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性实践
拉斐尔·费什勒
人之所处，境之所在。倘若一人所处环境为熟悉之境，则鲜有学习过程发生。倘若一人所处环境为困苦之境，则会倾其所能以向周边他人求教。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实际回馈会被重新组织在此个体内部。这样一来，学习便产生了成果……
但进一步讲，一个人的各个举动常处在互相关联之中，这包括思想、感受、刺激、行动，等等。我们从来都不会只去学习某个事物本身，而是在学习的同时也在形成自己的看法、习惯，见解，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思维活动。
作为教育学教授及约翰·杜威的门生，威廉·赫德·基尔帕特里克高屋建瓴地概括了大多数人关于反思性实践的所思所想。[40]早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就已经有人提出了反思性实践的类似观点，但是反思性实践的理念被确立起来是很新的事情；其实它在20世纪80年代的各类学术文献中才被首次提出。在城市规划领域，这个观点的出现和传播主要和一个人的事业有关。那么这个人是如何建立这套反思性实践的理论的呢？他的思想又源于何处呢？他在建立这个理论之后又在城市规划领域有何建树呢？这些问题是我（指本文作者）要在这个章节中所着重探讨的。从特定意义上讲，我正在探索一个充满悖论的领域：反思性实践的理念在规划学的学院派和实践派那里已经是如雷贯耳了，但这个理念似乎并未得到广泛的研究；说到底，这个理念既是一个流行概念同时又是个很边缘的概念。[41]
反思性实践及其历史沿革
从专业的意义上讲，反思性实践所采取的形式是将从业者本人的经历进行仔细的考量，并交由其他人去仔细评测。即使从业者对于自身的使命有充分的认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对其思想行为进行挑战性考量之后，在他们的实践方法上，也是可以观察出一些主观偏差和思维限制的。这种对于行为和思维的考量可以用于提高一个人的效率，但更经常出现的是，事实情况骤然表明以往的处理办法在新问题下并不奏效了（Yanow & Tsoukas，2007）。从一般意义上说，反思性实践就是学而时习之，边学边做，边做边学；它的最好结果是探索一个从业者的知识结构和他在里面扮演的角色。习惯了反思性思维的从业者，会始终对他们自己的从业经历做出分析，从而提高他们的能力。通过对具体行动的原因、方法、结果的不断求索，这些从业者的专业素养才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改良。
如果我们想要去了解这些从业者是怎样从他们的行动中去学习，以及他们是如何挑战他们自己的既定成规的，那我们就必须去仔细探究他们是怎样在实践中操作的。其次，我们还需要去观察，他们在与客户或主管方的互动中，是怎样重新评估一些约定俗成的思想从而解决新出现的情况。但是，像这样对职业规划师的思想进行详细的考量在实际操作中是很难达到的。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于微观动态作用（Microdynamics）出现的历史文献基本上无从找起，涉及这些从业者所行所为的第一手访谈和叙述记录更是寥寥无几。涉及这方面的实录、个人讲述和访谈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曾系统地出版过。
毋庸置疑，对于城市规划实践的个人化考量在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出现，当时正值老一辈的城市规划学先驱们行将退席之际（Bassett，1939）。大多以个人传记形式出现的文本，虽然涵盖了这些从业者在公共领域的专业实践活动，但并未记录下他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多样的方法和思路上的点点滴滴。[42]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城市规划的社会学方面的研究确实探究了规划活动的具体步骤——事实上，规划的具体步骤是他们的关注点——但是，他们这样做的重点在于社会化互动和公共政策制定，而不是个人的行为和认识能力（Meyerson & Banfield，1955；Altshuler，1965）。在处理纷繁复杂的市政政治方面，活跃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些规划师的回忆录着重呈现了政治机敏和道德准则的重要性，这里的一些例子包括艾伦·雅各布斯所著的《制定城市规划》（1980），诺曼·克鲁姆霍尔兹及约翰·福里斯特所著的《制定公平的规划》（1990）。但一直到80年代才有规划学者们开始记录一些从业者的人生历程和人生反思。在这一阶段，有相当数量的出版物完整展现了这些规划师是怎样处理复杂的环境和突变状况的，以及他们是如何对他们自己的先验假设提出质疑的（Baum，1983；Hoch，1994；Forester，1999）。
