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尊敬的听众！
在像前一讲向你们所作的那种描述中，我们应该特别预料和考虑到下述两种异议：第一，一切都可以用人的一般天性来解释，而绝不可以用一个特定时代的特点来解释，因此，一切自古以来大致就可以是现在这样；第二，那种描述中的整个观点都是片面的，人们只突出了坏的东西，说明了它的害处，但对于实际上也毕竟存在的好的东西则只字未提。如果我们提到那些曾经存在过不同于当今的情况的时代，并且用历史的眼光说明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由于什么原因产生的，第一种异议就会被很好地对付过去。只要我们不忘记我们现在的全部研究的实质，第二种异议就会完全伤害不到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作过任何一个以经验为依据的论断，而是纯粹从一个原则推导出我们那种描述的各个组成部分。只要这里做过的推论是正确的和严密的，我们就根本不问实际上情况是否如此。如果情况不是如此，那么，我们就不是生活在第三个时代。连我们那种描述的各个组成部分也构成了人类的一个必然的发展阶段，我们的类族也恰好必然经过这个阶段，这种应有的合理解释绝没有对这类现象失灵。此外，也不要忽视早先所作的一个概括说明，即在同一时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时代的组成部分同时并存、相互交叉和混合在一起；按照这个说明，我们的打算总是这样：我们不是从经验方面认识了现代的著述状况本身，而是进行哲学思考，推导出了第三个时代的这种状况；这就得出了我们阐述的东西，而不是相反；所以，我们只能谈我们阐述的东西。如果在现时代还包含其他成分，这便是以往时代的残余或未来时代的预兆，我们在这里是不谈这些东西的。
然而，为了尽可能防止发生各种误解，特别是为了防止认为我们时代的一切好东西都将被否定这种最令人讨厌的误解，也为了真正精确地、清楚地区分各个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最合适的做法是表明科学的状况将会怎样。我们打算在今天这一讲中解决的，是两个课题，即后一个课题和起先已经提到的课题。
起先提到的课题是，表明情况并不总是像我们在前一讲中描绘的那样，并说明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在我们比较熟悉的两个典型的古代民族、即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写的和读的都比我们这里少得多，可是他们听取演说和进行商谈的活动却普遍得多。古代人的所有作品最初几乎都是口头阐述的，因而都是所作演说的记录，是给那些未能听演说的人看的；然而这也说明古代人同多数现代作家相比在文风方面的巨大优势；因为后者的作品都奢望有某种独立意义，大部分都失去生动演说的准确性。在古代，在民众中间推广科学教育还未予特别关注，而民众还可以享有的那种教育，多半都是偶然得到的，而且艺术教育多于科学教育。
基督教问世了，人们对普及教育发生了全新的兴趣——为了人人都皈依的宗教。按照我们的看法，基督教有两种极为不同的形态，即约翰福音中讲的基督教和圣徒保罗讲的基督教，其余大多数福音派，特别是整个路加派也属后一派。约翰讲的耶稣不知道别的上帝，只知道真正的上帝，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位上帝之内能够存在、生活和获得极乐，而在这位上帝之外则只有死亡和非存在；不管推理怎么完全正确，根据这个真理，耶稣都不诉诸这种方法，而是诉诸人的内心的、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发展的真理感；他除了这种内心的真理感，就不知道任何别的证明。他声明，“谁想实现派遣我者的意志，谁就会知道这个学说是否来自上帝。”至于说历史方面，那么，他的学说对他来说就像世界一样古老，而且是第一个原来的宗教；对于犹太教，他绝对否定，毫不宽容，认为它是一种后来的蜕化。他对犹太教徒们说，“你们的父亲是亚伯拉罕，我的父亲是上帝”；“在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他看到了我的日子，并且高兴起来”。