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混乱
在20世纪初的上海，妇女被人贩子绑架并卖入娼门的故事真是多不胜数。妇女和儿童从家中被拐走，在人肉市场上受到非人的虐待，这一印象成为社会混乱的突出表征，它大大削弱了中国在国内外批评家心目中的国家形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在讨论中总是把妇女放在一个受害者的地位，尽管有大量证据说明，实际的情况要远为复杂。
在法律话语中，也存在着类似简单化的情况。妓女被送上法庭或被带到警署后，她们有时被描述为被老鸨强迫从事性服务或被虐待的受害者；可是在另一些时候，在涉及违反街头拉客的条规或以色相为诱饵从事欺骗或抢劫的记录中，她们又被描述为危险的作案者。在面向大众的有关娼妓业的报道中，更是充满了这种两极化的描述。尽管这样的描述比那些关于拐卖受害者的故事层次丰富一些，但仍不足以显示出妓女与司法、管理体制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妓女也为她们的财产及劳动回报之事来到法庭，并对提出争议的一方提出反诉和指责。她们的表现往往既不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受害者，也不是受到指责的破坏风化者，而就是受到冤屈的平民，出庭来争取各自的目标。老鸨也一样。若无照经营，她们即被指控为扰乱社会秩序。若被指控毒打或威逼妓女，她们就被划入黑幕小说和改造派文字中常见的那种恶老鸨的定型。然而她们与法庭或警署打交道的实际情况，却并不能简单地纳入这些类别。即使老鸨的行为超越法律所允许的规定而受到法庭责罚， (2) 法庭往往还是承认并强化了她对“她的”妓女的劳动所拥有的合法权益。
这一章将考察民国时期有关上海娼妓业的一套法律话语的成型过程，这套话语是由上海各市政当局有所重叠的警务章程和司法条规磨合而成的。我们将在第十一章里集中讨论对娼妓业的全面整肃，而在这一章里，则主要考察管理制度的日常运行，追溯法律如何力图控制住娼妓业，以及妓女和老鸨们作为诉讼当事人和被告当庭对立的状况。这一章要检讨受害人和施害人这一双重形象（而后者既包括老鸨也包括妓女），但同时还要将注意力引向妓女的能力，看她们在日常活动中如何做到既运用这些话语表述，又超越了这些话语表述的限制。
条规构架
刑 法
清朝的刑法尽管对产生卖淫现象的种种条件加以禁止，但对娼妓业本身却无明令禁止。官员及其子嗣若经常出入妓院，则要受到责罚。刑法还试图将体面人家与妓女、艺人、歌伶等（在清朝初期均为下九流）分开，不允许后者购买、收养或迎娶体面人家子女，禁止文武官员娶妓女为妻妾。清朝与民国的刑法均视拉皮条和拐卖人口为非法，①正如前一章中所说，上海的许多人口贩卖案都以民国刑法为准进行审判。但民国时期的法律也未明令禁娼（及禁嫖）。②
虽说在曝露恶行的警世性文学中，妓女和老鸨总是与许多诈骗抢劫活动联系在一起，然而妓女老鸨们真的犯了事的却也很少蹲大狱。1932年对上海三个监狱（公共租界的海宁路监狱、法租界中薛华立路监狱和中方管辖区的江苏2号监狱）的调查发现共有359名女犯。其中没有一个是妓女；有两名是老鸨，但分别是因绑票和危害家庭罪服刑。调查报告的作者说，在上海，有许多妓院经营者犯罪、被捕，但有钱有势的老鸨会以贿赂或其他方式将事情摆平，很少有真的坐牢的。女犯中有34名因性犯罪而服刑：通奸（奸非），色诱（和诱），侵犯性引诱（略诱；这似乎是女对女的罪行，一女性受骗被囚禁并可能被逼为娼），危害婚姻， (3) 有伤风化，以及逃跑（从哪里或从谁那里逃跑未具体说明）。尽管报告认定妓院和烟馆毒化空气，毒害当地居民，造成犯罪率的上升，但这种联系却没有进一步作具体的陈述，也没有调查数据的旁证。③
发照和抽税
在上海历届政府管辖下，娼妓业一向是按照地方政府而不是按照国家一级的规定注册发照并征税。④直到20世纪20年代，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官方对待娼妓业仍持颁照经营和征税的态度，而不是禁止取缔。在1877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政府都同意对妓女颁发执照，对妓院和妓女进行登记，对向外国人提供服务的妓院实行每周体检制。虽然这一点主要是为控制性病的蔓延，其实也有一部分是为保护妓女的需要：如果妓女认为受到妓院主的不公对待，会审公廨有权关闭妓院。⑤
1898年，公共租界的妓院又被一道注册登记法管了起来，这条法令详尽之至，无所不包，简直可以和后来军阀时期企图对一切活动的东西都征税的做法媲美：
若事先未得到工部局颁发的执照——对于外国人来说，执照还必须得到相关国家领事的确认——任何人都不得在规定范围内开设街市、市场、中国俱乐部、住宿店、乐厅、剧场、马戏场、电影摄影棚、吃食店，或其他消遣休闲场所、旅馆、小酒店、台球或保龄球房或舞厅、妓院、当铺、中国货币交易所或现钞零售店、中国金银首饰店、牛奶房、洗衣房、面包房、屠宰铺、车马出租所、公共停车场、牛马猪羊牲畜棚；也不得出售或经营店铺、摊位或场所，用以买卖衣物、红酒、烈性酒、啤酒及其他含酒精饮料，或买卖任何有害的药品、毒药、专利药和成药、新鲜肉、家禽、野味、鱼类、水果、冰激凌、蔬菜及其他食品、烟草、彩票或其他中奖机会，或沿街叫卖物品；不得为公用或私用保留、不得行驶、不得供出租用任何汽艇、舢板、渡船或其他船只、马、矮种马、骡子或驴、任何汽车、机器脚踏车或其他机动车辆，或马车、板车、手推车、黄包车、轿子、两轮手推车或其他车辆，或驾驶任何电车、汽车、马拉车；或拉任何黄包车，不得蓄养或拥有任何的狗。⑥
违反此法规的则要罚款100元，如继续违反则每日追加25元。⑦很明显，上海工部局不得不有选择地实行这一法规， (4) 因此实际上一直到1920年，妓院也没有实行登记，虽说“对某些当地妓女（为外国人提供服务的）实行登记和体检制度一直持续到1920年”。⑧
