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中的可持续性：一场运动的弧度和轨迹与21世纪城市的新方向

第四章 规划中的可持续性：一场运动的弧度和轨迹与21世纪城市的新方向

蒂莫西·比特利

一个强有力的理念及设想的演变

自2000年以来，可持续发展在全球逐渐得到极大的推崇，也成了规划领域中一个重要的新典范，备受瞩目，安德烈斯·爱德华兹在自己的新书中将其称为“可持续性革命”或“影响社会各方面的意识及世界观的普遍永久变革”（Edwards，2005：2）。他指出了可持续性革命与工业革命的相似处，包括社会各方面开始对可持续性表示支持，以及迅速增多的组织、利益群体和个人在分权模式下为可持续性工作。可持续性也被看作继信息时代之后的又一次创新浪潮，深刻地改变了再生能源、绿色化学及资源效率等方面的发展方向。

可论证的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并没有特别的新理念：从长远角度看问题，考虑后代发展，谨慎认真分配资源，发展越界可能导致退化或生产率损失，利用生态价值（如：使用木材、鱼类及补充地下水等可再生资源）。比如，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文化和历史显示出可持续观念和生活方式（易洛魁人的七代规则^[2]），就像之后的自然保护运动和国家公园运动。早期自然保护领导，如美国林务局首任局长吉福·潘绍认为，要治理森林和农作物收割，以确保生产的永久性。这也是我们现在推崇的，但实践过少。这一视角高度以人类为中心，当然，也是它需要长期治理的资源的人类经济价值。正如一百多年前潘绍所言：“我们要保护发展活力，保护工商业原材料及资本和劳动力的雇佣；还是要浪费它们？如果我们承担起国家福利事业委托人的责任，我们的子子孙孙将为我们祈祷祝福，否则，他们只能向我们细数自己所受的苦难。”（Pinchot，1908：12）耗尽或浪费自然资源是错误又愚蠢的，许多同时期的自然保护和环境保护措施，都在某一方面影响着环境保护道德伦理。我们对可持续资源治理的理解更为细致，进而，我们意识到要更多关注森林而不是乔木作物，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木材，并重新审视休养、可视域及其他重要价值。

可持续性主要指的是合理使用各类自然资源——森林、渔业、生产性土地。可持续性发展是众多长期传统活动的改性剂或附属，但方式不同：可持续性渔业治理、可持续性林业及可持续性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意义可能是最为清晰的：提取或收割的数量要可以保证资源的永久性。尽管可持续性发展的概念相对较新，是随着早期自然资源治理观念更为广泛地应用于国际及经济发展方面而出现的，但这些早期的观念仍代表着其最初的定义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1972年《美国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等立法涵盖了这些观念，寻求可选的可持续种群，且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提出了“可持续使用”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类似于花掉利润保留资本。坚持对资源进行可持续性利用，确保社会可以从这些原本无限的资源中获益”（IUCN，1980：9）。这些基本的资源保护价值观仍具有重要性，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价值观逐渐成熟，从更为广泛的视角看待资源环境，认为森林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因此需要通过治理来保护其支持的更大的利益和价值，包括休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Lindenmayer & Franklin，2002）。

后期的可持续观念也意识到，人类行为对生态系统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要远甚于早期自然资源保护论者所理解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盛行的可持续性学识和观点为大众文化引入了界限的概念，并指出过度的资源使用、消耗或人口增长将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这一概念是建立在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的洞察和研究之上的。多内拉·梅多斯及其他协同作者在《增长的极限》（1974）中，提到生态系统是可能有极限的，或者说，大范围内的全球生态系统对地球上如此巨大的人类压力的吸收和调节能力是有极限的。通过这些实验性研究，梅多斯及其同事协助将生物学及生态学的观点应用于更大的社会经济系统中（Meadows，1974；Meadows，Randers & Meadows，1993，2004）。人类行为可能引起全球资源崩溃的观点相对较新，得到了保罗·埃利希等同时期作家的赞成，尤其是在《人口爆炸》（1968）中，尽管具体的预测仍有争议，但专注于极限和临界值，在极限内生存和设计（无论是规划集水区、地下水蓄水层或全球渔业及食品供应，还有急需的变革），对规划师来讲都仍是很重要的心理框架。

关于可持续价值观的重要国际会议及宣传活动包括：1972年人类环境联合国会议（斯德哥尔摩会议）、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会（所谓的布伦特兰委员会，即以挪威前总理布伦特兰命名）、1992年地球高峰会，以及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峰会。布伦特兰委员会及其1987年发表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是极具影响力的，并产生了普遍接受的定义：在不损害后代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的基础上，满足现代需求（1987年8月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会）。但这一定义较为模糊，涵盖了未来深层次上的道德重建，过去几十年里，这一定义有时只是一个标语或口号。

不可否认，自然资源保护运动前期形势较好，世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现在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比以往都更为严峻，我们对环境问题的了解也更为透彻。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受损、全球渔业崩溃、热带雨林不断消失，以及重要生态类型总体下滑，都显示出现今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然而，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可持续性作为一种概念和实践存在于政治环境中，且尽管规划领域中的大部分人认识到了可持续性的重要性，这一观点仍不够普遍。虽然大部分人同意我们需要解决全球变暖等问题，但也存在着许多分歧，甚至是在可持续性的科学性和现实性上，此外，基于意识形态基础对可持续措施和政策的反对也较为普遍。

