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与统计
上海妓女多为贫寒的做工人家和家道中落的中上等人家的妻女，虽说其境况不一定太差，可无论在当时还是从前，她们基本上总是处于阶级等级和社会性别等级的底层。①然而要论她们的从业条件、生活境遇以及个人在上海风流场中的地位和名声，其间的差异甚巨，乃至用“妓女”一言概之显得有失妥切。上海的娼门依嫖客的阶级地位、买卖双方的原籍以及妓女的品貌年龄等，分出了高下档次。旅游指南和改革者都描述了妇女从事娼妓业的一系列安排：女人可以被卖给或抵押给开妓院的业主，可以事先讲好怎样与老鸨拆账，或者自己行业。②同“自由”经营自家身体的私娼相比，卖给妓院或典押给妓院的女人自然是不大好拒绝接客的。③高等妓女提供陪伴侑酒、歌舞表演等社交服务，虽说也有卖身之事，但并非总是以性服务直接取酬。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居于行业下段的妇女，她们的主要服务内容便是经常的不讲究形式的性交了。20世纪上半叶，行内等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档的长三妓院也好，街头拉客的也好，都面对着向导社、按摩院和舞厅等诸多新建场馆的竞争。要谈这一阶段的娼妓业，必须跨等级、跨时段地探究各种不同的从业环境才是。
娼门并无清晰可见、各有确定地界的等次之分。如有等级，不如说那是一系列作者共同的或交叉重叠的想象性描绘之产物，是男人（或以男人为主）的认识、回忆、分类、统计的结果。对许多作者， (2) 尤其对书写名妓者而言，划分等级的举动本身就是一种怀旧，就是分门别类地记载他们感到业已消逝或已岌岌可危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感怀旧时、历数上层妓女生活的同时，也透出对数量激增的下层卖淫女的鄙弃或惊恐的态度。对另一些作者，尤其是书写马路拉客女的人而言，分类行动本身便成了揭露丑恶的手段，用来警醒市民，令其关注并采取行动解决社会问题。
说娼妓业的分类存在于人们共同的想象之中，并不等于否定高级妓女“真的”分出过清晰的等次。她们确有等次，而且有许多证据表明她们自己也明白这个道理，有时相互之间门户森严。当我说分类是想象性的产物时，我想指出的是，那些书写娼妓业的男子在描述业内情况的同时也就为之设定了等级。对他们来说，等级就是次第排序，这不光是给不同的类型命名的问题，而且还必须阐明高等与低等的关系。作者们正是通过建立等级范畴、确定各类别的重要程度、构筑不同等级之间的边界并以话语形式巡视把守这边界，才使不同的等级得以凸现，并使之成为上海生活的一大特色。等级的构建又是通过一些现成的叙述步骤实现的，作家之间亦步亦趋，互相印证，反复叙说，往往一字不差。有四个步骤最为重要，即划分地界、统计数字、区别类型、区分地域。然而，即使最详尽的分类也无法穷尽五花八门的上海性劳务状况。来自各种不同背景的妇女在性劳务市场进进出出，形成了非正式的临短工队伍，而新形式的色情服务则在按摩院和舞厅等场所迅速扩展。因等级遭到破坏而产生的焦虑沮丧始终是民国晚期文字中的一个主题。等级制度虽不是稳定的范畴，但已成为人们的一套共识，并对上海妓女的生活产生了实在的社会影响；本章要探讨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等级制度。
这里出现了我们能否听到下属群体说话的问题。人们其实不可能脱离开等级所划定的范畴来揭示妓女平时“真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因为这样的条件本身几乎总是被说成为等级的注定结果。例如，虽然在有关高等妓院的描写中有时也会出现严厉的或霸道的鸨母，但“恶老鸨”在有关下等妓女的文字中出现得频繁得多。老鸨狠毒多与贪婪有关；妓女拉不到足够的生意或不肯多拉客便遭老鸨殴打摧残的事例，在回忆录、俗语切口汇编、新闻报道、旅游指南、黑幕故事等中多有描述。④下等娼妓被逼迫着时常卖淫，加上受虐待，无怪一位指南书作者想象她们是层层压在地狱中了。⑤
娼妓的身心健康，无疑依情形不同而有别，如老鸨狠毒还是好心，她们是否要多接客，是否生病或者怀孕等。 (3) 不过，但凡提到娼妓身心状况的，却几乎总是为了论证改革的必要，或悲叹十里洋场淫风日炽。有社会工作者报道说，一些妓女说出了抑郁的心情，感到自己低贱，心中疑惑。⑥做救援工作的在访谈报道中，亦称她们“已经失足而至麻醉……灵魂麻醉”。⑦一位指南书作者在评论下等妓女的处境时感到震惊，说“这般人工泄欲器，也已成了日常功课，已由苦而乐了”⑧。如果说，文章中描写的妓女接客愈频繁，地位便愈低下，那就意味着，在许多观察者的眼中，衡量堕落的最终标准是看女人对卖身变得麻木不仁了，还是看上去甚至当作乐事。然此种种说法所揭示的，其实是推进现代化的改革人士及怀旧文人的心声，而远非妓女的真实生活。
划分地界：“此地风光不再”
妓女的等级部分地通过地界的区划表现出来，什么样的地段就有什么样的等级。民国期间出版的大多数欢场指南以及同时期的小报文字，都以大量篇幅关注娼妓业的空间分布。作者们开列马路街道、巷子里弄的翔实名单，指明各种等级的妓院的位置，还有的记载了一些等级的妓女从一处搬迁到另一处的情形。⑨对这些作者来说，登录场所的乐趣看来并不只在收集和重现地名，而是在诵念地名的过程中唤起那已经消逝的世界。
写于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的作品中，作者回忆起19世纪初叶的情形。那时黄浦江上有船舶载妓应客；妓艘游弋于停泊在港口的汽船间，舟子高声唤客，有意的商贾便请上船来。描写妓艘的文字总会提到女人之美艳，衣衫之讲究，以及江面上飘过的悠扬笙笛。⑩到了19世纪中叶，不知何因，船妓登岸，群居于老城区的虹桥一带，所应的嫖客为广东福建的商贾。1860年间，太平军围城，许多妓女因迁出老城区，搬到了租界（公共租界始建于1845年，法租界建于1849年）。百年间长三、 (4) 幺二妓院等不停地迁徙租界，有些资料称这种现象与西洋人来后上海日胜一日的繁华有关。
在民国作家的忆旧文字中，19世纪最后的二三十年一般被标以上海名妓的“黄金时代”。1917年时有位作者写道，从前富豪们在青楼挥金如土，故市面兴旺；对比之下，他生活的时代虽说妓院和妓女的数量大增，光景却是大不如先前，按他的说法，是白银外流的缘故。往日里，男宾云集青楼，据称只为笙箫欢歌，名流聚首；性事不说没有，却非采撷之重，倘使发生，也说成是一桩柔乡韵事，而非赤裸裸的钱性交易。19世纪后期，上海老城区内挨着北墙的里坊为妓院麇集之所。文人们笔下收进了那里的花园、围篱、竹帘掩映中的“红衫绿袖”，还有那顾盼之间的万种风情。最高档的长三妓院亦荟萃于公共租界的四马路（现福州路）和宝善街（现广东路）上的弄堂街坊，许多文章怀着深情历数了这些里弄的名字。民国时期，那一带是公共租界的商业中心，就在青楼近处，绸布庄、服装店、药房、报亭书店、戏馆、影院、酒楼和旅社鳞次栉比，沿街排开。隔了几个街区的妓院，就低了一档了，也是几经迁徙过来的：先是从老城区搬到小东门，后来一场大火烧了许多堂子，再后来搬到公共租界，在河南路、北京路、东西棋盘街和鸡鸭弄（老北门外）等处安顿下来。1920年后，公共租界开始禁娼，妓院遂逐渐移向法租界，沿着爱多亚路（即“爱德华七世路”，现名延安东路）两侧开设起来。作者们以诱人的笔墨勾画海上风月场，只道那是僻静、雅致、隐蔽的去处，富绅巨贾会粉黛，丝竹袅袅，绕室盘桓。描写的青楼女子，无不衣着得体，颇懂自爱，全然没有暴露在人们视线下的一般娼妓行径。
自19世纪末，属于公共租界的南京路一带便聚合着拼命拉客的马路娼妓（一则文字痛斥“冶叶倡条”，称之为“鸠盘荼不足当雅人一盼”），而城外临河一带，“亦多娼家，编竹为篱，抟泥成壁，湫隘殊甚。稍自爱者每不屑处”。公共租界北面虹口区内的北四川路，则集中了广州、东洋、韩国和（十月革命后的）白俄妓院，厕足其间的还有舞厅、影院、茶室、餐馆、澡堂、 (5) 美容院和按摩院，其中自有许多打临工性质的娼妓。到了20世纪，“大世界”（1917年开张）一类的游乐场和永安公司等百货公司的屋顶花园开始有女子弹奏琵琶，演唱戏段子，而端茶送水的女招待也兼做陪伴女郎出卖色相，收取一份额外的报酬。