1920年以后，卖淫在公共租界成为非法，但由工部局和江苏省双重抽税的高级妓院则全然是例外。不过尽管如此，各色各样的妓女仍比比皆是。20年代初，当上海工部局正逐步把公共租界中各种妓女和妓院的执照全部收回的时候，有报道说卖淫女不仅公然违反禁止拉客的规定，而且都干起了无照经营。⑨警方于是定期对无照经营的野鸡妓院进行凌晨突击搜查，把老鸨和妓女统统抓捕。⑩无照妓女被认定为违法乱纪者，无论她们上街与否。而与此同时，持照的高等妓馆的数目则不断上升；工部局1936年颁发的妓院执照共697份，而1940年则上升到1325份。每一妓院每季度需交税48元，工部局1939年的纯收入为68865元，而1940年为77092元。该项收入成为仅次于饭店和餐馆的第二大税收款项。
相对而言，在法租界，持照娼妓业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期间一直是合法的。妓女也都要求进行体检。1928年，法租界的机构组织统计表将歌妓馆和妓院都划归为“C类：为大众开设的场馆”，而不是A类，即“不适宜、不利健康或危险的场馆”，也未划归B类，所谓“有时可能成为不适宜、不健康的场馆”。如需申请C类执照，申请者必须说明场所所在位置、从业细节、人员构成、防火措施、卫生措施、场所建筑物平面图，并取得法国总领事和公董局的批准。至少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止，申请开业的妓院业主（大多为中国人和女性）一般都是得到批准的。妓院如果没有这样的执照，则时不时会受到查抄并责令关门。在上述两个租界中，则由巡捕房和会审公廨来查处这类违反执照规定的事情。法庭处理的有关执照案例中的大部分都是涉及中国妓院和妓女的。
在日本占领时期，上海伪政府仍继续为娼妓业颁发执照。1938年，政府修订了关于向舞厅和职业舞女发放执照的规定，尽管按规定是明文禁止“不当活动”的。1942年11月，据报道市政府对娼妓业解禁，警方收集到的统计数据表明，5253名妇女得到书寓说书人、导游、妓女和按摩师执照。战后国民党政府也对妓院和妓女发放执照和征税 (5) （见第十一章）。在1949年以前的上海，这种采用记录在案的办法来控制娼妓业并以这些记录作为征税的根据的做法，大大遮盖了废娼的冲动。
警方的规定
对娼妓业的日常监管一般是警方的任务：由公共租界、法租界的上海巡捕房以及在中方控制区的公安局负责。公共租界警方1926年颁布的规定第23条为：“如有妓女敢在路上拉客取厌行人，一经查出，即由巡捕拘送公廨照例罚办。”法租界条例中与此对应的也是第23条，该条规定，妓女不得结伙调笑，不得表示出轻佻淫荡的姿态。凡以过分暴露的穿着引诱路人者将被吊销执照。这些规定都化入具体的案例，1864年至1927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会审公廨在办案和审判时均参照执行。
在上海的中方控制区内，涉及妓女的好几项行为都为全国性警察条规所禁止。这些条规均由公安局而不是由法院来执行。违反警方管理条例的惩罚规定至少是从1915年起开始实行，条规于1928年修订并公布。第43条规定，妓女“秘密地”（无照）拉客、出于不道德的目的怂恿或为妓女提供场所进行卖淫者，将被处以15日以下拘役或课以15元以下的罚款。第45条补充说，“在马路上或在公共场所语言淫秽、行为猥亵者”（以及裸身行走、赌博或“穿着奇装异服、有伤风化者”），将被处以5日拘役或课以5元罚款。拘役地点为公安局的禁闭室；罚款必须在判决后5日内交纳。判决通常是在犯罪后一天之内完全由公安局作出。公安局还颁布了关于旅店管理的规定，包括禁止妓女去陪酒或住宿，也不准客人在客房里招待妓女。随着娼妓业发展出新的形式，市政当局也相应制定了新的规定。例如，在1936年，社会事务局颁布了一项查禁向导社、舞伴协会以及其他“变相组织”的规定，如有违反则由公安局惩处。
(6) 公安局在多大程度上实行了这些法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一方面，上海的警力不足；公安局在20世纪30年代初雇佣了约4000名警察，而北京的面积为上海的三分之一，人口相当，但警察人数却大约是上海的一倍。再者，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上海市公安局这一时期的大部分警察都来自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北方省份，他们说的方言与他们所巡视地区人们的方言有很大的不同，事情恐怕就更加复杂了。在南京政权十年中，警察的频频调防和大规模的腐败已成定式。所有这些因素都意味着，妓女街头拉客这样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很可能根本无人过问。而另一方面，在30年代，上海市政府一直感到税收严重不足，每一个局都必须通过某种额外的税收来支付自己的行政开支。公安局于是就靠违法罚款，这对他们执行条例的积极性起了一点刺激作用。
拉客与不满之声
尽管有许多违反警方法规的事很可能没有得到处理或追究，但街头妓女却仍然被视为违反了禁止拉客的规定而每天都要受到稽查。被指控街头拉客的妓女有野鸡、花烟间妓女、广州人和俄国人。妓女往往被罚款一至十元后释放，广州人因对外国人拉客，罚款数稍高。偶尔会有妓女在保释期逃跑，不到法庭露面；她们若付不出罚款就被拘禁一周，这样的事情相对更少见。老鸨与妓院的男店主由于允许妓女拉客或为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也被罚款，通常是罚款20元或服役几周，尤其是累犯。
即使把警察都调动起来去抓捕街头的妓女，事情也不那么容易。野鸡一见巡逻的过来就会躲到暗处，令法租界的警务处长十分沮丧，1917年时，他曾亲自上街去抓了十多个妓女。1930年，在公共租界禁娼十年之后，中国纳税人协会仍向上海工部局抱怨说街头拉客现象随处可见。工部局对此无可奈何，答称警方对这一问题是知晓的，“对于拉客行为，对于将公共设施作为交际场所的现象，是一直采取打击行动的，而所有起诉案例只要有足够证据，均得到处理。”
