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
尊敬的听众！
我们的真正问题是国家在我们的时代处于其发展的哪个阶段，为了给这个问题的解决做好准备，在前两讲里已经单纯借助哲学思考，概括地表明了国家就其形式和内容而言是什么，同时也表明了它是通过哪些阶段和中间环节而逐渐向着它的完善境地前进的。这种描述只能是枯燥的，而只有与其目的联系起来，使随后讲的东西易于理解，才会有某种趣味。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提到一些实际上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使这种一般的描绘变得有点生气，而这样引导你们的全部目的都在于使你们自己能够发现，在现代国家的建制和管理中究竟什么是新颖的和前所未有的，因而也能够发现我们的时代不同于所有其他时代的政治特点在什么地方。关于我们的目的和研究历史的方式，我们已经在以前的一讲中作过充分的解释，不过我们在这里觉得有必要再提醒注意其中的一点，那就是我们关于历史所作的说明绝不想成为史学定论，而是满足于单纯就真正的史学研究提出一些问题和课题。我们还要补充一条新的限定，那就是我们将仅仅着眼于一条简单的、只是降到我们这里的文明线索，实际上只考虑我们的历史，即考虑业已变得文明的欧洲这个当今的文明王国的历史，而撇开了其他的文明旁支，这些旁支当然可能与我们出于一个共同的来源，但在当今并未复归于这个共同的起源，并且对我们也没有直接影响，例如，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这两个旁支。
曾经被定为一切国家组织的开端的是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自由人在某种程度和某个方面变得服从于另一些自由人的意志。怎样才能出现这种服从关系，是在这里亟须我们回答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它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变得很出名，但我们绝不会像一位特别由此而闻名的著作家做过的那样解决它34。
按照我们的那个在以前提出的、需要用严格的哲学精神加以彻底证明的体系，同样在原初就有人类不平等，它很可能存在于标准民族与粗野部族之间，而标准民族单靠其存在就成了理性的纯粹摹本。关于我们人类的这两个基本组成部分最初是以什么方式混合起来的，人们并不想在什么历史中寻找报道，因为历史的存在就以出现过这种混合为前提。在这种混合的状态中，标准民族的那种享有原始文明的后裔肩负着文明化的重任，这种文明化是崭新的，并不一定蕴含在原始文明里；也就是说，这种后裔肩负着发展他的传播文明、施展影响和卓有成效的能力的重任。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所有这样的后裔都将在这种全新的技艺中获得同样的进展，或都将能获得同样的进展；倒不如说，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将顺乎其个性，在自身发展这种技艺。同样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那些在这方面居于落后地位，不可能那么容易抛弃其质朴无瑕的人们，就因而比另外一些容易步入腐败部族的迷途曲径或对这种部族使用暴力的人们，处境更加不妙。但是，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会成为劝导者、领导者和统治者的是后一种人，而绝不是前一种人；后一种人也甚至依靠了前一种人的善良意志，但前一种人在既成的事态中并不羡慕后一种人的这种优先权，而是退居到了默默无闻的隐蔽状态。
