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联盟理论研究及其局限
在进入有关位置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的论述之前，由于我们将外交政策行为最终概念化为对“盟友”和“对手”的选择，这里还需要简要回顾现有的联盟理论和其他一些有关外交政策的理论性的解释。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下，联盟（alliance）构成了国家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现象。一直以来，联盟问题、联盟关系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联盟是国际政治的核心特征”或者将其作为“政治单元之间关系的一种普遍的构成要素”。27用研究联盟问题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的话来说，联盟是一种正式的国家间联合行为，旨在维持成员国的安全、增加成员国的实力，虽然针对特定的国家，但联盟并不意味着在条约中明确所针对的特定国家以及明确军事义务。28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领域中的联盟概念并不仅仅限定在军事联盟的范围。通过建立明确的战略联合关系，国家不仅在安全事务而且在更加广泛的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能够拥有比较可靠的支持者。虽然国际关系中没有百分之百可靠的盟友，但通过与“合适”的对象联盟，不仅可以促进本国的安全，还可能有助于减轻自己的军事负担、以及扩大本国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日本政府的军费开支长期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同时，朝鲜战争的特需生产和美国对日本贸易保护主义的容忍，都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既然联盟是国家间明确、稳定的战略关系，它自然构成了国家间关系中一个十分重要、集中的研究主题。通过把国际关系理论运用于联盟问题的领域，国际关系学者们发展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中层理论。当然，在这里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区别联盟问题研究的两种路径。第一种是将联盟作为国际关系现象的一种，分析这一现象的产生、运作和瓦解；第二种则是从国家对外政策的角度出发，研究不同国家如何选择自己的盟友、如何管理自己所在的联盟以及什么情况下选择退出现有的联盟。第一种对联盟问题的研究属于国际关系研究的领域，因为联盟的产生、运作和瓦解都不仅取决于某一个成员国政策；第二种对联盟问题的研究则属于外交政策研究的范畴，因为不同国家的联盟战略虽然受到国际体系的强大影响，但至少从形式上来看它最终是一个国内的政治决策。即便某个成员国选择退出，也是因为它对联盟的依赖程度不高，因此拥有退出的自由，以及它对与其他联盟成员的互动不满意。现有关于联盟问题的研究绝大多数都属于第一种，即国际关系研究的路径，而对于联盟战略的研究更多属于具体案例的分析，我们将其置于外交政策分析的大框架下。
本书关注的是第二种研究路径，即国家，尤其是大国，如何确定自己的战略目标、认清主要对手、选择合适的盟友。而且，前面已经指出，本书将从理性主义的角度进行研究，将核心的问题确定在：大国应该如何选择确定自己的整体利益、优先盟友和主要对手？因此，这里我们需要考察现有的相关联盟研究，分析它们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一、传统现实主义联盟研究及其局限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传统现实主义（traditional realism）与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传统现实主义以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为代表，主要针对国际政治性质和国家外交政策提出一些范式性的思考，例如国际政治是权力斗争和实力竞争，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不是普遍道德而是国家利益；利益冲突导致国际政治斗争，利益一致则导致国际合作，但唯有势力均衡才能确保国际和平。从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出发，共同利益是国家联盟的基础，这一论断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联盟因为某种共同的战略威胁和战略利益——例如针对共同的战略对手、希望实现某种共同的国际秩序——而被建立起来，但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两个利益完全一致的国家。而且，即便是因为某种共同利益走到了一起，这种利益也可能由于国内或者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消失。摩根索写道：“在缔约国的全部利益中，有些利益与联盟的目的无关，有些利益支撑着联盟的目标，有些利益与联盟的目的相背离，也有些利益与联盟的目标水火不相容。所以，典型的联盟是植根于充满各种不同目的和利益的动力场之中。”29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北约这一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失去了原有的战略对手，在一段时期内曾经引发了美欧是否还会继续维持盟友关系、北约是否应该解散的热议。