尽管存在着诸多争议和分歧，可持续性发展的出现仍为我们理解资源配置和规划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新视角。现在的可持续发展是怎样的呢？这一概念有了怎样的演变呢？总体而言，在生物学和生态学对极限的科学理解的指导下，可持续发展最初是为了理解和缓和不可再生资源（森林、渔业、土地）的使用和开发，但随着演化，21世纪这一概念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今天，可持续性不仅限于生态领域，还包含了城市和建筑环境；并且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文化和意识领域渗透。越来越多的底层公民开始参与可持续活动，可持续性不再限于国家和联邦办公室中的专家。我们社会和文化的语言发生了变化。

从可持续发展到可持续城市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可持续发展都未曾涉及城市领域（仅限于非建筑环境）。20世纪60年代以来，“可持续社区”和“可持续城市”两个短语才出现在可持续性的词典里。布伦特兰委员会1987年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有一章节是关于城市的，尤其强调了发展中世界面临的城市问题。该报告中很少出现可持续城市或生态城市等短语，但大量讨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城市中贫困和住房不足等问题的必要性，问题仍很突出。

可持续发展对社区和城市更为核心作用的关注，源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激进主义和不断提高的环境意识。欧内斯特·卡伦巴赫在其1975年出版的预测性很强的小说《生态乌托邦》中，预测了许多我们现在仍在努力充实并实践的生活和规划可持续观点：人们生活在综合紧凑且没有汽车的“迷你城市”，磁悬浮列车在其中飞驰，城市内部及周边重建了许多绿色天然的区域，重新认真思考物质产品和消费方式，总体上生活富足而消耗减少（Callenbach，1975）。尽管小说的前提——西北部的发展从美国脱离出来——是很牵强的，但许多观点、技术和生态生活的新模式都在某个地方得以实现。对生物区的关注仍是重新联结人类和文化自然，以及组织政策和在更有意义的自然单元周边进行居民点规划的强有力推动力。

在可持续发展系统的建造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思想家的痕迹，他们将城市看作一个生态系统。理查德·雷吉斯特是生态城的主要建议者，《生态城伯克利》（首次出版于1987年）为设想未来可持续城市奠定了基础。雷吉斯特及其他一些人呼吁建造生态城，并将城市视为生态系统。在他的激励下，美国克利夫兰到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等城市也出现了相似的生态组织和活动，他还组织了一系列年度国际生态会议。作为一名有天赋的艺术家，雷吉斯特成功地将生态城的设想从视觉上具体化。他表述的“整体社区”中，物流、自然及食品生产与其他生活结构融合于紧凑且适于步行的建筑形态中（屋顶上都装着太阳能板和小型风力涡轮机），这些都启发了之后的具体实践（Register，1987，2006）。卢瑟福·普拉特也写过关于生态城市的文章，并且大力提倡生态城市，这与雷吉斯特很像。普拉特在全国各地组织或协助组织了一系列公共论坛，以推动生态城市建设（Platt，Rowntree & Muick，1994）。

意大利空想建筑师保罗·索莱里的思想也为早期的社区可持续性做出了贡献，1970年，他开始在亚利桑那州高地沙漠中建造“雅高山地”（Arcosanti）。为了展现索莱里口中的生态建筑（建筑加生态）的模板，雅高山地在有限的物理空间中建成了一个重要的紧凑步行社区，主要利用日光能源。雅高山地的建筑都有一个特别的顶部设计，圆形屋顶分为两半，可以捕捉到太阳，关键时刻能遮阳，形成了与环境和天空的开放式连接（Soleri，2006）。与周边自然环境和谐共处，食物通过温室、菜园、果园等自给自足，与当地深度连接（包括印第安人在当地定居的历史），雅高山地的功能远远超出了其地理空间的限制。这一模式仍有其他教育意义：最近的一次参观中，我惊讶地发现，索莱里在垂直结构上将有角度的座椅与屋顶相结合，方便人们观看夜空（图4.1）。

这种可持续城市语言和思想首次应用于主流城市规划的是西雅图1994年的综合规划。规划的小标题是“迈向可持续西雅图”，主要围绕三个价值组织：环境保护、社会公平及经济机会和安全，这是可持续发展试金石三个E——环境（environment）、经济（economics）、公平（equity）——的早期体现，不再单一地专注于环境，还考虑到自然资源和社会机会分配的公平性（“可持续为了谁”），以及经济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是西雅图规划的一大优势。加里·劳伦斯是当时西雅图规划负责人，他指导了整个规划，现在是艾奕康科技公司（Aecom）可持续性的主管。该规划力图掌控区域人口增长，将其转变为一种创新的都市村庄网（和等级），要体现可持续地区所应具有的特质：交通便捷、功能及活动齐全、以行人为本。

