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妓院规制
20世纪早年，高等妓院在上流人士的书文中所得到的关照远非其他各类淫业形式能比。史料将高等妓院置入多重语境之中：它是维系许多商业利益的生意场，是产生城市男子气概的场所，也是妓女不断周旋于老鸨、佣仆、嫖客之间，争取自己的地位的社会空间。
高等妓院是高度公开的、有复杂的组织系统的生意场，其营生要靠多方提供货源及服务。顾客往往在有其他男士出席的公开场合召妓前来酬酢宴乐，地点可以在妓院里，也可以是妓院外的地方。依红偎翠的男人相互之间结交并加强了生意上的、政治上的联系。这类关系又使娼寮成为权贵名士展示风采学识的场所，这里所要表现的男子气概，主要是社交层面上而非性色意义上的品质。造就这副男子气是危机四伏的冒险事业，于是介绍高等妓院的书文便为新手们指点迷津，告诉他们怎样赢得其他男士的尊敬又不受妓女的奚落。指南书提供了有关妓院生意规矩的详尽知识，一个客人要显示自己很有教养、深谙此道，就必须了解这些知识。指南书还描述了同高等妓女交往中的审美情趣和常规礼节。一个男士为了在光顾欢场的其他男人以及妓院的女人面前摆出温文尔雅、知识渊博、腰缠万贯的架势，那么不论他是否想同某妓女发生肉体上的亲密关系，都必须对她及其所在妓院履行一套复杂精细的社交和出账的规矩。不仅是客人同妓女打交道，而且他同她的鸨母以及妓院上上下下的杂役用人交往，也都被刻画为一种交易的关系，这就需要客人对妓院的内情多有了解才是。
(2) 指南书是一种手册，对妓女和嫖客双方必须履行的礼仪作了细致的规定。①书中主要介绍铺张的、有相当规模的、十分公开化的妓院，尤着重于其组织形式方面。当时上海的妓院很可能并不像留下来的史料中所描述的那样，或许中档的、不那么正式的妓院更为普遍。高等妓院的冶游指南所开列的，是妓院应有的规矩，或者是怀旧的作者遥想往事时所回忆起来的、妓院曾经有过的规矩；这些指南极少提到在妓院交往中通常发生的变通、谋划或偏离规则等情况。其实它们所说的，只是男人们感到自己应该了解的、处于通商口岸迅速变化的特定环境中的上层社会的习俗，同时它们也透露出这些男士愿意以什么方式整理和回忆这类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世道变了，常常是变得让人扼腕叹息，而指南书的作者和读者企图做的，就是将旨在确立等级流品、确保赋予愉悦感的一整套礼仪规矩固定下来。
指南书不但传达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世界，还因对细节问题不厌其详，而能让我们从中找到对作者不怎么关心的另一些问题的解答，例如老鸨和妓女之间怎样分配权力，又如高等妓女生涯有什么出路、受到哪些限制等等。这样读指南书经常会使我们看到令人惊诧的权力关系布局，从而挫败任何企图用线性方式描述下属群体等级系统的努力。嫖客无论从社会性别还是阶级地位来说都处于优势，但他们却时常受到妓女的捉弄、奚落。老鸨必须很有技巧地周旋于各方势力中，才能争取到大范围的经营，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她们几乎完全控制了年纪小的妓女，然而，仍然可能有个别妓女会挫败她，挣脱她的控制。妓院里的女佣仆乍一看可能是地位最低的人，但她们有时也会是妓院中有控股权益的人，那些名义上是雇佣者的人反倒要听命于她们。究竟是谁在为妓院立规矩？以上提到的安排尽管没有完全推翻我们凭常识所形成的看法，但却使问题变得复杂了。
业主和经营者
到了民国后期，特别是1949年后，妓院老鸨已有固定的形象：残忍，剥削成性，是性劳动领域里的资本家。然而，在历史资料中出现的老鸨却不能归结为如此单一的形象。②警察的注册簿即使存留下来，顶多只能告诉我们几个妓院老板的名字。③指南书和俗语切口词典不讲老鸨个人的故事，而喜欢列出类别，给出专门的名称和所司之职。与此适成对照的是黑幕小说和通俗小报，它们常写老鸨如何贪婪、有手段、会卖弄风情等，细节十分有趣，有时也令人厌恶。从如此混杂的材料中拼凑出连贯的“老鸨肖像”只会模糊不同类型之间的差异及各自的历史衍化过程。还有一点也很重要：这样的拼合也会遮掩20世纪晚期 (3) 的历史学者感兴趣的问题，即文字体裁对创造“事实”的影响，用更具煽动性的话来说，就是作为文类之效应的事实。
在回忆录、指南书和报纸的报道中，指称老鸨的用语从直截了当的贬称到带嘲讽意味的尊称，什么都有。最常见的一组名称用的是一种捕猎鸟的名字“鸨”：如“老鸨”“鸨母”“鸨妇”等。最近有评论者解释说，“鸨”是一种放肆的、无法无天的禽类，用这个词就是要让人看到妓院女老板的“贪婪和无情”④。但是如此刻画可能只是后来人的回溯性联想，中国的史料中并没有作如此明确的联系。还有一些经常用来指称妓院女业主的说法听上去比较客气一点。“铺房间者”作为一种类别指任何一个新立艳帜的妓女或老鸨。⑤在其他情形中指家庭或氏族成员的“本家”这个词则比较中性。⑥“主政”一词看来很像舞文弄墨的恩客给起的名字，称开妓院的为“主政”可以解释为对业主的美化，或是一种挖苦：在与官僚机构完全无涉的领域中借用这样一个官场的称呼，既取笑了老鸨，也嘲弄了政府。⑦
管理妓院确实需要一定的行政才干和政治技巧。老鸨要挑选风水好的营业地点，租房子、家具，搞室内装修，雇用（有时也买下）妓女、娘姨和佣仆，（在实施有照经营的地方和时期）要取得执照，挂招牌，满足对生意的各种要求。⑧到了20世纪10年代末和20年代，老鸨还必须有结交权势的本事，以应付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晶报》解释说，地痞流氓查到哪家妓院有赢利，便会上那里滋事。几天后，他们会派自己的人假装嫖客，来到该妓院，大把花钱，还声称喜欢上了某妓女。这时那帮滋事的流氓又打上门来，那假扮嫖客的同伙便像个英雄似的将他们赶走了，这一来老鸨对他感激不尽，说不定还委身于他。他呢，为了报答妓院在性和金钱方面所作的补偿，也就同意做妓院的长期庇护人。⑨另一种情况是老鸨找出在场面上吃得开的“白相人”或“靠山”，有了这样的关系，地痞就不敢随意来犯，即便有了麻烦，也好帮忙过难关。这种靠山俗称“娼门撑头”。⑩不管妓院有没有撑头，老练的鸨母也必须同各方拉关系，如菜馆、她的姑娘演唱的戏院、替她拉客源的旅社以及 (4) 其他各种生意场所。开办、管理和保护妓院，尤其是生意红火的妓院，既费金钱也需要社会经验。于是，如一部指南书所说，鸨母一般都是“饱尝风尘滋味的半老徐娘”，也就是说，一般都是先前的妓女或妓院的仆佣。（现在的读者应了解所谓“半老徐娘”通常是指三十来岁的女人。）成功的鸨母是这样的生意人，其掌管的行当之经营收入“足以向官府交纳巨额花捐，付得起比其他产业更高的地租，并仍有盈余可在行内分配”。
为了让有可能成为嫖客的人通晓内情，指南书很详细地勾勒出妓院的组织形式。20世纪早年的高等妓院一般有两类，一类称“大场户”，另一类称“住家”。相比之下，大场户大一些，也比较复杂，但即便如此，它们一般顶多只有四个妓女。开大场户的老鸨（有时是在妓院做女佣的几个合伙投资人，见本章稍后部分）会向男性房产主承租整座房子、房子的一厢或楼房中的一部分。如老鸨给他送去一桌四样小菜，那么租约就算敲定了。他若收下了，就不能再转租他人，否则要退还定金，如果“老鸨厉害”，还得搭上一大笔罚金。租房后，老鸨就当起了二房东，把房间出租给妓女，妓女吃饭、使唤用人、使用房里的家具都要向老鸨交钱。电是老鸨管的，但规定妓女只能点多少灯头，有时超过规定数字，就向妓女多收费。老鸨提供家具（按一部指南书的说法，老鸨给的家具总是那么难看，所以妓女往往也自购一点家具），还雇佣一个厨子，妓院要摆花酒，饭菜都是在公用的厨房里做的。1922年时，妓女据说每个月要为这些服务交纳60到70元。在妓院摆花酒的收益有一部分交还给账房间，每隔一段时间再作为份子钱分给妓女、佣人和老鸨。
“住家”是小规模的妓院。有些是名妓独立开设的，有一班常客，都是达官富豪。名妓亲自动手，将住家妓院布置得富丽堂皇，还带来她的贴身娘姨、仆人一干人给妓院做事。还有的住家妓院由老鸨管理，老鸨将房间包租给妓女，但（在20世纪10年代末之前）除了电话以外，不提供其他服务。虽说住家妓院比大场户的组织形式简单，但据说客人还是情愿来住家妓院，那样一来不必为如此繁多的宴席或各种名堂的开销掏腰包，二来从馆子里叫来的饭菜也好吃些。