我说，亚伯拉罕见到耶稣的日子，无疑发生在至高无上的上帝——这位至高无上的上帝在摩西五经第一卷的整个前几章里明显地同属下的神、后继的造物主耶和华相对立——的祭司麦基洗德向耶和华的教士亚伯拉罕祝福，并接受其十分之一的所得的时候。根据这个情况，给犹太人写信的作者非常详尽而敏锐地证明基督教远比犹太教古老和名望高，而且按规矩明确地称耶稣是麦基洗德的祭司，从而把耶稣描写成麦基洗德教的复兴者，而这完全符合于在约翰那里耶稣自己说的意思。在这位福音教派那里有一点始终是个疑问：耶稣是否源于犹太族，或者，如果是这样，他的出身究竟如何。保罗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从基督教会一开始存在，他就把约翰排挤到次要地位。保罗虽然成为基督教徒，却不愿承认自己以前做犹太教徒的不对，因此，两个体系就得统一起来，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一点终于被做成了，尽管是用不适当的方式，被做成了另一种样子。保罗的出发点是犹太教的那位强有力的、热心的和有忌妒心的上帝，这位上帝早先曾被我们描绘成整个古代的上帝。照保罗的看法，犹太教徒同这位上帝订了一项契约，而这正是他们胜于异教徒的优势；在这项契约有效的时期，他们只须守法，在上帝面前得到辩护，即是说，不用怕来自上帝方面的惩罚。但由于耶稣的被害，他们便废除了这项契约；自那以后，守法已经再也无济于事；耶稣死后，反而立了一项新契约，二者——不论犹太教徒还是异教徒——都被吸收到这项契约中来；按照这项新契约，他们必须只承认耶稣是神赐给的救主，从而得到辩护，就像犹太教徒在耶稣去世以前用守法得到辩护那样。这样，基督教教义就变成了一种在当时才产生的、代替旧约的新约，或者说，基督教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新社团。同时，耶稣当然也应当被说成犹太教的救主，而且按照预言，也必须被说成大卫王的一个儿子。宗谱找到了，他的诞生和童年的历史找到了；然而它们以两种形态进入我们的正式经文，这是极其引人注目地相互矛盾的18。——我不说保罗那里根本没有真正的基督教；当他丢开他生活中的主要问题，即丢开两个体系的统一时，他说得很出色、很正确，他对真正的上帝就是耶稣的了解也很深入，以致我们以为在听一个全然不同的人说话。但是，凡在他回到他所喜欢的题目的地方，事情的结果就会像我们刚才描述的那样。
保罗的这个体系企图消除犹太教徒的精雕细琢的推理提出的异议，但对这种推理来说，其首要的前提，即约翰讲的耶稣完全否定的那个认为犹太教曾经是真正的宗教的论断，在这里不应加以否定，而应得到承认，所以，这个体系导致的首要结果在于，它必须求助于精雕细琢的推理，把这种推理当作法官；具体地说，既然基督教是给所有的人准备的，所以它必须求助于所有的人的推理。保罗实际上是这样做的：他在一位主的面前，进行推理和辩论，夸耀自己沉迷于一切理性，也就是说，运用一切理性19。所以还在保罗那里，概念就已成了最高法官，而他是一个基督教体系的创始人，必然也要在这个体系中大体上成为这样的角色。然而，这种做法也已经为基督教的瓦解打下了基础。因为既然你自己要我作推理，那么经你自己的允许，我就可以独立地作推理。当然，你已经默然假定，我的推理不可能得出与你的推理不同的结论；但假如我得出的结论不一样，与你的结论相反——这种情况无疑会发生，如果我遵循的是现时的另一种盛行的哲学体系——那么，我认为我的推理比你的好，而且如果你是前后一贯的，这也同样是经过你自己的正式允许的。——在基督教会存在的前几个世纪，人们也作出很大的努力，利用这种允许；那时，对于那些唯独由于保罗所作的调解工作才能保存下来的教义，他们不断地作出理智的思考；于是在统一的教会中产生了极其不同的意见和分歧，这些意见和分歧全都来自一个准则，即概念是法官；基督教中的这个体系，我想一劳永逸地称为诺斯替教派学说。——在这种条件下，教会就绝不可能统一，而且由于那时的基督徒还远没有从那种最初离开基督教的朴素生活而偏爱犹太教的倾向中看到恶的真正根源，所以就只能采取一种很勇敢的手段，即禁止作任何进一步的理解活动；并且规定，真理受上帝的特别安排，淀积于书面文字和现有的口头传说之中，人人都必须相信这个真理，不管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后来还作了必要的规定，说这种一贯正确性是由宗教会议和它的多数代表的意见决定的，因此大家对它的决议也应当像对《圣经》和传说那样，无条件地相信。