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尊敬的听众！
关于第三个时代的科学状态，我们已经部分地就其本身，部分地就其邻近的两个领域，在前几讲中作了充分的叙述。每个时代的其他基本特征和特性都以社会状态的，特别是国家的性质为前提，并由此得到规定。所以，在我们未审视国家——不言而喻是在最高文明的国度——在第三个时代处于哪个阶段，未审视国家的绝对概念在这个时代表现和实现到何种程度，而没有表现和实现到何种程度以前，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描述下去了。
没有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会比国家体制给我们人类留下的自由更少，束缚更多。这主要取决于一切人所处的状况，因为这种状况束缚着头脑最清楚的人和最不受限制的权力的手脚，给国家的计划的实施设置了界限。由此可见，一个特定时代的国家体制是它以往的种种命运造成的结果，因为这些命运决定它当前的状况，而这种状况又决定其国家体制。因此，要像我们这里努力理解我们时代的国家体制那样，去理解这种国家体制，就必须考察这个时代的历史。
但这里我们又遇到新的困难，那就是：我们时代关于历史观点还远未在自己内部取得一致，还远未同我们遵照理性科学得出的历史观点取得一致，甚至也不了解这种观点。因此，在我们像下文中那样运用我们这种观点之前，首先阐述这种观点，为这种观点辩护，是绝对必要的；而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讲打算达到的目的。
历史学是整个科学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它同物理学并列，是经验的第二个部分，而我们以往虽然对每一门这样的科学的实质都作过明确的阐述，但对历史学只是附带地作过思考；由于这种情况，要求我们作上述研讨就更其自然了。从这方面说，今天我们这一讲还可以算是我们迄今对一般科学实质作出的整个叙述的一部分；可以说，这一讲是这部分的结尾，为我们向新的部分过渡开辟了道路。
为了有力地敦促你们形成你们自己的判断，而绝不是为了事先限制你们的这种判断，我声明：我现在将要表述一些完全清楚的原理，依我看它们是显而易见的和引人注目的，你们虽然会完全不知道它们，但一旦认识了它们，它们就是不可争议的。
我从一个形而上学原理开始对历史学的实质作出自己的规定，这个原理的那种需要在理性科学中严格作出的证明，是不允许我们在这里用我们的通俗演讲作出的；但是，它也符合于自然的真理感，如果不承认这种真理感，我们在整个知识王国里就没有任何坚实的基础。这个原理是：所有确实存在的东西都是绝对必然地存在的，并且是绝对必然地像它存在的那样存在的；它既不可能不存在，也不可能不像它存在的那样存在。所以，在真正存在的东西中绝不能设想任何发生、任何变化和任何随意的根据。——唯一的、真正存在的和绝对靠自身存在的东西，是在所有语言中都称为上帝的东西。上帝的存在不是知识的或某种这类东西的根据或原因，以致这两者也可以被相互分离；相反地，上帝的存在绝对是知识本身；上帝的这种存在和知识完全是同一个东西；上帝在知识中是绝对像他在其自身存在的那样存在的，是作为绝对以自身为基础的力量存在的；我们说上帝绝对存在，和我们说知识绝对存在，两者完全是同一个意思。这个在这里仅仅作为结论讲出来的原理，在高级思辨中可以得到极其清楚的说明。——进一步说，一个世界只存在于知识中，知识本身就是世界；所以，世界间接地——即以知识为中介——是神圣的存在本身，就像知识直接地是这种存在那样。由此可见，假如有人说，世界也可以不存在，并且它曾经不存在，但到了另一个时候，它就通过一种上帝本来也可以不完成的随意行动从虚无中产生出来了，那么，这完全等于他仿佛在说，上帝也可以不存在，并且他也曾经不存在，但到了另一个时候，他自己决定要存在，便通过一种他本来也可以不完成的随意行动从虚无中产生出来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存在，是绝对超时间的存在；在这种存在中设定的东西，只能在纯粹思想的世界中a priori〔先验地〕加以认识，是永恒的，是在所有的时间都不变的。