高等妓院是公开的经营机构，不必偷偷摸摸，也不是什么耻辱。每当有新的妓院开张，或有高等妓女转到别的妓家或是更换花名（见本章下面的讨论）， (5) 都会在小报上登出消息。1919年时，《晶报》连续登载高等妓女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报纸对此解释说，尽管上海的华阳德律风公司列了妓女的电话号码，但那是列在妓院名下的，为了查到某妓女在哪家妓院地址下，就必须去查很复杂又残缺不全的索引。到1929年时，已有有心人专门编了一小本妓院电话号码簿，在妓院和香烟店里出售。妓院也在报上做广告，给自己及管下的妓女起了很雅致的名字。
高等妓女：聘用、典押、卖绝
史料中的高等妓女不以受害者面目出现，而是十分能干的女人。老鸨要想生意做得红火，最重要的决定莫过于聘请妓女了。一个已经有了名气的妓女将她的一帮熟客带过来，搞得好，还可以稳稳地靠她招徕更多的客人。一部1939年的指南书说，“先生既为妓院里的主要人物，则其色艺，自非有相当的程度，不足以号召狎客，尤须温柔和媚，应酬周到，才能使狎客拜倒于旗袍之下。”妓院为载誉的妓女争来夺去，把她们当作“钱树子”。想将这样的红人搞来，不但财务上要安排周详，还要摆场面表示欢迎和尊重。老鸨聘用妓女的做法，同包办婚姻差不多：她找一个中人去同妓女的中人谈条件，两边的介绍人都要付费。
按指南书的说法，妓女来到妓院时很讲究排场，妓院要举办仪式表示对她本人及其招财进宝能力的尊敬，她本人对于妓院的价值也在此时展露无遗。梳妆打扮好了的妓女在自己的私宅“端严以待”，等妓院派车来接她。到了新妓院，手执点燃的捧香下了车，迎她的是一连串的爆竹和喜庆的场面，进门时先要跨过表示兴旺发达的火把。不等她进屋谁也不许说话，屋里点着蜡烛，她进来后放下香把，从用人手中接过香茗。这套礼节不得有任何差池，否则视作不吉祥，因为“接先生好比接财神”，有先生在，整个妓院就会生意兴隆。当红的妓女接着就会展示自己对于妓院的价值；她事前已同自己的常客们打好招呼，这时便邀约他们前来设宴， (6) 对她表示祝贺。从妓院派车马去接妓女并放鞭炮迎接这点来看，妓女进妓院的规矩颇似新嫁娘进婆家；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就很不一样了，并没有婚礼上那种新娘对夫家家族表示敬意的礼仪。这里要强调的是，妓院礼待妓女，将妓女当作宝贵的资源，而不是将她作为家族的一名下属成员接纳进来。
妓女的聘期以“节”为度，一节约四个月左右，分别从阴历的三个节日算起：五月的端午节，八月的中秋节，阴历新年的春节。这种安排使得为妓院带来很多生意的妓女能讨个更好的价钱，但也使她易遭屈辱，在生意受挫时受到伤害。19世纪后期，高等妓女会用自己的钱参与对妓院的投资，挣来的钱自己能留下将近半数，其余的则归老鸨。20世纪初，老鸨和妓女的钱财安排开始发生变化。妓女受聘拿固定的聘金（“包头钿”），一节度两三百元，一半预付，营业收入一概归老鸨所有。聘金的另一半则每隔一段时间发放一次，同时老鸨将这一节度内的膳宿费用等流水账一应记下。到节度完了时，妓女可有几类情况。做得出名的，别的妓院会派中人来说合，而妓女本人可能早就别有所适。可要是妓女还欠着老鸨的饭钱房钱，那么节度到期时她就得将房间腾出来，让给新聘的妓女，迎接新来者照例又是热闹非凡。被抛弃的妓女不偿还欠债是不准离开妓院的；在这种情形下留在妓院叫作“落账房”，那是极丢脸面的事情。跳槽到别的妓院或做了小老婆的妓女被称作“调头”，因生病或挣不到钱被老鸨赶出妓院的妓女则叫“提轿”（与“踢脚”近音）。有一则笑话嘲笑不懂事的嫖客，说他一脸天真地问妓女打算何时“上轿”，不想却等于骂了人家。
指南书和小报津津乐道于老鸨如何聘请载誉的名妓，在这两种文字体裁中较少见到有关典押或贩卖妇女、少女的隐晦安排。抵押典当是下等妓院（见第七章）里一种普通的安排，讲到上等妓女时较少提及。典押称作 (7) “包身体”或做“包账”，即将穷人家的女人包给妓院数年；另一种情况是上等妓女的生母或养母同老鸨订立契约，基本内容是将女儿包给妓院一节度或一年。
被卖的女人称“讨人”，归老鸨或“讨主”所有。买主目的明确，就是让她当先生。不管是拐卖的、被父母卖掉的，还是自己卖自己，她都无限期地属于老鸨或讨主。讨主严密监视其一举一动，或让年纪大点的佣人监督她。指南书和切口汇编很少谈到长三妓寮中的虐待之事，不过提起买女人的讨主却会带着少有的轻蔑口气形容其如何凶狠。包身的和卖绝的妓女在节度结束时都不会转到别处，因此同“自由身”的先生相比，她们为自己争得好一点的境遇的机会也就少而又少。
高等妓院内形成的家庭关系同购买的做法密切相连，许多讨人就是老鸨从小买来养大的。妓院里的女童并不都是卖绝的，有的是妓女生的女儿，“从生下来起，妓院就是她们的家。例如，19世纪80年代的名妓李珊珊就是上海一名妓的女儿；她的祖父是清朝的大官李鸿章，但李从未认这个孙女（见第六章）。至少被一种20世纪的资料引用过的一首诗（1876年）就表示了对这些女孩的同情：
鸨母骄人号本家，
黄金不惜买娇娃。
可怜十二三龄女，
演舞教歌到月斜。
学当娼妓的女孩中至少有一些被老鸨称作“养女”或“小本家”，有的史料说买来的女子“将鸨母当作母亲”。一位回忆录作者评论说，这些女孩最是吃苦，奔来跑去替客人上茶点烟。1939年的一部指南书解释道，老鸨收买来的女孩做养女可省下聘金，况且得到了易管教、听使唤的姑娘。当老鸨认为哪个年轻女子养大了，可以接客了，就会收一笔开苞费，也算养育女孩的费用得到了一点补偿。养女在妓院不拿工钱，就像铁匠铺子的男学徒一样；两者都在学会一门手艺，今日的训练为的是准备好来日挣钱。但是讨人和学徒不一样，她们并非只是按契约在一段时期内当学徒。她们被认作亲属，这样即便没有掩盖却也模糊了她们终身受奴役的地位。在这方面她们与“童养媳”的地位更相似：“童养媳”从小过继给未来的夫家，于是夫家现在就可以使唤她们干活，又省了将来讨成年媳妇的开销。
(8) 成年的妓女同老鸨之间也有这层家庭关系。许多成年的妓女称呼老鸨为母亲，史料中往往并不说明老鸨究竟是其生母、养母，抑或“姆妈”只是一种习惯上的客气称呼。例如，1924年时《晶报》刊登了一则“骚姆妈”的短文，写的是上海名妓宝琳的母亲，年纪已有38岁，却仍骚劲十足，像个二十几岁的女人。骚姆妈有可能是宝琳的生母，但也很可能是个妓女，现在年纪大了，所以聘请了或许是过继了甚至是买下了宝琳，继续做她的生意。小报的闲话专栏有时会报道“姆妈”怎样对当先生的“女儿”管头管脚。一位“姆妈”对“女儿”歇了生意同另一个妓女去看戏大为不满，据说母女俩经常吵架。这到底算是妈妈在管教不听话的女儿，还是老鸨逼雇来的妓女多干活，还是两者皆有？总之，家人的称呼使亲属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变得无法区分，抑或这套用语正指明了两者的联系。
老鸨对“她的”妓女有多大的权力？情况可以说差别甚巨。虽说史料很少个别叙述老鸨的生涯，但仅从以上的片段可看出，老鸨既可急切地恳请名妓为之招徕生意，也会为营利目的而买女孩，训练并差遣使唤她们，像个苛求雇工的监工。家庭关系可能使后一层关系看上去有所缓和。如要用亲生亲养的标准看，老鸨姆妈与女儿的这种亲属关系可能是“想象出来的”，但她们毕竟共同生活，彼此有责任义务、亲情联系，也有凌辱伤害，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即使在“血亲”中也同样存在。还有一个因素也会使老鸨与妓女的关系有所改善：老鸨买女孩是进行长期投资，如对女孩一味打骂，怎能期望日后得到丰厚回报。尽管如此，自19世纪以来呼吁妓院改革的人士往往强调儿童在老鸨控制之下的悲惨处境。对这幅图画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解读。也许在高等妓院和别的妓院里，儿童都是最受虐待、最易受到伤害的群体。也许改革者发现利用儿童的境遇比较容易唤起公众的义愤，而已成年的高等妓女对生意安排有相当的控制权，所以不易用她们来组织发动公众。也许改革的故事中需要一个坏蛋，而斥责鸨母比斥责嫖客容易些，因为后者中有许多上海的上层人士。鸨母对妓女的生活显然有着重大的而且并非总是仁慈的影响。不过，将鸨母的权力绝对化，那是对妓院里的社会关系看得太简单了，它反映的是很久以前改革派的兴趣、利益所在，而不说明当今历史学者的关注。
(9) 握权的佣仆：妓院里的做手
高等妓女和佣仆之间同老鸨和妓女之间一样，并不存在鲜明的主子和下人的关系。“从属的”妓女对老鸨也有所控制，只不过她们的权力有点被遮掩了；同样，妓院的佣仆杂役对妓女的控制也可达到惊人的程度。从顾客的角度看，妓院的仆役很像政府机关里的办事员和勤务员，尽管地位很低，却把守着通向重要资源的关卡，所以对他们也得恭恭敬敬。
