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式规划：应用实践、原发理念和修辞
第十三章 沟通式规划：应用实践、原发理念和修辞
帕齐·希利
在当今的规划学领域，沟通式规划的理念已经被大多数人广泛接受了。[49]在其所有的具体实践性表现方面，沟通式规划始终着重声明其理念的核心在于建立社会层面上社会的微观动态作用（Social Microdynamics）。恰恰是通过这种微观作用，规划的理念和策略才可以完整地建立。在实践中，正是由于事先确定什么是不可动摇的核心，以及由谁来参与整个过程，方能在形式上达到具体的成果，转化必要的思路及行动方式。与沟通式规划相关的诸多理念的发展历程，是规划思维史上进行的一次系统工程，它体现了在集体行动或治理中思考社会行动的一种方式。[50]不单单在纯思想领域，同样在一些实践性质的公共政策事务的微实践上，这场思维史上的系统工程也有它特定的发挥和演绎。
自20世纪中期以来的这些年，随着长期以来既定的治理安排被不断挑战而使得其现状变得令人不安起来，这些微实践反而在西欧和北美备受瞩目。正是在这种不安的现状中，从正式的政府到更广泛的治理安排孕育出了这种新的组织合作形式。在这种背景下，学界、产业界和政策制定方都在各种情形下推进着沟通式规划的发展。
通过在20世纪80年代的试探性发展之后，在随之而来的90年代，沟通式规划逐步取得了它在大众心目中的固定形象。到了新千年时，作为规划系学生的必读理论之一的地位，也已经牢牢地确立下来了。
接下来，我要在这个章节中着重探讨的是，沟通式规划的一整套规划理念是如何出现的，以及这些理念在实践中的影响和围绕这些理念所产生的批判与讨论。近些年来，纵然沟通式规划的理念以及由其所带动的协作式治理在全世界各处落地生根，但本文的叙述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的视角之下，因为那里是这些理念的策源之地。[51]偏重西方的视角虽然说上去很具有参考意义，但其中也反映出了不同的治理特征。在欧洲，规划的理念更着重于区域的发展，以及功能性项目的治理，尤其在西北欧，规划所要实现的是改进以福利为强势导向的社会。在北美，尤其在美国，规划在更多时候是和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的，实现规划的架构是更加松散的联邦分治体系。但是，在20世纪后期在两个大陆同时发生着相同的疑问，这些疑问有：政府应当怎样去处理商业环境和公民社会？怎样分开确立不同的政策制定方以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什么样的政策制定方针可以统筹自然世界中人类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维度。归结起来，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是，怎样调动起来政策的制定方去着眼解决新问题、新的治理领域，以及在治理过程中产生的新的利益相关方。
在任何领域，理念的发展与沿革从来都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过程。思想领域的活动就像潮流一样传播，一个领域内的新奇想法往往会启发其他领域的创新。这种源于合作方式的规划思路固然处在这样思维活动的潮流当中。但它的发展更多地受到了实践行动和实验的影响，同时，研发如何推进社会不停进步的新方法也影响了这个观点的产生（Healey，2010）。这些思维活动的潮流提供了一个材料库，从而得以助力于实践经验的贯通，然后在不同程度上又帮助了实践指导和政策方针的确立。
这些潮流反映出了一种革新，从20世纪中期的实证主义和个人主义科学观，到承认社会文脉对身份认同和知识的作用以及人类能力对其的制约。这种革新还体现在，从关于社会行为客观规律的研究，到研究社会准则及其实践的动态产生过程。20世纪80年代，随着这方面的理念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不断震荡，一场思想界的风潮渐渐产生，这就是大多数人熟知的后现代主义运动，也可以称作实证主义或者后结构主义（Fischer & Forester，1993：1）。在这场思想界的风潮中，人们逐步开启了一种新方法去认识能动机构和微实践在规划上的重要性。即使沟通式规划的理念发源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务实性的认知观，它也依旧在规划领域内用它逐步形成的理性方式挑战着传统规划的决策过程（Hoch，1984，2009）。这种联络性的视角不断回馈并且发展出了这场在规划界的思想风潮。
在实际规划的工作经验中，由理性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认知观所引领的实践活动，在很多方面挑战着传统的方法（Rittel & Webber，1973；Friedmann，1973；Hillier & Healey，2008a）。这些人的工作经验可以促使人们去关心公共政策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在实现过程中会遇到怎样的阻碍。沟通式规划的理念更多地着眼于微观实践中具体做法的贯彻，以及在进行规划的情境下规划师的运作模式。到20世纪80年代，像唐纳德·舍恩和约翰·福里斯特这批规划学者给出了很多关于规划从业者是怎样工作的研究，在这一时期的西欧和北美，关于公共政策是如何贯彻的研究也在不断出现，这些研究指向促使项目完成和政策制定的社会推动力量和动员网络（Wildavsky，［1979］1987；Pressman & Wildavsky，1973；Friend，Power & Yewlett，1974；Healey et al.，1988）。在规划项目上，特别是涉及新政策、新方针制定的情形，社会推动力量所共同构成的社会关系和在其中的沟通作用，在这些研究中得到了特别体现。纯粹基于技术分析的政策开始展现出其负面的限制。