如上所述，知识是神圣力量的存在、表现和完美映现。所以知识是自为地存在的：知识变成了自我意识；在这种自我意识中，它是自为地存在的，是固有的、以自身为基础的力量、自由和效用，因为它是神圣力量的映现；它作为知识就是这一切，也就是说，它靠一个它由以出发的特定的知识对象，永远不断地发展自身，达到更高的、更内在的知识清晰性。这个对象看来显然是一个特定的东西，而这个特定的东西也可能是别的东西；因为它虽然存在，但它的原始根据却没有被理解，相反地，知识要永远靠它去理解，要发展其固有的内在力量；由于这个不停的发展过程，才出现了时间。唯有存在知识，才出现这个对象，因此，这个对象是在它的已经预先设定的存在之内出现的；所以，它是纯粹知觉的对象，只能从经验上加以认识。我说，这是唯一的、永远依然如故的对象；因为知识必须永远靠它去理解；它以这种持久的客观统一性被称为自然界，合乎规律地注目于它的经验就被称为物理学。知识则是在持续不断的时间序列中靠它发展自身的；合乎规律地注目于完成这个时间序列的经验，就叫作历史学；历史学的对象是知识靠不被理解的对象进行的永远不被理解的发展过程。
总之，超时间的存在或存在绝不是偶然的；不论是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不能给它的起源提供一种理论。时间上的实际存在看来会与此不同，也就是说，是偶然的；但这种外观是由不被理解而产生的，哲学家虽然能一般地说，统一的、不被理解的东西如同靠它进行的无限的理解过程一样，是像它存在的那样存在的，其所以如此，正是由于对它的理解过程必须永远无限地持续下去；但哲学家绝不能从发生学的角度由这种无限的理解过程推导和规定这种不被理解的东西，因为要是这样，他必然已经把握了这种无限性，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这里就有他的一条界线，如果他想在这个领域知道些什么，他必须求助于经验。历史学家也同样不能从发生学的角度把这种不被理解的东西作为时间的原始开端加以说明。他的任务在于提出经验存在不断具有的实际规定。所以，他以这种经验存在本身及其一切条件为前提。经验存在的这些条件是什么？应该由此给一种历史的单纯可能性假定什么？在历史能找到其开端以前，必须首先具备什么条件？——这是哲学家应该回答的问题，他在这里必须为历史学家创造坚实的基础。关于这个问题，可以用十分通俗的方式这么说：如果人是在什么时候被创造出来的，那么，他在这以前就没有被创造出来，至少没有有意识地被创造出来，而且他既不可能观察他是怎样从不存在过渡到存在的，也不可能把这当作事实传给后代。有人大概会反驳我，说这是创世主启示给人的。我回答说：要是这样，创世主就会取消了人的自为的生存依据的东西，即取消了不被理解的东西，因而在他创造了人之后，又立即毁灭了人，并且由于世界存在、人的存在是与上帝的存在本身不可分离的，所以他也会把他自己毁灭掉；而这是完全违背理性的。
由此可见，不论是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不能对世界和人类的起源说点什么，因为根本没有任何起源，而只有唯一的、超时间的和必然的存在。而要说明实际存在的条件是恰恰超越所有实际存在和所有经验的，则是哲学家的事情。如果历史学家也遇到这类说明起源的事情，那么，他应当知道，这类说明就其内容来说不是历史，而是用古老的、素朴的故事形式表达的哲理格言，人们把采取这种形式的哲理格言叫作神话；他应当把对神话的评判交给理性，理性是哲学问题的唯一裁判，他不应当用事实这个令人尊敬的词汇使我们赞叹不已。事实，常常极其卓有成效和富有教益的事实，在这里只不过是表示有过这样一种神话而已。
在对哲学家的界限作了这种订正以后，我首先要从事一项工作，那就是把经验存在的条件作为一切历史的可能性的必要前提加以概括地规定。知识在自我意识中必然要分裂为对于各种各样的个体和个人的意识；这种分裂是在高级哲学中严格推导出来的。既然知识是肯定存在的——知识是存在的，所以上帝就肯定存在，因为知识就是上帝的存在——，那就存在着人类，具体地说，存在着由许多个体组成的人类；因为语言是人的共同社会生活的条件，所以，人就具有一种语言。因此，任何历史学都不打算说明整个人类的，或人类社会生活的，或语言的产生过程。其次，人类的一个内在规定在于，它应在自己的这种原始的尘世生活中自由地把自身造就成理性的表现。然而首先从虚无中什么也不会产生，无理性也绝不能变成理性；所以，至少在人类的生存的某一时刻，形态最古老的人类必定没有作出什么努力，没有借助什么自由，就已经是纯粹合理的。