据说高级妓女十分注意身份，与野鸡掰扯得一清二楚，为此不惜迁徙搬家，“以示不与同流合污，以为区别”。无论长三、幺二们本人是否真的以门户决定栖息地，几代作者所作的地界区划却表明，曾是高等妓院渊薮的福州路（四马路）到了30年代已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等次的堂子都有了。甚至在书场中，倡优在台上弹奏说唱，台下就有娼妓巡游于听众间拉客。时光流逝，旧时的高级青楼区衰败下来，档次一降再降，由此指南书中便常能听到“此地风光不再”的喟叹。当作者们说起浙江路上原先是青楼胜地的迎春坊现在却为“三等野鸡的窝场”，曾经赫赫有名的虹桥也变成“担菜负薪者的征逐场所”，无不唏嘘黯然。“花底沧桑”、“陵谷变迁”之评说，确立起书写高等妓女文字的一大主题：怀恋逝去的风光。
统计数字
上海娼妓业于史学家之所以重要，所涉妇女的人数之众至少是部分原因。然而要说出上海卖淫女子的确切数目是不可能的。公共租界对娼妓时禁时容，而在法租界，妓院则有营业许可证。各种市政府态度不一，这意味着没有系统地收集统计资料。妓院老板哪怕只为省下贿赂官员的费用，往往也会有意隐瞒生意的性质和规模。计数一事，和分类、管理一样，并非中性的活动。在上海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创建统计资料是国家政体法度建设过程的有机部分，体现了现代性工程所具有的侵扰特征，常受到被调查人群的抵制。统计数字貌似准确，然其搜集者为各种不同的团体，之所以要搞统计的理由也时时在变，至于统计对象，更是有十足的理由不说实话。
现能找到的残缺不全的统计资料表明，社会上的卖淫队伍呈不稳定增长的态势。据公共租界一位西洋卫生检查官1871年的统计，租界内有1632名中国妓女，而法租界公董局估计在法租界内有2600名。 (6) 两处的青楼据说多为国人而非洋人所设。1908年的一部指南列了1219名妓女（其中最高档的969人，次之146人，广州妓女42人，东洋妓女62人）。低等的妓女未列入，或许因为作者是在指点冶游高档青楼的门径，而非监测公共卫生情况。到了20世纪10年代后期，公共租界当局对卖淫比较关注了，遂发现妓女人数在增长，恐慌心理和勤勉的统计互推互动，两者都在升温。上海市工部局正俗科在191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妓女总数已达7791人，其中差不多五分之四是马路拉客的野鸡。1920年间，租界任命的淫风调查会的一项报告中提到，仅在公共租界就有4522名中国妓女，也就是说租界中每147个中国居民中就有一个妓女。报告还指出，若大上海以150万人口计，并算上在法租界活动的妓女，则上海每300个中国居民中就有一个女人以卖身为生。这些数字还不包括报告中所说的“偷偷摸摸的”妓女。事实上另外一组差不多同时进行的统计显示，在两个租界有六万多名娼妓，其中多数是被称为“雉妓”的街头拉客女，或更低等的卖淫者。
实际上每一个观察过上海滩景象的人都会说到，没有营业许可的娼妓以及有其他职业掩护的卖淫人数大大超过了有营业执照的妓院。20世纪，舞场内计时付费的职业舞女、按摩院里的按摩女郎、歌舞杂耍场里的女招待、旅行社的向导女、卖报纸香烟和水果的小商贩、巡回为水手织补衣服的补衣女等等——或是因职业需要，或是因收入微薄需要补贴，这些女人实际上都在从事卖淫活动。虽然当时的调查统计很少将她们计入妓女队伍，但在估算提供性服务部门的规模和理解妇女的从业选择时，必须考虑这些兼职的或“有伪装”的妓女。
20世纪20和30年代发表的数字与其说是统计的结果，不如说是社会科学学者和改革家所提出的粗略见解。他们拿出来的往往是大数，约数，是有伸缩性的数字；它们引导读者，使他们去想象有越来越多的、根本无以计数的妓女活跃在上海的大街小巷。1927年的一项估算称有执照的和无执照的娼妓数字为120000人，到了1935年，估计达100000人，增加的部分主要归因于农村的自然灾害和萧条时期工厂的倒闭。1937年，在日本入侵前夕发表的一份英文报告称公共租界有25000名妇女从事卖淫活动，也就是说，租界的每14名妇女中就有一个妓女。妓女 (7) 中有五分之一是“已知的职业卖淫者”，但作者们最忧虑的是百分之八十的非正式从事卖淫活动的人，她们在百货公司的屋顶庭院，在旅馆、公园、电车、影院以及在街头拉客。战后的一项研究将专职妓女的数字定在50000人，但也指出这数字应增加一倍，以包括“行为接近娼妓”的妇女。
这些数字意味着，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在一些时段，妓女的人数超过了棉纺女工数。按照1935年公布的10万妓女的数字推算，大约每13名妇女中就有一个妓女；按照战后的数字看，则是每15至20名妇女中有一个；如果只考虑年轻的成年妇女，则比例还要提高。调查报告的作者在探讨娼妓数字上升的原因时，最经常提到的是上海人口的增加，大量流动人口（贫富都有）从其他地区进入上海，以及男女人口比例不均。1910年到1930年间，包括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内的上海人口增长了将近两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人口与1930年大体持平，可1945年至1947年，人口再次增长了三分之一。1910年时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82%以上，到1930年时已超过90%。流入上海的女性人口在工厂，尤其是纺织厂找到工作；有的当了用人或奶妈，还有的进入娱乐行业，或当了娼妓。
但是流入上海的男人数目大大超过女人。30年代初，在租界以外华人管辖的城区里，男女性别比一般是135∶100，到了二战以后的三年间，这比例已下降到124∶100。而在租界，中国成年男女的人口比例更加失调，1930年公共租界的男女之比为156∶100，法租界是164∶100。民国时期的社会改革家总爱指出，城市人口中婚姻无着的男性过多造成了性交易需求的增长。虽说可能情况属实，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大多数年份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的成年男女性别比却稳步趋向比较均衡。正是在这同一期间，报告出来的娼妓数目却在稳步上升。
归根到底，数字的意义不在于准确指示娼妓业的增长情况，而是引导人们看到变化着的统计方法和统计目的。要对什么进行统计，为何统计，由谁来作统计，这些在上海是经常发生变化的。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继回忆录之后成为书写娼妓业的主要文类，改革代替了原先的赞赏而成为作家的主要议题，这时调查报告也就置换了原先的登记造册而成为娼妓业统计的主要手段。看似确凿的调查数字很快就过时， (8) 代之而起的是援用模糊的大数字的做法，所传达的意思是，卖淫已成为无法控制的、五花八门的并日益具有危险性的现象。当国家和改革者坚持实行对娼妓的监控时，统计成为大家都使用的一种手段。如此严生的统计数字与其说明对娼妓业的限制已见成效，不如看作是表现了上层人士越来越强烈的忧虑。
区分类型
从晚清到20世纪40年代，几乎所有关于上海娼妓业的长篇描述，诸如冶游见闻、指南向导、通俗小报以及宣传改革的出版物等，无不详述娼妓门户及与此行业有关的匪夷所思的名称和名堂。嫖界也是从知书识礼的名门之后到暂靠码头的外国水手，无所不包。这些妓女的名目中许多是上海特有的。别的城市同样也有当地的各种类型，也以差不多的方式作了分组归类，列数详述。但这些叙述并不仅仅在搞妓女分类，而是作为历史讲述出来。历史的叙述通常隐指三种主题：一是娼妓在中国源远流长，二是娼妓史与士大夫的历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三是当代娼妓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史平行，讲述了从文明到压迫与危险的一部衰落史。