此外，还有一种外部的、在我们看来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的情况，那就是对于各种金属和合乎目的地使用它们的技艺的占有；我说的是各种金属，请大家不要只想到金子。关于这些金属的知识最初是怎样产生的，它们是怎样从地下开采出来，转变成技艺赋予它们的那种未曾预料到的新形态的，在我们看来，没有任何历史学肯劳神费心，予以深思。毫无疑问，这种知识在有一切历史学以前，在尘世生活开始的时候，就是标准民族的占有；在发生那种混合以后，只有技艺娴熟的人完全不同于质朴无瑕的人，懂得利用这种占有。这些金属由于经久耐用，由于适合于武装薄弱的人力，由于容易隐藏，而必然会获得何等价值，尤其是在那种把它们改造为致命武器的人的手里必然会多么可怕，都是显而易见的。的确，各种金属从开始有历史的时候起，就是普遍寻求的财物，直到今天都是文明人能给野蛮人提供的最宝贵的物品；的确，完善武器和用金属制造适用的或新式的杀人工具是我们的全部历史真正发展的原则。
借助于现在提出的这两条原则，在那些首先使标准民族——虽然周围有野蛮人，但是还没有与他们混合起来——散居的国度里，就会形成居民们服从于一个领头人或几个领头人的关系；即使他们在最初联合起来，仅仅是为了进行战争，带着武器对付野兽或尚未服从文明目的的野蛮人，这种联合也依然是基于又出现了进行这样的战争的需要。统治者不必为了维护这些服从他的人而特别操劳，这些来自文明部族的人只要有和平的环境，就能独立地生存下去；统治者也同样不必要求他们付出很多劳力，因为这种联合只有一种暂时的、容易达到的目的。但这种简单的关系不久就变得复杂起来。统治者的驾驭其他人、为其他人立法的能力，尤其是利用对其他人的现实统治来为他们立法的能力，成了实现野心的手段；随着起初甘愿服从的人们大力发展自己的能力，他们必定会开始用忌妒的眼光看待别人对他们的统治。于是，一些由共同的血统与共同的住地联合起来的部族就与整个民族分离开了，而且在遇到幸运的机会时，也确实获得了对于整个民族的统治。
在我们看来，国家在中亚细亚这个历史上的人类发源地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按照已经知道的历史文献的说法，第一个在这部分地区使一些自由人的意志服从于自己的意志的人，很可能是一位强有力的猎人；不过，大批的人马一旦结集起来，还会被用到不同于狩猎的目的上去。后来出现了亚述人、梅德人和波斯人，出现了另外一些现在已经不知道叫什么名称的部族，他们先后取得了对于他们以前的统治者的领导权，取得了对于曾经与他们一道居于被统治地位的人们的领导权。历史学谈的只是这些居于统治地位的部族及其首领，而关于那些居于服从地位、从来都没有取得领导权的部族，关于他们的知识水平、家族关系、风俗习惯和文明程度，它是绝口不谈的，他们的生活默默无闻地流逝过去，完全没有受到政治史的青睐。但是，这些部族从本质上看，绝不会比他们的统治者更恶劣，而是可能远比他们的统治者更优越；证明这一点的首先是犹太人的文明史，犹太人在散居于这些地区的时候，就已经克服了他们早先的那种粗野的迷信，而上升到了对于上帝与神仙世界的更好的理解：其次是希腊人的文明史，希腊人承认他们的哲学从那些地区吸收了最崇高的东西；最后是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根据早先作出的一项说明，承认自己来源于亚洲人，而不是来源于犹太人。在这种王国里，绝大部分公务活动及其荣誉都属于占统治地位的部族，被统治的部族的成员通常都被排除在参与治理的一切活动之外，但是，占统治地位的部族并不了解受其统治的部族的一切力量，更不能不顾及他们的目的就要求得到他们的力量。波斯人的那位所谓的大帝35，作为这片无垠的领土和这些无数的部族的统治者，当时在所有被统治的部族当中是相当寡助的；证明这一点的，是这些帝王为了完成征服希腊的战备，曾经需要花费经年累月的时间，而那次远征的可耻失败则更证明了这一点36。
