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忆与怀旧
在卖淫嫖娼的问题上，20世纪末所创构出来的“可用的过去”有几个层面。最合乎国家利益的做法是出版回忆录和讲述历史的文字，谈从前娼妓业造成的破坏和20世纪50年代取缔娼妓业的成就。①这些主要是歌颂政府成绩的著述重点写出改造的过程，即使谈到1949年前的娼妓业，也只是为了谴责其压迫和可耻的性质。但过了不久，官方的另一项出版计划既充实了也部分地损害了这些对往事的叙述。许多地方组织同时承担了这个新的项目，全面写出本地城市在民国时期的旧习和罪恶，成果一律加上类别标题《旧［地名］的烟赌娼》。②虽说编书者毫不动摇地反对这些罪恶的习气，但书中却用很大的篇幅描写这些习俗本身，而不是详述取缔和改造的过程，反倒使现在的人更容易想象从前的情景了。③
学者开始着手研究在中国有漫长历史的娼妓业，重点放在更为久远的过去。1988年，孙国群发表了《旧上海娼妓秘史》，重点描述1919年以前的娼妓业，书中大量引用19世纪和20世纪初赞赏高等妓女的文学作品和其他资料。她本人写的序言也表现出对论题的矛盾态度：她称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揭露这一罪恶制度”，并引用了恩格斯论娼妓与私有制关系的话，但是她以从前福州路上淫业的一景开头，这景象色彩鲜艳、生动活泼，写得引人入胜，甚具诱惑力。④1990年武舟的《中国妓女生活史》涵盖面更广， (37) 从古代开始一直写到毛泽东之后改革的头十年。武舟的兴趣在于“传统女性文化”史中的娼妓话题，这个观念的形成反映了改革时期妇女研究在中国的发展，表明已有越来越多的妇女学研究者认为，历史和现时一样，是具有社会性别特征和指向的。历史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有重大影响，武舟以高昂的激情，强调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她论述说，现在在中国出现的卖淫嫖娼现象不应视为“洋货”或改革后的“新产品”，而应看作是过去时代“娼妓文化残余”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再兴盛。⑤
这种说法乍一看很陈腐，好像在重复共产党一再所说的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封建残余”，而到了20世纪末，这一陈述本身似乎已显得越来越荒谬了。但如果变通一下，我们就能读出不同的意思来。武舟要强调的是历史的重要性，只有对过去进行严肃的调查研究，才能使人们认出（并消灭——如果想这么做的话）过去在今天留下的痕迹。为武舟的书作序的前辈学者马积高特别强调了娼妓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他承认古代的娼妓对“我国古代的文化艺术”做出了贡献，并哀叹清初废官妓后以卖淫为主的私妓的扩张，但仍断言“中国妓女这种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显然是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相联系的，也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有一定的联系”。他还指出，妓女的历史同城市的发展也有密切关系。当然，历史上娼妓的这些积极方面不能同现状混为一谈。他指出，“到现代，妓女则已成了腐蚀社会的毒瘤。”⑥就这样，历史上的娼妓挽救出来，发现还有些价值，但历史和危险的堕落的现在截然有别——凡是读过民国时期怀旧文字的人对此举动是十分熟悉的了。1995年单光鼐写的《中国娼妓——过去与现在》在武舟的综合研究基础上作了更新和扩充。该书的写作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公安机关和妇联的支持和协助。⑦这部厚实的书头200页梳理历史资料，另用150页很尽职地写了香港和台湾的娼妓业，并将下限拉至现在（就这样在“中国”之构成的问题上表明了必须表明的民族主义立场），但书的核心乃是其第二部分，即80年代中国大陆的娼妓问题。单光鼐说这种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学”；他认为“娼妓既然是私有制的产物”，那么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不会产生娼妓的，原因在于大陆有其存在的“种子、土壤和气候”。