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性 病
在指南书和警方记录文字中，妓女被斥责为法律和秩序的颠覆力量，她们从男人的腰包里掏钱，并让他们显示城市大男人能耐的种种努力告吹。而在有关性传播疾病（花柳病，性病）①的讨论中，她们甚至变得更加邪恶。性病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许多相互交叉的讨论中的一个话题。欧美国家在上海等城市中的代表机构，都设法使他们的国民避免在“肮脏的”中国人口环境中受到卫生方面的威胁。教会医院中的西方医生和中国医生也一道致力于确立西医的权威和体制，并对中国的传统医学竭尽打压之能事，使之不得抬头。指南书上就有这样的告诫，要人们在危险的城市活动和交往中注意防范，不要得病。中国形形色色的革新派作家——基督教的、民族主义的、女权主义的——都把花柳病视为对于中华“民族”和对妇女的一种威胁。在所有这些讨论中，妓女被描述为引发这种疾病的最致命的渠道。但是，这一渠道所指的方向却因讨论的不同而不同，正如花柳病作为一种征兆，它所反映出的更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不断变化的。
殖民权威和体检问题
早在19世纪7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外国人文书中就已经有对于性病的警告，到了20世纪20年代，西方信息资源中这样的警告已很常见，它是殖民主义总体关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即对于被管辖地区和民众所谓的“文化卫生状况”的关注。爱德华·亨德森是1870年至1898年期间派驻上海的医务卫生官员和警医，②他承认，性病或许并不始于中国妓女，而是与上海这样一个“繁忙的商埠”的地位有关。花柳病往往来自日本， (2) 而一旦登陆上海，它就会侵入外籍人口，“这些人大部分是没有结婚的年轻人，他们很容易被传染上这样的恶疾”。但是，即使说妓女不是这些传染病的根源，那么，在亨德森看来，她们却是主要的传播途径。③
与其他外国人一样，亨德森把性服务的买卖也划入了会对外国殖民者产生威胁的本地污垢疾病类，它是政府有责任予以荡涤的一股浊水：“对于妓女的监管问题……需要分管旅居上海外国人的利益和健康的官员们认真地加以考虑。”他反复提到本地的妓女中卫生条件的匮乏；他的评语与外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描述是一致的——肮脏，疾病缠身，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在他看来，由于中国人的医药知识十分低下，因此这个问题还会恶化：
麇集于租界的当地女人，她们是外国人的主要危险，她们几乎完全在中医郎中的照管之下，而中医对于传染病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他们对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根本就不能让人相信。
而且，他继续说道，极少数的中国妓女倒是懂得要到外国医生那里求诊，但即使是这些人，她们“一般都不按时就诊，还没等到疾病痊愈，她们往往就不再继续就诊了”。总之，中医和中国人的个人卫生习惯都缺乏科学性、精确性，缺乏一个现代国家和国民所应有的决断。
亨德森关于脏的说法不仅限于中国人，而且延及其他的有色人种；他谴责上海那些“主要由马来人、黑人等等光顾的妓院”，认为它们在“所有各个方面都是最糟糕的”。亨德森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1866年英国传染病法的启发，因此他提议妓女应该定期体检，并颁发健康证书。④但是，试图说服妓女自愿去做体检的努力却失败了，因为整个计划缺少资助，而妓女们也反对这样做。⑤
1877年，一所性病医院（具备了对性病进行检查和治疗条件的医院）开业，对为外国水手服务的广州妓女（“咸水妹”）进行体检和颁发健康证明。⑥（亨德森建议，他的体检计划仅限于为外国人服务的62家妓院中的223名妓女，因为他觉得，要把另外1385名接中国客人的在册妓女也包括进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不明智”。）有效的体检需要一套复杂的程序，妓女需要在上海工部局登记注册，要发给她们带有自己照片的名卡，还要每个星期去体检，并由医生在她们的名卡上盖章认可。 (3) 妓女需要自己付名卡和照片的工本费。染病妓女的名卡要注销，直至她们被医治痊愈才许重新工作。治疗是自愿的，但如果妓女不报到，警方则要上门与其所在的妓院联系。如果妓女拒绝治疗，会审公廨将关闭该妓院。外国妓女可以豁免，因为她们被认为在询医问诊方面比较自觉，因此比她们的中国姐妹们要干净一些。⑦