(7) 随着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在上海的扩大，许多人都报道了无照妓女街头拉客增加这一现象。20世纪30年代初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曾组织过几次打击街头拉客卖淫的行动，接到特殊任务后，巡逻队和便衣侦探横扫野鸡出没的地区，并用一辆黑色警车把妓女一个一个地押解到各捕房，以示警告。可是，据一本指南书称，特别巡逻队一放松，妓女就又露头，不过这一次，她们会聚集到离大街稍远一点的茶馆或比较偏僻一点的地方。1941年，一份新闻报道称，尽管在公共租界每个月要抓捕500名妓女，但她们中的大多数仍逍遥法外：
成千之巡警，不能从街上肃清她们，有时巡捕光临到娼妓之街时，则此街上即无女子。彼等俱已逃至另一街上，或躲在低暗处暂避，直至巡警离去此街，始见彼等重行出来。
二战结束，上海成立了由国民党控制的市政府，市长办公室和警方又发动禁止街头拉客的行动。警方一次次的内部通报表明，警察署长并不能说服其属下各派出所和巡逻队的头头去镇压街头拉客者。这些部属因镇压不力而挨骂后就呈递上他们抓捕的拉客妓女的名单。这些名单上尽是重犯者，这表明她们一获释放，就又返回街头。直到1948年，警方的记录表明他们还在主要大街和百货公司楼顶花园抓捕妓女，而警署长官也一再要求巡警们认真对待此事。
根据报告中所列举违法活动发生地点的不同，这些妓女被划入各不同类别，或被列入未加区别的统计数字，或被当作不服从当局的犯事者，或被当作值得同情的社会不公、法律不公现象的受害者。即便是最充分的新闻报道，所提供的信息也微乎其微：妓女的姓名（我们从中可得知其中许多人是结了婚的），籍贯，妓院地址，被发现“强行拉客”时的街名，抓捕她的警探的警徽号，以及被罚款数。有些写野鸡为拉客相互争斗、贿赂警察而遭到拒绝的故事，也有细节的渲染。
除了在那些干巴巴的关于抓捕罚款的新闻报道或在警方内部备忘录那种官样文章中提及以外，拉客野鸡还是一些回忆录作者和世风改造的倡导者的话题。这些作者能把大体相同的情节编成大相径庭的叙述。E.W.彼得斯是 (8) 1929年至1935年期间在公共租界服役的一名警察，他回忆了当时每晚在大街小巷都要上演的那种猫捉老鼠（更确切说是猎人打野鸡）的游戏：
由几名中国警察和一些当班的外国人组成的便衣特别行动队，每天晚上都受命对这些妓女和她们的阿妈进行围捕，他们乘坐一辆警车，从晚上9点到凌晨2点，随时都会出发。
中国的便衣警察等野鸡上前来拉他们，然后就把她们及其娘姨一并抓获，一车车拉到捕房，将这里挤得满满的。有的人喊冤叫屈，有的则大骂警察，或开他们的玩笑，装出对他们很亲昵的样子。在捕房待了一夜，到第二天上午10点时，她们被带上法庭，排成12人一行的队伍，每人罚款10元（妓女和随从一样）后遣散。有时，一上午要审数百人，然后，“这欢闹的人群便回家再为当天晚上梳妆打扮起来。”
彼得斯笔下的野鸡孟浪无礼，压也压不住，极其善于卖弄风骚，动辄要捉弄抓她们的警察，并重返她们的老地方。小报记者在描写这些女人时则不那么花花哨哨，他们注意到，这个罚款的旋转门系统使警察和妓女都能从妓女每夜的收入中获得各自的好处。倡导社会改革的作家则利用这些拉客故事来谴责他们所看到的警方和法庭规定中的种种不公现象。1922年《星期》杂志刊登的一则故事道出了妓女小说的一些典型特征：年轻、无经验的野鸡，为了不让凶暴的主人发火，在寒夜的大街上追寻客人。一个好心的巡逻人把她抓住，他认为送她到监牢中也比在大街上受冻要好。这个年轻女人这一夜忽而想到死，忽而又想起她的初恋，那是一个店铺的学徒，他除了给了她应付的买性钱以外，还多给了她几个子儿。第二天，她同那些因醉酒滋事或偷盗而被捕的一道被送上法庭。她暗自思忖，我究竟犯了什么法？如若两人发生肉体交易，何以卖肉的一方成了罪犯，而花钱买肉的一方却无事呢？法官们就座，一名中国人，一名西方人，以便让读者了解此案是由会审公廨受理。野鸡从未见过官。她决意在轮到她讲话时将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可真轮到她陈述时，她只觉得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中国法官问她为何当街拉客，可未等她回答，她已被罚款10元。从法庭出来，她见到她的妓院老板（男）正递给警察一卷钞票（究竟是罚款还是贿赂，不得而知），警察仿佛像交还一只“逃亡的狗”一样，将她交还给老板。那天晚上， (9) 她又到街上去拉客了。
这种虚构式的处理创造出妓女的一种声音，但它是以改革者极其洪亮的声音说出来的。这些故事除了隐含有对当局与妓院老板之间合谋的谴责之外，还有两种主题是过去的其他文字中所没有的：浪漫爱情和性别平等。野鸡被写成是年轻纯洁的，“情爱之花意识之苗正在发荣滋长的时候”，但却被打入了“脂粉地狱”之中。对她来说，浪漫的爱情只有在白日梦中才能找到，她在她的小鸽子笼里等待着。对她向往而不得的感情世界的这样一瞥，有助于加深读者对她的命运所产生的一种悲剧感，这种悲剧感是因为她得不到爱，而不是因为她被拐卖或经济上的窘迫所致。第二个主题，即女人因从事男人同样参与其中的经济交易而受到不公正的处罚，它预示了20世纪末出现在许多国家的妓女要求非罪化的声音。然而即使承认卖淫使妇女低贱（见第十章），中国改革者的著述（无论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却不大可能对非罪化抱支持的态度——他们的作品确实丝毫也没有这种支持的意思——但他们的确看到，在男人不受惩罚的淫欲面前，女人是受害者。
如前所述，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对娼妓业的加强管制，是其为重新控制上海所作的一项努力。在这一过程中，警察局长宣铁吾收到许多市民抱怨法规失效的来信。与警方备忘录和社会改革作家的文字一样，这些信件也起到了一种有意识表述的作用，将妓女和嫖客都视为造成社会混乱的一个缘由。一位署名为“云南南路一市民”的写信人写道：
