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竞争力：谱系、实践和意识形态
第七章 区域竞争力：谱系、实践和意识形态
尼尔·布伦纳 戴维·瓦克斯穆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竞争力这一概念已经成了主流的基础之一，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企业”方法（Harvey，1989a）。这一概念提出的前提在于一种假设，即国家的地方区域，尤其是城市和都市区，必须要通过吸引跨国流动资本投资来互相竞争以实现经济增长。附随地，区域竞争力的概念也常常伴随着这样一种论断：为了提高地方的特定社会经济资产，需要改革各种国家、区域或地方机构并重新定位相关政策。这种假设（一般来说，决策人和规划师关于世界地区间竞争所造成的“威胁”而产生的普遍惊慌感）极大地推动了过去三十年间一系列旨在促进城市区域竞争力的政策的扩散。这一类政策的形式多样（自由主义、中立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空间尺度不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都市区、自治市，甚至是社区），种类繁多（工业区、集聚区、科学园、高技术中心、人力资源、全球城市、创意城市等）。但这些政策大部分摒弃了之前对社会空间再分配、“平衡的”城市化的关注，并协调强调了提高当地经济对外部资本投资的“吸引力”，将城市战略性地定位在超国家的范围内，支持当地社会经济资产，并精简大规模机构。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区域竞争力这一概念的兴起夹杂着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重要重整。本章探讨了区域竞争力在城市规划领域及之外的谱系，其知识基础，以及其旨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相关公共政策的内涵。
我们认为，尽管区域竞争力这一概念在当时已普遍存在，但它存在的前提是有瑕疵的理论假设，并主要是作为一种地方政策发展领域内意识形态神秘化的手段。这一概念并没有为可行的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基础，而是使同时期城市内部及各城市间正在进行的重建工作变得迷乱，故而导致无效的、浪费的、社会极化政策的形成。略显沮丧的结论是，由于这么多属于全球都市间系统的地方都采用了旨在促进区域竞争力的政策，主要的战略劣势集中在那些试图退出这些政策或采取其他替代性政策的地方。因此，在缺少全面的全球或超国家的治理改革的情况下，摆脱“竞争力陷阱”的逃生路线目前来看是受限的。
本章的分析主要专注于过去三十年间北美及西欧的发展。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区域竞争力这一概念作为整个世界经济中地方经济政策和城市、地区及国家的都市规划的关键要素而流行起来（Fougner，2006）。南半球各地城市的区域竞争力政策需要深入研究和讨论以进行更为系统化的分析。希望本章详尽的批判性阐述可以为以上讨论提供有效的参考点。
“竞争还是灭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美及西欧地方经济发展规划的主流基础方法之一，便是城市间对外部资本投资及区域竞争优势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这样看来，全球经济重建是一场残忍的竞争之战，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企业之间，还存在于经济区域之间，也就是城市或城市区域。根据《竞争中的欧洲城市》中的一篇文章，当前国际化背景，也就是城市间的历史性竞争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每个大型欧洲城市都在试图寻找正确的模式，以保证自己在日益激烈的竞争框架中能有一席之地。这种竞争表现在两个层面：全球层面和欧洲层面（Sánchez，1996：463）。关于欧洲城市间竞争加剧的类似假设，支撑了以城市竞争为主题的《城市研究》中一期特刊的观点（Begg，1999；Gordon，1999）。近来有关城市发展的学术文章中有无数例子证明这一论点。
地区间竞争加剧的现象在地方政策及城市规划中也已非常普遍，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开始，并很快传播到西欧、东亚等地。关于城市间竞争的“威胁”、“问题”及“挑战”的书籍充满了世界各地市政府、规划署及城市经济发展机构发行的公共报告、新闻稿及各种宣传册。在政治中立的世界城市理论的影响下，变化的全球和超国家城市等级的各种模型被突出地呈现在这些文件中，使得地方倡导者和政治企业家骄傲地宣传其城市的排名，同时尽可能地展示其他排名相似城市可能对区域竞争优势形成的威胁。尽管世界城市等级结构仍受到学术性城市规划专家的诸多争议（Taylor & Hoyler，2000），大多数城市推广机构已经制定了自己独创的“标杆治理”技术，将自己的城市尽可能好地归入世界排名中。实际上，城市间竞争的假设在地方决策人中已经变得如此自然，以至于大部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都认同这种竞争的存在，并马上转向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的问题。