20世纪初上海娼妓行当的术语渗透着早期历史的印迹以及对官场的讽喻。“倌人”是高等妓女的一种称谓，本意“为官之人”。1891年一位游览向导作者说，“倌人”出处无从查考，但认为用“倌人”称妓女或许因妓如官，均可视为“公共之物”。他还提出另一种解释，说该词出自元朝和明朝的“官妓”。另一种说书妓的常用称谓是“先生”。“先生”原是对学者、长者和受尊崇者的尊称，后来演变为说书艺人的行业俗名。英语中往往将这样的艺人译作“说唱女”或“歌姬”（sing⁃song girl）。1935年有一部《上海俗语图说》词典，编者遍查《礼记》、《论语》等多种儒家经典、搜寻“先生”的意思之后，苦笑着说未见一例称女子为先生的。正如上海妓女自成一统，未有先例一样，“先生”这个用语也没有先例（于是亦暗示其不合常规，甚至不合法）。“倌人”和“先生”两个称谓都挪用自有脸面的男性官僚士大夫阶层，于是产生了一个绵绵不绝的话题，即20世纪士大夫和高等妓女传统的式微。
(9) 书寓：从献艺到卖身
20世纪中，几乎所有写到娼门等第的文字都会感伤地从“书寓”说起，那是妓中的最高品格，当时已淘汰无存。19世纪后半叶会弹唱、善说白的妓称书寓，专门接待当地的文人学士。通常亦称她们为“书史”（说书倌人）、“词史”（诗词倌人）和“先生”，其表演的场所为“书楼”（说书的书场），所栖息的寓所便称“书寓”（说书人的寓所）。“书寓”亦指这一等级群体。
指南书的作者将书寓妓的艺涯谱系上推了一千年。在上海，据说男说书人为吸引听众，曾起用女性来说书，到头来女人说书说红了，男人便退居后台，操弦为说唱女伴奏。19世纪六七十年代书寓风气大盛。说书的女子演出时，其红纸名牌高悬书楼外。男人付一元点唱，便算是熟客了。演出后，有些说书艺妓也在自己的寓所应酬客人。19世纪早期，每年都有一次（也有说一年两次）会唱，相当于考核，来认证书寓资格；彼时书寓妓展示各自的唱、说白和操弦之技艺，通过者方得继续谓之书寓。书寓不独花容玉质，华服美饰，其酬宾的烟枪同样出名，更因工于说唱操弦而蜚声沪上。与等级稍低的长三等不同的是，书寓并不侑酒陪席。书寓的艺名（入行时取的名）不惟赏心悦目，且均有诗画的意韵。
依照书寓销声匿迹后出现的怀旧文字看，书寓等级自视清高，以艺技而非色相谋生，所谓“卖嘴不卖身”。民国时期有文章说，书寓门第管教森严，凡有妓与心上人苟且者，一经发现，必焚其卧具，扫地出门。
另一些文章则说书寓确在住所“卖色”，只不过是陈仓暗度，公开身份仍是说唱艺人。后来，靠艺为生的妓类渐走下坡，史料暗示说，概因此类女子不愿与客有狎昵之举（“过清高拔俗”了）。及至20年代，书寓已全部融入长三等级。长三自不及书寓品格高尚，多处文章提到 (10) 长三妓女“对狎客有求必应”。“书寓”一词断断续续-直用到1948年，大多数情况下指长三妓女；长三亦接过了“先生”的尊称。
20世纪的作者叙述书寓之消逝，唱出了往昔的挽歌。从前妓与客之间以艺为纽带，并不靠性。由此，“书寓”等级也成为追本逐原的载体，用来讲述优雅文明的昔日故事。与此相对照，一位指南书作者痛斥他置身其中的30年代，说“现在人欲横流，随潮流的趋向，而娼门中人，遂亦不得不松裤子带，为其招揽生意的不二法门了”。
书寓是否限制与顾客的性关系，毕竟是无法证实的了，至于她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技艺、生意与性活动的关系，则更是无从查考。史料中清晰可辨的是男性作者面对变迁的错愕和沮丧：过去只有饱学优雅之士方可享用的无以言喻的欢乐，现在已变成粗俗的商业买卖，变成任何人只要有钱就可买到的性。文中不只哀悼独特的书寓之退隐，而且还为旧文人曾共享的男性愉悦之消逝而扼腕长叹。
长三与幺二
本书第二部将详述高等妓院的经营方式与各种关系，事实上这部分内容在传统的分类中所占的比重远大于低等妓女的营生。高等妓院既是抒发忆旧情绪的中介，也是生发出男儿气概的场所。“长三”本指牌面为两排三点的骨牌。老规矩招长三侑酒三元，夜度三元，后来虽例规早变，称呼却是沿用下来。整个民国时期，长三居于娼妓等级之最。与书寓相仿，长三亦能歌曲，只是节目花样不如书寓繁多。她们服饰豪华，擅长宴席赌局的应酬，周旋于富商达贵之间。先前出租车还不怎么流行时，长三妓出堂差搭乘马车，或坐“肩车”，即由堂子里的仆役扛在肩头上送去，也等于给妓家的生意做了活广告。民国后期，福州路会乐里的长三妓院颇有名气。阔气的可招妓陪同看戏或游玩娱乐。诸如此类的差事，妓院收费均有定规。
(11) 长三一般年纪很轻。许多姑娘进长三妓院时还是孩子，是老鸨买来当“养女”的。过了青春期的女子，上等妓院就不肯收了。老鸨自有理由，一来人大了不好调教，二来在她身上花费不少，能干的年头却不多，不上算。
要结识长三，不靠她的一位常客介绍是很难的。长三姑娘日日接待应酬，不过一般却不能指望她与客人发生性关系，即便完全卖给老鸨的亦然。虽说要得到她的人需煞费苦心，但只要客人苦苦“追求”已久，又在妓与老鸨那里抛掷了千金，那么一亲芳泽也非不能。与书寓不同的是，长三并不避讳与狎客的性关系，民国时她们常与客人同往旅馆开房间过夜。长三妓院一直维持到40年代，为沪上生活一大特色。
再下来就是“二三”和“幺二”妓女了，两种称呼也都来自骨牌名。民国时期，二三逐渐消失，后一律统称长三了，然幺二却仍是分明的等级。民国时她们的资费说是打茶围、招待瓜子水果一元（俗称“于湿盆”），侑酒二元（故以“幺二”即“一二”谓之）。在通货变化的年代，幺二们实际的收费标准如何不清楚，不过民国年间要让妓女晚上陪伴助兴，耗费肯定大大高于“幺二”名字所示。众口一致的是幺二唱功不如长三，卖色费用也低于长三。幺二妓院规模一般较长三妓院大得多，每个妓院还下设许多小的堂子。
幺二妓院对生客熟客一视同仁，来者不拒。一则文字直露地评述道，“只要你袋里有六块大洋钱，便可教她跌倒在你铁蹄之下，元宝翻身，任你摆布。”有一部指南书写到有的女子离开长三队伍去当幺二，或是被管她的人（一般是养父或养母）逼着去当幺二，皆因幺二卖身钱来得快，不似长三堂子名堂繁多，耗时耗力，不容易来快钱。作者评道，长三姑娘去当幺二，弯子不大好转，感情上身体上对于说卖就卖难以适应。
作者们在历数上等妓女类别时，尤突出妓女因经济所迫而不得不多松裤带的时刻，以为那正说明妓业悲惨的滑坡。例如，1922年有一部花 (12) 界编年史记述道，市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青楼救济团”，观察家想当然认为成立该组织是为给工部局施加压力，使其取消禁娼的决议（详见第十一章），可不久就发现事实不然。该组织其实掩护了一个从事秘密皮肉生意的窝点，狎客经过筛选，价格亦十分昂贵。如今生活费用上涨，只有极少数的妓女能洁身自好，不以身取钱了。报道到此，作者不禁唏嘘慨然。
韩庄与咸肉庄
如果说在长三妓院，性交媾只是次要的或偷偷摸摸的勾当，那么针对着阔绰商户的“韩庄”（从“台基”一词演变而来）就是专做私底下男女苟合的生意了。从书写韩庄的回忆录、新闻报道、警世檄文、历史传奇等等看来，其滋味与危险均在于打破了严谨的家庭防守线：到了庄内，男人可以睡他人的小妾或体面人家的大小姐。这些文字意味着，只有在淫乱迷醉的大都市里，如此不轨才能自树一帜，合法生存下来。
韩庄风气从19世纪中期一直沿袭至20世纪10年代。除了官姨太和大小姐（她们中不乏来韩庄与家里反对的情人幽会者），韩庄也有一定数目的妓女，供客人包夜、包月或更长期的租用。女庄主起劲地罗致女人与狎客，庄花收了费与庄主拆账。写到“新党”男女如“新式学校”安排课程似的给自己的幽会做计划，文章作者不免露出嘲讽的意味。随着旅馆业的兴起，韩庄营生衰落下来。旅馆又提供了一处私会的场所。
20世纪，韩庄渐为更加公开的公娼堂子——“咸肉庄”——所替代。与各等级的高级妓院相仿，民国时期的咸肉庄也是公开的设施，也纳税并领取执照；但与韩庄类似，目的只在让情急的男人立即满足淫欲。客人来了只给上一杯茶，而不是头等妓院里的各包点心，也不讲究交际。1932年的一部指南书写道，咸肉庄
完全以肉欲为前提，所以最受急色儿的欢迎。因为没有妓院的虚伪周折，痛快地纳了相当的代价，便可满足欲望。 (13)
