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特涅时期的奥地利外交

第一节 梅特涅时期的奥地利外交

地处中欧的奥地利一个传统的欧洲强国,长期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1020年,新崛起的一个德意志家族在瑞士阿尔高州中部的阿尔卑斯山南麓修筑了雄峻的鹰堡,即哈布斯堡。通过联姻,哈布斯堡王朝逐步占有了广大的领地,并于15世纪之后把持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宝座。“哈布斯堡君主国在18世纪初作为一个欧洲大国出现,在长期对抗奥斯曼帝国的过程中壮大了自身实力;此后,它在欧洲承担的主要职能是充当‘与法国抗衡的主要力量’。”1在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中,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一度雄心勃勃想要称霸欧洲,但最终归于失败,并使得其盟友西班牙实力大损、变成了欧洲的二流国家。但是,奥地利并没有因此完全失去欧洲大国的地位,相反仍然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积极扩张。1683年9月,奥地利联合来自波兰的援军将围困维也纳两个月之久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击败。这场战役阻止了奥斯曼帝国向欧洲中西部扩张的行动,维持了奥地利在中欧的主导地位。1699年,匈牙利全境并入奥地利。奥地利在1772—1795年间还伙同俄国和普鲁士三次瓜分波兰。

尽管奥地利一直扮演着防御土耳其人的堡垒角色,“1788—1791年间与俄国携手进攻土耳其之后,奥地利就放弃了与土耳其敌对的传统政策,愿意它保持完整。它认为,江河日下的奥斯曼帝国不再是对自己的威胁,而其境内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势必影响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帝国的稳定,何况东南欧的一些民族是被奥地利和土耳其分而治之的”2。可以看出,奥地利的政策转变是非常符合位置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的预期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英国、俄国以及日益强大的普鲁士都是奥地利的潜在对手,也都对日益腐朽的奥斯曼帝国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改善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不仅可以使得奥地利能够更轻易地从土耳其手里得到好处,防止本国国内尖锐的族群矛盾受到外部刺激,还可以阻止俄国的势力进一步向西南扩张、威胁奥地利的安全,以及维持欧洲大国之间的平衡、提升奥地利的大国地位。而在英国与俄国之间,相对来说奥地利更倾向于与距离相对遥远的英国合作,以制衡野心勃勃的俄国。

一、梅特涅的欧洲协调外交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法国的崛起以及法奥两国之间的多次战争,进一步使得奥地利元气大伤。法国大革命导致民族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从而加剧了奥地利内部的族群矛盾,例如,匈牙利爆发了多次革命;拿破仑奉行反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集中孤立和打击奥地利,努力扶持德意志境内的中小邦国。3拿破仑在1805年12月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中大败奥地利军队,在1806年的《普雷斯堡和约》中,奥地利被迫把大片领土让给意大利和其他德意志邦国,以及承认拿破仑所一手扶持的“莱茵同盟”。在拿破仑法国的打击下,1806年奥地利皇帝取消了自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也标志着奥地利不再是名义上的德意志核心了。1809年第五次反法同盟作战中,奥地利又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被迫割让大片土地,赔款8 500万法郎,实际上沦为了欧洲的二流国家。

英国主导的反法同盟最终击败了拿破仑,并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了和会。“1814年,胜利者们决定重新划分欧洲版图。在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的策划下,维也纳和会确立了哈布斯堡宫廷对德意志联盟的主导地位,以此代替了以往的神圣罗马帝国,并让皇室重新取得了对这个多民族区域的奥地利帝国的控制。”4在拿破仑法国被击败后,奥地利获得了一些补偿,“俄国在近东一些重要利益的丧失、多瑙河航行自由和列强对土耳其的集体保证等都符合它的利益”5。此外,罗马天主教廷给予神圣罗马皇帝在教宗选举中的否决权,被转给奥地利皇帝,这一权力直至1914年才被枢机主教团废除。尽管得到了一些领土和国际秩序权力方面的补偿,奥地利整个国家已经元气大伤。虽然表面上,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凭借他的外交手腕建立了一个英、俄、普、奥四国同盟共同主导的维也纳体系,但事实上奥地利的大国地位是建立在外交而非实力的基础上。奥地利已经不具有潜在争霸国的实力,而是沦为了纯粹的地区性大国(和非争霸国)。因此,对于当时的奥地利来说,它已经谈不上具有全球性或者全欧性的外交政策目标了,其整体国家利益局限于维持本国的稳定和统一,维持在欧洲协调机制中的现有地位,逐步恢复其国家实力,重新获得作为潜在争霸国的实力地位。(https://www.daowen.com)

梅特涅时期奥地利的外交政策也正是着眼于这两方面的目标。一方面,奥地利与普鲁士和俄国联合组建“神圣同盟”,维护保守落后的君主专制秩序;另一方面,奥地利将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局限于非常局部的范围,以及努力维持在德意志邦联中的领导地位,但已经不再奢望能够主导完成德意志的统一了。“维也纳会议后,梅特涅在维持国际体系及解释神圣同盟的要求上居关键地位。他是被迫担负这个责任,因为奥地利强敌环伺,国内体制又与当代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浪潮越来越不相容。(普鲁士觊觎其在德国的地位,俄国虎视眈眈着巴尔干诸国的斯拉夫人口。当然也少不了法国,亟待在中欧重建黎塞留的传奇。)……因此他的政策是建立道德共识以避免危机,对不可避免者则设法借力使力,支持愿站在冲突第一线的国家,如在低地国家与法国对抗的英国,在德国与普鲁士对抗的诸小邦。”6