地区间竞争在被哈维（1989a）标签为“企业家的”城市政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政策需要调动地方政治机构来提高城市和城市区域在可感知到的超国家或全球性经济竞争方面的优势。由于越来越重视支撑地方特定社会经济资产的必要性，这些地方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具备城市区位政策的特点（Brenner，2004）。关键是，上述世界范围内的地区间竞争与政策和规划领域对区域竞争力本地形式的日益广泛的关注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针对后者的政策基本上被正当化为应对前者情势的战略回应。
荷兰城市规划专家范·登·伯格及布劳恩（1999：987）曾对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情形作出评论，他断言这种联系是很明显的，他说：“城镇已经意识到创新的和预想的政策是为了倡导城市和区域间竞争。”大部分论及企业化城市的学术评论员像地方决策人和推行者一样趋向于不加鉴别地接受这些“经济战宣言”，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宣言代表了对转型经济形势的相对透明的反映，且区域竞争力代表了这种情况下一种长期合理的关注点。如布里斯托（2005：285）解释说：“竞争力被描述为将区域经济融入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方法，这样那些用以提高竞争力的政策和策略将不会受到原则上的反对，无论政策和策略会产生怎样的间接后果。”简而言之，城市评论员、规划师及决策人都似乎已经坚信地区间竞争已成为这个“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各地区只有去适应，别无选择，否则将使自身处于严重的经济劣势之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同时期的地区间竞争及区域竞争力进程都显示出残忍的绝对命令：“竞争还是灭亡。”（Eisenschitz & Gough，1998：762）
区域竞争力政策的地缘经济背景
应对这种新型绝对命令的政策，无论是在城市企业家的题目之下，还是城市区域政策，抑或区域竞争力，都应以过去三十年间的四种（及以上）基本地缘经济转型为背景（本文在此广泛吸纳的观点，参见Leitner & Sheppard，1998：286—293）：（1）去工业化及再工业化进程，（2）信息及通信革命，（3）灵活产业组织形式的兴起，（4）金融资本全球化。
去工业化及再工业化
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现象，引起了老工业区的严重衰退，同时极大地推动了新兴区域的成长，尤其是生产者及金融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以及其他复兴的先进手工艺产品（Storper & Scott，1989）。面对这些全球性的行业变革，城市和区域规划专家已经探索了新办法来影响各自领域内的行业构成，这些办法包括：逐渐淘汰传统的大批量生产行业，或提供资助或对其进行现代化改良；培育或直接资助高科技或生产者和金融服务业中的经济发展；通过产权流动、风险资本及新的基础设施投资，在当地形成全新的行业专门化模式；结合以上方法中的几种。这些政策与特殊种类城市间竞争的新理论和实践是密切联系的，比如在试图淘汰或现代化传统行业领域的城市之间，在专门致力于相似发展行业的城市之间，或在试图吸引类似种类的外部资本投资的城市之间（Krätke，1995：141）。
信息及通信革命
以新通信技术进步为基础的信息革命，已极大地提高了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并协调生产网络的能力（Castells，1996）。同时，新的运输技术的不断使用也大大减少了商品流动所需的成本和时间。因此，正如莱特纳及谢泼德（1998：288）所言：“在对私人投资吸引力的影响方面，市场、资源及劳动力的可得性所带来的地方性优势，要逊色于其他城市间的地域特定差异（如劳动力成本、产业集群及地方政治体系等）。”这些新技术能力也使得企业在面对当地劳动力成本、税收或政治情形的变化时可以更容易地进行相应的转变。在这样的情形下，地方决策人及规划专家受到各个方面的压力，他们既要在自身管辖范围内为企业构建特定的区位优势，以保证现存产业的收益率，还要吸引额外的外部资本投资。由于当今的城市及区域竞争优势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得到了构建，而并非基于先前的要素基础，因此地方及地区方面形成了新的治理命令，来协调、维持并提高地方的先决条件，促进经济发展（Scott，1998）。在大多数的老工业化国家，地方及地区决策人已经将这些新的治理困境理解为地方之间吸引流动企业的零和竞争（Cox，1995）。
产业组织的新形式
传统的福特主义大批量生产体制及其固定资本和劳动力的大规模集聚已经消失，这对城市治理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近几十年向灵活产业组织形式的转变似乎极大地降低了地方的固定投资成本，原因很简单，“建造的工厂变小了，付款的时间也就变短了”（Leitner & Sheppard，1998：290）。固定资本投资的成本可以很快付清，资本的流动性得以提高，因为“付清生产设备成本所需的年数减少，企业可以重新评估在某城市内持续生产所带来的利益”（出处同上）。因此，地方决策人及规划专家所面临的压力增加，他们要在各自管辖范围内完善运输、通信及生产基础设施，以适应不同资金的地方性要求的转变。
金融全球化