这里的女人是“咸肉”，指南书的作者写她们的时候尽情把玩文字游戏，说什么生意清淡的小肉庄里“未尝没有火腿家乡肉在里面，既可便宜，且招待殷勤”，谈“肉味的美恶”与价格的关系，介绍“斩一刀”的花费（20世纪30年代3元，全夜5—8元）。说起令人谈虎色变的性病，一部30年代的向导书用了“咸肉臭”的字眼，另一位则提醒读者说，“食肉自以新鲜为贵，加过盐的咸肉，非但失却肉的真味，并且多少总还带些臭气，非胃口好的朋友，终有些不敢承教”。咸肉还作为一种转喻，指明了上海作为外埠人聚居地的性质：
咸肉虽不清鲜，却耐贮藏，旅客携作路菜，最为相宜，整块煮熟后带在身旁，随时可以取用，割下一块，送到嘴里就吃，便利极了。上海是活码头，出门人最多，“咸肉庄”就为便利旅客而设。
不讲社交，只管解决性欲，这是咸肉庄的共同点，但别的方面咸肉庄之间却有很大差别，高档的“贵族屠门”装饰华丽，寻常的也就是基本设备。普通肉庄的妓女接客的房间俗称“鸽子棚”，小得只够放一张床。接客时间的长短按付费多少而定，一个完事再接下一个。老鸨们被毫不留情地形容为“一种剽悍凶暴的老妪”或是“一般风骚尖刻的徐娘”，标志着这一类堂子相对属低层次，因为说到高等妓院的业主是从不用如此粗俗的字眼的。
或许因为咸肉庄是在公共租界开始禁娼的时候兴盛起来的，所以大部分都开在法租界的八仙桥附近。到20世纪30年代，指南作者开始评论说“‘咸肉’营业跟着上海旅馆事业，一同突飞猛进，近年来大有压倒长三幺二之势”。这些描述只是沧海一粟，反映了当时弥漫着的情绪，即娼门等级界限打破，原先以书寓长三幺二为中心的妓院文化败落了，直截了当地变成了拿钱换性的生意；随之大滑坡的，是原先那个有序的社会。追忆长三和蔑视“咸肉”在这类文字中总是联系在一起。
(14) 雉 妓
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上海，最大的妓女群体叫作“野鸡”或“雉妓”，其人数远远超过其他等级。文章写到咸肉庄，有关疾病和性的商业化的调子就已很普遍了；写到野鸡，更是有顾客遭遇人身危险的恐怖描叙。那些找马路拉客女的男人被说成“打野鸡”，可事实上在史料中看到的分明是女人在当捕手。每当夜幕降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大马路两边可看到一群群的野鸡，拼命在小商人和走街串巷的贩夫走卒中拉客。（见图1）那个时期的指南向导书反复告诫来沪旅客千万小心野鸡，她们见路人就上，所做近乎偷盗勾当。最不堪一击的是乡下人：
倘客虽乡愚而似有钱者，则以钓鱼之法使其心神迷乱身不由主，平日一文如命，此时千金不惜。
有一作者错杂地使用了禽鸟的比方，他警告说，野鸡“好像老鹰抓小鸡”似的紧抓捕食对象不放。还有将野鸡的方法形容得如团伙打劫：
上海野鸡拉客人，都半是三个人服侍一个。……在马路上还客气些，若被它们诱进了暗弄堂，那是野鸡老鸨一窝蜂地上前，将他围困垓心，他若还要倔强，那就实行绑票手段，将他像戏台上的活擒张任似的，四脚朝天的抬进鸡窝，乡下人常常被她们摆布得唤救命。
这位作者还说，更糟糕的是野鸡还有一种方法，把客人拉到黑暗弄堂里，“实行抬乡下人的麻糕，以引起男子的性欲狂”（麻糕形似阴茎）。至于野鸡的索费，按1932年来说，所谓“一炮主义”一元，夜度则七元。
与其他的妓女类型相仿，野鸡内部也有种种区别，并非写到野鸡就只有贪婪二字。有的野鸡专门乘坐三轮车在南京路兜风拉客，有的去茶楼戏院，看到有意思的男人装出羞答答的样子。还有的名字听着就怪，叫“住家野鸡”，她们从不外出拉客。20世纪女性的装束有了很大变化，野鸡于是开始学样，脚登皮鞋，戴着金丝边眼镜，修着短发， (15) 打扮成女学生的模样。然而抛头露面乃是野鸡的整体特征；与其他等级的专职妓女相比，野鸡主要是在马路上游荡。
从年龄看，野鸡和下等娼妓总是被程式化地描述为两极，要么十分年轻，“未成年”，要么就是年纪大了，“迟暮佳人”，“营养窳劣”。所谓“年纪大”通常是指20岁到30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高等妓女不多，但野鸡的人数却很多。从支离破碎的史料中可看出，随着下等妓女队伍的扩大，妓女的平均年龄也在往上走。(https://www.daowen.com)
虽然野鸡的活动范围是马路街道，她们却并未脱离妓院这个制度。雉妓堂子远不如长三幺二妓院那样讲究社交礼仪，不过打茶围的嫖客象征性地付点钱，也会上两盘点心（装干湿），他便可以坐着与妓女打趣说笑。但这只是小插曲，有指南书写道，“不等你坐到一刻钟，她就要求你住夜，你如不允她就要行逐客令，实在没有味道”。
所有有关娼妓的史料都将野鸡写成受老鸨虐待之典型。尽管她们荡马路，站弄堂，并不关在堂子内，而且从整体上说，年纪也长于高等妓女，但这些并没有使得她们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更多的自主权。她们站马路时，娘姨或老鸨就在一旁监视，拉到客人就领回堂子。（见图2）欧内斯特·豪泽在1940年出版的《上海：待售之城》中回忆了战前的情形：
入夜，电影院散场出来，便可看见穿着蹩脚衣服的年轻中国姑娘同年长的阿妈手挽手的，一对对沿着南京路上闲荡。这些姑娘看上去很不开心，可想而知，若不是因为那些讨厌的阿妈，本来她们中间会有人想方设法回到乡下去的。
1923年一个外国人的改革组织做的调查报告中写得更明白：
不论天冷天热，不论下雨、霜冻还是下雪，只要一到晚上就得扎堆站着招呼男人，路人稍有反应便一拥而上，非哄着他答应了不可。拉不到客人，姑娘就要挨打了。
此类评述不限于主张改革的西洋人。一部指南书写道，迫于老鸨的压力，“在深夜三四点钟尚站在马路上的野鸡，她们不教人去‘住夜’，往往向路人哀告说：‘对勿住帮帮倪格忙罢！’”
(16) 在改革者和社会学者的笔下，更能说明野鸡的低下境遇的，是她们与客人性交的频繁程度。1948年对500名各阶层妓女的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女人平均每个月性交活动10次至30次，有的甚至说有60次。改革者的文章中还列举过更高的数字，说有的老鸨逼着雉妓一夜接客4人至20人不等。改革者还将低等妓女视为性病的主要来源，因为同其他人群相比，妓女传播性病更广泛也更迅速。
此外，和其他类型的妓女相比，雉妓至少还有一个方面遭遇更为悲惨：她们平时不待在妓院里，而市政法令是禁止街头拉客的，因此她们也就时常与执法的警察发生冲突摩擦。有的指南书给上海游客出主意说，摆脱纠缠不休的雉妓的惟一办法就是把她拉到大街上去，因为她怕巡捕干预，于是乎也就松了劲。到了20世纪30年代，几乎所有关于雉妓的文字（不论何种文类）一概唱起了可怜苦命的调子。一位指南作者写道，野鸡拉客若不够放肆，便要讨鸨母的打骂，“但是一放肆，巡捕的哭丧棒那是毫不留情的赏她几下”。拉来了嫖客固然躲过了毒打，但是觉也睡不成了，因为这些男人会“缠扰一夜”，直到他们的“性欲发泄到无可再发的时候”。用这样的眼光来看问题，野鸡放肆拉客的做法也就不怎么具有威胁性了，1935年一位指南作者已操起了改革者的表述：野鸡“这副凶如虎狼的状态，实在可恨可怜，因为她们受了环境的支配，生活的逼迫”。
花烟间和钉棚
最低等级的要数在“花烟间”和“钉棚”卖身的娼妓了。花烟间即客人边吸鸦片烟边嫖妓（“花”）的地方。与高等妓院一样，开始它们也在老城区内（小东门一带），后来迁到了租界，散落在各处。此类堂子淘汰得最迟的是打狗桥附近的三五家。1893年一部回忆录的作者将雉妓堂子和花烟间进行了比较，说前者要花三四元，破衣烂衫的还拦住，花烟间则贩夫走卒都让进，抽烟玩女人两不误，全算上也就一百钿。
指南书一般不描写高等妓院的常客，也许因为这些书好像就是直接为经常光顾那里的人而写的。 (17) 对比之下，作者们写到雉妓堂子和花烟间一类的低贱场所，便往往露出鄙夷不屑的样子，不遗余力地将自己同那里的狎客分开。书中描写的花烟间又小又脏，没什么家具，被子臭烘烘的。花烟间同周围房舍的区别在于靠在门口的一张梯子，那是它的“特别标志”。“花儿”们在门口有坐有立，唱着“十杯酒”之类的淫调，看见有人走过，便叫住他，使个眼色，然后一拥上前，将那人像“俘虏般”擒上楼去。
到花烟间去嫖，俗称“跳老虫”；何以叫作跳老虫，解释也是形形色色。一部指南说“跳”指的是女人见有人过来便从梯子上一跳而下的习惯。另一书则定义得更加直白：
