且深刻影响了规划中的景观设计。
但是，对于区域性的理念及其规划，反启蒙的遗产最为清晰地表现在对于共同体的需要和观念之中，而共同体这一难以捉摸的实体占据了规划者的思想（Teitz，1985）。从19世纪维也纳出现的表现在卡米洛·塞特和奥托·瓦格纳理念中的社区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到简·雅各布斯与20世纪纽约高速公路的斗争，以及在进化的资本主义城市中对效率的理性追求与人的需求及地方人群根植性的冲突，始终存在于区域规划的发展当中。对于区域性规划理念的历史来说，它是始终无法逃避的主旋律。
乌托邦区域主义，1850—1930
区域性规划理念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它在智识上植根于乌托邦的思想流派，虽然在美国的形成中经常受到杰斐逊和乌托邦元素的启发，以及政府的不信任。相反，城市规划是非常具有实际意义的。社会改革者，如埃德温·查德威克和罗伯特·斯诺在公共卫生方面，劳伦斯·维勒在住房方面，或者简·亚当斯在社会福利方面，则通过发生改革而建立了该领域的基础。尽管一些乌托邦思想家，如罗伯特·欧文以及之后的埃比尼泽·霍华德，都企图让他们的观点成为现实，其他人尤其是夏尔·傅立叶和跟随他的社会学家以及无政府主义者有点超出了写作和宣传的范围。[7]对于早期的区域规划，该理论从根本上也是其中的理念之一。
这些思想的历史已经被人们广泛研究，尤其是被约翰·弗里德曼、克莱德·韦弗和彼得·霍尔（Friedmann & Weaver，1979；Weaver，1981，1984；Friedmann，1987；Hall，2002）。弗里德曼和韦弗在早期阶段确认了该思想的四个分支：乌托邦、无政府主义、区域地理和社会学。然而，除了区域地理学家，其他所有分支的作者都归于乌托邦的总的题目之下，它们与无政府主义或者社会学思想流的区别是公开的政治性，而其他两个分支的政治性要少得多。[8]
这股乌托邦的思潮，被韦弗确认之后（1984），从19世纪初期的罗伯特·欧文和夏尔·傅立叶，经过爱德华·贝拉米，到达了20世纪初的埃比尼泽·霍华德和花园城市运动。乌托邦的思潮也许最好被描述为都市区域规划的根源，对应工业革命时期在城市造成的普遍盛行的拥堵、贫穷和疾病。它在努力通过改革和进步调整城市内况的同时，也导致了美国人对城市扩散的拥护，尤其是玛丽·辛科维奇和弗洛伦斯·凯利，她们在1905年的《人口拥堵的展览》中推广了这个理念。
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这股区域思想是区域规划的一个超越城市的主要起源。无政府主义者通过社会经济和区域联邦制的分权而寻求社会和经济关系的转变，被韦弗（1984：39）和霍尔（2002：150）视为地域主义演变的核心。韦弗正式地为工业化生产和国家核心—边缘结构的创建打下了基础，导致了传统关系和身份的混乱。面对这些突进式的发展，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们从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思想中，从社会和空间两方面向前寻求重组生产的解决方案。
蒲鲁东（［1863］1959）寻求一种互助论和联盟理念中的工业化生产垄断倾向的响应。生产者协会自由地加入了关于生产垂直化和地域空间水平化的已形成契约的安排方式，作为基本的社会单元，将构成新的“社会共和国”，其合同关系不断变化，并且他们加入了从工作地点到整个欧洲大陆层级的契约关系。政府，在强制性的观念上来说，也不复存在了。
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观点，将会被三位继承者所接受并被赋予区域规划的形式，他们分别是：埃利泽·雷克吕、彼得·克鲁泡特金，以及从一种被削弱的形式上也包括让·夏尔—布龙。将埃比尼泽·霍华德与上述都市思想流派相比较，评论员们对于其中每一位思想家的重要性和他们关于规划的相关重要性的评价均不相同。不过，归纳在一起，他们也算是区域规划思想的关键组成部分。
雷克吕（1905—1908），法国地理学家，试图通过在历史上展示小规模、集体主义社会及其与物理环境的密切良性关系，从经验上证实无政府主义观点。克鲁泡特金（［1899］1974）也提倡互助，认为物种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合作。他的主要贡献是，提倡地方市场分散化生产，规划出分散生产新形式（可以将工业与农业相结合，且在新技术的辅助下，使自给自足地区的形成得以实现）。最后一位思想家是让·夏尔—布龙（1911）连接了19世纪区域规划理念的第三股思潮，即上文提到的法国区域主义学派地理学者。然而，他最杰出的贡献是倡导“区域主义”运动。法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区域主义，主要是由于法国中央集权趋势明显，且历史经济基础退化，省区身份淡化。从这点来看，这与克鲁泡特金或雷克吕提到的无政府主义是不同的——在政治和社会需求方面的革命性明显薄弱，寻求与可保护并提高地方自治和多样性的国家权力的相融。保持对祖国的热爱，同时倡导经济和教育发展，这种地域主义在此系统内运行。