再说得直白一些，在20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间里规划师们是如何在日常工作中进行规划的，关于这点，我们没法获得任何材料去了解。现在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一些创新型的规划师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基于此我们可以大体判定，这些规划师所依据的就是反思性实践。实际上，一些设计师的档案记述了这些设计师是如何在面对客户的特定要求时利用此观点出奇制胜的。此外，近年来一些重要会议的记录也呈现了这些规划师是怎样处理来自公众和同行批评的。但这些专业人员如果按照今天的看法，大部分并不会被当作所谓的“反思的实践者”。即使早期的城市规划者们曾用实践和创新开创了新行业的一番气象，但是说到如何代表公众权益，他们还是更倾向于站在权威的立场上而非人道的立场上。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早期规划者所营造出来的专家形象，是和后来的反思的实践者们所秉持的角色背道而驰的（Hancock，1967；Moskowitz，2004）。科技城市运动的兴起和跟进的学院教育，不断促进着人们去用一种科技进步的思路来看待城市规划的具体实践（Ford，1913；纽约及其郊区的区域规划，［1929］1974）。这些技术化的特点明显和20世纪80年代所确立的反思性实践的理念形成了两不相融之势。从而，现在可以将我们的任务落实在讲述反思性实践的理念和理想形式是如何从现代专业主义的批判中逐步形成的。
在规划学的各个专业领域，唐纳德·舍恩就是把反思性实践的理念带入城市规划历史进程中的那个人。通过在咨询领域、政府公关、学术研究各个层面的业务扩展，舍恩研发出了一套强大的分析方法，这个方法可以应用于新产品产生、新政策出台、新计划确立，还可以用于评价这个理念对专业界的意义，以及一个人如何以个人和集体的方式去学习。形象化重现反思性实践在20世纪出现的历程是不太可能了，但我们可以借助“第二好”的材料——舍恩的手稿——来探寻反思性实践作为一个重要规划理念的产生和发展。
反思性实践的核心观点
为了简便，可以说唐纳德·舍恩将约翰·杜威所说的教育置换成了规划专业实践。对于杜威来说，所有的“学习［发生］都要通过个人经验”（Dewey，［1938］1997：21）。更确切地说，学习过程是由“用智力的锻炼来困难克服”所驱使的（出处同上：79）。学习发生在一个人面临不熟悉的情况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分辨观察中的条件的后果将会是什么，除非我们在我们的脑海里回顾过去的经历，除非我们反思它们，通过看到过去它们中哪些是与现在相似的，从而去形成一个判断，在现在的情况下将会发生什么”（出处同上：68）。在教室里教育培养的东西是有计划的，而在规划领域内的职业生涯却是毫无计划可言的：面对持有令人费解问题的人群，是测试他们的观察并作出决定的能力的；这将他们置于该情况之内，强迫他们在某些时候完全停下去思考。在这种时候，学习型专业人才可能会反思他们的经验；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回头去看什么是已经完成了的，并从中提取纯粹的含义，这是用来处理进一步经验的智力上的原始资本存货”（出处同上：87）。
舍恩对于杜威的借鉴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他也承认），但舍恩的反思性实践的理论不仅仅是杜威的教育理论的一个详细阐述。它基于过去四十年间的实证研究，这个研究包括，专业人士定义问题和设计解决方案的方法，塑造他们行为模式的技术和组织环境，专业精神的意义和专业知识的本质，专业人士与客户和同事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然，还有专业人士的教育。