这也是一种象形名词，老虫当然是象征某种器官，此虫无长劲，一跳即完，“跳老虫”者言其特别快也。
白天的买卖俗称“关房间”，1910年以后关房间的价格是两三角，可“住夜厢”即夜度则要二元。有的资料说，1933年禁烟后，花烟间就销声匿迹了，另一些则认为花烟间的名称照常使用，皮肉生意照做，只是不再开灯点烟了。
钉棚散落在城北的闸北、虹口一带，是极其简陋的堂子，嫖客都是些“头脑简单经济力弱的劳工们”。价格也贱，一炮式的一角，夜度也就一元。这种场所的性交易被赤裸裸地称作“打钉”，顾客全然不必如在高等妓院那样去做花头或懂得开条斧等等的规矩。
洋娼妓与“冒险家的乐园”
上海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妓女，她们由被改革者称为“白奴贩子”的拐卖妇女者贩运来沪。洋妓的客源主要是洋人群体和靠岸的水手，有些也做华人嫖客的生意。上海有“冒险家的乐园”之称，至少部分是受了欧洲人写的游记的影响，这些游记中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沪上欧美妇女的妓馆中所能享受的声色之娱及其危险性。同中国人写的指南相仿，这些据说是亲历见闻的叙述其实也是你抄我我抄你的，每说一遍都会添枝加叶。不少外国作者构造出他们想象中白种女子遭受中国男人摧残的可怕故事：
(18) 站在车杠间的黄包车夫听说要拉我们去施高塔路时便咧开嘴笑了。那是个臭名昭著的地方，听说开着三百所妓院，每所约十至十五名女人，各国的都有……这类妓院主要是外籍妓女管理，有俄国和波兰来的犹太女人，还有许多罗马尼亚人。那是罪恶的渊薮，是中国杀人魔王、外国凶手和拉皮条人的围猎场和总部，其中大多是漏网的罪犯。数百个姑娘经他们的手转来转去，从一个妓院到了另一个妓院。妓女中有许多美国姑娘。那些家伙会讲出他们在美国的城市里如何不择手段地引姑娘们上钩，也有女人受了魔鬼操纵，自己愿来，总之将她们弄到手后转口到此挣大钱，因为有东方人情愿出高价玩弄来自遥远国度的白种女人。
有作者认为，在一个危机四伏、毫无人情关爱可言的大都市里，白种女子与东方人的接触必然以女人受伤害告终：
当然，结果就是疾病与死亡；那是无可避免的。再严谨的预防措施也无法保护妓女，使之不染疾；一旦得病，在妓院里就没用了，就必须离开，要么拖着垮掉的身子悲惨地回到远方的故乡，一辈子就这么打发了，要么就是死亡，其惨状无法记录，因为她死在这座对她的命运毫无兴趣的城市中某个阴暗肮脏的角落。
外国人对在沪欧洲妓女的描写侧重于有梅毒的非白种人对白种女人的威胁，但中文资料则比较杂，且很少有将洋妓写成受害者的。1905年的一则叙述对白人妓女毫不客气：“其人大都龋齿蓬头无异药义变相狮王一吼见者寒心。”
后来的报道好得多，或许反映出公众已对卫生和经济问题比较关注了。高等妓院中西洋妓女洁净无毒，工作环境良好，每夜收费50元也能积攒下一大笔钱，对此种种三四十年代的文字都予以肯定。
欧美妓女中人数最众、地位最低的要数俄妓。最早的一批于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就来上海了，由此引发了传教士杂志《中国记事录》的愤怒之声。记录者是位洋人，他深恐大批白人妓女的到来会打乱半殖民地上海的社会秩序，还可能有辱所有白人的身份地位：
如果不采取什么行动的话，那么我们的文明的好名声，是的，连我们的家园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自从日本人占了满洲南部的省份、将这些地方的妓女统统赶出去后， (19) 中国沿海的通商口岸就充斥着这类劫掠成性的货色。
尽管“出以公心的公民”努力组织“治安维持会”来驱逐这些妇女，以使街道马路不再受到“这些轻佻女郎侮辱性举止”的骚扰，然而俄妓的人数持续增加，十月革命后更是如此。30年代一位观察者估计住在上海的俄国妓女达8000人之多，而其他国籍的白人妓女也就2000人。许多人来自北方城市哈尔滨，她们或公开在法租界和虹口区的“罗宋堂子”卖淫，或在舞厅当舞女兼卖淫赚点外快。有的俄国女人在虹口的酒吧间工作，客人买10元一瓶的酒她们就能得1元，一个外籍观察者这样描写道：
这些女人也许并非娼妓，但与之接触的男人没几个会否认她们中的多数在酒的作用下也很情愿干点卖身的副业，而饮酒是她们的正业。……与其让她们一瓶酒挣一元，毁了身体，最后变得比最低贱的畜生还低下，还不如让这些可怜的女人正经去当妓女（如果可以用这样的字眼的话），钱财上可挣足了买卖的好处。
白俄堂子为招徕顾客，雇用了华人无赖做“领港”，他们给路人赏览“西洋百美图”，并领着穿街走巷至深处的堂子。无论中外作者笔下的这些女子都可怜兮兮；与其他的西洋妓女相比，俄妓更容易成为狠心人口贩子的牺牲品，长相又差（一中文指南形容说“俄妓论姿色臃肿如蠢猪，骚臭不堪向迩”），也更容易染杨梅疮。一位作者规劝道，“不若直截痛快的实行一炮主义”，也不要同俄妓过夜，语言隔膜，终是无趣。
日妓也在虹口一带营业，尤以北四川路居多，20世纪都知道那地方叫“神秘的北四川路”，路两边全是粤妓馆、日妓馆、俄妓馆、赌场和按摩院。日妓中有艺妓，19世纪的资料中形容艺妓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其不易近身这点有时会同长三幺二比较。同一些资料还说要宿日妓相对更容易些。有些日妓兼职做侍女、茶馆招待，或开小饭馆；还有的靠走街串巷的小贩和黄包车夫为她们拉生意，“一炮”收费几元。
(20) 对在沪日妓的描写受到中日之间政治矛盾的影响。例如，1919年底发表的一篇写艺妓的文章中就提到，《晶报》说自“五四”以来学生一味地“调查死日货”（为了抵制日货），却忽略了活日货。北四川路说得如日本侨居地（原文只说“××侨居地”，因30年代初曾时不时地禁止在可能被解释成抨击性言论的内容中提到日本）。沪上的日本艺妓馆被说成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有以色欲麻醉其他民族的方针”。同时，日妓又被说成“别有风味，因为日本一切倭化”，陈设简单而索酬不菲。30年代的一位作者认为嫖东洋妓院的好处是无染病之虞。未行交媾之前，嫖客必先行淋浴，由日本女佣伺应洗拭并检查有无毒疮溃烂等状。文章告诉华人狎客说，假如因就浴时赤裸裸的与侍女调笑感到不自在，反而会被人家看成“洋盘”。再者，因日俗是席地而坐，进门必须脱鞋，所以应注意不穿有洞的袜子，免得让日本女人诮笑。这些警示性的用语都带有民族主义情绪，于是日妓一方面受到嘲笑，另一方面又被视为洁净和精致的标准。
归根说来，书写娼妓业的中国作者对在华外籍娼妓很少注意，无非是说到有东洋西洋妓女存在，并将她们的状况、地位与其国籍联系起来（如卑贱的俄妓、强大的日妓之说）。令外国作者和读者神往的“冒险家的乐园”故事将上海描写成各色人群汇集的异域大都会，那里有心怀叵测的欧美人，还有不可知的他者。这样的世界对中国作者和读者没有什么意义，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详述社会类型并分出等级高下，点出社会问题，建立行为规范等。在中国人为国人所写的文字中，上海再现为巨大、复杂而危机四伏的地方——但并非不可知。在中文语境中，洋娼妓处于娼妓等级之外，不在中国人的思虑之内。
区分地域及原籍等级
和上海其他经济部门的劳动者一样，大多数娼妓并非上海本地出身。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上海在不断扩大并吸引乡下人到来的现实：在乡村的危机和战乱逼得农民离乡背井时，很多乡下人怀着找到工作的希望来上海闯荡。妓女的籍贯构成也映射出沪上商界 (21) 和官场的强大地方派系势力，如有广东帮、宁波帮和长江下游城市的帮派等，从这些地方来的男人似乎也偏爱来自原籍的娼妓。娼妓的籍贯还反映出这一行当中人口买卖的特殊性质：买了女人的贩子都情愿在离她们老家很远的地方再卖，如此才可摆脱她们家人要财物回报或分得赚头的纠缠。对于妓院老板来说，买外地女人也意味着对她们更大的控制权，因为“一旦离开了老家的社群，妓女就完全只好任由管她的人去摆布了”。出于同样的理由，如当时有人所说，“给卖掉的或典押的上海女子通常也运往很远的地方。”