妓女们一开始不太愿意体检，但后来她们反而把注册登记卡当作招揽生意的招牌去获得商业上的好处，这就略微越出了这样一种新的注册控制办法的本意。⑧亨德森于1886年称性病医院是个失败，因为医院根本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本地妓女的需要，他建议要么扩大改进，要么干脆关门大吉。1900年，医院果然关门，体检转到一所新的性病医院，但体检的内容大减。⑨尽管医院运作的费用一部分是由从妓院老板们那里征收的捐税和罚款支付，⑩但这笔钱仅占医院开销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部分在1920年就让工部局开销了近5000两银子。对一部分妓女的注册和体检一直延续到20年代，而有关体检能否帮助消灭性病的争论也一直在继续。
但这并不是殖民当局对花柳病关注的结束。1921年，设在伦敦的国家消除性病委员会东方总部向上海工部局提交了一份报告，促请工部局提供“对性病进行免费诊断和治疗的设施”。主要出于实用的目的，所建议的一些设施都是特别针对中国病人的：
考虑到外国人与中国人的联系日益密切，如果能保证外国人和水手中感染花柳病的人数持续下降，那么对中国人中感染者的治疗则也可以尽量地扩大。
报告还提倡进一步加强对全民的教育，包括在公共场所张贴告示，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放映《被毁的货品》《路的尽头》以及《生的能力》等电影，还要在外国人中散发《如何战胜花柳病》一类的小册子。水手被认为是高危人群，他们应得到免费的治疗，应教他们在上岸期间如何健康地生活。委员会说， (4) 要警告他们“城里花柳病的感染率很高，即使有执照的妓女也丝毫不能保证他们就能完全免于感染上性病”。最后，该报告建议，应完全废止娼妓业的存在。
此时的工部局正为颁发执照和禁娼运动的难以推行而一筹莫展，因此它对上述有关公共卫生方面的诸项建议，也只能就涉及外国人的部分作出回应。它回复说无法对每一个人都实施免费治疗，只能指派一名在性病领域有资历的医生作为卫生局长的助手，并开办了一个为已经感染性病的外国水手和穷外国人服务的免费诊所。至少是到1940年为止，工部局在总医院里一直设立了一个性病诊室，为外国水手和穷俄国人免费治疗，以使欧洲人避免在中国妓女那里受到传染。而这些措施均不涉及被中国嫖客包下的中国妓女。
医学权威和专业性问题
对于在中国城市的传教团医院中工作的少量外国医生和在外国培训过的中国医生来说，花柳病是涉及公共卫生的一个主要问题。在这些医生中，许多人都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关于他们的工作的文章，该杂志的读者有医学方面的传教士、在华其他西方人以及在西方国家中资助这些医院的教会的成员。在通常情况下，该刊物每年都要刊登好几篇关于性病的文章，但在20世纪20年代和1929至1930年期间，由于禁娼运动的呼声较高而给了这个话题以较多的关注。尽管许多作者都是传教士，但作为专业医生，他们的主要兴趣并不在于谴责造成性病流行的社会道德环境。相反，他们所关注的是梅毒病例的数量（淋病较少）和描述治疗的进步。
晚清和民国时期在上海医院中进行的研究表明，入院病人中梅毒患者的比例较低，但在做梅毒血清检查的人中比例却较高。据《中华医学杂志》的材料，C.安克强估计中国城市居民中的10%至15%患有梅毒，淋病患者的比例更高，但具体的百分比不清楚。（1935年，一医生说，淋病患者一般都不太当回事，往往不去医院，尤其在当时还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女性病人往往还意识不到自己得病。）安克强的结论与战后的估计是吻合的，后者估计上海梅毒患者占人口的比例为10%到15%，患淋病人口比例为50%。这就意味着，约50万的上海居民患有梅毒，另有200万患有其他种类的花柳病。
(5) 有些行业的感染率还要高。1927年在苏州、北京和上海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军队和警察中的性病感染率超过了35%，商人的感染率为31.8%，而一般人中感染率为19.5%。军人和商人中性病感染率高，据说与他们直接同妓女接触有关。在女性病人中，这些研究报告中涉及的大多为已婚妇女，她们都是被丈夫传染，而她们的丈夫则是从妓女那里传染上的。