舍恩的第一个出版物出现的同时，质疑主流模式的很多变革类书籍也出版了（Sanyal，1998）。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1962）、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1963），这些著作都在批判以男性为主导的技术统治论。在20世纪60年代，公民权利冲突、种族骚乱、反战抗议增加了社会的不安，以及对于社会政治改革的诉求。然而，在舍恩自己的作品里，却没有勾画20世纪60年代政治上的困境。他把问题定义在了快节奏的技术变革和动荡的时代。舍恩说道，技术革新改变了人们生活在当下和思考未来的方式。这样的技术革新引发焦虑，进而使人们愈发牢固地相信科学和进步的传统理论。这些批评理论比具体的政策多很多，是舍恩的批判性观点的主要对象。他的目的并非是要改变政治现状，而是要改变思想认知的现状（Schön，1986）。他的目标不是改变具体的政策，而是改变决策制定的方式。
作为一个研究生，舍恩的灵感来自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的探究，这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论文的主题（Schön，1954）。在那篇论文中，舍恩发问，什么样的条件可以成全一个理性的决策过程。借鉴了杜威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中的事例，以及专业实践中的经验（例如，一个司机的汽车快没油了，一个面临停工的工厂经理，一个医生发现了患者身上的肿瘤），舍恩认为，实际上的决策制定——已经回答了其问题，也回答了什么是必须做的——包含了问题是怎样形成的。一个“有问题的情况”必须变成一个合理连贯的“问题”，一个关于困难和可能性的声明，通过不断重复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行动计划，“去解决将要有问题的情况”（出处同上：3）。在整个过程中，关键的要素是发现问题的末端、替代方案的设计，以及使用直觉和隐喻。专业人士的角色不仅仅是技术员，他的任务是处理有问题的情况，这种情况很难客观地定义，有时可能只是被暂时解决，或只能解决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舍恩明白，在后现代时期专业实践必须处理的情况有着“（复杂性）、不确定性、不稳定、独特性和价值冲突”（Schön，1983：49）。这些情况的特点使“任务模式和知识储备（那些专业人士带入工作中的）变得内在不稳定起来”（出处同上：15），也渲染了传统技术分析和决策制定的不足之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去培训从业者，他需要了解，是什么让一些人有可能成功地处理这种不确定性。舍恩称之为他们的“巧妙的素质”（出处同上：19），这素质基于他们在行动中的反思能力——“当（他）正在做的时候也去思考（他）在做什么”（Schön，1987：xi）——以及行动上的反思能力，这就是说去严格审查一个人在事实发生之后做了什么事。因此，专业人员和他们的教育者必须重视一个认识论上的转变，“从技术理性到行动中的反思”（Schön，1983：21）。舍恩通过四十几年的研究、教学和咨询工作始终在追求着这一目标。
在他的第一本书《概念的替代》（1963）中，舍恩认为，只要是新的，就总是从旧的里面出现的，创新需要把概念从一个熟悉的情况置换到一个新情况，还有这些概念的重新解释和重新适应。借用其他领域的术语的话，这个概念的重新定位过程对于“休眠的隐喻”（出处同上：79）是明显的，例如我们称内存为电脑的“记忆”。这样的隐喻可以帮助我们定义我们所想要控制的精神上和功能上的现象。例如，规划师可能会说“贫民窟”是“癌症”，需要在其传播到健康城市的肌体组织之前被剔除。隐喻使我们从一个有用的角度来观察事物（虽然也不总是有帮助的），但这就像是我们在看待熟悉的问题。它们允许“选择性忽视［其作为］行动的关键”和“带动创新的开放性［其作为］发现的关键”（出处同上：97；参见Schön，1978）。对于舍恩，发现“始终是一个社会过程”（Schön，1963：99），它需要一个真实的或是想象出来的批判性对话，需要使用“选择性忽视”来概括令人费解的情况，专业人士在他们的任务和处境中需要做出情感投资，以及去理解问题情况所必需的对话（社会上的或内部的），所有这些见解都是舍恩继承了杜威和在他的工作中进一步发展的成果。