和上海大多数行业一样，妓女的原籍也是决定娼妓业等级的重要因素。书寓和长三妓院的妓女据说主要产自江南城镇，尤其是苏州（有名的美人乡）、无锡、南京、杭州、常州等地。长三妓院讲的是酥软的吴语，即使上海本地的土娼也会强效苏白，至少用苏州口音装点门面，冒充苏帮。
苏帮雄视业界，故在作家笔下苏州出身便自然就是天生丽质了。当年会乐里有一家规模不大却生意兴旺的妓院，据曾在附近居住的人回忆说，馆内有两名妓女，分别是苏州和山东人，“那第二位美艳无比，根本看不出是山东人”。自幺二以下便不是清一色的，有长江下游的，有扬州和苏北各地的，还有江西、湖北、天津、广东等省的。雉妓和花烟间据说都是扬州、苏北人，光顾这种堂子的嫖客也是苏北籍的劳工。苏北帮在市场上也有自己的地盘，如有的专门划船到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舢板边，在中国船员中搭客。娼妓中以苏北人为底层的等级与籍贯交叉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上海的职业结构。
地域的区别还在其他方面影响了上海的娼妓业。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许多有钱的广州人只好移居上海，做起大生意，如开设了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等。由此，粤妓的地位也相应提高。在沪的粤帮有自己的一套复杂用语指涉性活跃女子、童女子、宴请等，有自己的房间装潢习惯，自唱自弹的表演风格，在北四川路也有他们的地盘。
(22) 粤妓馆是上海广东帮错综复杂的商业利益的组成部分：妓女设宴从粤菜馆点菜，陪伴客人去的也是广东人开的饭馆和旅馆。和苏州妓院的许多女人不同的是，粤妓并没有卖给妓院老板，一般说来她们对自己的工作有自主权。整个民国期间，长三已不是那么难以接近，粤妓亦然，她们接待的圈子已扩大。20世纪之初，顾客要一名粤妓陪坐斟酒必须通过熟客介绍，可到了30年代只需在广东餐馆前的彩牌上点名，随时约她出来便是。
宁波帮也常出现在民国时期的小报和指南中。管理宁波堂子的是宁波老鸨和宁波堂差，宁波娼妓栖息并出没于五马路和大新街一带的旅馆里。尽管宁波堂子公然做生意，但并不纳捐，也不领照会，所以实际应算非法经营的私娼。同长三幺二一样，她们也在住处摆酒待客，欢迎客人去“做花头”，但若客人想同哪个女人销魂，就必须另开房间，因为她们的住处地方小，摆着厨房的家什更是拥挤，还散发着阵阵夜壶的尿臊臭以及给客人当点心用的宁波咸鱼咸螃蟹浓烈气味。至少有一位上海作者评论说宁波堂子的饭菜闻着刺鼻，音乐听着刺耳。档次高的粤妓和宁波娼妓只认同乡，一般不与其他地方的客人打交道，起码语言不通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据说凡是迷恋苏帮和扬帮高等妓女的人都瞧不起粤帮。指南书中提到广东宁波娼妓必着重于怪异的地域特点，她们的衣饰、饭菜、乐曲、表演都略显古怪离奇。
广东帮里还有原籍广东东部的女人。追溯起来，19世纪初期那里就已有女人来上海谋生了，在虹口一带和法租界专门做外国水手的生意。一则文字写道，在这些地区，“每到薄暮深宵，尝见白衣白冠之水兵，在该处蹀躞徘徊，意有所属。而她们亦浪声秽语，媚眼横飞，以施起勾搭手段。”每月卅号为水手领薪饷的日子，生意便格外火爆。这些女人有个特别的称呼，叫“咸水妹”，对此有种种不同的解释，有说指专接海员，有说她们出身船家，有说是广东话中漂亮妹子的音译。中文材料里有说她们身着奇装的，有说丑陋的，有说打扮精致的，有称道美丽的，真是说什么的都有。晚清时期的一部回忆录中提到咸水妹们“赤头大脚”，与那时穿着讲究、缠足的长三相去甚远。
20世纪30年代以前，咸水妹只接水手。也许正因此， (23) 她们一出现在上海，其传播性病的可能性就引起外国作者的注意。1871年公共租界的卫生官员爱德华·亨德森一面谴责外国水手光顾的妓院肮脏不堪，一面辱骂外籍嫖客中的非白种人。他说这种设施“黑暗、肮脏、简陋，而在一切方面最最蹩脚的恰是马来人和黑人等常去的地方”。后来一则外文材料则与此相反，说是接近（白种）洋人才使她们干净，说咸水妹“比别种娼妓讲卫生，因为广东人爱干净，也因为她们希望招徕外国人”。尽管如此，她们与外籍水手的接触以及由此引起的性病蔓延还是引起了英国海军司令的注意。1877年时他要求上海开设一家性病医院，对广东娼妓进行检查和登记。这些女人没有被吓倒，她们反进一步利用贴着自己照片的医院注册卡当招牌，给自己拉生意。检查持续至1920年，此后持照的娼妓业从公共租界淡出，尽管废娼实际有多大成效很难说。
外国作者认为，如咸水妹不通过卫生检查的话，对外国人是很危险的；话里的意思是，咸水妹正因是华人，才携带病毒。中国作者则有相反的立场，他们认为妓女得性病是因为同太多的外国烂水手睡觉。有指南书说咸水妹一夜接客竟多达二三十人。还有作者将传染一词的词义扩大，不仅用以指传染性病，还指染上了坏作风：“因终日与外国水手交接，因此一切都染了洋化。”他告诫问津者说，咸水妹会处处作弄不懂英文和广东话的嫖客，对睡熟的客人会乘机抄靶，偷盗其钱财；还有，她们不说怂恿，至少也坐观外国水手与华人争风打架，于是他规劝去那里玩的客人定要先问明退身之路。从指南书上可看出，咸水妹是陪衬，衬托出中国高等妓女的风雅：她们有一套套讲究的社交花样，让客人玩得开心；这些客人不只好赌、讲究吃的排场并期待着欢合，他们也爱好戏曲，喜欢清谈说笑。接触外国人并没有提高咸水妹在娼妓等级中的地位。
门户森严
指南作者在描述娼门等第时并不将这当作自己的创建，而认为那是娼妓本身所懂得并严格实行的一种制度。在许多以上海为背景并拥有本地读者群的娼妓小说中，作者们所表现的妓女都清醒地 (24) 认识到门第等级的存在，无不处心积虑地想维持自己的地位。一部研究娼妓小说的著作如此刻画那些虚构的名妓的“等级意识”：长三瞧不起幺二，谓之“粗俗不堪为伍……急吼吼，心黑，一副俗相”；幺二回敬长三，称她们“摆噱头，绷空场面，那点礼数不过是掏客人腰包的伎俩而已”。这也是野鸡瞧不起幺二的道理：她们“一味地虚伪，骗人”。无论长三幺二还是野鸡统统看不起粤妓。
陈定山在回忆战前上海生活的书中讲了一个名叫素珍的雉妓的故事。素珍长得很美，有“野鸡大王”之称。她是“住家”野鸡，有一所独院，外出搭客时乘坐镶银嵌铜的车辆，刻意不走寻常野鸡出没的地段。《晶报》常报道素珍的行踪，给予她往往只有长三们才享有的关注。画家郑曼陀与之过从甚密，用她做模特来画日历牌上用的美人肖像，没想画卖得出奇的好，画家出了大名，公众亦很想探听画上的女子何许人也。从前郑曼陀用的模特大多为高等妓女。等小报将他与素珍的韵事公之于世，曝露了他使用野鸡做模特的事实，不要说好人家的年轻女子，就连长三幺二也一概不肯再让他画了，他上门也不见，还不买他的日历牌。商人也不从他那里买肖像做日历牌，转而去找他的两个学生。郑曼陀受到如此打击，改画风景，收入急剧下降。按陈定山的说法，长三幺二认为自己的肖像若是与低级得多的妓女的肖像在同一出版物中面世，太有辱自己的身份。那妓女再漂亮、再有钱也不行。
就如讲述妓女生活的其他方面时一样，讲述者所关心的事与故事中人关心的事不可能分开。指南书中的高等妓女之所以有很高的地位，正因为她们懂得如何严把门户。客人是见多识广还是乡巴佬，谈话是妙语连珠、充满机锋还是戆大的闲扯，是精美地展示自己还是俗不可耐的招摇，这些在她们是泾渭分明。书中说她们与低等妓女冰炭不容，她们如此热切地作出这种区分，可能出自内心的忧虑，想保持住已在下滑的地位。但这也可能是缠结着旧时情怀的文人所用的修辞手段，借以道出他们自己的忧虑：现在的世界上，旧有的界限在松动，再也不稳固，一切等级制度都在摇动。无论妓女是否与嫖客一起把守着娼妓等级的疆界，那等级却已经被流动的摩登的娼妓业冲得摇摇欲坠了。
(25) 零工式卖淫与摩登卖淫
想在一种等级体系内囊括形形色色的上海娼妓业是不大可能的许多妇女并不在妓院体制内从业。她们是性劳务市场的零散工，按需要在这里进进出出，挣些外快作为工资收入的补贴。这样做是违法的，因为她们没有得到上海市政机关发的执照。所有的观察家一致认为当局对于在妓院内外从事性服务的妇女进行注册登记方面做得很不成功。无照经营的娼妓人数等于或超过了长三幺二雉妓等等有执照的妓女。无照者有种种名称，如“私娼”“暗娼”“私窝点子”或“半开门”等。打零散工的妓女如其他的妓女群体一样，成分很复杂。有的差不多可以算小贩，有的是女裁缝，还有韩庄的庄花一类，衣着打扮像体面的上等人家人，在戏院里搭讪男人。此外，一般都知道通过中介人雇来的女佣同东家的关系是“日里主仆，夜里夫妻，一物两用”。