近期的城市及建筑

世界各地许多城市现在已经制定了全面的绿色规划或可持续规划，而近来规划的广度和深度着实让人惊叹。比如哥本哈根近年来宣称要建成“生态大都市”，并制定了宏大的目标（如：到2015年50%的通勤行程由自行车完成；哥本哈根市，2007）。伦敦及其他许多城市已制定出宏大的能源和气候改变战略。在美国，几乎所有主要城市都已经或正在制定绿色规划和可持续规划，有的城市间还形成良性竞争，看谁是最绿色的，比如芝加哥和纽约。市长们越来越支持可持续城市建设，这表明政治及公众支持在不断增多。纽约的“规划纽约2030”虽然几经波折（包括有州立法反对收堵车费），但为（更加）可持续的未来制订了宏伟的计划，描绘了魅力愿景（纽约市，2008）。2009年2月，美国900多个城市在《市长气候保护协议》上签字，表明可持续城市越来越受到公众和政治方面的支持。

前几十年里，就已经出现支持城市形态和规划对减少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的意义的新研究和观点（Newman & Kenworthy，1999）。现在许多规划师都赞成投资公共交通的重要性（更节约能源），以及步行和自行车的城市生活环境对环境的益处（Beatley，2000；Girardet，2008；Newman & Jennings，2008）。因此，可持续自然而然融合到城市方面，不仅因为建筑环境的影响在不断增加，而且因为城市设计规划和都市生活方式将可以创造可持续生活（图4.2）。

可持续城市以及绿色都市主义观点，成了诸多可持续目标和愿望变为实际的物理和社会成果的强有力典范。现在的发展方向是，认识到我们需要更为全面的都市战略，可持续城市的最佳范例，从德国弗赖堡到巴西库里蒂巴，都是采用了全面整体方法的城市。这些城市的领导意识到有许多事情急需完成——制定紧凑都市形态、可持续交通、能源效率及绿色建筑、回收和零废弃物技术等，还要明白各个政策及规划部门对其他部门的推动和强化作用。此外，这些城市中都盛行绿色治理这样一种新文化，城市自身的治理从采办政策到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或打算建什么样的城市，再到建筑、公园及街道的治理，都力求减少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并为其他方面树立典范和基准。旧金山正式采用了预防原则^[3]，将其视为可持续应有的具体表现，原则体现了旧金山对公园及设施的治理办法（避免使用杀虫剂和除草剂），对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建筑、可持续交通（如城市汽车共享）以及实现循环利用的竭力支持。从西雅图到墨尔本再到海牙，许多城市已经采取了某种形式的可持续指标或“绿色账户”，来评估其可持续措施的实施情况，衡量目标的实现进展。

可持续运动是建立在其他社会政策传统之上的，并从中得到支持，尤其是公共健康政策及建造健康城市的目标，健康城市在卫生设备改革时期出现，致力于创造更健康的都市生活条件。对久坐生活方式及肥胖率增加的关注，反映出这一协同作用。规划师发现公共健康社区非常支持建造紧凑步行社区，让人们摒弃汽车。健康行为相关的研究成果同样支持可持续社区，因为这可以促进社会互动，扩展朋友网。

设计健康的房屋和建筑与设计节约能源和资源建筑有着一致的目标（如结构有充足的日光和自然通风），实际上，绿色建筑就是其中的成功案例。尽管我们自认为是绿色设计和绿色建筑的原则和措施已经出现很久了（如：设计预空调结构以利用烟囱效应和自然通风），对绿色建筑明确而有组织的关注则相对较新。1989年成立的AIA环境委员会、1992年国家首个地方绿色建筑计划——奥斯丁得克萨斯绿星评级系统，都是里程碑式进展。毫无疑问，近来公众对绿色建筑的关注以及政府对绿色建筑的支持显著增加，正如对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项目“能源和环境设计领导力”（LEED）证明的关注。LEED认证在2000年才开始，目前已认证的建筑在2 200个以上，每年还在增加。美国老城市建筑委员会自2000年以来会员数量翻了两倍，每年的绿色建筑会议的规模都大幅度增加。随着对绿色建筑及可持续性的关注，出现了新的公共机构组织和私人机构组织，以及新的治理和规划要求。

许多城市已经设立了体现可持续性的办事处或机构。通常这些机构是在市长办公室内，奥克兰可持续办事处就是如此。纽约是最早将可持续措施和观点在治理结构中实施的城市之一，1997年成立了可持续设计办公室，隶属于市设计建造部。该办公室有助于纽约市创新性“高性能设计指南”的制定，以及绿色建筑计划的实施。漫步在巴特里公园，不可否认，2003年完成的针对公寓大厦潜在购买者和租住者（如苏拉尔）制订的绿色计划和绿色呼吁，成了美国第一座绿色居民办公大厦，融合了诸多显著的绿色特色（图4.3）。