韦弗提出“社会学”，形成了地方规划理念的第四股思潮（Weaver，1984：46ff.），以奥古斯特·孔德（Kremer-Marietti，1972）和弗雷德里克·勒普雷（［1877—1889］1982）为基础，承接帕特里克·格迪斯。孔德作为社会学和实证主义（社会的科学研究）的创始人，影响了勒普雷这个极具影响力的工程师和社会学家。勒普雷意识到，通过技术手段将社会学与环境相融合，是改善贫苦人生活状况的关键，他通过调查完成了广泛的文献。这种经验主义基础，连同“家庭、工作、场所”等概念，转化为我们熟悉的帕特里克·格迪斯（［1915］1972）口中的“地方—工作—民间”。同时，勒普雷关于发展理念本身的思考是很有创意的，他提出的理念后来推动了区域发展规划（Thornton，2005）。
帕特里克·格迪斯超前意识到人类生活的生态学规则以及区域城市（他命名为“联都”）的存在，进而为大都市以及区域规划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对“规划前调查”的倡导，以及其在印度工作中所显示的历史城市全面重建观点，都是很有前瞻性的。然而，格迪斯在区域发展规划理念最杰出的贡献是将流域视为强有力的规划组织概念。将流域作为区域组织原则有着直接而长期的意义。“流域地区”是他眼中与自然平衡发展的模式，借助了他的生物学方面知识，及其尚显浅薄的生态学知识。格迪斯对其理念的使用很具雄心，解释了人类活动的分布情况，包括城市和乡村的活动，对自然形态、人口密度及可能形成人类互助合作区域类型的确定进行了分级（Welter，2002：61）。正如克鲁泡特金，这种可能性通过技术手段，尤其是电学手段可以实现，引领“新技术”时代。[9]尽管格迪斯的理念带有空想性质，却可以直接转化为实际的区域发展规划实践。
区域规划空想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采用了格迪斯在美国的理念。彼得·霍尔（2002：155）依据刘易斯·芒福德与格迪斯的合作关系及美国区域规划协会（RPAA）（在20世纪20年代极力推广区域性规划理念）的形成制定了转型的基础框架。然而，霍尔的论述并未全面描述当时工作中的其他作用，尤其是查尔斯·E.梅里亚姆等政治科学家及霍华德·W.奥德姆等社会学家的作用。他们都是美国大学体制大型改革的一部分，改革中引入了经济、社会、政治及地理等方面的科学研究的新理念和新技术。这些理念和技术直接针对区域发展，将在区域规划的下一阶段得到重视。
英雄区域主义，1930—1945
阿喀琉斯之后，英雄的名气来源于行动，而不再是理念。就区域规划的历史而言，经济大萧条、新政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产生英雄的时期。然而，这些时期英雄们的行动往往是将早已产生的理念付诸实践。大部分的评论员认为，区域规划活动的主要成就发生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罗斯福一改之前的空想之风，推行实用主义，在应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方面尝试了激进的新主张。面对金融崩溃、大规模失业、工业生产下滑以及乡村衰颓，罗斯福征集了新的政府工作人员，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其中包括查尔斯·E.梅里亚姆及韦斯利·C.米切尔等思想家和研究者，农业经济学家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以及查尔斯·德拉诺（在芝加哥和纽约很有影响力）等规划师。
罗斯福的“智囊团”在规划方面的观点和他一样，故而，国家和区域规划被提上日程。罗斯福力图建成可以分散失业人员的乡村住区，除了尽可能创造就业，还提供种植庄稼的能力。德拉诺、特格韦尔及斯图尔特·蔡斯将《1933年公共工程法案》具体化，该法案通过“再定居治理条例”为新城镇提供资助。RPAA中的克拉伦斯·斯坦因为此做出贡献。然而，正如霍尔（2002：171）指出的，尽管他们的理念得到广泛传播，但他们的社会主义色彩和空想色彩太过浓重，在实践方面的影响很小。
罗斯福新政最重要的实际性区域规划成就，是采用了格迪斯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形成中的理念，并实施了电气化、航海及防洪堤坝建造项目。TVA最初的工作内容很广泛，防洪、电气化、再定居、城镇建筑、教育及农业发展，但因严重的政治分区而未完全实现。提高区域居民生活水平的整体计划与经济条件和竞争的需求之间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现在的TVA基本成了电力服务机构。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田纳西流域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大部分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尽管正如霍尔（2002：177）指出的，大部分电力都被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钚的生产。这片流域，从前美国最贫穷的农业区域，摘掉了贫穷的帽子。尽管部分地区仍很贫困，但该流域整体而言基本达到美国主流水平。讽刺的是，TVA最重要的影响却是在理念方面。成功的流域规划更大规模地激发了新一代规划师的想象力，20世纪50年代之后，出现了无数的相似案例。