面临持续的经济危机，资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以防止自身贬值。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全球范围的资本金融化便是新出路之一（Arrighi，2010）。金融化进程极大地改变了城市和地区的治理情况，关键是改变了地方及地区政府在各自辖区内通过借贷来筹资并维持固定资产投资的制度框架（Leitner & Sheppard，1998：291—293）。20世纪70年代以来，负责资本借贷的金融机构、手段及机制在全球大规模增加，许多地方有了新的金融方式，但同时也使这些地方更直接地受到全球金融市场不确定性的威胁。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由于期货市场的投机性投资不利而破产，2009年亚拉巴马州杰斐逊县由于J.P.摩根设计的合成衍生品而破产，这两个例子很好地反映了城市和区域在当时的“资本主义赌场”中所承受的风险（Strange，1986）。此外，地方政府及规划机构偿还贷款的受束缚程度，提供当地经济能力和收益的压力，以及减少地方预算的压力都大大增加（Leitner & Sheppard，1998：292）。简而言之，随着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项目融资方面对全球金融市场依赖性的增加，各种新的外部财政束缚也开始出现。
一并考虑，这种地缘经济变革对整个老工业化世界的城市和地区经济发展振兴事业增加了新的压力。在哈维（1989a：15）看来，城市治理新形式（以及区域竞争力相关理论）的兴起，需要“从根本上重新确立中央到地方政权的关系，并将地方政府行为从福利领域和凯恩斯主义折中理念中解放出来”。关键是，如下文所讨论的，区域竞争力政策的出现，也是以凯恩斯主义国家形式的基本重建和后凯恩斯主义国家地位形成的巩固为条件的（Brenner，2004）。
区域竞争力政策轮廓
在地方及区域经济政策领域内，对区域竞争力的重视代表了极为离题的意识形态重组，不仅在高度专业化的产业区及全球城市，在传统的制造业中心也是如此。鉴于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平衡的都市化、地方性再分配及社会同等化等优先事务在这个老工业化且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盛行（Brenner，2004），70年代出现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严重动摇了原本试图促进这一进程的政治联盟和制度架构。在区域竞争力理论内，城市及城市区域不再被简单地呈现为加强国家经济体制的传送带或标准化的固定资本投资及土地资源的集聚区。相反，它们被描述为具有区位资产创新网络以及需不断更新学习能力以应对其他“有竞争力的”地方经济体的高灵活性国际化环境（Storper，1996；Cooke & Morgan，1998）。企业间的以及重要公私领域间的内部合作网络，被逐渐视为在动荡的地缘经济环境中有效竞争的坚实基础（Eisenschitz & Gough，1993）。
任何空间规模上的区域竞争力政策都取决于这样一种假设：资本主义企业等组成单元相互竞争，以实现利润及竞争增长的最大化。这样看来，某个地方的竞争力源自其有效持续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吸引内部投资、降低投资成本、提高生产率、提供高技术劳动力、营造创新氛围、旨在提高当地经济活动价值的其他策略（Begg，1999）。因此，区域竞争力政策的目标是维持并扩展某政治辖区内存在的或可能引入其中的创造利润及发展经济的能力。
就目前的目的而言，不需要给出竞争力的确切定义，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对地方。本文的要点是注意到，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西欧、北美、东亚等地的国家、区域及城市决策人和规划专家已经开始注重提高城市及城市区域有助于增强竞争力（相对于其他国际投资地区）的各种属性（Gordon，1999）。如上文所述，福特式凯恩斯主义将城市视为国家经济的区域子单位，对关于超国家资本流动的城市区域竞争力的重视显示了一场空前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等级的重组（Lovering，1995；Veltz，1997）。过去二十年间区域竞争力政策的增加，是观念不断改变的表现和结果，即城市和城市区域如何促进经济。
尽管这些政策在波特（1990）及大前研一（1990）等商业派领袖的广为流传的著作中常常是合乎情理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它们是基于多种关于当地经济竞争优势来源及国家制度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假设之上。在此我们无须对过去三十年间具体化了的国家、区域和地方的竞争力政策进行系统比较，尽管这种比较将是极具启发性的。相反，我们通过三个特定的坐标轴来显示这些政策的位置。
1.区域竞争的形式。斯托珀和沃尔克（1989）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间竞争有强弱两种形式。弱竞争主要试图降低成本、在特定劳动力空间分区内进行资源再分配，而强竞争主要是改革生产条件，以引入新的技术能力和新的劳动力空间分区（静态比较优势）。区域竞争力同样也可以有强弱之分，取决于削减成本与解除管制及提高企业生产率和辖区内创新环境的措施之间的平衡（Leborgne & Lipietz，1991）。新自由主义的或防御性的竞争力政策，试图利用企业间竞争的弱竞争形式；它们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基础：在某地区内降低投资成本将可吸引流动资本投资，进而提高其竞争力。相比之下，社会民主的或攻击性的竞争力政策试图利用企业间竞争的强竞争形式；它们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区域竞争力取决于对创新能力、协作性企业间网络、先进的基础设施及高技能劳动力等不可替代性社会经济资产的治理。在任何国家和地方，新自由主义/防御性区域竞争力政策与社会民主的/攻击性区域竞争力政策之间的准确平衡，是关于城市发展形式的社会政治干预的目标和结果（Eisenschitz & Gough，1996，1993）。
