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认识与记忆
本书虽称不上是对19世纪晚期至今上海娼妓生活的想象性重构，却又甚于想象性重构。①说算不上想象性重构，是因为娼妓同其他所有的下层社会群体一样，并没有亲自记载自己的生活。娼妓直接言说或再现自身的事例极为罕见（当然，我也将会阐明，她们并非完全沉默无语）。事实上，只是当有人想对她们进行赞誉、谴责或是统计其人数、进行监管、为她们治病、分析其病理、对世人发出警示、拯救她们、取缔娼妓业或者利用她们作为社会象征等等——只是在这种种情形下，娼妓才进入了历史记载。记录她们生存状况的文献资料名目繁多，其中包括娱乐场所指南、奇闻轶事录、肖像画、高等妓女受赠或自己赋写的诗作、小报上专门散布名妓蜚短流长的闲话专栏、禁止街头拉客的市政法令条规、巡捕房对街头卖淫女和被控从事贩卖妇女活动者的审讯记录、见诸报端的涉及高等或下等妓女案例的庭审报道、中外改革者有关许可或取缔娼妓业之利弊的争论、中国学者评述世界娼妓业史以及分析本地娼妓业缘由的专论、医生和社会工作者就上海各类人口中性病发病率所做的调查报告、救援机构记载的绑架拐卖妇女进妓院的案例、用小说笔法记录的妓女的骗人伎俩和痛苦生活等等，不一而足；当然，资料来源还不只限于以上所述。这些资料各有各的用处，但总起来看，它们对于革命以前社会上层的动向很有认识价值，可以说明上层人士如何建构并把握被统治的“他者”的类型。简言之，这些材料告诉我们的大多是作者们的分类策略，而不是妓女本身的经历。1935年，改革家曾迭讥讽地评论说：
(2) 其实这都是作者脑子里的妓女，作者耳朵里的妓女，你问他她们吃的究竟是什么，穿的究竟是什么，她们过这生活究竟情愿或不情愿，他就答不出来了。
曾迭喟叹道，读下流小报的花丛艳遇、青楼韵事也好，读主改革派闭门造车的作品也好，读有关在沪东洋、罗宋妓女的猥亵文字也好，总之，读者不可能找到一句直接从妓女嘴里说出来的话。②
因此，有关娼妓的极其丰富的史料并不是发自妓女的声音。然而，即使我们能听到大家竭力搜寻的“妓女本人的声音”，那也不可能是未受到任何中介影响的原声。她们的日常生活，她们的挣扎，乃至她们的自我观照，在一定程度上都已经被上述其他人的声音和机构所建构起来了。于是，再刻苦再勤勉的历史学者也不可能用“取回”的方法来书写出历史，好像只要在被忽略的文献中大力发掘，便能复原出以往听不到的声音。事实上，此举之不可能性也使人们对复原模式本身产生了疑问。这种不可能性将注意力引向产生历史记载的种种方式：其实所有的历史记载都是一系列纵横交错的关系的产物，有着此时此地关怀的历史学者不得不隔着无法逾越的时间跨度，对这些关系做出模糊的理解或猜测。
然而，如果说本书的研究对历史复原方法的局限性做出了思考，如果说这样的思考使人谦卑的话，那么，它所要做的却也绝不只是无中介的、不失真的重构。娼妓业不仅是妇女在其中讨生活的、不断变迁的场所，它也是一个隐喻，是表达思想情感的媒介；城市中变动不居的上层阶级和新兴的中产阶级借娼妓问题讨论他们面对的问题、他们的恐惧、他们应着手做的事情以及前瞻性设想。在上海，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娼妓业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它提供了城市所特有的愉悦，有的说这是充满寡廉鲜耻、工于心计的贪婪之辈的行当，有的将它看成道德败坏、容易染病上身的场所，还有的认为这标志着国家的衰落。讨论中也有人认为这是妇女及其家人做出的痛苦的经济选择，因为卖淫有时成了在上海寻找就业机会的妇女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或唯一能带来收益的活动。人们通过娼妓业的类别理解这个行业，但这些类别范畴并非固定不变的，要探索这些类型必须注意城市的历史，殖民和反殖民的立国行动，关注“性”，尤其是女性的“性”与初露头角的民族主义话语的交叉重叠。每一种社会阶级与社会性别的组合看待娼妓问题都有不同的参照点；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位置，娼妓问题对于不同的阶级和性别组合也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妓女被赋予了变动的多重性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再用超历史的方法谈问题，例如称娼妓业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不能局限于一个个朝代地列数有关高等妓女的书籍和文字记载。③我们必须超越以上的做法，对性劳务进行因时因地的、历史化本地化的研究。娼妓业从来就是从事性服务、性买卖的行业，但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交易中了解多得多的内容：例如性的意义、其他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如何通过“性” (3) 这个媒介展开有关政治权力和文化转型、国民性和文化归依感等等问题的讨论。
中国现代有关娼妓业的争鸣在某些方面呼应了欧美的论辩。晚近的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探索了娼妓业对于“一个社会的阶级和社会性别构造”的种种启示作用。娼妓业可说明
有关男女之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权力安排；通行的性意识形态；……情欲性的和生育性的女性性行为被纳入特别的体制性安排的方法；改革者和妓女之间跨阶级的联合和对抗等。④
这方面的文献著作过于复杂，无法在此概要述之，然而其中有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则对上海问题研究不无意义。首先，文献资料大体上是管理者、改革派、记者、小说家等等生产出来的，想在梳理这些资料的同时分辨出“来自妓女本人从业经历的语言”⑤是十分困难的。其次是对娼妓业之强大的象征作用的关注。阿兰·考尔班在讨论19世纪法国的情况时写道：“人们所写的、所议论的娼妓问题，实在是集体妄想的聚焦点，是各式各样焦虑的汇合处。”⑥就法国而言，焦虑包括害怕“性病、社会革命，以及任何意义上的‘道德败坏’”⑦，也包括惧怕男性统治受到威胁这样一种更笼统的意识。⑧对于20世纪早期的美国而言，焦虑的内容还包括“不加限制的移民……不可名状的城市，酒的罪恶，工人阶级城市文化的生长，而最重要的，是妇女的社会角色的变化”。⑨
这类学术意见中共同的第三个主题是不再（如许多改革者那样）将娼妓活动视为堕落或道德缺陷，而是坚持将娼妓业当成一种劳动形式，哪怕它并非总是自愿选择的工种。⑩有些学者争议说，妓女本人将她们的活动看成是在工作。妓女的劳动以及从中获得的收益既可让她们摆脱窘困的家境，做到经济自立（19世纪的纽约就是这样的），也可帮助维持其家庭的良性经济周转（如殖民地时期的内罗毕）。
新近的学术见解中第四个主题是竭力摆脱将妓女刻画为牺牲品的做法，力求寻找从事性行业的妇女在历史上所起的能动作用，无论这种作用多么有限。这就需要关注老鸨的创业才能，而且应对妓女是“无辜的牺牲品或邪恶的伤风败俗者”这种两极化的认识展开评论。鲁思·罗森写道，尽管买卖妇女的现象在英国和美国的公众中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慌，但“从事娼妓业的绝大多数妇女并非被生拉硬拽、灌了蒙药或用棍棒打着进来，才不情愿地做起这份苦役”。相反， (4) 正如克里斯廷·斯坦塞尔所评论的，“娼妓业是充满艰辛的、道德上难以定论的许多选择中的一种。”在某些情形中，它为妇女提供了有限的控制权。朱迪斯·沃科维茨解释道：
从表面上说，娼妓业似乎是男性霸权驰骋的舞台，在这个行业中女人被当作交易的商品出售。实际情形中，往往是女人把持着行业，她们通常住在一起，形成了明确的妇女小团体。妓女仍然不可能不受到男人的役使，但她们也并非只是被动承受男性虐待的受害者。她们会以个体和集体的方式进行自卫。她们讨价还价，她们既可能受到男人的凌辱，却也可能搜刮嫖客。
新近对娼妓问题的学术研究中最后一个重要主题，是国家当局与主张改革的人士之间的激烈论辩；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许多国家都发生过这样的争论。粗略说来，得到医疗部门支持的政府官员辩称卖淫是必要的罪恶，应通过妓女登记和对她们进行医疗检查加以管理、节制，而包括基督教和妇女权益活动家在内的各类改革派则反驳说，娼妓业是社会罪恶，应予以废止、革除。各种不同的管理方法塑造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法国、英格兰、苏格兰、意大利、俄国等国的卖淫组织的形态。管理的主张输出到殖民地后，还加上了种族主义的特色；管理者对当地妓女竭尽污蔑之能事，他们设法保护殖民者（尤其是士兵）不受疾病的威胁，免受所谓不洁的有色妇女的危害。
对于妓女来说，无论管理还是取缔都不是什么好事。在管理制度下，妇女必须履行繁复的登记手续，这使她们同本来所隶属的劳工阶级群体割裂开来，也使暗娼数量增加，致使警察可以用怀疑卖淫的理由随意滋扰全体劳工阶级妇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认为发放执照和体检有损妇女地位，因而反对进行管理的上层妇女改革家，对她们那些“失足姐妹们”也好不了多少。许多女性主义团体自以为是在打击对妇女的性剥削，同时也是在更广的层次上打击男权统治。然而，禁娼的法令往往使劳工阶级妇女的生活陷入更深的困境。禁娼令下，政府加大了打击卖淫的力度，许多妇女被迫地下卖淫；当她们受到警方骚扰时，就会向拉皮条人寻求保护，但这样做的代价更惨重，不但丢了收入，失去了控制权，甚至难保人身安全。
