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统一之前的英国外交政策
从1815年拿破仑法国被击败，到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之前，欧洲大陆上没有能够真正对英国的全球霸权地位造成威胁的国家。尽管俄国、法国和英国在全球争夺殖民地，但是英国具有十分明显的实力优势。“1820年至1890年，英国无疑是欧洲最富强的国家，在这70年间，它控制的大国财富从未少于45%，而且在该世纪中期的20年里（1840—1860年），它占有近70%的财富。法国是那20年中最接近英国的竞争者，但它对欧洲工业能力的控制从来没有超过16%。”3相比可以集中精力发展海军的英国，俄国、法国不得不把大量的军事开支用在陆军上，因为它们必须首先提防的是相邻的大陆强国。在欧洲大陆的国际关系中，英国往往扮演着平衡者的角色，打压那些想要主导欧洲甚至是一统欧洲的潜在争霸国。因此，在这一时期，英国避免与欧洲大陆强国结成固定的同盟，只是在不同的殖民地和地区秩序问题上与不同大国结成临时性的联盟。正如英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所说：“请注意，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企图称霸欧洲的国家究竟是哪一个国家，问题不在于它是西班牙还是法兰西帝国，是德意志帝国还是希特勒政权。这个政策与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谁当统治者都毫无关系；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的，或具有支配力量的暴君。因此，我们不要怕别人说我们亲法反德。如果情况改变，我们同样可以亲德反法。”4
一、殖民政策与英美关系
相比俄国野蛮的军事占领以及法国在殖民地的残酷掠夺，应该说英国在19世纪中期以前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移民自治领的培育和建立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上。也就是说，英国对整体国家利益的界定是维持本国的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秩序地位，而不是无限制地扩张本国的领土。事实上，对于英国而言，大部分殖民地的统治成本是超过收益的。在中国和东亚的其他许多地区，英国联合美国和法国等发动多次战争，试图打开这些国家的国门，要求它们对外通商、允许建立租界以及给予西方列强优惠关税。与俄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英国并不热衷于领土兼并，而是通过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能够在全球市场上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英国致力于培养这些地区的自治能力，使它们变成英帝国最忠诚可靠的盟友。1867年，加拿大成为自治领。随后，在1901年和1907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成为自治领，南非在1910年成为自治领。英国各殖民地都有民选的代议制机构，这反映了英国的议会制政体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在弗吉尼亚，移居者早在1619年就获准选举地方议会。这一机构的权力日益增长，到美国革命时，它的影响力已超过王室总督。“至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自封的部分开化使命实现了：英国人的价值观在‘英国的’海外社区得以保存。就财富和权力而言，英国收获颇丰。到十九世纪后期，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的白人人口的增长，将使他们成为英国真正有价值的‘坚定忠诚的盟友’，是未来战争中高质量军事力量的固定来源。随着他们经济的发展和南非经济被黄金和钻石改变，他们作为英国贸易伙伴和英国投资场所的重要性极大地增加。”5因此，在德国向争霸国迈进之前，英国所培育的盟友关系主要是与它的殖民地（自治领），与其他欧洲强国主要是一种不具有固定义务的临时性联盟关系。
当然，对于通过独立战争分离出去的美国，英国就不是持这样的态度了。美国的独立意味着英国基本上失去了在北美大陆的主导地位。尽管加拿大仍然掌握在英国手中，但是气候条件、自然资源和人口规模等因素都决定了美国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直到19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顶多算是纯粹的地区性大国（非争霸国）。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说，美国不是英国最迫近的威胁，当时英国更主要对手是拿破仑法国和沙皇俄国。而且，独立后的美国也采用的是民主制度，但是比较强烈的重商主义倾向以及在美洲提出门罗主义、试图建立美国地区性主导秩序地位的做法，都使得英美两国之间摩擦不断。由于英美双方围绕西半球地区秩序的冲突，很长时期内英美两国都是对手而非朋友。双方所发生的冲突包括英国1793—1794年对美加边境实施贸易禁运、1812年的英美战争、1838—1841年的美加边界争端、1854—1856年中美洲地峡的控制权争夺、1862年英国干涉美国南北战争，以及1895年爆发的委内瑞拉—英属圭亚那的边界争端。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是英国的次要对手。