最终，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欧洲和北美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启迪了整整一代要进入规划领域的人，尤其是在关键性的1968年左右，这批人开始起来反抗那些包裹在民主体系内的霸权主义共识，并反对将规划仅仅作为少数技术精英的事务，他们还将矛头指向在世界范围内奠定资本主义统治地位的诉求。这一代人逆势而行，影响了一定数量的大型城市改造项目。这些积极的实干家反对城市更新计划，反对那些将城市肢解而服务于私家车的交通运输投资项目。在他们看来，城市规划已然沦为官僚阶层和技术垄断阶层用以实现所谓“现代化”和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尤其在欧洲，这批人的运动引领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再现，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思想所强调的正是经济结构和辩证逻辑历史观。在20世纪中期建设福利型国家的资本体系下，规划师曾一度被排挤（Castells，1977；Harvey，1989）。但同时，这种结构主义者所持的马克思主义，又正被新一波倡导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思潮所挑战（Bernstein，1983；Giddens，1984）。这一方面倡导批判性和建设性的观点反驳之前的结构主义，并强调结构的制约力量和人类机构的互动。
这样聚焦于结构和机构互动的观点更加符合实际规划工作中的经验，并且在深知微观作用的人们那里更能得到认可。由此观点，人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仅仅通过结构化的假定来全面认识实践活动是不可行的。机构的能力和动员力量也同样重要。那些机构影响着一个规划项目的点睛之笔是如何画出的，也影响着规划流程中规划师的决策结果是否能令项目按有利的方向推进。在这方面跟进的规划师会有志于确立公共方针，并将公共方针在实际中呈现。他们看重的是在实践中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和互动接洽。出于这样的政策导向，一些规划师在实践中有意联络不同的政策制定方以推行方针的制定，并且已然在此方面达成了共识。这样的实践似乎是一条能够反对精英治理，并重新激活参与性民主的途径。微观作用的研究也揭示出了一些反抗不平等同时促进可持续生态环境方面的努力，这些努力时常出现在社会价值处在争辩中的地区（Krumholz & Forester，1990）。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会剖析那些在规划学历史上推动沟通式规划的重大贡献。
观点的建立
沟通式规划时常被当作一种理论，或一套已经完全成熟了的原则、假设，或者说是指示。但是，如果人们仔细去了解，大多数的理论都像一种由各个观点、讨论、反对意见构成的联合体。把这些理论视为一种目的性很强大的看待世界的观点可能对我们更有利。单单就沟通式规划的观点而言，其主要灵感并非源自任何理论，而是在实际工作中脚踏实地的经验。这个观点形成的过程也包含了从各个学院之间收集成果，以保证这些工作经验的方向和学院的研究是契合的。正处在各界相互讨论和反对意见唇枪舌剑相交织的形势下，沟通式规划的理念于此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为这场大讨论开启了一些新的论点和启示。
核心理念
在我们回顾沟通式规划的重大贡献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去总结一下那些造就了沟通式规划强力势头的主要理念。我把反对实证主义者和纯理性主义者的思想视为奠定沟通式规划的主要基础，也就是那些反对正值风头的规划理念的“不同声音”，但我也会注意到那些促使沟通式规划形成的一些其他问题。这些理念和看待问题的不同方式并非彼此隔绝，而是相互重合的，而且不同的作者在他们的论述中体现了不同的权重。总体上来说，他们坚持机构互动的微观动态作用的重要性，将其引领向前并将其体现在他们规划实践的质量上。不单单是这样，更重要的是，他们使这种微观动态作用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时体现在治理工作的结果上。我把这些核心理念归纳为一个体现社会动态作用的总体观点，以及那些在规划项目中有具体体现的分观点。
总体而言，那些发展中的沟通式看法所强调的是，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互动作用的本体观，而非一个个独立存在的具体个体。正如在于尔根·哈贝马斯的论述中所确立的中心观点（Habermas，1984），以及其他社会理论家所倡导实现的建设性思想，持这些思想的人强调的是主体之间共有意识的达成。在那些后来被称作沟通式规划理论家的人中间，他们所达成的共识是，认定知识的形成是一种主动的学习和发现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由实际的规划任务所导向，并由“着手改变世界”的行为来体现，在另一方面，他们反对将知识的形成看成是自然和人类行为客观规律的探寻。
采取这样一种本体论认知观的结果是，使人们认识到事实、价值、兴趣、认知、情感、科学、技艺及政治判断各个领域之间并非是相互分离的，相反，这些活动在某个文化语境下的生命流转之间互相交织，体现着人类的挣扎、思索、感受、行动及共同进步。在这样的社会理论观点下，权力既可以被理解为社会能量，也可以被理解为主导势力，可以被当作“出于权力”的工具，也可以被当作“迫于权力”的工具。此外，权力和政治常常被看成各大势力之间十分复杂的相互角力，与其不同的观点是，将权力看成国家行政框架内部嵌入的一部分，抑或是基于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控制权的各个精英阶层和经济群体间的相互争斗。福柯和吉登斯的思想对于激发这类观点可谓功不可没。这些前提假设所指向的，正是把社会互动的微观动态作用，而不是那些强调技术分析的背景噪声，看成社会互动的角力舞台，这样的一个舞台对于社会身份认同、社会知识形成、社会学习进步和社会能量调动都是很重要的。这些观点说明，我们有必要把注意力放在社会互动关系以及构建社会流动网络的任务之上。
