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最近，由于汽油价格暴涨和经济疲软的因素，美国的车辆里程已经呈平稳状态，甚至有微微下降的趋势，首次打破了车辆行程长期增长的模式。

[2] “六国”人，通常称为易洛魁人，他们信奉每个决策都应考虑且尊重后七代人利益的规则。

[3]2 预防原则认为，决策和计划的实行如果可能引起重大的环境伤害或损坏，有责任采取预防措施，并全面总结出效果相同而不会伤害环境的可替代性方案。

[4]这篇文章最初是为2008年3月17日在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与规划系开展的“规划理念研讨会”准备的。笔者非常感激约翰·弗里德曼、安·马库森、约翰·赫伯特、索利·吉尔埃莉莎·巴伯尔和贝蒂娜·约翰逊为此议题给出的深刻见解和私人交流，以及见解性的编辑建议。

[5]虽然至今还没有记载区域规划的通史，但如果没有约翰·弗里德曼、克莱德·韦弗和彼得·霍尔做出的贡献，我们也无法获知区域规划的历史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整体分析和个人见解为本学科奠定了基础（Friedmann & Weaver，1979；Weaver，1981，1984；Friedmann，1987；Hall，2002）。

[6]就本文的意义而言，马克思并没有过多关注区域问题。虽然黑格尔辩证法、历史主义和整体分析法或许会给他指引方向，但他将归类法和历史阶段作为理论的关键要素。然而在苏联他的拥护者认为，他们是将新社会主义地区建设成为大工业中心（Kolosovskiy，1961）。

[7]傅立叶的追随者试图建立新的公社。

[8]这个特性与韦弗（1984：33）的不同，他更为严格地定义了乌托邦规划，即在合作中需要信仰、理性的信念和政治逃避。在后来的历史中，很难看出社会主义者如何更少地在思想上是乌托邦主义者，甚至在何处想把他们的理念付诸实践。

[9]例如，彼得·霍尔（2002:88）将霍华德视为把现代规划作为整体的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而给予无政府主义者赋予了不那么关键但重要的智识角色，主要的作用在于区域规划的发展中。克莱德·韦弗（1984）则清晰地将卓越地位赋予了法国思想家和克鲁泡特金，直至帕特里克·格迪斯（［1915］1972）。

[10]弗里德曼（1979：91—92）在一个源自1951年的联合国报告中将区域规划的首要提及性置于这一语境中。

[11]区别不同国家群体的术语问题，从富国和穷国，先进国家和后进国家，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到最近的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一直在困扰着这一领域的研究。如何赋予这些国家以特征，又不会是看上去的毁谤，的确是个困难的任务，而且还会因其特征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内涵而变得更加困难。

[12]http://europa.eu/scadplus/leg/en/s24000.htm.

[13]http://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index_en.htm.

[14]一些批评家，尤其是亨特学院的规划学教授汤姆·安戈蒂，在他的《出售纽约》（Angotti，2008）一书中批评了区域规划协会在其他大型城市发展项目的作用，如布鲁克林大型大西洋广场的重建。当其他一些民间组织参与进来时，区域规划协会支持这个项目。安戈蒂认为，这是因为该协会的董事会受到了房地产利益的诱导。但在当时，只有少数的六十名董事会成员与房地产业有接触。事实上，与纽约其他大多数民间组织不同，区域规划协会的董事会不仅代表房地产利益，还包括商业、公民和学术机构等广阔的范围。此外，协会的政策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员工主导，不是董事会。区域规划协会在城市广场项目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主要由于其员工相信，该战略位置坐落于布鲁克林市中心附近，是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的密集地，为高密度住宅和商业发展的绝佳之处。另外，不久前，区域规划协会成功组织了一场颇具争议的活动，其反对布隆伯格想要在曼哈顿上西区建造大型橄榄球场的提议。该协会董事及员工也认为自己无法“反对所有事情”，而是需要小心选择战场。由于市长大力支持橄榄球场提议和大西洋城市广场项目，该协会对此极不赞同，但其实并不想与市政厅形成对抗。区域规划协会还认为，城市广场项目是一笔“成交的买卖”，因为它同时受到州长和市长的强烈支持。与体育场工程不同的是，立法机构没有推翻该项目的可能。基于所有原因，区域规划协会决定重点改善项目的网点设计和公共空间，减少其对邻近社区的视觉影响，提高购买大纽约交通运输管理局关于大西洋终点站空地所有权的支付金额。尽管有一些公民和组织反对，这个项目后来还是获得了所有必要的许可证。