舍恩的另一本书《技术与变革》（1967），侧重于技术变革的社会影响。这本书引入了另一个想法，却给舍恩招来恶名，即一个假定的“稳定状态”的概念。舍恩认为，人们常常哄骗他们自己，当他们认为自己的身份和事业，以及成就了他们身份的职业和团体是稳定的；当他们事先假设了历史的变化是不会影响价值体系的，这说明他们其实是在愚弄他们自己。但舍恩并不是真的分析了这个普遍的“自欺欺人”（Schön，1967：xiii）。在这一点上，他的批评更加温和，同时在更多与规划相关的事件中，这个自欺欺人也在拷问着“理性地看待，作为一个有序的、可策划的过程的发明”（出处同上：xviii）。舍恩认为，创新的一个要素就是“非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不包含在既定目标的科学手段下去将理性投入应用。恰恰相反，它涉及“一个在进程中去发现、决定、修改目标的复杂过程”，而不是在还未有足够的证据时从一开始就确定“决策的关键步骤”。它是一个没有结尾的过程，因为一个解决方案的提议通常是“去应对早期尝试中的问题，但也制造了需要解决的新问题”。舍恩认为“发明的过程充满了意外的波折”。他补充道：“这是一个应对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机会来变的戏法。”（出处同上：8—41）
创新的规划必须看到决策制定过程中非理性和不确定的因素。优秀的规划会酝酿改变，而非用一套设计好的方案自上而下去推行；它要求所有利益相关者对改变和主动出击持有开放的态度。它还要求团队成员可以自由地去处理他们自身的感情和人际关系，去挑战事先预想好了的对于要求和方法的理念，去直接面对社会禁忌，以及去定义目标和实现手段。与常规相反，这就要求所有利益相关者彼此相互信任，以及彼此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做出良好决策的能力，它还要求慎重地运用权变，去包容一定的实验行为，还有去共同承担成功和失败。当面对不确定性时，要做出良好的决策需要一个态度，舍恩同克里斯·阿吉里斯随后把这种态度定义为“反思的实践者”，他们将其标记为“第二模式行为”。
在另一本书《超越稳定状态》（1971）中，舍恩提出，在创新高速发展的时代，“在每个人自己的各个人格之间，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和协调，由根本的改变所掌控的人的彻底变化。”人们必须“变得善于学习”，以及人们所在的组织必须变成“‘学习系统’，也就是说，这个系统要能够带动他们自己的转变”（1971：27，30）。要这样做，组织必须要认识它们的外在和内在行动的理论，组织的成员也必须学着去认识他们“看得见的理论”和他们“应用中看不见的理论”。看得见的理论是那些专业人士用来在受到要求时去合理化他们行动的理论；看不到的理论是那些在实际中引领他们的原则，这些原则一般是隐藏起来的。在学习组织之内，规划者可以作为多学科网络的设计师，作为谈判者、经纪人或引导者，他们通过定义和解决问题，可以是整个对话过程的主管方。
因此，在1971年舍恩作为主流规划实践的批评家出现，他特别针对的是那些主流规划用来掌握和控制的借口。在一个丧失稳定状态的情况下，他认为，传统的（理性/实验）决策模型既不能代表规划的现实，甚至不能作为一个规范的规划模式。因为，规划者不能像严谨的科学家那样在实验室里工作，公共问题不能通过定量的实验来解决。舍恩谆谆告诫那些规划者，全面了解情况是不可能做到的，也不可能去理解所有的原因和后果，或按严格的方式去测试替代方案，或者去生成标准的问题解决方案。[43]
他与占主流地位的规划模型分道扬镳，《超越稳定状态》正是在发问，什么才是一个可能的合理模型。他在考虑一些替代方案，但对于由权威所强加的观点，特定方法的意识形态责任，虚无主义和不作为，系统性的分析，他全部拒绝接受，因为它们要么是不可接受，要么就是还不够充分。他声称，只有存在主义者的方法才可以有效。最重要的是去经历“此时此刻”，去经历眼前的特殊情况，以及这情况它所有的独特性。这意味着专业人士必须放弃所谓控制的假象，必须视自己为“学习的代理人”。他必须能够倾听，他必须能够在混乱的现实和矛盾的观点中“忍受冲突的焦虑”。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他必须吸收“实事求是的道德”，这也就是“公共学习的密码”（Schön，1971：232，236）。在这个密码中，专业人士必须在实践上解决一些重大的两难困境：对安全的渴望和对不确定性的认识之间的两难困境，建立信念的必要性和承认一切信仰都是主观的之间的两难境地，合理行动的需要和认定决策的制定需要在思想上迈出重要一步之间的两难困境。