尽管北约仍然继续存在，但人们确实可以观察到跨大西洋共同体内部日益增多的摩擦，尤其是在特朗普（Donald Trump）担任美国总统之后。类似地，美国战略家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等人曾经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应重新讨论美军在东亚存在的意义和现行的防卫政策，既然共同的敌人已不复存在，那就理应解散美日同盟。”30不过，这种讨论显然有点把联盟的形成和维持简单化了。现实主义学者在讨论联盟建立和维持时所提到的战略对手，并不一定是固定的某一个，重点在于“共同”二字。例如，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曾经指出：“即便是英、美两国，也不能恰如其分地明确指出谁是未来的共同敌人。这并不是它们的无能，而是因为尽管典型的联盟是对付所要对付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但是英、美两国共同利益的敌人从事物的本质上看是不能事先确定的，其原因在于谁威胁到欧洲的权势均衡便是英、美两国共同利益的敌人。”31
在现实中，美国和欧盟的共同战略利益并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完全消失，相反，苏联的威胁仅仅是它们结盟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西欧国家结盟的主要原因是维护对它们有利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不管是苏联还是其他国家，如果挑战这一秩序，就会成为美国和西欧的共同对手。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所造成的安全威胁虽然消失了，但是美国和欧洲维持、提升现有国际秩序的共同战略利益仍然存在。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说的，“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是与北约不可分离的”，欧洲国家的安全离不开美国，担心美国撤销其保护承诺而对自己不利，从而被迫尽量顺从美国的愿望。所以，双方都相互借助而得到加强。32这也就是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友摩擦不断、但是这一机制并没有因冷战结束而解体的原因所在。
这再一次证明，当我们考察国家的外交政策和联盟战略时，需要合理界定国家利益。如果说安全利益就是最重要的，国家始终把安全利益摆在第一位，这并不符合大国政治的现实。对于许多大国来说，由于拥有核武器或者核保护伞，以及自身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它们无需过多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同样，虽然领土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础，但领土问题也不始终是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做出领土让步的现象有很多，这些国家无疑是在更大的战略利益目标的驱使下这样做的。传统现实主义的联盟研究提供了理解联盟产生与维持的一些基本思路，但是问题是，它并没有告诉我们，究竟如何界定和衡量国家的战略利益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北约的例子说明，我们需要了解在不同条件下国家的战略利益或者说整体利益是如何界定的，否则就无法理解北约为什么在苏联解体后继续存在这一现实。
二、新现实主义联盟研究及其局限
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国际体系，而不是国内政治。新现实主义以肯尼思·华尔兹建立的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为基础。这一理论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的实力结构，即无政府状态下单个国家间的实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power）。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实力结构是制约国家行为、塑造国际体系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因此，结构现实主义流派的学者们十分关注实力关系的变动对于盟友选择的影响，联盟的目的被理解为是制衡某个国家实力增长所带来的威胁。就如帕特里夏·韦茨曼（Patricia A. Weitsman）所总结的：“联盟传统上被视为是国家用来增加其实力的工具。按照这一观点，整合盟友的实力为己所用乃是国家形成联盟的目标。一个直接的例子是北约计算其成员国对联盟的贡献。衡量的方法是看成员国的防务预算。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美国一直试图让其他成员国的防务预算维持在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33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动直接影响各国的安全利益，安全利益一致的国家将会联合起来。按照肯尼思·华尔兹的说法，增强自己的实力属于内部制衡，而联盟属于外部制衡，即通过联合其他国家来抵制那些具有威胁性和野心的强国。一般情况下，二流国家将会联合起来，制衡潜在的争霸国。因此，联盟战略构成了国家制衡战略的一部分。