图4.4：圣塔莫尼卡的科罗拉多公寓（蒂莫西·比特利摄）

扩大可持续设计和发展的影响

在炮台公园等地，人们担心可持续计划更多的是为了出售和促销，而并非实践。这一点确实让人担心，可能是这一运动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因为在运动早期，对于绿色建筑或其他环保领域应包含的内容还少有专业一致性或标准（虽然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制定了LEED标准）。也有人担心，可持续性和绿色都市主义只是富足和富有领域才能实行。炮台公园内的公寓大厦可能相比曼哈顿其他地区的更便宜一些，但仍是有一定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人才能购买。人们怀疑绿色理念和技术可能无法用来改善穷人和不那么富有的人的生活状况，这一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出现这一担忧可能是因为早期环保设计理念大多在富有的飞地（如佛罗里达州萨尼贝尔等沿海社区）和更富裕的自由（通常是大学）社区（如科罗拉多的博尔德及佛蒙特州的伯灵顿等）实现。然而，现在有很多绿色建筑和项目是居民能够支付的，提高了不够富裕地区的适于居住性。圣迭戈附近的苏拉尔自称是国家首个价格实惠的“全太阳能”住房计划，而圣塔莫尼卡的科罗拉多公寓将一些可持续特色融入单人间（SRO）建筑中（图4.4）。在芝加哥，建筑师赫尔穆特·雅恩设计了一个LEED认证的SRO建筑和卡布里尼—绿色住房计划的重建，以及一些HUD的HOPE VI下的公共住房再建项目。项目采用了绿色技术，包括密尔沃基的绿色屋顶，以及波士顿麦弗里克花园的LEED认证的中高层住宅楼。

规划师及其他一些人越来越意识到可持续发展是改善权利最少、最弱势社区人们生活质量的途径，如果说需要降低住房和生活环境的碳排放，那么就是在这些社区内。科罗拉多公寓的能源基本自给自足，主要是结合了太阳能板和一个小型天然气供应的热电站，居民无须支付每月的水电费。许多人呼吁在可持续社区建造无车或限车住房，鉴于这项措施可能极大地降低生活成本，其前景较好。尽管苏拉尔有很多汽车，但这一太阳能设备位于商场附近，居民将使用所提供的特殊设计的可折叠购物车，鼓励居民购物时不使用汽车。

一个积极的转变是绿色都市的基础扩展到更多的黑人社区和公民权利被剥夺的社区和地区。在范·琼斯和马霍拉·卡特等都市领导的指导下，绿色都市计划已经发生了变化，从略微专业的理念转为意识到绿色屋顶、雨水花园及社区农场对推动就业和社区活力及复兴重要性的理念。将绿色设计理念应用到价格实惠住房体现了相似的变化：部分社会正义，部分实用主义。近年来，环境公正运动越来越多地专注于城市建设，且成果显著。卡特建立了可持续南布朗克斯组织，主要是为了找出绿色和社会公平相融合的途径，还实施了诸多绿色计划：培训居民进行都市绿化以促进当地就业，建造新公园和空地以改善生活环境质量（如南布朗克斯园林路），政治上限制威胁社区地基的土地使用决策（如加设新监狱及废物治理设备）。布朗克斯环境保护培训（BEST）计划展示了这一诉求，推动居民选择“绿领工作”，包括都市园艺、绿色屋顶安装及棕地翻修工作等。这一设想有助于将绿色都市主义看成在南布朗克斯这样的面临经济挑战的城市，提供就业和增加经济机会的途径。

可持续南布朗克斯等组织的工作显示了人们对促进和推动社会可持续性（许多地区越来越重视）以及更为普遍的生态可持续性的更深关注。一些人哀叹这一更为宏大的可持续观念，但它显示出对第三个E（或可持续范例中的第三个支柱）的重视：社会公平维度。社会可持续性基本包括促进社区多样性，各群体和部门协助措施，系统理解计划和措施的社会影响，克服经济和其他方面不公平，以及解决特殊群体的特殊需求，尤其是老幼群体和弱势群体。一些社区已经筹备了社会可持续计划或特殊程序，以便于考虑社会影响。例如，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在2007年制定了社会可持续性战略规划，明确了主要社会目标、战略和行动计划（博尔德市，2007）。具体提案包括建立评估城市规划提案的社会可持续性审查系统，重视低收入家庭儿童护理，增加老年人出行交通方式。

2008年出现的经济衰退以及北半球出现的高失业现象，引起了社会对公平的重新思考，并显示出可持续发展路上的新挑战。然而有趣的是，经济危机促进了个人和集体决议向可持续方向的转变——更多的人使用公共交通，更多的人将家视为长期居住地而非临时投资，某些物质商品的消耗减少，但这些变化的长期持久力尚未可知。在南半球，扶贫始终与可持续发展同等重要。在减少自然资源消耗的同时，还要改善非正式定居点内的就业和生活环境，保障食物、水源及医疗供应，这些地区的人口正在或将会急剧增长。

看待城市的新方法

亲生物城市

另一个挑战是我们应怎样设计、建造并保护城市，使其与自然相融合。越来越多的人指出，需要进行亲生物设计，建造亲生物城市，这是基于E. O. 威尔逊赋予亲生物这一概念的活力。他认为，我们与自然共同进化了数千年，需要与其有直接的联系（Wilson，1984，1993）。人们眼中可持续城市所必需的紧凑和密集有时加大了与自然融合的难度。然而，人类在主流城市绿色技术和技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绿色屋顶已经成了众多美国城市的首选。例如，芝加哥就已经宣布了显著成果，前市长戴利先生改进并支持绿色屋顶建设，有450多个绿色屋顶已经建成或正在建造。城市绿化理念有大有小：植树，将草坪改建成天然大草原，建造绿化带（如帕特里克·布兰克在巴黎及其他城市出色的设计；图4.5），建造雨水花园和生态沼泽，甚至建造城市日光系统（之前铺设的地下管道移至地面，沿着社区重新铺设）。