罗斯福新政时期，其他提倡规划的表现既有全国的也有区域的。从全国来看，以1934年的美国国家规划署（NPB）为开端，出现了一系列规划组织，包括1935—1943年的美国国家资源署及美国国家资源委员会（NRC）。这些组织成立的理论基础主要是RPAA及南方地域主义的理念，也就是“区域重建的规划方法，以实现新型平衡或区域平衡为基础……（通过）产业分权、新城镇建设、电力及高速公路建设、教育及政治改革”（Weaver，1984：66）。
NPB及NRC开始着手准备。学者和研究者（主要是社会科学领域）聚集在一起，建立了国家规划区域因素（NRC，1935），此研究由政治科学家约翰·M.高斯监管，并受到霍德华·奥德姆的影响。NPB及NRC的员工试图确定美国区域规划的标准（Weaver，1984：68），最后转向流域及相关理念。努力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种神奇的纸张乘法”（用霍尔的话来说）（Hall，2002：173）。实际上，他们的成果可能远不止这些，但不是我们通常预想的规划形式。尽管霍尔总结说，所有的努力“很难发现切实的东西”，但它们激发了一代人从规划方面去考量发展，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理论和实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的关注都聚焦在流动和相关的规划需求上。区域规划在整段时间内被推迟。
区域发展规划：信条/应用/批判，1945—1985
发展理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了诸多影响，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加速了欧美殖民帝国的瓦解，俄罗斯帝国得到了扩张，像美国一样，只是转型影响不同。出现这种崩塌之后，各地深受战争影响，同时人们很畏惧经济大萧条的再次发生，故而成立了一个新型国际组织——联合国，还有一些其他新的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然而，这些组织成立的初衷是为了维护之后我们口中的发达国家的利益，摆脱苏联，同时维护西方国家在世界新兴国家控制力的竞争。发展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激励理念，不仅对那些在经济大萧条中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这样，现在在非洲、中东及亚洲的非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就区域规划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变化体现在发展理念从社会进化的生物学概念向工具化概念的转变——改变国家或社会的轨道，以实现特定的经济、社会或政治目标。伴随这些变化而来的是新旧理念的混合思潮，旧理念属于发展信条，而新理念是严肃的批判。
标准发展理论和信条的出现
在发展的竞争中，印度、中国等国家走了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从苏联的工业发展模式中学习经验。也就是说，他们在重工业、交通运输、电力及筑坝等方面投入大量资本。其他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主要发展模式借鉴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及传统的微观经济理论。罗伯特·索洛（1957）对哈罗德—多玛宏观经济模型的新古典扩展，体现出经济发展源自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中心问题是保证资本和劳动力的适当增长率。阿瑟·刘易斯（1955）及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1960）的著作更易理解，同样具有重大影响。刘易斯认为，发展必然意味着收入的不平等，这既是为了刺激人们努力，也是为了保证资本投资充足。罗斯托的增长模型总结了五个阶段的发展进程：传统社会、转型、快速发展、走向成熟、高水平消费。资本投资对发展十分重要，无论是从储蓄、增加贸易和提高生产率，还是从外来投资。尤其是后者，主要源自国际方面，可以用来建造基础设施，进而提高生产率。该模型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似乎为仍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提供了一条发展道路，尽管这些国家往往仍深受殖民主义和种植园农业的影响。分析的基础单位是国家，而国家政策退居第二位。[10]