妓女据说是所有人中感染率最高的人群，她们在传染链上起着最为邪恶的作用。1920年，王吉民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社会的罪恶》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所有的医生都知道，这一类（花柳病）病人人数多得惊人，而且还在迅速增长。”他以一种医学杂志中罕见的道德化语言补充道，“家长和监护人不仅不知道他们的女儿和监护区域正被道德风化方面的危险所包围，而且往往还不以为然地为这种危险开脱。”妓女不仅被认为发病率很高，而且她们的性病据说还比其他人群都更加顽固。有一份材料说，对52名患有淋病的妇女进行某种特别的治疗，只有两人无效，而其中一人是妓女。实际上，到1941年为止，《申报》上曾有一系列的文章提到，按当地专家的说法，上海至少有一半人口患有性病；其中的90%最初都是由妓女传染的；而90%的中国下等妓女和80%的外国妓女都患有性病。新形式的变相卖淫方式据说也不安全：向导社中80%的向导据说都染了病，而按摩小姐不仅有病，她们穿的衣服也很脏。只有在极少数的高等妓院里，那里的中外妓女据说是采用了某些“现代卫生措施”，或一旦染病就停止接客。（该文的作者或许是想起了上海某英文报纸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因而对高等妓院中外国妓女的清洁程度显得很乐观：“她们的卫生知识非常充分，因此传染给客人的可能性很小。”）医生们写道，大多数的妓女，无论她们的地位高低，在她们开始卖淫的一两年内都将会染上性病。低等妓女据说是最危险的，因为她们的性伙伴更多，分布也广，而她们和她们的嫖客都缺乏抵御性病的知识和经济能力。
关于治疗，西方医生也往往会提到古老的中医治疗方法。有的还强调中西医互补——例如， (6) 关于汞的使用。但是，大多数文章都贬斥这种土办法，并把它视为异域的无稽之谈：
治疗梅毒溃疡贴上一块碾碎了的蝎子制成的膏药，或者用一些蛇蜕，和上一种黏土。癞蛤蟆干剁碎了，浸泡在开水里熬成蛤蟆汤，据说对溃疡和久治不愈的疮口也十分有效。梅毒造成的新生儿眼疾则用有毒性的膏药糊上，本来是单一的虹膜炎，由于误诊和忽视，结果造成了多例全眼炎症和完全失明。扎针是一种更为常见的治疗角膜炎的办法（“让光进来”），并用于各种各样眼的炎症。……江湖郎中经常与妓院配合，向妓女建议她的淋病包能治好。除了用这种办法或用膏药来“吸干分泌物”以外，淋病一般都不被重视，认为患淋病是不可避免的，过一段时间自己就会好。
《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讨论西医的治疗办法。民国时期，西医对于梅毒的标准治疗方案是注射洒尔佛散（人们一般都只知道它的商标名六〇六），其中的有效成分为砷。另一种做法是汞的肌肉注射。后来，新洒尔佛散（九一四）取代了老的制剂，成为治疗的首选药，但六〇六和九一四都非常昂贵，因而仍然普遍用汞。这种治疗的过程很长，病人也非常痛苦。甚至到二战以后，用青霉素和磺胺类药物已能迅速有效地治愈梅毒了，但由于它们价格昂贵，大多数中国人还是用不起这些药品；上海市政府在其20世纪40年代末的禁娼运动中当然也不能用它们来为妓女治病。西医对于淋病的治疗方法较多一些：把脱脂奶煮了以后作臀部注射来治淋病造成的眼疾，或每天一次用红汞水或吖啶黄素搽洗阴道和子宫颈，搽上一个月。这些在现代人看来，其奇特程度比起蝎子膏药和癞蛤蟆汤来，恐也相差无几。
关于花柳病的“传统的”和西医的疗法，都是通过主流媒体上的广告传播给读者大众的。有时候，某种疗法还被涂上一点西方现代色彩，如下面这一则20世纪初的广告即是这样：
新到外洋保险小衣
此真花柳中保身要物。妓家每多湿毒，兼之常服泻药，染之受累非浅，悔之莫及。此衣系外洋机器制造，用之胜常，一切秽毒之气不能渗入，价亦颇廉，每副售洋一元五角，远处信力自给。贵客欲办，至英大马路新衙门西转弯北逢吉里一衙第三石库门内，至晚不售。
