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奥地利外交
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一种旨在维持和平与现状的防御性政策。奥地利希望避免破坏巴尔干地区微妙的力量平衡。“在这一点上，它的政策是和平的、防御性的。但与此同时，它并没有积极的策略来处理南斯拉夫民族主义问题。”14问题在于，梅特涅下台之后，奥地利的外交政策很快就没有能抵制住向巴尔干地区扩张的诱惑，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的贪心与误判根本性地恶化了与俄国的关系，从而导致了“神圣同盟”与维也纳体系的解体。
1853年到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九次俄土战争，最终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克里米亚战争的起因是所谓“圣地保护权”问题，即对耶稣墓地耶路撒冷和耶稣出生地伯利恒大教堂的保护权。这是拿破仑三世所设计的一个陷阱，最终目的是离间英俄关系和俄奥关系，打破维也纳体系的束缚。在法国的压力下，奥斯曼帝国屈服了，这自然引发了俄国的强烈不满。在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下，奥斯曼帝国最终拒绝了俄国的漫天要价（不仅承认俄国对土耳其治下东正教徒的保护权，还要从门的内哥罗撤军）。1853年10月，克里米亚战争正式爆发。法国方面要挟奥地利：如果奥地利保持中立地位，那么法国就将支持撒丁王国完成意大利的统一进程。奥地利的恐惧和贪婪使得它最终作出了错误的外交选择。这种恐惧当然有对法国可能支持意大利统一的恐惧，也有对俄国控制黑海海峡和土耳其被决定性击败的恐惧，而贪婪则是希望借机在巴尔干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正是奥地利的恐惧和贪婪断送了俄奥同盟关系。在克里米亚战争前，俄奥同盟是法国颠覆维也纳体系的主要障碍，“只要俄国忠于维也纳体系并在必要时提供军事援助，想打破1815年的安排几乎不可能”15。因此，克里米亚战争是奥地利外交政策与所处国际环境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一、奥地利的机会主义政策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俄国军队占领了黑海沿岸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1)。沙皇尼古拉一世本以为可以依靠神圣同盟得到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支持，但是奥地利却坚决反对沙俄的行动，理由是俄国的行动可能威胁到奥地利的贸易生命线。为此，奥地利不惜与俄国翻脸，陈兵8万于奥地利与两公国的边境，要求俄国撤军。“奥地利支持就撤军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俄国不屈服，而英法能够在意大利问题上提供保证，普鲁士又愿意合作，奥地利愿意与英法达成军事协定。这等于说，维也纳绝不会站在俄国一边，甚至可能对俄作战。”16在克里米亚危机的发展过程中，英、法、奥大致达成了一项盟约草案。根据这一草案，若俄国拒绝撤出两公国，奥地利参战；若俄国进攻奥地利或向其宣战，英法支援奥地利。奥地利表示，“如果和平努力因俄国的原因而失败，它愿意参战，但要求法国在意大利问题上提供正式保证”。17与此同时，奥地利又与土耳其达成协定，土耳其同意奥地利在战时占领两公国。在奥地利的压力下，俄国最终撤出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奥地利随后占领了两公国。
从短期利益来看，奥地利确实得到了一些东西，例如英国同意维护意大利的现状、默认奥地利占领两公国。如果不是因为克里米亚战争，奥地利是无法从土耳其获得两公国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奥地利的行为断送了俄奥同盟关系，使得神圣同盟分崩离析，不仅失去了原有的关键协调人角色，甚至连已有的势力范围和在德意志邦联的领导地位也不可能再得以维持。“维也纳方案之所以能行之50年，就在于东欧三强（普鲁士、俄国、奥地利）视其团结是对抗革命乱象及法国主宰欧洲的主要屏障。但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却与急于将其赶出意大利的拿破仑三世、不愿涉入纷争的英国结为不甚协调的盟友。它因此解放了昔日神圣同盟的俄国、普鲁士，任这贪得无厌的两国毫无顾忌地追求国家利益。普鲁士要奥地利付出的代价是强迫奥国撤出德国，而俄国在巴尔干逐渐升高的敌意，后来成为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之一，也导致奥匈帝国最后的崩溃。”18(https://www.daowen.com)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似乎完全忘记了俄奥同盟对于奥地利整体国家利益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奥地利而言，它天然的对手是撒丁王国和普鲁士，前者希望将奥地利的势力赶出意大利北部，而后者则希望将奥地利赶出德意志。此外，法国也是奥地利的主要对手，因为法国费尽心机想要颠覆维也纳体系和瓦解神圣同盟。尽管英国是奥地利可以用来制衡俄国、维持土耳其相对完整的潜在盟友，但是相比而言，俄国的支持对于维也纳体系的维持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俄奥同盟不仅可以应对法国和普鲁士的挑战，更是直接维护了奥地利帝国的完整。奥地利领导人似乎忘记了，在19世纪20年代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革命中，哈布斯堡王朝是在俄国的援助下才能镇压这些起义运动；甚至在刚过去不久的1848年欧洲革命中，如果没有俄国的14万大军，奥地利根本无力镇压匈牙利革命。正是在俄国的支持下，“到1850年，哈布斯堡帝国恢复了它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领导地位”19。事实上，“失去俄国支持的奥地利已是色厉内荏，其主宰亚平宁半岛的合法性遭到普遍质疑”20。正如基辛格所感慨的，“面对权力政治的现实时，奥国可惜未能认识到，其生存全仰仗欧洲各国矢志维护政治的正统。保守利益需团结在一起的观念超越国界，因此有缓和权力政治冲突的作用。民族主义有相反的作用，它唯国家利益是图，激化对立，增加每个人可能面临的危险。不堪一击的奥地利由此让自己身陷一场毫无胜算的斗争中”21。就如本书的理论部分所指出的，大国自有其客观的整体利益，但是领导人并不一定能正确地认识到这些利益，尤其是在看待本国和国际秩序的关系之时。奥地利领导人正是犯了这方面的战略错误。