在我们看来，国家的开端是这样的体制：许多自由的部族服从于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部族的某些目的，然而这种服从不是遵循某种常规的、完全的服从，而是在亟需的时候对付自由的部族的方便手段，例如，随机应变地设置地方总督或高级专员，控制被统治的部族；在其他方面，这些处于臣民地位的部族的行动则是完全自由的，甚至在任何情况下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一言以蔽之，这种体制就是专制政体，它的本质绝不在于对待臣民的残暴，而是仅仅在于，存在着一个占统治地位的部族，各个被统治的部族被排除在治理工作的范围之外，但在自己的生活方式方面则完全由自己做主；无论在要他们为国家作出负担方面，还是在治安管理和民事立法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都是变化无常的想法，而绝不是规则，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可能有一种固定的法律。作为这种体制的专制政体，现在还在观察者的眼下存在于欧洲的土耳其帝国，当周围的国家有了种种进步的时候，这个帝国直到目前还处于国家发展的最初阶段。
在欧洲——它原初确实仅仅是野蛮人的所在地——，国家是以力求达到另一种目的的方式开始的。在这里与野蛮人混合起来的，并不是标准民族的全体后裔，而只是其中的少数人，他们被逐出在亚细亚已经开始的文明的王国，也许带了少量的随从，但不抱返回故土的希望。我在这里只想提凯克洛普、卡德摩和珀罗尊37这三个人名，尽管好多人名现在不见经传。他们带着当时古代东方世界的一切技艺和科学，带着未加工的金属，带着武器和农具，也许还带着适用的种子、植物和家畜，首先来到后来被称为希腊的沿海地区，来到能力低下的野蛮人当中，而这些野蛮人很难维持自己的生活，也许还没有改掉吃人肉的习惯，并且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确实还没有改掉人祭的风气；他们抱有良好的意向，而且采取了英国殖民团体至今都能在新西兰定居的那种做法。他们在野蛮人当中赠送物品，传播各种获取生活资料的方便手段和农耕工具，在一个收获季节到另一个收获季节之间给一切人贮藏粮食，从而把野蛮人吸引过来并且聚集到自己周围；他们依靠野蛮人建造了一些城市，让野蛮人也聚居到城市里，采用更加合乎人道的风尚和逐渐演变为法律的固定习俗；这样，他们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了管理野蛮人的统治者。既然这些外来的后裔只是携带着他们的家属或少数随从到达这里的，那么，他们就绝不可能指挥和在周围结集大批人马；此外，与他们类似的其他人也不时地来到这里，在其他地区用同样的方式建立起一些国家；于是，在欧洲的这个最先得到开发、变得文明起来的地带，就不像在亚细亚那样形成一个人口众多、疆域广阔的帝国，而是形成许多彼此并存的小国。反抗那些游荡到他们的疆土、干扰他们的目的的野蛮人的战争，是无法避免的；没有被撵走的野蛮人会受到奴役，所以在这个地带就可以形成奴隶制。
这些新国家中的自由臣民一开始就受到了良好的待遇，随后又受到了精心的教育和培养，他们不像在亚细亚那样处于一个占支配位置的部族的统治之下，而是绝大部分处于一个唯一的外来家族的统治之下，这个家族总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生活的，能够受到众人的监督；我说，这些臣民无疑不会对他们的统治者的一切要求和安排都盲目地表示满意，而是喜欢亲自洞察它们如何达成普遍幸福的目的；因此，统治者办事必须很谨慎，必须对他们很诚实。从这种情况首先产生了严格的法权意识，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欧洲的各个民族的真正特点，它与亚洲人特有的那种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宗教态度是相反的。
这些进行统治的家族最后都丧失了他们对于遥远的公众事务的威望，他们或者完全死绝，或者被驱逐出境。由于法权概念的传播已经相当普遍，所以各个共和国也就能够取代了迄今的小小王国。这些国家的统治形式和政治自由现在丝毫也引不起我们的兴趣。希腊人的普通政治信念把本质东西与偶然东西、目的与手段混淆起来；对这种信念来说，国王与暴君的意思相同，对他们的古老统治者家族的回忆会令人毛骨悚然；这种混淆一直流传到我们——他们的最晚的政治后裔——这里，而我们作出上述区分，也就克服了这种混淆38。我说，这丝毫也引不起我们的兴趣；希腊人真正寻求和获得的是一切公民的权利平等，甚至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各种权利的平等，因为根本不存在任何一种由宪法赋予特权的出身。然而，当时存在着一种巨大的财产不平等，它确实仅仅是由偶然机遇造成的，而不是由体制造成的；但当时的体制未能消除它，因而不存在各种权利的平等。
