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国的外交政策
整个19世纪，俄国在欧洲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一直令人瞩目。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虽然在工业经济方面相对落后，但是俄国庞大的农业人口、辽阔的地理疆域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业发展上的不足。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与英国差不多，甚至在1913年的时候还超过了英国。当然，由于俄国工业能力的相对弱小，所以这种国民生产总值所能转换为政府使用的国家财富以及战争能力的实力就要比英国和德国逊色不少。不过，俄国巨大的国土面积造就了极为有利的战略纵深，很大程度上也弥补了国家实力的短板。虽然经历了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耻辱，19世纪下半叶的农奴解放和工业革命都使得俄国逐渐从不具有争霸资格的潜在争霸国，转变成为了货真价实的争霸国。有意思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俄国和英国决定性地走向了和解，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进行了划分，从而把自己的角色从争霸国转变为与霸权国结盟的潜在争霸国。因此，19世纪末，与德国的外交政策演进相比，俄国外交政策的轨迹是朝着一种相反的方向发展的。
按照位置现实主义的预期，俄国的外交政策应该取得成功。通过与英国结盟，法俄同盟不仅拥有强大的陆军力量，在海上力量和经济实力方面也足以与德奥同盟对抗。但是，戏剧性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沙皇俄国就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并宣布退出战争。因此，俄国最后没有能够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不是因为外交和军事的失败，而是因为国内革命，以及这场革命使得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成了旧的国际秩序的敌人。
一、沙皇俄国的改革与崛起
沙皇俄国崛起于一个面积只有40万平方公里的内陆小国——莫斯科公国。1283年，莫斯科大公国开始割据自立，并于1480年最终摆脱了蒙古人的控制，消灭了其他大多数封建割据的领主，实现了俄国的初步统一。1533年，伊凡四世即位，他的改革进一步加强了俄国的中央集权，确立了沙皇专制的政治体制，完善了国家的军事指挥体系并设立了常备军，尤其是组建了配备新式火器的射击军。1547年，伊凡四世自称“沙皇”，此时俄国的疆域已经扩大到280万平方公里。伊凡四世继而于1563年自称“全西伯利亚皇帝”，开始了对西伯利亚的扩张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将整个伏尔加河流域都纳入了俄国的版图。到了伊凡四世的统治晚期，俄国的人口已经达到1 200万人，无论从人口还是从面积来说都已经是欧洲的第一大国。回顾这一时期俄国的初步崛起，主要原因并不是领土扩张和人口增加。伊凡四世时期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俄国的快速崛起奠定了根本基础。当时的俄国政府专门派出使团到西欧，邀请各领域的专家到俄国来为沙皇效力。1555年的《英俄协定》规定，英国商人在俄国境内经商可以免交赋税，并且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力。“伊凡四世的统治确实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开端。”53“伊凡四世对他和英国之间的关系给予很高的评价。一个有助于说明这种关系的意义的事实是，第一个出使英国的俄国使团回国时带回了一些制药和矿业专家。”54
从1610年到1640年，俄国向东方的扩张推进了3 000英里，从鄂毕河来到了太平洋。莫斯科当局不强迫西伯利亚的土著进行洗礼和加入东正教，但是如果这些土著加入东正教，就可以免交皮毛税。通过军事征服和威逼利诱，俄国逐渐控制了西伯利亚的广大领土，从而使之具有了人口、领土和巨大的经济体量，这些都意味着俄国从17世纪开始就是无可争议的地区大国了，当然这时期还不存在全球性的霸权国，所以也就很难称之为潜在争霸国或争霸国。“对俄罗斯人而言，征服西伯利亚相当于西欧征服和殖民大西洋彼岸的新世界美洲。”55虽然沙皇俄国的总体实力不断上升，俄国的沙皇专制、农奴制所带来的腐败、效率低下等问题仍然严重阻碍了俄国的发展。相比英国等较早发展起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国家，俄国与它们在工业和军事上的差距仍然是非常明显的。在与鞑靼人、土耳其帝国以及瑞典的战争中，俄军经常遭遇败绩。幸运的是，彼得一世的改革进一步巩固了俄国的大国地位。
1689年彼得一世即位之后，励精图治，亲自在军中服役，两次亲自去西方工业国家学习。彼得一世统治俄国期间，多次派出使团去西方学习，并且不拘一格启用人才。彼得一世建立了普遍征兵制，重组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并致力于俄国经济和军队的现代化。为了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彼得一世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重金礼聘有真才实学的外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在彼得统治期间建立了200家工场，其中86个由政府开办，114个属于私人和公司所有。而在1695年，全俄罗斯只有21家工场。另有记载说，在这位皇帝去世之际，已经开工的俄国企业有250家。发展最快的是冶金、采矿和纺织业。”56冶金工业迅速发展，乌拉尔是最著名的冶金基地。俄国改变了金属依靠进口的局面，而且还能向国外出口金属。在军队建设方面，“他一再强调，每个应征者，不论是贵族还是农奴，都应该从最低级的位子做起，晋升的唯一依据是功绩”。1722年1月，彼得一世制定了《职官等级表》，将国家的文武官吏分为14级，非贵族出身的人升到第8级时就可以获得贵族称号。这些措施有力地增强了俄国军队的战斗力和政府的效率。
彼得一世的改革为俄国最终赢得北方大战（1700—1721年）57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彼得大帝去世之时，俄军已经拥有21万人的常备军和10万名保留自己的独特编制的哥萨克骑兵。……他开始亲政的时候，俄国海军只有一艘过时的军舰，而他留给继任者的，则是48艘主力战舰、787艘小型的和辅助性的船只和28 000名官兵。”58俄国组建了波罗的海舰队，由35艘大战舰、10艘巡洋舰和200余艘帆桨战船组成，有水兵2.8万人。“彼得大帝最大的功勋是击败瑞典——俄国长久以来在波罗的海地区威胁最大的死敌。”59北方大战结束后，俄国取代瑞典成为波罗的海的强国，获得了通往欧洲的渠道，以及对波兰的优势，甚至可以直接干涉德意志的内部事务。“俄国现在拥有强大的海军，掌控者通往波罗的海的战略和商贸要道。俄国成为北方强国，为之后向东和向南扩张奠定了基础。”60