从此以后，基督教方面就不再要求独立思考和独自理解，相反地，它们在这个领域成了一种严厉禁止的和受到教会的各种惩罚的行为，谁要是不能放弃思考，谁就只得冒生命危险。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爆发教会改革；在此以前，发明了这项改革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工具——印刷术。这项改革也如最初确立的教会一样，远不能揭示基督教蜕化的真正原因；此外，它在抛弃诺斯替教派学说方面，在要求人们即使不理解也要无条件地相信方面，仍然同旧的教会保持一致；差别仅仅在于，它摒弃口头的传说和宗教会议的决议的一贯正确性，相信另一个对象，仅仅坚持书面文字的一贯正确性；但这种书面文字的真实性本身毕竟又以口头传说和宗教会议——它收集和封存了我们的正式经文——为依据，对于这种不一贯性在当时是没有看到的。这样，一本已经写成的书就在世界上第一次被完全正式地宣布为一切真理的最高判据，宣布为通向极乐生活之路的唯一向导。
改革派依据这本被抬高到唯一判据的著作，驳斥由其他两个来源得出的结论，他们在此采取的证明显然是一种循环论证，并且毫无顾忌地要求反对派承认他们那个被反对派否定的原则；反对派则说，没有口头的传说和宗教会议的决议，就完全不可能理解这本著作，因为它们都是这本著作的真正解释。由于改革派的事业具有这种性质，由于这项事业在学养有素、了解争论实质的公众看来也绝对不能成立，改革派就只有诉诸民众。因此，就必须将《圣经》译成民众的语言，把它交到民众手里，并要求他们读这部《圣经》，由他们自己去判断，这部《圣经》是否没有真正极其清楚地包含着改革派在其中找到的东西20。采取这种手段不可能不取得成功；民众由于获得这样的权利而感到满意，并且尽一切可能，利用这个权利；完全可以肯定，假如不是当权派起来反对改革，采用唯一可靠的对抗手段，即不允许把新教的《圣经》译本和新教的著作传到民众手中，改革本来就会夺取了整个信仰基督教的欧洲。
只有靠新教引起的这种对于基督教的关切，文字才通过传播《圣经》的途径获得了高度的普遍的价值；它成了通向极乐生活的几乎不可缺少的手段，而不会阅读的人已不再适合当真正的基督徒了，他在一个基督新教国家里也不可能被容忍了。由此就产生了关于民众教育的各种盛行的看法，产生了阅读和写作的普及。随后，真正的目的，即传播基督教，就被遗忘了，早先只是手段的东西倒成了目的；对于这类情况我们不必感到奇怪，因为这是一切人类设施在延续了若干时间以后的共同命运。
还有一种情况特别助长了这种以手段代替目的的事情，对于这个情况，我们出于其他原因而不能不提到，那就是坚持旧信仰的教会，在顶住改革的首次冲击的时候，也找到了对付改革的种种新手段，这些手段可以使它不对改革有任何惧怕，而且由于新教本身在这方面可以与它携手合作，这就更使它取得了成功。因为在新教内部很快产生了新的诺斯替教派，它作为新教是坚持《圣经》的，而作为诺斯替教派则提出一个原则，认为《圣经》必须用理性加以解释；这里所谓的理性，当然是指这种诺斯替教派本身所持的理性，但他们具有的理性恰恰就是最坏的哲学体系，即洛克体系所具有的理性。他们除了驳斥保罗的某些思想，例如关于赎罪可以代替、对这种赎罪的信仰可以构成极乐，等等，就再也没有提出什么东西，而仍然保留着一个根本错误的思想，即相信有一位随意行动、订立契约和因时因地改变契约的上帝。然而，由于这个缘故，新教几乎丧失了实定宗教的一切外观，让坚持旧信仰的教会顺理成章地宣称它绝对不是基督教。坚持旧信仰的教会在对付自己的反对派方面有了这样的保障以后，就不必再害怕著作家不停地写作和读者不停地阅读了，而这种活动也就能在自由哲学思考的名义下，不断地由新教国家出发21，传入天主教国家了。
尊敬的听众，我之所以必须说这么多，是为了解答一个业已提出的问题，即关于文字的最高价值的真正来源问题。在这方面，我必须提到一些事情，它们对于许多人来说，都与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即宗教密切相关，因而有很高的价值；我谈过天主教和新教，人们可以看出，我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认为这两者都不正确；起码在我没有说清自己的真正观点之前，我不愿意放过这个题材。