以上观点在战后时期西方发展理念和投资方面占主导地位。然而，对其形成威胁的是，区域和空间的两极化或发展在空间上的不平衡。冈纳尔·缪尔达尔（1957）表示，发展可能是“积累因果关系”的良性循环，但同时他指出，发展可能是不平衡的。从一开始，优越的地理位置就得以更好“扩张”，同时引起“回流”效应，将竞争力较弱地区的资本和人力吸引至此，并造成了公平和政治问题。阿尔伯特·赫希曼（1958）同样描述了“涓滴”及“两极分化”效应。当然，问题是，哪种效应占据主导地位。缪尔达尔认为，区域衰退或发展停滞可能持续很久，而赫希曼倾向于认为涓滴过程将最终成为主导趋势。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种观点分别暗示着平衡或不平衡发展，他们将连接标准的、进化的发展主义（受到经济学家青睐）和批判的发展信条（经济学家之外的人或多或少曾支持的）。
如果说创新性和政治重要性集中于发展中国家，那么发达国家落后地区的问题尚未被解决。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重建和兴盛浪潮让路于未实现战后经济增长的地区。特定地区实现或未实现发展的原因长期以来得到地理学家的关注，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学者们开始将新的分析理念和技术应用于空间发展问题。沃尔特·伊萨德（1956）将新古典经济学与区位理论相融合，与之相匹敌的是，与华盛顿大学威廉·加里森共事的新一批分析地理学家的理论。这些观点暗含的区域理念不久就显现出来。道格拉斯·诺斯（1956）与查尔斯·蒂伯特（1956）开始了关于出口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的著名争辩。诺斯认为，出口在工业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到推动作用，这一论断响应了国际组织和发展中国家的决策人的观点，为发展提供了一条捷径（Friedmann & Weaver，1979：99）。关于进口和出口替代的争论成了发展理念批判的早期形式。
与此同时，约翰·弗里德曼对于发展政策的恰当基础做出了重要转变，从之前地域的或流域的区域观念转向功能性、以城市为基础的区域观念，他认为城市系统构成了支持经济发展的真正结构。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他重新审视这一观点，重塑了发展理论，转向一种更具批判性的区域发展观点，认为区域发展是，在高度相互作用和向相关独立区域扩展情况下，受到核心区域创新集群驱动的过程（Friedmann，1972；Friedmann & Weaver，1979）。这一观点与佩鲁（1955）发起的增长极的概念密切相关，且最初时更强调行业而非空间，雅克·波德维尔（1961）将其发展到区域领域（Meardon，2001）。鉴于之后发展理论的进化，这一观点是个关键转向，因为其发起了区域发展理念与重要核心地区集中发展理念之间的争论（Friedmann & Weaver，1979：128—129；Weaver，1984：82）。
到1975年，回顾过去十年间的工作，弗里德曼可以略带满意地写道：“主要国家中很少有尚未采用任何区域规划的。”（Friedmann，1975：801）他浏览了最新的理论和研究，引用了爱德华·索亚（1968）及彼得·古尔德（1970）等地理学家针对现代化的实地研究，以及其他相当的国家研究，尤其是劳埃德·罗德温（1970a）的研究。尽管如此，他总结说：“虽然掌握了大量信息，但仍不能说我们已经知道区域政策和规划是否有作用以及其作用的价值所在。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这种规划符合各种所知的国家需求。”（Friedmann，1975：802）甚至在弗里德曼写下这段话之前，罗德温（1970b）就提出过类似观点，重大的新思想和意识形态变革正在进行。
针对标准理论的批判性回应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关于标准发展理论的争论和批判主要发生在新古典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框架之内。尤为激烈的是关于城乡移民和主要城市增长控制措施（尤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争论。在规划方面，这一点体现在增长极理论上——它们能否启动落后地区的发展，或它们是否投资过少而阻碍了国家经济发展。甚至弗里德曼呼吁的发展规划从领地向功能基础的转型也是在此模板之内，尽管他开始对其表示怀疑。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新的意识形态变革发生在国家和地区发展规划中。在更大的国际和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去殖民化运动激增，全国独立运动不断，对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的反抗增强，新的意识形态定位兴起。法农（1963）对殖民主义的激进批判，预示着新一轮国家解放运动的到来，从阿尔及利亚到伊朗再到南非。正是在这一时期，“第三世界”这一名词得到广泛使用，指的是那些既不属于西方国家集团又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也暗示这些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将走上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伴随这些国家的发展而来的是，关于区域规划和发展的新思潮。
