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尊敬的听众！
对于我们描述的第三个时代的原则，我们已经够熟悉的了，这就是：只承认它所理解的东西的意义。所以，它把概念看得高于一切；由于这样，它按其形式而言是科学的，而且对它的根本性描述必须从描述它的科学状况出发，因为正是在这种状况中它对自己的意识最清楚、最透彻，也正是从这个最明亮的点出发，可以最好地推断出它的所有其余的特征。
我们在前一讲里已经首先从形式方面描述过这种科学状况，也就是从某些见之于它的一切表现的共同基本特性方面描述过这种状况——主要是依据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它不能致力于理念的事业。但理念是力量的源泉，因此这个时代必然会是软弱无力的；理念是令人完全感到满足的源泉，因此，这个时代必然会感到空虚——它力图用诙谐填补这个空虚，然而诙谐对于它也同样是没有能力做到的。今天，我们打算扼要地描绘这种科学状态独自具有的实质和独自发挥的作用。
首先我们看到，每一个可能有的时代都力图包容和遍及整个人类——这个道理已经在另一场合顺便提到过，但将在这里予以强调，并首次加以应用——唯有它在这件事情上获得成功，它才把自己表现为一个时代，因为否则，它就不过是一些单个的人的特殊信念而已。
第三个时代也是这样。它的本质是科学，因而它必须努力工作，无条件地把所有的人都提高到科学的水平。概念作为最高和最终裁判，对这个时代具有价值，并且具有决定其他一切价值的最高价值。因此，人之所以能对它有价值，仅仅是由于人易于接受概念或善于领会概念，仅仅是由于人易于应用概念或善于构成判断，而这个时代在教育人方面的一切努力都只能按这个目的进行。即使有个别声音不时地呼吁“行动，行动——这就是有助于我们获得纯粹知识的事情”，也起不了任何作用；因为在此种情况下，要么只把这种行动理解成了另一种学习方式，要么那种声音是这个讨厌自己空虚的时代对自身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我们在上一讲中已经谈过，而且经常伴随着这个时代所有的具体表现。对于这个问题作出判断的关键是民众教育，而这种教育是一个特定时代力求一般地给出身于任何阶层的、特别是给出身于民众的儿童提供的。在我们所描述的时代，如果教育一般在任何阶层中都是打算教儿童们学习某种东西，尤其在民众中是打算教他们能流利地阅读，并且在办得到的情况下也能书写，如果民众能掌握从事民众教育的那个阶层的科学，比如，在民众教育被委托给神职人员阶层时，这种教育是在教义问答的名义下掌握系统的、表格式的教义——如果是这样，我说，那就在经验中证实了我刚才论述的主张。即便有时民众教育的其他准则被制定出来了，也部分地得到了执行，那也只是一种反作用，我们论述的主张则是一个基本规则，没有它，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反作用。
这些从一切方面和一切方向影响时代的努力，不可能毫无成就。每一个人，甚至最微不足道的人和文化水平最低的人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做到自我理解，这就是说，由于这个时代的启蒙具有完全否定的性质，他们就会通过独立思考，摆脱一些在年轻时灌输给他们的东西，不再会让自己受到许多早先能束缚自己的东西的束缚。这样，每个人就都在独立地思考，靠自己的力量理解某种东西，而整个时代也变成形式科学的一座永久的兵营，在这座兵营里，当然有许多等级非常不同的人，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武装训练。
尊敬的听众，我不希望你们当中有谁把上述内容误解为我似乎在无条件地谴责这个时代的那些特征，从而把我列入这样一个派别，这个派别是披着不同的外衣出现的，不久前也出现在哲学里；但不管披哪种外衣，它都被公正地称为蒙昧主义者15。这个时代力图使所有的人都无条件地掌握科学，假如它的科学通常能在内心里对此采取正确态度，那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它的代表人物却想把他们的智慧留给自己，特别不愿让这种智慧在广大群众中传播，这就从一个新的方面暴露出他们的不彻底性16。接着第三个时代而来的第四个时代，一个具有真正的实在的科学的时代，也将致力于科学的普及；因为要使理性规律通过可靠的技艺在整个人类中普遍得到实现，这个类族的每一个体对于这种规律都至少必须掌握一定程度的认识，因为每一个体都得靠自己的内在技艺去支持同样也影响着他的外在技艺。所有的人必定会毫无例外地迟早拥有理性科学；因此，所有的人必定会首先毫无例外地挣脱对于权威的盲目信仰。第三个时代抱有这个目的，就此而言是做得完全正确的。