我说至少在它的生存的某一时刻，是因为它的生存的真正目的毕竟不是合理的存在，而是借助自由变成合理的，前者只是后者的手段和必要条件。由此可见，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说：在某个地方必定存在绝对合理的状态。我们不得不从这个结论出发，假定有一个原始的标准民族30，它单纯靠自己的生存，而不借助任何科学或技艺，就已经处于完善的理性文明的状态。但是，也没有任何东西妨碍我们同时假定，在同一个时期，在整个地球上散居着一些胆怯的、不文明的和土生土长的野蛮人，他们除了那种为了能维持他们的感性生活所必需的教化以外，一直过着没有任何其他教化的生活；因为人的生存的目的仅仅在于陶冶自己，达到理性，而这是这些土生土长的野蛮人都会让人完全适当地从那个标准民族那里带来的。
由于这个缘故，任何历史学都既不想说明整个文明的形成过程，也不想说明地球的各个地带的居民。堆积在一切游记中的那些费力写出的假设，特别是关于后一点的假设，依我们看，都是白费力气。不论是历史学还是某种半吊子哲学，它们应当提防的，无非是这样一种完全不明智、永远无结果的徒劳之举31：试图通过渐渐减少非理性的程度的途径，从非理性上升到理性，而且如果人们给它们提供了足足几千年的历史，还要最终让一位莱布尼茨或康德从一只猩猩演化出来。
历史的叙述只放在令人惊奇的新东西上，放在与过去和未来不同的东西上。因此，在标准民族那里不存在历史叙述，也不存在关于这个民族的历史的叙述。这个民族和其他一切民族一样，每天都在本能的支配下度过，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和其他每个人的个人生活没有什么两样。一切都是自行适应秩序和习俗的；这里不可能存在科学或技艺，唯独可能存在的是宗教，它美化他们所过的日子，把一种同永恒东西的联系赋予生活单调的人。历史叙述也同样不可能存在于土生土长的野蛮人当中，因为他们过的日子也同其他人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今天他们觅得充足的食物，明天却空手而归，在前一场合，他们饮食过度，动弹不得，在后一场合，他们虚弱无力，再苏醒过来，进行这种无谓的循环。
只要各种事物停留在这种状况，而且那种认为自己不代表文明而代表自然的绝对文明仍然同绝对的不文明彼此分离，那么，在一方面就不可能产生任何历史，在另一方面，更其重要的是不可能达到人类生存的目的。因此，标准民族必定会因为某个偶然事件被驱赶出原有的居住地，而无法再进入这个居住地，并且这个民族必定会被分散到各个不文明的地方。只有在这时，人类自由发展的过程才能开始，于是，记载那类出人意料的新东西的历史也随之开始；因为只有在这时，散居在各地的标准民族的后裔才会惊奇地知道，并非一切事物都必定是像他们那里那样，而是可以完全不同，因为本来就恰好不同；野蛮人在获得深思熟虑的能力之后，记载了更多的奇妙事物。只有在文明和野蛮的这种冲突——除了宗教，它同世界一样古老，并且与世界的存在是不可分的——中，一切思想和一切科学作为把野蛮引向文明的力量和手段，才开始萌芽，获得了发展。
刚才所述的一切，都单纯以历史的现实存在为前提，但历史不能要求对自己产生的时刻还有作出判断的权利。一些从历史由以开始的实际状况到先前状况作出的推论，特别是从实际能有的，因而成为事实的神话作出的推论，如果符合于逻辑，则特别应当谢天谢地，加以接受；不过大家应当知道，这是推论，而绝不是历史，要是我们想进一步研究推论的形式，切不可让事实这个可怕的字眼吓跑我们；这是我们在这里附带作出的第一个说明。第二个说明是，任何一个对整个历史有概括了解——这样的了解比对个别奇珍异物的了解更罕见——的人，特别是掌握了历史中的普遍东西和永远不变的东西的人，必须在这里阐明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例如，肤色和体格很不相同的人种是如何可能的？为什么在所有时代直至今日，文明都只是由那些外来的、或多或少发现当地野蛮的土著居民的人们传播的？我们在历史开始的地方处处遇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从哪里来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