英美两国在19世纪大多数时间里的冲突表明，两国之间虽然实力差距很大、实力关系并不紧张，但是它们仍然存在比较明显的秩序关系紧张。这主要表现在国际经济秩序和美洲地区秩序两个方面。1815年后，英国在国内采取的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是对外经济政策仍然偏重重商主义。而独立后的美国在对外经济政策上也倾向于重商主义。两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保护主义都很强，不可能不发生冲突。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值得关注的点。前面我们提到，如果双方都积极参与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话，这种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可以同时有利于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的。而重商主义国际秩序则不然，两个同时奉行重商主义国际经济政策的国家，双方在国际经济秩序上表现出来的不是秩序的一致性而是冲突性。同时，美国作为一个新独立的殖民地，很快就希望获得在美洲的主导秩序地位，反对外部势力干预美洲，这自然与英国希望在拉丁美洲扩大自己影响力的想法是相冲突的。事实上，西班牙在拉美的势力消退之后，英国就大力发展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关系、干涉拉美的地区事务。1895年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之间的冲突最终就演变为英美两国的冲突。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告诫后来的总统门罗（James Monroe）：“英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它的友谊是值得争取的，但其前提必须是我们建立了美洲体系。”6理解了美国对于地区主导地位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渴望，就不难理解英国为什么在19世纪大多数时期里对美国采取敌视的政策。
二、英国的欧洲均势战略
英国作为海岛国家，本土防御、对外贸易与投资、海外殖民等一系列活动都离不开海军的庇护，因而加强海军力量是至关重要的，也是英国一贯的国策。1850年，英国在国外的投资为2亿英镑，1870年达14亿英镑，1900年达到约20亿英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海外投资更增加到40亿英镑，占其国民财富的四分之一，约占世界各国海外投资的50%。7同时，巨大的海军优势赋予了英国“选择行动的自由”和执行均势政策的能力。如1805年，英国名将纳尔逊在特拉法加海战消除了拿破仑入侵英国的危险；1854年，英国海军在克里米亚将俄国驱逐出黑海；1916年的日德兰海战英国又把德国关在大陆体系里面。8常备军的缺乏，也使得英国在海外的争霸战争中常常采用一种独特的政策：尽可能地与别国结盟，在陆战中实行由英国人出钱、别的国家出兵的方式进行战争，英国则利用自己的海军优势从海上打击对手。9
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里，英国对欧洲大陆国际关系的主要政策是“光荣孤立”，即维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不与其中一国结成固定的同盟关系。按照汉斯·摩根索的说法，“四百年来，英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反对欧洲大陆上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低地国家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10。英国并不需要去主导欧洲事务；它所需要做的，只是防止任何一个欧洲强国控制整个欧洲大陆，以至于出现对于英国全球性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秩序地位的威胁即可。而英国所拥有的强大经济和海军力量，使得它能够扮演这样一个离岸平衡手的角色。(https://www.daowen.com)
在英国的努力下，19世纪的欧洲大陆国际关系是势力均衡体系运作的黄金时期。国际关系学者莫顿·卡普兰（Morton A. Kaplan）指出：“均势系统的特征由下列基本规则决定：（1）采取行动以增强实力，但宁愿通过谈判，而不通过战争。（2）宁肯诉诸战争，也决不放过任何增强实力的机会。（3）战争不以消灭某个基本的国家行为体为限。（4）反对任何联盟或单个行为谋取对系统内其他成员的支配权。（5）对主张超国家组织原则的行为体加以限制。（6）允许被基本或受到限制的国家行为体作为可接受的角色伙伴重新加入系统，或设法使某些原先是非基本的行为体升级为基本的行为体。必须把所有基本的行为体当作可接受的角色伙伴来对待。”11要同时满足这些原则并不容易，例如第3条“战争不以消灭某个基本的国家行为体为限”。在19世纪，恰好这些基本的规则都具备了实现条件。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霸权在欧洲大陆力推的势力均衡地区秩序得到了其他强国的认可。英国并不能控制或者征服欧洲大陆国家，因此英国作为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对于欧洲大陆强国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英国的霸权秩序地位更多体现在全球秩序而非欧洲秩序之中。另一方面，19世纪中叶之前的欧洲秩序仍然具有很强的保守特征。尽管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在不断扩大，但至少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俄国与奥匈帝国决裂之前，欧洲强国普遍接受了专制统治秩序的合法性。