具体来说，一个规划项目可以理解为一种解决所面临问题的集体实践，但这个集体实践也伴随着诸多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力和挑战，以及不同产权所有者在现在或将来所要面对的冲击。这种对于规划项目的复杂理解，反对那些仅仅用于实现短期利益和短期政治操控的零碎解决方案。其实，沟通式规划的理念恰恰是为了促进长期的公平、健康、有效公共政策的制定，那些规划项目可以看成沟通式规划理念背后的推动者。处在不同的机构和治理方的环境中，这样的规划项目意味着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阶级、不同的政府行为之间建立新的沟通管道。其目的是解决以前被忽视的问题，而不是采取常规的官僚化技术程序以达到目的。这样的途径还说明了，规划工作所涉及的方面远远不是只为决策者提供技术分析那么简单。从这个角度看，规划工作是公开的政治，因为它有助于将有些问题放置在前台，而有些放置在幕后。这样的观点着重强调沟通实践，也就是说，怎样能在人群中“讲得通”（Forester，1989），以及怎样在社会互动中汇集力量，这样的考虑对于社会化学习和社会关注点的运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规划实践的成效不仅仅依赖于分析、设计、工程或治理技术的能力，也更加依赖于沟通工作的实施，以及在有不同观点和技能的人群中协调工作的能力。
早期探索
一如经常发生的那样，新思维的轨道会建立于对旧思维的重新解读和发现。当时的欧洲和北美，在规划学者中间这样占主导地位的反思性思维，关注于重新振兴资本主义社会以消除社会内部的割离与不平等，这方面的代表有苏珊·法因斯坦和诺曼·法因斯坦（1979，1986），另外还有两位学者的重要贡献，即约翰·弗里德曼和唐纳德·舍恩这两位美国学者，他们一再重申古典务实精神的重要。他们在这两方面的工作殊途同归，都指向对于社会环境的务实性理解，这种理解又系于对知识和价值的生成过程和人类理解范围的极限。这些认知上的转折强调在实际社会环境中具体操作以达到学习的目的，并坚持在理性与感性、人类与自然、事实与价值、分析与行动的二元对立中摆脱出来并走得更远。（Hoch，1984；Healey，2009；Forester，1993；Verma，1996）
在其《重溯美洲》（1973）一书中，弗里德曼呈现了他在20世纪60年代向拉丁美洲各国家政府提供城市和地区发展战略的历程。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促使他开始反对把规划作为纯技术专业的思维定式。他从得到的经验中学习到“规划的成功依赖于如何在海量范围内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规划师必须培养的素质包括规划本身的突出能力，持续的学习能力，运用象征性材料的特别技能……建立同理心的能力，在冲突中处变不惊的能力，对于各种势力相互作用的融会贯通和运用执行力的艺术”（Friedmann，1973：20）。这些独到的见解使他日后培养出了一种称为“交互式规划”（transactive planning），或者称为“对话的历程”（life of dialogue）的理论。这些理念反映出把规划作为一个通过共同学习来实现的社会导向工程，在其中通过对话建立沟通式关系是核心。在弗里德曼的晚期著作中，他把社会化学习的概念更加激进化成了一个政治意味更浓的转换性规划的理念（Friedmann，1987，2011），而在早期论著中其思维转折已然十分明显了。
与此同时，唐纳德·舍恩对于职业规划师怎样运用及应该怎样运用他们的专业技能产生了兴趣。与弗里德曼关心治理的实施过程不同，舍恩更加关心的是个人的专业实践，但他也同样强调未知世界的不确定性，以及进行实验和社会化学习的必要性。就像费什勒在前面章节中所明确阐述的那样，对于舍恩所关心的方向，他在《超越稳定状态》（1971）一书中有了明确的阐述，这本书对规划和组织开发两个领域都有影响（Argyris & Schön，1974）。舍恩的观点在1983年出版的《反思的实践者》一书中趋于成熟，在其间他着重论述了“知行合一”的重要性，通过实践来学习，他也论述了创造性思维作为专业性实验是怎样解决新问题的。舍恩通过对多方面专业实践的研究深深地抨击了和规划师勾结在一起的技术官僚们。在十分不同的方面，朱迪思·英尼斯也在做着关于互动过程的实验性研究，正是通过这一过程，公共政策中所使用的社会指标得以产生并被使用。她突出论述了在实际创造可以被接受的客观准则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复杂斗争，也强调了将技术上的不确定因素和政治的考虑带入考察范围的必要性。英尼斯表明，这些准则一经产生，便有了自己的生命（Innes，1975）。她在20世纪80年代又重新出版了她的书，进一步表明了互动的关系，“一个双向的求知与力行之间的关系”应当基于一个关于知识的解释性观点和现象学揭示……比科学模型更多元、更可变、更复杂。它只将确定性的正规决策视为公共行为的所有起因中的很小一部分……知识并非只有在运用中才会产生作用。（Innes，1990：3）
批判性务实精神
弗里德曼、舍恩和英尼斯都被他们的实干经验和实验性研究深深影响。20世纪70年代的大多数规划学院也都是按这个路线发展的，这些学院经历了1968年社会和政治的激荡，50年代城市更新计划的实践，也经历了60年代以城市中的贫穷和边缘人群为代价的车轮上的中产阶级的崛起。对于一些学者，比如法因斯坦夫妇，认为这个过程促进了社会组织间动态作用的构建。其他人则被德国式的批判理论所启发，尤其是哈贝马斯的那些关于阻止“系统世界”（system world）对于“生活世界”（life world）不断蚕食的论辩。除此之外，那些关于重新发现古典的美国式务实精神的思想也很具启发性，其深深影响了弗里德曼和舍恩。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哲学界也掀起了一股恢复哲学传统的思潮，牵头的哲学家有理查德·罗尼、理查德·伯恩斯坦、希拉里·普特南、汉娜·阿伦特（Bernstein，2010）。罗尼所着眼的是如何挑战在美国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及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广泛影响。伯恩斯坦有着丰富的涉猎，并且与欧洲的哲学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他的十分有影响力的《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1983）一书中，他摒弃了二元对立的争论，走出了一条新道路以容纳多方面的争论，并明确表明了他在公共争论中的集体化思维立场。