黄克武在他1988年的一硕研究中发现，从1912年到1926年， (7) 医药广告占了《申报》全部广告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有关西医医院和诊所以及传统中医医院的广告中，花柳病被置于非常显著的位置。兜售具体药物的广告也很常见。黄指出，由于性病是一大禁忌，日常谈话中多不涉及，因此自行通过商业途径购药，通过邮政渠道隐名投递者非常普遍。正如医学杂志上的文章一样，许多广告也都提到这些疾病是因宿娼嫖妓而染。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广告往往用一种哀戚的口吻写成，某人初来上海，因一时失控，去了一趟妓院，回到家中发现自己已经染病。在1931年的一本导游册子上，印有要你当心卖野药的江湖郎中、切莫上当的警告，在这样的大标题之下，它又生怕你不糊涂地补充说，不仅嫖妓会染病，睡陌生人的床，坐在不熟悉人的板凳上，使用公共的毛巾洗浴用具，剃头后不用药水肥皂洗头，把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洗，与染病者合用一个马桶或合居一室等，都会感染上花柳病。这些警告使得城市的读者大众对性病愈发增加了一种恐惧心理。
这些告示和秘药在新医学兴起之后受到激烈的抨击。正如冯客所指出的：
医界人士以公共健康和国力之卫士的姿态，大声疾呼个人自律和以提供医学咨询的方式加大国家干预的力度。性既是医学领域，又是一个文化领域，具有现代意识的精英应驾御引导之，以期在民国初期实现一种全面的社会提升和专业化。
然而在20年代的上海，医生与国家权威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联手的关系。医生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忌讳政府的干预。1920年，公共租界的行政当局实行颁发执照，后又禁娼，结果铩羽而归，上海医学学会于是提出应把性病主要当作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不要当作一个道德问题来处理。学会成员虽然并不主张对卖淫业采取颁发执照的办法，但他们却也没有走到要求警方实施禁娼的地步。他们主张的，是在公共卫生署之下设立一个性病科来对诊所实行监管，训练一些女性监管人员，并向从事预防和救援工作的单位提供帮助。这样安排就能够“使正规警察从他们所不愿意做的维持风化的工作中脱身出来，而他们所处的这个非常世界化的都市环境对这些道德理想根本就没有多少同情和好感”。
(8) 最重要的是，上海医学学会的医生们一心要在性病控制问题上确定医学的权威。这不仅意味着要对那些“药师”“江湖郎中”的秘药偏方实行取缔，而且政府官员也应该停止干预：“在疾病防治问题上应该由医学专业人士而不是行政管理人士来负责。”总之，医生们提出，现在是把公共健康问题与道德问题分开的时候了，应该把疾病重新界定为最好由他们这些专业人士来处理的问题。
但是，医生中的这种专业性的共识，却因外国医生与中国医生之间微妙的紧张关系而出现了裂痕。这种紧张关系从双方对中国性病史的隐秘的意见分歧上表现出来。粗略地说，外国医生认为中国应对其性病的流行负责，而中国医生则指责是由于外国人的进入而造成的。例如，1918年《中华医学杂志》上的一篇社评就推断说，中国古代即存在梅毒，因为娼妓现象那时候就有——总之，花柳病是中国人自己不检点这一本土缺陷的产物（即便西方人在这方面有同样的不检点）。另一些外国作者则联系到他们自己的时代，说“相当多的人……结婚以后仍光顾妓院”，这本身就很能说明当下的“道德状况”。北京一名叫弗朗西斯·希思的医生于1925年对于淫业在中国家庭习俗中的重要作用做了较为详尽的评述。她写道，“对性欲的赞颂，淫业的合法化，纳妾以及使唤奴婢奴仆等，所有这些都是祖先崇拜的符合逻辑的最终产物，尽管这里面还有愚昧和贫穷的原因。”按她的说法，由于普遍要求生儿子以传宗接代，这就造成了早婚习俗，造成了对于性的极大关注，于是男人们发现一个女性性伙伴不够。男人经常去找妓女，造成了性病的流行，而这反过来又影响到家庭的繁衍，因为淋病而导致不孕，而梅毒则造成“习惯性流产，或先天性梅毒感染的后代”。希思说，在几年没有男孩出生的情况下，丈夫就会纳妾，这样反复地循环下去。卖淫，性病，妇女的低贱化，以及性泛滥等加在一起，这对于那些被围困在海外的欧美人来说，就构成了一道异域风味的毒餐。
