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国际秩序竞争
19世纪的国际秩序竞争，虽然还属于近代国际关系的范畴，但是其内容与性质已经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国家财富主要来源于农业剩余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以土地（和人口）分配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就如罗伯特·吉尔平所言：“帝国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财富的相对稳定性。由于没有突出的技术进步，农业生产率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经济和财富增长的基本决定因素史土地的可获得性和人与土地的比率。由于这一原因，一国财富和力量增长的主要作用在于控制可以生产经济盈余的领土。除了有限和断断续续的真正的经济增长，国际关系的动力都是由领土的不断分配与再分配以及掠取奴隶（或驯服的农民）去耕种土地所提供的。因此，当农业还是财富与权力的基础时，财富与权力的增长几乎与掠夺领土是同义语。”28相应的，土地分配秩序和围绕土地分配的战争就构成了国际秩序和国家间互动的基本内容。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历史反复表明，国家间的大规模财富转移本质并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暴力完成的”29。这种论点的支持者提出的一个证据就是殖民时代的原始积累。大量的金银从亚非拉地区流向西班牙、葡萄牙等海上殖民强国。西班牙在各殖民地拥有税收权，又控制了丰富的银矿，各殖民地所收缴的税收和白银大部分被送回本国。这无疑是一个赤裸裸的以强凌弱的掠夺过程。正因为如此，在19世纪的国际政治中，大国对领土和殖民地的争夺仍然非常激烈。
一、土地重要性的下降
不过，即便是在19世纪中叶之前，在殖民掠夺中得到了大量财富的西班牙并没有因此而增强自己的大国地位，也没有像英国一样催生工业革命。这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原因。首先，15—16世纪西班牙参与的争霸战争耗尽了国家的财力。尽管西班牙陆军训练有素、作战能力极强，但当时还是雇佣军，国家难以承担军队的花销。关键在于，西班牙经常同时与几个大国作战，使得其长期处于战略透支的状态。第二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西班牙和英国的国内制度差异。西班牙的专制王权非常强大，大西洋贸易和殖民体系的好处为西班牙王室所垄断。王室成员获得暴利以后，生活腐化、不事投资，对西班牙的经济发展没有起到明显的良性作用，大量的白银财富反而导致了国内的严重通货膨胀，损害了西班牙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而英国议会则拥有相当的权力，在跨大西洋的贸易过程中，许多商人并非王室成员。大西洋贸易冲垮了英国社会等级制度的藩篱，一般人均能分享大西洋贸易的利益，好处不被权贵阶级垄断独占，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而进入上层阶级。这种高流动性进一步深化了劳动分工的演进与贸易投资的发展，引发了亚当·斯密所描述的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整个社会因而富裕起来，工业革命也因此在英国首先发生。虽然英国国内对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但专制统治的消除也意味着君主并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就轻易决定国家的命运。“随着专制统治的危险在1688年革命中烟消云散，没有什么单一看法支配战略辩论。英国的一项幸运，英国商人和金融家的一项功绩，就在于这些多样的关切是在这么一个时候浮现的：英国的财富能够同时支持不同的行动。”30
虽然殖民扩张所带来的巨大财富没有带来西班牙的崛起，但土地和人口的增加的确促成了沙皇俄国在近代的崛起。俄国从小小的莫斯科大公国成长为后来的庞然大物，靠的就是不断的对外侵略和扩张。很大程度上，近代国际关系史就是一部大国之间不断征战、争夺领地与人口的历史。在这些战争中，一些国家被打败了，另外一些国家则强大起来了。一次两次的胜利并不能奠定某个国家的大国地位，因为大国地位来自长期的实力积累。但是，在近代史上，诸如俄国这样的国家依靠灵活的战略和已有的实力，再加上某些幸运，长期不断扩大自己的帝国疆土，最终成为了国际舞台的主角。笔者在后面还要对俄国的崛起过程和对外政策做详细的分析，这里只强调的是，沙皇俄国的崛起的确与其领土扩张和人口增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最重要的动力还是基于彼得一世改革和亚历山大二世改革。这两次改革使得俄国最终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但是，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的确为俄国的大国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普鲁士在普法战争前就已经开始崛起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进一步增强了普鲁士的地位。1865年普鲁士的人口仅有1 930万，1870年德国统一时人口就激增到了3 460万。31领土扩张对于德国和俄国的意义，对我们看待19世纪的国际秩序竞争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罗伯特·吉尔平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相当精辟的回答。他说，一些领土具有战略意义，例如它们可能是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而国家拥有广大的领土一般意味着更多的人口，也意味着其具有明显的战略纵深优势。