上述各主题在上海娼妓业的发展进程中也都具有重要性。但在中国，人们就什么样的两性关系和社会性别关系有助于在半殖民地的不利 (5) 环境中形成现代国家的问题，进行了热切的公开讨论，在这种场合娼妓问题也会被提出来。中国从来没有成为某一大国的完全的殖民地。相反，从19世纪中叶起，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纷纷立足通商口岸，并占据了包括城乡区域在内的更大的势力范围。毛泽东发明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一语来形容这样一幅情景：软弱的国家政府对农村的上层实施有限的权力，外国人则控制了现代经济部门，介入地区政治和全国政治。口岸城市中的租界是外国直接的政治统治、经济活动和思想影响最为密集的地区。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上海一直是条约确定的通商口岸，城市中有一部分归西方人治理。西方和日本的商人、水手、工业家和冒险家在上海安家，有的还在上海发了财。上海也是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它吸引了全国的商贾，吸引了农村男女前来讨生活。上海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包容了来自各国、各地区、各阶级的形形色色的人群；它也是庇护所，从基督教道德自新派到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等，各路政治鼓动家均厕身上海。所有这些人群分别归属三个不同的市政机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由缴纳地产税的外国人选出的委员会管治；洋投资者活跃在商业和轻工业界；洋教育家则控制了上海许多新的教育机构。
在动荡不定的、事实上已经殖民化了的上海，上层人士本身经历了深刻的经济政治变化，痛切地感受到中国半殖民地状况之不稳定，国家主权之脆弱。正是中国的这种不完全的殖民化状态引发了特殊的、与真正的殖民地不同的焦虑。一方面，形势随时有可能恶化（也确实经常面临恶化的境地）；但从另一方面看，目标明确的果断行动有可能避免更大的政治灾难。上海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主张。大多数民族主义者以建立强盛的现代国家为目标，这个现代强国应能采纳殖民者的方法并作这样那样的变通，以此来挫败殖民扩张，防止“半殖民主义”深化，并最终击退殖民主义势力。
形形色色的改革者和革命者所要争取的现代性并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现代性是个闪烁不定、不断退移远去的目标。它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但很多人感到也必须对文化习惯进行彻底的检讨修正。现代性能使半殖民状况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 (6) 在娼妓问题、性、婚姻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大辩论，与界定中国现代性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然而，虽说引起这些讨论是因为上海存在着显著的外国势力，而且讨论处处受到这种存在的影响，可讨论本身却很少直接提到外国人。中国的文人作家说到洋人时，通常是为了拿欧美、日本的娼妓或婚姻状况来作比较。在上海从业的洋妓女、她们的洋嫖客、嫖华妓的洋人，以及更广义地说，对塑造上海的形态和历史起了重要作用的半殖民主义势力的活动等等——凡此种种，在大多有关娼妓问题的文献资料中只是一笔带过。这是在半殖民化的城市的缝隙之中、决意要在内部进行的一场有关现代性的对话。
一位上海妇女向男人出售性服务（对参与者和观察者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因娼门层次的高下和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这是因为上海娼妓业有多方参与其中，所有的参与者——妓女、老鸨、嫖客、妓女的相好和丈夫、娘家人、夫家人、警察、法庭、医生、市政府、传教士、社会改革者、学生和革命者等等——都在无形之中影响了对娼妓问题的认识理解，并对所形成的认识提出质疑、反复商讨和吸纳利用。于是，研究娼妓业及其变迁对理解上海社会多个阶层的思想和社会习惯具有启示作用。又因为关于娼妓问题的辩论往往在地区或全国性书刊上进行，故这一研究也能勾勒出20世纪中国社会有关社会性别与现代性的争论的概貌。
在我所研究的这一个世纪中，不断变化的妓女形象在上层人士的讨论中起了重要的意识形态表征作用。上流社会男性（间或也有上层女性）写下了大量的有关娼妓的文字，但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在上流社会的话语中，高等妓女体现了圆熟的文雅情致，成了温文尔雅的最高权威。指南书、回忆录、人称“蚊虫报”的寻访艳迹的小报等大力赞叹美貌的名妓，描写往往含有刺激性的细节，尽情渲染她们与城里阔佬权势人物之间罗曼蒂克的纠结。这类文章还往往含有警示性的语言，正告读者妓女会如何耍手腕，在顾客身上打钱财主意。文章的字里行间还有详尽的指示，说明老到的嫖客应怎样向名妓和其他的嫖客显示自己的学识和能力；于是指南书成了造就上流男性的入门读物。与赞赏文字并行的，是有关在马路上拉客的妓女的报道，主要刊登在主流日报的地方新闻版和外国报纸上。报道中的下等妓女被描述为绑架、人口买卖、挨老鸨打骂的受害者，同时她们也被说成是扰乱治安、传播性病的不安定因素。
人们或许会得出结论说，有关妓女的文章泾渭分明，有的专写高等 (7) 妓女，有的专写下等妓女。但是上海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文章中有关牺牲品和危险的性交易的调子逐渐升温，到了40年代几乎已完全淹没了愉悦的声音。在二三十年代，娼妓被广泛地表述为社会问题的化身，妓女代表受践踏、妨害治安，代表危险。改革者经常斥责娼妓业剥削妇女，是国家的耻辱，甚至就是中国国力单薄的关键问题之一：人们论证说，如果一个制度竟允许将妇女当成下等人，那这个制度必然只能产生弱国。
这一阶段，报纸和通俗小说家开始对娼妓业中不那么享有优裕待遇、不大受到保护的部分投以更多的关注。关注对象的转移与另一种文字形式的兴起有关。当时揭露丑闻黑幕的新闻报道和小说有了较大的发展，其读者群是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揭丑文字关注形形色色的社会罪恶与不幸，例如讨饭、不讲公共卫生、虐待用人、卖淫等等，当然还不止这些。在这一阶段，将权力扩大到城市生活的新领域中去的警察和法庭，也管起了娼妓业。至少它们对涉及娼妓业边缘的现象，如将“良家妇女”卖入娼门或所谓危害公共秩序的马路拉客等，实行了监管。到了40年代，娼妓与正经人已经截然有别，尤其同正派的“小市民”泾渭分明。娼妓已被归入城市不安定因素的范畴。
我们对这一系列变化叙述得有条不紊，这似乎意味着变化的过程井然有序，可事实不然。将娼妓业描绘为欢场和危险地带的文字其实相互交错，同时存在。但是，不管怎么说，对混乱和危险的关注增强了，对之加以管理节制的制度建立起来了，这些都对上海娼妓的日常生活、身份归属和她们的行为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事实上，关注的眼光和管理的加强甚至影响到什么样的人可算娼妓的问题。人口流动模式的变化和经济机遇的变化都可能使娼妓的人数增加，也使人们对之更加恐慌。然而上层人士观念的变化，他们将妇女地位和国家实力的强弱联系起来的看法，却创造出一种话语，它使娼妓人数的上升获得了特定的意义。这种话语甚至就用“妓女”这一现在最为通用的词指称这类女子，而不再沿用早年的“名妓”一词。社会上层设立了新的机构，负责对妓女进行分类、改造或管理，这些工作又构成了妓女生活的具体环境。上海娼妓业是有丰富内涵的交汇点，可以从中探索有形的变化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如何互相纠缠在一起，因为单有其中一方是不可能对娼妓生活产生决定作用的。
(8) 历史学者的知识建构
本书的核心问题是调查研究有关事物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之后如何被记忆起来，再后来又如何得到历史学者的理解、同时经过其再创造而重新面世的。这里，书写地方史和国别史的作者必须面对现行的史学实践这个更大的问题。后结构主义引发的认识论危机看来在许多学术领域已现颓势，可就在这样的时候，它却被历史学那最老顽固的学科拾了起来。尽管赶了晚班，历史学者的痛苦却还是那么真切。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既然不再相信有客观的、可知的、可以重新找回来的过去，那为什么还要书写历史？如果并不存在什么客观事实，那我们毕生的研究所创造的又是什么？难道历史最终说来不过是我们在现时塑造的表征之集合，而这些表征永远都会受制于我们自己时代的种种关怀之局限，受制于这关怀中的政治？
这一系列问题确实很重要。但是，尽管“过去”已经不再是坐等在那里被人发现之物，可提出上述问题的前提仍然是认定“过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等着我们去触摸，使之凸现为历史，成为一系列的文本表征。然而，假如我们试图去想象产生出这些有关“过去”的书面文字印痕的环境，那么我们立即就会意识到，在我们将它们当作自己这一行的原始材料使用之前，它们早已沉积下来，进入了那个时代所进行的历史对话了。