相比之下，中国医生在《中华医学杂志》上讨论性病史，则体现了不同议项的混合。一方面，他们很想展示，中国的传统医学中早就包含着有关这些疾病的知识。一位作者称，他在公元前2736年据说是黄帝时期的一份材料中，发现了有关淋病的记载，而黄帝是神话传说中中华民族的最初始祖。中国作者自豪地指出，早在7世纪时的医学文献中就有关于下疳的描述。而另一方面，还是这些作者， (9) 他们又断言梅毒是从外国传入的，是葡萄牙人于16世纪初从印度带到广州的。（故而“广州疮”就是中文医学文献中有关梅毒一类疾病的许多称呼中的一个。）他们反对外国学者所谓中国古代就存在梅毒的说法。冯客注意到，“关于梅毒的照片也进一步加深了关于外国人性活动的定见”，而且，他补充说，“作者们通常都不忘提及外国水手经常出入的港口是传染病蔓延最厉害的地方。”这样一套程式化的认识，便造成在描写像上海这样外国人数量相当多的城市时，往往把它描写成传染病的温床或社会充满了腐败等等。王吉民详细描写了上海龟鸨妓女到处泛滥、性病蔓延流行的状况，他后又补充说，“这样的描写只适用于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在乡下，道德状况要好一些。不道德的女人在那里往往不被人容忍，一旦发现立即就会解决。”中国医生利用关于梅毒的讨论来证明是外国人造成了现代中国的窘境。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中华医学杂志》曾强调过卖淫与性病的关系，强调过医学传教士不能仅仅局限于医疗事务的特殊责任：
作为一个基督教的传教士，他是无法真诚地赞同那些似乎在准许或宽恕社会罪恶的种种行为的，诸如由市政或警署给妓院发放执照，这样做实际上是在牺牲公共利益，男人们因此就可以纵欲，可以逃避实际的惩罚。……而他的使命是同时治疗身体和心灵的疾病。
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传教士医生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疾病预防、公共卫生教育和疾病的治疗上。1927年，满洲里传染病防治所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伍连德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希望劝说中国的医务界加入到这场反对愚昧的运动中来，不仅要在家里，在大专院校和医院里大张旗鼓地提倡节欲，而且要开展行之有效的疾病预防工作。
1937年，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切斯特·弗雷泽（Chester Frazier）得出结论说，预防和教育都已失败；梅毒的控制只能通过治疗。此时关于治疗的文章，即使提到卖淫是一种传染源，仍具有一种将妓女非罪化的效应，因为它们同时把嫖妓者也看成是需要医疗关注的对象。
(10) 指南书及性病对于个人的威胁
指南书除了详细描述高级妓院的种种乐趣之外，也多少谈到了一些经常嫖妓的危险，其中最致命的就是花柳病问题。但通常这种关于性病的警告带有等级的意思。高级妓院是很少提及性病问题的，而专门介绍高等妓院的指南书有时甚至根本不提。间或提及，也往往夹杂在“礼仪与怀旧”这些本书第二部所探讨的名妓文字的共同主题中。例如，1891年的一份材料中描写了所谓的“趁热被头”，即嫖客为不让家人发现，一清早来到一家妓院，钻进一刚离去嫖客的热被窝。他不遵守复杂的求欢行为准则和性约束，这就有传染性病的危险。同一材料还追怀某种想象的过去，谈到那些高级妓女既是枕边良伴，又个个精通音律。作者感慨道，这样的女人今日已极其罕见，而现在的摩登女郎，云雨交欢之时便是毒疾上身之刻。在这里，性病成为得不偿失的一大特征。(https://www.daowen.com)
到了20世纪30年代，指南书上也称，即使是嫖高级妓女，性病也难以幸免。对于性病的一些警告，往往掺杂在讲述乡巴佬到上海后在街头遇险的警世故事中。例如，在第三章中提到当时的一部指南书中有一幅漫画，上面画了一个妓女和阿姐坐在一辆黄包车里，由一个妓院的龟奴拉着。车背上倒挂着的两颗心是黑色的，而不像那些清纯良家女子那样是白色的。车牌照号码是606，一看就知道指的是洒尔佛散。旁边的文字警告说：“瘟生阿木林”傻乎乎地把心献给一个漂亮的妓女，却没有注意到她的黑心和病体：“结果这班妓女未免做了六〇六的介绍所，瘟生阿木林一定要打上几针六〇六。”同样地，在一些黑幕小说中，被妓女传染上性病的倒霉蛋也往往是那些外地人，他被哪个妓女迷上，把他的钱财和身体都挥霍一空，直到他母亲来到上海把他领回家，最后死于花柳病。在1939年的一本指南书中，高级妓院被说成是肉体、经济和社会危险的集中地，一个“或害及身体，或虚损金钱，或妨及名誉”的地方。此时，在经过了二十来年公开的医学讨论之后，警告变得直言不讳：“堂子为梅毒的发源地，传染地，倘与她肉体接触而被传染， (11) 不独一身受其害，还要转辗传染与妻子。”该指南书以一种很少见的恐怖口吻描写道，“妓女的身体是粉面骷髅，有危险，有毒害的。”然而，即使这样，作者却很快就转而描述无性病的场合，妓女和狎客双双坠入爱河，希望发生肉体的关系，以“达到性欲的满足”。这番话抵消了刚才说的与妓女发生性关系的危险。无爱之性，而不是性本身，才被描写成花柳病的传染根源。