迳启者：窃谓抗战胜利以还，本市对于市政设施力求整饬不遗余力。更能改良风化，严禁娼妓，成绩斐然，口碑载道，殊堪钦佩。然亦有藐视法纪、故违禁令者。缘民住居云南南路，开张营业历有年。所因该地段较为幽僻，目击每晚私娼林立，沿途拉客。附近各小旅馆暂作幽会之所。狎客大半下流，毫无知识。辄以一言不合，勃溪时生，甚至聚众打架，屡有所闻。民日间工作，精神委顿。欲于此际安睡竟不可得。附近邻居同受影响。啧有烦言。长此以往，非特有违钧局禁令， (10) 抑且恐有宵小乘机滋扰。爰特据情具报，务希鉴察，迅予饬员查究。借以嘉惠人群，为民造福。不胜感德之至。
警局便衣侦探就街头非法拉客现象所呈递的内部报告也反映出这样的无奈。一名侦探在列数了发现妓女的主要街道名称后说，“自西藏路至云南路（大世界对面）妓女比肩林立，且有‘马王’兜揽行人。该处虽有岗警视若无睹。”报告作出结论说：
查上述各娼妓活动地点绝少巡逻警士，致使该辈妓女搔首弄姿，强拉行人，毫无忌惮，殊碍市容观瞻，且背善良风俗。拟交各该管分局切实取缔。
妓女与嫖客、警方的双向接触，其本身可有多种阐释的可能。作者们利用妓女把上海描写成一个无法治理的城市，妓女以及别的方方面面均处于失控状况（彼得斯和国民党警方侦探的经验即如此）。他们利用她们来对年轻女子被盗的青春、被毁的纯真表示哀叹，如果在一个稍稍善良温柔一点的世界里，她们的贞操原本是能够得到保护的（《星期》杂志上的故事）。他们利用她们来激励警方改善风化，在毁坏性的外国占领后重建自己的国家（写信抱怨的居民）。然而，尽管妓女在这些文字中被赋予了某种“声音”，可她们说的却是被这些作者们的意图所塑造出来的话，受到大的讨论语境的生硬限制，而娼妓问题正被纳入这一大语境。
在极少数情况下，妓女们自己的言说也会被直接记录下来，例如上一章中提到的警方讯问笔录。以为我们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一种真正属于妓女自己的、没有被加工过的“声音”，这种想法是很诱人的。然而，当妓女因拉客而被拘押的时候，她们立即发现自己落入了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她们必须对它作出某种反应。她们对官方讯问的回答于是带上了一种公式化的特点，而其中对某些字眼的重复则尤其值得重视。1935年的一份小报关于无照妓女的报道称，“每一个被抓进去的妓女都要回答她为什么要当妓女，而每一个妓女的回答都是生活所迫。”而12年后，正如前章所述，女人们依然用这同样的语言来描述她们的动机。这里可能同时存在着好几个因素。 (11) 女人们或许觉得这是在描述她们自己的情况，于是就把经济必需论的话拿过来用（经济必需是改革与社会科学话语的产物，对此妓女中的大多数至多只有间接的了解），因为这种语言似乎表达了她们的境况。她们或许在有意识地用这样一套策略，她们觉得这样可以早点结束讯问，可以得到某种例行公事的宽大，让她们罚个款就完事走人——事实上是进入了妓女与警方打交道的熟悉套路。也可能是因为警方的速记员对这种拉客罚款老一套早就烦透了，他们径自填上“生活所迫”，就免除了对她们逐一进行过细鉴别的必要，而那些个别的故事对于警方存档的目的没有任何用处。无论是哪种情况造成了这些历史记录，妓女留在记录中的“自己的声音”只是一声沉闷的咕哝，你说它是真正因为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还是一种表现自我的狡猾伎俩，或是警方某种不耐烦的表示，其实都无所谓。但即使加上了妓女自己的声音，这类拉客故事中上场表演的人物仍只有两种：受害人和施害人。
孩童必须远离妓院
公共租界当局限制卖淫活动影响的一项措施是让妓院远离孩童，让孩童远离妓院。禁止在学校附近开设妓院，以免纯真的孩子受到腐蚀。另一方面，在外国租界和中国城区中，又规定16岁以下的孩子不准在妓院留宿。但许多高等妓女都是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艺——往往以养女的身份，还有许多人年纪轻轻则已被典当或变卖当了妓女，在这种情况下，违反年龄规定的事当然就屡屡发生。民国初期，会审公廨每年要审理十几起指控父母让不足16岁的孩子到妓院去的案例，这些孩子通常被送进去当雏妓或使唤丫头。这种情况往往是因姑娘的某个亲戚或某个匿名者向警方密报才得以审理。法庭要么判决将女孩送还其亲人收养，要么则把她送交给希望之门。老鸨和男的妓院业主一般会被罚款10至15元，有时则会被判监禁几个星期至几个月不等。
然而，要想真正切断妓院与上海青少年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则并不那么简单。老鸨、姑娘的亲属或姑娘本人经常会来申诉自己可以谅宥的特殊情况。 (12) 一名老鸨向法庭解释说，她妓院中的一群姑娘是在进行音乐培训，她因此而被判无罪，法官只要求她以后别让她们待在那里就算了。另一个老鸨（在她的律师的帮助下）也成功地论证了她收养的那个女孩已经年满16岁，所以已不在规定限制的范围之内。（在此类诉讼中，聘请律师的老鸨一般比不聘律师的境况要好）有些女孩是母亲陪着去妓院的，她们有熟人在那里干活。在许多情况下，女孩来妓院看望或与之同住的原来就是她们最亲的亲人：其中有些是妓院仆佣的女儿；还有些是老鸨的女儿。法庭审理这些案子时，判决也不统一。有时是要求女孩脱离其母亲的监护，有时则要求母亲将妓院关闭，还有的时候，法庭干脆把女孩交还，仍由她母亲养育。
在一些法庭判决将女孩送交希望之门的案例中，女孩的家人会前来要求得到监护权。有这样两个不同的案例，在一个案例中，女孩的家人说他们的女儿只是去走访她们当妓女的婶子；而另一案例是一名14岁的女孩被发现卖身，但她母亲和她本人则都要求母女团聚。法庭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显然是因为觉得这些当父母的完全没有负起监护的责任。可是在另一案例中，法庭却又让两位母亲把她们的女儿带回家去，因为她们聘请了律师为她们辩护，并保证女孩再也不到妓院去。有时，警方在要求孩子断绝与家庭/妓院联系时表现得非常坚决，根本不管当事各方的愿望和想法。例如，1917年时，警方发现一糊灯笼工匠的女儿被送进一家妓院去学唱戏。她显然不愿获得救援，她被发送到希望之门后就逃跑了，警方逮捕了她的母亲，要她交出女儿。在这些案例中，法庭显然成了家庭与国家就哪里是孩子合适的处所而展开一场拔河的场所。