而且，在全球性的自由贸易体系建立之前，宗主国一般垄断了与殖民地的贸易，殖民地能够为宗主国提供市场、原材料，以及可能的财政收入。这些都表明，即便是工业革命发生了，土地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实力资源。“大英帝国在十九世纪控制了许多领地，其目的不在于这些领地的直接经济价值，而在于它们在保护其税收来源（殖民地）方面的战略意义。所以，对于大英帝国来说，埃及的价值在于它保护着英国至印度这颗帝国皇冠上的宝石的交通生命线。”32一些研究表明，至少在20世纪的前半期，在一些特定条件下，征服者还可以从战败的工业社会抽取重要的净收益。控制领土的收益，包获取稀缺的自然资源（例如石油、铁矿、煤矿等），仍然是很可观的。如果与管理某个先进的工业或者后工业的难度相比，征服获得的财富来得更容易一些。33因此，在19世纪的国际关系中，土地的分配仍然是国际秩序竞争的核心领域之一。每一次战争后，各国都要对土地和人口进行重新分配。战争、扩张带来的财富之所以能促成近代国际关系史上一些大国的形成，根本原因在于土地和人口在当时国家实力构成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
不过，吉尔平强调的是，“现代国际关系的特征不是国家趋向于无限制地扩张它们的权力，而是努力以一种更有利的方式完善它们的领土，并使其更加巩固”34。工业革命发生以后，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国之间的实力竞争更多依靠的是技术和制度的领先，而不是对外扩张所获得的土地、人口和农业剩余。在现代工业经济中，技术的进步、治理的改良和社会创造力的释放，对于国家财富增长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农业剩余和人口规模的重要性。“自从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近代技术的出现，收益递减规律的效应大减。因为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现有物质资源的生产率，结果，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再要求以所有生产要素的量的增加为前提。毋庸置疑，正是这种技术进步的革命性发展，使我们看到了经济持续增长的现象，并由此创造了近代的富足社会。”35
相应地，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勃兴、防御性武器有效性和可支配性的增加，侵略者想要攻占土地、征服民众和获取收益越来越困难。36发动战争或许能占领一些领土，但是很难对非本民族的族群实施有效的统治，反而会导致高昂的统治成本。而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冲突又往往导致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战争。19世纪，殖民地对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来说是一种负担而不是收益。16世纪的一场战争，费用为数百万英镑，到17世纪末已上升到数千万英镑，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主要作战部队的费用有时一年达到1亿英镑。37战争和领土兼并变得越来越代价高昂，领土分配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实际上在逐步下降。当然，在19世纪，殖民体系存在，尤其是宗主国垄断与殖民地的贸易时，诸如西班牙这样的国家还是非常热衷于殖民扩张的。这导致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国际秩序冲突，尤其是当领导人被对外扩张和帝国野心所迷惑时。这一时期，大国之间围绕着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之间的冲突还是随处可见，例如法国和俄国就十分热衷于殖民扩张，奥匈帝国在19世纪末急于向巴尔干地区扩张。因此，在讨论19世纪的国际秩序竞争时，土地和势力范围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工业革命爆发以后的一段时期里，重商主义仍然是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特征，对殖民地的重视主要着眼于垄断商品销售市场和获得廉价的原料。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在英国的推动下，自由贸易逐步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特征。作为一种开放的经济秩序，发达的工业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德国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具有雄厚的人口、资源和发展潜力。因此，德国也是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受益者。如果德国克制自己，不去争夺海上霸权和殖民霸权，那么它迟早将会在实力上超过英国，有可能“自然地”成为新的霸权国。事实上，德国宰相俾斯麦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他认识到，争夺遥远非洲大陆的几块殖民地，远远没有保持与英国的良好关系更为重要。但是，对于那些不明智的领导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急于对外扩张以及想要尽早获得所谓的国际秩序领导权。1878年柏林会议确定的“先到先得”的殖民地分配规则的确对新兴大国是不利的，德国的不满可以理解，但事实上，当时德国已经获得了面积巨大的殖民地，而且殖民地在德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中根本无足轻重。对于德国来说，它当时的主要对手仍然是复仇意识强烈、希望改变地区秩序的法国，挑战英国的海军霸权和殖民霸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https://www.daowen.com)