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亲生物设计包含现有退化或忽略栖息地和环境的修复，如纽约牙买加湾洛杉矶河和休斯敦水牛河口的重建。虽然修复很难实行，但亲生物设计的支持者表示，自然与城市之间应该是没有冲突的，而且实际上，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健康的城市生活需要在各个方面亲近自然。随着对城市自然化重要性（及可行性）意识的增强，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自然和自然环境的确切含义。美国自然保护主义源于淳朴田园的自然神话，崇尚自然特色。我们越发意识到，在大部分美国人生活地区附近改变了的地貌和特色中，日常自然或共同自然中也是有固有价值的。我们需要保护这种特殊的自然敏感性，经验显示出这些较小的、视觉上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自然片段的价值——心理的、社会的，甚至经济的。

环境保护运动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是反城市的，这一偏好仍萦绕着城市规划。即使在今天，大多数关于环境和环境治理及政策的重要书籍都往往描述更为“自然的”背景作为整体形象，如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等公园，或淳朴的湿地和沿海沼泽，很少有关于人类的明确描述。随着草根可持续组织的出现，这种情况发生了转变，这些组织包括可持续南布朗克斯、公地基金会等国家环保群体，现在主要专注于城市。贝特·米德勒的纽约恢复项目（保护小型社区花园运动的成果），是环保向城市方面转型的又一个案例。

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划师开始意识到，有更新、更有效的方法来维护公众和政府对符合城市生态原则的规划的支持，以及强调自然系统提供的重要（且自由）的生态服务有着特殊的意义。“绿色基础设施”及“生态基础设施”已经成为环保规划中的常见短语，在这种新的语言体系中，包括湿地、森林及河流系统。由于自然有着诸多实用益处和价值——净化空气，提供水源，改善水污染，吸收暴雨水，自然需要人类保护和修护的观点仍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性框架。实用主义的论点因此也越来越多地集中在经济价值方面，比如美国森林等组织已经制定了将森林覆盖率转化成衡量其生态功能价值的特殊经济模型（美国森林，2001）。

意识到自然和自然系统是工程和设计结构的长期可行且更为有效的替代性方案，也是这次变革的一部分。湿地对洪水的控制和保留作用，比工程设计的传统洪水控制措施更有效。

在很多具体的规划工具、技术和理念中可以看到这些有前景的趋势。环保式发展或小型分散式雨水治理技术，包括植树和安装绿色屋顶，还有建造雨水花园和生态沼泽地，采用渗水人行道技术等，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系列重要可选措施和观点。这些适度的环保治理技巧显示出对城市基础设施一种极为特殊的思考方式，质疑了大规模措施、高度集中的管道和排水系统的价值和一致性。

这些新的分散式技术和技巧也推动了新的美感（并受其推动）。关于雨水的集中式工程学观点认为，雨水应该被抽走、隐藏、集中并运走，像对汽车和交通的主流观点——越快越好，效率和成果依据雨后每分钟的流量和余水量而定。这一观点发生了巨大转变。许多规划师、官员和普通大众现在都持全新观点：各种形式的水，包括暴雨水，都可能且应该被赞颂。水应该被人类看到，无须隐藏，应该成为社区的一部分。雨水花园成了一个重要的可视参考点，并且连接了集水区和环境，这是工程设计没有的。

自然启发下的城市

城市被赋予的新的重要性主要是意识到了环境和资源消耗的最终来源，以及更具可持续性的未来的真正潜能所在。威廉·里斯及马蒂斯·瓦克纳格尔试图使生态足迹成为一个教育性典范，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城市问题的看法（Wackernagel & Rees，1998）。现代生活方式与热带雨林减少、碳排放增加、利用不可再生资源生产食品和供暖等现象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明显。生态足迹的观念和方法（里斯最初称其为生态足迹分析）大大改变了我们对城市的理解，城市依赖于广阔的腹地，侵入并占用远处地区和乡村的承载能力。至少对北半球的工业化城市来说，生态足迹的范围和规模都在扩张。例如，近来伦敦生态足迹的一项研究显示，支撑人口在800万的城市所需的土地面积接近城市本身面积的300倍。然而，这些数据也为改变提供了方向和指引。以伦敦为例，大部分生态足迹与远距离进口食品相关，这促进了对当地和区域内食品生产的推崇。