有的女用人年轻、有点姿色，其称呼五花八门，有“大姐”“阿姐”“跟局”“做手”等等，她们在妓女应召出堂差的时候陪伴前往。有一部指南书解释说，“先生为花，阿姐为叶”；“阿姐”的工作是扶助先生，在先生出堂差时跟局，“以防中途发生意外”，同时也是监视先生的行动，特别是那些还是女儿身的小先生。阿姐同先生一样，也有自己的稔客，阿姐虽然地位不及先生，但据说比先生容易上手。有的自立门户的先生有贴身的阿姐，收入两人拆账。黑幕故事常会影射先生和阿姐与同一嫖客有染。雇佣阿姐并不按节度付一定数目的钱，她们的收入名堂繁多。有的看上去就是低档次的，便按月开支工钱，外加赏钱。还有的和先生一样，也要侑酒主觞、应酬场面的，那就按其办花酒的数目从妓院的盈利中拆份头。
妓院中还有一类年纪大些的女佣，叫“娘姨”。娘姨同先生和狎客没有什么亲密关系，但在妓院内部却颇有权势。本来“娘姨”指的是妓院里结过婚的用人，不过娘姨同阿姐的区别倒不在于结没结婚，而是看其同妓院财力的关联。犹如先生常被比作官人，娘姨也被比作做官人家雇佣的扈从。1891年的一种史料讲到，专横跋扈的用人也会叫嫖客受气，文中用讥刺的口气评论说，娘姨就像做官人家的家奴，自己花了钱来当奴才扈从，为的是压榨百姓。年纪轻、品貌好的娘姨也从嫖客那里接赏钱，有时积攒多了，也就自己当起老鸨来。她们还可以动用自己的关系，帮先生借钱，这种做法叫“掮账”。
(10) 然而，娘姨最常见的经济角色，是直接为一先生或妓院投资。在这种称作“带挡”的安排中（“带挡”有携带和抵挡的意思），一帮人——通常是妓院的用人——斥资数百，相帮一个先生。有时妓女本人也入股。凡投了钱的，都可从先生的酬金和赏钱中拆得份头，而先生则要遵从所有的斥资人的意思。1919年小报上有一则故事，讲有一女佣权力很大，妓院上上下下的事情都捏在她手里，夜里没有客人的时候，她睡在先生的床上，先生倒只好睡地板了。倘若带挡娘姨借了钱给老鸨，老鸨就会给她派发些轻省的管家活计，不敢有所得罪。许多住家妓院是没有老鸨的，那么有可能多数情况下都是带挡娘姨在拿主意。娘姨可能对先生十分严厉，乃至凶狠，这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因为带挡交易是有风险的。先生一个节度下来所赚不多，娘姨也就得不到多少投资回报；先生要是跟嫖客跑了，那么带挡也就血本无归了。但另一方面，运气好的或投资管理有方的娘姨则可积累资金，在银行钱庄开户头，老来不愁了。有一则黑幕故事，说是有个外号叫“金牙老三”的25岁上下的娘姨，同很多有钱人都拉上了关系，专门安排摘取小先生童贞的事宜（如此可为妓院大把地赚钱，自己也大捞赏钱），还放印子钱给妓女，一年后她用挣来的钱开了个妓院，自己做起了管事。
或许因为娘姨在妓院里算是有点权势的人物，所以她们像老鸨一样，也受到了谴责和嘲讽。1917年有书形容说，娘姨
通常过了24岁，邋里邋遢，模样凶狠，极遭人嫌。若来刻意奉承，益发令人厌恶。她们来回走动，真是讨厌。一句话不对，就可将你赶出门外。最好离她们远远的。
同乖巧讨喜的阿姐相比，娘姨的名声不好听，当然有时也有人指责这两类人都出口粗鄙，甚至恶言恶语（例如骂那些惹恼了她们的男人“挨千刀的”）。娘姨尤其被描画得面目可憎，是因为评论者不能见容于其所谓泛滥的性欲，暗含的对比是名妓有节制的、通过正当渠道进行的性活动。据说娘姨同妓院的男仆私合（如是老鸨的女儿做此事，那男女相悦就被视为通奸）；娘姨还同客人暗中勾搭。奇怪的是，一则19世纪的史料指责娘姨危害了社会风气，而名妓却从来没有背过这样的罪名；史料说娘姨乱轧姘头的做法流传广泛，“相习成风，几有人尽夫也之意，甚至背夫弃妻、 (11) 口角轻生等案层见叠出。”20世纪30年代的黑幕小说中，娘姨是一副贪婪相，漫天地向客人讨赏钱。如若先生抱怨说讨得太凶，客人都赶跑了，那么娘姨就威胁说要先生立即偿还带挡本钱加利息。诸如此类的故事表明，一个“用人”在性行为和钱财方面所拥有的自主权，那种动摇了社会性别等级和阶级等级的定位，使得观察高等妓院景致的男人感到深深不安。
高等妓院也雇佣男仆，差事是吆喝通报客人到来、上茶、递毛巾、打扫、准备筵席、给客人送请帖、给先生发局票（见本章后面的讨论）、送先生出堂差等。男仆先前叫“外场”或“相帮”，是帮忙的意思，后来也得了些不大好听的称呼，如“龟瓜子”“乌龟”“龟奴”等。这一组名称的缘起就像以“鸨”称呼妓院的女业者一样，已无从查考了。不过，“龟”字大多数的含义都是人不爱听的，只看“乌龟”的称呼就明白了。（1919年有文章琢磨说，他们不该叫乌龟啊，妓女又不是他们的老婆和女儿。）龟奴与娘姨不同，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妓院男老板也不一样，他们被刻画为相对无权的甚至地位卑下的人。有劝客人对龟奴客气一点的，说这样他们办差事就不会慢慢吞吞的了，不过他们看来不会像威风凛凛的娘姨那样让人气馁。指南书作者也不觉得当堂差的人有何精明之处。1935年的一部上海俗语汇编解释说，“乡下男子，跟着阿姨婶娘同到上海来吃堂子饭的为数亦颇多，他们的职务也各各不同，识字的可当账房先生，代嫖客记局账，代妓女记夜厢，聪明的能学乌师先生，有气力可拉包车，最无用的便留在客堂里做‘相帮’。”
虽说龟奴也许被人看扁，当成粗笨愚鲁之人，但他们日日亲近唾手可得的美貌女子，还是勾起了一些会意的评说。评论主要围绕着晚清时龟奴肩背先生出堂差的习俗。本来妓女应客人之召到书场演唱是坐轿子去的，但是到了光绪（1875—1908）末年，公共租界开始对轿子纳税了。开始时还只是年纪小（分量也轻）的雏妓坐在龟奴肩上出堂差，她们的服务也只限于歌唱。龟奴在肩上铺一条白手巾，掮着雏妓走路，雏妓就抱着龟奴的头。“后来不限雏妓，连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廿二三岁的成熟姑娘等，近一百斤左右的身体，也坐在龟奴肩头，宝塔似的一座。”龟奴在马路上疾步行走，坐着的要想不掉下来，就得紧紧抱着他的头，于是就有了这俏皮话：“小先生夜夜摸龟头。”龟奴背雏妓的做法还引出了史料中很少见的公开提到妓女行经的段子，那是1905年 (12) 发表的一首七言诗：
龟背难当代用肩，
时髦出局力能掮。
虚心昨夜经期到，
点滴留心裤后前。
这四句诗有点特别，不仅没有色情内容，还甚为罕见地提到了妓女的身体。一般诗文中摹写妓女的姿色都用比喻手法，而不会直白地写实；无论淫秽猥亵的文章还是科学说理的，总之文字资料中几乎从来不曾直接提到过妓女的身体机能。然而淫秽地影射妓院男堂差的文字一直延续到掮行已被黄包车取代的年代。1935年的一幅漫画中，妓女和阿姐坐在“龟奴”拉的黄包车上出行。画面实在是在糟蹋妓女：黄包车的背面画着两颗颠倒的黑心，车牌号码606，而治梅毒药（洒尔佛散）的商标名正好也叫六〇六。说明文字先讲妓女如何不忠不义，又会对身体造成何等危险，接着对拉车的堂子龟奴品头论足，说他正色眯眯地斜睨阿姐，因为堂子里不惟阿姐，就连先生也同龟奴相好哩，此事路人皆知。有的写妓院恩客的文字材料还影射说，真正做“乌龟”的不是“龟头”，倒是这些客人，客人来玩要付钱，堂差则不花一个子就可白相。
堂差不惟能接近先生，还把守着见先生的关卡；找先生陪伴是很花钱的，可谁又不想让先生陪着呢。所以，资料中所表露出来的对堂差的敌意或许与此有关。还有一种情况也可能造成摩擦，那就是妓院里各个层次的佣仆差役都靠赏钱过日子，嫖客每每必须上下通通打点到。客人在妓院里摆台面、同妓女过夜或是替妓女赎身讨来做小，都须付“下脚”给佣仆。有的“下脚”钱不多，几元就可；倘若客人老是到某一妓女处过夜，则价码看涨。过年过节也要给赏钱，那叫“手巾钿”（客人来设宴席或牌局时，堂差要给客人递手巾），也有叫作“吃粢饭团”的。新年里会给常客“开果盘”，客人照例也要出手大方，多多给赏的，赏钱就分发给妓院内所有的佣仆。 (13) 客人若要讨妓女做小老婆，那么房侍就会拿了银台面银四喜等各色银器来，客人要么收下（付几百元），要么谢绝（付四五十元）。客人大多无心收受，故银器多半也是房侍从银楼租借来的。1908年时，上海的高等妓院联合涨价，办酒席全都涨了一块钱，这时一家报纸评论说，逛妓寮的真正花销不在于花酒、赌局，而是各种名堂的犒赏，凡摆席、设赌、住夜、吃顿便饭、逢年过节，无不需要给赏。虽说重重犒赏有时令嫖客裹足不前，也使其为逃脱重赏而有意回避在重大节日造访妓院，但是详述妓院礼仪的手册还是奉劝客人不要太过吝啬。一位作者批评说，有的狎客对先生有求必应，慷慨赠赐，可让他掏一个子的手巾钿给“小人”都满心不情愿。作者告诫说，聪明的办法是钱要花在明处，让人人都看得见，最好显得落落大方、通晓人情世故——如此大概可让“小人”也开心了，他们可是能阻止客人去会先生的人啊。