就以本书要写的题目为例。我带着一组问题走进中国近代的性劳务史，我的问题本身渗透着各方面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20世纪后期革命政权的解体，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信条和知识思想体系，其中有的系统连贯，有的则缺乏完整性。对这些影响可以作如下的粗略概述：马克思主义使我对历史上的权力运作、物质生活的中心地位、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分析、下层普通人的历史以及劳工史发生兴趣。女性主义学者和活动家的著述坚持社会性别问题在一切社会的运作中占有中心地位，娼妓业是性劳动，是一个工种。此外，研究欧洲和美国的娼妓业的女性主义历史学者提出了女性的能动性、反抗行为、性以及国家等诸多议题；本书加入了仍在进行的、有关上述议题的对话。我从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处学到的是关注一切范畴的不稳定性，关注语言的构造作用而不仅仅是其反映的功能。我已经对史料中无缝隙的叙述产生警惕，我本人更不会渴望创造出浑然一体、了无接缝的文章。我已经学会聆听历史记载中的静默无声，懂得了静默并不简单地等于失在。但是，我仍然很不情愿放弃编织历史叙述的任务。不错，我已不再相信将别人的故事整理出条理是可行的、合乎道义的、明智的做法，我也怀疑，历史学者除了像唱双簧般老练地代替被压迫者发声外，究竟能否 (9) 做更多的事；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愿意看到一个没有历史被书写出来或干脆拒斥书写历史的世界。在后社会主义阶段，在那些一边做着令历史沉默不语、对集体记忆加以重新整合的事情，一边又声称自己在为被压迫者说话的政权已成为过去之后，这种可能性尤其让人感到痛心。革命政权的消逝再一次提出了现代性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本书中描写的几代改革者和革命者都在探讨、叙说这个问题。但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终结也对生活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提出了问题。例如，我们如何知道资本主义已处于“晚期”，而不是中年或意气风发正当年？在后社会主义阶段，对于生活在那两大阵营对立的简单化年代里曾被称作“铁幕”两边的各国国民来说，什么样的公正理想，什么样的权力机制，什么样的社会性别和性的格局才能激发人们的活力？
这是一位历史学者当前的部分思虑。晚清民初时期风流倜傥的士卿写下的有关中国高等妓女的文字确实能解答我的问题。然而，假如我只是在依靠有限的当代策略提出问题，那么，这些文字所告诉我的，则大大超出了我所能问及的范围。这些文人中有许多人写的是他们最近的过去，他们怀着爱恋、辛酸、忆旧之心，回想20年前的名妓。因此我们读到的文字并非只是透明地记录了一个女人的籍贯、从业史、销魂的容貌、主要来往的名士、本人的诗艺等等“事实”，而已经是一个浸透着感怀意味的故事。名妓被带进文字记载，并能成为我当今沉思冥想的对象，只是因为一个世纪以前的男人在渴念与感伤中遥想她们所属的世界，因为他们，还有中国，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世界。
有关下等的马路拉客女的著述同样也表现出一个沉积过程。从20世纪10年代起，面对列强主宰的世界，对国家的健康和富强感到忧心忡忡的许多上层人士大声呼吁废娼。他们写出追根求源的故事以支持改革事业；他们将原先根本对立的，甚至不连贯的街头妓女形象聚合起来：她们或者是被可恶的人贩子从家人身边拉出来、离开了自己家乡群落的、无辜被动的青春少女，或者是凶煞恶神似的泼妇，在新的危险的都市环境中散布着病菌。这时改革者就不是以怀旧的眼光回眸自己所珍爱的往昔，而是怀着骇惧心凝视着堕落的现时和危机四伏的将来。街头拉客的妓女作为国家灾难的象征进入了历史记载。
这里说的不仅是怀旧情绪的审美问题或某些改革运动的轨迹。化为叙述文字形式的印痕构成了有关高等娼妓和低等娼妓的历史记载，这其中也凝固着一整套的权力关系。男人们同高等妓女一起履行社会礼仪， (10) 然后又用文本形式创建出高等妓院的社会礼仪；男人们可以声言自己主张改造娼妓业；总之，男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界定自己。他们在书写娼妓的时候，也将自己放置进种种情景之中——忆旧的情怀唤起了往昔的中国、很不如意的现在以及能想见的国家未来之种种情状——由此他们便捕捉住，甚至创造出自己同其他上层人物的联系。他们的忧患意识通过妓女的形象得到了言说，因此妓女在20世纪的城市舞台上并不处于边缘位置。相反，她们是由男人讲述的关于愉悦、危险、社会性别与国家的故事中的要件，故事里面男人和女人之间权力的转换更迭，有时被用来表示家庭与国家或国家与外部世界之间同样不稳定的权力关系。妓女以“嵌入”的方式被带进历史记载：她们嵌入了塑造她们的故事的人的历史，嵌入了他们的权力争斗之中。
但此处说的“嵌入”并不意味着静止不动。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具体的、可检验的文本印迹，事实上成了变动的过去的构成部分，那是被写进历史的人和事件与书写历史的人之间一系列游移不定的关系；我作为历史学者加入到这层层关系中来，只可算是最近泛起的涟漪。文人学士们自然不会将其赞赏性的或劝诫性的文章看成为“历史”；他们宁愿称之为回忆录、文学、对当局的劝谏甚或是历史传奇故事。这个事实本身只会使我们警觉地认识到，各种文类之间的疆界是游移不定的，而这种不确定性对于形成如今在20世纪末被我们笼而统之地称为历史记载的那些书面文字，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于是，新近的、有了改进的、内省的历史学者，对于受到质疑的意义和包容多种声音的不同眼光十分敏感的历史学者，也就有了更多的忧思。她要考虑的不只是她本人及其当代的关怀如何使讲述某些故事成为可能，却同时排斥了别的故事；她还必须时刻牢记，历史记载中的所有事情本身都携带着更早时候的争论和关怀的印迹。在自我意识很强的怀旧文字或劝谏文字中，情形当然是这样的，文章的作者以特殊的、具体的方式，将一个主体写进了历史。然而，那些看上去不讲究文字功夫的历史记录也同样载有早先的印迹。例如，统计数字就可以读成某些实体对于统计对象进行计数、分类、抽税、压制、改良或用别的方式塑造之的努力，而统计对象本身又恰是因这些团体实施了统计行为才得以凸现的存在。警察对马路妓女的讯问可以读成十分公式化的交往方式（在40年代的中国，这样的问答来回重复，几乎只能将此读成公式套话）。在这种问话的场合，执法官员将妓女归纳入不同的范畴，例如按动机来区分她们；妓女则很快就明白哪一种表白自我的方式会使她们得到最宽大的处理。历史学者如将这样支离破碎的东西读作一成不变的“事实”是很危险的，这并不是因为数字必然带有欺骗性，也不是因为被拘留的街头拉客女通常总会撒谎装假，而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一连串“事实”，而是它们的炮制过程；我们对“事实”及其出笼的过程这两个方面都应关注（当然，还绝不能忘记“我们”是谁，我们背负着什么样的历 (11) 史包袱，可也绝不能时时催逼读者记住这些，搞得读者不堪重负）。
在精心刻画中国近百年娼妓史的时候，我力图勾勒出地形图谱，指明事实、事实的制造者和事实的诠释者之间游移不定的关联。我始终不忘“事实”并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在人们生产意义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究竟是否存在意义生产过程之外的所谓语言外经验，这并不是我所关注的问题。历史学者就其定义来说只能在话语的印迹中剔抉爬梳，在广义的文本中做文章。作为历史学者，我很感激有关娼妓的写作曾如此繁荣，留下了如此丰富的书面文字记载。然而，我又必须要问，为什么记载被塑造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模样；记载的图谱中那高高低低、坑坑洼洼、曲里拐弯的地形地貌又能对我们说出什么样的、关于记载人的故事，如他们的思绪忧虑、他们对自己在世上的地位的认识等等。
这种做法同罗伯特·伯考弗所说的“种族语境”实践，即将事物植入“生动经历者的语境和用语之中”的做法，既有差距，又有超越之处。我并不期望自己能恰如其分地重建19世纪末文人学士心目中的意义范畴（更不用说妓女心目中的意义了）；同时，我并不愿意，也绝无可能放弃自己要做的事情和要问的问题。但是，如果后结构主义理论使历史学者注意到自己在生产历史叙述时进行精心编织的过程，那我们也应该留意遍布在我们所阅读的一切文字材料中的、精心编织的痕迹，以及颇具匠心的呈示或遮蔽的印迹。我们要做的不是寻觅“已然在那儿”的过去，而是寻找历史记载的对象、记载历史的人和我们自己这三方面互相之间游移不定的关系。
或许用一个烹饪的隐喻可以恰切地描述这样的追寻过程。我们设想书写历史的过程就是在剥洋葱。如果历史学者专心致志地一层一层剥开洋葱、去寻找想象中的本质内核的话，那么她会发现除了剥下来的一堆东西和刺痛的双眼外，什么也没有找到。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引起历史学者的兴趣的，是洋葱的形状和纹理质地，是其层层相包、层间有豁的构造方式，是其看似浑然一体，然而一剥便沿着起先看不见的裂缝纷纷散落的情形，是调查洋葱内里状况的行为切实改变整个洋葱形状的过程，是洋葱在各种情况下发出的气味，是调查行为本身对剥洋葱的人产生的影响——那么，以这种剥洋葱的方法对待历史便会产生丰富的成果。人们可以争议说洋葱是只等人去剥它的、先于话语的“已然”存在，所以这隐喻也许不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归根结底说来，历史学者确实是在检查某个东西。不过我们还可以说洋葱并非真的先于话语而存在；为了使剥洋葱成为一件值得做的事情，首先需要将它认作食物。
(12) 本章首先描述各类史料中关于娼妓业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接着探讨1949年后由国家支持的修史工作如何“记忆”娼妓问题；再下来是简述现行史学实践的一些关注点，例如寻找难以辨认的下属群体的声音、像愚侠堂吉诃德似的寻找能动性和反抗的表现、探索半殖民主义这个社会范畴等——正是这些关注激发了本书对历史进行重新创构。本章结束时会交代以下14章所采用的叙事的策略。创构历史的活动能作如此切分，完全是（我的）意志行为和（你的）搁置怀疑使然，这一点读者应牢记在心：其实在认知和记忆之间、在记忆和重构之间、在重构和讲故事之间，本来并不存在截然的界线。