所有上述现象，我说，只要人类会存在，也都必然存在；但人类是绝对必然存在的，因此所有这些现象也是必然存在的，哲学的界限即在于此。然而所有这一切不仅是一般地存在的，而且是以一种进一步得到规定的方式存在的；比如就拿上面已经制定的原理来说，标准民族不仅一般地存在，而且是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存在的，虽然在我们看来本来也可以住在别的地方，但实际上却没有住在任何其他地方；这个民族有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当然是由一切语言的基本规则规定的，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组成部分，它在我们看来可以是不同的，因而是随意的。哲学的范围就到此为止，因为可理解的东西结束了，当前生活中不可理解的东西开始了；因此从这里出现了经验，它在此种场合就被称为历史；那些仅仅一般地按其本质推导出来的更为详细的规定，就它们的这种特殊性状看，如果它们没有另外由于其他原因，必然会对历史学秘而不宣，只能被认为是一些没有任何发生学解释的事实。
但从上所述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看法：历史学是纯粹的经验，它只需提供事实，它的一切证明只能用事实作出。关于需要加以证明的事实——例如，上升到一种史前史，或是论证某种事情本来是会存在的，因而假定它确实存在过——有一种超出历史界限的迷误，而且现在恰好有这样一种a priori〔先验〕历史学，正像前一讲中提到的自然哲学致力于发现一种a priori〔先验〕物理学一样。
事实的证明是按下述方式进行的：首先有一个保留至今的事实，它是我们可以用眼睛看到、用耳朵听到和用双手摸到的。这个事实只有在先前有另一个我们现在已经再不能知觉到的事实的前提下，才完全可以理解。由此可见，这个先前的事实当时也是可以知觉到的。人们认为，先前的事实只有对理解当前还存在的事实是绝对必需的，才得到了证明；这是一条规则，必须严格地加以遵守；但只有理智，而绝不是什么幻想，才能在历史的证明中发挥作用。除了绝对需要借助先前的事实来说明现时代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必要进一步规定和阐明先前的事实呢？在任何科学中，特别是在历史学中，确切地认识我们还不认识的东西，要比用猜想和臆造去填补空白重要得多。例如，我读一篇自称出自西塞罗的手笔，并且至今也被公认为如此的作品；这当然是现今的事实。但需要由这个事实查明的先前的事实是：西塞罗，这位在其他历史资料中都知名的、并且被准确地确定的人物，是否确实写过这篇著作？我查遍了从西塞罗到我的整个时期中出现的一系列证人；但我知道，其中可能有错误和欺骗，而且对于作品的真实性的这种单纯外在的证明不足以作出判定。于是我查看这篇作品的一些内在标志：这是不是一位生活在那个时代、处于那个地位和具备那些条件的人物使用的语言和个人的思维方式？假如我对这个问题得出了肯定的回答，那么，证明就作出来了；如果这篇作品不是西塞罗所写，那么，它怎么还能像现在这样保留下来，就完全令人不可思议；唯一能写出这篇作品的人正是他，所以，这篇作品是他写的。
另一个例子。我读所谓的《摩西五经》第一卷的头几章，并假定都真的读懂了。这几章是摩西写的呢，还是——因为按内在根据说，它们不可能是他写的——他单纯根据口头传说记录下来，收入他的文集的呢；或者，它们是那位以斯拉记的，还是一位更晚的人记的——这一切对我都无关紧要；在这种场合，甚至连摩西或以斯拉是否存在过，对我都无关紧要；对于我来说，连知道这头几章是如何保存下来的，都不重要；所幸的是它们保留下来了，这始终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从它们的内容看到，这里有一种关于标准民族——与另一种用泥团制成的民族相反——的神话，有关于这个民族的宗教、关于它散居各地的情况和关于它对耶和华的崇拜的形成过程的神话；据说，在崇拜耶和华的民众中间随即重新出现了标准民族的原始宗教，这种原始宗教由此传遍了全世界。我从这种神话内容得出了结论说，这种神话必定比任何历史都古老，因为从有历史开始，到耶稣为止，没有一个人再能理解这种神话，更不用说虚构它了；我得出这个结论，也是由于我在所有民族那里都又遇到这样的神话，它们以这种神话的形式作为其历史的开端，只不过蜕化得具有更多的虚构性质和感性内容。这种神话早于所有其他历史而存在，是历史的第一个事实和真正开端；正因为如此，这个开端不能用一个更早的事实来解释；这种神话的内容不是历史，而是哲理格言；这种哲理格言是通过人的独自思考得到确认的，除此之外，对于任何人都不再有约束力。