规定不准小孩进妓院，目的就是要让一个界定清晰的童年与卖身买性这件事完全隔绝。在法规制定者的眼中，任何违规越界的行为不仅伴随对孩子的摧残（殴打或强迫卖身），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摧残。然而，这些案例中的种种细节表明，女孩子确实出现在妓院里——并不一定正在做满足邪恶嫖客的性需要的那些事情，但她们或许正在那里学习表演的技巧，她们在走访她们的亲戚，或就住在那个她们所认识的唯一的家中。而老鸨们进了法庭，根本不是一副做了错事服服帖帖的样子并很好说话地放弃了对这些孩子的控制，而是要起劲地辩解，认为孩子们在那里出现是完全正当的。
(13) 老鸨的是与非
作为原告的老鸨
只要所从事的生意不违反某些规定，经营一爿妓院是不算非法的。当老鸨也一样，而且这些女人在对付妓女和嫖客时，还会理直气壮地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老鸨会上法庭控告妓女欠了她们的房钱、膳食费，或借债不还。
妓院是公认的做生意场所，因此，警方有责任像对待其他生意场所一样维持这里的秩序。当有流氓闯入，要抢劫妓女房中喝酒赌博的客人或偷窃妓女的珠宝首饰时，公共租界的巡捕会逮捕这些流氓。当客人发火将妓院某男佣的头打开，租界的警探会把肇事者带上法庭，课以罚款。老鸨们——即使是下等花烟间的老鸨——并不在行为举止上表现得好像犯了什么过错或要偷偷摸摸似的：客人如滋事喧闹，不满意而摔盆打碗，她们就会告官报警。
如客人企图拐走“她们的”妓女，或帮助她们逃跑，那老鸨们更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法律或报警。1880年，一老鸨就将一客人告上租界法庭，因为她怀疑他帮助她的一个妓女逃离妓院。该客人予以否认，但法官并没有因此而认为老鸨的指控不合法，反而还要妓院老鸨继续提供证据。当武汉、南京等城市里有妓女与她们的客人一起逃到上海时，她们的老鸨当即会尾随而来，并以拐卖罪向上海的警方报告。有的老鸨在被指控犯拐卖人口罪时甚至还诉诸法律寻求保护。1936年，法租界有这样一个案例，一老鸨向警方投诉，称几名男子说她的一名妓女是他们被拐卖的亲戚，要她赔付300元作为当初被拐卖的补偿。警方尽责地将几个男子逮捕。这些故事对我们第七章中讨论的某些人口拐卖案提出了疑问，它们很可能就是一些精心编制出的骗局。另一方面，新闻报道表明，妓女被拐卖进妓院，但同时也会被拐卖出妓院，而在后者情况下，法租界法庭则往往要把拐骗者拘押，后者有时是来妓院的嫖客，法庭还努力设法找到失踪的妓女，把她们归还给“她们的”老鸨。新闻报道虽没有说明法庭和警方在这种场合是否是在保护老鸨的合同权益或妓女本人的人身安全， (14) 但有一点很清楚，即当局觉得要求维护治安和娼妓业的秩序并没有什么不妥。
老鸨们不害怕诉诸法律和执法者，但她们也并不完全依赖他们。1920年，一名姓戴的老鸨为了要找到一名从她的野鸡妓院中外逃的妓女，动用了她的亲戚将逃跑妓女的兄弟关起来严刑拷打，他们怀疑是他将她藏匿。1936年，一老鸨雇用两个强人开车在各条街上巡查，寻找两名逃跑的野鸡，结果他们发现她俩在一家商店购物，于是把她们强行塞进车内。正如第三章中所指出的，老鸨们（个别妓女也一样）经常与所谓的妓院保护势力——流氓或有势力的大佬——联手。在野鸡妓院里，这又被称为“戤牌头”（撑一个假的旗号）。据说有了这样有势力的“牌头”，就能让警察对“他的”野鸡窝睁一眼闭一眼，妓女上街拉客也不至于被抓被罚。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有报道暗示一些妓院主和妓女加入了“青帮”，并效忠大佬们以获得支持。老鸨还和某些私家侦探建立联系，他们在保护妓院利益方面会做得相当辣手。1929年有一个案例，法租界一家咸肉庄一名17岁的妓女与一客人私奔。老鸨认定她被一名叫陈阿炎的篾匠带走，于是带了两个侦探去抓他，他们把他关在清江旅馆严刑逼供，要他交出她的地址。为尽早获释，陈佯称把那女人带到了浦东，可是当侦探带他到南码头准备渡江时，他跳河自杀了。结果，两名私家侦探被抓了起来。老鸨使用的另一种保护性策略是对前来妓院的警察或小官员给予特殊的关照，给他们额外的茶点和性服务。民国时期的上海，黑帮与警方相互勾结，它们之间的联系由于共同的帮派、利益和经济收入而愈加牢固。成功的老鸨都跻身于这样一张关系网中。(https://www.daowen.com)
被指控的老鸨
对妓院经营者的民事起诉与刑事诉讼相比更是家常便饭。一位从20世纪10年代到20年代一直观察会审公廨庭审的外国记者这样写道：“无数所谓的中国‘歌女’和妓女为获得自由而诉诸法律、控告她们的主人和老鸨，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是，当妓女或她们的客人递上控告老鸨的诉状时，问题不在于老鸨对她的妓女是否拥有所有权 (15) 这一点是被认定的，而是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这种所有权。
诉讼中很重要的一项涉及妓女要同老鸨终止关系，这往往是（但并不都是）因为妓女要从良结婚引起的。19世纪末时，妓女如想离开那坚持不让的老鸨，则可以告官求准，只要她偿还了老鸨当初买她或赎她的那笔出资即可。老鸨有权获得这笔钱财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如果老鸨被发现有违反法规之事，那就给了妓女一个获得自由的机会。例如1917年有这样一个案例，妓女王月英与其客人吴锦堂结为相好，从此不愿与他人同床。她的老鸨逼她就范，这就违反了不得强行逼迫卖淫的规定，王自己进了希望之门，老鸨被罚款30元。1921年，就在公共租界发起要妓院领取营业执照的运动后不久，有一个老鸨不让一警察为一花烟间妓女赎身，将她转到另一家没有执照的妓院干活，等于将她藏了起来。那妓女不干，她于是就以这家妓院没有执照为由，自己去了希望之门。（该案例中的警察出资赎人显然是件很普通的事，所以没有引起什么评论。）