独自理解作为一种理解，我说过，对这个时代有价值，而且具有决定其他一切价值的最高价值；个人尊严和个人功绩都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的。因此，在这个时代面前，只要作过独立思考，就是一种荣誉，哪怕这种思考只是对某种东西的设想；只要提出某种独创的东西，就是一种荣誉，哪怕这种独创性属于明显的错误。这个时代并不打算得出最终判断，通过这种判断达到永远应该坚持的真理，因为它对此过于气馁；它只打算给发表意见积累丰富的资料，它在什么时候需要作出判断，就可从中进行选择；因此，谁能增加这种资料的储备，谁就会受到它的欢迎。这样就发生了一种现象，那就是有个别人不仅不感到羞愧，而且抱着某种自鸣得意的态度出来宣布，“你们瞧，这就是我的意见，你们瞧，我个人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而且我很乐意承认，任何其他的人又可能对它有不同的看法”。这样的人还认为自己这么做是非常谦虚的。但在真正科学的思维方式面前，认为我们个人的意见有什么意义，认为有人会有兴趣知道我们这般重要人物怎么看待某种事物，这却是极端的狂妄自大；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法庭面前，无论是谁，如果他未确信他的论断不是他的，而是纯粹理性的，如果他未确信任何一个理解他的论断、想维护理性存在者的地位的人必定会察觉他的论断是真的和正确的，他就无权开口发表言论。
独自理解作为一种理解，对这个时代是至高无上的东西，所以它具有超乎一切的权利，成了不受任何其他权利限制的最初的、最原始的权利。由此产生了关于思想自由、关于学术评论自由和关于言论公开的那些能制服一切的概念。人们向某一个人指出，他的看法是平庸、可笑、不道德和有害的；他回答说，这无关紧要，我毕竟思考过它，而且我完全是独自把它想出来的；作过思考总是一项成就，因为这往往要付出一些辛劳；人必须具有随意思考的自由。——对于这样的回答，当然不可能再有什么异议。人们向另一个人指出，他不了解艺术或科学的最基本的概念，他对艺术或科学的产品作过长期、广泛的评论，但这个领域对他来说完全是模糊不清的。他回答说，那么，你们是想悄悄地用这种说法暗示，我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完全不应作出评论吗？你们毕竟完全没有关于学术评论自由的任何概念；如果为了评论，必须首先学习和理解评论的对象，那么，这就会使无条件的评论自由受到很大的制约和限制，这样一来，就会极少有人能进行评论，可是评论自由却在于每个人不管是否了解评论的对象，都可以对一切进行评论。——这也许是某个人在少数朋友们之间脱口说出的一类言论，他们猜想，他看到公布这类言论是令人不快的。过了几个星期，印书馆干得满头大汗，以期把这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在世人和后世面前公布出来。报刊分为两派，赞成的和反对的；它们进行仔细的分析和研究，看那个人是否说过这类话，他实际上是在何人面前说的，用的什么措辞，在什么条件下他还会不再讲错，或会必不可免地受到谴责。肇事者都必须向法庭投案，如果过若干年后他的案件由于发生另一个案件而被众人遗忘，那就算他幸运。人们应该避免在这里讥笑，因为这种讥笑只会说明，他们完全不懂言论公开的崇高意义。如果有人被召到这种言论公开的法庭面前，拒绝投案，那些朋友就会完全莫名其妙，而且直到他们临终都会对这种不能尊重法官的反常的人感到惊奇。要知道，他们思考过他们所说的东西，至少有一种看来思考过它的模样。一个有理性的人怎么能拒绝抱着敬畏的态度服从他们的这种思考呢？