指南书谈到高等妓女时，教顾客如何言行得体，免得出洋相（见第三章和第五章）。说到野鸡和其他低等妓女，重点便挪到如何规避纠缠和预防染病。假如指南的分类中包括兼职的和临工性质的娼妓，那么主题又有所变化。作者会用这些娼妓来告诫人们说，偌大的上海环境复杂，事情往往不是表面所看到的那样。社会地位是模糊不清的，想要在社交场上行为得体，就必须具备都市中人的本事，能透过表象看清实质。指南作者就派发自己充当知情者，传授要紧的知识。
考虑到茶室女招待、舞女、按摩女、向导女、脱衣舞女等附带卖淫的职业激增，就需要对娼妓等级不断进行修订更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尤其必要。（见图3）女招待、舞女等收取费用，做陪伴、娱乐招待及提供性服务；从事这些新兴职业的女子穿着西式衣裙，俨然一副新式的人上人的派头，迥异于旧时的名妓做派。她们做的是“摩登”的娼妓业，强调为工商阶级的人士提供实用的高效的服务。
女茶役又叫“玻璃杯”，因所端饮料而得名；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她们为下等游艺场的茶客提供陪伴服务。（见图4）当年福州路 (26) 一家游艺场的经营者发现雇佣女招待很能招徕顾客，于是这种特殊工种应运而生，对女性开放。互相竞争的游艺场纷纷辞退男招待，雇佣女招待。30年代时，客人要一杯茶，女茶役收取一两角的茶资，外加一角小费。指南作者说大多茶客心思都不在茶上，而女招待也被说成专长于抛媚眼，打情骂俏，“卖春”，给人捏来捏去。一位给妇女杂志撰文的作者间接地道出了这些女子与斥责其处境的改革者之间的隔膜。她说，“午夜，游艺场里的灯火熄了。……被玩弄的女子们终究去被玩弄了，在我们旁观的第三者，当然不明白被玩弄者的心绪的”。一则文字声言大多女茶役有十来个常客，30年代时每月可净收数百元，生意清淡时，还可与客人过夜挣到额外收入。还有些人则没那么高调，他们描述的女茶役不拿薪水，卖出的头六杯茶还需向账房倒贴钱，因工作性质关系，她们必须花钱买衣服和化妆品，经济上不堪重负，因此才同男人睡觉，可从他处“得到几块钱，或丝袜子高跟鞋旗袍料一类的东西的”。关于咖啡馆女招待和酒吧女的报道中也有同样的描述。
好几篇文章特别提到，女茶役不受妓院保护，而在公共场所工作，所以不得不同直接控制她们的营生的地痞或曰“老公”维持良好的关系（包括性关系）。有时女茶役的故事还讲到她们原先是工厂的女工，同日本人关系紧张以后那些雇佣她们的厂子倒了，她们被迫走入现在这个行当，天天同男人打交道，而男人对之不过是始乱终弃。此类故事将个人所受的羞辱与民族的耻辱联系起来，虽说两者究竟是怎样的联系并非总能说得很清楚。
20世纪30年代跳舞场在上海时兴起来，不少妇女也就应运当了计时舞女，其工作就是同买了门票进场的客人跳舞，还要劝客人买昂贵的香槟酒，她们从中可稍稍提点成。自有舞场以来，形形色色的女人都被吸引来做伴舞女郎，其中包括出完夜间的堂差来舞场挣外快的高等妓女，也包括下等娼妓，她们将舞场当作搭客的主要场所。
刻画舞女生活的文字中最常见的是她们的辛酸与卑微。跳舞本身在西欧并没有什么恶劣的意思，“不过一到了我们东方，就给一般色情狂， (27) 或图利的商人，视作一种色情营业”。许多文章提到舞女的家庭往往在风雨飘摇的经济和战乱中备受磨难，她们只好选择此业以养活父母和兄弟姐妹。文中常会提到不时有舞客对她们动手动脚，她们只得忍气吞声；有的拼命想读点书，好离开舞厅；舞女时刻面临直接步入卖淫的危险。书中有时也写她们与其他一些出卖色相的“摩登”女郎一样，捏在老板娘或契约人手里，备受虐待，因此处境同那些有明确的妓女身份者并无二致。有的虽不直言，却用类比的方式委婉地暗示舞女的卑贱地位，如一篇文章就称：“舞女和倒粪夫，在绝不相同的上海环境中求生存，前者结束上海之夜，后者开始上海之晨。”
一般认为，按摩女系又一类以服务业装点门面的变相娼妓。上海首批按摩院开在法租界、公共租界和北四川路，请的是法国和俄国的女郎。中国的指南作者告诉读者说，那里所谓的按摩“完全是淫技的一种。所异于操皮肉生涯的，一则以手接触，一则以？接触而已”（问号为原文所有）。按摩院讲究卫生，一尘不染，因为“西人爱洁是天性”。华客或还可盼望“有意外的艳福哩”：“若是长得俊秀翩翩，我们在想尝洋味，她们也未尝不在想尝中味。”然该指南又下结论说，若是沉湎其中，“那无异简直作西洋浪女的玩物”，受她们的欺骗、耻笑，不谙西语者还“处处居于被动地位，活受罪做傀儡”。与“冒险家的乐园”一类作品中谈论洋妓的情形相仿，人们对西方的认识和探讨是通过关注西洋性工作人员的肉体而进行的。书中写到的欧美按摩女既是清洁卫生的典范，又会导致危险和屈辱，与之接触的中国人只有放弃主动性和控制权才有可能享受愉悦。
中国按摩院仿效西式做法，按摩女多在西洋按摩院中做过助手女侍，有过训练。这些按摩院用“晶宫”、“迷宫”等名义在小报上刊登广告，按摩女也同长三们似的，取了香艳的名字。吹捧文字说“按摩女都是国产品，所以最合国人的胃口”。中国按摩院分土耳其派、俄国派、巴黎派和中国派等等不同的按摩方式，然其主业乃是性。据说按摩女为客人提供“清”或“浊”两类按摩，“浊”也就是“开炮”或“手淫”。 (28) 一指南书讥讽地说：“也有几家专门在按摩上用功夫……不过是少数而已。”
按摩院成了激烈的警世言论的议题。一部指南警告说，按摩院只是将客人的病痛转移到身体的另一地方去，害他得了“风流病”；另一作者指责按摩院“挂羊头卖狗肉”。雇佣欧洲人的西洋按摩院公认十分洁净，与之适成对比的是，各大报纸所报道的中国按摩院则是设施肮脏，按摩女的白色工作服已变成了“土灰色”。有一篇妇女杂志上的文章声斥“一个丑陋畸形的社会制度”，说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使按摩女郎成了“变相的娼妓”。文章解释说，在按摩院做的女子生活还不如公开的娼妓，因为她们没有正式的薪金，只靠一点小费。描写她们的文字与描写雉妓类似，说她们也受到狠心的“变相老鸨”的榨取，如果没做到生意或挣不到什么钱，“皮鞭沾水就会光顾到她们头上”。写中国按摩院的文章与描写洋按摩院的文字成为对照，将按摩女和顾客轮替写成受害者。
还有一种打擦边球的卖淫服务，提供者为女向导，她们受雇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兴起的向导社。到了40年代，上海已有好几百家向导社。开始的时候小报的报道还着重描写其“正当”性以及男女向导的斯文体面，但是到了1937年，有的书干脆说向导对上海一无所知，根本不像广告上说的那样漂亮，简直就是变相的娼妓等等。舞厅和妓院的业主视向导女为竞争对象，他们显然向工部局施加了压力，故向导社是不准在报纸上登广告的，于是它们就将自己的名称和电话号码印在餐馆和酒吧的纸巾上。还有一种宣传自己服务范围的方法，那就是雇佣推销员到酒楼和旅馆去，发广告卡，把向导员的照相簿送到客人眼前让他们看。等向导女叫来了，“她正正经经地坐在你的对面，或是坐在你旁边，沉默似地等待着你的举动，你的企求，当然啰，这门玩意儿总得你自己先开口，先动手，嬉皮笑脸的搭讪上去，甚至无聊地问她几岁？生意好
？侬欢喜我
！等，她们才会跟着你说笑，跟着你玩……她们也不像红舞女一样的应酬功夫那么好，能够玲珑乖巧的会说会笑”。40年代一名向导女每日可能挣10元，她自己只能留下三分之一左右，其余的要分给跑堂的、推销员和向导社老板。向导女和茶役一样，挣的还不够糊口、买衣服和化妆品的，只好靠同客人睡觉赚些外快。开向导社的许多是小地痞流氓，书中说他们恶待向导女，同老鸨和堂子老板虐待下等娼妓没有什么两样。日本占领以前，公共租界的向导社必须在工部局登记，取得营业执照。