高等级的妓女如需终止与老鸨的归属或典当关系，往往会聘请律师来增强自己的谈判地位。她们还会利用现有法规所规定的不许从事这样那样的卖淫来胁迫老鸨放她们走人。记者兼小说家的包天笑曾描写了一位名叫朱榜生的“护花律师”，此人在20世纪初异常活跃。一名15岁的高级妓女找他帮忙，因为她的老鸨逼她与她不喜欢的客人发生性关系。朱对她盘问后发现他的一个姓郑的老朋友曾对她表示过好感。于是朱说服郑在他诉讼期间替这个女人付她的生活费。朱把这个女人转移到一家旅店，嘱咐她离开妓院时千万别带贵重的衣物和首饰，以免被人指控说她偷盗。老鸨发现姑娘不见后，却不敢报警，因为她怕给妓院带来麻烦。不久，朱捎信给她说姑娘已控告她虐待她，逼迫她。他邀请老鸨前来谈判，说她犯了两大罪过：一是将良家女子卖入娼门，二是让一名幼女出卖童贞。他威胁说警方会干预，她会坐牢；她说她为抚养这个女孩已经花了一大笔钱，她还指望着她以后能给她挣回她的“棺材钱”。最后，朱让姓郑的追求者付给老鸨400元， (16) 赎回了那姑娘的自由。朱的名气因此而大增，许多想离开妓院的高等妓女都来找他帮忙。
1929年小报上报道的三个案例也表明高等妓女打官司的类似模式。在第一个案例中，一高级妓女先被典押给一个老鸨，后老鸨将她买下，并偷偷地把她的童贞卖给了一名嫖客，这使她大为恼火。因此当嫖客把她带到一家旅馆并要她留宿时，她拒绝了他的要求，并请来了一名律师。老鸨眼看要失去对该妓女的控制，便从妓女的抽屉中偷了700块钱。此时，律师在报上登出一份公开声明，宣布该妓女与老鸨一刀两断，因为老鸨为了赚钱而诱使她与另一方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看来，律师提出指控使老鸨受罚，目的是要她不再向妓女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第二个案例也涉及一名被典押妓女的开苞权。一老鸨说服一雏妓与一嫖客上床，答应给她多少多少首饰和现金。然而老鸨瞒着该妓女向嫖客要了相当大一笔钱，她自己占有了绝大部分，妓女欠债时，就连她要付给裁缝的车衣钱也不肯给她。妓女一怒之下逃出妓院，请了一个名律师为她打官司讨回自由。这律师名气极大，引得数家大报都报道了他应聘一事。该诉讼也是控告老鸨逼迫妓女违背自己意志接受嫖客的开苞，如果老鸨不放该妓女，他们就要采取进一步的法律措施。与此同时，他们又表示愿意与老鸨谈判私了。该妓女还非常新潮，她宣布一旦得到自由就将到一所女子学校去念书。
在第三个案例中，一名受雇于老鸨、生意非常红火的高级妓女，聘用一名律师告她的养母，要求脱离滥用权力的养母，因为正是后者同老鸨谈聘用条件的。妓女答应给她养母一笔钱作为补偿，这钱是一个喜欢她的客人给的。结果，律师达成以下的调解：她母亲同意以后不再干涉她的日常生活，但在她从良结婚时，必须告诉她并给她足够的钱，以保证她安度晚年。她母亲同意了这些条件。但是，那妓女却没有立即结婚，她母亲显然是等不及了，竟跑到那妓女家中偷了她的首饰。在这一案例中，法庭的判决并没有指控母亲违法，而是承认她因为养育了那个妓女而有权在那妓女从良结婚的时候获得经济补偿。
(17) 在这些案例中，所有的争讼并不是因为老鸨雇佣妓女为嫖客提供性服务，而是老鸨究竟在什么时候才能要求妓女提供性服务，以及从中能得到多少好处。律师在这种情况下所起的作用与在其他涉及合同的谈判中没什么两样，聘请他们的妓女在法律面前并不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抬不起头来，相反，她们运用法律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当律师们指控老鸨违背了某某法规，他们并非认为当老鸨完全违法，而是要迫使她们或引诱她们作出某种让步。总之，妓女和老鸨的行为举止都好像这法律就该听任她们去用，而不是限制她们的行动的。
聘请律师控告老鸨违法并不限于妓女所为。在1929年被广为报道的一案中，事主赵秀英出身破落官宦家庭，其母为贫困所迫，将她典入绍兴的一家高级妓院。根据该新闻报道，她后来又被土匪绑架，再一次被典卖到了上海的一家野鸡妓院中。赵不仅屡遭毒打，而且在典押期满后仍被她的老鸨非法扣留，又签了一个“卖身契”，使她永远归老鸨所有。（故事暗示尽管赵出身书香门第，但她本人却因为不识字而受骗。）她与一个相好的客人逃跑，但一直怕老鸨用那个合法的合同来找她，于是就请了一个律师，状告老鸨无照经营妓院，买卖人口，逼迫良家女子为娼——而所有这些都是违反刑法的。据新闻报道，该老鸨亦聘请一律师，对簿公堂，但最终结果如何，报道未再提及。
妓院的嫖客对老鸨拥有妓女的权利也是认可的。但当某个嫖客想买某个妓女做妻妾而老鸨不允时，那就要对簿公堂了，而这样的冲突在各个等级的妓女中都会发生。例如，在1875年，一个卖劈柴的小贩花了50元定金从一个老鸨那里买下一个妓女，这女人是他在一家花烟间遇到的。按法庭证词记录说，那老鸨拿了钱却不让他与那妓女立刻结婚。法官听了他的申诉后，让一个警察去告诉那老鸨，她要么让他们立刻成婚，要么退钱，否则就得吃官司。（那男人的要求不作数，因为老鸨和那妓女都说劈柴小贩从来没给她们任何钱。）在这个案例中，法官的警告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老鸨是拿了钱，那么她必须让那个女人走——但如果她没有接受那笔钱， (18) 那她就对妓女继续拥有控制权。其他的一些庭审案例包括有的老鸨想从妓女身上多要一点“卖身钱”，而客人则想尽量少付；或有的客人想把某妓女买走，而老鸨则非要那妓女保证，决不另立门户、与她竞争。会审公廨当即同意开庭审理这些案例；其作用显然只是从量上对老鸨的要求加以限制，但并不对她们的合法性提出挑战。