认 知
当时的观察者是怎样了解上海的娼妓业的？有两类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搞清这个问题。一类是游记、指南书和被称为“蚊虫报”的通俗小报，它们以报道名妓的社交活动为主，当然也并非只限于名妓。另一类是主流大报，报道各个等级的娼妓的状况，通常写娼妓如何受到社会的压迫或写她们如何危害社会秩序。
社会上层人士书写的游记和指南书中有极其丰富的上海娼妓的资料。这些书文通篇或以绝大部分篇幅来描写娼妓。游历上海的人所写的旅行散文和随笔中，诗情画意地描写了娼妓，将此作为上海不可或缺的一景。一位在沪观光的官员在1893年的回忆录中写道，黄昏时分，“粉白黛绿者，咸凭槛倚栏，招摇过客”。他又说，戏园将散场时，“青楼之姗姗来迟者”就要登场了，“犹复兰麝烟迷，绮罗云集，诚不夜之芳城，菊部之大观也”。
指南书的前身是源远流长的娼妓回忆录，不过看来其受众是当时正不断扩大的城市读者群。这类书的书名有《沪人宝鉴》《上海六十年花界史》《花国百美图》《柔箱韵史》《海上冶游备览》等等，最后一部的作者使用了笔名“半痴生”。指南书内容繁多，如记录名妓生平，载名士的冶游艳事，编制妓院名册、介绍妓院内各色人物，详释娼妓行话切口，细绘妓院组织分布，描述妓女出局或在宴席赌局应酬时顾客应遵守的规矩，交代局资、付账的程式和赏赐等事宜，开列节庆日并指出常客每季必尽的义务，也交代忌讳之事和祭祀活动的礼仪等，书中有许多故事，讲述妓女如何使用种种伎俩，掏空了客人的腰包。
指南书成了权贵士卿互见互尚学识、风雅和智慧才情的场所。 (13) 书中大量使用典籍掌故，就连称呼妓院麇集地所用的“北里”，也取自唐朝都城长安的妓院区。形容名妓的美色，用的净是花草园艺方面的词汇，浓艳之极；序言题词中，还连篇累牍地讨论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常喻名妓）是否胜过所有别的花。作者们互相作序，浅笑同好沉迷于女色，聪明才智竟不用来为皇上治国效力；在国力疲弱、外交失利的时刻，有的作者感受到上海妓女的歌声竟如此悲切凄楚，令人肠断。同时，作者们也表达了相互之间的赞赏之情，各自都赏识对方的深沉情感及其对同样情真意切的名妓的依恋。
指南书的主调是赞赏，但间或也会谴责鸨母，告诫客人避开妓院的淫风，或规劝妓女跳出淫业。即使在这样的文字中，作者仍很自觉地展示出渊博的知识，不仅表现出细致精到的道德情操与见地，也显得通晓诗词。有一篇“讨鸨母檄”，题目下面注明“仿（唐代将领）徐敬业讨武氏檄”；奉劝狎客和妓女的文章说成是“仿李白春夜宴桃园序有引”。
然而，熟谙诗文的作者在炮制笑话时也同样显得才思敏捷，如佯装政府命令，禁止在妓院街区晾晒内衣裤袜头云云；或用妓女的口吻给相好投递一封封情书；甚至还精心策划荤笑话，下面就是一则：
江西何某，年少工诗，有才子之目。来沪游历，寓某客栈。同寓某叟，金陵人，最喜咬文嚼字。一日何与叟在某处，见谢珊宝校书。因校书早闭花下之门，彼此不通一语，而回头溜眼，颇极流连。何因举随园诗话告叟云：美人之光，可以养目；诗人之诗，可以养心；此二语真是切当。叟好杜撰俗典，假作斯文，因正色日，此两句见齐东录，其下尚有四句。何明知其诳，故问之。叟曰，下四句，记得是绿野之游，可以养吾足；贵妃之乳，可以养吾手。 (14) 何狂笑曰，原来此书某亦见过，其下尚有两语，翁忘之矣。叟讶然问何语，何嗫嚅笑曰，黛玉兰芬之口，可以养吾，说到吾字，下一字未曾说出，已笑不可抑。叟问益坚。何曰，若试猜之，如猜不着，俟我回寓查书与汝看也。
像这样的影射性活动的文字在指南书中甚为罕见，通常指南书并不直露地描写性事，而是借用典故、双关语，使文字昂然生趣：
六月念四日，俗传为雷祖诞日。有某客于是日饮于某词史家。高朋满座，酒设双台，拇战喧呼，群花围绕。由某校书素豪于饮，其夜杯不沾唇。诘之，则曰，今日雷祖圣诞，须虔诚一日夜，不食烟火。强之再四，峻语坚辞。席散后，客余兴未阑，复造庐相访。至则已将闭门羹相待。女仆诡托主人病暍欲呕，业已偃卧。其实留髡早赴巫山矣。明日复遇同席，询以既经不食烟火，何以留客，未免大不敬。校书无词以对，红潮满面，半晌忸怩而言曰，厥物岂有烟火耶。合座为之喷饭。
作者们将这些话放到妓女的嘴里，让她们说出来，描绘并欣赏这样的场面，而他们则由此结成伙伴关系，对答如流，妙语连珠。
指南书可以与蚊虫报放在一起来看，后者是通俗小报，通常用一版或更多的篇幅闲话名妓。19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间，上海的报纸种类激增，其中就包括了小报。最早的有李伯元的《游戏报》和吴趼人的《笑报》。两位主编均为著名的“谴责小说”作家，而“谴责小说”是20世纪初十分大众化的一个文学品种。新闻与文学互相之间充分渗透，铸就了关于名妓的文字记载。1897年至1909年，《游戏报》主办了选举上海色艺双佳妓女的活动（见第六章），此举增加了报纸的销售量，而且创 (15) 造了一种氛围，有利于其他报道娼妓界消息的小报出笼。
小报中最有名气的，大概要数《晶报》。《晶报》自1919年起，每三天出一期，持续20年以上。在内容方面，《晶报》与指南书有所雷同，但其大部分的版面都用于追踪名妓与上海头面人物的关系、妓女的怪癖、相互的争斗、生意的成功或失利、回忆过去享有盛名的名妓、登载高等妓院编目及电话号码等。大多详细的描写都是关于高等妓院的，但也有不少文章十分注意勾勒娼妓业复杂的等级制度。
指南书和小报很少提到完全卖给娼妓业的妇女，或违背个人意愿被迫订立契约的妇女。上流社会的读者对女人究竟通过何种途径、方式进入这个行当并无兴趣。妇女不仅在妓院的业务中，而且在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大事情上，都被描绘为主动的行为者，而不是受害人。例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全国各地的学生和城市居民都在进行抗议活动，反对凡尔赛谈判将德国在中国的租界让给日本，而不是归还中国。高等妓院宣布停业一天，抗议“国耻”，散发传单支持全市罢工罢市，设立茶点站慰问参加抗议活动的学生，并加入了抵制日货的行动。简而言之，妓女没有被写成牺牲品，而是以正当演员的身份加入了上海和全国的这台大戏中。阅读指南书和小报时，读者的脑海中会浮现出一幅毋庸置疑的图画，那是个女人的世界，女人在其中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她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伴侣，可以安排自己的工作环境，当然她们也明显地受到种种约束，偶尔也不免手头拮据，不过并无真正的冻馁之虞。这样的女人或许会让上海大亨的公子少爷伤心，然而却不会真正给他造成道德的、政治的或是法律上的麻烦。高等妓女很少成为怜悯的对象。
然而，上海最早的也是最受尊重的一家中文报纸《申报》却刊登了一份调查报告，唤起了全然不同的画面。不错，《申报》的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有修养的、自主的、在上层活动、富有浪漫色彩的名妓有过一些报道，也刊印过一些写妓女的应景诗。但是其大量的篇幅却用于报道穷苦的、受压迫剥削，还时常挨打骂受虐待的妓女。这些不是高等妓女，她们通常是“雉妓”，即在街头拉客的妓女。“雉妓”或“野鸡”的说法在上海很普通，用以指任何出行无常的人或物，如黄包车和无固定航程的轮船等。“雉妓”的名称不仅描绘出街头拉客女的俗艳打扮，也道出了她们“如野 (16) 鸟般飞来飞去”的习性。她们往往还是孩子，虽说间或也有已婚妇女。报上写到野鸡，总是强调她们的乡下出身，以及她们被诱拐后卖入娼门或被贫苦无奈的父母典押给妓院的事实。她们身上毫无文雅可言。无论是被贩卖还是典押，报道总是强调本人不愿意当妓女，在标准化的问答中，受欺压的调子一唱再唱，读者心目中关于她们被迫当妓女的看法更得到了强化。她们往往出现在下面两种场景中：从凶恶的老鸨那里逃出来，被市政当局送往救援组织；或是在街上拼命拉客时被警察抓住，罚款5至10元，放出来，多半还是接着干那营生。对野鸡的报道不会像写名妓那样，情意绵绵，精雕细刻。典型的报道全文读下来不过如此：“常州雉妓戴阿缓，在南京路，被老闸捕房318号华捕带入捕房。存洋五元保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类型的史料——指南书、蚊虫报和纪实的报纸等——继续报道娼妓业的情况，但报道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声音越来越响，有的声音则听不到了。虽然名妓没有完全销声匿迹，直到40年代，她仍出现在忆旧文字和分类编目中，但已不再是色情业的象征了。代替名妓的是携带病毒、在大街上抛头露面、妨害治安、备受迫害的“雉妓”。
五四运动期间及以后，人们日益关注性病及其对“中华民族”健康的影响，有关娼妓问题的讨论也随之成为医疗卫生方面的讨论，娼妓业的延续越来越被形容为公共卫生的问题。除了以医学眼光看待娼妓业外，当时还出现了一种法律话语，它不认为娼妓业非法，但是对之实施管理和限制，以保护“良家妇女”。从法律上讲，良家妇女指的是其家人并没有打算卖她，而本人在没有合法契约的情况下进了妓院的妇女。报上经常报道这样的案例，女人本人、其娘家或夫家的人出庭声明，她是违背意愿被卖了做妓女的。女人只有拿得出被迫卖淫的证据，才有希望得到法律的帮助而脱离妓院系统。无论什么等级的妓女都可以起诉，要求解除非法的契约或改变身份；事实上妓女也是这么做的。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时候，无论高等还是低等的娼妓业界都成了官司不断的地方，娼妓业已不再是获得愉悦或挥霍金钱的地方，而成了争议合约义务以及合法管理的问题。
这一类报道除了表明在娼妓问题上已开始出现司法话语外，也将娼妓（无论是高等妓女还是野鸡）为一方、鸨母或人贩子为另一方的关系表述为矛盾、冲突关系，妓女几乎总是被刻画为这些关系中的受害人。 (17) 从更大的范围说来，史料记载中的妓女越来越受到各种势力的压迫，其中有老鸨、出尔反尔的嫖客、背信弃义的相好、劳务市场、重男轻女的社会，有时还有国家。