追溯这一时期区域规划理念的难点之一是思潮的增加。历史上，欧美国家区域规划集中于城市区域或是经济上落后的工业、农业或资源地区。现在，除了这一特点，还出现了发达地区（第一世界）对不发达地区（第三世界）的问题，以及来自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的批判。[11]最显著的例子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新兴起。在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方面，尤其是地理、社会学及规划学，甚至一定程度上包括经济学，已有的信条受到了激烈的冲击。
这一时期的批判观点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同时补充了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歧视主义。不发达和依附理论，也就是韦弗口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个得以流行的真正政治经济模式”，认为不发达国家主要是受到与工业化国家的政治和贸易联系的剥削和困扰。对土著人和穷人的关注（发展迅速的城市的寮屋和农业区内的），形成了这样一种新的构想：标准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尤其是世界银行和IMF所推动的，在本质上利于富有国家，尤其是美国。
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很明显第一个“联合国发展十年”未能兑现其发展承诺，该用什么来取代标准模型尚不清晰。拉美国家在依附理论（Quijano，1968；Sunkel，1969；Frank，1967）的启发之下，开始呼吁减少与美国的经济联系，从其他国家进口，发展国内经济，但相关的政策未能成功实行。进入20世纪80年代，所有发展模型都未能持续。区域发展也是类似的情况。查尔斯·戈尔试图推翻区域发展规划的根基，引用了罗斯及科恩的话：“大部分国家都将区域规划作为必要发展内容，但没有哪个国家真正明白其含义或实现方法。”
欧美国家在区域分析方面也发生了相似的巨变。曼努埃尔·卡斯泰尔（1977）及戴维·哈维（1973）等作者发表的关于规划的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批判得到了80年代诸多批判的补充，大部分集中于理论不足和欧美地区不公平问题上。查尔斯·戈尔（1984）的观点是关于区域规划的最清晰的冲击，他认为，区域规划完全是服从于少数控制国家的利益集团所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安·马库森（1987a）也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进行了分析，她认为区域和地域主义是美国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对区域规划本身的关注相对较少，她分析美国历史和政治中的区域和地域主义的作用时，以政治权力和利益为基础，将地区视为一种利益互锁和相互支撑的空间区域。
全球化世界中的区域规划，1985—2000
20世纪80年代，苏联解体加速了世界经济和发展进程中的深刻变革。到1979年，弗里德曼预先提出跨国企业将成为中国发展的一大特色，虽然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解读并不准确（Friedmann，1979：164—169）。由于美国将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政治和意识形态变革趋于正确化，新自由主义的贸易和发展政策逐渐成为主导。发展方面，对内投资和出口带动增长成为主要方式（Stiglitz，2003）。1986—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和放松管制，这些都利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但同时推动了新一轮资本和投资浪潮。