约翰·福里斯特的工作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他在做研究生时的工作，在随后的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发表的论文中得到演变，他旋即将这些工作收录在了两本书里，并立即引发了反响。[52]《直面权力的规划》（1989）阐述了不同环境下规划工作的不同范围。对于规划实践，福里斯特争辩道，规划师仅仅依赖技术的手段是不够的。交谈和辩论同样举足轻重，因为要具有组织世界和预判冲突的能力（Forester，1989：5）。
一个批判性的规划理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规划师是如何建立注意点和采取沟通式行动的，而不是采取工具化行动来达到特定的目的。从其本质上讲，规划工作是充满争论的：规划师时常在操作层面和政治层面上对于向往的结果和可能的结果不停地辩论。如果他们意识不到他们的日常行为会起到非常细微的沟通作用，那么其结果往往会和初衷背道而驰。（出处同上：138）
福里斯特研究了那些技艺娴熟且勇于承担的规划师是怎样使关注点成形的，而且他还研究了这些人如何身处复杂的政治环境去应对“不必要的且深深受意识形态左右的社区问题”（出处同上：139）。
在福里斯特的晚期成果中，《批判性理论、公共政策和规划实践》（1993）一书就规划工作所涉及的范畴展开了一场思维辩论。如果这样，又会怎样，福里斯特如是问道：
社会互动已全然被理解成了一种……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能说得通的政治事件。规划和公共政策的分析理应在其后成为预见未来并向前迈进的过程，并同时将公共关注化为公共空间的全新可能。公共政策自身，与社会互动一道，不仅仅可以被看成“谁得到什么”的分配规则，还可以被看成朝着有利结果、兴趣、需要进发并不断学习的一种潜移默化的构建过程。（Forester，1993：ix）
对福里斯特而言，规划并非炮制未来战略目标的决策制定过程，或是到达目标的途径。它应该是对“关注点”的引导，对“希望”的建立，以公共目的为导向的某种形式的介入去改变现状。它是穿过各种已然形成并看似无法根治的社会两难问题的途径。它是一个融合了科技能力、道德目标、社会感情的大工程。
在他的著作中，福里斯特通过引述务实精神的传统，来发展在社会设置中知识和社会身份认同的主动构建理念，特别是重新演绎了伯恩斯坦的观点。在规划工作中，这种思维代表了更加注意发展技能以及对倾听、学习和“能讲得通”的实践的理解。引申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和斯蒂芬·卢克斯的见解，福里斯特尤其关注在日常治理实践中所显现的广泛的结构化力量。从于尔根·哈贝马斯的论断中福里斯特发展出了抗争政治曲解的政治实践的理念，他觉得这种政治曲解产生于强势力量和社会指导者为了维持社会潜能和社会动力所做的持续斗争。他明确声称他所采取的途径是“批判性务实精神”。像舍恩一样，他强调人类机构的力量，在任何时间中，这些机构的力量应当能够被规划者（或其他任何人）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利用。他也强调规划师在实践中处理选择时的伦理范畴。但其实，比起去鼓励无差别、无歧视的创造活动和社会实验，他所关心的更倾向于如何释放规划者的进步潜能。福里斯特一心一意致力于设立民主性进步政策的事务，这样一来他就要求规划师们应当培养能综合伦理敏感性和技能的特定价值取向。正是福里斯特的这种始终专注于规划实践的精神，始终索求“规划师的工作是什么，规划是什么”，吸引了全世界那些拜读了他在1989年的著作以及随同的论文的规划者们的目光。对于当时人们的挣扎，他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给出了全新的见解，这种见解激励着一个新的政治文化的出现。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北美，福里斯特周围的一些学者把他们的人际网络扩展到了一些对某几种特定规划实践的研究很感兴趣的规划师那里，朱迪思·英尼斯是其中知名度很高的一位，她的论述是关于规划者的知识形成以及建立共识的实践，拉里·萨斯金德研究的是在都市发展和环境文脉中建立共识的规划实践。[53]在这个圈子的外沿，汤姆·哈珀和史丹·斯坦发展了一种“对话方法”，能合并罗蒂和约翰·罗尔斯的思想，从而形成他们称为“新务实主义者”的规划理论（Harper & Stein，2006）。规划到底包含什么，以及结构主义者用以形成身份认同和知识的视角，深深地左右着所有这些思想贡献。
即使在欧洲，影响思维模式和实验参照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大环境与北美有明显的区分，一些欧洲的学者对于沟通式规划理念的发展也有过贡献。托雷·萨格尔，一直在挪威研究交通运输规划的实践，和同时代受哈贝马斯和福里斯特影响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学者一样，他着眼于如何反对在特隆赫姆（挪威中部港市）周边建立道路收费系统。他所写的《沟通式规划理论》一书援引自弗里德曼的联动式规划，林德布卢姆的务实型“分离递增主义”，福里斯特的“批判性务实精神”，以及哈贝马斯的论著，这本《沟通式规划理论》意在提出一种“对话性和沟通性的理性主义”的构想（Sager，1994：20）。萨格尔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接受不完善的知识，并采取理性计算达到目的的手段，以及这样做所隐藏的深意，尤其是在战略性规划或“概要”性规划的实践中。他讲述了用于规划的沟通模型，这个模型可以当作综合的“工具”，目标导向合理性的沟通理性。在这个理论中，技术性很强的方式和漫无关联的方式一起被当作现有的知识带入规划过程中来。和福里斯特一样，萨格尔声称这样的理念提供了用以检测规划过程的批判性务实精神。