我们早先说过，要达到人类生存的真正目的，标准民族就必须被分散到各个野蛮的和不文明的地方；只有这时才有某种新的、引人注目的东西，它引起人们的怀念，使人们对它永志不忘；——只有这时真正的历史学才能开始，这种历史学能做的，无非是凭借单纯的经验，用事实把握历史上从这时起通过原始文明与原始不文明的混合产生的真正人类的那种逐渐文明化的过程。为了查明单纯的事实，这里首先用得着研究历史的技能，其主要规则我们已在上面作了明确规定，那就是：纯粹地、完备地掌握当前的实际状况，尤其要掌握它在何种程度上能溯源于先前的事实；准确地、明确地思考，只有在那些先前的事实的条件下，当前的实际状况才能让人理解。这里特别需要完全摒弃虚幻的或然性概念，这种概念来源于一种软弱的哲学32，由这种哲学又传播到所有的科学，而尤其在历史学中牢牢地扎了根。或然的东西之所以存在，正因为它仅仅是或然的，而不是真实的。我们何以要让这种不真实的东西在科学范围内占有地盘呢？严格地说，或然的东西是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在我们缺乏的如此这般的根据、证据和事实还能被揭示出来时，或许会是真实的。如果我们预见到，这些缺少的根据怎样能通过查找遗失的文献或发掘埋藏的书籍而被弥补起来，我们就可以把那些或然的东西记载下来，使得其中包含的思想不致丧失，但同时必须醒目地打上单纯或然性的标记，并且必须标明，要使它们变成真实的，需要什么条件；我们切不可以凭我们自己的坚定信念，凭我们认为某个假设——这是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喜欢a priori〔先验地〕制定的——能获得证明的愿望，来填补或然性与真实性之间的鸿沟。
人类的这种逐渐文明化的历史作为真正的历史，又具有两个相互密切关联的组成部分：a priori〔先验〕部分和a posteriori〔后验〕部分。先验部分是在第一讲中就其最普遍的基本特征提出的宇宙蓝图，这个蓝图能引导人类经历在当时描述过的那五个时代。思想家无需渊博的历史知识就能知道，这些时代如描绘的那样，必定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的，并且思想家真的也能概括地描述那些至今尚未实际进入历史的时代。不过，人类的这种发展并不是像哲学家以一种独特的概括方式描绘的那样整个出现的，而是逐渐地出现的，在某些时期、某些地方和在某些特殊的环境下总是受到各种外在力量的干扰。所有这些特殊的环境绝不是由那个宇宙蓝图的概念产生的；它们是一种在这个概念中不被理解的东西；而且因为这个概念是表示宇宙蓝图的唯一概念，所以它们也是根本不被理解的东西；在这里出现的是历史的纯粹经验部分，是历史的a posteriori〔后验部分〕，是采取经验形式的真正历史。
哲学家是作为哲学家从事历史研究的，他遵循的是那个宇宙蓝图的a priori〔先验〕延续的线索，他无需任何历史就已经对这个蓝图认识清楚；他运用历史，绝不是为了用它证明某个东西，因为他的原理早已不依赖于任何历史而得到了证明，而只是为了在活生生的生活中历史地说明和陈述不用任何历史也照样清楚的东西。因此，在整个时间之流中，他只寻找这种东西，诉诸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人类确实在向着自己的目的迈进，并且他只重视这个时刻，而把其他一切都置诸脑后；他从事历史研究，不想首先从历史上证明人类必须走这条道路，而是老早就从哲学上证明了这个事实；他只想附带解释，这是在何种情况下见之于历史的。当然，单纯事实的收集者完全采取了另一种做法，而且也应当采取另一种做法，而我们绝不因为他的工作与哲学有这种对立，就认为它微不足道，相反地，他的工作只要完成得好，是会受到高度的尊重的。在这种收集者那里，除了完全不涉及内容的外在年谱，就没有任何支撑点，没有任何指导线索，没有任何坚实的观点；他必须列举的，是在某个这样的时期可以从历史上查到的一切事实。他是编年史家。如果他忽略了某个这样的事实，他就违背了自己的技术规则，而必定会被指摘为无知或草率。