还有一类主题也日益显著。改革者和政府部门都在说有必要将性行业整个地、不分等级地管起来。民国时期的妓女问题引起了国家的强烈关注，这是因为妓女危及公众健康和社会秩序，但无疑也是因为妓女的人数越来越多，她们创造税收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可观。这个时期，国家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好管事、爱扮演监护人的角色。“国家”——这里指上海的几重市政府——开始对娼妓业实行管理，向业主定期收税，或者试图取缔娼妓业。早在1920年，公共租界政府迫于外国传教团体要求取缔“淫乱买卖”的压力，先是给所有的妓院发营业执照，然后逐步收回执照。这场由洋人搞起来的运动，就像对立面所预言的那样，其结果是无照经营者激增。此后经常有禁娼运动，同样不成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新的共产党政府发动广泛的运动，才取缔了娼妓业。20世纪80年代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卖淫活动卷土重来，再次引发激烈的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动用以及怎样运用国家权力，来架构和调节性活动与社会秩序的关系。
蚊虫报和指南书主要描写处于娼妓业等级上层的妇女，《申报》和其他报纸则主要报道处于等级制底层的妇女。两类娼妓都出售性服务，但其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街头拉客女不像高等妓女，她们在恶劣肮脏的环境中工作，受到胁迫，干活拿钱，在工作中既妨害了社会秩序（这是警察管的范畴），也危及大众的身体健康（关于性病传播的报告就透露了这样的担忧）。如果我们只从字面意思看这些大相径庭的陈述，一定会质疑作为单一范畴的“妓女”是否真的具有它实际上不应有的同一性。我们会想，是否不应再用“娼妓业”来表示一个清一色的行业，而应改用像“高等妓女”和“野鸡”这样的分类范畴。
但是我最终认为应放弃调和的努力，转而关注不和谐与嘈杂之音。娼妓业是个极其灵活的能指，可以指称许多不同的对话场合中许多不同类型的中国人。这种种不同所产生的不和谐合唱，提出了“娼妓业”在那个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也提出了嫖客和更广大的城市人口究竟关心什么、忧虑什么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以审慎的态度对待这样一个观念，即以为我们能从历史中撷取惟一的、整套的描述或说明娼妓问题的“事实”。
(18) 有关上海娼妓业的话语在不断变化更新，这当然反映出上海娼妓行业结构方面的变化。随着乡村衰败的加剧，上海的商业和工业一前一后地发展起来，促使乡下的妇女和姑娘或自愿或被迫来到上海谋生。这些相互关联的现象导致下层娼妓业的膨胀，改变了性服务行业的结构，乃至引起改革者的恐慌。他们现在认识到娼妓对社会秩序有相当大的破坏性，对社会的、人身的健康有相当大的危害。
然而，娼妓业之表征中的变化并不只是简单明了地反映了色情行业中的社会变化。考虑到以下种种情况——城市上层人士在自我认识、自我界定方面的变化，五四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及革命运动的壮大，改革派发动的对妇女地位乃至娼妓地位的论辩，不仅是中国的激进政治中，而且还有西方传教团的资料中所使用的语言和范畴的效应等等——如考虑到这些情况，那么我们还必须注视那观看者看问题的眼光。有关娼妓问题的讨论还应同关于婚姻问题的论争对照起来看，两者是平行的，有时也相互交叉。例如，起初人们心目中的名妓不只是性伴侣，而更是社交陪伴，于是，提供包办婚姻中所没有的各类伴侣关系和选择，也就成了名妓生涯的写照。但是，五四运动引发了社会生活的激荡，有识之士开始谈论新的婚姻观；他们尽管不见得身体力行，却主张婚姻应是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的同道同伴关系。如果婚姻是志同道合的，如果人们将志同道合视为婚姻的理想，那么名妓原先的作用——作为有修养、有技艺的女性，替男人解除包办婚姻的郁闷无趣，或为男性提供娱乐——就不再重要。如此，留给娼妓的便只有性了。与此同时，娼妓业也被重新定义为剥削性质的交易，其主要的关系方已不再是妓女与嫖客，而是妓女与老鸨，这种关系还具有压迫的性质。鉴于上述各种关联，我们应将娼妓业看作是集中了一系列话题的行业，讨论的焦点是何为现代的，因而也是可取的社会性别关系和性关系。
记 忆
许多从事“了解”有关娼妓业“知识”的作者，都认为自己的作品是自觉回忆的产物，这好像在证明历史学者设定界限的做法徒劳无益。如前所述，大部分指南书都属于忆旧文字。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指南书都说19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世纪之交为娼妓业的黄金时代。一些主要的指南书作者公开在序言题词中说，在改革运动提出废娼之际，他们在为一个行将消逝的世界作最后的、可靠的历史记录。好几位作家甚至自比著名的汉朝史家班固和司马迁。与汉朝及后来的史家相仿，许多作者几乎逐字（不加引注地） (19) 照搬先前指南书中的材料。
指南书作者的序言不乏时代的忧思。1907年时詹垲忧心忡忡地写道：“内地民穷财匮……而沪上青楼之盛，乃倍乎从前。贵游豪客之征逐于烟花场中者……一岁所糜金钱难以数计也。”他谴责富有的国人无心肝、无爱国心，接着声明自己有心“乃就见闻所及，萃为兹编，不徒以海上群芳足供采录，亦以见中国外强中干之势”。15年后，清帝国消亡，各式白话运动兴起，无论从政治的还是文学的眼光看去，都是世道大变，但汪了翁依然表示了上述情怀。他在冗长的《上海六十年花界史》（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自序中哀叹道，如今有学识的学子不认真钻研学问，偏去读些通俗的刊物白白浪费时间。他接着说道，尽管如此，他认为将自己几十年间搜集的材料加以整理，出版一部名妓的史书，仍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他以为，与其直接着手禁绝淫业，不如好好调查娼妓业变成了什么样。为此目的，他先确定哪些名妓故事合乎事实真相，严格地拣选材料，以使这部书具有定版史籍的准确性。
指南书的作者虽然也谈论国力和真实性等时代所关注的问题，但他们和中国的经典史家一样，总的说来都唱今不如昔的调子。史家通常会悲叹现在的统治者大不如先王贤明，指南书的作者也同样为高等妓女酬宾技艺的衰退而唏嘘，认为她们已失去了从前的那等风雅和文采。张春帆于1919年在报上连载回忆世纪之交名妓的文章，文中用警示的口吻说，最近妓女的美色和技艺大有被淫乱所代替的倾向，但淫乱的表象背后却掩藏着悲苦的生涯。
这类忆旧和哀叹娼妓业败落的文字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那时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上海正在经历迅速的、令人不安的变化。自列文森起，许多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都注意到，对中国上层人士来说，19世纪西方入侵以来，“何谓中国的中国特性”已成为十分严重而棘手的问题。弘扬中华文化习俗成了对这问题的部分回应（此时中华文化习俗已被视为特殊的习俗，而不再具有普适性），所要弘扬的内容就包括翔实地阐述高等妓女精致高雅的社会交往习俗（所谓“西方有娼妓，我们则有名妓”）。 (20) 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此后数年是这类忆旧文学的高峰期。那个时候，不只是上层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就连上层阶级的成分也在变。忆旧文字中不大提到西方，但作者们嘴上不说，当他们讲述失去的世界时，心目中却仍是以西方为尺度的。
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搜集整理了1949年前娼妓业的故事，这里涉及记忆行为的另一类问题。中国的主导性史学（其实是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惟一的史学方法）以阐述和大力捍卫下属群体的利益为首要任务。“下属群体”（subaltern）是从南亚历史学者拉纳吉·古哈的著作中借用的一个术语。古哈说这个词的内涵有“等级低下”者的意思，并界定说，这样的人“无论从阶级、种姓、年龄、社会性别、职务还是任何别的意义上说，都具有南亚社会中处于从属、下等、次要地位的一般特性”。在印度和世界各地的印度移民社群中，在历史仍由上层的正史主宰的情况下，从事下属群体研究的历史学者自觉地努力将卑贱者群体写进历史，让“人民”回到历史中去。这些南亚的学者与在中国境内写作的中国历史学者之间，他们与在北美、欧洲、日本和其他各地参与各种“人民历史”运动的人之间，有着共同的旨趣，尽管互相之间的史学实践不一定相同。我之所以用“下属群体”这个词，而不是在近期中国史学著作中更常用的“被压迫阶级”，是因为“下属群体”包含了社会性别和其他诸多因素，实际上更确切地反映了中国官方发起的修史运动所规定的目标：历史就是要“说出”这些群体的故事。