2.区域竞争的领域。建立在哈维（1989a）城市企业主义学说上的区域竞争领域，根据它们面向的特定资本循环，可划分为四个不同领域的区域竞争政策。第一，区域竞争政策可能会结合劳动力的空间划分，通常情况下，通过为特定类型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率建立或加强地区特殊条件，以提高城市优势。第二，区域竞争政策可能会结合空间划分消费，通常情况下，通过创建或加强当地的旅游、休闲或退休基础设施，以提高城市优势。第三，区域竞争政策可能会试图提高城市在金融、信息处理和政府领域的领导和控制能力。最后，区域竞争政策可能会以政府补贴和投资为目标（空间的再分配），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这些政策可能是局部动员，如当市民争取政府高层发放的基础设施津贴时，或许会通过国家政府机构，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贯彻实施，或在欧洲范围内，通过欧洲委员会执行。虽然这些区域竞争领域的分析很到位，但在实践中，大多数竞争政策都企图在多个领域同时提高城市的地位。
3.区域竞争的地理。最后，区域竞争政策需要在所要呈现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描绘地理参数。主要有以下三种因素：第一个是竞争力的空间，即战略性空间，在其中，要动员地区特性经济能力。常见的例子包括商务中心区、市中心企业区、重振的制造业和港口区和高新开发区。第二个地理因素是竞争的空间。这些都是更广泛的（经常是全球的）空间，在其中，城市经济或其经济分区构成被定位为有吸引力的投资点。因此，全球性城市纽约和伦敦被理解为在一个不同的全球性空间中竞争，其不同于马尼拉、深圳和圣保罗的出口加工区，或是如底特律、曼彻斯特和多特蒙德的制造业区域。最后一个因素是定位策略，即规模协调政治措施旨在超国家的竞争空间下定位城市竞争力的空间（Jessop，2002）。例如，一些区域竞争政策试图将城市经济转变为主要结合区域、国家和超国家经济空间的嵌套结构。其他政策或试图重组先前的城市层次结构——不管是纵向上，在不同层次的国家权力之间促进新形式合作，还是横向上，在全球劳动力分工中互补的、地理位置分散的国家间促进横向联盟。因此，尽管所有形式的区域竞争政策都力图定位于城市和地区的超国家资本回流，但这个目标可能会通过实施不同的政策性地理策略来实现。
由于“在这个经济相当不稳定的世界，政治联盟无法准确预测哪项地方投资会获得成功，哪项会失败”（Harvey，1989a：10—11），因此区域性竞争政策存在一种固有的投机特性。除此之外，这些政策往往基于当地经济未来发展轨迹的不靠谱假设和不现实预测。尽管存在这些地方性问题，但前三十年里区域竞争政策的扩散，已经造成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国家干预性质的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空间再分配状态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更分散的国家机构所取代，使得在其管辖权内外空间发展的不平衡更加强烈。
衡量竞争
随着区域竞争力已经成为一个城市政策的关键定位原则，各个国家和非政府机构已对其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丰纳（2008）已经证明，由诸如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组织机构执行的“竞争力指数”和国家标杆治理，已经在国家层面上助推竞争力概念的标准化。虽然，过去常常使用定量的、技术化的方法制定指标，并为城市排名的方法是可行的，但那是由于国家数据的相对丰度、质量和一致性。在许多情况下，城市和城市地区没有相关数据，然而，在定义城市和都市区方法论上的不同使得跨国比较具有双重问题。
那么，过去的几十年，在统计学上描绘城市地区，规范这些描述，并用这些描述排名和对比城市的努力实现了标志性增长就不足为奇了。这些举措必须面对两个不同但相关的问题：第一，谁在竞争？换句话说，如何定义区域竞争相关单位？第二，这场竞争的赌注和战利品是什么？换句话说，决定哪个地域单位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的适当标杆治理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已经回答了，并且大部分是参照大都市区的概念。区域竞争力以统计衡量的概念在20世纪初被引入美国，但是在近期已成为全球经济下地方空间前景的规划者和决策者中间讨论的主要字眼（Scott，2001）。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采用大都市区的概念作为标准的城市衡量概念。例如，在欧盟，泛欧洲统计机构一直与各国政府合作，规范“更大城市区”（LUZ）的衡量，以便“更大城市区”在国家间具有统计学上的可比性（Carlquist，2006）。同样，2006年，经合组织在其成员国之间举行了一次关于规范大都市区衡量的会议。由大伦敦市政府向会议提交的意见提出如下理由：