妓女只要能证明自己是被迫进入娼门的，即能得到法律的援手而逃出娼妓圈。民国时期的许多庭审案例都是围绕着这样的争论，一般都是由妓女或她的亲戚提出，说她并不是自愿投身妓院，或他们并不是自愿将她卖到那里的。而老鸨们则一般都对上述说法提出反驳，说这些女人都是当作寄养女卖给她们，或典当给她们当妓女的。因为典当和买卖是契约交易，所以老鸨们往往都能在法庭上拿出签字画押过的契约，证明那原本是各方都同意的安排。以不规矩手段获得妓女的妓院主也会干一些炮制假合同或在事后骗那些女人签字的勾当，但妓女们往往也会说这些契约合同都是被胁迫而签的。
受罚的恶老鸨
从20世纪10年代起，恶老鸨在描写妓院的多种文类中变成了一种固定形象。（参见图19）其识别特征就是虐待她的妓女：她们被锁在房内，如不能令客人尽兴、不愿伺候客人、因病不能与客人发生性关系或被怀疑偷了鸨母的东西时，会挨打甚至要遭毒打。如第二章所述，动辄受到这样虐待的是那些被典押或变卖给了鸨母的妓女。有时候，毒打是鸨母授意，动手的则是妓院的男主人或仆役。相关的新闻报道多涉及一些低等的妓院，如雉鸡堂子或花烟间。它们引起公共租界当局的关注，一般是因为警方发现了这类事情，或被虐待的妓女自己逃进了希望之门。在公共租界，过分的虐待会被课以罚款或被判监禁，法庭或许还会终止典押合同。被毒打妓女往往被送到希望之门或其他的福利组织。
在一些更加恐怖的黑幕小说中，鸨母虐待妓女的事情被绘声绘色地描写成拷打上刑，以逼迫那些桀骜不驯的妓女就范。1937年有一则很惨的故事， (19) 说的是一个约十七八岁名叫阿金的女人，她被一个男人骗了，以100元的价钱卖给了一个叫阿母的老鸨。阿母让三个男人给阿金开苞，他们用一根铁钻挑进她的屁股，用绳子捆住她的双脚，把她吊在房梁上，下面点上香熏她，直到她同意与客人发生性关系为止。如果这天晚上她招不到生意，阿母就会让她赤身裸体站在庭院的雪地上（深夜吊打的场面都会说到雪，而上海是很少下雪的，但这是这类叙述的一个典型特征）。在无情的鸨母阿母的虐待下，阿金越来越瘦，人也变得不好看了，赚的钱也越来越少，她因此而愈加受到虐待。这些故事公开的目的是要揭露卖淫业的“真面目”，但它往往堆砌了许多性施虐的细节，近乎一种色情书刊的写法。
恶老鸨还出现在另一类故事中：妓女逃出妓院，来到大街上或是找客人寻求庇护，最后引起警方关注。报上曾讲述了一个艺名叫红云的17岁姑娘的故事。1928年，她母亲以400元的价格把她典当到法租界的一家咸肉庄里，但这家妓院的老板嫌她太瘦弱，就把她又典当到另一家妓院。报道说，红云的新鸨母残忍得出奇。红云被逼迫上街拉客直至凌晨4点，如找不到生意，就罚她跪在碎瓦片上，不准睡觉，头上还要顶上一碗水，如果水洒了，就要挨皮鞭抽打。红云实在忍受不了，一天清晨，她逃出妓院，跳上一辆停在弄堂口的黄包车。慌忙之中，她连自己要上哪里也说不清楚，只一个劲地跟车夫挥手比画着往前跑。跑了九个小时，穿过上海好多个街区，车夫最后不耐烦了，问她到底要到哪里去。她不好说自己没钱付他，便离车走进路边的一间房子，求人家收留。可人家哪里肯收，她只好回头求车夫娶她为妻。车夫大喜，对她说自己年纪过大（他36岁），但家里还有三个兄弟，都未成家。他把她带回位于中方管辖的闸北区家中。可一回到家，三兄弟就为究竟由谁来娶她争吵起来。吵闹声让好事的邻居听到，他们怀疑这女人是被绑架的，于是一群人进来讹诈这几兄弟。最后，警方来调查，把红云和三兄弟都带到了公安局。报道未提及此案的控方是鸨母还是三兄弟，而红云的命运也始终是个谜。但在与此类似的故事中，妓女的苦难都被归咎于一个恶老鸨的虐待，而不是娼妓业本身所具有的危险和耻辱。
(20) 妓女的是与非
易受伤害的妓女
妓女所受苦难其实并不能全部归咎于恶老鸨的折磨；有些是因为极度扭曲的爱情导致了自杀，偶尔还引发凶杀。1918年，一名妓女自杀，原因是有客人偷了她的衣物，可她的情人却反而责备她。另有一妓女因情人无力将她赎出而两人一起吞食吗啡鸦片殉情自杀。但这样的自杀究竟能否反映妓女自己的意愿却不清楚：至少有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警察被指控谋杀一花烟间的妓女，因为她不想跟他而跟了另一个警察，而他则声称他俩是约好了双双自杀的，只是他没能死成。
这一类故事都把妓女描写成非常纯情、动辄为爱情而不顾一切的尤物。然而，这些故事同时又加深了这样一种理念，即妓院之所以是个危险的地方，正因为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受到正常的社会约束。
受指控的妓女
正如第五章中所述，高等妓院有时也被描写成危险的所在，男人在这里弄得不好就要受到那些目空一切的女人的羞辱，被小骗子和那些靠骗取信任而骗取财物的家伙耍弄。对于高等妓院中的危险的温和批评，到了写低等卖淫业的文字中被大大地放大了，据说这里的妓女被绝望所驱使，在算计她们的客人时无所不用其极。1929年，一名叫小玲珑的20岁的上海妓女，逃到了该市的南火车站，在她准备搭车去杭州时被警察擒获。报道说她小时候在杭州被绑架，后被卖到了一家雉鸡堂子里。她逃跑过一次，但被抓了回来。成年后，她在上海干上了妓女营生。一个客人看上了她，他每月付给妓院50元，要把她包下来，并把她弄到野鸡妓院外的一间房子里。他不知道小玲珑是铁了心要回杭州。在后来一个来月的时间内，她“骗”他（报道如是说）给她买了许多的衣物，而她把这些东西一卷，跑到了火车站。她的计划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她路上撞上了一个流氓，他想讹诈她，而他们的争吵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从表面上看，这故事讲的是妓女偷客人的东西（或许还违背了与妓院签订的契约），然而故事中丰富的细节描述却足以让读者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 (21) 即这个女人是为了返回老家，为了摆脱被绑架、被人控制的妓女地位，才落到偷窃和逃跑的地步。