和福里斯特一样主张的还有本特·弗吕夫布耶格（1998），他在研究奥尔堡（丹麦日德兰半岛北部港市）规划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主张对规划实践中真实发生的事情投入更多的关注。事实上，福柯才是弗吕夫布耶格的启发者，而不是哈贝马斯，他抨击整个规划项目还停留在启蒙运动时代，并进而希望将现代主义弃置一边。他的中心观点是，指责合理性行动的定义权是在权贵手中的，并且已然融为其所掌控的话语权和施行权的一部分。所以，对于规划师来说，当他们借以理性技术分析的专业能力来表明态度时，实则是在行使一种权力。在这一点上，福里斯特表示支持并得出结论，当规划师认定要去挑战既定的权力运行时，规划师有必要在实践中随机应变，即便在这一点上福里斯特的观点处于折中，但弗吕夫布耶格还是认为，福里斯特对于沟通式规划的发展十分关键。
我自己的研究起始于对规划实践的实验性研究，其主要集中在英国（Healey，2003）。我把沟通式规划理论的发展和政治经济的广泛变化联系了起来，具体上说，就是寻求诸如共识建立、争端解决、各种合作形式之类的新治理形式。我的研究和实践表明，改良性质的变化并不一定非要通过全面的革命斗争来实现，就像马克思主义激进者们所强调的，微观实践的星星之火也可以带来改革的燎原之势。这种微观上的强调所关注的正是宏观上已然成形的资助、热点、争论、声明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我的研究随后转入批判那些限制了舆论空间的规划实践，这些舆论的声音本可以用于建立政策的理念和依据的框架，还可以被用于探究不同的规划实践是怎样把诸多问题和价值观包含于一体的。这些研究让我把规划看成一种沟通式的项目，这个项目被讨论与争议带动并引领向前。我将总体上的思维方式冠名为“制度主义者”，而规划的方式我称为“合作性的方式”（Healey，［1997］2006）。
从思想融合到思维大转换
到了20世纪90年代，通过实验性的分析和对政策语义分析的进一步了解，其他的学者也开始有了显著的贡献（Hillier，2000；Hajer，1995；Margerum，2002；Scholz & Stiftel，2005）。在欧洲和美国之间互通有无的交流也日益增多。那些不同的思维理念逐渐汇集成两个重要的贡献。第一个是由政策分析师弗兰克·费舍尔和约翰·福里斯特编纂的合集——《政策分析和规划中的争论转向》（1993），第二个则是朱迪思·英尼斯发表的论文“规划理论的新模式：沟通行动和互动实践”（1995）。[54]《政策分析和规划中的争论转向》牢固地立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后实证主义思潮和其他社会科学之中。费舍尔和福里斯特主张道：
我们必须明白政策分析师和规划师在干什么，语言和表意方式是如何推动和限制他们工作的，他们在实践中采用的表现形式是如何展现和选择、如何描述和形象化、如何包含和排除的。（Fischer & Forester，1993：2）
在这种语境下，政策的制定渐渐被当作了一种在意义上和话语上“东拉西扯的无尽挣扎”（出处同上：2）。
朱迪思·英尼斯作为影响深入的《规划教育及研究期刊》的写手，表明沟通性的思潮是规划理论界出现的新模式。她把“沟通性”作为醒目的标题，解读着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的论述，并将其作为“可能为新规划理论提供主要框架”的论述（Innes，1995：186）。她和占主导地位的系统的、工具理性的、实证主义支持下的规划理论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广泛地引用着那些对沟通性的理论有过贡献的著作，也认定约翰·福里斯特的《直面权力的规划》是新视角的最好佐证。对于开展规划实践中沟通性指标研究的重要性，她也同样给出了明确的信号。她自己完成的工作也提供了如何在合作上采取主动态度的考虑，这样的考虑也为怎样认识条件以达到“诚实合作”的治理过程提供了宝贵的一课（Innes & Booher，2010）。
这样一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沟通式规划的理念就不再单单是一个想法了。其观点在规划理论内部已蔚然成风，包含了评估准则、哲学上的所指对象和研究议程，并有着一班追随者。这个观点将很多实践经验和目所能及的一些激发实践新可能的方式蕴含其中。单从思想领域看，与这些观点相反的“另一方”在实证主义观点下依然是理性规划的主要模式，并对治理活动持普遍的结构主义者的看法。沟通式规划的理念从相反方向要求对微观实践和机构互动的重要性给予更多的关注。在实践领域，沟通式规划的理念挑战了以技术工具分析、决策产生、巨型尺度策略的制定为核心的规划思想。从反面，沟通式规划强调对于资源分配及规则实施的实际协商过程。它十分强调将实践上的实验拓展到新的治理形式上。从政治上看，精英、技术统治论者，以及那些看似是去实现共同富裕实则是去谋求个人获利的狭隘资本家，一直以来都处在治理层级的中心地位，现在沟通式规划向这个所谓的合适的治理发起了挑战。
讨论与争议