二、自由贸易秩序的建立
英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虽然土地的分配仍然是国际政治秩序的主要内容之一，但逐步成型的自由贸易体系更为重要。国家间的竞争逐步转向科技进步和治理改良方面的竞争。英国霸权时代的实力竞争和秩序竞争，本质上是围绕技术、市场、政府效率等展开的。就如罗伯特·吉尔平所总结的，“在前现代世界中，扩张主要是采取领土扩展更多形式；而在现代世界，政治扩张和经济扩张则是新兴国家的特点，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基本目标就是扩展它们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影响，提高它们在世界性市场经济中的统治地位。通过专业化和国际贸易，一个有效率的国家可以获得比通过领土扩张和占领所获得的更多的东西”38。人口规模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但仅仅有庞大的人口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巨大的市场和相应的财富创造，还需要国家具有相应的工业生产能力、大多数国民能够分享经济进步所带来的红利。对于英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创造一个自由贸易体系，它就可以在无需控制广大领土的前提下进入更多的市场、拥有更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因此，进入工业社会后，虽然一国的人口规模仍然重要，但是其重要性也下降了。而在军事领域，人口的重要性下降得更加明显。
国际经济秩序从重商主义向自由主义转变经历了一个过程，作为霸权国的英国在国际秩序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815年到1846年是英国国际经济政策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英国国内开始实施自由化的经济政策，但是对外仍然是重商主义的。英国在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选择了对外贸易自由化，后来又通过一系列双边条约，促进了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形成。当时英国的技术和产品竞争力正处于鼎盛时代，劳动生产率高，比较优势明显，所以国际经济秩序的自由化正好符合它的利益。就如本书理论部分所指出的，自由贸易体系是一种开放但不均衡的国际秩序。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高和其他成本低的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作为最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自由贸易对于英国而言是一种有利的国际秩序规则：它并不需要如以往的领土占领和掠夺那样付出巨大的成本，而是可以通过打开其他国家的市场和经济交换获得足够的、也更加丰厚的利润。就如罗伯特·吉尔平所指出的，“在其鼎盛时期（1849—1880年），‘英国治下的和平’强调一种开放和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它以自由贸易、非歧视性和平等待遇为基础，而不是以控制和支配殖民地为基础。尽管英国和几个其他欧洲国家保留了殖民帝国的残余，然而征服领土和殖民地的重要性下降了。在英国制海权的保护伞下，英国的贸易和投资拥有着进入世界市场、取得原料来源的相对自由的通道”39。
虽然大多数国家都肯定能从世界性市场经济的运作中获益，但是效率较高和技术上较先进的经济体却能比其他国家获益更多。它们享受着更高的利润率和更有利的贸易条件。结果，“市场经济趋向于，直至某一点为止，把财富集中到更先进的经济中。由于这一原因，现代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以及军事）强国（19世纪的大不列颠和20世纪的美国）承担了组织和捍卫世界性市场经济的责任。它们倡导自由贸易，提供投资资本，提供国际货物。实际上，它们提供了发挥世界市场效率所必需的公共利益，因为它们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40。作为一种开放性的世界经济体系，自由贸易秩序并不是只对英国有利。随着德国、法国、美国等开始并完成工业化，这些国家同样在世界市场上获得强势地位，甚至其优势逐步超过了英国。这就意味着，尽管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许能从产业链的国际分工中获益最多（至少在开始是这样），但其他经济体（包括殖民地）也可能从中受益。结果，世界市场经济成了为国家间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与扩散服务的主要机构。41
三、国际秩序竞争的变化
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和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是探讨工业时代国际贸易对于世界政治影响力的代表性学者。他们认为，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战争在工业时代已经变得无利可图，而自由贸易能给每个国家都带来好处，并使各国依赖于这种互惠的经济关系。国家通过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可以改变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从全球贸易的扩展和增长中获利。而且，贸易国家本身也会因为参与贸易而发生改变，可以在国家内部产生一个反对战争的社会结构。42他们的理论被称为“贸易和平论”：参与国际贸易所带来的好处使得战争不再是增加国家财富的理性手段，贸易国家和贸易和平因此出现。