梅特涅重视与英国、俄国和普鲁士之间的合作,以维护欧洲均势秩序或者君主专制的共同秩序利益为纽带,使得奥地利在实力非常虚弱的情况下恢复了大国地位,“梅氏以灵活的手腕,把他深怀戒心的俄国,变成基于保守利益而结合的盟友,把他信任的英国,变为保卫均势不受挑战的最后依靠,由此使奥国得以掌控一个时代的欧洲事务步调”7。对于奥地利来说,与俄国的协调可以镇压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浪潮、维护本国的稳定,而与英国的协调则可以遏制俄国的扩张野心、维护欧洲大陆的均势秩序。这些都是完全符合奥地利当时的整体国家利益的:一个保守的君主专制秩序;一个均势的(偏向于英国的)大国政治秩序。在其中,奥地利并不能获取地区秩序的主导地位,却能尽可能扮演关键性的协调角色。因此,奥地利恢复了大国地位并不意味着奥地利获得了欧洲的主导秩序地位。但是,在奥地利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族群关系都没有明显起色的情况下,这已经是一个最好的结果。这一时期,奥地利需要十分克制自己的领土野心和权力欲望,以避免与俄国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奥地利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对北意大利的控制和在德意志诸邦中的影响,这也制约了它的行动自由。实际上,在意大利获得独立和普鲁士夺取了德意志领导权之后,‘东方问题’才在奥地利的外交中上升到优先地位”8

二、沦为二流大国的奥地利

到了1848年欧洲革命时,奥地利的虚弱已经到了一个与其大国地位非常不相衬的程度。“一直到1848年革命以前,奥地利帝国最大的问题莫过于缺钱,既没有钱打点外交事务,也无能力进行国内投资。”9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是若干大贵族和大地产所有者的联盟,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专制帝国,而且经济滞后、生产不发达,奥地利从根本上性质上来讲仍然是个农业社会。10尖锐的族群矛盾使得帝国经常处于崩溃的状态。“1848年,哈布斯堡帝国发生了五次独立但相互关联的革命,……匈牙利于1849年宣布成立独立共和国,同年俄罗斯军队援助奥地利,并在维拉戈斯击败匈牙利军队,匈牙利被迫投降。”11也就是说,奥地利虽然表面上是欧洲强国,但是却需要依靠俄国的帮助才能镇压国内的民族独立运动。从俄国的角度来说,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深切认同梅特涅所构建的“正统原则”和君主制国家合作互保的秩序理念,极端仇视自由主义,同时也不希望奥地利帝国的覆灭导致普鲁士完成德国的统一,“匈牙利革命的胜利严重威胁着奥地利帝国的存亡。尼古拉一世清楚地知道,奥地利帝国的崩溃,就会使德国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实现统一。如果德国取得统一,那么在中欧就会出现一个强大的、难以制服的德国。这当然会严重地威胁俄国的扩张利益”12

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变成了一只惊弓之鸟,但是,它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来调和族群矛盾,仅仅是在1867年同匈牙利贵族妥协、建立了一个二元帝国——奥匈帝国,但是帝国境内的其他族群矛盾并没有得到缓解。“1848—1867年是哈布斯堡君主政体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1867年,国内革命、国外战争和宪政危机使君主制处于弱势地位。1848年革命动摇了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统治基础。但它们对奥地利的影响比其他地方更大,因为在那里,政府除了面临民主挑战外,还必须面对民族主义挑战。”13对于奥地利帝国来说,它一直被国内的族群问题所困扰,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它的对外行动能力。因此,一种有节制、着眼于扮演协调角色以及维护现有势力范围的外交政策无疑是理性的。

从1848年的欧洲革命到1871年1月德国统一之前,在实力严重受损、相对实力地位下降的情况下,奥地利的整体国家利益主要在于三个方面:(1)维护国家的统一,防止因为外部或者内部的民族问题导致国家分裂——这就要求奥地利巩固现有的神圣同盟体系;(2)阻止意大利的统一,维持奥地利在亚平宁半岛的现有势力范围;(3)努力维持在德意志邦联中的领导地位。这三方面的整体国家利益要求奥地利帝国和奥匈帝国必须节制自己的地区野心,尤其是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野心,采取一种防御性和协调性的政策。原因在于,俄国的支持对于奥地利来说至关重要,但是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又会让奥地利处于两难境地。土耳其的存在有利于镇压巴尔干的民族运动,也有利于奥匈帝国的安全,而俄国则希望借助这些民族运动来扩张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奥匈帝国必须在英国、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同时节制自己的扩张野心。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那么梅特涅苦心建立的维也纳体系就将不复存在,而撒丁王国、法国、普鲁士等都会趁机发起挑战、改变欧洲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