⑧“种子”包括社会流行观念，其中不少观念和民国时期的改革者所谈的问题差不多，如“笑贫不笑娼”、 (38) “饱暖思淫欲”；又如将童贞的价值抬得如此之高，乃至女人一旦失去童贞就认为自己一钱不值了，会破罐破摔、成为娼妓；还有视女性为玩物的思想等等。“土壤”的成分有城乡差别、持续的贫困、贫困文化的绵延和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等。“气候”包括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国际环境的刺激、改革开放前形成的社会控制体系不能有效起作用，以及中国人这十几年中性观念的改变。⑨单光鼐的著作在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探讨根本原因等方面，使我们想起20世纪20、30年代改革者的著述。这部著作也使用了20世纪末性学研究的程式，对人们的性行为方式提供了详尽的技术性的说明。⑩
第三种类型的文字即直接翻印的1949年以前的娼妓业史料。这属于一个大的出版计划，重新刊印“文化大革命”中及更早的时候被禁、被焚或已停止流通的书籍。其中就有王书奴那部学者型的《中国娼妓史》，它最初发表于1935年，1988年重印。负责重印该书的上海出版社在简短的前言中解释说，社里将重新出版发表于晚清至1949年间的专著，这些书受到了西方传统的影响，都致力于做专门研究。于是，（在此前言中根本未提及的）娼妓问题找到了位置，成了专项研究中的合法对象。虚构作品也重新印行。到了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开始重印清末民初写高等妓女及（或）揭露妓院状况的经典小说，如《海上繁华梦》和毕倚虹的《人间地狱》等。按广告的说法，重印这些是为了让一些在写作技巧上没有受过西方现代小说理论影响的作者的作品得到流传。在这个重印系列中的小说原是清末民初报纸上的连载，重印目的如《海上繁华梦》之序所言，“是为了使读者了解那时的上海滩［Bund，巍峨的外国大厦林立的外滩，在此意指整个半殖民地氛围］与上海人，并为学者与有关［政府］部门提供一种研究旧上海的有用资料。”丛书的序赞扬作品中对旧上海的典型人物所作的现实主义的描写：政客、赌徒、洋人、革命人——还有妓女和嫖客。就在序言痛斥上海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候，这种谈问题的方式就已经将娼妓以及用小说笔法记录她们生活的人当作了历史上严肃的演员了。
有些人不会去读那些辞藻华丽、半文半白的长篇小说，那么通俗杂志也开始重新创造出高等妓女的世界。 (39) 她们从历史的垃圾箱中冒了出来，居然美德如旧、伎俩如旧。有个故事讲一名叫尹喜的高等妓女同一个最后做到清朝巡抚的男人之间的关系。男的原本是混吃混喝的浪荡子，女的是破落官僚出身，家里被盗，一贫如洗，不得已入了娼门。她从做妓女的积蓄中拿出一些，让男的替她赎了身；故事还含蓄地表明她存钱主要为了给男人捐个官。就在他去了北京后，她却突然死去，给他留下一满箱值钱的珠宝首饰，激起了他往上爬的决心，后来果然一路官运亨通。这个故事中，忠实、能干、充满爱意又有钱的高等妓女被赞誉为成功获得高位的男人背后的女人。同一份杂志中还有一个骗过老鸨的狡猾嫖客的故事。他睡遍了妓院里所有的漂亮女人（每人睡两次），把所有的开销都记在自己的账上，然后便销声匿迹了。当警察将他留给一个妓女保管的厚厚的钱夹打开时，发现里面塞满了白纸，却根本没有钞票。从故事中还可清楚地看到，妓女将花销都记到那骗子的头上，用这样的办法来中饱私囊。故事并不是要说妓女都很蠢，而是说需要特别高超的计谋才能骗过她们。作者沉迷于大肆铺陈高等妓院里挥金如土的生活，故事中对此没有任何谴责的意思，这点倒是格外引人注目。
著名女导演李少红拍的电影《红粉》进入了政治上有更大变数的领域。这部1994年的电影间接地评论了50年代改造娼妓运动的有限成绩。开头的场景是两个苏州的高等妓女秋仪和小萼被抓后送去改造。秋仪蔑视整个事情的过程，她停下来买甜薯，说“判了死罪的还给最后一顿饭呢”。她刚到教养所就逃了出来，和一个从前的嫖客、名叫老浦的浪荡子住在一起。小萼仍被收容，在劳改所的工厂弹棉花，因吃不了这份苦，企图上吊自杀未遂。
在影片最有意思的一个场景中，政治教导员一定让小萼对她的“同学们”讲讲，过去做妓女受到的压迫剥削如何摧残她，使她想一死了之。小萼虽没有直接驳回教导员的话，但是她的意思很清楚，让她受不了的不是过去，而是担忧将来怎么办，干活那么辛苦，满手起了泡，那么痛。小萼的话虽然根本没有引导到正确的政治观点上去，但教导员没有被难倒，她接着泪流满面地讲起自己的故事来。她是妓女所生，母亲牺牲了自己，将她培养到大学毕业， (40) 可她却迟迟不能消除对母亲职业的羞耻感，没法感激母亲为她做的一切。这个情节并没有公开嘲笑或讽刺共产党的改革者；事实上，影片对改造行动的处理还是抱着同情态度的。但是，那种想让一群成分复杂的女人全都接受单一的压迫话语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https://www.daowen.com)