当然，尊敬的听众，依靠自己的思维，摆脱外在权威的一切束缚，上升到理性规律的权利，是人类至高无上的、不可出让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人类尘世生活的一个不可更改的规定。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在毫无根据的意见的荒漠中无目的地游荡，因为这样的游荡会完全取消人类的根本特征，即理性。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会有这样的权利，因为这种在权威和荒凉的虚无之间的自由游荡没有构成我们人类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而在这样的阶段，我们人类首先应该摆脱盲目的强制，然后受那种压抑的空虚感的推动，走向理性科学。如果那些人对于无条件的思想自由、评论自由和言论公开的要求无非是想说，只要他们本人愿意，谁也不应阻碍他们出卖灵魂，阻碍他们做可笑的事情，那么，人们便不能不同意他们这么做。究竟谁想阻止他们这么做呢？不是国家，至少不是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的国家。国家监督其公民的外在行动，使这种行动服从于强制性法律，只要这些法律符合于国情，毫无例外地得到遵守，它们就是在不折不扣地确立和维护预期的秩序。公民的各种意见不等于行动，哪怕这些意见看来是危险的；只有对违法行为才该严惩不贷，所以，即使意见相左，也不会发生违法行为。或者，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想改变人民的意见，于是，它一方面采取了某种无法执行的措施，另一方面却暴露了它的法律没有考虑到包括民意在内的现有国情，暴露了它的管理和监督不完备，它不能靠自身的力量，而需要一种它从来都没有得到的外来支援。或者，国家也许抱有最纯正的目的，出于它的管理者对于促进理性统治的真正热忱，借助外来力量同占统治地位的意见做斗争，于是，它就做了一件自己永远无法做成的事情，因为所有的人都感觉到，国家这么做从形式上看不公正，并且那种遭到法律追究的意见在其权利受到侵犯的条件下，由于遭到不公正的对待而获得了许多新的拥护者，由于感觉到自己的权利而获得了更强大的反抗力量；事情的结局是，国家不得不作出让步，因而只会再一次暴露它软弱无力。同样，为数不多的尊重真正科学的人也很少会阻碍那些人对无条件的思想自由、评论自由和言论公开提出那类要求。他们不可能这样做，即使能这样做，他们也不愿意。只有理性证明是他们的武器。他们对一切世人的要求无非在于，依靠自己的自由活动坚定自己的信念。这些尊重科学的人作出的一切论断，都一定会被认为是真的，是唯一真的；他们所说的任何东西都一定不会单纯从历史中学到，一定不会凭信仰加以接受；因为不然的话，人类就会又被送回权威那里，只不过这是一种新的权威；而代替预期的进步的，是接踵而来的一种倒退，只不过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倘若那些人看清了尊重科学的人作出的论断，他们本来是会同意它的，因为我们并没有责备他们违背自己的良知而否弃自己的信念的荒谬做法。但正由于他们没有看清它，他们本来是怎样也还是怎样，而且只要他们看不清它，他们将仍然是这样；他们一俟成为他们那样，就不可能有所改变，因而就得作为不可改变的必然性的组成部分来承受了。
第三个时代的思维方式，我原先已经说过，将力求普遍推广自己；它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推广，整个第三个时代将变成形式科学的一座兵营。——在这座兵营里谁来指挥和领导这里的群众呢？显然，人们会回答说，是最富于表现时代精神的时代英雄，即先进战士。可是谁是这样的英雄和战士呢？凭什么一下能认出他们呢？也许是凭他们进行的研究的重要性，或凭他们的论断中出现的那种照亮每个人的心灵的真理性？然而，既然这个时代一般没有对重要性或真理性作出判断，而只是积累了大量意见，供未来作出判断，我们怎么能做到这一步呢？有鉴于此，谁只要有自己的见解，靠他的这种见解，给那种蕴藏量巨大的意见库作出自己的贡献，他就会适于做群众的领袖。但在这个时代，正如已经提到的，这么做并不能取得什么优势；因为每一个生活在这类氛围中的人，终归会想出某种东西，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见解。可惜，这种形成意见的能力遇到了厄运：一个头天晚上形成的新见解，第二天早晨就被一切世人，包括提出这个见解的人本身遗忘了，这样一来，对意见王国的这种新的充实便消失得不见踪影。也许只有发明这样一种手段，这个时代才能摆脱困境，通过这种手段，既使构成意见的活动，也使意见本身尽可能记录下来，不至于第二天早晨就被遗忘；这样的手段能给任何视力健康的人证明存在过什么意见，而提出意见的人本身也会留有一种防止他遗忘的常备记事工具，表明他有过什么见解，比如，已经发明的书写和印刷技巧就是这样的手段。有了这样的技巧，谁若发表过什么见解，用白纸黑字记录下来，谁就会属于时代的英雄，这些英雄的崇高团体就是知识里手们的共同体，或者像他们更喜欢听的——因为他们的全部实质性的知识毕竟只是经验——就是学者共同体。