像许多城市一样，伦敦需要一个国际性的标杆治理衡量标准，需要与其他城市作比较，以确定最佳政策方案……这种需求不仅仅局限于为伦敦政府负责：国家和国际政府双方也需要共同的标准，以对比城市间的情况并分配和执行政策资源……我们认为，拥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比拥有正确的标准更为重要，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以一个合理一致的方式，有一个代表城市区域的共同标准，那么城市本身就是“正确的”标准。（Freeman & Cheshire，2006：2）
然而，当代城市政策（从大都市区到各个社区）所面向的竞争力的不同空间，与作为实际竞争单位的大都市区普遍的统计标准化之间存在一个张力。在许多情况下，标杆治理的区域单位和以竞争性政策为目标的区域单位是完全不同的。例如，最近多伦多贸易局（2009）的竞争力报告对比了多伦多城市地区与许多其他地区，虽然多伦多大都市区包含4个不同的地方政府（全部或部分）和24个完全不同的市级政府，但哪个政府或政府机关会按照报告的结论行事呢？此外，大多数大都市区只是通勤区。即使假设在国家相关部门中政策协调是有可能的，通勤区也只可能是适合于分析特殊类型政策（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干预）的单位。
不管怎样，大都市区已经成为定义城市全球竞争力的基本方式。但是，大都市区在竞争什么呢？从历史的观点上讲，量化国家竞争力的工作已经聚焦在宏观经济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GDP）、贸易条件和生产率。但是，从1979年开始，随着关于欧洲工业竞争力报告的发布，并在波特（1990）的著作中获得广泛认可，学术和政府机构开始尝试直接量化国家竞争力。目前，两个主要的年度竞争力报告都已发布——《全球竞争力报告》和《全球竞争力年鉴》，它们分别构造多维指数来进行衡量，“相关因素、政策和机构决定一个城市的生产率水平和国家创建和维护企业竞争力环境的能力”（Fougner，2008：313）。这两种规划的实质性区别已经表明，“竞争力”不像GDP或贸易条件，它是一个模糊性的概念；其挑战不仅仅是衡量它，同时还需设定一个足够精确解释这种衡量的定义。
在一些国家之后，城市竞争力标杆也开始在其他国家使用，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虽然城市竞争力标杆的散漫形式仍在成形之中，但“全球城市”和“创意城市”已经成为该讨论的两个最具影响力的概念。“全球城市”是不经意间来自弗里德曼（Friedmann & Wolff，1982）关于世界城市层次的开创性工作，并结合新的劳动力国际分工，以及萨森（2001）对特定城市金融和生产服务行业的关注。然而，大多引用这些概念的标杆治理策略，则把弗里德曼坚定的关键推力和萨森的干预措施归入了同一类，这强调了在大都市区，金融化和劳动力市场二元化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的后果。相反的，那些以标杆治理为目的，引入“全球城市”这一概念的城市，结合劳动力的全球分工，通常采用一个积极的、有助推作用的方法，努力将城市定位为战略性的金融中心。佛罗里达（2002）推广了创意城市的想法，无可置辩地更多关注了竞争力、标杆治理和城市政策，并且为世界各地城市和地区政府的经济发展而营销自己特定的理念上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Peck，2005）。佛罗里达认为，一个新的“创意阶层”是现代经济成功的关键，城市必须通过供给政策来吸引技术、人才和宽容，来与其他城市竞争吸引那些高度流动的创意专业人士。尽管这些方法没有把握，但佛罗里达已经非常成功地推销了其市级政府的创造性指数。
城市标杆治理的两种衡量方法都表明，全球城市竞争是具体的、特殊的领域。在这方面，它们不同于先前讨论的一般国家竞争力排名（以创造力指数为例，虽然其在实践中差不多与两个主要国家指数一样广泛）。但是，竞争标杆治理潜在的任意性，使其成为贸易机构、地方促进代理结构、当地商会、当地经济发展企业，以及其他城市发展利益体的共同工具，来证明政策应该会提高竞争力。通常会有两个不同的信息，每一个都有不同的目标。一个是所谓的促进竞争力的需要，且主要针对地方政府；另一个是城市在促进竞争力上所谓的成功，且主要针对流动资本。由这些机构制定的当地“竞争力报告”倾向于在广泛的指标下对比城市（例如，《欧洲经济》，2008；多伦多贸易局，2009）。只要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一贯坚持将城市区域作为全球经济中的主要竞争地域单位，我们就期待继续制定方案措施，提高这些地区的定量衡量和对比。
破解区域竞争力
竞争力标杆治理的前提是，它阐明了城市和城市地区竞争的过程。但是地方竞争的概念就像一个代码：在当今时代，它揭示出城市治理和地区间的相互作用是一样重要的（Budd，1998；Bristow，2005）。就像在当代全球化讨论中其他受欢迎的标语一样，如“资本的超流动性”、“疲软”状态，以及社会空间的“非领土化”，因此必须系统地破解区域竞争的概念。
一些评论人士表示，区域竞争的概念建立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城市地区间不靠谱的类比之上（Leitner & Sheppard，1998：301）。根据目前克鲁格曼与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如赖希和瑟罗之间著名的论战，当把竞争力应用于任何除了资本主义企业以外的组织实体时，它就成了一个“危险性痴迷”。克鲁格曼认为，将竞争力的概念应用到国家区域上，在逻辑上是不连贯的。因为它们“没有很明确的底线”：“国家……不会歇业”，因此不能适当地将其理解为创造财富的机器（Krugman，1994：31）。克鲁格曼认为，企业必须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直截了当地定义它们的“底线”，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是唯一可以明确地归因于竞争力属性的组织。