不过，现实中，国家在确定结盟或制衡的对象时，不一定完全按照实力分配来判断。原因在于，实力差距只是造成威胁的一个根源，虽然它可能是最主要的根源之一。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的威胁平衡理论（balance of threat）改进了传统的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理论，认为各国在建立联盟时更多考虑的是制衡威胁，而威胁不仅依据综合实力差距来判断。威胁平衡理论考察了确定国家间安全利益关系的四个判断因素：综合实力、地缘毗邻性、进攻性实力和进攻性意图。通过综合考量这四个因素，一国才可以确定他国对本国的威胁程度。他认为，综合实力、地缘的毗邻性、进攻性实力和进攻性意图会决定性地影响国家对威胁的判断，进而影响它们如何选择盟友、确定对手。沃尔特以威胁而不是以实力为核心概念建构联盟理论，无疑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联盟问题上的一大进展。威胁平衡理论否认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对外援助的多少以及跨国渗透的能力在塑造联盟关系过程中的重要性。
沃尔特在讨论单极结构对于美国联盟选择的影响时指出：“在单极体系中，单极国家不需要维持一个庞大、紧密的联盟网络，在按照自己的偏好来选择盟友方面有更多的空间。因此，美国更希望和那些有着相似意识形态（例如民主国家），或者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其领导的国家结盟。”34按照这一逻辑，美国因为自身实力强大，所以并不需要过多考虑盟友是否能给自己提供太多的力量附加，所以自然倾向于与政治体制类似、支持美国霸权秩序的国家结盟。从根本上说，美国更多与民主国家结盟的根本原因在于单极结构赋予了美国在结盟问题上的灵活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相似性。不过，作为现实主义者的沃尔特对于威胁意图的强调引发了不少的争议。用沃尔特自己的话来说，“对意图的认知可能在联盟的选择中发挥关键作用”。“只有当德国具有侵略性并试图通过征服来进行扩张时，英国才会进行对抗。所以，意图而不是实力，是关键。”35问题在于，国家的意图来源于哪里？如果意图不仅是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和反映，而是具备独立性的变量，那么就会威胁到现实主义的物质主义本体论。尽管对于意图要素的选取带来了争议，沃尔特的理论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新现实主义的联盟理论。基于上述四个方面的标准，国家可以判断自己面临的安全威胁来自何处，从而与具有共同安全利益的国家结成联盟。(https://www.daowen.com)
势力均衡理论和威胁平衡理论对于理解国家联盟选择的局限性在于，国家并不仅仅根据实力分配或者威胁分配来确定盟友和对手的选择。过于强调联盟的目的是制衡威胁，使得这两种理论不能解释大国外交政策中同样普遍存在的“追随”或者“见风使舵”现象。按照沃尔特的理论，苏联对于西欧和美国的威胁很大，导致欧洲国家选择与美国结盟，但是它并不能解释19世纪拿破仑战争后的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神圣同盟。这一同盟的形成主要不是为了应对法国的安全威胁，而是为了镇压欧洲的自由主义革命，而奥地利还需要依靠这一同盟来维持在欧洲的大国地位。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决定与奥匈帝国结盟，主要也不是为了制衡俄国的威胁，而是为了约束奥匈帝国、防止其在巴尔干地区过分挑衅俄国。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的崛起和英美关系的转变。在美国崛起的初期，英美双方的确是互为对手，并且发生过战争。但是，到了美国的实力接近并且逐步超过英国之后，英国就放弃了与美国的对抗，转而通过与美国结盟来维持自己的全球霸权地位。因此，制衡威胁并不总是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也不是联盟的唯一动机。
三、新古典现实主义联盟研究及其局限
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仍然把联盟战略作为国家制衡战略的一部分，即联盟的目的是为了制衡那些威胁性最强的国家，但不一定是实力最强的国家。而以美国学者兰德尔·施韦勒为代表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则认为，国家在建立联盟时并不仅仅考虑安全利益，也可能通过追随强者、分得战利品的方式来实现其他的国家利益目标。施韦勒认为，相比制衡威胁，追随强者这一现象在联盟现象中甚至更为常见。他指出，在斯蒂芬·沃尔特那里，追随强者或者说见风使舵的概念被定义得过于狭窄，也就是向威胁屈服——仅仅与制衡威胁相对。实际上，国家选择见风使舵还是制衡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制衡的目标是保障自我生存和已经拥有的价值，而见风使舵的目标常常是扩展自我利益：获得那些垂涎已久的价值。简单地说，制衡是源于避免损失的渴望；见风使舵是源于可能获益的驱动。“修正主义国家更青睐它们所垂涎的而不是已经拥有的；从非安全目标的扩张中所得到的收益要超过战争的代价。为了建立对维持现状国家的压倒性优势，心存不满的国家联合起来，特别是在只有这样做才能比守旧一方更强的时候。”36