在作这样的评估的时候，这个时代绝不会让人把自己弄糊涂，以为跨入人类的这个光荣的元老院的门径通常是由最先遇到的出版家开辟的；出版家对于其所印的东西比著作家对于其所写的东西知道的更少，他只希望别人的印刷出来的钞票换取他印刷出来的著作。
学者共同体就是以这种方式形成的。它靠印书馆的力量将自己跟群众分离开，群众没有东西可供付梓，他们在形式科学的兵营中扮演着读者的角色。由此便产生出各种新的相互关系，产生出兵营中这两个主要阶层的相互联系。
著作家让人印刷东西的首要目的，当然在于公开记载自己的精神的独立性；由此就出现了在科学方面追逐新的或显得新的见解的现象，在文艺方面寻求新的形式的现象。谁达到了这个目的，谁就能赢得了读者，而不问在前一情况下他的意见是否真，在后一情况下他的形式是否美。但是，一俟印刷业真正发展起来，甚至这种新奇性也就不讲究了，而且让人印刷东西本身成了一种收入。这时，在科学领域出现了一些编纂者，他们将已经写了上百次的东西稍加修饰，又让人印刷；在文艺方面出现了一些赶时髦的著作家，他们模仿他人或自己的某种受到欢迎的形式，直到人人都对它生厌为止。
这种发表著作的潮流经常更新，不断涌现出来，每个新的浪潮都会排除先前的浪潮，以致最初印刷著作的意图的实现会受到阻碍，印书馆要把各种创见载入史册的工作会被取消。不掌握不停地发表见解的技艺，就没有办法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一切过往的东西都会被遗忘。究竟谁还会把这种东西留在记忆中呢？不是真正的著作家，因为既然每个人都只想成为新的，那就谁也不会听别人的，而是各走各的路，各弹各的调；同样也不是读者，读者感到高兴的是他好容易脱离了旧的东西，因此他急切地追求新的东西，而他选择新的东西，大多受偶然性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让人出版他的某种作品的人能够肯定，除了他自己和出版家以外，还会有其他什么人知道他写的这种作品。所以，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再特别开辟和建立一种公开的和通用的文献记忆手段。这样一种手段就是学术期刊和丛书，它们将著作家早先公布过的东西再公布于众，而每个作者也能在过了半年以后，根据它们再听到自己说过的东西；利用这样的场所，他写的东西也就同样可以使广大读者知道，哪怕他们只读学术期刊也罢。可是，单纯报道其他著作家的见解，这对这种出版物的编者来说会有失自己的尊严，把自己在其他著作家中的地位贬得太低。于是，在作这种报道的同时，他们又对其他著作家的思想进行思考，作出自己的评论，从而用文字表明自己的独立思考；但这项工作的基本准则是：在所有作品中找出某些不足，对每个事物比原作者知道得还好。
如果这种评论以通常发表的著作为对象，这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某个著作压根儿就是扭曲的，经过评论者的重新改编，又从另一方面遭到扭曲，这也是很平凡的事情。那些真正值得阐述明白的著作，不管是在科学方面，或是在文艺方面，总是表现了一种完整的、以崭新和独创的方式奉献给理念的生活；在它们没有掌握和浸透了时代，没有按自己的观点改造了时代以前，对它们作出一种评论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言而喻，对于它们的透彻的评论绝不可能在它们发表的半年甚或一年之后由最优秀的评论家写出来。但同样不言而喻，通常的图书评论员都不作这样的区分，而是对出现于他们眼前的一切，毫无顾忌地随便加以评论；所以，这样的评论对于真正有独创性的著作就会造成最不好的结果。