当竞争力被应用于区域单位而不是企业时，考虑到这一概念不确定的、未成形的特征（Begg，1999；Budd，1998；Bristow，2005），如何解释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当地难以捉摸但又普遍被人认可的扩散政策？简言之，为什么地方区域竞争的“危险性痴迷”在政策制定者和支持者之间如此受欢迎呢？不幸的是，克鲁格曼的批评将这个问题归结于政策支持者，也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失误与无能。然而，正如迪肯（1998：88）所警告的，
不管克鲁格曼的分析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实际上决策者似乎并未听从他的警告，也没有重改书面和实际中的竞争性政策措施。只要国家（或地区）竞争力这一概念存在，就没有一个国家（或市）可能会退出。
克鲁格曼和其他人的批评将会严重误导人们拒绝热切的政策，它所关切的仅仅是把“竞争力”作为一种概念上的错谬或意识形态幻想。我们宁可认为区域竞争力政策的增多表现了一种更一般意义上的当代国家、各种类型跨国经济竞争体制的重组，向有些作者称之为“竞争型国家”（Cerny，1990；Jessop，2002）的形式发出了信号。尽管新自由主义是这种国家权力多标量、生产率再定位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表现形式，但它仅仅是此类竞争型国家合并在一起的政治形式中的一种。
但是，区域竞争力出现了第二个主要的问题。它把其归因于城市代理性质，并把它们的竞争相互作用作为统一的区域竞争力，但是地方可能变为代理性并采用指向其他地方的竞争导向的政治制度条件通常是假设的而非询问的。正如哈维（1989a：5）解释的那样，作为“活性剂”的城市化必须避免资本主义都市化，是“一个广义的、有基础的社会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着各自目标的各类不同的活动者，以及通过一个特定的连锁空间实践形态相互作用的不同议题”。城市是区域性的社会结构，其中出现和再现大量高度敌对的空间实践（Cox，1995）——包括阶层关系、累计策略和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计划。相应地，巴德（1998：670）解释道：“提议城市或区域的相互竞争，假设了两者之间的构成经济和社会利益目标一致，并且城市治理拥有一种自治操纵自由。”
然而，问题不是否认居住城市中不同的人在特定条件下会组织起来共同促进公共利益或议题，而是强调这样的集体活动是不符合理论假设的。如考克斯和梅尔（1991：198）解释的，
如果人们使用明确的地方性词汇解释本地化社会结构，以观察他们的利益并认同“本地人”身份，然后根据这些观察通过动员地方性组织以一种他们从前各自行动不可能的方式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这样看来视“地方为代理”是十分合理的。
由此类动员产生的当地区域联盟在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历史地理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城市增长机器——为实现当地财产价值最大化而组织起来的以土地为基础的精英联盟——长期在美国都市发展中扮演着塑造性角色，并代表了此类联盟的范例（Logan & Molotch，1987）。以公私合作、跨阶层结盟和基于位置的联合等不同机制为基础的其他形式联盟，在其他不同国家背景下通过资本主义都市化的历史地理学也已经出现（Harvey，1989；Markusen，1987；Stone & Sanders，1987）。
根据哈维（1982：419—420）在《资本的限制》中对此问题的经典分析，地方区域联盟形成的根本原因是：
社会总资本中的一部分必须作为不动资本，以为剩余的资本提供更大的流动性。如果它不会贬值，则需要防范曾经锁定在不可移动物理和社会基础设施中的资本的价值。
因此，促进特定城市或城市区域内经济增长的区域联盟，通常存在于资本和劳动力的不同派系之间，他们的资源和利益紧密地系于本城市内的大规模不可移动基础设施和投资，例如房地产、固定基建投资、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哈维（1982：420）对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阶层和派系斗争地域化”的基本和最近趋势的解释值得详细引用：
一些资本派系比其他派系更乐意固定投资。房地产的所有人、开发商、建设商以及其他持有抵押债券的人，有优势从建立一个保护和促进地方利益和避免区域性、特定地方减值威胁的地方联盟中获益。很难移动的生产资本可能用来支持联盟，并被诱使通过薪酬和工作环境妥协来为劳工和平和技术买单，从而从劳动力和对当地市场工资商品上升的有效需求中获得合作利益。通过斗争或者历史上的偶然，劳动力派系已经设法在剥削的海洋中创建一个特权的安全岛，也可能成为联盟的原因。此外，如果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地方性的妥协对当地积累有帮助，总的来说资产阶级可能会支持。基础在于不同资本派系、当地政府，甚至所有阶级之间以区域为基础的联盟的增长，将保证在特定区域内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劳动力的积累和再生产两方面）。必须强调联盟的基础在于其视需要使一部分资本不可移动而为剩下的资产提供更大的流动性。