1949年以后，一队队的历史学者跑遍了中国，坚持不懈地搜集并发表工人和农民反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口述历史。他们搞来了大批的素材——歌曲，罢工和暴动的故事，斗争中或斗争间歇中的寻常生活等等，若不是因为他们的勤勉搜集，这些东西本来根本不可能用文字的形式“讲述”出来。在中国，让下属群体开口说话的进程显然得到国家的支持。1949年后的中国，当下属群体（通常是工人和农民）开口发言时，他们所使用的是国家在革命进程中所提供的词语。用这套词汇发言并与其他类似（虽不尽相同）的声音汇合成合唱的过程，反过来也塑造了发言人，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定国民类型。(https://www.daowen.com)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不能将它当作不怀好意的宣传活动而不加理睬。1949年后的修史工作产生了新的情况，这里不仅是国家创造了一套语言的问题，而更是“人民”如何利用这样的语言去言说从前无法说清的“压迫”。记录片《小喜》中的农妇说她丈夫是“老封建”，她其实就是接过了国家政治话语中的词汇，用它来命名愤怒的情绪，并使之合情合理，可从前这股怒火却找不到表达的语言，因此也不具有谴责的力量。 (21) 表达愤怒的能力造就了显而易见的政治力量，人们很容易对此拍手称快。然而，官方的造反话语根本不关注官方所定的阶级结构之外的任何范畴，所以它充其量只是做了均衡、拉直、找平等等整齐划一的事情。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文化革命”时所修的历史中，造反的话语大大膨胀，简直将反抗之英勇夸大到滑稽可笑的地步，甚至干脆就是一派胡言。对研究中国的历史学者来说，因为有了官方留下的这笔下属群体话语的遗产，所以寻找颠覆声音的工作大大地复杂化了，这是因为我们可以称为下属群体的人在使用官方的语言说话（并已习惯用官方的语言理解自己的经验），而这套话语既确认他们所吃的苦，又赞扬他们的反抗行为，与此同时却也抹去了他们的历史中任何不符合苦难与反抗两大范畴的方面。
于是，对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而言，恢复下属群体经验的努力总是跟随在极其强大的国家工程之后，此项工程已经横贯了下属群体的大部分领地，并已无可挽回地在大片领地上打下了标记（穿越领地的旅程本身也成了这项工程的标记）。这就要求我们至少应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语言在好几代中国人身上引起的巨大反响，而同时又要求我们质疑那种语言的措辞方式和用法。上述程序再清晰不过地体现在对20世纪早期上海娼妓史的研究工作中。1949年以后收集的几乎所有陈述，都是使用阶级压迫的语言讲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用这套语言回忆出来的）。尽管阶级压迫的语言无处不在，历史学者却也不能因此认定下属群体对革命利益有“天然的”认同感。至少在中国，无论1949年以前还是以后，为了将下属群体的利益和革命利益等同起来，就必须在组织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甚至是语言层面上作出巨大的努力。20世纪50年代的一位市政府高级官员谈到政府送妓女去改造的情况时，曾这样描述妓女们疯狂的、充满敌意的反应：“她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认为共产党是来解救她的。”
对历史学者说来，毛泽东时代之后娼妓问题的重新抬头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20世纪90年代初，娼妓问题在中国已经被当作有历史渊源的、可以正当地开展研究的课题。我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着手研究上海民国时期的娼妓业。那时我向中国的研究机构提出要求帮助，他们很礼貌地答应了，对外国历史学者的奇怪癖好也甚为宽容，但是对娼妓业这个题目本身却很尴尬地三缄其口。到了1995年，当我完成这项研究时，我已能同许多人直接交谈，并有各种机会倾听政府的、学者的和一般百姓的谈话。这些谈话关心的主要是当代问题，但各类评论者在某种程度上也都在自觉地回溯过去，将过去当作可以提供信息，从中汲取教训和提供决策参考的宝库。但是，如果说我在为这部书做研究的多年中学到 (22) 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回溯过去实际上是个互动的过程，它恰恰是在声称要复原历史真实的时候，却做着创构性的工作。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记忆”娼妓问题的近况及历史的活动涵盖了众说纷纭、相互抵牾的主题，例如追怀理想化的50年代，当时政府和人民一条心，都主张禁娼；例如论证名妓对中国文学艺术做出了历史贡献，应予以承认；又如通俗小报在饥渴地搜寻革命前高等妓院里的劲爆故事。本书的最后一章将回到这些主题。
重 构
难以分辨的下属群体声音
在国家的领导监督下进行的复杂的记忆活动只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寻找娼妓这一下属群体的声音的活动。更广义地说来，对娼妓业的研究提出了我们怎样一边对过去进行历史的复原，而同时又在创造性地建构历史的问题。有关娼妓问题的资料是那么完全彻底地嵌入了愉悦、改革和管理的话语之中，所以不可能凭借这些资料，以任何直截了当的形式重构这些妇女的生活经验。资料中各种男人的声音——嫖客的、改革者的、律师的、医生的等等——远比妓女的声音清晰得多。男人的声音提供了一套与社会性别密切相关的、关于（男性的）愉悦和（对男人的）危险的话语。在女性改革者的文章中，一方面有女性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则是阶级差异，两者的扭结形成了她们对娼妓问题的表述。文章唱出纯洁社会和怜悯失足姐妹的调子，这些姐妹据称受到了所有阶级的男性的极度欺压（后来这类评述得到进一步充实，但去掉了女性团结的说法，并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认可）。与此同时，女性改革家的声音也提供了一套与阶级密切相关的、关于拯救的话语（娼妓是拯救的对象，是其上层阶级的姐妹挽救了她们）。在所有这些声音中，妓女本人的声音仍始终难以辨认。妇女在各种不同的安排中出售性服务，所以即使能听到她们的声音，那也不可能是单一的声音；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她们的声音听上去一定不同于被历史隔绝的我们今天所能听到的声音。
写娼妓的原始资料产生于对娼妓问题之“大”意义的激烈的公开争鸣，如何阅读这些跨多重语域的资料，才能从中找到线索，认识娼妓实在的生活经历以及经过干预的生活经验呢？况且不论历史学者将轴线设定在哪一域，妓女都是下层、从属、相对失声的群体。文学理论家葛雅特里·斯皮瓦克有一番话既是说给下属群体研究组织听的，也针对着欧美知识界，她提出，“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和后殖民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为下属群体的经验“赋予”声音的时候，可能无意中复制了帝国主义的权力 (23) 关系。她写道，“下属群体意识”
受到上层集团精神能量之集中投射的冲击。……绝不可能充分恢复。……［下属群体意识］总是偏离其通常被广泛认可的能指，确实……就在它被揭示出来的时候就已被抹去了。……它根本无法脱离话语。
由于这种理不清的纠结，斯皮瓦克干脆认为下属群体没有任何自主独立叙述历史的可能性。她单刀直入地问：“下属群体会说话吗？”又直言不讳地答道：“下属群体不能说话。”在能否“听到”女性下属群体说话的问题上，斯皮瓦克尤其悲观：
在下属群体主体被抹去的行程记录中，性差别的痕迹更是加倍地消泯了。问题不在于女性参与了反叛，或存在着性别分工的准则，这两点都是有“证据”的。问题其实是，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建构，无论是作为殖民主义史学撰写的对象，还是作为反叛的主体，都保持了男性的主宰地位。如果说在殖民主义的语境中，下属群体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女性下属群体就更是处在浓重的暗影中。
在斯皮瓦克看来，通过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获得她所谓的下属群体“信息复原”这件工作，既是一件好事，又是一件靠不住的事。从事复原工作的人绝不只是不失真的信息传送带，他们作出了自己的认识预设（如下属群体意识是存在的，下属群体是主体等），而这些认识的根子深深扎在当代的权力关系之中。她告诫说，在最坏的情形下，如此复原会“同帝国主义的主体建构活动一致起来”，而“下属群体女性仍会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
考虑到殖民者在构造“他者”——作为知识和分类之对象的“他者”——中所起的作用，那么先前的被殖民（“第三”）世界的沉默就显得格外深沉了。斯皮瓦克声称“在下属群体是妇女的情形中，不可能收集到带有性别指向的主体之轨迹的构造成分，以确定其撒播的可能”。她的用语甚至使最积极用功的历史学者都陷入绝望。
斯皮瓦克断言，我所听到的下属群体的任何声音，部分说来是我选择在什么地方倾听的结果；我的当代的、女性主义的、“第一世界”的、嵌入自己的历史时期的特权与政治信仰的结合使我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并受命作出这样的选择。对此我不会提出异议。尽管如此，我仍要反驳她对“下属群体会说话吗？”这个问题所作出的否定回答。在一定程度上，下属群体既实实在在地开口说话（发出的声音被他人记录下来，作为文本而进入历史记载），也能表现自我（就是说，很有技巧地以特有的方式解说自己的经验和活动，为的是尽量从中获取自身的利益）。