妓院往往还被描写成这样一种地方：男人们来到这里，他们原先所受到的尊重和亲人熟人的保护，一时间都不存在了，他们个人就很容易遭遇到危险。报上常看到这样的报道，某男人与一名野鸡或其他什么低等妓女在旅店里过夜，早晨起来，他发现自己的钱财和衣物统统不见了。另一常见的话题是客人死在妓女的床上，其家属伤心欲绝。1916年即有这样-个案例，事主为黄又鹏，他与妓女陈连宝过夜，突然（报道如是说）发出一声呻吟。陈大惊，连忙用黄包车把他送到红十字医院，但黄的情况已非常危急，医院又将他送回妓院，结果他死在那里。尸检称他是吞鸦片自杀，但他的小舅子觉得有诈，说黄的皮夹中少了100元。1929年另有一案，也是说事主在嫖宿危险妓女时自杀，但故事稍有不同。一名叫王阿三的侍者用包月方式“租”了一名叫老三的妓女，两人情投意合，准备结婚，但王的经济非常拮据。他父亲不许他结婚，因为他没有工作，老三又是一个妓女，而且鸦片还抽得很凶。王请舅舅帮忙，但他舅舅一口回绝。老三这时还一个劲地催他结婚。走投无路之下，王偷偷吞了毒药，于凌晨4点来到老三的妓院。老三晌午醒来发现他睡在身边，脸色苍白，不停地呻吟。她赶忙喊鸨母，鸨母叫来警察，用车把王送到仁济医院，可是想尽办法也无济于事。王的父亲要求不要尸体解剖，警长同意了。老三来到遗体前，被死者的亲属团团围住，他们对她说，“阿三为你而死，你应披麻戴孝。”她起初不允，后受到那些亲属的斥责终于同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亲属在阿三生前并不同意他们之间的关系，而在他死后，他们的关系却得到了承认。但这故事的真正含义却是要说明，像他们那样的一种关系对那些脱离大家庭的男人来说实在太危险。
被谴责的法庭
改革作家除事无巨细地刻画妓女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外，还对法律体制不能妥善保护妓女的状况给予强烈的谴责。在这类叙述中，妓女被描写成了最纯粹的受害者。1938年，上海的一篇妇女杂志文章中，记者记录了一名叫马瑞珍的妓女的“自述”。 (22) 故事完全按照改革派的写作惯例，一开始的题目就叫作“跳出火坑以后”，给人以妓院是一个地狱的印象。而整个故事的要点，就是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强制手段如何交织在一起，把妓女们控制在鸨母的手中，特别是对那些被典当进来、合同还没有到期的妓女。按马瑞珍自己的说法，她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在妓女改造组织中待过一小段时间的妓女。她母亲上诉法庭，法庭下令将她从改造学校释放。她们离开法院时，母亲告诉她，老鸨曾威胁她，如果不立即把她女儿弄出来，就要她的命。她们走在大街上时，发现老鸨带了几个男的随从正等着要把她弄回妓院。老鸨还要她立刻交出她在收容期间因未能接客而欠下的份子钱，否则就要揍她。老鸨威胁说，如不马上交出，就要把她交给“老板”处置，马说，此人是“妓院中的最高执刑官”，他说不定会把她杀了，或把她卖到其他城市。此时，老鸨的几个随从出来打圆场。他们要马和她母亲给老鸨下跪，求她让马继续在妓院干下去，挣钱抵债。这样，在妓院随从的监视下，马又到马路上去拉客了。
据马自述，她一连两天都故意找不到客人。老鸨断了她的饭，并威胁说如果她午夜前再找不到生意，就要叫人把她吊起来鞭笞。马于是逃到当地的派出所，一名好心的警官对她实行了保护性监管，并下令去捉拿那老鸨。可是，当地的巡逻警和侦探都同老鸨有串联，因为他们都定期从妓女上缴的份子钱中分到自己的好处（巡逻每人每天有两毛钱的“站街捐”，派出所的侦探每个星期有六块钱的“和气捐”）。24小时后，审问马的警官把她释放，可她一出门就又被老鸨的一个手下人抓了回去，而此刻，老鸨早已派人把她母亲也抓来了。母女二人于是一并遭到痛打。直到此时，一个路人才帮助马拖着老鸨和她的手下到了警察局。此案被移送法庭，可是法官认为马和她母亲按照合同是应该为老鸨干活的；他裁定马母给妓院当女佣，而马则被允许到外面去当帮工，挣钱还债。这样，她就可以不当妓女了。只有等她们还清了欠债，马和母亲才能回她们的老家。按照这篇革新派文章的指控，是国家政权的干预使得妓院中的一套奴役体制合法化、永久化，将这套体制压在妓女及其家人头上，使得她们无法逃脱。
(23) 日常管理
在整个民国时代，妓女与老鸨的争端一般都是以法庭诉讼、新闻报道以及革新派的文字形式公诸世，它们都把妓女描写成受害者。而街头拉客妓女的活动与上海当局逐步采取的管理措施之间的冲突，又形成了另一条文字通道，一条把妓女描写成产生危险和混乱的文字通道——尽管妓女们的活动是老鸨们强迫的。然而，有关老鸨和妓女日常生活的报道所占的篇幅，则比上述两者中的任何一项，甚至比两项相加的总和还要大。民国法律和社会通行准则都不对老鸨和妓女加以非难，即使她们的某些行为受到指责或被认为有罪，也不把她们择出视为另类。妓女的身影出现在争取自由的戏剧性诉讼中，出现在要求改革的呼声中，出现在整肃城市秩序的运动中，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老鸨和妓女们其实仍同其他城市居民一样过着她们自己的日子。妓院与其他公用事业的用户一样，也会因为拨弄电表偷电而被抓住。因客人在房间里抽烟或因烧纸钱讨好财神乞求生意兴隆，结果酿成火灾，则她们也会被罚款。妓女和妓院女佣也经常到捕房报案，说她们的首饰和衣物被人偷了。妓女也有因殴打女佣、借女佣的钱不还或因没有给自己的宠物狗买执照等而被指控的。与上海棚户区的其他居民一样，碰上锅炉爆炸、房屋倒塌一类的灾祸，她们的名字也会上受灾者的名单；她们的亲属也会加入诉讼中，参与决定这些死亡事故的责任问题。当她们积攒了一定的私房钱自己却死了，她们仍会出现在亲属们为分她们的财产而打官司的庭审报道中。总之，妓女们并不总是被描写成有罪的，也不总是被描写成需要救援的对象。所谓受害人形象的妓女及其反面——危险的妓女，是一种非常强大、然而说到底却又非常贫乏无力的文字表述形式。法律话语和改革派话语就在力求管理她们和援救她们的时候，构造出了这样两种形象。但实际情况是，妓女总是越出某一种或多种试图再现她的话语或话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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