舍恩和克里斯·阿吉里斯一起阐述这些观点，阿吉里斯是一位在哈佛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和组织学理论家（Argyris & Schön，1974）。在《实践中的理论》一书中，阿吉里斯和舍恩使得“行动理论”（theory-in-action）——或者可以称“实用理论”（theory-in-use）——的概念进一步成形，他们也发展了单环学习（single-loop learning）和双环学习（double-loop learning）的理念——这个理念由W. R. 阿什比首次提出。他们的目标是帮助专业人士“成为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人，同时可以反思这一行动并从中学习”（出处同上：4）。要想获得这种能力，从业者必须要有意识地用“实用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也就是说，要去使用一般的潜意识，就是那些非正式的原因使他们做了他们所做的事。例如，规划者可以将他所持有的官方授权说成是，为了公共利益来实施分区治理的法规；但是他的行动可能揭示，真正促使他的是参与到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设计中去。
从直面冲突与困难局面之中，一个人可以更好地学习执行任务的方式。而且，一个人也可以学会重塑任务，并且通过一个人理解的现实来修改描述性计划和规范性计划。在第一种情况下，单环学习帮助一个人在技术上变得更有效率；在第二种情况下，双环学习帮助一个人重新定义想法、观点，以及他带去执行任务的规范。例如，规划师所负责的区域划分，可能通过学习去让实施过程更快。这是单环学习。规划师在与建筑师一起就给定的项目谈判时，他也会学着去改变其孰重孰轻的优先等级，此时，比起他所能做出改变的数量，他更关心的是从长远来看他们之间的沟通质量。这是双环学习。
要想改变一个人的实用理论会面临很多阻力。只有当专业知识的有效性受到威胁，而且单环学习也不奏效的时候，一个人才愿意从基本上质疑自己的实践方式。对于那些抑制内部或外部信息反馈的规划从业者，他们会不顾一切地死守他们的实用理论，即使这样会使他们变得更加机能失调。对于阿吉里斯和舍恩来说，这是一个第一模式实用理论（Model I theories-in-use）的典型例子，也是在规划专业人士之间的主导模式。在工作情况中和与他人相处中，那些在对话上采用了双环学习的从业人员，是在第二模式实用理论（Model II theories-in-use）下工作的。第一模式和第二模式的“控制变量”（governing variables）是非常不同的（Argyris & Schön，1974：15）。对于第一模式，控制是其核心。在第一模式里的规划从业者会事先认为，他们正在处理的是一个要么赢要么输的情况，第一模式是一个关于他者的运行程式，客观且不为感情所动的立场是执行有效性的一个先决条件，对假设的公开测试太过于危险了。对于第二模式，对话是其根基所在。对于这种模型，主要原则是：使信息的正确性和透明度最大化，这也包括信息的价值和目标；使得在自由和知情条件下做选择的可能性最大化；以及使做选择所要担负的责任最大化。[44]
《反思的实践者》一书出版于1983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舍恩早先提出的一些想法的总结和升华。[45]现在他把那些想法应用到了实践中的不同领域，如建筑、城市规划、治理和心理治疗，舍恩依据的是五个案例研究——其中一个经典的章节被命名为“那些规划师知道的事”（Schön，1982）（一个规划师与一个开发商在第一模式实用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互动）——用以提高舍恩自己对反思性实践的理解。[46]他的出发点是，卓越的规划专业实践同时需要艺术和科学，众多门类的专业知识是基于从业者的有意识的思考，而这些思考是立于规划学正式理论之外的（Schmidt，2000）。