这样，那种在上文中作为国家形成的第二个阶段提出的人人权利平等就在欧洲发展起来了，但它绝不是通过国家形成的第一个阶段，即专制政体的阶段才发展出来的，而是仅仅由于国家在希腊是在不同于中亚细亚的条件下形成的。
在欧洲的第二个得到开发、变得文明的地区，即在意大利，这种权利平等还在更加巨大的范围内和极其有趣的环境下发展起来了。我们认为，最初的文明缔造者在这里并不像在原初的希腊那样是一些个别的家族，而是一些来自古希腊的真正的殖民团体，即许多家族的汇合。如果这些殖民团体像在意大利南部那样，都是独立存在的，用它们自己的组成部分构成一些锁闭的国家，那么，这就单纯是古希腊的继续，而不是什么新颖的东西，因而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围。但是，如果这些殖民团体与土生土长的野蛮部族混合起来，就像在意大利中部那样，与他们融合为一些国家，那么，必定会由此出现一些新的现象。恰恰是通过希腊的各个新后裔在不知不觉中掌握统治权的那种手段，在这里整个殖民者的部族就在与他们联合起来的野蛮人当中获得了威望与力量，而且无论这些殖民者在他们自己当中采用了什么统治形式，相对于当地土著居民而言，总是形成一种贵族政体。古老的当地习俗，甚至原初的地区语言，都受到了这些新来的人们的排挤。这些殖民者成了占统治地位的部族，正像在中亚细亚有过一些占统治地位的部族那样。在这些殖民者几乎没有为自己的目的充分陶冶最初服从于自己的土著居民时，如果没有来到一些又使一部分土著居民服从自己的新殖民者，那么，正像在亚细亚那样，就会由此形成一个疆域广阔的帝国。只要贵族们不必在服从者的眼下居住得过分密集，只要贵族们不受到驱策，非把超过服从者的能力的重担加给他们不可，而服从者也不会受到驱策，非承受这样的重担不可，各种事态就会保持原状。如果这些条件被取消，双方就必定会相互爆发一场斗争。在由意大利中部的部族的这样两种成分构成的一块殖民地或一个国家里，也就是说在罗马，允许有这类事态的条件首先被取消了。我们在这里并不考虑罗马起初有过一些国王；这些国王总是来自散居于整个意大利中部的贵族部族，他们实际上是贵族的首领，一俟他们想反对贵族们，就立刻垮台了。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罗马的居民从开始起就有两个主要的阶级，一个是贵族，或贵族殖民者部族的后裔，一个是平民，或意大利原初居民的后裔。我们看到，这两种极其不同的成分拥挤在一个城市的狭窄的市区里，总是相互监视着对方；他们受到邻国的那种随处可见、必然会有的憎恨，而不得不紧紧挤在一起，反对向外散开的尝试；出于这种亟须，贵族们紧密团结起来，希望靠平民养活自己；平民则起来反抗贵族，不过，这种平民具有真正欧洲人的国民意识，并不想压迫压迫者，而是仅仅想获得权利和法律的平等；贵族们为了保卫国家，抵御外敌，又需要平民的力量，因此，他们会受这种亟须的驱迫，让出他们在这种亟须不再存在的时候又很想收回的东西。这样就在双方发生了一场绵延数百年的斗争；这场斗争开始于贵族宣布与平民家族联姻为亵渎神圣事物的行为，并借助占卜对平民的能力作出的否定，不承认平民在神性中应该得到的一切份额；这场斗争告终于贵族不得不与平民出身的人们分享最高国家职位，不得不承认这些人会像他们那样出色地、熟练地执掌这些职位。然而，贵族们在经过这数百年的漫长岁月以后，也仍然不会忘记他们先前的特权，而总是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再使平民吃亏，另一方面，平民也几乎从来都不会不寻找办法，对抗贵族们的这类行径；所有这些情况一直延续到全部权力落入一个举世无双的人的手里，斗争双方同样被征服为止。