按照戈登·克雷格和亚历山大·乔治的研究，19世纪中叶之前的欧洲大陆强国认可彼此是一个国家共同体的成员，由家族友谊、宗教和历史传统等共同纽带联结在一起。例如，当时的欧洲有一种普遍的共识，认为存在五个大国才算正常合理，其中某一国可以被消失的想法遭到所有大国的拒绝。其他的原因可能还包括当时的欧洲君主们在外交上有相当自主权、贵族阶层垄断外交职业并且彼此沟通良好、各国普遍接受了均势原则、列强间不存在重大的意识形态分歧，等等。12因此，各国通过灵活调整自己的联盟来确保均势格局不被打破。在这样的一种均势、保守的地区秩序之下，欧洲强国之间仍然存在着争夺主导秩序地位的冲突，但是并不会演变为毁灭性的国家间冲突。即便发生了规模不一的争霸战争、扩张战争，欧洲国家之间并没有固定的敌我划分；战争的失败者会让出一些东西作为战胜国的战利品，但是它仍然是大国中的一员，尤其是战败国在欧洲的本土和人口一般来说不会被严重地分割。这一场战争的敌人，可能就是下一场战争的朋友。至少在1854年之前的年代，欧洲大国缔结联盟和外交阵营一般是防御性的，是为了保护参加各方应对自由主义革命或民族解放运动的威胁，或者应对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破坏力量均势、扩大自己的影响所造成的威胁。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俄普奥三个君主制国家的结盟、1834年法国加入后的四国联盟、1840年英国与俄普奥的结盟13和沙皇尼古拉一世在1840年提议的“永久性”的四国联盟，都是这种性质的结合。14
英国在欧洲大陆所奉行的均势政策，主要目标是打压有可能主导这一地区、进而威胁它全球霸权利益的国家。英国所处的地位是“以法国为一方和以其他三国为另一方之间的不偏不倚的调解人……只要双方保持安静无事，我们将成为双方的朋友；但是，……如任何一方破坏和平，这一方就会发现我们是反对他们的”15。曾任英国首相的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也曾表示：“当力量均势受到威胁时，英国愿意在欧洲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在1830—1854年期间，英国继续不断重申这一诺言，并按此行事……各国自我克制，尊重条约规定的公法，以及愿意采取一致行动予以贯彻执行，这就是在1830—1854年期间得以维护和平和保持力量均势的条件。”16直到1896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在伦敦市长宴会上致辞时仍然认为：“英国应不参加固定的同盟与集团，保持行动自由，便于操纵欧洲均势。”17英国霸权地位的真正挑战者只有两个：首先是拿破仑法国，然后是俄国。“工业化的英国和拿破仑的法国之间的不和与冲突，是组织世界经济，当然最终是统治全球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体制之间的冲突。……由于在海上占统治地位和在工业革命中生产技术上出于领先地位，英国渴望以其工业和金融实力为中心创立一种世界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借助欧洲大陆体制，拿破仑的目标是发展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大陆的经济。”18而俄国主要追求的并不是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更多的是与英国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当俄国想肢解土耳其、统治黑海并挑战英国在地中海的优势时，双方的秩序关系就变得非常紧张了。
随着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传统的欧洲政治秩序被打破了，大国协调体系的运转逐步失灵，盟友和对手的选择逐步被固定下来，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形成了两个僵持的军事集团。这使得英国试图通过灵活的联盟变换来操纵欧洲的均势变得更加困难；它也被动地卷入了两大军事集团的斗争之中。尽管英国对欧洲的均势战略的有效性在19世纪末期有了明显的消减，但是，从未改变的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英国的外交政策都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霸权利益，从实力关系和秩序关系的角度出发来考虑盟友与对手的选择问题。在许多时候，英国国内的自由主义思潮的确也会影响到英国的外交政策——例如是否要支持巴尔干地区人民的独立运动，但是总的来说，英国的外交政策鲜明地体现了它对于整体国家利益的把握与实践，与位置现实主义的预期高度一致。
三、英国与欧洲大国的关系
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各国战争不断，大体上形成了英、俄、法、普、奥等几个大国并立的局面。俄国在欧洲地区秩序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通过三次瓜分波兰以及多次俄土战争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领土、人口和财富。英国则通过两次继承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建立了海上霸权和殖民霸权。这时候的国际政治秩序就是与实力对比相一致的土地分配和势力范围划分，而经济上是一种重商主义的国际秩序。拿破仑革命威胁了欧洲国家的君主专制秩序，逐步普及了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这样一种新兴的意识形态理念。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也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传播开来。拿破仑在欧洲所建立的法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是短暂的。但是，对于英国而言，拿破仑帝国是英国获得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秩序地位的最后一次也是最艰难的一次挑战。经过七次反法战争，英国决定性地击败了法国，建立了自己的全球海上霸权、经济霸权和殖民霸权。按照均势原则，在维也纳和会上，英国与俄国等其他大国一起，继续接纳法国作为欧洲大国的一员。