施韦勒举例说，1940年，当意大利向法国宣战、日本决定同轴心国结盟的时候，本国的安全都不是首要的动机，而是为了火中取栗、获取更大的利益。类似地，斯大林在1945年热衷于同日本作战，更多是看中了不劳而获的战利品，而不是苏联的安全环境面临了什么紧迫的威胁。37施韦勒认为，制衡强者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而追随强者则可以从中牟利，因此，与强者联盟的形式可能比制衡强者的联盟形式更为常见。在他的理论中，对成本和收益的考虑取代了对于力量平衡、威胁平衡的考虑，塑造了国家的联盟方式，毕竟实力和威胁都只是在某些方面影响国家的安全利益，而国家有可能追求更多的利益目标。当各国在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和资源分配方面具有共同利益时，它们就可能联合起来。他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当然，制衡可见的威胁不是唯一的结盟动机。在特定条件下，国家可能选择追随而不是制衡——尤其是当它们相信抵抗无效或者可以通过接纳对方的方式化解威胁。面临内部威胁的国家则可能寻求外部支持来应对威胁。”38
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同意施韦勒的看法，即在分析国家的联盟战略时，应该全面地考察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而不是仅仅考察实力关系或者威胁关系。进入21世纪后，施韦勒的这一观点在理性主义研究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例如，凯文·斯威尼（Kevin Sweeney）和保罗·弗里茨（Paul Fritz）具体考察了1816—1992年间的大国间联盟关系，他们发现，从1816年到1992年间，大国结盟的次数有55次，这期间可以有572种选择。其中的337种选择是保持中立或者试图左右逢源。而在做出结盟选择的235次选择中，126次是选择与更强的一方结盟，与较弱一方结盟的只有109次。与势力均衡理论或者威胁平衡理论的预期相反，大国的联盟选择中追随比制衡的现象要稍多一些。39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斯威尼和弗里茨同样认为，联盟的形成是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而非仅仅是基于实力对比或者威胁分布。首先，如果国家利益的内容包含了从纯粹谋求安全到无限制的修正主义，那么有共同修正主义意向的国家会不顾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分配情况而坚持认为联盟是值得的。其次，国家之所以结盟，可能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安全，也可能是为了获取国际体系中的某种利益。例如，意大利通过加入德奥同盟，就获得了不少安全领域之外的利益——结束了外交孤立、把罗马问题（即罗马教皇和意大利政府之间的斗争）有效地平息下来；意大利与英国和奥地利之间的两次《地中海协定》，也是为了扩大意大利在地中海的影响，而不是因为面临紧迫的安全威胁。最后，当大国间并没有爆发总体战争的时候，中小国家有可能通过改变现状来获得更多利益，见风使舵的对外政策对它们而言具有强得多的吸引力。40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古典现实主义对联盟的看法又回到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共同利益观。
不过，以上关于联盟共同利益基础的这样一些现实主义假设仍然过于宽泛，还停留在范式的阶段，并没有能就国家利益、共同利益或者国家间利益关系的概念作出进一步的探讨。势力均衡理论和威胁平衡理论隐含的是强调安全利益的重要性，而施韦勒的理论更多是强调其他利益的重要性。到底国家是基于哪些要素来确定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而确定它们的盟友选择呢？当国家面临着许多种利益的诱惑时，它们将会如何判断不同利益的重要性、紧迫性？一些国家的联盟战略是为了制衡威胁，另一些国家的联盟战略则是为了主导某一地区或者世界。它们的依据还在于如何界定自身的整体国家利益。现实主义的联盟战略研究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限，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它没有建构起以较为成熟的国家利益概念为核心的外交政策理论。
四、基于威胁认知的联盟研究及其局限
关于联盟形成的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研究更多关注对威胁的认知。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埃里克·加茨克（Erik Gartzke）敏锐地指出：“当民主国家的数量很少、处于脆弱状态的时候，民主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反常现象；但是，当民主国家的存在越来越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异质性反而会上升，合作的需求却下降了。”他的结论是，“民主国家共同体的扩大不一定会导致它们之间冲突的减少，而集权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合作则是因为它们处于强有力的民主国家的威胁之下”41。但他的看法谨慎地限定在“合作”而不是联盟。的确，当面临意识形态的强有力竞争时，同一意识形态的国家可能会抱团进行抵抗。意识形态竞争的需求的确是影响国家盟友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于非民主国家来说，与民主国家联盟之前，它们会首先考虑这一联盟关系可能对本国的政治安全所造成的影响。