其余的情节（影片根据很受欢迎的青年作家苏童的小说改编）完全像个一流的肥皂剧。《红粉》和另一部根据苏童的故事改编、由张艺谋导演的获奖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一样，存在着许多矛盾之处和问题，女权主义者、历史学者和各类观看者都会很不满意。秋仪在老浦家躲着的一段时间，两人的关系好好坏坏。他们无情地互相利用，互换人身保护和性的快乐，后来，在两人断了关系很长时间以后，突然莫名其妙地发现各自都爱着对方。这时秋仪已离开老浦家，她是一怒之下出走的，当了尼姑，发现自己怀着老浦的孩子，流产后，嫁了她并不爱的开茶庄的老头。这段时间里，小萼从教养所放出来了，在工厂干过几天，同一个话里话外骂她还是娼妓的女人吵了一架，后来嫁给了老浦。这个期间她来回地变，开始是个任性的妓女，后来变成了甜美的小女工，然后又变回了坏脾气女人。小萼和老浦过得一点都不好，成天为钱打架。小萼总要讨东西，并经常发脾气，管教人员一定会说这是没有改造过来的妓女习性。
老浦为着秋仪的流产心里一直过意不去，也为了少听小萼的数叨，于是从工厂盗用了一大笔公款，其中大部分给了秋仪，又让小萼过了一个星期挥霍的日子。他被抓了，枪毙了，但死前秋仪来看他，哭作一团。这似乎表明，是贪得无厌的女人和对于同女人性关系的负疚感驱使男人去偷盗。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故事衡量女性品德的尺度正是共产党改造人员所熟悉的标准：好女人是好妻子、好母亲。影片的最后，两个女人又续上了友情。经过改造的妓女小萼没有成为好妻子，现在又丢下了做妈妈的责任，把孩子扔给秋仪，自己跟一个北方人跑了。没有经过娼妓改造的秋仪却满身是母性。她给孩子取名“新华”，将他抚养成人。秋仪的好品德不是共产党的功劳，她这样做是出于对老浦的爱，而根本不是教养中反复灌输的价值使然，再说她完全逃避了改造阶段。小萼的故事也不说明共产党的成功，她虽然参加了教养改造计划的整个过程，却仍是一如既往地好逸恶劳。
归根说来，《红粉》并不是写妓女改造的故事。其实，小说作者和电影制作者都将50年代的妓女改造看成是老早以前埋下的一笔财富，因为年代久远， (41) 现在已经可以很安全地挖掘出来，用作很有意思的戏剧素材，而不是要拿它来做什么政治文章。影片获得了1995年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这一成功表明国际艺术领域内也会有愿意接受这个题材的受众。
20世纪末进行的对过去的再构活动在几重意义上使用了娼妓。娼妓是表现民国时期各种相互有关联的社会弊病的喻体；娼妓是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做出贡献的重要历史人物；娼妓是值得男性精英人士关注和大书特书的对象；娼妓是女性传统美德的典范，是借以抒发怀旧情绪、提供大众娱乐的对象，也是没有彻底被国家改造好的臣民。但是，恐怕还会有其他的东西出现。正如《人间地狱》重印本的编者序中所说：“通过本书，老上海可以引起童年的回忆，青年人可以看旧上海的光怪陆离，感到新上海的健康繁荣，社会历史工作者可以找到需要的资料，心理学者可以凭此研究那些活动在这一层圈子中人的特有心态，语言学者则可以藉以考察上海地方语言的变迁。”重新发行高等妓女小说，其意图不只是为研究提供方便，也是为了重新激发个人对往事的回忆，否则那些记忆很可能就一直埋葬在国家关于20世纪历史的叙述主线之下了。同时，序言尽管虔诚地希望年轻人能看到今昔对比，懂得过去的丑恶、赞赏今天的健康，然而重印的书却是为了让他们得到有质感的、色彩丰富的过去，了解其方方面面。年轻人完全可以利用这样的一套知识来形成自己对旧上海的认识，理解他们所继承的传统和他们自己的中国特质。在对过去形成新的、改善的认识过程中，娼妓成为重要的符码；看来，在中国，就像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娼妓问题的意义很可能还会继续被重构着，继续被谈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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