英国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领先发展获得了经济霸权和海上霸权，而德国则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成为了英国霸权地位强有力的挑战者。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围绕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配仍然存在紧张关系，但对于英国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而言，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冲突。德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一方面是因为科技革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由贸易体系。某些实证研究表明，尽管1913—1914年这一时期国际贸易的相互依赖水平很高，但对未来贸易预期的失望导致了德国发动战争以夺取长期市场和原材料。431914年，德国虽然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一体化水平很高，但它担心其他大国在不远的将来将可能通过垄断自己所占有的殖民地、不再坚持所谓的门户开放而破坏这种开放的贸易秩序。除此之外，对霸权地位的渴望、统治世界的野心也对德国“世界政策”的形成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总而言之，德国之所以成为挑战者，并不是因为要挑战当时的自由贸易体系，而是担心这种秩序出现问题；它挑战的是殖民地与势力范围的分配体系。
从本质上来说，近代以来霸权实力地位的更替都是在一种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下通过国内的改革和发展完成的，并不是通过改变土地分配秩序、增加人口和土地剩余实现的。在现代世界，一般来说，大国必须先通过国内的改革和发展获得霸权实力地位，然后才有可能获得霸权秩序地位。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只有美国、苏联这样的巨大经济体才能成为霸权国和争霸国。对于规模较小的工业化国家来说，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或许很有竞争力，但是不太可能成为世界大国，除非出现颠覆性的技术革新。就如本书的理论部分所指出的，在19世纪中叶之后，英国所建立的以自由贸易为主要规则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一种开放性的秩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大国间的秩序竞争烈度。从这个角度来说，统一后的德国完全可以像美国一样，一直做一个潜在争霸国，利用自由贸易体系不断发展自己，而不是急于把自己变成一个现实争霸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兴起，也对传统的国际秩序产生了猛烈的冲击。虽然自由主义和君主专制、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决定性地塑造这一时期的欧洲大国关系，但的确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神圣同盟”的建立和解体就是因为这些政治理念之间的冲突。1815年9月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所建立的神圣同盟是一个保守的同盟，旨在维护君主政体、反对法国大革命所传播的革命理想。“神圣同盟的保守性有双重意义：它既是一个维持现状的联盟，反对改变疆界；又是一个政治上的联盟，反对各国在各自国家内做出立宪让步。神圣同盟宣布，如任何一个独立的君主要求协助对付自由主义，三国将反对不干涉的主张。”44“在任何情况下，这三个君主专制政府的军队都在向西注视着法国。奥军的大部在意大利北部，以威尼斯‘四方要塞’为基地；普军的大部在莱茵河，以德意志邦联的要塞为基地。从维也纳会议到1848年革命这一代人的时期内，战略家们所计划应付的唯一战争就是一次法国反对欧洲的战争。”45神圣同盟的建立是为了应对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政治秩序冲击，最终又消亡于1848年的欧洲革命。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欧洲大国秩序关系和对外政策的影响还体现在德国统一后建立的俄德奥三皇同盟，俄国支持巴尔干（包含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以及希腊等）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英国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困难抉择。相比不那么担心国内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反叛的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对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传播极为担忧。奥匈帝国担心巴尔干的民族起义会导致奥匈境内数百万斯拉夫人的解放运动，因此奥匈帝国支持土耳其的残酷镇压，逐步与土耳其建立了联盟。英国国内虽然同情这些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但英俄两国在全球和巴尔干地区对势力范围的争夺非常激烈，因此最终选择了支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镇压行动，主张保存奥斯曼帝国。此外，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前，俄国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它对于奥匈帝国的同盟政策。在接下来考察六大国的外交政策时，我们也会涉及国际秩序中的这些意识形态竞争及其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