指南书在写到等第稍低的幺二妓女时，对于传染病的警告便明显变得绘声绘色起来：“她的肉身，今天被张去要，明日为李去玩，天天如是，夜夜不空，不免有毒。”1939年的一作者写道，“如果要嫖，再是长三靠得住些。”这些关于性病的警告显然都与妓女的等级有密切的关系，但它们也可以被解读为对狎客的指点，即上等的男人只应该光顾上等的妓院；它们并不是一般的关于光顾妓院有何危险或罪愆的报应之类的议论。
高等妓女以下的等级中的妓女都被描写成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受害者，同时又是施害人。那些被典当或变卖的妓女，由于受控于老鸨，通常都被说成是被迫不断地发生性关系，直至染病，甚至在染病后还得这样。由于无钱医治，她们本人也就成了“传染的工具”。这种受害者的声音在《申报》这样的报纸上一天天得到放大。染病的妓女往往都被写成是被拐卖的，都是被迫与嫖客发生性关系，这样才得了杨梅疮；她们都受到鸨母的虐待，甚至拷打（虽然也有个鸨母将她手下生病的妓女送到医院），于是她逃跑或被亲属援救，最后被送到了希望之门——在这样的救赎故事中，性病成了低等妓女受到的一切肉体的和社会的折磨中一个可触及的标识。
虽然这些女人是受害者，但对于那些莽撞地追求她们的男人来说，她们仍然是一种危险，这一特点并不因此而有丝毫的改变。作者们警告说，低级妓院中由于性病泛滥而被人称作“水果行”，因为在这里很容易得到“草莓”（梅毒病）。初到上海的人都被告知，他们如去逛野鸡妓院，他们的鼻子就会烂掉，浑身都会腐烂。许多指南书不是叫人们完全不去狎妓，而是教读者如何去发现和避免危险。如读者执意要去逛低等窑子，那么指南书会告诉他一系列的预防措施：例如登门找某个妓女时，捏一捏她的手，小心地检查一下，看它是否红肿发炎；上床后，先要检查她的肘关节， (12) 看有没有微核，如果有，那就要“悬崖勒马”。1932年出的一部指南书中有这样一段极其露骨的描述：“在两军接触前线紧张的时候，可试按对手方的肚间和下部。倘在下手时彼呼痛，定必有毒。也应立刻倒戈，勿顾惜军饷尚向前进攻。”这本书还说，选择妓女时，不要选“身倭颈短”的，因为这种现象表明她是“早堕风尘，以致发育未全，久经战阵，难免蕴毒”。作者称，“身体修长而苗条的最为相宜。”选好身段苗条的妓女后，嫖客应去摸她的手心热不热，看她的眼睛红不红，口嗅臭不臭，腋下是否有小核。该段文字以一种非同寻常的露骨笔调说，“再察……（原文省略）有否红肿。若战区糜烂，便须停止进攻。”除这些详尽的检查要领外，读者还被告知什么样的医生是江湖郎中，不能去找。指南书建议，要在下雨天去找那些街头妓，因为她生意清淡；并应“在战后饮多量的白开水”。书中还特别提醒读者要小心那些正在服药的妓女，她们把病传染给客人，而自己却治好了。
对“花烟间”（鸦片妓馆）妓女的描写中有关于性病的最绘声绘色的描写。这种地方买性便宜，因而染病就难以避免。据一份措辞比较温和的警告说，“大概费洋七角就可巴黎至伦敦，实行水上交通，不过碰着暗礁立即要开天窗［指杨梅疮生到了脸上］，终身受其损害了。”在这里“中状元”不是指高级妓女“及第”上了花榜，而是指长上了杨梅疮。染病妓女的痛苦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十日后，下身开始溃烂。再过数日，皮肉剥落。这时，她才被允许休息，但她愈加痛苦……她得用浓盐水去洗她的溃烂处。在她还没有痊愈时，她就又被逼着去接客了。于是，她又将皮开肉绽，然后她再休息。如此反复七八次，直至无肉可烂为止。她一天被迫接客十至百次之多。然后她就再也没有任何的感觉了。
嫖客当然也不能逃脱相同的命运；读者们被告知，街上那些“瞎眼缺鼻折足烂腿的乞丐，都是从前花烟间里的床上客”， (13) 他们是在那里染上花柳病的。
有关外国妓女及那些为外国人服务的妓女的警告，其语言多有按国力排列的味道。欧洲和美国女人一般被划为比较卫生的一类，相对来说染病的较少；但白俄是个例外，她们在上海的地位要低得多，被说成“臃肿如蠢猪，骚臭不堪响迩，消毒的设备也不若西洋妓的考究”。相比之下，日本日益增长的国力既为人羡，又遭人恨，据说在上海就有不染病的日本妓女。而且有一本指南书上说，在日本妓院中，嫖客必须先洗浴，并接受妓女的检查，以确保无病。如果通不过这一粗略的检查，即使付再多的钱，妓女也拒绝为他们服务。这种妓女与狎客之间关系的颠倒，反映了日中两国之间关系的颠倒，这一颠倒令许多知识分子深感痛心。至于广州“咸水妹”，亨德森和其他人都认为她们是对白人的一种威胁。中文中的警告主要集中在她们的性病都来自外国人这一点上。因为她们每天要同好多外国人上床，中国人如果找上她们，“染起外国杨梅疮来，那也不是玩的”。