20世纪30年代大量涌向游艺场、 (29) 电影院和百货公司的有一种叫作“淌排”（“淌牌”）或“淌白”的女人。“上海人谓之‘淌排’，言其在路上淌来淌去，颇像浮于水面之无主木排。……略施勾引，她顺着水势便淌到你身边来了，此之谓‘捞淌排’。”她们与雉妓不同，后者在马路拉客受到市政府种种法令条规的限制，但她们却在新建的公共场所游来荡去，不受官方干涉。指南书告诫说捞淌排有危险，一定要仔细鉴别。她们看上去就像女学生，着装时髦，脚蹬高跟鞋，脸上施着脂粉唇膏。大多淌排自立门户，也有的一望便知有跟包娘姨监视着。不知情者难免搞错，“每有一般急色儿，误捞人家人，吃耳光挨毒打”。指南作者细细教会粗心人识别的招数：如一个女子独自一人在百货公司或游艺场等公共场所走动，那她多半是单放的淌排了，“因为好好的人家人，绝没有单独一人，必有亲属陪同的”。最难辨别的是“双挡”，即成对出行的女人。书中告诫男人要注意她们走路时“是否回眸斜睬”，同她们搭讪时对方有无回应。倘若女人似乎有意，她起身走时就应盯上，到百货公司楼顶花园的僻静处去谈话，将事情定妥。淌排在游艺场游荡，还有的流动卖娼妇女则蹀躞往来于旅馆的走廊，旅馆的茶房会相帮着一起物色嫖客。大旅馆中还有“流动的按摩”，一部指南说她们是“衣衫华美，皮鞋橐橐的摩登女子”，提供全身按摩，发挥手的才艺。旅馆里还可让茶房去叫算命女，来了就算命或当即做皮肉生意。二战以后，还出现了一个所谓“吉普女郎”的新卖淫群体，她们乘坐着美国士兵巡游上海的车辆，专门为盟军提供性服务。
舞场中的脱衣舞表演亦是顺带性服务的新形式。作为戏剧演出剧目的脱衣表演名义上有个故事，一般都发生在诸如向导社之类的地方。例如，有一出戏名叫《洋人查访女向导》，戏中一个讲蹩脚中文的外国人说出了他的愿望，他要检查他雇用的向导女的身体，看看她们是否受到梅毒感染。这就引出了脱衣的需要，于是脱衣舞就在聚光灯下展开。如果说外国观察家将上海写得富有异国情调，那么上海人则以域外风情作为这些表演的背景。例如，有一个故事发生在夏威夷群岛；另一个1938年上演的剧目《野人袭击美女》在中文小报上登广告，称戏里有篝火， (30) 并有“红种印地安蛮人和裸露的女郎”。第二年上演的舞剧剧目包括《夏夜露天浴》《我想干那事》《沉闷的春日》《神圣玉体》《四马乱奔》《贞女的酥胸》《桃红色内裤》《巴黎夜生活》《她的裤带》和《让我们宽衣吧》等等。这些表演每一个都在各种中文小报上刊登了广告或有报道，这些绘声绘色的故事与报道名妓和著名影星行踪的闲话专栏齐头并肩。故事本身写得十分详尽露骨，形成了黄色文学的别类，激怒了公共租界当局，于是当局会周期性地查封此类小报或收回其出版许可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者在详述性服务新形式时对其繁衍迅速无不感到沮丧，这些新的卖淫方式冲击、破坏了原先使性买卖井然有序的等级制度。作者们隐含的意思是，上海生活中性色之泛滥不仅模糊了娼妓与其他妇女的界线，而且威胁到男人和女人的性别属性的稳定性。在少数探讨同性恋的资料中，有人将出现同性恋的原因归结为性的泛滥：“沪市淫风炽盛，以致发生性的变态。”作者争辩说，“若在内地，终可少见。”他看到这股“淫风”随时间的推移愈演愈烈：20年前，“那时沪上的淫风，不及现在炽盛，卖娼的花样，也不如现在的多”。然而及至30年代，不仅有了名堂繁多的女性卖娼者，而且“男风”也大盛起来。“人兔”者，系投龙阳所好的男妓，“在那游戏场、各公园里蹀躞往来，飞眼媚人”：“他们的装饰，几已完全女化，且也涂脂抹粉，骚形怪状，乍见之下，殊不易辨别雌雄。”讨论用语与主张改革者谈论妇女卖淫的语言惊人地相似，作者的结论也是，男人去做“人兔”，“原因于生活的逼迫，或其它恶劣环境所造成。”作者们越来越多地将卖淫现象，尤其是新式的迅速扩张的卖淫形式，同中国的民族不幸联系起来。
娼妓的生活艰辛、没有保障，但对于上海的穷苦妇女来说，她们的景况恐怕不是最惨的。20世纪30年代的评论员在调查妇女就业机会的时候发现，展示色相和出卖性普遍提高了收入：
说一句老实话，中国真正的女子职业，惟有工厂女工才是用血汗换饭吃， (31) 其它的什么女店员等职业，已有几分“活招牌”性质，妓女更是挂招牌出卖性欲的，调胡丝的女工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所得的报酬只有几毛钱，最便宜的庄上小姐，陪客一宿，也能获得袁头三五枚。两相比较，工女确比妓女苦得多！
然而，这位作者继续用典型的30年代谈论娼妓问题时的矛盾态度说，这职业却不能只凭收入多少来评价的：
物质的报酬，工女虽不及妓女，而精神的愉快，妓女却万不及工女，因为工女不必去挨胡椿的刺痛，不必去承受酒气熏天的接吻，不必装了笑脸去应酬她所不愿意见的人，不必去挨老鸨们的毒打，不必去受工部局的检验。
妓女越来越多地从事性的，而不是社交的活动，中国观察者的著述越来越显著地写到性的贬值和堕落；伴随着这样的变化，娼妓业也日益被再现为肉体和精神的苦难。
尽管如此，在困苦之中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最上层的妓女有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掌握自己的工作环境，还往往能嫁给有权势的人，从而走出妓院。自主权则谈不上，从一切方面来说，她们有权力其实只因为她们同有权有势的人相好；然而，凭着技艺和运气，她们的光景以及把握自己人生的灵活度则胜于工厂女工和多数为人妻者。处于社会底层的卖淫业并非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独立职别，而是呈现不固定的流动的形态，可以让经济上处于窘境的妇女找到临时的谋生手段。这时娼妓业往往与其他工种和婚姻形成交叉关系。从社会类别看，娼妓业的人员构成有进有出，并无恒定性。
最没有自主权和灵活性的是身陷妓院制度的娼妓，嫖客的阶级地位高下对她们不起作用。她们的工作乃至人身都给妓院的老鸨或老板管着，在一些方面地位同奴隶差不多。但是，我们在看到她们被当作商品一样对待的同时，却也不应忽略另一方面，即她们以各种手段抗争着，对自己的娼妓生涯取得了一定的控制权。这些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详细论说。
20世纪上半叶，上海发展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重镇，娼妓业的行市和性质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前找名妓，主要为精美奢华的享乐， (32) 现在城里经商做工的人群激增，这些人有未婚的，也有离开了乡下的妻子进城的，于是娼妓业也适应市况，为这些人提供性服务。需求刺激供给，出现了供需两旺的局面，越来越多的逃难人、养不活女儿的乡下人，源源不断提供了人员之需。随着卖淫的“普及”，娼妓的处境便也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女人从事各类无执照的地下卖淫或有各种“摩登”职业为掩护的变相卖淫，地位卑贱而且没有任何保障。这种趋向同上海的洋人和华人中发展成长的各类各派改革潮流结合起来，便产生了一系列有关治理或取缔娼妓业的呼吁，然见效甚微。娼妓不论以何种面目出现，都已被公认为一种社会类型，也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但是一直到50年代初，市政府才成功地取缔了这一特殊的做妇女生意的市场。
娼妓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反映在话语层面的变化上，但不能将话语的变化只看作是对马路上、游乐场里下层妓女和变相妓女人数激增的现象所作的简单反应。话语的变化也必须同时看作是一张指路的交通图，它表明社会的上层自身处于变化之中，他们所关心和担忧的问题也在不断变化；正是变化的上层之变化着的思虑在许多方面造成了娼妓每日所面对的有形环境，而且也以多种方式影响了她们作出回应的诸多可能性。以下各章将更充分地探讨这些思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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