依据生态足迹的概念，应将城市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就如同人体，需要输入，也向外输出。过去几十年中，人类进一步尝试将自然运行的有机或天然模式，以及从天然模式中可能学到的东西，应用于建筑和城市设计。亚尼内·班娜斯具有开创性的书籍《仿生学》（1997）对此很有帮助，启发了建筑师威廉·麦克唐纳等人（McDonough & Braungart，2002）。麦克唐纳以提倡“树一样的建筑，森林般的城市”的设计理念而著名（McDonough，2002）。像树一样运作的城市是我们当代推崇的模式，我们设想的城市：碳平衡，能源平衡（如：按需生产电能，用电不超过现有太阳能存量），零废弃物，融合并推崇多样性（这样面对气候变化和世界的瞬息万变时，城市可以更富有弹力）。麦克唐纳及其同事力图建成基本像树一样运作的城市结构，尽管尚不完美。例如，欧柏林大学的环境研究建筑，其生产的能源多于需求，雨水的收集和治理都现场完成，采用水上太阳能“活机器”处理废水（将植物、水生生物及微生物置于紧密的立式罐内，用来处理和分解废水）。更大的挑战是将这一有机系统按比例放大，以投放到城市和区域内，也正是这一点拉近了可持续事业与城市规划的距离。

来源：班娜斯（1997）

毋庸置疑，在设计、政策和工程方面进行仿生实践并向自然学习，已越来越重要，想象在自然启发下我们未来的城市和都市环境的样子，一定很让人兴奋。建筑物和城市建筑环境已经体现出仿生迹象。仿生学最为明显的可能要数绿色建筑设计了，将自然中发现并检验过的天然原理和设计标准应用于城市规划有着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表4.1显示了班娜斯归纳的十大自然设计策略。每个策略都可以应用于城市设计。哈拉雷办公综合体，也称为“东门”（Eastgate），是最早的仿生建筑范例之一。这一建筑由津巴布韦建筑师迈克尔·皮尔斯设计，灵感来自白蚁丘的构造，主要借鉴了白蚁维持温度和湿度的技巧。依据白蚁丘的构造，在东门的设计中，空气来自建筑底部，传送至地下以冷却，之后向上输出并流通于建筑中。还有其他的可持续城市设计和生活方式借鉴了自然现象，如日本新干线动车的设计，就模仿了翠鸟的嘴部（Bird，2008）。其他可能实现的还包括：用高效率太阳能光电板生产能源，以树叶为设计模型；模仿座头鲸脚蹼（表面层的突出部分可以大大提高效率）的表面力学来提高风力机叶片的效率；通过对昆虫的解剖研究，从湿空气中制取饮用水，昆虫在这方面很有天赋。班娜斯认为，忽视长达38亿年的自然界的研究和开发是说不通的，人类可以从自然界中汲取知识，用于自身需求。

城市在许多方面都与生物有机体相似——它们需要物质输入来维持生命，产生废弃物，有着复杂又互联的新陈代谢系统。然而，城市规划和都市治理政策往往意识不到这一复杂的新陈代谢机制。我们对输入输出和资源的处理是分散的而非整体的。要想实现可持续城市，我们需要转变思想，不再将城市视为直线式的资源提取器，而是将其视为有资源流动和循环的复合代谢系统。理想的情况是，那些传统意义上不受欢迎的废弃物，包括固体废弃物和废水等，被重新审视，成为满足其他都市需求（包括食物、能源及清洁水）的资源。可持续城市代谢机制需要同时实现几个目标：减少物质流和资源流的需求程度，从直线流转向循环流（闭循环），取用资源要尽可能公平合理，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城市的新陈代谢

了解城市所需资源流的本质和多少是第一步，而很少有城市或地区进行了这一步。大伦敦市政府委托了一项研究，为众多可持续规划和创新行为奠定了基础。2002年完成的《城市极限：大伦敦市资源流及生态足迹分析》详细描述了这座800万人口城市的资源流及所需资源（大伦敦市政府，2002）。其中主要发现有：伦敦市民物质需求（包括原料和食物）接近5000万吨，产生废弃物2600万吨。大部分重要需求，如食物和能源，都取自不可再生资源。

大伦敦市政府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宏大的区域战略性规划，力求解决这些不可持续的资源流，包括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及明确各种保护能源和利用可再生能源的能源战略（包括在伦敦34个区内均实现至少一个新型零能耗发展项目）。新的区域食物战略呼吁在当地生产加工食物（缩短供应链），且采用更可持续的方式。

尝试可持续物质流的新住房项目的最佳范例之一是BedZED（贝丁顿零能耗发展项目），位于伦敦萨顿区。BedZED体现了明确利用当地物质。这一创新性绿色项目表明，人类正在努力应对不可持续资源流并实现更可持续的循环式城市代谢机制。一半以上的物质取自半径35英里内区域。木材来自当地市政森林，砖由当地砖厂生产（图4.6）。

在实践方面，大多城市都不及瑞典城市，尤其是斯德哥尔摩。该市各部门机构力图通过协作采用全面的物质流和资源流办法。斯德哥尔摩的新都市生态区哈姆滨湖城有力地显示了不同代谢系统对城市新型密集都市社区内的设计和建筑方法的影响。尝试从整体角度思考，全局性了解城市输入、输出、所需及所产的资源。这些资源流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利于节约能源。例如，哈姆滨湖城约有1000个公寓装有沼气炉，用社区废水制造沼气，此外，沼气也可用作公交车燃料（图4.7）。