对于很多读过约翰·福里斯特的《直面权力的规划》一书的学者、学生或者从业者们，与沟通式规划相关的理念被证明是可以帮助他们逃离旧的规划模式的有利途径。这个理念赋予了他们更合适的语汇和概念，让他们在所面临的处境中走得更远。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思想浪潮已然突破了北美和西欧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气候，这个浪潮助长着对于人类所想所做的内在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的更广泛领会。这种对不可预知性的强调是对那个时代政治经济环境的特别回应。在政治上，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曾经被压迫的新兴势力的出现，旧的稳定局面眼见着就要被打破了。新的政策方针正在不断出现并协调不同的治理诉求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时常使国家政治分崩离析，例如全球环境状况的威胁，新兴经济力量的兴起，世界上大范围的赤贫状态，尤其是在高速发展的城市人口密集地带。而在哲学上，社会科学领域思维模式的转变促进着对身份认同和价值的关注（以及从而对“取向”的关注），对认知理解的关注（思考、阐释、表意的方式），对表象实践的关注（行动的方式），总之在政治上，关注点移向了“治理的重构”。这种重构既尝试采取进步的形式也采取保守的形式。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支持者追寻着减少政府干预，并给予自由市场更多发挥的空间。民间的保守主义者追寻着重新建立地方自治社区的古典价值观。与此同时，进步人士则在关注如何建立普遍参与的新形式和审议性民主（Cunningham，2002）。
这些政治理念上的转变被重新研讨，它们最终落实到了积极的全面政治改革，以及作为国家、经济、公民社会之间联系的新制度、新举措。这样的实验活动在美国所产生的效果正是朱迪思·英尼斯所研究的。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样合作型的实验开始伴随着技能和指导过程上的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类似的实验也在欧洲各个国家间出现，获得了几乎整个欧盟的响应。沟通式规划的理念正在配合政治革新的气候。在欧洲，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合作为形式的实验活动特别引人注目，像是邻里重建计划、景观改造计划、空间策略的制定。在这些新的角力场上，学术方面的取向更多关注的是问题解决，以及治理作用和它们的政治含义的实现，而并非是抽象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不同政党之间和政党内部的争斗（Fung & Wright，2003）。
这样的规划理念现在作为他们描述的结果更清晰可见起来，然而，很快就会遭到规划学界的强烈批评。在反映了沟通式规划理论在捕捉思想上、实践上和政治上的时代精神上的成功之后，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一个激烈争论的领域。这些理念几乎没有引起实证主义从业者和理性主义学派的注意，这些人可是随时都会对新的思想气候给予回应的。最强烈的批评者是那些在思想认知和发展沟通性观点的政治责任上有共识的一群人。一些批评让人产生了幼稚刻板的印象，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在了传统理性主义观点之上，但那些对沟通式规划的发展提出过问题的人是必须要被仔细考虑的。在这里，我不会回顾所有这些关键的贡献，而是将只列举出一些要点。[55]虽说这些分类指标会相互重叠，但我还是将这些批评归纳为思想上的、基于实践的和政治上的抨击。
在思想领域内的批判性回应指出了四组问题。第一组问题是和其哲学基础相关的，在这里，批评者指责这些新视角的推进只不过是用沟通实践过程取代了科学方式的纯理性主义。批评者声称，沟通实践仍然是在强调理性主义的方法，并在人类事务中赋予推理和讨论以优先权。进一步讲，通过强调对社会架构的理解和讨论，这种方法是反实在论的和相对主义的。这意味着它低估了它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和作为主体之间辩论的成果而存在的思想价值，而这种价值并非来自之前的承诺。第二组问题起始于对其处理权力和政治的方式的思维批判。批评者指责沟通式规划的方式其实是吸收了政治运动中的多数派思维（而不是一个基于各个阶级的思维），并假定权力的成形可以通过创建讨论平台，借由这个平台来使此前冲突的社会群体得以建立共识，通过参与审议，使本来的权力失衡可能会被调和。这样的减少冲突和建立共识的关注点，被认为是一种给权力的作用“加一个括弧”和将权力“中立化”的形式。第三组问题，这些沟通性观点被说成是一个超负荷的方法，就像传统的理性主义方法所做的，它忽视了公平问题和利益相关者的取向。最后一组问题，作为一种改革理论，沟通性的规划观点被认为是软弱无力的。它的关于稳定措施的论证忽视了其他权力的作用，诸如生产资料和物品交换的控制，或者立法者和军方的控制。总的来说，批评者声称沟通性的规划理念对于人类的现状太过于理想主义和乐观，其次它太专注于微观实践，所以导致它没有足够清楚地认识到总体社会结构的作用。
有些批评者遗漏了沟通性理念是以后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哲学转变为其基础的。他们没有意识到，理查德·伯恩斯坦鼓励的是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接受总体现象的解释会有自己的社会现实和实际结果。其他批评者也错误地形象化一些观点，比如如何认识扩散在各个机构的权力网络，以及社会分裂不仅仅是随着社会阶级之间的划分发生的，虽然这种阶级划分可以作为主导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政治科学的基于取向的多元主义的再现。许多人将沟通式规划的理念直接等同于哈贝马斯为了复苏在西方社会共享的一些规范价值观所持有的希望。这些人指责沟通式规划理念的持有者只致力于实现一个理想化的共识社会，这样一来，沟通式规划就错把——在特定的问题和冲突的关系中寻求多方的共同利益——这样一个抽象的理想主义行为当作了一个务实性的考量（Forester，2009）。这样的理想主义所导致的忽略进一步形成了一个关于解释权力运作的二元对立的局面，对立的双方分别是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学派和以福柯为代表的学派，这个对立不停回荡在规划理论的辩论之中，并忽视可以将两者合二为一的思路。这种批评的背后是权力本质的假设。许多批评家把权力理解为“迫于权力”——它是控制和支配的力量。然而，沟通性的观点认识到了权力的多重关系和多个来源，它们更多地关注于“出于权力”——它是一种社会能量，具备可以因势利导以挑战已建立的统治和管控模式的潜能。