浓妆艳抹的尤物：妓院里的先生
高等妓院于上海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妓院直接有关的业主、经营者、妓女、仆人等庞大人群都靠妓院营生。如要说到给妓女梳妆打扮、让她们在陈设精美的场合抛头露面的一套程序，那就会牵扯到更大的供货商网络。妓女身上穿的、戴的衣物饰品是其自我的展示，指南书中对妓女装束的描写远远超过了对妓女身体的关注。对于嫖客来说，能仔细地区分这些装束服饰，对之如数家珍，就说明他有鉴赏力，有品位，是个行家里手，也等于表明了他的上等人身份。妓女要是没有首饰珠宝，房间布置得不讲究不雅致，便会失去吸引力；而不能鉴赏装饰品的顾客则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份。
1929年时，一位外国的观察者写道：“在妓女的住宅周围有许多做衣裳的、做头发的、做丝绸软缎鞋子的、绣花的店铺，全仗她的光顾，生意很好。”卖珠宝的女商贩每隔一阵就登门妓院，首饰盒里装满了昂贵的玉簪、金钗、珍珠和珊瑚头饰，都做成茉莉花的形状。有位作者写道，妓女从前用鲜花打扮自己：春天戴菊花，夏天戴香甜的桂花，秋天戴李子花，冬天戴兰花；到了19世纪末，鲜花都换成珍珠做的花了，虽说要花好几百元，但好处是形状色泽保持不变。有个迷恋妓女的外国人看着妓女们在酒宴上唱曲，他注意到“她们满身珠光宝气，耳朵、手指、 (14) 颈项、衣服上无不佩戴着各种各样的饰物：如榛子大小的钻石，形状和大小不一的珍珠，还有说不出名堂的神奇玉石”。妓女手里拿的、用的也都是贵重的物件，如装着镜子和给客人醒酒用的肉豆蔻的银匣子，象牙扇骨、金粉画饰面的折扇等等。纤手轻摇下的折扇成为表达妓女婀娜体态的手段，更增添了她的妩媚。
这些装饰品都很值钱，妓女经常被盗贼偷抢本身就很说明其价值。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主流大报《申报》经常报道妓女出局或甚至在妓院应酬时遭持枪抢劫的消息。有一对很有心计的强盗采取了迂回作案的方式，他们花钱同妓女过夜，然后将妓女麻醉，待其睡过去再偷盗。偷得最多的是金手镯、珍珠头饰和钻石戒指，有时也偷衣服。名妓是城市生活中的公众人物，因此出了事情不怕叫警察，而盗贼如被抓获，一般要判六个月乃至数年的监禁。
举例来说，1920年1月某日深夜，名妓珍珠花应召前往一旅馆侑酒。到了公共租界地的汉口路、西藏路转弯处，包车慢了下来，一个强盗跳上车来，抢走了她那顶镶嵌着51颗钻石、价值3080元的帽子。珍珠花立即向警局报案，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三名华人侦探到3月底就破了案。涉案的两名强盗中有一人的母亲将抢来的帽子上一枚金蝴蝶别针出租给了不知情的妓女，后来两个妓女相遇，珍珠花认出了自己的别针，才使案情有所突破。一个强盗叫冤枉，说他买馄饨回家的路上听见有人大叫，只见一个强盗逃走了，他从地上捡起了这枚蝴蝶形别针。尽管如此，两个男人和那位母亲还是被判了刑。还有一个案子结局可没有那么好。1920年时，名妓莲英被人谋财害命，珠宝被抢，尸身丢弃上海郊外。关于这起谋杀案及其侦破审讯，报纸作了跟踪报道，有人写成了小说，甚至还编成舞台剧上演（见第六章）。
不过，别看妓女穿金戴银、满身珠宝，她们个人却不见得有多阔绰。有时这些珠宝首饰是凑起来给妓女撑门面的，为的是吸引和留住财大气粗的嫖客。妓院会派娘姨到有钱人家的小老婆和大小姐处去租借钻石戒指和珍珠头饰（妓院的娘姨到体面人家去租借之举颇有颠覆性，因为娘姨付的租金 (15) 成了大户女人的独立经济来源）。但是，如若心目中那位阔气的客人不显身，或者并不总能大手大脚地花钱，那么妓女和娘姨阿姐就倒霉了，可能连首饰的租金都付不出。还有一种情形正好相反：客人想讨某妓女欢心的时候会送给她贵重的珠宝首饰，等关系冷却下来又会讨回首饰；此期间如妓女为了应付开支将首饰典当出去了，客人就会威胁告官或以武力相逼。1929年时，《时报》报道说名妓潘阿珍坐舢板跳黄浦江了，其实她就是遇到了这种尴尬。摇舢板的船工将她打捞上来、交给警方后，她解释说，自己为了付医药费，将一个客人的馈赠典出去了，不想他起了疑心，火冒三丈，限时限日要她还东西；现在大限已到，还不出来，便只好一死了之。（负责此案的警探将她交给同一妓院的两名妓女和两名娘姨照看。）
在上海，妓女领时髦之先，成了时尚的风向标，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其不蒙羞耻、公开参与都市生活的程度。通俗小报经常点评妓女年年更换服装颜色的习惯，例如几十年前不看好的玫瑰色和紫色，现在成了注重时髦的女子的标准色。照相集的流行也表明，到了20世纪初，西式时髦已成为一种自我展示的方式。本是舶来品的照相术已被接受，19世纪末上海名妓更是争相拍照留影。从前妓女对镜作自画像、并将画像赠予相好嫖客的传统，这时恐怕已被照相取代了。她们用自己的肖像照装点房间，或印了自己的相片送给客人。这样的照片还能直接从上海的照相馆里买到。名妓倩影流通量巨大，使高等妓女更加成为显性的存在（但不见得使她们变得更可亲近），照相术也使妓女的形象更准确更多样化。
许多高等妓女试着在不同的背景中、穿戴不同的服饰拍人像照。1917年的一部影集中（见图5—14），兰云阁身着绣花袄，头戴珠宝饰带，端坐在盆花的中央，及地的裙裾下隐隐探出一对金莲。沈宝玉照片的背景也差不多，但手执羽扇。琴寓穿的是中式的绣花丝袍，还镶着珍珠花。有几位全套戏装，摆着戏中人的架势，还有的穿着不过分讲究的中装，不过四周装点着精美的物品：一本书，一套茶具，一把琴，一副围棋等等。秦楼、花四宝和筱青楼则是维多利亚仕女打扮，戴着饰花的草帽，穿高帮皮鞋，佩网眼花边、蝴蝶结，还有翻毛领子，这样的装束虽不普遍，却也不算罕见。影集中有好几位女子手里拿着西式装帧的书籍，还有一群坐在一辆早年型号的轿车上（据说妓女还学会了打西式 (16) 台球，虽说书中没有表现她们玩台球的照片）。许多照片中的衣着配饰可谓中西合璧：如西式外套罩着高领旗袍；头上是英国工人经常扎眼地戴着的那种鸭舌帽，身披中式的紧身坎肩；戴发套、穿束腰坎肩和宽松长裤的女人坐在琴键前。这一年时兴的冬装是用白狐或雪貂皮滚边的绣花缎面斗篷，下一年就不兴了，代之而起的是西式外套，说是穿了这样的衣服上桌不必脱去。一些上海妓女显然也好女扮男装，虽说这一点在花影中并不突出：她们偶尔会穿男士戏装（中式）或生活装（较多是西式）；所穿一般是学生装或绅士装，这也是一种自我展示，强调了她们自己的高雅情趣。西式服装并没有取代而是增加了妓女们的选择机会，使她们能按自己认为有吸引力的样式着装；西装等于让她们有了一套新的道具，不仅可展示风雅，还可表明她们有知识，懂现代。
唯一无法跨越中西文化的女性标记就是缠足。许多照片中人是小脚女人，她们只穿中式衣服。1917年的妓女影集中有一篇小传提到，西洋风气传进来后，已不时兴缠足了，现在嫖客讲究的是妓女的腰有多细。小传中又说，尽管如此，有的妓女仍是日日缠足，有的客人要找的仍是缠足的女子。涉及娼妓的资料中不大说起裹脚的事情，这也部分地反映了资料对娼妓的肉体基本不予描述的情形。文字资料中的描写集中在服装、容貌、优雅的步态以及活泼或缄默的脾性。
高等妓女的自我展示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取花名。妓女的职业生涯有许多重要关头：初进妓院，调换地方，自己开业，或做了一段小老婆后重新回来做妓女；这时她们同上流社会的男人一样，会给自己取新的名字。例如20世纪20年代，上海妓女“小玲珑老七”搬到天津去后，改名叫“爱温”；回到上海，又选了“年年红”做名字。有的妓女在使用一个花名时红起来了，有时就会保留这个花名。世纪之交有个名妓给自己取名“林黛玉”，用的是清朝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中那柔弱多病、爱使性子的女主人公的名字。1923年有一英文文章解释说，妓女取花名喜用表示细巧、美丽或香艳之物的字眼，如胭脂、桃花、 (17) 翡翠、牡丹、明月等等；文章还说，“体面人家的女子是不取这等名字的。”女人也可“选择表明何时入行的字眼，如‘十三旦’。”尽管作者断言，有审美情趣的字眼“用到风尘女子的身上便俗不可耐了”，然而许多名字听上去很像吟诗作画的文人士卿所用的字号。有的用“斋”名，有身处某地方的感觉，如“清香小舍”“醉花居”等。自己开住家妓院的妓女甚至会学着士大夫的派头起名“吟诗小筑主人”。小报上有一条评论劝人别拿这些地名太当真：取名“金银楼”的妓女不见得有成堆的金银，叫“花月阁”的未必如鲜花似明月。反之亦然。取名“陋室”的年轻妓女不一定相貌平常、居室简陋，其实这名字反倒衬托出她的风雅。