但这并不能推出相关国家的联盟战略的具体假设。在现实中，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联盟的现象并不鲜见；冷战期间，美国曾经与多个军人政权或者权威主义国家结盟，诸如韩国、菲律宾和巴西。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只是影响国家盟友与对手选择的一个因素，往往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按照建构主义的说法，国际政治文化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因素，那么联盟的形成自然也需要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考察。在霍布斯文化之下，各国之间处于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的状态，每个国家都被迫与其他国家结盟或者敌对，不结盟和中立十分困难。而在洛克文化之下，国家间的联盟变得更加容易和持久。在洛克世界中，由于一般不存在“消灭对方”的想法，安全威胁不是严重到生死存亡的地步，当自身力量不足的时候，盟友的支持也可以比较容易得到信任和重视。因此，联盟战略在洛克文化中是常见的一种国际政治现象。到了康德文化的阶段，盟友就可能走向更高级的朋友关系。按照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说法，“集团成员之间的可能是竞争对手，也可能是朋友。这个事实可以帮助我们解释随着时间推移所发生的变化。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北约，开始建立的时候，北约是一个结盟体系，也预期是一个临时机构。但是现在看来却成为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并预期是一个永久机构”。同时，联盟作为一种集体知识（表现为正式的条约文本），其瓦解与否取决于各国对威胁的认知。“在结盟关系中，国家从事集体行动是因为结盟中的每个国家自身都感到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它们之间的合作是出于利己的目的，一旦威胁不复存在，合作也就终止了。”42建构主义所强调的威胁，不仅是安全意义上的，也包括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观念差异所带来的威胁。一旦联盟关系转变为朋友关系和集体安全共同体，那么即便现有的威胁消失，共同体还是可以继续存在的。
强调威胁认知的问题在于，一方面，认知的出现和转变显然存在某种现实的基础，就如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日本可以说不”的论调的出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国内出现了许多激烈批评甚至希望遏制日本这一盟友的声音。因此，建构主义着眼于威胁认知的解释与现实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虽然联盟的难易和持久程度受到联盟成员间集体观念稳定程度的影响，但这并不能具体说明国家为什么应该选择与其中一些国家而不是另外一些国家结盟。即便建构主义认为，认知因素可以影响到国家利益的建构，但问题是，所“认知”的国家利益仍然是客观存在，并且构成理性外交决策的基础；而且，认知因素涉及各种不同的领域，而相应的认知结果之间也可能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相似的国家，可能在社会文化、宗教文明方面差别很大，如何确定这些不同认知因素对于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塑造的作用也是一个难题。一个或许可行的办法是，还是强调国内政治结构和领导人的作用。这样的话，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就合体了。无论如何，如前所述，本书认为，认知因素的确影响到国家对利益的认识，但在建构外交政策理论时最好将其作为一种干扰变量而不是主变量来对待，否则我们无法知道国家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客观的、整体的国家利益，而是停留在一种外交政策分析的层次。
此外，学者道格拉斯·吉布勒（Douglas M. Gibler）认为，领导人的观点和行动至少部分涉及声望的考虑。领导人有十分强烈的意愿去保护他们联盟的声望。联盟的基础是对未来行动的明确保证，也就是说，领导人们将会被那些最有可能坚守协议的同盟伙伴所吸引。原因在于，如果一国同珍视自己承诺的他国结盟，那么它在争端中被攻击的可能性就会减少；而如果它同曾经违背承诺的国家结盟，那么它在争端中被攻击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领导人将会同那些曾经珍视自己联盟的国家结盟，将会避免同那些曾经违背自己联盟承诺的国家结盟。43按照吉布勒的逻辑，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应该是一个好的例子。特朗普谈不上“珍视”自己的盟友，而是因为贸易摩擦不断向欧盟和日本施加压力。虽然欧盟国家和日本对特朗普的做法存在不满，但是美欧联盟和美日联盟短期内来看不可能走向瓦解。声誉当然也是国家在联盟时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但总的来说，很少有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声誉作出肯定、坚信的判断，也不会把声誉作为最主要的考虑因素。毕竟，国家依据利益而不是声誉采取行动。当背叛同盟的收益大于坚守声誉的收益时，背叛就可能发生。共同利益的存在或许才是坚守承诺的最好保证。无论从对声誉本身的判断还是其效用来看，它都不是决定盟友选择的主要因素以及建构外交政策理论的合适概念。