就和所有良性的思维探索一样，这样的批评有着有益的效果，它可以促使那些研发了沟通性观点的人或是将其投入应用的人，去更仔细地思考一些问题。第一，批评使得人们对于沟通性观点内部隐藏着的改革的理论建立起更加批判性的看法。它所导致的是对于制度化的动态作用的更多强调，随同这种动态作用的是对进步性合作实践可能的发展，以及沟通式规划实践和广泛治理之间的共同进步。第二，这些批评促进了对合作式规划实践的更多关注，并开始探索这种实践对于改变政治经济的潜力，也就是说，在更大范围的国家社会关系下做出改变的潜力。这个可能性鼓励了更多的实验性努力去拓展实践经验，而从这些经验中更能获得启发和支持。第三，尽管沟通式规划的支持者在起初也强调达成研究共识，作为对占据主流地位的政治斗争的强硬反对，但随后，更多人却转而开始关注这种斗争的积极意义，他们认为这种斗争可以将各个问题和利益维持在审议平台之上。
最后，这些沟通性理念之内的工作仍应当更加注重关键问题和价值导致审议冲突时的应对方法，还有这些冲突是怎样影响前期考量的。虽然那些公平、正确、可持续的理念仍需要在实际的实验中落实到物质层面和明确意义之上，不过大多数这个理念的跟进者现在可以说，那些价值观不应该被简单地放置在审议冲突之外。其中一些价值观和评判标准已经被“固定在了”规划所发生的机构范畴以内，以及早期的关注点形成的步骤当中。这些价值观强调了制度设计在治理作用中的重要性、治理的硬件与软件之间的相互作用、法律惯例、约定俗成的文化准则，在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在特别的角力场上对于另一方的应对实践（Fung & Wright，2003）。所以，这些思维上的批评带动了沟通式规划理念的发展和升华。
另一个十分不同的批判路线，出现在了那些从既定的规划实践系统内来看待沟通式规划的人当中。这方面的批评最后合并在了三个问题上。第一，一些人把沟通方式看成一种对实践的“探究”而已，而并没有去贡献怎样发明一种替代的实践方法。在英国，土地使用的规章制度是一套自上而下的过于官僚化的系统，对于沟通式规划的批判将它说成是，既不实事求是地反映规划实践，也不暗含规划实践的可能趋势的不准确的描述。在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批评普遍忽视了随后在英国、加拿大和世界范围内的实验性合作规划实践，和那些特别是在英国开始出现的都市更新计划和区域环境治理制度。但随着这些方面经验的增多，对于实践结果的进一步批判也在增长。第二，一些批评家证明道，沟通式规划的实践太过低效，虽然取向明确，但这些实践用了太多的时间在对制度设计进行实验，用以确立政策方向的审议实践太久，也许在反对沟通式规划的另一方那里会节省时间和解决争端的开支，诸如正规的信访和法庭。还有一些人认为，审议实践并不能找到所谓“正确的”答案。这种批评常出现在倡导环境方针的人那里，那些人关心的是确保本地和全球环境的重要参数指标。但这也带来了谁是正确的和什么是正确的这样的问题。第三，一些人担心审议性实践有可能会承受不受限制的地区主义的所有问题，可能会忽视一个群体压迫另一个群体以及更广泛的影响。这个批评观点直指在地区和邻里间将治理去中心化，在20世纪末世界上的很多地区，这种将治理去中心化得到了广泛支持。这种争议看重的是，如何找到一条可以释放本地居民的力量，并可以将这些考量广泛合并起来的道路。在2000年左右，这些批评导致了一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它们是关于如何在正式的治理主动权的设计上合并结构化参数和本地规划实验的。例如，冯就探讨了在正规治理系统内哪些措施应当用于参与度更高的治理模式的发展（Fung，2004）。
最后一组批判者来自那些有进步政治观念的人士。一些进步人士声称，沟通式规划所强调的审议平台的发展，以及诸如在国家和社会边缘之间的说法，纯粹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治理上的笼络和拉选票。与沟通式规划不同，他们声称，进步人士应当看重立于国家政治之外的重要性，应当处于既定的价值观和实践范畴之外，应当在公共争论中伸张那些被排除的他者的声音，并保持反对和不合作的言论。沟通式规划的实践联结国家、经济、公民社会，但其非常容易变成又一个平衡冲突和消解为了公正的抗争的途径，这些抗争出自那些在现今集团经济为了占领全球市场的野心的统治之下被排挤和被压迫的人。抑或是，这些规划实验可能只是装点门面用的，像经常出现的，为了遮掩其商业目的而做的表面伪装一样。一些人甚至指责，沟通性的观点实则是作为一个政治上的支持去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扩张策略，并破坏社会民主制度的治理，以及这些制度促进社会公平和环境可持续性的能力。
这些批评质疑社会结构的转换是如何实现的。它们是革命运动斗争的结果，或是内部危机的特定形成，或是社会形态的发展和变化过程中的缓慢演进，或是这些全部东西的组合吗？沟通式规划的理念强调微观实践缓慢进程的重要性，这些实践通过社会发展和变化代表着社会学习过程。尽管有些评论家认为合作式规划的安排和协商审议实践，只是一个在已建立的社会形态内部修补裂缝的方法，许多认为沟通式规划有进步潜力的支持者仍看到了，一种通过扩大社会学习与变革可能性来解放各种社会能量的途径。