历史学者从能找到的历史记载中看到、听到的，是各种各样的运动痕迹。 (24) 在此我要提出，我们应从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言说”。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一个知识人士慷慨陈词，力主废娼，这当然是以后世的历史学者能够理解的方式在发言；我在本书中将证明，在半殖民地中国的语境中，这样的人士应被视为下属群体成员。那一位下属群体成员确实在言说。然而，当我们考虑妓女本身在生成话语印迹的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时，问题就变得复杂些了。就说一个高等妓女吧，她从不动笔写字，但是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劝诫文字告诉客人不上她当的种种方法，那么我们从中也就可以推断她的谋略和操纵手段。又如以违背个人意愿被卖到妓院为理由上法庭诉讼、要求脱离妓院的高等妓女和野鸡；或如上海报纸报道的好几百名遭拘捕并在法庭上作简短证词的马路拉客女。人们或许会以为，鉴于街头拉客的野鸡人穷又不识字，加之同一人一般最多提到一次，在这样的情形中，“带有性别指向的主体之轨迹的构造”便更难以确认。但是，诸如此类的记载不仅使我们窥见将妇女带入娼妓行业的环境条件，也使我们看到当地政府的管理制度以及妓女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以使自己能从司法制度中获得最大的好处。这些妓女虽然并没有直接言说，却仍是留下了可以辨认的痕迹。
历史记载中下属群体所占有的主体位置，并非只是作记载的上层人士指派给他们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下属群体本身进行干预才形成了这样的位置。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下属群体的成员——也可以说是任何人——有没有始终如一的、独立自主的主体性。我们要追溯的，是一种关系，我们确实希望能从这样一种关系中看到“带有性别指向的主体之轨迹的构造”。
假如我们不用斯皮瓦克的命题——“下属群体不能说话”（我以为“下属群体不能在社会话语中表述自身”更接近斯皮瓦克的实际论点），假如我们这样说：“许多下属群体成员发出刺耳的杂声，有的把持着话筒，许多人则断断续续地说话，所说更不见得是心里话，而所有的人多少都意识到在那一历史时刻他们的表述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那么我们可能会更贴近历史学者面对的实际情况。此外，所谓下属群体一旦开口说话便自然失去下属群体的地位的说法也是一条死胡同；假如我们运气好，便能钻出这个“消失的下属群体”的死胡同。最后，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种居高临下、把持一切的话语所生成的图像，即下属群体只出现在其上层发言人为其指定的位置上；现在我们也有机会使这幅图像变得复杂起来。我们不是要用“相互竞争的话语”这样一个概念替代原先的图像（“话语竞争”有自由市场十分繁荣、最佳话语有望胜出的意味）；富有成果的提法应该是承认有些话语只有在相互关系中才能看到其意义。在上海娼妓 (25) 的问题上，想调和不同的话语以产生惟一的、浑然一体的叙述不仅绝无可能，而且也是有害无益的。可能正是在不协调的嘈杂话语之间才会产生最有意思的绘图。
堂吉诃德式地寻找能动性和反抗行为
在20世纪后期北美史学界的妇女史一隅中，寻找女性的能动性和反抗行为既是出于信仰，也是一种家庭作坊式的活计；这样的寻觅渗透在本书的研究中。上海娼妓的圈子处在法律、医学、道德和政治制度的重重约束包围之中；妓女如何看待自身，她们在妓院内外应寻找什么样的关系，她们有哪些选择的可能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必然受到她们身处环境的影响。看来妓女利用平常的手段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如安排自己当妾以换取大量的金钱财富，又如到法院告鸨母等。这些做法使所谓妓女是牺牲品或危害了社会秩序的说法捉襟见肘。
这两种对妓女的再现中，一种是透过指南书的警世眼光所看到的情形，一种是直接听到妓女对法官说的话（当然已是经过中介处理的）；对于想寻觅女性能动性和反抗行为的历史学者来说，这里正可找到能动性，甚至是反抗行为的例子。一个干活后直接收取小费和礼品，而不是将酬金如数上缴妓院的高等妓女，是在质疑老鸨的权威，反抗老鸨对她的收入并在某种意义上对她身体的支配权。跟着迷人的，却囊中羞涩的年轻人离开妓院的高等妓女，或者选择英俊的戏子和车夫当伴侣而不要鸨母选定的阔商人的高等妓女，也同样在向老鸨叫板。上法庭、自述深受人贩子之苦的街头拉客妓女则是在抵制将她划入坏女人、妨害社会治安、传播疾病之列的做法。
对诸如此类的行为不应求意过深是十分重要的。不应参与莱拉·阿卜-卢格霍德所说的“抵抗的浪漫传奇”。这些行为很容易被读作颠覆性举动，但也可以将它们当作是“使体制得以运转”的表现，那样最终还是证明了统治规范的合法性。它们不仅没有质疑，实际上反而再度肯定了将妓女约束在多重隶属关系中的总体社会安排。例如，高等妓女为了收取小费和私下里得到馈赠，就要设法让客人养成恩赐的习惯，但这样做会使她越来越离不开客人，也使她更容易受到客人的伤害。当妓女以被迫非法卖淫为由获准脱离妓院的时候，她其实也在做着使法庭的权威合法化的事情：法庭有权决定在什么情况下妇女可以被依法安置在妓院中，或更普通的情况是，法庭有权确认妇女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转移性服务。再者，为了离开妓院，许多女人言之凿凿，一口咬定希望被送回到父权家庭中去；她们心里也许根本不这么想（考虑到其家庭条件），但表达回家的愿望表明这是让法庭看到其为受害人 (26) 而非犯法者的最佳机会。当然，和“雄赳赳气昂昂”的大规模工人起义、农民造反的宏图相比较，这样的抵抗行动可能没什么了不起；但我们也必须抵挡为女性反抗行为建立“单独领域”的诱惑。重要的在于能识别妇女能动性的事例，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事例，既不夸大也不加浪漫化，也应该承认，历史记载中有太多的静默无声，有太多的无法解决的含混和暧昧，因此我们对能动性事例的阐释最终仍会受到根本的制约。
套中人下属群体：半殖民主义问题
“下属群体”不是一个固定的单一的范畴。在半殖民地的上海，几乎每个中国人在同另一人的关系中都可成为下级、从属者。就连地方上有权有势的军阀也在地盘问题上和政治上受到后来的殖民势力的挤压打击；同完全的殖民地中相对稳定的外国势力相比，这种后到的殖民势力时不时地变得更具侵扰性和破坏性。如果不去考虑直接执掌国家政权的人，那么下属群体身份的广泛性就更清楚了。一个群体可以既享有特权又从属他人（如半殖民地上海的知识分子），他们以地位更低下的下属群体（如娼妓）为隐喻，来表达自己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20世纪一二十年代时，知识分子著书立说，分析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如此虚弱的根源；他们往往探讨国内的文化成因，其中包括普遍的狎妓行为。二三十年代时，中国知识分子经常以替工农、妓女和其他位卑者申冤诉苦为己任（同时也为其福利和对之的管理出谋划策）。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在西方政府和西方知识分子面前，自己只是人下人（他们确实也被看作人下人）；因此，必须牢记他们是在对这样一个世界说话，他们的文章针对着这个世界而写。对自己从属地位的体悟形成了他们利用下属群体做文章的修辞手段。他们并不承认自己享有社会权力、处于下属群体的上方并参与对它们的压迫，而是以下属群体受到的压迫作为证据，来讨伐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他们还利用妇女，尤其是妓女作为隐喻，表现自己在军阀社会中受到的压迫和中国在世界等级体系中经受的苦难。甚至就连1949年以后成为社会话语主要塑造者的中国共产党也多次处于下属群体地位：先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从属单位，作为中国政体中一个小小的、濒临危亡的小团体；取得政权后，它仍然（即使现在也仍时不时地）认为自己在全球政治经济中是受到逼迫的下属群体。
(27) 如果凭着知识分子言说、写作、刊印、传播的能力为其归类，也就是说，按照他们生成话语印痕的能力，以及他们通过代表下属群体发言从而与之拉开距离的行为来看，他们似应属于上层精英。如果将他们置入半殖民地的社会架构（这也是他们中许多人理解自己处境的方式），则其地位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中国的大多数群体都可能具有多重的、某种关联意义上的从属性，牢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对此可用“套中人”下属群体身份命名之，意思是说有些群体煞费苦心，既要替“下面的”人说话，又要表示出自己有别于“下面”，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同“上面的”人搞联合并面对后者说话。当然，“套中人”的说法也有问题，它唤起的形象过于呈序列状，而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场合中，从属地位的构成和消亡的方式则多有交叉、重叠和不稳定性，故“套中人”的比喻无法全部传达其中的复杂情形。但这样说至少可以不再将“下属群体”当作大一统的单一范畴。
对下属群体作如此包罗万象的定义也有其危险性。下属群体的范畴可以扩大到大而无当的地步，因而也失去效用（假如人人都是从属者，那么这个范畴还有什么用？）或失去政治意义（假如人人都是从属者，那么探讨政治问题的历史学者如何评估联合、同盟和解放行动的可能性？）。更糟糕的是，这不又像是身处宗主国著书立说的历史学者在轻巧地声明，自己同经受了帝国主义肆虐的人们休戚与共（“我们大家都是从属者”）？我承认一个概念包容太多会削弱其意义，但我仍主张使用涵盖面广的下属群体概念。