[15]以社会学学位毕业之后，我在1960年于希腊参与了人类聚居学（道萨迪亚斯的城市规划版本）的学习，此时社会学家在那时依然被看作规划专业的“闯入者”。直到我在1964年来到美国进行博士学位的学习，我才确定我之后的研究是城市规划。到我在1970年开始教规划的时候，建筑师和工程师已经减少为年轻规划者中的小部分群体了。

[16]偶然的，这一理念最近在精明增长的条目下得以复兴。

[17]国际援助机构起初把城市发展和住房看作一个消耗部分并不值得被投资融资。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们主要关注给予建议而非财政援助。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派查尔斯·艾布拉姆斯去做14个住房咨询任务。多克西亚斯被福特基金会资助于传播其人类聚居学和动态都市，在巴基斯坦、加纳、伊拉克、黎巴嫩及其他国家，城市线性扩展且中心也能够扩展。英国因科伦坡规划为英联邦国家的城镇发展和住房问题资以专家服务。

[18]这里所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是从霍尔所谓的他的“不充分总结”（Hall，1988：336）中得来的。

[19]当前在吉隆坡、迪拜、上海建立最高建筑的比赛就是这个观点的体现，通过构建房基和安装照明来频繁公告要美化城市也是体现之一。

[20]我能提供针对这种事态的几种解释。第一，一项公私合作项目在数据可以被整理以进行评论之前需要时间来执行，而且绩效的全部含义可能在项目完成之前好几年都不被完全理解。第二，在法定或行政的委任或是重新购买特许权或提供补贴的政策决定缺乏时，政府的利益相关者没有强烈的自主性来承担评估中可能揭露出令人失望的结果，或者令人尴尬又昂贵的建设超支的情况。第三，用来评估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绩效的评估通常更加机密。第四，由于每个项目都有几乎独特的复杂性，很难得到普遍的结论（Sagalyn，1990，2007），尤其是从新兴市场经济的经验中。

[21]直到1992年，当新的规范取代私人借贷机构时，英国政府才在严格规范下禁止了私人部门资本对公共部门项目的资助（Flinders，2005：220）。

[22]这篇文献呈现了其他失败的问责制的逸事证据。例如，罗塞瑙（Rosenau，1999）引用了美国矫正公司（CCA）被报道“明显误传了”城市和州立官员关于关在俄亥俄州扬斯敦私人监狱里囚犯的安全风险问题的情况。当五个杀人犯逃走时CCA未能“及时通知”官员，而是试图掩盖事实。“如果这种情况在公共监狱发生，”她问道，“问责制的动力会不同吗？”她也引用决策层的伙伴关系在电力服务行业的问责制问题，以及不难得到的失败的政府责任的例子。简而言之，没有任何行业对失误能事先更有责任或避免“没有确凿的证据”，她写道，“而且每一面都能产生令人信服的情况”（出处同上：20）。

[23]本文吸收利用两本早期的出版物，参见格林德尔（2004，2007）。

[24]关于最常用的治理指标的讨论，参见凡·德·沃勒（2006）。

[25]善治是治理议程中相对较新的概念，虽然它对连接20世纪后期的善治的需求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良好政府”运动是很有诱惑力的，因为这时，改革者试图削减党的赞助和公职腐败的影响。比较善治议程的规范性基调与先前良好政府运动的道德色彩尤其吸引人。

[26]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1950）和汉斯·辛格（Hans Singer，1991）的工作非常重要，他们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与那些发达国家相比的截然不同。为了克服固有的不平等贸易，他们认为，“外围”国家需要激进的政府。在政治学中，一系列的比较政治学著作在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支持下得以出版，对探索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国家和州的建设活动富有影响力，尤其参见阿普特（Apter，1965）。

[27]这项工作的例子，见贝茨（1981）、科兰德（1984）、克鲁格（1974）、斯里尼瓦森（1985）、世界银行（1984）、桑德布鲁克（1986），以及乌恩施和奥罗乌（Wunsch & Olowu，1990）。对这类文献的批判，参见格林德尔（1991）。

[28]有关这个方法最近的讨论，参见福山（Fukuyama，2004）。

[29]一年一度的《世界发展报告》是目前发展的领头羊思维，他们探讨发展的专题问题，并总结有关这些问题的主流研究。

[30]尤其参见丹尼尔·考夫曼在世界银行和国际透明组织所做的工作。扩展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列出了1003篇在2000年至2007年的七年间有关腐败的文献。在此十多年之前，有804篇与这个话题有关的文章出现在学术性社会科学期刊上。

[31]参见彼得斯新公共治理的讨论（1996）。

[32]以并行的方式，“公民社会”成为讨论表面上没有“政治”的、公民动员和政治参与问题一个健康的方式。

[33]有关批评，参见布林克霍夫和戈德史密斯（Brinkerhoff & Goldsmith，2005）。

[34]2002年，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在“透明国际”腐败感知指数排名并列。参见布林克霍夫和戈德史密斯（Brinkerhoff & Goldsmith，2005：209—210）。