典型代表是所谓的“亚洲四小虎”——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这些国家都用出口带动增长，将廉价劳动力引入跨国企业和美国市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结果，全球化趋势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大幅经济增长，同时也大大加深了贫富的分化（国内及国际）。最成功的国家，以中国为例，一方面鼓励国内投资，一方面抵制欧美的完全开放贸易的需求（这种需求并未提及取消发达国家农业等方面的国内补贴和关税，如果实行，将产生重大影响）。随着资本的涌入和流出，弱小国家遭受着一次又一次的财政危机，IMF提出的要求使这些国家面临失业和经济萧条。这种模式在拉美国家最为流行，但也扩展到了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几个亚洲国家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萧条时期（Stiglitz，2003：214）。
20世纪80年代第二个重大变化是，认识到信息与通信新科技对生产率与消费者需求模式具有深刻影响，对发展具有引申意义。硅谷早期被认定为具有非凡经济实力的区域（Saxenian，1994）。尽管对硅谷的认可滋生出各种争相效仿，但是那些努力都是基于从区域到部门或行业作为发展主要驱动的转变。矛盾的是，尽管几十年来发生了最具影响力的区域转型，但基本理论又重新回到了出口基础，并与技术创新相结合。
区域发展与规划三大重要主流思想甚至影响至21世纪：（1）发展重心从区域向行业发生转变，并以经济发展为目的；（2）超国家地区主义的兴起及国内的影响，与民族地区主义的再度出现一并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3）环境作为发展的关键因素。
行业与制度转型
20世纪80年代早期，规划过程伴随着激进理念的崛起并开启新的论点——生产问题。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目睹了不断变化的世界，确认了从大规模生产模式（科技时代称为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其基础是小型公司及其互动的紧密网络以及地理上的有限区域。迈克尔·皮奥利与查尔斯·萨贝尔（1984）的作品描述了博洛尼亚市的生产系统，刺激了美国写作主流，尤其是艾伦·J.斯科特和迈克尔·斯托珀（Scott & Storper，1986；Storper，1991；Storper & Scott，1992）。他们与很多其他同类作家一并试图构建理论框架和实证基础理解所发生的产业转型。同时还关注空间和地区，该群体的见解基本上是关于产业组织、制度结构、网络及政治表现。
所谓的“高技术”被认为是关键的发展驱动因素，它推动寻求有活力的产业，并重塑有关它们是什么及如何运作的理念。在这个过程中，区域规划的想法渐行渐远。萨格斯里恩（1994）具有影响力的书——《区域优势》，为硅谷的高科技产业如何运作以及在网络环境中如何产生创新提供了清晰的视图，这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皮奥利与萨贝尔。紧随其后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试图定义和描述高技术本身，并显示其如何体现政治力量（Markusen，1987b；Glasmeier，1991）。彼时，比希瓦普利亚·桑亚尔与合著者试图使其向发展中国家扩展（Schön，Sanyal & Mitchell，1998）。很明显，高科技中心不可能到处都是，学者和实践者获取了很多来源，早在19世纪90年代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埃德加·M.胡佛（1937）便确认能够形成可行发展基地的公司和行业集群（Porter，1998，2000；Bergman，Fesser & Sweeney，1996；Hill & Brennan，2000）。经济学家对地理的重新发现，尤其是保罗·克鲁格曼（1991），增加了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严密性，强调规模收益递增在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提供一些实用性建议。
研究和思想的激增伴随着区域发展思考的转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段时间见证了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的政策转变，反映了对新传统的理解，即发展需要更强大的制度基础治理和人力资本的发展，以及对内投资中更大的驱动力。无论是快速增长的城市还是农村地区，发展政策框架已经形成。对于富裕地区的落后区域，目的是吸引外资。市场作为一种典型的经济发展战略看到了生机，无论是在高科技领域还是低技术行业对跨国公司均具有吸引力。地理学家如菲利普·库克（1995）和迈克尔·基廷（2003）发现了一个“新区域主义”（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只有一个被提出），将区域作为发展政策的着力点，并基于此吸引新投资资本。通过这一过程，内在创新和资本形成开始发生，使这些区域踏上成长之路。尽管许多人反对，但这种综合对区域和地区经济发展来说仍占据主导战略（Lovering，1999）。