高等妓女的花名还往往表明她与其他妓女的亲缘关系（血亲或收养）或族谱上的关联。名妓年纪大了，会找一个或收养一个下手，她会给新来的取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个“小”字。如“李双珠”的养女就叫“小双珠老二”，“沈玉英”的新助手名“小沈玉英”。（一篇文章评论说，别看她名小，调情的本事可不小。）另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如果几个妓女在同一妓院一待好几年，那么她们会用同一个名字，只在后面加上排行“老大”、“老二”等等，如此一直可排到“老九”。有时一所妓院的妓女用同一姓氏（如张素云、张宝宝、张老云等），或是共有一个辈分名（如张老云、张素云、张雅云等）。这时小报便以“三陈”“二凤”（高凤、青凤）称之。一指南书抱怨道，妓女“多有同时同名者，以致寻芳访艳之流辄为之误入桃源”。共同的名字表明生意上的关联，但不一定是个人之间的紧密关系。
有关高等妓院的书文通常聚焦于一个有着繁缛社交礼仪的小世界，整个过程由色艺双全的女子引导。但是，当作者们谈到取名问题时，文章便透出了哀其不幸之意。作者们解释说，妓女起了花里胡哨的艺名，其本姓便隐去了；他们猜测说，起名背后可能是不想让人从她现在的生活追寻其身世， (18) 或者连她本人都不知道自家身世。1917年的一部指南说，
海上妓女多隐其本姓，于名则随意命之。……歌姬以千万计，而求其标用真名者，百不得一。其意得非谓身既娼矣，亦何必以本姓示人，或以本姓询诸个中人，咸若讳莫如深，不欲泄流。更有自幼为匪人远方拐骗而来，鬻入勾栏，即本人亦实不知其系出何家者。
这些阴郁的评论表明娼妓生涯或许背负耻辱、隐忍失却之苦，这在赞赏性文字中是难得听见的调子。然而，究竟谁是这场痛失本姓戏的主角？痛失姓氏有父慈女孝、悲惨地从家庭的怀抱中被夺走等弦外之音，但是，这出苦戏究竟关乎妓女，还是以诗文对其表示倾慕的人，却实在是不清楚的。同有关娼妓生活的其他许多情形一样，资料中传达出某种情感，却不说明那是谁的情感。
梳妆打扮得体、身着华服、有雅致的花名的妓女在装饰精美的妓院里亮相。大的妓院可有几层楼高，楼下有门廊和摆宴席的厅堂，楼上楼下都是一间间挂着门帘的小屋子。家家妓院都在前门上方的窗上挂一盏灯，客满了就将灯取下。19世纪的游记不光写妓院里的女人，它们几乎同等地关注妓院陈设之富丽堂皇，以及这种优裕的环境所唤起的愉悦之情。1893年时，池志澄写道，青楼
房中陈设，俨若王侯。床榻几案，非云石即楠木。罗帘纱幕以外，着衣镜、银书画灯、百灵台、玻罩花、翡翠画、珠胎钟、高脚盘、银烟筒，红灯影里，烂然闪目，大有金迷纸醉之概。
妓女的房中可能摆着一张藤睡椅（“其上任客小眠最为适意”），或是“罗汉榻”，那是专为吸食鸦片用的、双铺的精致卧榻。房间的陈设风格年年不同，就以灯具来说，“向以玻璃为贵，嗣行羊角灯，旁缀以珠，继又广行书画灯，每房四盏，以白绢上书诗词，间以着色花卉或山水。”西式图案的墙纸也甚为走俏。布置讲究的房间要摆四个果盘，每个妓女有一根金银水烟筒（后来烟筒被价格很贵的卷烟取代）。妓女房间的摆设和她身上的珠宝一样，往往是客人赐予的：陪他过夜的人以及他过夜的房间都要可心宜人才好。客人不称心了，发怒了，会叫妓女还回“他的”珠宝； (19) 同样，客人发脾气时会将妓院的精美摆设砸个粉碎，或者雇流氓来砸。指南书和主流报纸都提到，客人出于嫉妒或为别的不顺心，会在妓院大打出手，将招牌、家具、花瓶、镜子等统统砸个稀巴烂。老鸨也毫不含糊，一准将动手的客人告上法庭，要求赔偿损失。
高等妓女大多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场合活动，如饭馆、书场、戏院和大妓院中的宴会厅等，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空间，那就是她的房间。房间不只是容纳性行为的空间，它也是亲密的社交酬酢的场所。“房间”是妓院生意中进行商谈活动的小单元，指南书中有许多同“房间”相关的切口，就说明其重要性。老练的嫖客应该懂得，并能适当地使用这些切口。住家妓院或大场户的妓女先要“包房间”（租房间），然后要“裱房间”（糊墙纸），并“铺房间”（整理、装潢）。如果妓女房里已有客人，用人搞错了又要领客人进来，那么妓女就要高叫“领房间”（领到［别的］房间去）。也就是说，后来的先请到别处等候，待她有空了再来迎他。遇到这种情况，客人也可以“借房间”，即到另一妓女的房间去等她。但假如先来的和后来的客人正巧是熟人，便可以“并房间”，两人共与一位妓女说笑。如果好吃醋的客人听到又有客到，或许会叫“病房间”，也就是不到天亮不撤出的意思。精明的妓女会设法避免尴尬的局面：她会很得体地请走第一位客人，再接待另一个，这就叫“腾房间”。如果她能自如地应付各种场面，有了一班常客，便可“调房间”，也就是到条件更好的妓院去包房间；不过妓女掉价、往下处挪也可叫“调房间”。客人不称心了，可能会来“打房间”。妓院新开张或过年的喜庆活动中会请乐师操弦佐曲，活动完毕，乐师会到一个个房间去为妓女奏一曲并讨赏，这就是“扫房间”，有开门红、开年红的意思。
所有这些围绕着“房间”的活动都是社交活动，没有明显的性行为含义。只有两种切口指更为亲昵的交往，但那是在妓院以外的地方进行的。在旅馆的房间里召妓侑酒、酬唱、叉麻将叫作“开房间”。在旅馆叫堂差， (20) 坐局时间比在菜馆的堂差稍长些，客人正可以利用机会“寻寻开心，亦可增进双方的热度，又可以窥测对方的情意”。一部指南书为客进言道，一旦开了头，没准就会结成乐缘，常常销魂哩。比“开房间”再进一步的，就是在僻静的地方租一间“小房子”，双方便可日日在此幽会。作者劝有心寻艳的客人将此小房间装点得漂亮些，但也不必太过铺陈。
对妓女和客人双方而言，“房间”都是进行社会交往和商讨的场所。妓女做得好，就会调往越来越好的妓院房间，灵活自如地疏导客流，令各方满意，有时还能自己开住家妓院。成功的客人则希望施展娴熟的房间礼仪技巧，将负誉的妓女从妓院拉出来，让她脱离身在妓院房间所必须恪守的生意上、社会交往上的职责，将她带进只有他独自可及之处。
妓院的服务
高等妓女的日常活动中，性关系占相对次要的位置；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应召出局，陪伴男人们吃喝打牌。一日从中午开始，按照同客人的亲疏程度安排会面和活动。下午她可能就待在妓院里，抽烟、打瞌睡、缝衣、结绒线、画画、喝茶，但也可能去会一个熟客、上街购物，或在妓院外租来的房间里同他会面。傍晚时分吃中饭，化妆，准备好出堂差、赴筵席；应付完堂差起码要到半夜了，走红的妓女则应酬时间还要长。夜生活可能是同相好的客人上床，或同他坐车兜风；到了20世纪20年代及后来，妓女也可能再去舞厅。黎明时分她才上床睡觉。
叫局和出局
有个西方的评论者写道，“如果我们能相信中国书中的证据的话”，
一帮官吏或文人若不召妓作陪，简直不可能在任何社交场合聚首。……歌姬在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如清末民初时期——约从1870年到1926年的国民革命期间——那么享有盛誉。
“社交场合”可以是菜馆、酒肆、茶馆、戏院或是妓院。妓女出席这样的场合，提供娱乐消遣，使男人们的饮酒、看戏、牌局或谈话等活动有了令人赏心悦目的亮色。
对场面上的男人来说，必须恰如其分地扮演好自己在这种社交仪式中的角色，妓女也须酬应如流，才会使活动又得体、又愉快。召唤妓女到 (21) 妓院以外的场合曰“叫局”；叫局的办法是差遣戏院、酒肆的侍应将红色的“局票”送到妓院。娱乐消遣场所雇用了专门送局票的人，马路上送票人快步疾行、分送局票，实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生活中常见的场景。妓女应召前往称“出局”或“出堂差”；她可坐妓院的轿子出局，或如前所述坐在龟奴的肩上被他掮了去，再后来就改坐包车了。年幼的、质押身的或卖绝给妓院的妓女出局要有用人跟着，年纪大一点、名气也大的妓女出局，则要好几个小大姐陪着。
有一个写妓院生活的文人趣谈集，其中一篇提出，所谓“出局”或“出堂差”原先是指宋朝的官员和清朝翰林院士出公差。文人学士将官场的用语和等级体系搬到妓女身上，表现了机智的自嘲心态。这样的例子很多。妓院也径自将这套官方用语拿过来用。20世纪初，高等妓女乘轿子出堂差时有男仆手提灯笼相随，灯上赫然写着“公务”。20世纪30年代有个作者写道，他还记得幼时看见这样的灯笼上“粘着四个红字，大书特书曰‘公务正堂’”。如此大胆擅用官方语言的做法引起了他的一番沉思：