[35]我最初在我2002年为世界银行准备的论文里介绍了足够好的治理的概念。在2004年的文章中，我认为一个足够好的治理议程会基于“对机构和政府能力演化的更细致入微的理解；在所有好的东西不能即刻被追求的世界里，清晰说明取舍和优先顺序；了解什么是可行的，而不只是强迫接受治理的缺口；严肃地运用政府在扶贫工作上的作用，在不同国家的现实情况下打好行动基础”（p.525）。

[36]受邀参加为期一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系列专题座谈会对我来说有特定的意义，因为我最初考虑自助就是受到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和波士顿某些个人的影响。1973年，作为来自利物浦大学的一个地理学研究生，我飞往墨西哥城开始对后来被称为贫民窟的定居点进行我的博士课题研究。那年早些时候我已经会见了波士顿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托尼·利兹，他和他的妻子莉兹·利兹当时正在牛津大学休假。利兹教授给我很多帮助，给我访问他的个人档案和文献材料，并共享他的许多关于他称为“贫民窟”的想法。这是托尼和莉兹曾敦促我停留波士顿以和他们的一些同事在坎布里奇会面的机缘，那些同事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的韦恩·科尼利厄斯；哈佛大学的威廉·德贝尔；约翰·特纳、罗德温和丽莎·皮蒂一起组成了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和规划系的“美女时代”，以及当时波士顿大学助理教授社会学家苏珊·埃克斯坦，现在她还在那里教书。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麻省理工学院对规划思想的影响是显著的。最著名的是项目协助委内瑞拉圭亚那城的城市规划。由劳埃德·罗德温和其他人来领导的这个项目，给教师和研究生提供机会参与政策制定和应用传统规划解决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规划方案。

[37]客座教授约翰·特纳当时的明星地位导致罗德温决定用一份短期合同招募他到麻省理工学院。然而，两个人持有非常不同的观点，在发展同时也都相当自负，所以并不奇怪他们后来发生了冲突，这也导致特纳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回到英国。当时另一位明星级的终身教授是约翰·弗里德曼，其早期作品规划理论被罗德温无视。因而约翰·弗里德曼只得继续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职规划项目负责人。

[38]“湿核心”提供了一个平板和一个基本的服务单元，通常是一个浴室/洗手间围合，这样家庭可以构建和扩展作为居住用房。它确保了稳定基础和最低水平的基础设施，如图11.2a和b所示。

[39]这些拉丁美洲的第一郊区是11个拉丁美洲城市的合作研究人员多站点合作的关注核心，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研究团队致力于一个共同的伞状方法论研究。更多细节，参见www.lahn.utexas.org。

[40]我感谢约翰·福里斯特，对于他在早期草稿中为这个章节给出的关键和有用的反馈意见，特别对于舍恩的研究工作与当代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之间联系的尊重。我同样深深感谢托尼·盖耶、朗格里·凯耶斯、乔纳森·里奇蒙德、克里斯蒂娜·罗珊、比希瓦普利亚·桑亚尔、玛丽·施密特、劳伦斯·韦尔和德弗拉·亚诺给这篇文章分享的评论，他们对反思性实践的想法，以及他们给出的一些未经出版的文稿。最后，我要感谢斯科特·菲什曼博士和迈克尔·莫斯科维茨博士，是他们使反思性实践的理念具体化。

[41]我曾在麻省理工学习，是唐纳德·舍恩的学生，并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对这段经历作了描述。（Fischler，1998）

[42]弗雷德里克·豪所著的《忏悔录》对于人类从经验中学习的过程给出了一个很有趣的图景，而且“反向学习（将已经学习的东西打破）有时伴随着快乐，有时伴随着痛苦”（Howe，1925：317），这是他在他自己早年就学到的。

[43]在舍恩同与之对立的里特尔和韦伯（1973）之间要想画一条清楚的分界线来描述他们各自的影响力是比较困难的。对于不确定性，我们能说的是，这种情况一般会出现在一个作者在其熟悉的社会思维语境下，面临相似问题的时候。总的来说，对于学习过程和政策制定的理解，以及如何增进我们学习和决策的集体能力——舍恩在此没有明确说明，或者说没有系统性的说明——舍恩的贡献仍然是一个更大的学术进展的一部分。

[44]第二模式的控制变量类似于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条件的概念（1984）。经过舍恩、约翰·福里斯特、朱迪思·英尼斯和其他规划理论家的发展，这个控制变量为良好的集体决策提出了一个方案（Forester，1989；Innes，1989）。阿吉里斯和舍恩（1974）也意识到了他们的观点与约翰·弗里德曼的观点之间有着些许相似之处。在《实践中的理论》正式出版之前的一年时间，弗里德曼作为后来者也在倡议规划者去和别人互动，并以培养“自知、学习能力、同情心、处理冲突的能力”（Friedmann，1973：143）。