五、基于地理因素的联盟研究及其局限
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流派内，还有一些学者比较强调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他们的理论一般被称为地缘政治学。斯蒂芬·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中已经强调了地缘毗邻性在增强或者减少威胁方面的作用。另外两位著名的现实主义学者杰克·列维（Jack S. Levy）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R. Thompson）从海权和陆权的角度对于联盟战略的问题作了一个有意思的阐述。他们认为：“在一个自主的大陆体系内，大国常常针对那些军事力量高度集中的国家形成制衡性的联盟——尤其是在欧洲，但是，它们在一个全球性的海洋体系内并不会对于海军和财富高度集中的国家形成类似的联盟。”44其原因在于，拥有大量陆军的国家可以入侵和占领他国，其威胁性一直以来被认为远高于拥有大规模海军和经济力量的国家。海权国家一般只拥有小规模的陆军，入侵和占领他国的能力相对较弱，这样做的动机也更少，它们给别国领土完整造成的威胁也要小得多。从这个角度说，海权国家对于其他大国的安全威胁要小于陆权国家，因此引发对抗性军事联盟的可能性就小得多。同时，海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威胁，要远远超过它们对陆权国家的威胁。因此，即使后者实力超群，陆权国家也没有动力制衡那些领导全球的海权国家。45
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制衡性的联盟应该是分别在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之间展开。前者从欧洲的历史上来看乃是事实，欧洲大陆的国家彼此互相制衡、联盟组合十分灵活，同时英国在欧洲大陆力推势力均衡政策。而对于海权国家来说，由于英国一直拥有海上霸权，所以海权国家之间的制衡性联盟事实上并不存在。在陆权国家彼此的制衡性联盟过程中，海洋强国就成为它们争取的联盟对象，这也就是英国的势力均衡政策在欧洲大陆的很长时期里左右逢源的根源之一。“为了确保军事和外交支持来对抗陆上强国或者另一传统竞争对手的威胁，同领先的经济强国合作以获取经济收益，或者在某场突发战争中站在获胜的一方分一杯羹，大国往往选择同主导性的海洋强国结盟。”46但是，海权国家是否比陆权国家的侵略性更小这一判断仍然值得存疑：诸如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日本这样的国家都曾经占领了广大的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的海军强国，并因此与英国构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对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管是轴心国还是反法西斯阵线，都同时包括所谓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冷战后中国和俄罗斯的接近形成对美国的“软制衡”，本质上是两个陆权国家联合起来制衡海权国家美国。地理因素的确会影响到国家的联盟选择，但认为陆权国家一定同海权国家结盟对抗其他陆权国家的观点肯定是过于简单了。
类似地，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威廉·沃尔福思在《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一文中讨论了地理距离因素对于势力均衡理论的修正作用。他认为：“对于任何国家来说，最突出的威胁和机会往往出现在自己的周围。因此，国家通常更关注自己的周边环境，而不是全球平衡。就以拿破仑时期法国的事例来说，俄国选择与法国接触的政策，部分是因为它觊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英国对此表示反对。”47因此，国家在建立联盟的时候，更多关注的应该是地区性的力量平衡，而不是全球性的力量平衡。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在联盟领域应该看到更多的是地区性的制衡联盟。沃尔福思进而指出：“距离降低了美国单极地位的突出性，而其他强国相互毗邻又扩大它们实力对比的突出性。它们相互之间更有可能产生各种企图和不满，而不会更多地考虑相距遥远的单极国家。”48为了维持地区内的平衡，该区域内的国家可能选择与区域外的强者结盟，形成一个针对地区内对手的制衡性联盟。这样一个逻辑，十分贴近于当前东亚地区内一些中小国家寻求与美国建立或者加强联盟关系以制衡中国的状况。
不过，现实主义学者一般强调，地理因素只是影响联盟起源的因素之一而非全部，国家在考虑地区性平衡时更多考察的是实力的因素，地理因素只是放大或者缩小了实力差距的效应。例如，斯蒂芬·沃尔特在《单极世界中的联盟》一文中指出：“地区平衡（制衡自己的某个危险邻居）可能是同单极国家结盟的一个常见动机，但是否愿意同单极结盟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理上是否相邻以及单极国家以较低代价和风险提供安全这一公共产品的能力。之所以许多国家愿意同美国结盟，是因为后者强大有力，同时相距遥远。”49因此，在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中，地缘毗邻性只是影响国家间威胁程度的一个因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