二、俄奥关系破裂的后果
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看似得到了不少具体的东西，但是“在外交上孤立了自己，无法抵抗1859年意大利和1866年德意志的变化，当时它们分别得到法国和普鲁士军队的支持”。22事实上，俄奥同盟是奥地利维持大国地位的基本支柱，失去了俄国支持的奥地利根本无力同法国对抗，也不可能在英国所推动的欧洲均势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于英国来说，尽管奥地利是一个潜在的制衡俄国和法国的盟友，但是“1848年革命之后，奥地利日趋衰颓，政策摇摆不定，使其在英国东地中海政策上的作用大减”23。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奥地利控制着土耳其欧洲领土的对外贸易，之后，这种优越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给了英国。24法国的保证是根本不可信的，因为法国的主要目标是推翻维也纳体系，因此与奥地利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根本性冲突。对于奥地利来说，法国有关维护意大利现状的承诺也是根本不可信的。拿破仑三世的计划是，“产生一个独立的波兰，一个摆脱了奥地利的意大利，一个以普鲁士抵消奥地利的重组的德意志，或许甚至有一个与哈布斯堡王朝分离的匈牙利”25。
法国和意大利在挑战维也纳体系方面有着基本的共同利益。“奥地利在亚平宁半岛的优势地位和教会势力的存在都得到了维也纳会议的确认和保证，只有削弱和动摇维也纳会议的安排，意大利统一才有可能达成。也就是说，维也纳体系的挑战者是统一运动的天然盟友，而……刚刚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路易·拿破仑是维也纳体系最雄心勃勃的挑战者。”26没过多久——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的三年后——法国就支持撒丁王国发动了打击奥地利的意大利统一运动。在意大利统一战争中，俄国不再反对改变意大利的现状，保持中立，而奥地利根本没有能力与法国对抗。“奥地利曾希望在1860年与普鲁士结盟，对法国进行十字军东征以收复伦巴第。但普鲁士——自1862年以来一直在新首相俾斯麦领导下——还有其他计划，希望从奥地利手中拿走德意志邦联的各州。奥地利于是发现自己被孤立了：意大利与普鲁士结盟，而法国和俄国保持中立。”27
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奥地利不出意料地被普鲁士击败，被挤出了德意志统一的进程，但是，俾斯麦为了缓和普奥关系，并没有对奥地利提出过多的要求，而是表现得非常宽容，从而为德奥同盟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在当时的条件下，与英国结盟肯定是对奥匈帝国最有利的选择，但问题在于，英国并不愿意与弱小的奥匈帝国结盟，避免过深地介入欧洲的大国政治冲突之中。对于奥匈帝国来说，普奥战争当然让许多人感到不满，因此在处理与法国和德国的关系上，“国内在对外政策上形成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一派以奥地利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等为首的政治势力，他们不甘心失败，主动接近法俄，共同反德。另一派是以奥地利资产阶级和匈牙利的封建贵族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他们对俄国泛斯拉夫主义势力在巴尔干半岛的活动特别敏感，……主张放弃复仇打算，拉德反俄，以维护奥匈帝国的完整。普法战争的结局，使奥匈已清楚地意识到，联法抗德已是镜中之花。从此，奥匈外交转上了与德和解之路”28。考虑到德国的强势崛起，以及俾斯麦的宽容政策，与德国的结盟是一个次优的选择，至少可以使得奥地利在面对俄国和法国时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并提升奥地利在欧洲地区秩序中的地位。
普奥战争中奥地利的失败还导致了奥地利帝国的改组，即从单一的奥地利帝国变为二元的奥匈帝国，匈牙利在帝国中取得了与奥地利平等的地位。“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和威望处于低谷，前景黯淡；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 I，也翻译为弗朗茨·约瑟夫）一心想恢复奥地利大国的地位，他试图报复普鲁士；只有通过妥协赢得匈牙利人的支持才能实现这一目标。”29“1867年6月，奥地利帝国正式改组为二元制的奥匈帝国，匈牙利贵族在国家政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奥、匈各设政府和议会，国家财政支出由双方分担，共同事务——当然也包括外交事务——由双方派代表讨论决定。这标志着奥匈帝国政治和外交的重心决定性地转向东南欧方向。”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