如果我们强调的是关联程度，是人们只有在同其他人（有时是好几类人）的关系中才构成下属群体身份，那会是什么情形呢？首先，跨越阶级图谱的社会性别的运作比较容易描述了。我并不是假设所有妇女不分阶级都属一个统一体。相反，我要说的是社会性别有各种不同的用法。就以娼妓来说，意识到社会性别有等级差异的上层妇女改革者可以利用娼妓问题，坚持自己对各阶级姐妹们所负有的责任；半殖民地的本土男性上层人士也可利用娼妓问题，用以表明自己在国际上恰如“他们的”女人在国内一样，都处于从属地位。其二，中国的半殖民主义的运作显化了。本土阶级结构造成的压迫并未消失，但是在殖民制度下，当地的上层本身处于俯首听命的从属位置，这一情况使得阶级压迫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对下属群体作如此宽泛的定义显然不是要说所有的压迫（或抵抗）都是同等的，或人人都是同一意义上的从属者。我希望勾画出压迫可能呈现的层压、折叠或相缠绕的状态，而不是将压迫描绘得无差异、清一色，于是压迫好像也不大沉重了。
讲故事
任何关于过去的书都会有一种分量和沉甸甸的质感，使之显得充实而具权威性。这样的书无论在组织结构上做了什么试验，总少不了开头和结尾。选择在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一段历史，其实仅仅是选择而已，记住这点是很有用的。作者所作的决定可能大不同于在过去的日子里那些制造了事件、观察事件或评论事件的人心目中的合理决定。
这个故事的疆界就像所有的边界一样，是人为设定的，但也并不完全是任意的。《危险的愉悦》从19世纪后期大量的殖民备忘录、上层人士的回忆录以及游记开始写起。之所以从这里开头，是因为此处的文字痕迹变得浓重起来了，有关性和社会性别同中国现代性问题之纠缠的争鸣也变得清晰可辨了，至少在我这样的现代人耳中听来如此。其实故事的起点也可以再往前推半个世纪，那时上海刚刚开埠。主要使用19世纪材料的叙述会有不同的重心。
本书的下限设在20世纪的后期，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娼妓问题再次引起论战；二来当代的议题及其历史的回声正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再者也因我不具备超人的洞察力，又非决策者，所以我在提供预见或推荐政令方面无能为力。我与少数探讨娼妓问题的中国学者不同，我不打算将娼妓业的起源定在中国历史早期，虽说我认识到久远年代的回声造就了许多中国人理解近现代娼妓问题的语境。我与现在中国的官员和社会工作者也不同，我不以20世纪50年代取缔娼妓业的运动为结束点，尽管我会讨论这次禁娼运动，那是国家对城市社会和家庭关系管起来的重要时刻。然而，我仍十分留意中国人在参与讨论和评论娼妓问题时，如何在变动的历史过程中确定自己的位置，我密切地注意他们吸取了什么教训或向别人推荐什么经验，以及这些经验教训后来怎样被一再重复或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虽有明确的开头和结尾，却也意在表明，就这个特定的题目还能锻造出别的故事来，而别的故事的可能性本身又同别的历史密不可分。
本项研究跨越（通常是严加把守的）虚构与非虚构文字的界限。文学资料是正当的丰饶的领地，可供历史在其中爬梳翻找，尤其是追溯对名妓的讨论，因为许多指南书和回忆录的作者也是报纸的编辑，他们又以高等妓院为背景创作小说，有些作品还指名道姓地描写了名花。张春帆、毕倚虹、孙玉声、周瘦鹃、包天笑等作家自由地穿行于不同的文类之间，他们的作品正可用来审视不同的体裁程式如何使名妓与客人的故事有不同的再现，也就是说，可以审视历史记载如何被文类的规范所塑造。我的研究作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主要是在各种非虚构性文字体裁的领域，虚构文字方面也断断续续地用了一些，但说不上是全面的检查。我依靠的是短篇小说和黑幕小说，对主要的名妓小说只是一带而过，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熟练的技巧，能对这样的文学作品作有力的阐释。但是文学学者对名妓文学、对写爱情、犯罪和黑幕之类的“鸳鸯蝴蝶派”通俗故事的研究，对我很有帮助，我也从阅读这些学者的著作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
我的研究只限于上海，只是在追溯20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关于改革问题的全国性争鸣时才会提到其他地方。抬高或贬低上海的人士都喜欢唱上海特殊的调子；确实，上海并不是中国，我写的娼妓史是地方的、有限的历史。人们可以写其他地方的历史，如北京的、广州的、天津的以及许多其他城市的历史。在这项花了将近十年时间的研究完成之际，我如释重负却也不无依恋地将这些城市托付给别的研究者。
本书分为五个部分：历史记载与等级制度、愉悦、危险、干预以及当代的对话。读者看到这里时，第一部分便已读了一半了，下面还有一章“分类与统计”，谈上海娼妓业等级制的创建，将会剖析各种类型的娼妓，并探讨对于构成这样一个等级体系并厕身其间的人来说，特别是在娼妓业变得“摩登”起来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里，出现了什么关系到危急存亡的问题。
第二部分“愉悦”谈男人笔下讲述的高等妓女生活，写名妓的男性最在意的，是展示自己的风流文雅。下面各章分别从几个侧面讨论高等妓女、佣仆、嫖客和鸨母相互之间的关系。第三章“妓院规制”视高等妓院为复杂的社会与商业机构，在此地，男人之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受到一整套烦琐的礼仪、规矩的制约，而男人的行为是否得体合宜，要由名妓来仲裁。第四章“情感事务”讨论名妓与客人在性交往中的交涉和感情问题，其结果往往是妓女被纳妾、离婚、回头做妓女、再次当妾。第五章“花招与伎俩”突出了在指点恰当的行止的书中所透露的劝诫意味，对不够老练不够世故的客人而言，等待他的是重重险境。第六章“职业生涯”审视作为公众人物的名妓，她们的故事在都市各阶级中流传；这一章还追溯了名妓之间的关系网络。总的说来，这部分描画的是造就社会上层愉悦感的体系，其中有许多情景是以怀旧的心境记录下来的；我试图从那样一种体系安排中考量名妓，她们既是实力派演员，也是从属他人的戏子。
第三部分“危险”转向另一类文字，其中娼妓（通常是位于高等妓女之下的娼妓）既被描绘成牺牲品，也被说成是危险的化身。 (28) 第七章“人口买卖”描述有关绑架、买卖妇女问题的文字记载；这一章要问的是，在有大量的证据说明许多娼妓同自己的娘家和夫家保持着密切关系、其实还帮助支撑了娘家和夫家的情形下，为什么在有关上海娼妓的故事中，拐卖成了最常见的主题。第八章“法律与混乱”追溯日常的管理制度（与之相对的是提倡妓女登记注册或主张废娼的短暂运动），并注意到娼妓如何利用法庭。第九章“性病”审视作者们如何越来越强调淫业、性病和中华民族的健康之间的联系。
第四部分“干预”检查20世纪的改革者和管理者如何力图将娼妓问题同国家实力的衰退联系起来，又怎样努力振兴国力。第十章“改革者”讨论从清末到日本占领期间出现的种种改良理论，其中有些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但所有的理论都持民族主义的主张。这一章还简要地审视了改革社团的活动，它们做的事情也预示了后来国家对娼妓进行的再教育。第十一章“管理者”所描述的，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里的各种运动，如提倡对娼妓发营业许可，主张废娼并推行检查制度。第十二章“革命者”检查20世纪50年代由国家发起的运动，它的成功致使上海公开活动的娼妓销声匿迹近30年。这三方面的努力中都能看到两种愿望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想通过教育和就业等手段提高妇女地位，从而增强国家民族的实力，另一方面则想让妇女回到（被认定具有保护作用的）一家之主身边去，从而使国家安定。
第五部分是“当代的对话”，讨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卖淫嫖娼在中国卷土重来所引发的激烈争辩。第十三章“命名”、第十四章“解释”追溯了娼妓业新形式的激增，同时还要从两个方面考察这个时期如何形成对娼妓问题的表述：它同解放前和毛泽东时期的历史的关系，以及同人们心目中现代化的未来的关系。最后一章“历史、记忆与怀旧”将娼妓问题的再度出现视为一个历史话题，一个关于解放前的记忆的会聚点，也是一个文学艺术再现的问题。
历史学者总是要将事情缕出条理、头绪来（这与我们那些文学近亲兴高采烈地打乱秩序的做法恰成对照），因此我在这里试图讲述一个井然有序的故事。有条理有顺序，并不等于就是讲一个直线行进的故事，如何从黑暗大踏步走向光明（甚或是倒退，再次回到社会主义革命后的黑暗）。我没有这样做，而是要鼓励读者翻越过这些资料，回头想想有什么其他可能的解释，去想象一下史料中的知识是怎样获得、怎样纳入记忆、怎样被重新创造、又怎样被讲述出来的这样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过程。我们要学会在几种不同的语域中阅读和聆听，如此或许就能开始懂得娼妓的声音和行为，当然那是在同那些更显见的、更清晰可辨的力量之关联中方可加以识别的声音和行为。我们也许能在这个过程中学到很多， (29) 在娼妓业的外形和构造不断变化的情形下，我们能识别妓女的声音在哪里形成合唱，哪里形成对位，哪里又出现了显著的不和谐音。与此同时，我们也能追寻其他人的文字、言谈的轨迹，看他们怎样在话语层面上使用娼妓一词。在都市的上层和普通居民想了解自己的位置、想理解身为20世纪中国的城市居民意味着什么的时候，他们对文雅举止、体面正派、政府，甚至是国民性等不断变化的意义进行了论辩，其中就突出地使用了娼妓这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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