然而，即使这种违反准则的行为，除了对于那些图书评论员本身以外，也不是什么坏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真正好的东西，不管它如何长期遭受诋毁，被人误解，而得不到重视，也不会销声匿迹；终将到来那么一个时刻，那时它就会给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如果有人由于别人对他的著作的看法错误而认为自己在人格上受了侮辱，因而感到痛苦，而不是抱着同情的态度微笑，这就只会证明他的对手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他的个体性还没有完全溶于理念，溶于对真理的认识和热爱，所以这种个体性也还可能在他的著作中表现出来，而且理念在这种个体性的附近留下的印迹愈纯粹，它在他的著作中的表现就愈不讨人喜欢；这样的人本当由此接受一种最迫切的要求，那就是反省自己，完全净化自己。——这种内心完全净化、态度始终如一的人会认为，假如别人错误地看待事物，那是他们的遗憾，不是我的遗憾。他们的看法不对，不是他们心怀恶意的过错，而是他们缺乏眼力的后果；如若他们能获得真理，他们就会自得其乐。——最后还必须提到建立书评制度所带来的方便：谁没有特别的兴趣或太多的闲暇时间读书，便不必进一步读书，只消读一读学术期刊，便可掌握当时出版的全部文献。在这种制度下，图书仅仅是为了能加以评论才予以印刷，倘若没有书也能进行评论，那就会根本不需要什么图书。
这就是对于形式科学的兵营中的那个活动部分，即著作家的描绘。感受部分，即读者群是按照著作家的观点塑造自己的，以便成为著作家在对面的精确映象。就像著作家在不倦地和不停地写作一样，读者在不停地阅读；他们竭尽全力，力争以某种方式浮在不断出版著作的洪流上，并且像他们说的，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他们对自己勉强念完旧的东西感到高兴，而力求念到新的东西，因为最新的东西已经出现；他们没有任何一刻时间再回想一下旧的东西。在这种无休止的忙乱中，他们绝不可能在什么地方停下来，亲自想一想自己究竟在读什么东西，因为他们的事情不容拖延，而时间却不多；因此，在这个匆忙阅读的过程中，会给他们留下什么东西，留下多少东西，这种东西会怎样影响他们，给他们形成了何种思想形态，这就始终完全取决于偶然的机遇了。
这种阅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与其他一切兴致特别不同的兴致，它包含某种极其适意的东西，会很容易变成不可或缺的需要。所以，也像其他麻醉剂一样，这样的东西使人陷入一种介乎昏睡与清醒的惬意状态，无须人们做什么事情，就使人陶醉于甜蜜的忘我状态。我总觉得，这种状态酷似抽烟，也许作这个比较能得到最好的说明。谁一旦尝到了这种状态的甜头，谁就想不断地再享受它，在生活中再也不愿干别的事情；他甚至全然不想了解文献的实质，不想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仅仅为读而读，活着即读，他本人成为一个纯粹的读者。
这就是著作家没完没了的写作和读者没完没了的阅读所达到的结局。这种活动是在内部消解的，而且以其最大的成果毁灭了自己的一切结果。那种纯粹的读者依靠读书的方法，已经再也学不会什么，已经不能掌握某个清晰的概念，因为所有印刷出来的东西都立即使他陶醉于内心的宁静和甜蜜的忘我。由于这个缘故，他也就切断了其他一切求知的道路。所以，借助不断的演说或学术讲座进行的口头交流，同借助死板的字母进行的文字交流相比，一直具有无限的优越性。而古代人发明书写，仅仅是为了替代口头交流，使那些听不到口头交流的人能够阅读；一切书面的东西最初都是口头叙述过的，都是口头叙述的复制；只有到了近代，特别是自印刷术发明以来，印刷品才要求成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这样一来，忽略了演说中的生动修辞的那种风格也陷入了这种衰落过程。但是，即使对于这种口头交流，以上所述的那种读者也是首先衰落的。
这种习惯于绝对被动的忘我的读者，怎么能掌握整个演说的前后联系呢？哪种联系能主动地加以把握呢？当整个演说分为一些阶段，定期进行——每个好的演说都应如此——的时候，他们怎么能把各个时期讲的东西理解和概括为一个统一体？他们以为，只要能把白纸黑字的东西呈现在他们眼前，他们就好办了。然而他们错了。即使这样，他们也不会把各个时期讲的东西理解为一个统一体，只不过眼睛会盯着他们占有的范围，不停浏览黑字白纸，依靠这黑字白纸掌握各个时期讲的东西，以为这样，仿佛他们就领会了它们。
这个时代在科学上的努力落到这个境地以后，我说过，便会自己毁灭了自己，而我们这个类族的处境一方面是绝对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也完全没有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时代已经不再会读书，因此一切写作活动都变得徒劳无益。于是便到来一个创造新起点的时刻。依我看，这个新起点在于，一方面重新掌握口头交流的手段，把它提高为熟练的技巧和技艺，另一方面努力培养接受这种口头交流的能力。