可是，在每一个这种只取决于其依次更替，而绝不取决于其内在精神的时代中，就像哲学家向这类收集者或那类收集者——如果他也是一位哲学家的话——所能说的那样，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同时并存和相互交错的内容，例如，原始野蛮状态的残余，原始的、还没有开始传播的文明的残余，所有四个文明化阶段的残余或预兆，以及最后，确实发展着的文明化过程本身。纯粹的经验历史学家必须如实地、准确地把握所有这些成分，一个接一个地再现它们；哲学家则按照我们在这里抱有的宗旨运用历史，只考虑这些成分中的最后一个成分，即那个生气勃勃地发展着的文明化过程，而将其余一切均置于一旁。经验历史学家会按照自己固有的技术规则，评判哲学家的做法，并且会得出结论说：“哲学家不知道自己恰好没有说到的东西，他仍然可能发生错误，因为我们尤其应该要求哲学家不要在任何场合都将自己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而只应说那种与本题有关的事情”。——为了肯定地说明真相，我说，哲学家当然仅仅是在历史对他的目的有用的范围内运用历史，而不理睬其他一切对此无用的事情；我要坦率声明，在以后的研究中我正是用这种态度运用历史的。这种做法在纯粹的经验历史学研究中完全会受到指责，因为它会毁灭这门历史学的本质，可是在哲学家那里就不是这样；因为他早已在不依赖于历史的情况下，证明了他使历史服从的那个目的。哲学家只有在断言某种从来都不存在的事实时，才应受到指责；然而哲学家依据的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些结果，他只从这种研究借鉴最普遍的东西，要是这种研究连这样的东西都还没有澄清，那对它本身就是很大的不幸；但如果他索性不谈显然存在过的事实，他却绝不应受到指责。哲学家致力于理解世界事件的内在涵义和重要性，他对于这些事件只提到它们曾经是存在的；至于这些事件的存在——这种存在无疑还制约着许多其他的存在——的方式，哲学家则任凭经验历史学家去解决。哲学家也许对于种种具体情况所知甚少，但对于某个事实同整个宇宙蓝图的联系也许远比对种种具体情况所知甚多的人理解和解释得更好；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就不应该抱怨他了，因为这正是他作为哲学家的职责所在。——现将上述一切概括如下：指导我们和我们的类族的是必然性，但这绝不是一种盲目的必然性，而是神圣存在的一种自身完全清楚和完全透明的内在必然性；我们只有接受这种温良的指导，才变得真正自由，深入到了存在之中；因为除这种指导之外，就只有空想和欺骗。任何事物之所以像它存在的那样存在，都不是由于上帝任意要它恰好这样，而是由于不这样安排，上帝就不可能表现自己。真正认识这种安排，谦恭地听从这种安排，在对我们与神圣力量的这种同一性的意识中得到极乐，这是人人都可做到的事情。用清楚的概念理解这种指导人类的活动中的普遍的、绝对的和永远不变的东西，是哲学家的任务；依据事实描绘这种持续发展的过程所经过的那个不断变化和可以变化的领域，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而哲学家只是顺便提到历史学家的一些发现。
不言而喻，我们这里对历史的运用——其中有一部分已经完成，有一部分仍打算完成——，除了我们今天从哲学方面如所期望的那样清楚地、明确地描述过的以外，就不可能是别的，也不可能被看成是别的。特别是，按照我们今天所作的声明，我们首先应当阐明，合乎理性的国家概念是怎样在人们当中渐渐得到实现的，我们的时代正处在绝对的国家发展的哪个阶段。然而，为了把我们非常小心地限制在我们这门科学的范围内，也为了不致从我们方面引起哲学和历史学之间的那类旧的争论，我们甚至将把我们用这种方式确定的东西不是看作得到证明的史学论据，而是看作给历史学提出的假设和特定的问题，历史学家可以按照这些问题探究事实领域，考虑这种假设是否能用事实得到证实。只要我们的观点有点新意，有点意思，它就能促使人去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即使不能得出我们恰好期望的东西，毕竟也能得出某种新的、有意思的东西，这样，我们的努力也就没有完全白费。在把我们限制在这个要求并不过高的愿望上以后，但愿历史学家也不会不对我们表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