新都市基础设施

要实现可持续城市，还需要重新定义传统的都市元素，尤其是基础设施相关的内容。全球石油供应持续下降，城市面临大量新的气候影响和压力（夏季气温峰值走高，干旱及水供应问题，空气污染加剧），因此恢复力已经成了可持续性又一个新的重要维度。一个城市的可持续程度取决于其自身的适应性。这意味着需要制定新的服务提供方式、新的组织方式、新的运作方式及新的基础设施类型。许多城市已经向着更分散式基础设施系统发展——小型分散式电力生产网络，避免长距离传送产生的额外能源消耗，因此可以更好地应对意外灾难带来的影响和压力。这些网络可以融入社区和建筑中，创造灵活性和可控性，并可以同时完成不同任务。例如，澳大利亚悉尼发布了一项可持续计划，要求建造“绿色变压器”网络——通过组合加热、冷却及电力技术生产电力，收集雨水及废水，用沼气生产电力，为社区提供表层停车场的紧凑型设施（悉尼市，2008）。

今后城市领导及规划和设计者要更具创造性地思考水的问题。要建造新型都市基础设施，以创新方式收集、处理并再利用水资源。芝加哥都市实验室的建筑师莎拉·邓恩及马丁·费尔森提出了关于水资源的新设想，打破了传统的基础设施形态。这一设想被称为“生长水系统”，是一个由50条“生态林荫大道”构成的网络，从城市西部贯穿到密歇根湖。这一绿化带网络将可以收集雨水，并在城市中形成废水处理“活机器”。林荫大道为城市提供了新的绿色空间，在西部终端形成大型公园，体现出对公园真正本质的重新思考。有了这一大胆的提案，芝加哥市将成为“再造生命系统”（都市实验室，未注明日期）。

建筑环境将可能更多地依赖于现场建筑（建筑和场地相融合），来生产电力、处理水问题。德国弗赖堡太阳能建筑师罗尔夫·迪施设计的“能源+”住房生产多于实际需求的能源（图4.8），中国广州SOM设计的新的珠江大厦将四个垂直涡轮融合到建筑的内部结构，这些都显示出未来发展的新方向。这些关于恢复性和可持续性都市基础设施的新想法，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大规模项目，对我们实现更大的目标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其中比较著名的项目包括：中国上海附近的东滩生态城及阿联酋马斯达尔市。

在东滩，有着更具循环性的代谢系统，废物会被回收利用，大部分食品在当地生产，城市所需的能源均通过一个结合了风力涡轮机组、垂直燃气涡轮发动机及太阳能板的系统生产。将谷壳作为高效热电联供站的燃料。马斯达尔市位于阿布扎比外区，宣称是世界上首个碳平衡城市。它的规划融合了特殊的设计风格，以建造重视该区域气候的紧凑式步行城。基础设施将包括个人快速交通，即小型公共车辆网络（基本上是汽车），将乘客载至具体的目的地。这些全新的大规模可持续模式在许多方面都是有突破的，尤其是它们体现了更具整体性思维和设计的积极转变。规划师和设计师同时考虑了能源、水、交通、城市形态，甚至食物生产，以及该如何安排和配置这些部门和维度，以实现互补。

关于基础设施（实际上是整个城市）恢复力有一个重要的新研究方法。“恢复力思考”（引用沃尔克和索尔特的术语）尤其有助于设想面临未来大量全球压力和冲击时城市及城市人可能出现的境况（Walker & Salt，2006）。这些压力包括：全球气候变化，石油资源减少，各种飓风和自然灾难，经济危机，以及社会动荡。继续使用树作为比喻，城市应知道怎样弯曲而不会折断，怎样适应并应对环境变化。这意味着可持续发展的许多信条要重新定义，以符合恢复力这一目标：多样性（社会、经济、生态）、丰富性及分散的基础设施。

近来休斯敦提供了将可持续性和恢复力结合的规划范例，并指出了关于城市面对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时如何增加恢复力的思考方法。2008年9月发生的艾克飓风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当时成千上万的居民断电数周，市长比尔·怀特派了一个特别小组去调查城市的恢复力和当地的电力系统。2009年4月，特别小组的报告和建议书发布，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向可持续方向迈进。其中重要的建议包括：建筑更具恢复力的分散式能源系统，如太阳能和热电联产装置，投资智能电网等（休斯敦市，2009）。

全球城市

然而，实现可持续性城市仍面临诸多困难。西方及北半球工业化城市仍是世界原材料及资源消耗的主要地区。两地区的情况都与公平性及全球长期可持续相关，我们需要制定新的政治和经济机制，使两地区对其都市消耗产生的深远影响负责，并寻找支持生态友好型供应链的新办法。这些地区的资源和能源需求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世界其他地区，将城市视为复合新陈代谢系统将有助于指导缓解此情形（尤其是短期内）。意识到将食品运至美国大城市的现象仍会发生（尽管已经努力促进当地和区域生产），表明我们需要修复或弥补运输过程中消耗的能源及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在这些地区和国家推行太阳能和再生能源或碳回收措施。