如果要让人们还能阅读，就至少应该用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做这种事情。为了使我今天本当在你们眼前作的不讨人喜欢的描述以某种讨人喜欢的东西来结束，尊敬的听众，请允许我向你们说明，什么样的阅读方式我认为是正确的。
大家能够靠写出的字母阅读的东西，要么是科学著作，要么是文艺作品。既非前者也非后者、既不涉及前者也不涉及后者的作品，总是不读为佳，这类东西本来就一直无法写成。
首先，至于说到科学著作，那么，阅读它们的首要目的是要弄懂它们，用历史的眼光认识作者的真正思想。在这里，读者不必迁就他的著作，以致抱着被动的态度，迷恋于作者，就像想靠机遇和运气那样让他影响自己，或者任他想对我们说什么就说什么，毫无争辩，记住他说的。相反地，正如自然研究中应当使自然界接受实验者向它提出的许多问题，迫使它回答这些问题，而不信口开河一样，作者也应当接受读者提出的那种巧妙、周密的实验。这种实验应该用下述方法来进行：先将全书大致浏览一遍，为的是对作者的目的预先有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找出它的第一原理、主要分段和主要章节，而不管它是以什么形式撰写的。当然，这个原理即使从作者本人的观点看也必然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是明确的，在其余方面则是不明确的；因为假若它已经完全明确，这本书便到此为止，无须继续写下去了；而要继续写下去，当然只是为了把尚不明确的东西进一步加以明确。只有在它明确的范围内，它才是可以理解的；在它不明确的范围内，它就暂时还不可理解。判定可理解性与不可理解性的这个尺度必须以下述方式加以阐明：“作者所谈的概念，就其本身而言，并且不依赖于作者，可用如此这般的方式予以规定。”对于作出规定的可能性预先估计得愈多，作出的准备就愈好。“作者从这些规定的可能性中给其原理提到的是如此这般的规定；具体地说，他在这方面作了如此这般的规定，它同这里也可能存在的其他定义方式有这种明确的对比。在这个范围内我可以理解他。可是，作者的原理还在某些方面不明确；他对此持何看法，我暂时还不知道。我牢牢地掌握了可以理解的基本点，而在周围是我确实知道的一个现在还不可理解的事物的领域。但是，作者对此作何想法，即便他一次也没有说过，从他由前提得出结论的方式也能看出。他对他默认的前提的利用，会使他的想法暴露出来。我要继续读下去，直到作者进一步作出规定；这个新规定无疑会使先前不明确的部分消除，清楚的部分扩大，不可理解的事物的范围缩小。我要重新弄清楚可理解性的这个尺度，把它铭记在心，并且继续阅读下去，直到作者又一次作出新的规定——我按照这个规则，一直阅读下去，直至不明确性和不可理解性完全消失，溶于一个明亮的光点；这样，我才能把作者的整个思想体系，无论向前或向后，无论按哪个次序，无论从它的哪个规定推导它的一切规定，都创造出来”。——为了在这种对作者作的独自思考中严格照管自己，也为了不把已经确定和清楚的东西又遗失掉，拿起笔来，把这整个操作记在纸上，也许甚至是有用的；而且就像在最初的确会发生的那样，对于一印张的内容本来就必须写另外二十印张的叙述17。在这里节约稿纸大概不是地方；只是不要把这些稿纸以注释的名义匆忙拿去付印！这种注释产生于我赖以研究作者的那种教育水平，实质上只是供我看的注释；而每一个真正想了解事实真相的读者，想必会利用我的那些注解，进行同样的操作。无论怎么做更合适，我们都宁可让这样的读者不管我过去必须怎么做，而对原作者本人进行这种操作。
显然，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特别是在我们一开始就比作者本人从一个更清楚的概念出发时——就常常可以对作者比他对他自己理解得好得多。他有时在其推理中发生混乱，有时作出错误的结论，有时措词不当，而且写的完全不是他想写的东西。我从什么地方知道这一切呢？我是从他要作出推论和陈述的方式中知道的，因为我把他的整个著作都钻研过了。他那些缺点都是由人的弱点造成的，高尚的人不会责怪它们，如果他在主要的方面肯定作出了贡献。