结合的区域联盟是以各种地方机构和人员之间的正式合伙关系为基础的，包括商会、工会、地方规划局、市政府，最重要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不同派系（Cheshire & Gordon，1996；Stone & Sanders，1987）。正如哈维（1989b：148）在别处的注释，此类区域联盟的首要目的是，“保持或增强已有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优势技术混合和社会关系模式、利润和工资水平、劳动力素质和企业家治理水平、社会和物理基础设施、生活和工作的文化素质”（Harvey，1989b：148—155）。为实现这些广泛的目标，区域联盟通常执行特定规模的积累策略，在此策略中特定的、植根于当地的资产将会被筛选出来积极提升（Jessop，1998）。
因此，我们得到了下面的结果：城市和城市区域可以说是旨在建立的区域联盟的范围内进行区域内竞争——无论是地方的或超地方的联盟——其明确的目标是在此类竞争中促进特定的区域成为一个整体。在没有此类联盟的情况下，讨论城市作为代理是不合逻辑的，在没有此类联盟批准的全部城市系统的情况下，讨论地方间竞争也是不合逻辑的。因此，地方间竞争或区域竞争最好被理解为增长导向和投资导向区域联盟之间的横向关系，而不是固定位置和移动资本流，或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与商品、资金流与地点、全球化和本地化之间的纵向关系。从这点看，这是描述以当地或区域为基础的区域联盟竞争之间“战略互动的宏观地理领域”的简便记法。
从这个角度看，区域竞争政策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对加强的地方间竞争强加的限制的一种本地化回应。首先，它们必须被视为此类竞争的创造者，这一竞争同时使它自然化并看上去不可避免。随着从事此类竞争相互作用的区域联盟数量的扩张，采纳竞争导向城市政策的有效刺激，以及因此加入竞争的磨损，正在强加于那些过去想要退出的区域（Leitner & Sheppard，1998）。但是，如果仅仅将区域竞争政策解释为对外部强加压力的反应，那么在地方竞争中扮演生成力角色的区域竞争政策将得不到充分利用。对于区域竞争政策的转移，最好不要仅仅视为一种个别城市经历的转变，而应视为有多重地方区域联盟的城市因为加强的竞争相互作用而发生的大规模城市等级体系的相关转化。
区域竞争政策治理失效
区域竞争政策在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城市和区域中十分普遍，但是它们的普遍存在却很少告诉我们它们在实践中的效率。事实上，尽管此政策的支持者代表声称没有经验型的证据表明它们没有效果，但对于此政策的大量社会科学批判分析表明，无论是在经济、治理或政治领域，它们的主要作用是退化的和失调的（Leitner & Sheppard，1998；Cheshire & Gordon，2005）。
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强化的地方间竞争会加强地方行政单位向潜在投资者提供优惠政策的竞争压力。随着区域竞争政策随后的扩散，潜在的失败和拒绝介绍它们的危险正在扩大（Leitner & Sheppard，1998）。尽管如此，当前没有证据表明区域竞争策略为地方经济产生正和的、供给端的利益，例如通过提升地方的内嵌式工业资本。更多的是，这种举措已经使国家补贴流向民营企业，导致竞争位置间资本投资的零和分配（Cheshire & Gordon，1996）。如此，区域竞争策略可能导致对公共资源的无效分配，随着纳税人收入用于促进私人积累而不是用于生产的一般条件或社会开支。因此，柴舍尔和戈登（1995：122）总结道：“［城市间］很多区域竞争纯粹是浪费。”
此外，区域竞争政策的扩散，鼓励“寻求短期收益，以城市的健康和居民的福祉这些更重要的长期投资为代价”（Leitner & Sheppard，1998：305）。虽然一些城市已获得短期的竞争优势，通过腐蚀区域竞争力优势的早期采用，但是因为在相似定位城市间扩散类似政策，定位城市内劳动力进行了更广泛的空间划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区域竞争政策帮助一些城市和地区促进了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证明它们在维持中期或长期经济增长中没有那么好的效果（Peck & Tickell，1994）。
进一步的问题包括区域竞争力策略所能达到的地理范围有限，这通常需要将战略目标、全球性连接城市区域或位置特定化，作为国家经济活力的引擎。这样的政策是基于增强城市区域竞争力的假设，将有益于更广泛的地区性和国家性空间经济体，包括其中的城市。然而在实践中，区域竞争政策促进了先进技术的发展，全球性城市飞地对周边地区产生的辐射效应有限。在局部规模，这种趋势对于“全球化经济”具有关联性，因为先进的基础设施中心和高科技生产中心脱离邻近的街区，且在超局部规模，因为在同一个国家地域内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群脱离老工业区和其他边缘化空间（Graham & Marvin，2001）。社会空间极化的激烈化程度可能破坏宏观经济稳定；它也可能使种族分裂，使政治冲突混乱化。
尤其是他们的防御以新自由主义的形式，区域竞争政策鼓励社会服务底层的种族提供必需品，因为国家、地区和地方政府试图在它们的领土管辖权减少资本投资的成本。该监管剥削过程是制度障碍，表现在以下多个级别：它会加剧矛盾而不是缓解地方财政和监管问题，它会恶化地方和国家人口的重要部分相关的生活机会，这更加剧了国家城市阶层的不平等性（Eisenschitz & Gough，1998）。