依我的看法，这两派都同样立足于一种自身完全不能成立的论据，即保罗理论的论据；这种理论哪怕为了承认犹太教具有暂时的意义，也必定要从一个随意行动的上帝出发。这两派都完全同意保罗理论的真理性，对此没有感到丝毫的怀疑，而仅仅对于维护这种保罗理论的方法有分歧。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设想它们会取得一致与和平；如果为了有利于这个理论而达成和平，那甚至会很糟糕。但是，如果我们让这整套理论完全垮台，而回到基督教在约翰福音中具有的那种原始形态，和平立刻就会出现。在那里，除了依据自己的真理感和宗教经验作出的内在证明，没有任何别的证明；对于耶稣本人曾经是谁或不是谁的问题，只有保罗派会发生兴趣22，他们想把耶稣看成在上帝的名义下同上帝废除旧社团和建立新社团的人23；当然这么做必须有重要的认证；纯粹的基督徒既不知道同上帝有任何结社，也不知道同上帝有什么中介人，而只知道一种古老的、永恒的和不变的关系，那就是我们生活、行动和存在于上帝之中24；这样的基督徒根本不问谁说了什么，而是问说的是什么；甚至已经记载了这种说过的东西的书对他来说也不是证明，而只是阐述的手段——他把证明藏在自己的心中。这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把这个看法告诉你们，它看来不包含任何危险因素，也绝没有超出新教徒对宗教课题进行哲学思考的自由的界限；这样，你们就可以凭你们自己的宗教和宗教史知识来评价这个看法，研究它是否给这样的知识整个带来了条理和联系，使之变得清楚明白；但我绝不打算就这个课题挑起神学家们的争论。我本人受过他们的学校的教育，非常了解他们掌握的武器，知道他们在他们的土地上是不可战胜的；我同样也非常了解我自己的、刚才提到的理论，所以我不应回避，它要将整个神学与其现有的要求完全消灭，要将神学研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注入历史学和语言学领域，而不对虔诚信仰和极乐生活有任何影响。所以，我怎么也不能跟这样一些神学家合得来，这些神学家想永远当神学家，却不愿当民众道德教师。
关于我们的第一个课题，即以历史的眼光说明我们所描述的第三个时代的著述状况实质上是怎么产生的，就讲这么多。现在，我们来研究我们的第二个课题，即说明科学状况应该是怎样的。
首先，所有现在存在的实际生活关系只有在臻于完善的理性技艺时代，并且只有通过这个时代才能加以消灭，所有这样的关系仅仅要求少数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科学，而要求多数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其他目的，因此，学者——或更确切地说，懂科学的人——和不懂科学的人的区分还要长期延续下去。两者必须使自己上升到科学的实质，即真正有决定性的理性的高度，完全摒弃不包含理性的单纯概念的形式主义。尤其是，必须使民众上升到真正的，即纯粹的基督教的水平，如前所述，它是首先可以把理念灌输给民众的唯一手段。所以在这里，懂科学的人和不懂科学的人就完全一致了。他们的区分在于：懂科学的人是在一种相互联系的思想的体系中获得理性及其一切规定的；对于他们来说，整个理性世界，如我们在另一个地方说过的，都纯粹是由思想本身发展而来的。他们把用这种方式得来的结论传达给不懂科学的人，但不带有那种在思想体系中作出的严格证明，因为这会使传达变成学术性的和推论性的，相反地，他们是直接根据不懂科学的人本身的真理感验证这种结论的，正如我们在这些预告的通俗讲演中做的那样。我在这些讲演中阐述的结论，当然都是在一种相互联系的思想中得来的，但不是在这种相互联系的思想体系中传达给你们的。在前几讲里，我要求你们检验一下，你们能否不理会一种写思维方式的著作，理性是否因此就不在你们心中直接发出认可这种思维方式的话语；在最近的两讲中，我曾这样阐明这种倒过来讲的东西：这种倒过来讲的东西必定会使你们直接明了，只要你们懂得了我的意思，你们这些有特殊才能的人就会在内心里微笑。我在这里没有作过其他证明。我在科学哲学的演讲里也在讲同样的东西25，但加了一些完全不同的证明。此外，我宣布这些讲演是为有教养的公众作的哲学通俗讲演，所以我是用大家熟悉的书面语言叙述的，并用了给书面语言奠定基础的隐喻说法。我本来也可以作为教会的传教士，从布道坛上专为民众作内容完全相同的讲演，但在那种场合我必须用《圣经》语言；例如，同样的内容我在这里叫作“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理念”，在那里就必须叫作“在我们心中忠于上帝的意志”，或“禀承上帝的意志”，如此等等。学者向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这样通俗地传播知识，可以用口头方式进行，也可以用出版物进行，如果后者具有起码的阅读技能的话。