按清代官制，起码七品知县，才可称一声正堂。典史和县丞，只称左右两堂。……而彼时之妓女，竟敢僭称正堂，不但咄咄怪事，而且胆大妄为。况出堂唱和上书场，都是淫业一类，如称淫务，还算合理。她们偏不称淫务而称“公务”，又为名实不符。岂妓女卖淫，也是一种正当的公务吗？
到30年代时，乱用官方语言引来的已不是嬉笑，而是高声的道德说教。娼妓业的意义变了，就此可见一斑（详见第三、四部）。
一位洋观察家看高等妓女，调子就多少有些轻浮：
(22) 她们游来荡去，从一家饭店到另一家饭店，从一家旅馆到另一家旅馆，为主人的宴会增添欢乐活力，却如无线电控制的出租车一样，始终同总部保持着联系。她们的光亮的私人包车在灯红酒绿的上海市中心急驰飞奔，穿行于林立的饭馆旅社之间。车的前灯后灯照得人晃眼，垫脚板上还藏着一盏聚光灯，映照出她们迷人的小脸庞、乌黑头发上的荷花，最后还有不能小看的，就是她们身上闪烁发光的珠宝。为防止珠宝被人抢走，总有个跑腿的一路小跑跟在车后；装着充气轮胎的人力车迅疾地轻盈地移动着，跑腿的手紧紧把住车的一角。
每当客人填写一张局票的时候，就启动了一连串的小生意，牵动了一张利益网络。送局票去妓院的人要收跑腿费（1891年时是63个铜板）。开出局票的菜馆或旅馆有一本记事簿，将何日何妓出局一一入账记清，每逢月底便有菜馆的人去妓院收账，一局收70个铜板，曰“车马费”。妓院也有一本明细账，每次出局都有记录，到时候一一核对，防止菜馆将没出局的也算了进去。19世纪末的局资为3元（此为“长三”的“三”字的一种意思，长三是对高等妓女最常用的指称）。到了20世纪20年代，为了多做生意，长三出局跌到2元，继而又跌至1元，而这一块钱中，妓女“必须付给仆人10分，给为她操弦伴奏的乌师10分，给妓院5分茶水费”。（“幺二”妓女档次略低于长三妓女，出局收两元，然而她们和长三不一样，一直挺到30年代不落价，故有“滥污长三板幺二”之说。）到了30年代末，付局账已不再是当场交易，而改由妓院记账，按节度结算。
高等妓女出局时所做之事，依场合、本人走红的情况以及与叫局客人的熟悉程度而有所区别。原先所有的出局妓女都应唱一曲，并有乐师伴奏。然而，随着她们越来越远离其原初的唱优角色，而叫局的又通常是在旅馆的房间，许多妓女也就以几分钟的清谈代替了唱戏。一部指南书说妓女每晚要应付差不多30个局差，必是疲惫不堪，这或许就是她们故意不带乐师以逃避唱曲的原委。还有一种“代轿”的办法也表明妓女对自己的日程安排有某种支配权。倘有妓女不喜欢的客人叫局，可又不敢推却，便可请一姐妹代她出局，对客人只说是她病了或另有堂差。时髦妓女日程爆满，除非有心里特别喜欢的恩客，否则只待几分钟就走，去应付下一档差事，哪怕客人已等了她一两个钟头也不管。 (23) 晚上10点以前一般都是应菜馆酒楼的局差，10点过后才应旅馆的（也不过是清谈，只是不在公众场合，也不必那么急匆匆地赶场）。
冶游有繁缛的规矩，也是这套复杂的程式造就了上流社会男性的行为标准。指南书以大量笔墨指点嫖客如何达到上流标准。如果嫖客想点尚不相识的妓女，就有指南书指点门径，奉劝他最好由该妓的常客介绍，在局票上写明是代那位熟客叫局，如此妓女或肯来坐上片刻。作者又告诫说，若不这样做，妓女会“颇形落落”。又劝客人注意举止，不可随便。如一部指南书所说，这只是试探性的“打样局”，“犹之商店中参观货场”，但作者的口气明白无误地在说，客人和妓女一样，也处于被试探的地位。有意问津又无熟客介绍，则可在香烟店里买到列了妓女名字的小电话号码簿。
许多叙述都流露出哀伤的语调。1936年的一部指南书感叹说，市面不景气，狎妓也容易了，“妓女迁就”，客人地位低点的、出价便宜点的都肯，故亦无须再经熟客引荐。但即便召妓方便了，也不用人介绍了，客人仍不可造次。有位作者呵斥道，“如在报上见某妓的历史而叫打样堂差者，切不可举其隐秘相询，以免惹其心中不快，而冷淡你。”作者还接着告诫说，叫打样局者“不可太放浪，以免露出极相”。打样之后，嫖客便可以自己的名分召妓了。书上指点说，堂差最好“专叫一人，每日叫一次，一节亦不过百元左右”。又说，总叫“打样局”的人是无法同任何一个妓女搞好关系的；再说，每次叫不止一个的话，也要给妓女笑话，被说成“垃圾马车”，妓女自然也不肯专心应酬。
妓女应堂差，也须像客人一样，一言一行都要照例规办，不可出格。指南书详述妓女的行为规范，嫖客可以此为标准来检验妓女的举止。这些规矩增强了堂差的社会性质：在公开的社交场合，妓女的举止应让客人在他的同伴面前显得很有“面子”。妓女到场应先招呼常客。若有特别稔知者在场， (24) 妓女就应请求“转局”，然后在熟客边上坐下唱一支曲子。如乐师没有到场伴奏，她不唱了，须客气地向客人告罪，免得他气恼。妓女应坐在客人边上，但不要同他喝酒，以示客妓有别。如客人定要她喝，妓必对全场客人说声“对不起”。若客人划拳输了，非要妓女代喝罚酒，则她可以喝酒但不可吃菜。不愿喝酒的妓女必须委婉地推却，不过如客人醉了或非让喝不可，则只好答应，抿上一口。妓女离场时须礼貌地告辞。有的妓女叫客人扫兴，应差到来却“漠然不动”，不寒暄不唱歌，只“任娘姨大姐辈胡乱了事”，自己却如“泥塑美人”端坐一旁；这样的妓女受到讥嘲，谓“小人得志乱癫狂”。指南书中充斥着这样的细节，正是要教会嫖客如何识别自己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除了在菜馆或旅馆叫简短的常规堂差外，客人可召妓来酒馆陪同他和友人喝酒（“酒局”），陪他们去戏院看戏（“戏局”），陪他们打牌并从赢家抽头（“牌局”），有时还通宵陪着打牌或做别的事情（“天明局”）。19世纪后期还有一种很受欢迎的娱乐方式，那就是邀约妓女乘坐漂亮的马车兜风。最早时这也算叫局，但最终成了男人拥妓的展示方式，与他们相伴的是美貌的妓女，她们身着西洋装、东洋装抑或旗袍。有指南书赞叹道，路人见其沿街徜徉，装束入时，甚为悦目。有一部游记回忆马车经过的情形说：“尘埃倏起，雷霆乍惊，而红装绿鬓，已铿然一声，穿花拂柳而过。”(https://www.daowen.com)
打茶围
叫了打样堂差后，就要进行熟悉妓女的第二步，即去她所在的妓院喝酒、抽烟、吃点心、闲聊。这种交往的方式便是“打茶围”。一部指南书解释道：“讲到打茶围的乐趣，自较叫堂差进一步，因为叫堂差多在众目昭彰的处所，往往易受拘束，在打茶围的时候，可以稍为放浪，得以畅叙幽情，谈笑取乐。”打茶围的客人被领进妓女的房间后，门帘便放下了，电灯亮起，照得雅致的陈设分外醒目，也是示意别的客人回避。
与堂差不同的是，长三妓院的茶围是免费的，妓家自然有钱财方面的损失。不过，不取费的意思也是明了的，即狎客打了几次茶围后， (25) 便有义务办筵席或者设赌局，为妓院带来进账。此举符合上层阶级嫖客所应具有的男子气的上流做派。他们可以花时间同妓院和某位妓女发展关系，他们应该懂得自己长远的责任，因此不必用各种收费来时时提醒他们毋忘尽责。常去打茶围却又不办酒席的客人会遭妓女的耻笑和白眼，即使办了酒席的客人，如打茶围过于勤快了，老鸨也要骂他小气的。然而，大多数指南书还是认为茶围是同妓女建立亲密关系的最佳时机，如果客人“做得有面子有手段”，那么要不了多久便是妓女追着求他们，而不是他们追逐妓女了。
嫖客与妓女之间关系的亲疏深浅，其衡量的尺度十分精细。对初次打茶围的客人的忠告是，最好邀约友人，等到深夜，妓女已应完一圈堂差回来的时分，二三人一同前往。（书上说，如果去早了，“只有娘姨招待，没甚趣味”。）可如果去得太晚了，则自己意中的那位妓女或许已在同别的客人缱绻了。初次打茶围还须注意不宜时久，不要超过10分钟。来得多些的嫖客可以试试下午来访，那时房间里十分安静，妓女也比较空闲。如果妓女在办花酒或要应召出局，那么打茶围的客人便应知趣地退出，因为说来那些活动都是有不少进账的。