同样显然的是，如果作者没有掌握他想论述的科学，不了解当时这门科学达到的水平，或者，如果他思想混乱，我们采取这种阅读方式，就会立刻发觉这些问题。在这两种场合，我们都可以把他的著作置于一旁，不必再读下去。
这样也许就会达到当前的目的：理解和以历史的眼光认识作者的思想。阅读的第二个目的，即评判作者的这个思想是否符合于真理，经过这样透彻的研究之后，就会容易达到，如果在研究过程中没有像可以预期的那样，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判断。
其次，至于谈到阅读文艺作品，那么，读它的真正目的在于人可以分享这种作品所能提供的勃勃生机、高尚情趣和精神素养。从容不迫地投入文艺作品而忘却自己，就完全足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要揭示整个审美方面的愉悦的源泉，甚至在每个场合找到这种源泉，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虽然人人都有权分享艺术，但要进行艺术创作，哪怕揭示艺术的奥秘，却只有少数人能做到。但是，哪怕为了艺术作品能传到我们这里，而我们能接触它，它也必须预先得到理解；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完全理解文学艺术家的目的，理解他通过他的作品究竟想提供什么，并且能把这个目的作为他的整个作品的精神用它的各个部分构想出来，同时又把这些部分用他的整个作品的精神构想出来。当然，这还不是艺术作品本身，而只是它的平淡无奇的部分；只有当我们从这个观点看艺术作品的时候，强烈吸引我们、感动我们的东西才是艺术的真正本质；然而，为了能享受艺术作品，我们必须先掌握这个平淡方面，彻底认识作品的有机统一。这种有机统一像一切天才的东西一样，虽然总是无限的和不可穷尽的，但是，哪怕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接近它，也是一种享受。我们将回到我们从事的严肃工作，而忘掉那种直观，但它却会潜移默化地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不断地得到发展。过了若干时间以后，我们将再回到这种作品上来，看出它的另一种形态；这样，它对我们来说就永远不会变得衰老，而是我们每次重新察看它，它都会变得年轻，展现一种新的生命，我们将不再渴望某种新的东西，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把最古老的东西变为最有活力和最有朝气的新东西的手段。
我们首先必须理解和掌握的艺术作品的这种有机统一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应该由任何一个对此一无所知的人向我提出；对于这种人，我根据刚才说的东西，或者没有仅仅重复他本人的想法，或者至少没有很清楚地说出这种想法。关于科学著作的统一，我完全可以向你们说明，并且已经根据我的所知这样做过；关于艺术作品的统一，我则不能这样。我所说的统一，至少不是虚构的故事的统一和它的各个部分的联系，也不是它的存在的可能性，不是它的心理效果和道德教益；这些东西都是通常的理论和文艺评论提到的，是一些喜欢胡编乱造、迷惑艺术鉴赏能力的野蛮人的废话，可供另外一些让人把自己的艺术鉴赏力迷惑住的野蛮人去听！我所说的统一是另一种统一；只不过通过具体的事例，按照那种精神对现有的艺术作品进行真正的剖析和综合，就能向外行人阐明艺术作品的统一。但愿立刻出现一位人物，他能在人类面前完成这项崇高的业绩，因而至少在青年人的心中重新唤起几乎完全泯灭的艺术鉴赏能力：不过，这样的人不应当是年轻人，而应当是经过充分考验的和业已完全成熟的人物。只要这样一位人物还没有出现，其他人就可能索性不读和不看真正的艺术作品；他们难以理解这些作品，因为它们的内容无限深刻，他们也无法享受这些艺术作品，因为享受它们是以理解为前提的。但他们读另一类文学艺术家的作品，则会得到很大的满足，而这些文学艺术家幸运地保护了当时最令人喜欢的思想倾向、奇谈怪论和百音盒，并且把人人都想过的生活，把他们实际上过的——可惜是经常被打断的——生活压缩到一起，写成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读完的东西。于是，不管我们本来是否同意他们读这类作品，读这类作品的现象就像迄今发生的那样，实际上将会在今后继续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