[45]在《实践中的理论》与《反思的实践者》之间，舍恩与阿吉里斯又合著了另一本书《组织学习：行动观之理论》（Schön & Argyris，1978），把他们那些关于第一模式行为、第二模式行为、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的理论从个人层面提升到了集体层面。

[46]另一方面，读者对于那些可能会推动舍恩去质疑他的假设和结论的冲突案例或失败案例知之甚少。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舍恩的观点表现出了很好的连贯性。看上去就像是从未被质疑过一样。再者，他出版的每本书都是对他自己专业实践的力证。舍恩曾对一个采访者说：“我（指舍恩）自己的基本方式，就是花很多年去做出一些事情，然后把它们书写下来。”（Cruikshank，1980：87）

[47]《反思性实践》杂志收录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以及相关领域的材料。在创刊号中，作为创办者及编辑，托尼·盖耶用十分委婉的方式表达了，在这个新研究领域的诞生时期与唐纳德·舍恩的合作关系（Ghaye，2000）——在这个研究领域，城市规划几乎是默默无闻的。

[48]这里的转述基于以下这个句子：“一个国家在大体上应该是什么样的，或必须是什么样的，并不关政治哲学和科学什么事。”（Dewey，［1927］1954：34）

[49]在此我感谢朱迪斯·爱伦、约翰·福里斯特、约翰·弗里德曼、查理·霍克、朱迪思·英尼斯、托雷·萨格尔、比希瓦普利亚·桑亚尔、劳伦斯·韦尔、克里斯蒂娜·罗珊，以及2008年4月14日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讨小组，对于早期稿件深刻的评论。这些评论帮助我提高了观点和理解。在我的所有历史叙述和评论的错误全部由自己负责。

[50]我在这里和其他地方所使用的术语“治理”，以一个单一概念代表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以及正式的政府活动（Cars et al.，2002）。

[51]参考关于国际发展的文献，例如钱伯斯（1997）、萨特思韦特（1999）、米特林和萨特思韦特（2004）、科萨里和库克（2001），以及希基和莫汉（2004）。

[52]参见瓦赫纳尔（2011）对于约翰·福里斯特文集的评论。

[53]参见英尼斯（1990，1992）及英尼斯等人（1994）。萨斯金德的研究已经合并出版，《共识建立的手册》（Susskind，McKearnan & Thomas-Larmer，1999）。

[54]术语“辩论性的”和“阐述性的”在20世纪90年代是被互换使用的，一个以做出声明为中心，另一个以构建含义为中心。参见哈耶尔和瓦赫纳尔编辑的文集（2003）。

[55]对于评论，参见费什勒（2000）、哈里斯（2002）、希利尔和希利（2008b）。

[56]美国规划师协会在此期间也举行了许多会议；详情请查看康奈尔大学查询者指南：http：//rma.library.cornell.edu/EAD/htmldocs/RMM04007.html。

[57]尽管JAPA现在主要由学术报告实证研究，多年来JAPA及其先行者们也发表实践者们反馈的论文。详情见克鲁克伯格（1980）。

[58]本章检验了1954年到1971年ASPO的进程，以及从1954年到1974年的杂志出版物。详见沃斯曼（1979）。

[59]道歉：我不讨论印第安人争夺主权权利或其他主要民权问题，例如，拉美裔或亚裔社区因为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这里的重点是非洲裔美国人领导的民权运动。

[60]这套标准早在1972年治理专业美国规划师协会的成员的准则中已经使用，根据1972年的版本发布（AIP，1971，1971，1971，1972）。这些标准没有出现在1971年出版的准则列表中。没有证据表明关注社会公平的准则出现在1959年到1966年间的标准中。

[61]吉布森和荣格（2005）审查了美国种族分类的进展。不同分类的组织，参见罗迪格（2005）。

[62]雪莱诉克雷默，334 U.S.1（1948），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宣布种族限制住房合同无法执行。

[63]AIP和ASPO之后本可以举行联合会议，但最终在1978年合并形成美国规划协会。

[64]科里（1972）研究了七个主要倡导式规划操作并且把他们的活动和政策分为五大类型倡导式规划：内部非指导式（inside-nondirected），我在文本中对其下了定义；外部指导式（outside-directed），规划师可能与客户集团签署合同；教育式（educational）关注学生或居民的学习；意识形态，规划师自己是其唯一客户；本土自由式（indigenous-liberation）倡导式规划，旨在让社区居民为他们自己做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