其次，在整个科学王国的塑造中，因而在学者共同体的设置中，需要有计划、有秩序和有系统，需要从纯粹理性科学或真实哲学出发，完全审视整个科学领域，规定每门科学必须完成的任务。一切要求获得学者称号的人，都必须掌握这门纯理性科学；因为否则，即使他们认为自己对某个专门的科学很精通，但由于他们对一切知识的最终基础，对他们自己的科学依据的最终基础一无所知，他们也无疑不会认识这门科学的各种最终根据，实际上也就不能深入理解这门科学。每个人都能由此清楚地看到，在科学领域里还存在哪些缺陷，它们的实质何在，并且能从中选择某个问题亲自进行研究。这样，他就不会再有一种想法，要去重新完成已经完成的事情。
一切纯粹的、先验的科学都能加以完成，它的研究也能有圆满的结局；只要学者共同体不断地、系统地进行工作，最终就会有这样的结局。唯独经验，不论是物理学中讲的常驻的东西、自然事物的经验，还是历史学中讲的流逝的东西、社会现象的经验，是没有止境的。前一门科学，即物理学，被理性科学——它从物理学分离出一切先验的组成部分，在它的各个特有的学科中把这些组成部分完备地提出来——移交给实验领域，而物理学则从理性科学那里获得了一种正确理解所作的实验的技艺，获得了一种应当如何进一步审问自然的范导。从后一门科学，即历史学那里，理性科学首先去掉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把这种神话归于形而上学，而历史学对于自己真正研究的问题和范围，则从理性科学那里获得了一个明确的概念，获得了历史真理的逻辑。这样，甚至在这个没有止境的领域里，准确可靠、合乎规则的前进运动也取代了瞎摸索、碰运气的盲目活动。
正如任何科学的内容都有其特定的规律一样，任何科学的学术性的和通俗性的阐述也有其特定的规则。如果一部著作犯了违背这些规律或规则的错误，这种错误就会由别人揭露出来，由新的著作加以纠正；如果没有什么错误，或者，我们不可能纠正它，我们何必要对它作另一种阐述呢？在每门科学中，最佳学术著作和最佳通俗著作在有真正更好的著作替代它以前，都是出类拔萃的；它在被替代时，必定会消失不见，而替代它的著作则会成为出类拔萃的。诚然，没有学养的读者是变化的，因为可以设想，由于学者们合目的地普及知识，他们的教育程度将有进一步的提高；但不管怎样，他们不会让人再向他们反复讲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所以，尽管可以设想，某部完全符合于表现时代的通俗著作，后来不再符合于已经变化了的时代水平，必定会被另一部著作取代；然而这个前进的步伐无疑不会迈得很快，以致读者在每次图书博览会上都必定会得到某种新的著作。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整个知识领域要从理性科学出发，加以审视。每个学者都必须掌握这门科学的知识，哪怕只是为了随时认识整个科学事业的现状，知道他的著作在哪方面可能有用。一种定期出版的专门著作跟踪和综述当时的科学状况，一方面向同时代人作出报道，一方面留作未来的文献史料，这种著作是不应受到阻碍的。在我们对第三个时代的描述中，期刊和图书通报担负起了这类任务。因此，假如我们说明了在理性科学时代这样的综合述评应当怎样写，那么，我们同时也就说明了期刊应当怎样办，如果将来会有这样的期刊的话。通过对比，也许可以看出，这些期刊现今以其通常的形式为什么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用处。把今天这一讲同我们的上一讲作充分对比，使我们几乎不得不作这样的描述。