历史上并没有一组通用的答案来回答社会变革是如何发生的。然而，任何一个在规划领域内发展出了轮廓的规划理念，都应该对变革的可能性说些什么。作为学习政治的讨论平台及其所处的社会结构的议题，沟通式规划的角度赋予了采取审议方式的微观政治重要的意义，这种微观政治可以帮助人们一起来解决共同问题和冲突。但从它本身来看，这个观点几乎没有说合作治理的实践会在什么时候，会在哪里，会以什么方式产生可能的变革性影响。将这与其他针对沟通式规划的批评观点放在一起来看，这种争论让我们回到了将讨论定位在合适的规划实践的重要性上，以及这个定位在实际的治理情况及其特定的历史和地域之内的特定动力。
总体上说，争论和批评的影响在于提高和强化沟通式规划的支持者所提出的立场。同样，批评也在激励大量的实证研究，这种实证研究可以是为了显示方法的潜能，或是旨在突出弱点。从一个鼓舞人心的批判性辩论和在规划领域做的大量研究的角度上来理解，沟通式规划的理念可以说已经在思想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这并不是它还可以持续吸引注意的唯一原因。别的原因还在于，当今的许多规划师在实践经验中面临着不确定的、复杂多变的、发散的和制度上剧烈冲突的环境。这样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冲突性一直以来都被当作规划工作所处的语境，而且这些特性也时常被用来说明规划尝试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地缘经济和政治的变换和对环境脆弱性的认识，动摇了许多曾在20世纪确立下来的假设，这种规划环境的不稳定的特性在近年来大大增强了。要建立新的关系和对话平台并帮助人们展开新的思维方式去面对他们的问题，呼吁着沟通式规划所强调的各种技能。更广泛地讲，这个规划视角给予了我们更广泛的搜索范畴，去求索如何在21世纪强化和更新普及性民主。
总体贡献
我在这一章里一直认为，沟通式规划的理念应当放在广泛的社会理论和哲学运动中去讨论，在政治和规划实践中，正是这些运动助长了对于集体主义行为的微观实践影响力的关注，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政府之内或之外的活跃机构所产生的潜力的关注。在这场思维转换中，沟通式规划的理念不但反抗了对“历史上的伟人”的关注——那些20世纪中期城市化进程中的魅力超凡的领导人——还反抗了由政治团体和利益集团所操控的争端，其代表了20世纪60年代都市政治研究的特色，也就是那些传统的“利益多元主义”的考虑。从反面来看，沟通式规划所主张的是微观实践的联系，还有在这种实践中得以体现的更广泛语境环境的作用，这并不仅是在参与实践的人中划定关系，而是主动在行动中构建关系。这赋予规划的全部参与者相当重要的责任，尤其是那些要用知识和技能将理念变为现实的规划师。
所以，沟通式规划十分强调各种形式知识的相互交织，在道德评判和实践技能的层面上，在规划项目完成方式的层面上，以及在规划如何实现的层面上。这个理念还与古典务实主义所强调的，通过学习公共理性来发展民主实践的理念并驾齐驱，同时拓展着在逻辑方法上的推理，也包含所有方式去认定什么是问题，什么是基础，什么人会受影响，什么可能干成，以及由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将其付诸公共言论、执行机关和立法机关。最后，这个理念还表示微观实践可以改进公共参与的质量，其并不仅仅是对实践中所发生的事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还可以改进广泛的政体。用一种缓慢的、累积的方式，这种实践可以产生改革的潜力。这并不是说去否定在宏观上改革的主动措施。许多人现在认为，在政策程序和法律干预上，微观实践和制度设计之间的互动还需要关注。但如若忽视微观实践，就错过了一个重要的政策价值的讨论平台，比如追求社会公平和环境可持续性的讨论，经济发展和宜居性相结合的问题，根据优先次序给予建设投入的议论，以及对某个特定地区的意义等。
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式规划作为一个思想观点可以巧妙地转化为合作实践的推广形式，从而以某种方式使政治沿着一个更好的参与式民主理想的轨迹去推进。在2004年的论文中，冯认为对微观实践的关注不应该被演绎成某种浪漫的地域主义。对微观实践的关注，需要同时看到社会机构是如何汇集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并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系统或结构与社会机构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需要放在某个特定的语境下来了解。在这条道路上走多远才可以解决争议、调解冲突，或创造一个已证明是成功了的合作性新战略，并且使之在别的地方也能发挥效应，这些考虑都要求仔细观察社会政治的动态作用，以及由其产生的实践及其不同情况下的相关性。而且在政治上，对作为政府项目的合作性治理的宣传，保持谨慎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在这样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关键的问题是用这样的言辞表达来实现什么样的政治效果？
综上所述，规划领域内的沟通式规划理念开启了一个重要的活动区域。它通过对规划上优秀案例的关注，同时增强了分析上和规范上的敏感性。它对于一成不变的现有规划方式提出了挑战。它突出了沟通能力、技术能力、伦理准则的重要性，并将其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联合起来以产生效果，其同时作用于实际成果以及这些问题和解决方案是如何构想并实施的。沟通式规划的观点含义一经被业界吸收，规划学就不单单是把规划落实过程中的隔阂看成是政策设计的失败，或是规划机构的无能。相反，这个理论逐步认识到了其间复杂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关系由规划活动和规划机构的创造能力所产生并延展。对于设计政策体系的挑战，就变成了如何去开启那些服务于创造的能量，这些创造使得大多数人而非少数人有机会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