指南书上说，正是因为这些妓女接外国人，所以对她们实行了详细的检查。但有病者吊销执照的手续“并不普遍”，因而意欲光顾妓院的中国客人都被告知在同妓女行事之前应看一眼她的体检证明。某些外国人（水手）被认定是传染源，而另一些人（政府当局）则因保护其公民而受到赞扬。这后一特点导致了某些指南书的作者也要求中国当局采取措施保护国民，对中国人光顾的妓女实行体检。其言下之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的妓女应该是干净的，她的人民应该是健康的。
那些附带从事卖淫活动的行当在上海的娱乐界一露头，也立刻被这些指南书列入了受到谴责的危险名单。一位指南书的作者写道，“性行业”的方方面面，包括妓女、按摩女、色情表演、黄色画片，以及向导女等，都虎视眈眈地盯上了
生机勃勃或意志薄弱的年轻人。你一旦落入他们的魔爪，你的整个道德就会分崩离析。幸运的话也会染上梅毒，乃至成为残废，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那些）被她们迷上的，要么整个地中毒，要么变成瘸子，然后死掉。
(14) 而另一本指南书则调皮地补充说，客人上按摩房，肌肉的酸痛是解了，但不当心却染上了一身“风流病”。
指南书通常都把这些病说成是由于个人性格弱点而造成的不幸。如果一个男人能远离妓女，或只结交高等妓女而不发生性的关系，那么他的健康就能毫发无损。倘若他不能约束自己，那就会被疾病感染腐蚀。在这里，妓女是一个渠道，但她们传染疾病是通过个人道德防卫体系上的缺陷，而不是民族的弱点或公共卫生政策弱点这样一些口子。许多指南书都含蓄地指出，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有这样的缺陷，而是在狎妓过程中逐步滋长的。妓女不仅仅是道德颓败的场所，而且是其根源，性病是其不可避免的外在的标识。
改革家及性病对民族的威胁
到了20世纪20年代，性病问题成为中国关于娼妓业文字的最主要话题。正如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所要指出的，20世纪的多次管制和改造娼妓业的运动都直接与对性病的恐惧有关。冯客在讨论民国时期关于性病的文字时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谈及性病时，都是用讨论军事冲突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一种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双重关怀。他写道，“在讨论疾病的医学文字中，充满了诸如‘进攻’、‘对有机体的入侵’，以及‘身体抵抗力’这样的军事术语。”
……通俗作家们详细地描画了性病对于个人、家庭以及“民族”造成的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后果。……关于社会腐败堕落的文字再现，与在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里正在崛起的所谓“民族”的思想同步增长。……关于梅毒的文化表述，表达了中国受到了外来资本主义和致命病毒这双重势力的入侵。帝国主义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而病菌“侵犯”了它的尿道。
性病与中国的复兴联系在一起，而这一切采用的又是一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语。在这里，妓女虽然是受害者，但她成了中国国防的缺口。通过与妓女的接触，男人们把性病带回家，传染给他们的妻子、孩子，使“国家健康受损，进而危及民族”。到20世纪30年代，妇女杂志上的文章劝其读者在结婚前不要忘了向配偶索要无感染的体检证明，以保证日后孩子的健康。1936年，林崇武这样写道：
且娼妓之害，匪特为播病之场，其于民族之强弱，关系尤重。 (15) 盖民族之强，赖乎优秀分子之多。据遗传定义，莠不能为苗。
在适者生存的竞争中，卖淫和性病抵消了成功机会，它们成了中国在更强大、更健康的国家面前沦为被奴役的地位的标志。