在这数百年用极高的才智追求权利平等与用毫不逊色的才智渴望不平等的斗争中，形成了处理公民立法和内政外交的精湛技艺，形成了对于一切回避法律的做法的几乎穷根究底的深入洞察；而这些技艺和洞察都是罗马人以前的任何一个民族不曾拥有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专业领域里也许还得向他们学习很多东西。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权利的平等以一种极其巧妙的方式得到了保障。但一方面由于贵族无休止地追求不平等，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体制未能消除偶然因素，所以还根本没有出现过各种权利的平等。
我们在以前的一讲中提到，国家把自己视为完备的文明王国，并以这种资格处于反对不文明的天然战争状态。只要人类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还是片面地发展的，就可以料想，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都会把它自己的文明视为真正的、唯一的文明，而把其他国家直接看作不文明，并把它们的居民看作野蛮人，因而把征服它们看作自己肩负的使命。这样，在我们提到的三个主要的古代国家之间就会容易发生战争，而且是真正的战争，征服其他国家的战争。如果首先谈到各个希腊国家，那么，它们是作为希腊人，也就是作为由那种明确的民权观和国家观、共同的语言、节日庆典和神谕宣示统一起来的民族，借助于一种国际联盟和一种在它们当中普遍可行的国际法，很快就把自己构成一个唯一的文明王国的，它们利用野蛮人这个名称，把其他一切部族都排除到这个王国之外。如果它们即使如此，还会使这种联盟在内部彼此发生战争，那么，这些战争也毕竟总是完全不同于反对野蛮人的战争，也就是说，是有节制的和讲宽容的，绝不至于根除对方的国家实体；即使两个居于首要地位的共和国后来甚至会在它们的对外政策上不统一，并且在这个方面彼此为敌，但希腊人在应当扮演他们的真正的世界角色时，还是又为了一个目的而由两位马其顿国王统一起来了。希腊人的文明直接服务于国家及其立法、行政、陆战和海战的目的，在这方面他们无疑远远地胜过了他们的天然对手，即亚细亚的帝国。在亚细亚的帝国里，真正的宗教是隐蔽地保存起来的，也许连占统治地位的部族都不清楚；希腊人则不会使自己再上升到这种宗教。究竟是什么东西特别使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波斯人，在突然爆发对抗时有资格胜过希腊人，这不是完全清楚的；但可以肯定，连波斯人也把希腊人视为野蛮人，也就是说，视为在拥有的国力和使用的科学方面会低于他们的人，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绝对不可能想到要征服希腊人。
希腊人方面发起了袭击，亚细亚人的统治遭到毁灭；由真正的公民组成的希腊民族肯定比这样一个帝国容易取得这种战争的胜利，在这个帝国里，只有一个部族是真正自由的和拥有公民权的，其余的部族则只是臣民，对他们来说，在他们那些给自己争夺统治权的首脑垮台以后，最高权力究竟落入谁的手中，可能是很无所谓的事情，因为他们本人并不习惯于执掌这种权力。
在此期间，希腊人对亚细亚取得的统治权并没有产生可以预期的、影响深远的后果；本来只有征服者的精神能把这个巨大的帝国统一起来，按照希腊人的理想塑造它，但这时这种精神抛弃了自己的面纱，征服者的各个统帅就像一伙强盗那样瓜分征服了的地区39。由于大家对一切东西都有同样的权利，或同样没有权利，于是就在这些新建的王国之间发生了许多无休止的战争，驱逐和恢复统治者家族的事件不断轮番出现，给开拓和平技术留下的时间极少，而且大家都毫无例外地被弄得精疲力竭。同时，年富力强、有战斗能力的男人被派遣到国外，为这些国王服兵役，这就使古老的、共同的祖国人口锐减，无力从事本国的事业。结果，希腊的这种霸权的开始也毕竟同时成为这整个民族的衰落的开始。除了希腊语言被传到整个亚细亚——这是一个便于基督教后来经过亚细亚得到传播的主要手段——，除了在国内战争中这种力量的削弱给罗马人征服和平静地占领这一切地区提供了很大方便，我们几乎无法举出这个事件给世界历史产生过什么有意义的结果。