一些人士推崇全球城市——深度关注并联结世界其他地区文化和动态的城市，同时意识到，伴随过去和现在的能源消耗模式而来的是新的责任，包括：控制不必要和过多的消耗，帮助发展中国家城市解决其资源治理困难和贫困问题，如果可以的话，越过依赖矿物燃料的不可持续工业化阶段。同时需要公平贸易新体制，如治理深受不合理购买决策负面影响的都市消费者的机制。

也许这种城市的观点表明，我们要通过可持续供应协议、区域贸易协议及基于绿色证明标准的都市采购体系等体制，来推动世界各地间的新型可持续（且公平）关系，以及城市与腹地间（国际跨境）的可持续关系。从新陈代谢角度看待城市和都市区，让我们找到了新的有潜力的发展方向。

未来的挑战

现今，将可持续框架应用于城市规划仍面临不少挑战。一些人士表示，目前情况下可持续性的字面意义是不恰当且不鼓舞人的：为什么我们想维持全球社会的现状、高贫困率、严重不平衡的资源可得性、贫化的渔业，以及退化且功能不佳的生态系统？这样看来，我们需要的不是可持续性，而是修复。大部分提倡可持续概念的人呼吁将其纳入语义学，但仍受限。另一些人认为，当前的可持续性含义和表述应更加富有启发性和推动性。弗吉尼亚大学的贝丝·迈耶强烈表示，未来可持续性议程或设计都应考虑到美感（Meyer，2008）。

当然，还有各种小的挑战需要解决。如果我们要推行更为整体的都市措施，以多功能的方式理解基础设施，需要克服离散各维度的界限。整个社会中的经济激励机制需要修整，以减少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如：低价格、高数量消费的利用率结构），实行积极的鼓励机制（如：绿色屋顶丰厚奖金，考虑植树或减少不透水地表面积所带来的积极价值的不动产税）。

旁观者可以看到可持续发展的美感。人们仍在争论可持续社区或城市应有多少是能看得到的，相对的主张是，再生能源及其他可持续技术完全相融合，应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圣迭戈价格便宜的绿色建筑苏拉尔显示出潜在冲突：波维市（苏拉尔所在地）坚持在街道或人行道上应该看不到太阳能板（该区域建筑的典型特色）。城市官员甚至在建筑竣工后要求对太阳能板进行调整，因为一些太阳能板突出来了。与此相反，一些人士（包括我自己）认为这恰恰是其魅力所在：蓝灰色的灯管，代表着对未来的承诺，解决严重环境问题的决心。

我认为，可持续性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其难得的机会。危险的是，有了可持续城市或社区的模板之后，人们单纯地认为我们只需用略微不同的方式将一套普通的工具和理念组装成设想的样子。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评论是针对新城市主义的：尽管想要多样性，许多社区看上去仍是相似的。可持续性面临的挑战（也是机遇）是以深而广的方式在某地方的特质上——特殊的历史、特殊的生态和自然系统、特殊的社会关系和社区——建造城市。这并不是说，要拒绝大多数有前景的可持续理念和技术（仅因为其应用在其他地方），而是要意识到考虑当地的独特背景（及制造地方感的需求）也是很重要的。

这样，都市可持续性新议程要在已经提出并提倡的模板基础上重视一种白板方式。马斯达尔等城市在国际规划会议上激起了人们兴致，但更大的困难是重建现有城市和城区，重组现有城市，实现资源效率及可持续性的公平。马斯达尔率先融合了传统设计特色——基于中东城市形态的狭窄的护城林荫路，而且效果不错。尽管可持续性的现代技术已经公布，但仍需公平地应用于现有的都市结构中。

另一个挑战是，要让更多的公众意识到并坚信实现可持续性需要每个人的行动，虽然公众已经开始了解一些重要的可持续性问题。美国在将可持续性理念融入主流媒体和大众文化方面仍没有足够的努力，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已经这样做了。可持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要让个人和集体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遗憾的是，卡伦巴赫的《生态乌托邦》已经出版三十五年了，我们仍没能全面实现其中描述的美景。

在好的方面，少数概念已经被近乎每个社会部门快速接受。似乎每所大学都有校园可持续措施，许多大学还有新的可持续课程。企业也开始力求绿色和可持续，可持续性越发成为市、州、国家政策的框架和组织概念。甚至一些城市间形成了友好竞争，看谁更绿色、更可持续。几乎所有主要的全球发展机构，从联合国到世界银行，都将可持续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和运作原则。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全球环境问题激增，可持续也进一步演变。传统的方式已经过时，我们需要新的办法来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和资源缺乏，以及全球贫困等问题。

可持续性成了规划领域及全世界规划实践的强有力的重要概念。正如本章所述，可持续性成了社区规划的重要目标，也是规划进程的一个组织性概念（Berke & Manta-Conroy，2000）。鉴于此领域长期关注环保、社会公平及经济发展，以上观点并不令人吃惊。对气候变化和城市及社区设计重要性的全新关注，更强调了环保规划的意义。可持续性将这些重要的规划价值观和思想融合在一起，并追求理想的、前瞻性的规划维度。不断完善进步的可持续性理念使规划过程中的各类利益相关者聚集起来，制定一个可行的方案（不同现状），创造性地融合有活力的宜居社区，这些社区环境影响小，与地区和居民深度连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