毫无疑问，欧洲处于势力均衡的地区秩序，对于英国的全球霸权秩序来说是最有利的。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俄国试图充当欧洲地区秩序中的主导国家。一方面，通过君主专制国家的联盟，俄国将自己作为欧洲保守秩序的捍卫者，协助奥匈帝国等扑灭民族独立运动；另一方面，俄国把扩张的目光转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通过不断肢解奥斯曼帝国扩大领土、增强实力，尤其是企图进入地中海和大西洋。这就实质性地威胁到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因此，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俄国很快成为了英国的主要对手。由于拥有辽阔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俄国虽然在先进工业领域落后于英国，但是其总体经济实力不容小觑。英国在背后支持土耳其，反对向俄国军舰开放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19英俄矛盾激化之后，英国又联合法国、土耳其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击败了俄国，限制了俄国在近东地区的扩张。在英国的制衡下，俄国并没有完全获得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只是充当了一段时间的“欧洲宪兵”角色。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进行了农奴制改革，工业革命快速推进，到了19世纪下半叶再次成为英国殖民霸权的主要对手。
在1870年普法战争以前，虽然普鲁士的实力已经有所展现，但受到英国更多重视的是俄国和法国。当时最富裕而又拥有海外霸权的国家英国，所精心谋划的是如何削弱后面这两个国家。普鲁士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英国与这两个国家的矛盾，逐步拓展国际空间、增强国家实力，从一个非争霸国逐步成为潜在争霸国。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霸权国英国都没有把普鲁士作为主要对手，这实际上促成了普鲁士的崛起和德国统一。1806年，奥地利皇帝在拿破仑的打击下正式宣布神圣罗马帝国不复存在；1856年，俄国在和英法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失利，丧失了自1815年以来在欧洲所扮演的“欧洲宪兵”的地位；进而，英国遏制的目光转向了摆脱维也纳体系束缚、声誉高涨的法国。从表面上看，从1816年到1869年，法国比普鲁士要富裕得多。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德意志仍然是一个乡村和小城市的社会，大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还没有占据统治地位。1871年，德意志还有64%的人居住在农村，仅有5%的人口居住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中。20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爆发时，虽然英国和其他欧洲大国站在一边看好戏，但普鲁士展现出来的力量让它们大吃一惊。这意味着德国已经具备了作为潜在争霸国的实力，也是英国需要正视的潜在对手了。不过，手腕高超的俾斯麦并没有进一步增加其他大国的恐惧，倚仗自己“天下无敌”的军队进行扩张。从1870年到1890年间，德国采取的是所谓“大陆政策”，中心是在欧洲孤立法国。但是，此时英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德国力量的可怕性；无论是英国还是俄国，都不会坐视德国对法国发动进一步的攻击，从而破坏欧洲的势力均衡秩序。
总而言之，英国在德国统一之前，对欧洲大陆主要奉行的是均势战略、灵活调整与欧洲大国的联盟关系。对这一战略的位置现实主义解释是：英国的霸权是殖民霸权和海上霸权，英国的陆军并不强大，所以英国的根本利益是全球性的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秩序地位，而不是大陆主导地位。为了减少被欧洲纷争扯进去的危险，英国必须使欧洲大陆的强国处于一种相互斗争的平衡状态中。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和大陆霸权使英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所以，英国竭力阻止能够主导欧洲的大国出现。英国的均势政策之所以成功了，则是因为当时均势体系的运作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当时欧洲各国力量分布大致均衡，力量分布的大致均衡使得变换联盟来抵消某国力量消长的操作变得必要和足够；其次，各国都承认其他大国的合法地位，不存在某个明显的威胁旧有秩序生存的国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使均势政策的操作有失误，造成了联盟的非均势，也还有补救的机会；再次，各国都认同通过均势来遏制挑战旧有秩序的国家；最后，英国拥有比较强大的力量，它在维持欧洲均势的同时，能够通过更换自己的联盟对象极大地改变欧洲的力量对比，从而威慑某些对现有秩序造成威胁的国家，达到一种威慑之于威胁的平衡。正因为以上原因，所以英国在欧洲大陆构建均势秩序的政策取得了成功，阻止了欧洲大陆出现威胁到英国全球霸权地位的国家。当然，这一政策成功的前提是两个：欧洲大陆各国不能团结起来；欧洲大陆的强国还没有通过工业革命获得接近或者超过英国的国家实力。不论是构建全球性的自由贸易秩序，还是在欧洲推行地区性的均势秩序，英国的这些外交政策都与位置现实主义的预期是高度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