茶围仪式的许多细节都有明确的目的，为的是提醒客人想着自己同妓女的关系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指南书在描述这些礼节时着重指出了妓女和佣仆的势力，她们只需做点小小的姿势，便可抬举嫖客或羞辱嫖客。生客来到妓院，“例有相帮高叫‘客来’”；然而，“如阔客红妓，必叫明某阿姐，某老爷来或某大人、某大少爷来。”20世纪10年代，各妓院装了电铃，龟奴不再高叫客到，那种进门就将来客分类的做法无以为继；也可算是技术发明削弱了社会等级差别的一例。来了妓院里无人认得的陌生客，便只用小茶碗或旧茶碗招待喝茶；来了受宠的客人，便会另加一碗，是从妓女自己的茶具中取出的大一些的茶碗。对警察、小官吏或是先前同妓女或老鸨有过关系的新狎客，也会格外多添茶碗。妓女与客人有了肉体关系，还会拿出上好茶叶，让用人冲开水敬客。于是，从妓女房里传出的那声“开水”的高呼，意思就是来了可心的恩客，要用自己的好茶招待的。 (26) 假若一个房间里坐了两个客人，各自同自己喜爱的妓女说笑，那么两位妓女应各自拿出茶碗招待自己的客人，不这样做就是让客人受到了羞辱。妓女若是气恼某位常客，便不肯拿出自己的茶碗敬客，这种冷落客人的做法叫“革茶碗”。运气不佳的客人要么去找别的妓女，要么就用妓院的茶碗喝茶。到了20世纪，高等妓女作为文雅情致的权威的作用减弱，而越来越成为人们公开表露的性渴望的对象，这时打茶围中那些细腻的差别自然也不复存在了。
如果说，长三妓院打茶围的规矩示意客人必须不断地争取自己的地位，那么，在档次低一些的幺二妓院，喝茶的做法就让客人随心所欲了。那里的见面称作“叫移茶”。生客初到，龟奴高叫客来，所有不在接客的妓女就都跑出来了，拥挤一堂任客人挑拣。客人如见到有对意的人，“唤来，问明她的芳名，那么这个人就算你已经选定”。接下来便是“移茶”到妓女的房间里去了。一部指南书解释道，“你就可与那所拣的人同到她房里去坐坐谈谈，喜欢胡调的就胡胡调，浪漫些亦属何妨”。“叫移茶”的价格通常是一元。同长三妓院相仿，狎客利用喝茶的机会同妓女建立持续的关系，发展下去可能就会有性交往。等来了几回，熟悉点了，手面又大方，那么客人在妓院的地位也就上升了；妓院是个会所，可以让客人在妓女和别的嫖客面前展露自己的地位。虽然幺二妓院的这套开头的礼仪也如长三妓院一样拖拖拉拉，可是“叫移茶”毕竟只是象征，使人想到幺二妓是不如长三妓那样有选择客人的自由的。
酒席与赌博
狎客有诸多理由要在高等妓院设办酒席：例如能在舒心宜人的环境中同男性朋友吃喝说笑；享受同漂亮的妓女说话、观看其表演的愉快；当着老鸨、妓女和其他冶游者的面，证明自己确实是个气度非凡的人；大手大脚只为博取某妓（有时也是其鸨母）的欢心。酒局和赌局是妓院收入的主要来源。正式的宴会每桌8人，做东的客人为每桌付固定的钱数，外加饭菜钱和给佣人的犒赏。在妓院办酒席就叫“摆台面”或是“摆花酒”，“花”指妓女。麻将牌称“碰和”，一圈麻将快叉完时，一个牌友要叫“碰和”。同“摇摊”和扑克牌等牌戏相比， (27) 麻将牌带来的收入最为丰厚。都说老鸨最欢迎嗜赌豪饮的嫖客。
摆台面、吃花酒、碰和赌钱统称“做花头”。通常有两种情形：打了几圈麻将后吃顿便饭，或者更讲究的是先上酒席再叉麻将，席上常有请来的许多客人。“花头”其实是一种记账单位，20世纪30年代时相当于12元。例如1939年时，打一圈麻将的花费是2—4个“花头”（即24—48元）。如办两桌花酒、打十圈麻将，每样单算一个“花头”，合计下来便是“一打花头”，实实足足的一束快活之花。除了这些花费外，还要给用人和乐师发犒赏，如此算来，30年代时一夜酒局和赌局的花销可高达数百元。（那时指南书里已经高唱道德说教的调子，一位指南书作者就指出说，“在妓家吃一席酒，可救穷人半年粮。”）局资一般由主人和客人分摊，办法是让请来的客人购买相当于半个、一个或两个“花头”的票。酒水喝多了，账单数字过大了的时候，做东的也会让客人出一点。
酒席也是按一定的礼仪进行的。客人乘坐轿子到妓院，抬轿人（后来是黄包车夫，再后来是轿车司机）会拿到妓院发的铜牌子，镌刻成桃啊、花啊或是古时候青铜器的模样。这些就叫“轿饭票”，在市面上（先是在妓院内，后来是各烟纸店）可以兑换小钱。（单从全市范围都接受可当小钱使用的铜牌这一点就可看出，有多少小生意是围着妓院转的。）客人到后，侍应摆好台面，然后要高叫“筛酒！”这是叫各房妓女入席陪伴客人的意思。一位指南书作者说，大呼“筛酒”的男仆“其声洪大而悠远，初来海上之人不知原委，往往闻之吃惊不小”。他这又是在强调初来乍到的土包子对上海的感受：这里的景象是多么的陌生而迷乱。等客人入席举杯之际，侍者又叫“起炒”，声音略逊于前面那声“筛酒”。先上小吃，继上大菜，最后是米饭或稀饭。上主菜的时候，妓女一个个地唱曲，乐师在一旁吹奏、操弦、击鼓伴奏。接着是妓女抱着琵琶自弹自唱。席间，侍者都在叫“添酒”，（指南书断言说）客人喝糊涂了，妓院就上兑了水的酒。间或也发生客人喝着酒发起脾气来、掀翻桌子的事情；但更有可能的是客人在一家的席散后立即转到另一家妓院再办酒席， (28) 化解了小冲突，抬高了自己的名声，为的是比肩表现慷慨大方。
如同召妓和打茶围一样，摆花酒和设赌局对狎客和妓女双方都有个尽心的问题，也有面子问题。每逢节度开端、妓女转换门庭、冬至来临、妓院为生意兴隆搞祭祀活动、老鸨或妓女过生日等，妓女或她的鸨母都会请常客帮忙“做花头”。对妓女来说，在上述时节竟然没有常客出来摆台面，是很丢面子的事情；一部指南书中说，假如老鸨这时也觉得很没面子的话，就很可能会鄙视招徕不来生意的妓女。这对有心机的客人倒是个好机会，趁妓女生意清淡时凑上去会令她感激不已，日后兴许少不了眷顾呢。客人同景况好的妓女来往时，如想赢得她的恩宠，并显耀自己的财富，那就切记做花头要有求必应。假如妓女还没开口请求，自己就来做花头了，那客人就挣足了面子。要做到在妓院和妓女那里备受恩宠，其花费是逐年稳步攀升，无怪1939年时一部指南书感叹道，从前做三个四个花头的就是好客人了，现在只做三四个花头会被人当成笑柄。作者在字里行间影射做花头的危险，但终究还是忘怀地赞叹起那宴聚的快乐：
做花头，为客人冶游妓院中的一出重头戏，亦是狎客显出面子的时候。……凡狎客在妓家做花头的那天，最受妓家的奉承，一呼百应，应酬周到，犹其余事。徵花作伴，歌曲娱客，声达户外。左拥右抱，可得享尽艳福。酒后席散，得逢机会，还可挟其所好的妓女，随其月圆的好梦。所以游其地者，常忘白驹的易过，做主人的开心愉快，自可不言而知了。
即使当夜不能得到自己心爱的妓女，做了花头的从此也会被当成正式的客人，如王定九在1932年出版的《上海门径》中所说，妓院的人“十分把结”，而做了东的主人“嗣后渐渐可领略此中意想不到的情趣”。当然，同妓经常有性关系者，那做花头更是义不容辞了，对包了妓女一段时间的客人来说尤其如此。
(29) 收账付账
规模较大的妓院因在堂差、酒席、赌局中进行了大量的交易活动，所以需要专门的账房将每笔生意逐一记下。一年中的端午节（龙船节）、中秋节和春节为收账日，聘请妓女也是在这些节气进行。节日临近时，妓院会给常客送礼，其实是提醒他们该付账了。好客人这时会派下人到妓院取账单，并以现金付讫。另一种办法是，如客人正在外叫局，也可在局票上写上“随带局账”。妓院收了账，会出具写得文绉绉的收据，并为送钱来的仆人付车马费。节度未完就提前清账是很不寻常的，甚至会被看作不吉利的事。这样做的客人通常是因为同妓女或别的客人闹翻了，提前结账就表明他同该妓院从此一刀两断。如有争吵发生，妓院可能会从中调停，但也可能将这客人当作“眼中钉”，干脆就放了他。
客人过于急切地付账表示切断发展中的生意关系，而拖欠不付的又是另一种麻烦了。节度完了时不付钱的叫“漂账”，有指南书解释说这是指水面上的东西漂移开去的情形。漂账是常见的事情，所以就有了下面的上海顺口溜：
枇杷黄
娘姨忙
小姐慌
大少藏
账漂光
遇到漂账的，妓院有几种对策。例如不再同这位客人有任何来往；一部指南书说，想阻止什么人、不让他上妓院的话，一个有效的办法是说服他，让他拖欠好几家妓院的款子，这一来哪家都对他关门了。妓女或娘姨阿姐也可以在报上登一则启事，公开出他的洋相，威胁要公布他的姓名，或是要奉送赏金给找到欠账者的人。1908年的一则启事是这样的：
朱老糊涂
去年遣阿小妹到府讨取局账，蒙朱老打俚耳光，赶出门外。年底连被褥当去开销。目下正月十六已过，朱老尚不出面， (30) 可谓糊涂已极。特此登报找寻。尚仁里金寓告白。
有时这样的启事起了作用，如下面的一对就很说明问题：
寻人
有陕西某大少，前节在小姐处摆酒碰和叫局［小姐指妓女］，欠账有三百八十四元之多，连下脚亦未付，至今匿不见面。如有仁人君子将该大少寻到者，送洋十元，决不食言。阿更阿招阿巧阿金同启［登启事的显然是妓院的女佣］。
寻人已获
前登告白，以陕西某大少积欠嫖钱下脚三百八十四元，分文未付。今该大少已自己投到，自愿限期三日缴清。是以仍为隐名，以存忠厚。逾限不缴，当再登报，勿为言之不预也。阿更阿招阿庚阿珠再启。