在发展他的论点的过程中，他回到了先前几本书中的关键理念：规划专业合法性的危机和他们的技术官僚野心；划定问题的定义和任务的重要性；反思性实践的本质，即“（暗喻上的）和一个独特的和不确定的形势之间的反思性对话”（Schön，1983：130），以及与客户的“表达上反思的对话”（出处同上：295）；在行中知（knowing-in-action）和行中思（reflecting-in-action）意义上的思考和做事的统一；通过剥离和质疑实用理论并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第一模式和第二模式的实用理论之间的区别；以及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之间的区别。舍恩再一次强调在社会中学习的可能性，这学习可以来源于去接触组织中的两难处境和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例程、原则和价值观的重新评估，再者，他也敦促专业人员能去认识到不确定性和错误，去接受挑战，承认他们的价值观和感受，以及去理解他们作为倡导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在一个“见到规划专业知识的庐山真面目”（出处同上：345）出色的综合过程中，舍恩认为，所思所行的能力和意愿，是对于规划专业合法性的最令人信服的辩解。
舍恩理念的广泛传播但有限的影响
虽然在规划学界，舍恩的作品被频繁引用——特别是《反思的实践者》一书——大多数人也在口头上承认他的理念，通常这些学者提到的理论和教学工作的目的，“就是帮助年轻的规划者成为唐纳德·舍恩所教导我们要去成为的那样，一个反思的实践者”（Friedmann，1995：157）。一个明确的例外是与舍恩一起工作的约翰·福里斯特（1985、1987、1991、1999）和豪厄尔·鲍姆（1990、1995、1997a、1997b）。那些回顾城市研究与规划领域的学术文章证实了这种状况，在《反思的实践者》和唐纳德·舍恩的其他著作出版之后的二十五年里，其一再被引用。人们发现一共有253篇期刊文章在其中引用了一个或多个舍恩的著作，但这些文章很少表示要去试图以一个新的方式去应用舍恩的理论，用以测试他的命题假设，或是去扩展他的理念，抑或是以直接的方式来深入研究他的著作。在这些文章中，几乎没有文章标题（或摘要）明显地表明了对舍恩作品的借鉴，或是与他在观点上的分歧（有一个例外，参见Filor，1994）。即便是有一个标题指的是反思性实践，那个作者也并未提到舍恩和他的研究（Balducci & Bertolini，2007）。在一些不同的领域如教育、社会工作或治理中的情况明显不同，作者一般都明确采用舍恩的理念，以及在他们的文章标题中表明这种借鉴（Hart，1990；Kullman，1998；Weshah，2007）。[47]在规划领域，舍恩的名字经常被提及，但是对于他的想法的讨论却是出现甚少。
在一个特别的城市规划学分学科——规划教育，反思性实践的理念确实获得了真正传播。在这一领域，舍恩所确立的明确且强势的命题（Schön，1970，1985，1987；Schön & Nutt，1974）几乎成了必备参考。对于实践性指导的相对侧重——恰与纯理论教学方式的理念相反——它的教授方式是通过案例研究、角色扮演、工作室项目、实习经历，以及其他类似方面。这样的教学理念，在规划及其他领域的专业教育的讨论中，一直保持着核心地位。在整个规划学教育界，对舍恩的尊敬为他赢得了一次殊荣，在1999年，规划学院联盟（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Schools of Planning，ASCP）以唐纳德·舍恩的名字设立了实践学习优秀奖。这个奖项用以肯定那些“在面向实践的个人学习和专业学习，以及对学习的分析上，取得优异成果的作者”所著的论文和报告（ASCP，2011）。从这个奖项提交的项目里（我作为选拔委员会的成员看过一些），可以看出，行所思（reflection-in-action）和行而思（reflection-on-action）的概念，在学生和那些支持他们提交意见的教授之间并不完全明晰。大多数提交的论文，只是在实习课或实践行动研究中，对目前已完成的规划项目的考量。实际上看，很少有提交者作为作者真的在记录反思性实践——一种从研究或咨询经验里学习的能力——或在描述那些人在反思性实践的理念下如何行动。与那些受到了反思性实践帮助的专业、治理界和别的各个领域不同，在规划领域，还没有看到在专业实践和专业教育上针对“反思性转变”的持续研究（Schön，1991）。