上述监管问题可以假设为更温和的形式，结合区域竞争政策的攻击性社会民主形式。尽管如此，区域竞争政策的攻击形式同样具有重大危机趋势。首先，就像区域竞争政策的防御方法，进攻方法“操作……作为策略来使一些地区相对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更强”（Leborgne & Lipietz，1991：47），因此会强化发展不平衡，除了部署的地域空间。宏观经济不稳定，随之而来可能破坏区域竞争政策依赖的局部社会经济资产（Leborgne & Lipietz，1991）。其次，相比区域竞争政策的防御形式，进攻方法能使城市经济发展遭受更严重的政治化问题。它们的有效性取决于局部地区的局限性；然而，这些策略在地方层面取得的明显成功会产生强烈的再分配压力，尤其是当同一国家地域的其他地方和地区努力复制该“配方”或获得一些经济利益的时候（Eisenschitz & Gough，1996）。
在国家、地区和地方的政府机构内，区域竞争力的特定战略扩散会加剧协调问题。首先，因为区域竞争政策加强了国家监管活动的地理分化，而在国家政策框架内没有融入地方性竞争策略，它们破坏了组织的一致性和国家机构的功能集成。其次，这种超国家治理或国家监管与城市政策领域协调的缺乏可能加剧经济危机趋势，正如上面所讨论的，它能增强相同或类似的增长战略在更广阔的城市系统中连续复制的可能性，从而加速区域间竞争的零和形式扩散（Amin & Malmberg，1994）。
最后，区域竞争政策扩散导致民主问责制和政治合法化有关的新冲突。由非选举政府官僚主导，技术专家、房地产开发商和企业精英建立许多新的、高度分散的机构形式实施区域竞争政策，他们对于他们的活动使人群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不负责任（Swyngedouw，Moulaert & Rodriguez，2002）。虽然缺乏政治问责制能使监管机构更有效地执行该政策，但它系统性削弱了解决更广泛的社会需求和维护地域凝聚力的能力。它也可能产生严重的合法化赤字，一旦对抗的社会力量能政治化区域竞争政策或不民主体制的负面社会经济影响。
这些考虑描绘出一幅更悲观的区域竞争实践的画面，而不是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发现的主流文学，或就此而言，通过区域联盟动员周边具体的项目获得进步，以促进城市和城市区域的区位政策。我们的分析表明，区域竞争的核心就是意识形态，它可以使机构退化、转变政治因素，破坏地方经济发展的先天条件，动摇城市和地区治理组织结构，并导致所继承民主责任制的腐蚀。无疑，我们无意暗示意识形态或区域竞争的实践本身就是以上所勾勒的发展原因，但这显然是地缘经济、地缘政治的转换与机构主张之间的复杂交织。相反，我们的目标已经暴露出一些支撑这一概念有问题的假设，概述了一些已提出过的应用问题，并强调了其政治形态的本质特性。
超越竞争陷阱？
矛盾的是，尽管上面概括了大量功能失调的后果，但是这种导向地方区域竞争力的政策仍得以广泛采用，对任何想要改变此政策的地方治理机构都有很强的限制性。在民族国家、区域以及城市范围内，想要退出这种竞争政策或者其他企业战略，可能会面临投资损失、失业以及税收减少等严重的经济影响。“鼓励……尝试依附其他国家（及城市）来营利，保持其强劲势头。”（Dicken，1998：88）正如哈维（1989：10）的企业型城市政策也有类似的说法（引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竞争的著名描述，对个别资本家实行“外部强制力”）：
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城市间的竞争加强，它几乎必然将作为一种“外部强制力”起作用，使个别的城市靠近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则和逻辑一致。
这些争论指向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地方经济发展能不能用另一种方式阐释和实践呢？地方能够逃离“竞争陷阱”吗？在过去三十年的世界范围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重组中，地方已被交付给它了。
目前，区域竞争政策的失调和退化结果，是否将为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加进取、激进民主的方法提供空缺——勒罗伊（2007）列出了在美国背景下规制改革的一份清单，将缩减地方间竞争的动力——或者相比之下，是否在城市和区域治理的基本制度结构下竞争导向议题仍然不在近期的考虑中尚未可知。可能后者会发生，我们有充分理由预测更加贫乏和恶劣城市地理的结晶，在此地理范围内城市实施侵略性的、相互破坏性的区域营销策略，此策略允许跨国资本从支持地方社会再生产中退出，城市居民影响他们最基本的每日生活条件的能力正在渐渐遭到破坏。当我们注视这残酷的剧本时，哈维对都市企业主义的分析再次被证明十分有先见之明。他解释道：
问题是建立一个以城市间联系减缓城市间竞争的区域地理策略，使政治关注从地区转向更一般性的资本发展不均衡的挑战……［A］对都市企业主义的批判观点表明不仅其产生消极影响，同时也表明其转化为进步都市社团主义的可能性，它对如何以此种方式建立联盟和跨空间联系有敏锐的地理政治学意识，若没有挑战，则用以缓和控制社会生活的历史地理学的资本积累的霸权动力。（1989a：16）
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以及以何种方式采纳此类地理政治学策略，什么口号又是最能表达其精神——“城市的权力”提供了一个最可能的例子（Marcuse，2009；Lefebvre，1996）——这都是我们需要在城市、城市区域和其他治理空间范围内探索答案的问题。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