每个时期的科学状况都应该按照业已提出的理念加以描述；前提是这种状况能在这个时期的一些著述中表现出来。这些著作摆在每个人的眼前，谁对上述问题有兴趣，无须我们的帮助，就可以从我们无须他的帮助已经从中得出答案的同一种资料中得出答案。不必深究我们在这方面为何必不可少。如果我们想成为真正必需的，我们就必须做某种事情，它要么是别人完全不能做的，要么是只有在我们担当其中的部分工作时，他们才能做的。首先，作者说过的东西，我们不能再向读者重复，因为这东西既然作者已经说过，我们的读者就能以各种方式从他那里得知。我们应该向读者说出的，恰恰是作者没有说过，而他们由以领会他的其他一切说法的东西；我们应该揭示的，是作者本人也许闭着自己的眼睛就在心里存在的东西，由于这种东西，所说的一切就对他如实地出现了。我们必须从他的字里行间吸取精神实质。如果一个作者的这种精神同时就是时代的精神，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仅用这个时代的一本书——很幸运，仅用他最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思想的一本书——就说明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那么，我就不理解，我们何必要用其他的书又重复做这项工作，亲自写出同样的东西呢？这些其他的书在内容方面是与那一本书一模一样的，尽管有偶然的外在差别。要知道，问题根本不是辛普罗尼乌斯、卡尤斯或提图斯处在何种发展阶段，而是时代处于何种发展阶段；我们曾以辛普罗尼乌斯为例说明这个阶段，我们至多能补充说明，卡尤斯和提图斯也是这类人物，为的是让谁也不要期待对他们还会有什么特别的说法。除了有时代的根本的、占主导地位的倾向以外，在科学中也许还有某些独特的次要倾向。我们应当彻底地阐明这些倾向，把其中的每一倾向通过它的最引人注目的代表作品作适当说明；对于属于同一类型的其他倾向，我们则至多作出刚才所作的说明。
对于现时代的艺术的评价也同样是这种情况；在这里，我们只限于对文学艺术的评论。价值的尺度是清晰、透明和真纯——不受个人的特性或非艺术的关系的干扰——的程度。如果我们已经按照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杰作将这些指标达到的程度展示出来，酷爱艺术的年轻人所作的种种努力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艺术大师的习作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除非我们利用这些特性，是为了借助它们更深刻地理解和钻研艺术家的个人特性——它本身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想的——和借助这种特性更深刻地理解和钻研艺术家的作品。简言之，我们所说的这些综合述评无非应当成为和希望成为记载科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年鉴26；一切不能被视为精神的一种变化和其他形态的东西，对这样的述评来说都不应当作事件，也不应纳入它的范围。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并不是在每天都会在历书上记下当日出版的东西，也不是在每个月和每次图书博览会都会出版一卷新书；这种情况实在无关紧要，而只会有利于节约纸张和减轻读者的负担。要是连续出版的东西中断了，那就是一个信号，表明在精神领域里没有出现什么新的事情，而仅仅还在谈旧的一套东西；假如出现了什么新的事情，《年鉴》是不会不报道它的。
只有对于艺术，大概还可以允许有一种不遵守上述严格的规则的例外。这是因为，人类距离艺术要比距离科学遥远得多；人类要达到艺术，比达到科学需要经过一系列更长的准备阶段。在这方面，甚至根据某些不完善的艺术作品作出微小的尝试，阐述这些作品，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统一体，使广大读者熟悉一点理解艺术作品的技巧，这也会受到欢迎，虽然这样的尝试不是记载精神的《年鉴》的那些要描写活生生地前进的东西的部分，但毕竟是一种普及的辅助手段。通常的评论组织只要有时也能作出这样的尝试，就总能得到某种感谢。但在科学方面，我们的严格规则没有任何例外；因为有中学和大学可供这个领域的初学者掌握科学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