关于舍恩的反思性实践理论所做的严肃辩论的缺席，可能是由于这一理论内部本身的问题。首先，它是一个在模糊的领域之间的相当复杂的理论。例如，在“知行合一”、“行动理论”和“所思所行”各个概念之间，并不容易在思想上直观地把握或分析，而且，要想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区分开来也并非容易。就像其他用来解释人类行动的概念（如皮埃尔·布迪厄的“习性”），“行动理论”也缺乏明确的定义。我们只能假定“行动理论”（而不是真的知道）存在，而行动理论的实际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模糊的。
其次，反思性实践的理论是非常看重个人行动的理论，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因素几乎没有得到这个理论的关注。舍恩在他与马丁·赖因合著的书中，对政策问题确实提出了解决方案（Schön & Rein，1994）。《划定反思》（Frame Reflection）总结了舍恩在反思性实践上的研究工作，也涵盖了赖因的关于政策制定的观点。赖因的观点表明，怎样通过参与者反思性地探索他们自己问题的定义来解决政策争议。但这本书也被指责为“在棘手冲突中（正在）扮演强力角色”（Gary，1996：577；Gilroy，1993；Smith，1999）。
再次，舍恩的工作是去探究组织化行为和组织化学习。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规划人员已经很少表现出兴趣去在同一化的组织里学习了，他们更关注超越了组织边界的组织行为，事实上，他们也在挑战着这样的边界（Innes，1992）。
最后，在规划学者和舍恩之间非常有限的对话，也可能是由于舍恩不太喜欢传统的规划研究。他并不是在为了一群学术界的读者而写作，他觉得没有必要使他的贡献处于现有规划学研究文库之内。他对于当代规划理论的专家级学者十分不屑，比如约翰·福里斯特和豪厄尔·鲍姆写的关于实践者的同理心的著作（Schön，1994）。舍恩对于所谓“高层次的解释”（high-level interpretation）很没有耐心，而这类文章却是学术出版界的潮流，他还对那些学术界冗长乏味的著作嗤之以鼻。与这种理论家的姿态相比，他更加喜欢一个深思熟虑的实践者所显示出的那种“实干上的判断力和智慧”（出处同上：131，136）。
然而，舍恩的理念不仅在规划学界参与度平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规划实践领域的参与度似乎更加平平。反思性实践是一种事实情况，并被加以详细记录（Forester，Fischler & Shmueli，2001），但没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反思性实践的理论大大影响了规划师们的所作所为。与“可持续发展”、“新城市主义”、“智能增长”、“市民参与”或“民主治理”等概念不同，反思性实践的观念并不是官方计划或公共政策里面的东西。在反思性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没有运动，没有国家法律，甚至没有一份出版物能表明实践中的规划师对反思性实践的集体性认可。那些在规划市场上的理念，也在补充着实践中的知识，城市形态的质量（通常表现在可持续发展、绿色或智能开发）以及民主的决策过程（通常传递的方面有治理、参与或普及率）比起规划师的专业态度，已经变得更加重要了。
并不曾有过社会调查来检查有多少规划专业人员认为自己是反思的实践者，如果他们说他们自己笃信“反思性”这个形容词，实际上应该意味着，他们是否根据那些反思性实践的标准评估自己的做法，或他们在那些方面如何去比较现在与过去。美国规划协会的网站在这些问题上提供了有限的也很不完美的证据。在网站的搜索结果里，几乎很少能找到“反思性”这个术语（当然是我们所感兴趣的那个反思性），能找到的关于“反思性实践”或“反思的实践者”的搜索结果甚至更少（Hoben，2001）。在美国注册规划师协会（AICP）的成员之间——400多人曾对整个规划专业做出过特殊贡献——但只有两个人被其他人称作“反思的实践者”。大多数成员的简况反映出了他们对有效性和职业素养的肯定，而他们所基于的更多是传统规划方法（AICP，2008）。