超国家与国内区域主义
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十年的理解，即使区域规划在衰退，但区域主义并没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很大程度上超国家的版本是新自由主义的、基于贸易的发展议程的一部分。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增长，无论是主要参与者还是遭受后果的国家，都面临着出现问题将如何治理的难题。随着世贸组织“整个世界”概念问题的出现，重要参与者和跨国企业同行试图通过建立超国家、区域贸易协定巩固自己的地位，其中《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就是典范，其次是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和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
鉴于所反映的趋势，学者们发现了另一个“新区域主义”来描述这一过程（Preusse，2004；Breslin et al.，2001），认为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该领域的学者明白，经济一体化在世界范围内促进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可取的，但产生的不平等和环境恶化问题减慢了这一过程。为获取利益，对较小的国家来说，订立协议非常有利，但其中谈判议价能力仍然是一个问题。
当然，早期的思想家在关税联盟这个主题上考虑到了这些问题，尤其是雅各布·维纳（1950），但是从区域的角度看，欧盟这个例子提供了丰富的洞察资源。欧盟的形成或许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最开始明确是作为关税联盟建立的，并且制定了一些公开的强有力的区域政策——实际上指的是在欧洲大陆范围内的区域规划。欧盟为成员国中的落后地区提供的资金，似乎是一个带有讽刺性质的计谋，以此可确保成员国对其的忠诚，并吸引更多的新成员，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欧盟的成员国已在逐步增加。2007年到2013年，欧盟已为结构基金、凝聚基金、欧洲团结基金和欧洲投资银行编制了约合3480亿欧元的庞大预算，以求减小欧洲各地区之间的结构差异，促进所有国家间机会均等的实现。[12]例如，爱尔兰的区域政策普遍被认为是极为有效的。显然，区域项目也在为荣誉而战。2008年2月，欧盟的网站发表了如下内容：
昨夜，布鲁塞尔举行了“区域之星”颁奖仪式，该仪式为“经济变化区域”会议的一部分，并且全部使用欧洲共同体基金，奖励了欧洲地区最具创新和经济效益的项目……它们的项目将会为欧洲其他地区起到示范作用。[13]
这足以让一个坚定的区域主义者热泪盈眶了。然而，从美国的早期发展至今，还没有过这种区域政策和一体化规模。
令人惋惜的是，过去二十年间，地区和种族冲突再度出现。不管是为独立而进行的暴力斗争，如在达尔富尔、科索沃、斯里兰卡和东帝汶，还是在布隆迪和许多其他非洲国家发生的民族冲突，这些地区悲剧似乎是永无止境的。不幸的是，欧洲的巴斯克地区、加泰罗尼亚、威尔士和苏格兰也发生了动乱。在非洲，大部分问题归因于殖民和后殖民的失败；其他观察人士指向了冷战的结束、贸易强国中的不平等，以及不断增长的全球资源压力下改善原住民生活水平的暗淡前景。（Rothchild，1997）
在缺乏一些像欧盟这样有效的更大框架下，如何将这种现象转变为积极的结果仍需探索。在欧洲范围内，它暗示着一种相当于与周边农村附属地区联合在一起的城邦形式。新加坡已经体现出了这样一种可能。对于非洲来说，前途尚不乐观；殖民帝国瓦解之后建立的新兴国家坚决维护国家独立，但是作为公民社会，它们经常以失败告终。考虑到在持续增长的大城市中发生暴力事件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只有在城市获得稳定发展的许多年后才发生，但是只有稳定的发展才能实现各民族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环境作为一种区域化因素
过去二十年中，第三种全球力量——环境——正逐步走进人们的视线，尤其是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环境意识已成为帕特里克·格迪斯理念中的主要因素，部分是由于他在生物学和生态学上的训练。随着人们认可本顿·麦凯发扬格迪斯和约翰·缪尔的环境保护伦理，在某种程度上，自然秩序理念的规划应延续至20世纪中叶。然而在美国，环境保护论的现代模式只在20世纪70年代才普及，特别是通过卢纳·利奥波德、蕾切尔·卡森和其他成功通过主要环保立法的积极分子们的努力。立法本身并不只是针对某个特定区域，而是使用了更为一般的立法形式，如《濒危物种法案》或《国家环境政策法》。然而，环境保护开始以特定的区域形式证明自身的正确性，如空气和水质量治理地区或栖息地保护计划，它们都涉及了城市和城市周边地区，以及更大的地理区域。