尽管论者申斥此类赖账者，谓其在花丛中“如书中之蟫蠹”，但是在制止拖欠赖账的事情上，妓家终究还是应付乏力。通常那逃账人的职业或住址不详，也就无从敦促他付账。妓院采用的惯例就是在节度完了时，将账本颠倒过来扔在地上，以为如此可让那些尚未清账的客人前来付讫。为减少自己的损失，妓院通常也会将客人拖欠的钱款算到妓女和房侍的头上。佣仆应得的有些名目的小账也一直扣到春节才发放，如客人不来付账，那么妓女还必须负担这几笔小账。一个妓女究竟要对妓院的债务负多大的责任，这里有好几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看妓女同老鸨谁镇得住谁。节度末了，用人应得的份额中或许会被扣除了一笔；妓女应得到的节度开支费用会被克扣，账房有可能一直盯着她，直到她将债务都付清了为止。但是一个好的鸨母，或说想再挽留妓女一个节度的鸨母，也许会同意妓女少付一点，或干脆就勾销了这笔债务。客人逃账会给妓女造成深陷债务的危险，这可能就是她们审慎选择相好，又急切地向他们索要礼品的一个重要原因。一般说来，一方面要少负债，另一方面该花的还要花， (31) 要维持讲究的衣着打扮以及丰盛的宴席，这对于妓女、老鸨和客人三方来说都既要从长计议也要靠运气。
靠妓院在节度结束时收上来的钱过日子的人有那么多。老鸨先要付清的是男仆和做清扫杂活的女仆的工钱，其余部分就按照先定下来的标准分成。房侍和带挡娘姨按事先说好的抽一至二成。再剩下的就归老鸨（如是住家妓院就归妓女）。聘请来的妓女是不提成的，因为每个节度她们都拿固定的聘金。如此收入方式，若生意兴隆，老鸨和年长的女佣最是受益，可若生意惨淡，倒霉的便也是她们了。办花酒的少了，客人漂账了，妓女当然也跟着吃亏，然其酬劳却倚靠一连串更为私人化的交易活动：她们向喜欢的恩客讨钱财、服装、珠宝并向他们借贷；逢年过节的时候，稔客也会送些礼品、赏钱给自己相好的妓女。
仪式的凝聚力
妓院同其他的小生意一样，为了买卖兴旺，必遵奉习俗，定期举办仪式。每个月、三大节日前夕、每逢新先生到或财神爷生日，妓院都要举行“烧路头”的活动。接财神须焚香、烧纸钱、上供品。每个妓女都要点燃一对蜡烛，对着财神像跪拜。男仆在财神“灵炉”的炭火中倒上一杯酒，若火苗高蹿，则视为吉兆。日阑时分，妓女拿着自己的蜡烛，并从妓院的神龛中取一块火炭回房。月底时，妓院要烧撒了咸盐的纸锭，说是会让现钱滚滚而来（上海话“盐”和“钱”谐音）。妓女的床下面也放纸锭，说是会招来赏赐的“零钱”。除了这些求神招数外，老鸨还有更加直接具体的招财办法。她举办酒宴并设赌局，自然是客人付账。宴聚甚讲排场，乐师整宿奏乐，席上摆满美馔。同妓院的所有社交应酬一样，“烧路头”也是各自尽心的场合。客人明白，若要被人看得起，也给妓女一个面子、争得个近身的机会，此时必得来捧场。妓女也懂得，如仍想在老鸨跟前维持身价，就必须拉来有钱的客人。因此，1891年的指南书说， (32) “每交此等时候，官人之无多阔客者，焦虑忧愁如过大难焉。”
妓院其他的礼仪也将过节与赚钱结合起来。过三大节日时，妓女会给客人上特别的点心：端午节上枇杷和糯米粽子，中秋节上月饼和鲜藕，至于猪爪和炸鱼，那是什么节都有的。过节时开饭，妓女要赏厨子和用人，转过身来再问客人讨赏。节日里来吃饭，花销在20—70元；节气上办花酒的客人，要比平常多花一倍的费用。春节的头两个礼拜，妓女还给常客特别开果盘。清末时送果盘热热闹闹的，男仆头戴饰有红穗的帽子，口中念念有词，说的都是吉利话。以后此礼节销声匿迹了。客人为这果盘得结结实实付出一笔，钱就由老鸨、妓女和全体佣仆瓜分。开果盘和新年里别的犒赏如此靡费，只有最阔绰的才会这时来造访妓院，一般客人都躲得远远的。消匿了的客人被谑称为“十六大少”，因为他们要到正月十六才会在妓院露头。
有一种节气，名声很大，却只有幺二妓院才过，那就是菊花节。19世纪后期起年年秋天举行。院子中央，工人将数百盘菊花堆成菊花山，四周围着蓝色绿色彩纸叠成的假山石。还用菊花和草扎成人形，在大门外用花搭个拱顶。菊花节一过就是两个月，节内的宴席就摆在室外菊花山脚下，而不是在幺二妓女的房内。有钱人平日里羞于逛幺二妓院，到了菊花节却争相在此摆花酒，日子早早就得定下来。这些客人又会叫长三妓过来唱曲侑酒。这时的宴席要摆五桌，周围四桌坐客人，中央一桌给菊花扎的人和动物。就这么一场酒宴下来，幺二妓院便可净入百余元。
如果说有些仪式同伺候客人、赚取丰厚回报紧密相关，那么另外一些仪式就只是妓院内部人所为，或只替自己而为。晚清时，妓院请来巡回演出的说书人，10天连环说书，给妓女讲佛教的因果报应故事。妓女生病了或是过生日，也会请僧人道士做法事，念经打醮，佛道混杂。上海有好几座庙堂， (33) 每逢阴历初一和十五，妓女都要去进香。大年初一的下午，妓女身穿镶着金铃滚边的红袍，乘坐马车，一路前往公共租界南京路上的虹庙烧香。
有一座庙，原先是野鸡和花烟间妓女经常光顾之地，后来长三、幺二妓也常常去进香拜佛了，那就是小东门外洋行街口嵌入墙壁的“撒尿菩萨”庙。一部指南书解释说，得此不寻常的名字，概因隔壁有一冒臭气的尿坑：
一天到夜，红烛齐燃，香烟缭绕。善男信女，恭往拈香叩头，很多很多。不过邻近的小便生意太好，因之臭气和香气，氤氲夹杂，经过其地，尝闻得一种又臭又香的异味罢了。
据说妓女钟情于撒尿菩萨庙，是因当地有一则传说：
据说，这位菩萨，生前是一位嫖客，缠头一掷，万金不惜。到了后来，金尽衣敝，无颜回家，就在这里悬梁而死。死后得过他金钱的诸娼妓，追念菩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无悲悼。共同替他在墙角落里嵌造一只壁庙，以作纪念。现在一般时髦红倌人，每逢朔望，齐来烧香。她们说烧过了香，淫业必好。更有下等娼妓，倘使一天接不到嫖客，明天就来焚香默祷。说也奇怪，祷告回去，嫖客就来上门。以故这位撒尿菩萨的香烟，迄今仍然生意兴隆，没有衰兆。
这些共同的仪式显然为的是让妓女和妓院的生意红火起来。
除了集体的礼仪活动，妓女个人在做出生意上的决定或想改善日后境遇时，也会有几种仪式化的举动。例如去占卜，上香求签，卜问自己前途如何、某客何时会来，或是问该不该转到另一所妓院去。她们小心翼翼，不碰忌讳之事。有些禁忌显然关系到生意是否红火，例如给财神爷点的蜡烛未燃尽前是不能灭烛火的，又如去进香的路上和回来的路上不能同客人说话。可是另一些忌讳究竟是为什么，就不好说了，比如到另一家妓院应局时不准在那里解手，再憋都不行。 (34) 老到的客人都懂得妓院最忌讳的事情。凡想窥探妓院账目、饭用毕将筷子架在碗上、站在门槛上、用手托下巴、赤脚走路、打碎醋坛子、给妓女送束带或镜子、同正在上香的妓女说话、嘲弄妓院的任何祭祀活动等等，都被看作是砸妓院生意的行为。
描写高等妓院情状的文字多是为了指点嫖客何为正当行为。所指点的不外将见多识广和注意细小地方作为表现出男子气概的两大特征。指南书是一种文类，不仅描述，还规定了妓院这个社会一隅中所有参与者均应遵守的仪式化的自我表现。到了20世纪，许多礼数渐渐不再奉行，却又重现在指南书中，不过此时的指南书不再指点正确行为，而只是怀念留恋曾经如此看重礼仪的世界罢了。
然而指南书中还可以看出其他种种名堂。书中表明，在不同的妓院，老鸨、佣仆、先生和正在学艺的小先生各自的地位是不同的，这些在高等妓女职业生涯的不同时段也会发生变化。老鸨可能是从前的妓女，现在年纪大了点，收了一群养女；可能是精明的生意人，将大场户的房间出租给妓女；可能是倒霉蛋，雇了个没多少生意还费钱的先生；可能苛待买来的女孩，或者是上述几种情况的排列组合。同样，妓女可能成了人家的财产，被人牢牢抓在掌心里，或者可能很有心计，会经营自己。女佣人看似地位低于妓女，却可能是妓女的大债主，对妓女和老鸨都能发威。
尽管对龟奴有不少色情的影射，但长三妓院里的男仆做的是最没出息的活计，地位低下。相比之下，卖绝的也好，老鸨也好，带挡娘姨也好，总之妓院里所有的女人，其人生道路则是变数大得多。有手段有运气的女人可以赎身，自己开妓院，或者出资扶助崭露头角的艺人，坐吃丰厚的利息。然而想要提高地位，手中必须有钱，妓女往往通过同一个有钱又宠她的嫖客搞好关系——对老鸨或出资的娘姨来说，就是通过控制妓女同嫖客之间的这种关系——来获得必要的资源。下面两章将详细论述妓女同嫖客之间的这种关系对双方有什么潜在的好处，又有什么风险。
(1) 69
(2) 70
(3) 71
(4) 72
(5) 73
(6) 74
(7) 75
(8) 76
(9) 77
(10) 78
(11) 79
(12) 80
(13) 81
(14) 82
(15) 83
(16) 84
(17) 85
(18) 86
(19) 87
(20) 88
(21) 89
(22) 90
(23) 91
(24) 92
(25) 93
(26) 94
(27) 95
(28) 96
(29) 97
(30) 98
(31) 99
(32) 100
(33) 101
(34) 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