但也有些迹象表明，反思性实践的价值可能最终会作为一个好规划项目的约定俗成的准则。《规划教育与研究杂志》是北美地区关于职业规划教育和研究文章的主要平台，从杂志的内容来判断，基于实践的教学观念以及学界和职场之间的握手言和，有重新焕发生机的可能（Wachs，1994；Baum，1997b；Shepherd & Cosgriff，1998；Brooks et al.，2002）。同时，朱迪思·英尼斯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工作表明，规划实践的不断演变似乎要求从业者们去所思所行和边学边做（Innes，1995）。集体决策中不断升级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冲突，可能会促使规划者摆脱传统角色，并去承担新的作为媒介、主导者、协作过程倡议者的角色（Healey，1997；Forester，1999；Innes & Booher，1999）。在这时，就将需要那种舍恩在成功的专业人士身上指出的巧妙的能力，还有舍恩和阿吉里斯指出的开放的个人立场，这个立场对于第二模式行为是至关重要的。
连同其他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被提倡的理念，反思性实践的理念有助于把那些规划者的传统声明去粗取精，以得到真理和权威。但是，与那些对规划的激进批评不同，反思性实践的方式对一个个规划者本人是抱有同情的，它表示愿意去相信那些规划师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并为更好地进行实践铺平了道路。
如果反思性实践拿出它最好的一面，它不仅仅是效率或深思熟虑的实践那么简单。它的特点是使人意愿去持续地质疑一个人做事和思考的惯常做法，并为避开标准而做了充足准备，也针对特定的限制，为了独特的解决方案而炮制了现成的答案。“所思所行”产生于想去把控一个新问题时的困难度。“在［他们］面临这种麻烦的局面时，情况要求他们暂停行动，看上去这时需要一个明确的转换，”舍恩写道，“专业人员必须学会适当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如果那样做不奏效，那就要调整他们的先验假设、思维模式，以及行事理论。”（Schön，1954：3）虽然舍恩的精神导师约翰·杜威也在1954年认为（它是一个在新版本里面有些年头的东西），反思性实践的理论并不是一个实质性的行动理论；其所做的事并不是判定我们的决策将会是什么。[48]但是，反思性实践可以“帮助我们创建方法，这样的话实验活动可能就会少一些盲目性，少一些受运气的摆布，实验会更加聪明，所以，人们可能会从他们的错误中学习并从成功中获利”（Dewey，［1927］1954：34）。
使反思性实践成为一个有力理念的，还有那些使得这个理念让人难以接受和难以将其付诸应用的因素：它阻止了那些要在未来进行集体行动改造的虚夸承诺，并于此时此地在个人的肩膀上放上了一副责任的担子。《反思的实践者》评论家这样指出，一个人应该做到“天真乐观”，一个人应该认为所有规划者都是可以很容易地获得能力和态度的，就像舍恩在最好的专业人员身上发现的那样（Schwartz，1987：616）。某个地方的当地文化和政治对发展公开对话可能是有害的；规划机构经常与等级制度下的上级与客户保持关系；许多地方的传统强调顺从和荣耀（Richmond，2007）。再者，要发展可以被称为典范的心态和行为，舍恩发现，这需要某些情感和智力成熟。反思性的从业人员和专业人才必须具有的素质有“好奇心”、“开放的思维”、“灵活度”、“愿意对判断进行修改”、“诚实”、“勤奋”，以及其他更多的优秀素质（Chitty，2005：308）——这对于任何个人都将是要求很高的心理准则。
然而，反思性实践的理念仍然很有吸引力，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多个行业都有建树的专业规划人士，他们甚至也在帮助那些相信自我完善的私人部门的治理者。与初衷自相矛盾的是，未来几年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可能给了反思性实践大展拳脚的机会，去提出一个务实的应对方案。在后工业时代场所里的成功，需要在日常实践中的创造力、工作分配的灵活性，以及在职业发展中的终身学习（Reich，1992）。要想知道如何处理意外和失败，知道如何处理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冲突，就需要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分析专家，当然也包括城市规划师。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