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全球气候变化，同时还有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压力，这意味着区域环境问题已迫在眉睫。全球范围内都在努力解决特殊地区所面临的问题，如北极栖息地消失和热带地区热带雨林的破坏。更加令人畏惧的是，解决二氧化碳产生和扩散的努力需要全球范围内的空间框架，尽管这也意味着会降低个人或家庭的生活水平。或许这并非偶然，在此期间，地理学家已放弃区域的想法，而将规模的概念作为核心理论问题（Smith，1995）。该研究的一些内容是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空洞理论，但是人们却不由得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这种转变本应该发生在当旧理念确实不再行之有效的时候。然而有趣的是，当气候政策应用于大城市的交通时，确实显示出明显的区域因素，同时也受缚于土地的使用。
结论：区域规划的前景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区域规划的前景喜忧参半。在大都市的尺度上，区域政策和规划的复兴正在明显发生，过去的治理结构与工作人员的失职很不利于处理紧急问题。对于发展规划，不管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区域作为一种组织概念已经不再明朗了。
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正在经历快速增长的国家，各国政府和国际救援组织都在期待广泛意义上的行业解决方案。伴随着国际贸易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管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组织，还是政府管辖之外的组织，都试图在工业领域发展方面吸引外来投资，同时用教育提升人力资本，通过制度变革带来更好的决策和协调。几十年以前，在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计划经济策略远远无法实现人们的梦想。人们与这些政策给地区带来的恶性后果作斗争，但是一般来说，区域性解决办法已不再盛行，因为它只有很小或几乎没有影响力。即使是许多最穷的国家，民族冲突和暴力事件是否会导致其基本发展策略的变革也是不确定的。对大多数情况来说，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贸易体制下，贸易精英将其拥有和获得的资本投入更安全的地方是无可非议的。
在发达国家，情况大不相同，规划学院的课程改变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许多项目都采取区域发展和规划作为它们发展的主要集中策略之一（城市区域规划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到20世纪90年代，区域发展的集中已经演变成当地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往往与地区开发紧密相关。在实践中可以看到类似的方法。在美国，即使联邦政府放弃了区域发展和城市政策，地方经济发展规划也还在扩大。城市需要采取措施以应对经济体制中的巨大变革，它们别无选择。不可避免的是，这都意味着要在行业间采取措施，不管是产业部门还是劳动力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可行部门的探究已经超出了技术范围，而到达创意阶段（Florida，2002）和艺术范畴（Markusen & Johnson，2006），但是本质上它们是相同的。与此同时，正如我们注意到的，地区角色和地区身份似乎仍对欧盟的发展政策大有裨益。
在实践理论和实践信条上，区域发展规划理念似乎正在衰退。然而，区域规划已被证明是一个有弹性的理念，而且它不应简单地像摒弃过去一样退出历史舞台。大都市和大都市群的区域主义有死灰复燃的趋势。贫困国家（以及富裕国家中的贫困地区）如何摆脱贫穷这一持久的难题仍然困扰着我们，具体体现为主动性的缺乏和民族区域动荡。基本上，在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下，人们不太可能产生区域认同的愿望。人类一直都是一种迁移性物种，但每当他们到达一个地方，就会定居下来。那种渴望太过遥远，并且深深地根植于人类进化之中，以至于在我们这个时代消失了。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