正是这些罗马人又把迄今由部族混合造成的一切文明在一个国家里统一起来，从而完成了整个古代历史时期，结束了迄今简单地流传下来的文明化线索。这个民族在由于它自己的上述内在命运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很适用的工具以后，在自己对于世界历史的影响方面比其他某个民族更多地充当了受高级宇宙蓝图支配的盲目的和无意识的工具。它完全没有想到靠征服其他民族去传播文明；它在注意到自己的开端并不辉煌以后，甚至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治国艺术中的那种真正的，但逐渐缓慢地发展起来的优势；它总是按照自己的情况的允许，准备采纳自己所了解的异族的技艺与习俗；我们的确听到，罗马人完全由衷地称他们自己为野蛮人。他们起先受到邻近的意大利国家和部族的逼迫，随后又对向他们的势力大举逼近的迦太基人感到畏惧，这就把他们造就成了善战者；他们在他们国内的行动中早已形成了他们能用以绰绰有余地统率和指挥自己的战斗力量的策略。在他们的胜利阻挡住外来敌人的进逼以后，他们的领导人就开始有了为自己发动战争的需要；为了突出自己和超过众人，为了弥补他们那些在节日庆典中由于犒赏过分辛劳的平民而被用尽的财宝，为了把公民们的注意力从贵族经常在国内玩弄的阴谋诡计转向国外事件、凯旋进军和被俘国王，战争就被当作一种紧急需要而不断进行下去了，因为只有对外战争才能给他们确保国内和平。在罗马人完成了对古代文明王国的征服，但在野蛮人当中进行新的征服变得很难以完成以后，除了使国内的那两个有能力打仗的方面服从于一个举世无双的人的统治，也就确实没有什么维持国家的其他办法了。昔日马其顿君主的各个部族这时已经很衰弱，也没有什么纽带能把他们与他们的统治者联系起来，要征服这些部族对于罗马人不会有什么困难，而且同样很衰弱的古希腊必定会更加乐于投入这位胜利者40的怀抱，因为他保护了希腊人的一切，甚至保护了他们的虚荣自负。
通过罗马人的这种统治，传遍整个得到开拓、变得文明的世界的，主要是公民自由、一切自由民对权利的分享、依据固定的法律作出司法判决、按照原则管理财政、切实关心被统治者的生活、和善敦厚和合乎人伦的风尚，以及对一切民族的习俗、宗教和思维方式的尊重；这些原则起码都按照现行体制得到了传播，虽然有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过违反它们的现象。
这就是古代文明发展的顶峰。它至少在形式上是一种法治状态；人类在能够开始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前，应该使自己首先上升到这个状态。但是，在人类将近上升到这种状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新的发展阶段。标准民族的真正宗教脱离开它那个对历史隐而不显的、至今都把它秘密地收藏起来的驻地，走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几乎在不受干扰的条件下传遍了这个文明王国，而这个王国在当时也有幸仅仅属于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原初的准则之一是绝对不得宣扬被征服民族的宗教观点；完整地理解这种宗教，据以预言自身面临的命运，是这个国家未曾做过的事情；要不是这种宗教曾经偶尔与那种要求供奉皇帝肖像、宣誓效忠的做法发生抗争，它无疑会在很长的时间里依然不被重视。
在这场由此发生的抗争中，这种宗教也终于在外部世界取得了胜利，并且变成了居于支配地位的国教41。但是，由于它不是从这个国家产生出来的，这个国家也不是从它产生出来的，所以它在这个国家里仍然仅仅是外来的附加成分或因素，这个国家绝不可能真诚地使这种成分得到赞同。这种宗教曾经想要，并且本来应该成为一种新国家的创造原则；因此，不能革故鼎新的旧国家必定会毁灭；那些远离世界历史、秘密地收藏起来的民族成分，看来必定会真正完全为了这个目的而涌现出来，并且只有在这时新的造化才会开始，而关于这种造化，我们打算以后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