改革者们相信性病是对中华民族的威胁，妓女是这一外国威胁的温床和传染源，这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提出了禁娼的要求。他们经常提倡教育和治疗，视其为重要的健康措施，而对用发放执照和推行体检的办法来控制性病则表示深深的怀疑。对妓女实行体检被说成是保护公众健康、免受得病妓女传染的一项措施，但这么做却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因而改革者们更为实用的一个论点就是断然否定医检的作用。1933年，一妇女杂志上有一篇文章把医检说成是保护上等人的措施。该文作者说，梅毒是由妓女和嫖客两方面传染的，而体检只查妓女。一名持照妓女如染病则被禁止从业，但她还要吃饭，还要生活，她会跑到一个不要执照的地区，在那里，她会把她的病传染给黄包车夫、当兵的、工人及其他付不起进有照妓院的下层阶级的人。1941年，一篇关于娼妓业的报道也抨击这种体检所造成的虚假安全感。作者说，法租界当局给患病妓女打上几针，而这根本不足以治好她们。若想痊愈就必须歇业数周或数月，而这是老鸨们不允许的。该作者补充说，即便法租界当局愿意或能够承担起这一笔治疗开支，性病仍然会通过公共租界无照的、非法的妓女继续传入。最后，公共卫生问题的复杂性还有一个表现，即越来越多持有执照、被认定为“干净的”妓女，对吗啡一类的毒品日益上瘾。当毒瘾使她们无法再为老鸨们赚钱时，老鸨就把她们一脚踢开，或把她们卖到下等妓院，而到了那里就根本没有执照或体检一说了。该作者还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老鸨把她们送回乡下，她们在那里结婚，于是把疾病传染给她们的孩子。1936年的一篇抨击持照卖淫的文章说：这“正适合圣经上所说‘你的罪恶将要传到你三代四代的子孙’的意义”。该作者最后说道，关于性病的这种虚假的安全感， (16) 将增加性的买卖，并会“增加男子的性的浮薄”，这显然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习惯。
在民国时期，妓女是有关性病的讨论中一个反复涉及的话题。对于殖民医政当局来说，她们是愚昧无知又充满危险的感染渠道，威胁到白人的健康。对于外国医生和受过外国训练的医生来说，她们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公共卫生难题，尽管难医治，但是，训练有素的医生采用科学的办法或许就能将它制服。对于指南书和小报的作者来说，妓女是带来形形色色危险和愉悦之场所，既要小心应付，又可适当享受，只要有节制、有知识、明智地行动即可。而对于改革者，她们也是一条通道，但这一次，是从侵略性的外部世界直接通向中国这个集合体的体内，甚至通向中国政体里的一条通道。
对于所有这些参与言说者来说，妓女的性活动之所以重要，乃因为它是一种传递媒介。但妓女是女人这个事实却没有引发妇女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这样一个更为一般的问题。妓女就是妓女；她们传染疾病。妻子就是妻子，她们因为狎游妓院的丈夫而容易受到感染。这两类女人感染同一种疾病，所受的痛苦也相似，人们或许因此会猜测两者在社会或情感方面有什么共性，然而所有这些，却都淹没在“危险的女人与良家受害者”这样一种对立的两分法之中。可是在关于改革的其他谈话中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在其他场合下罗列妇女所受的压迫时，卖淫问题会被提出来讨论。
在有关卖淫和性病的每一种对话中，都会出现一个受害者的音符，但它是个哑音。妓女或许是一个不自愿的、被强迫的危险源，但她们怎么说也是危险的。正如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看到的，究竟通过对娼妓业加强管制检验，还是完全将它取缔，才能最理想地控制这种危险，这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民国当局最终也无法完成这两项任务中的任何一项，这是一系列令人失望之举中的一项，它导致许多中国的改革家不再支持那个政权，而支持了另一个担保说更能成功地保障民族和国家健康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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