彼得一世的改革使得俄国真正成为了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一个强国，对于地区和全球事务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到了18世纪末的时候，俄国的工厂数量已经增加到1 200家。采矿业和金属工业快速发展，在欧洲也属于领先的行列。英国是俄国最大的顾客，英俄贸易额占俄国对欧洲贸易总额的一半。俄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从1724年的850万卢布增加到1764年的1 940万卢布，在1794年则超过4 000万卢布。61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在位）在位期间，俄罗斯帝国大肆扩张，从奥斯曼帝国和波兰—立陶宛联邦手中夺取了波罗的海沿岸、克里米亚、北高加索、黑海沿岸、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大片领土，还伙同普鲁士和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使俄国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二、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对外政策
随着俄国实力的增长，以及俄国不断膨胀的领土野心，俄国与其他欧洲强国之间的摩擦、矛盾乃至战争时有发生。通过对土耳其的战争，以及伙同普鲁士和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俄国吞并了克里米亚，强化了在欧洲尤其是东欧的影响力。基于位置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可以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的外交政策作出很好的解释。法国是俄国的宿敌，一直和土耳其、波兰以及瑞典来包围削弱俄国和哈布斯堡王朝。法国和俄国这一时期都是潜在争霸国，它们的着眼点都在于欧洲的主导秩序地位。法国和俄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小，秩序关系也十分紧张。随着拿破仑法国的崛起，俄国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也不得不与法国结盟，加入所谓“大陆封锁”体系。大陆封锁体系有利于俄国的制造业，但是对俄国的出口商和地主阶级构成了损害。与拿破仑法国的短暂和解也有助于恢复俄国的实力，以及在其他方向的领土扩张。但是，“法国反对俄罗斯控制多瑙河各公国，反对俄罗斯在地中海东部拥有基地，不允许俄罗斯插手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海峡。拿破仑对中东欧政治的重新安排也激起了俄罗斯的敌意。”62法俄之间的决裂也就不可避免了。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战争失败了，法国在1812—1815年的反法战争中被英国组建的反法同盟击败。
相应地，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地利一直是俄国最值得信赖的盟友，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法国。除此以外，俄奥两国都是君主专制国家，意识形态上高度一致，而俄国对于具有潜力成为地区大国的普鲁士的警惕，也是俄国在普奥争夺德意志事务主导权过程中支持奥地利的重要因素。与英国的海军优势不同，普鲁士拥有强大的陆军，这意味着普鲁士有可能成为欧洲主导实力地位和主导秩序地位的有力争夺者。在19世纪的前半叶，俄国和奥地利的联盟一直是俄国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维护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阻止普鲁士统一德意志，构成了这两个国家联合起来的共同（国际秩序）利益。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后，俄国和普鲁士、奥地利建立了君主制国家的“神圣同盟”，并成为了所谓“欧洲宪兵”，部分地获得了在欧洲大陆的主导秩序地位——直到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丧失这种地位为止。1848年欧洲发生自由主义革命以后，君主专制制度的合法性在欧洲大陆面临普遍的危机。奥地利甚至已经无法平息国内的叛乱。1849年5月，奥军被赶出匈牙利，哈布斯堡王室被宣布废黜，匈牙利成为独立国家。俄国所关心的是恢复奥地利的强大，重新确立它在德意志的地位。为了镇压匈牙利革命，沙皇派遣了14万俄军进入匈牙利，到8月中旬就已经获得全面胜利。当然，不排除俄国对奥地利的这种大力支持也有其他战略上的考虑，例如阻止德意志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从广泛一些的范畴来看，俄国人采取行动是为了保持奥地利作为一个强国，从而恢复德意志内部的平衡。”63(https://www.daowen.com)
在19世纪中期以前，对于俄国来说，它的主要对手并不是在欧洲操纵均势的霸权国英国，这一点俄国是看得很清楚的。如果考察这一时期的俄国对外政策，我们可以发现，俄国致力于维持与全球霸权国大英帝国的良好关系，却对正在快速崛起的普鲁士抱有疑虑和警惕。在维也纳会议上，英俄两国可能在具体问题上利益有分歧，但是对于法国的处理却有基本相同的看法，即维持法国的完整和大国地位。对法国的宽大处理，从英国的方面来说是可以牵制俄国和普鲁士，而从俄国的方面来说是可以牵制英国和普鲁士。虽然具体目标可能针锋相对，但是两国都支持维也纳体系。这也说明，俄国此时并没有同英国争霸的想法。在维也纳会议上，从1815年到1848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联手普鲁士和奥地利打造了一个“神圣同盟”，通过集体会议讨论和授权个别国家的方式来解决欧洲问题。所谓欧洲问题其实就是各国可能出现的自由主义革命与民族独立运动。俄国通过“神圣同盟”得以扮演“欧洲宪兵”的角色，并于1818年把法国也纳入进来。英国并没有参加“神圣同盟”，但是英国代表参加了神圣同盟的各次会议。“神圣同盟”所带来的欧洲协调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俄国凭借强大陆军实力继续向西扩张、统一欧洲大陆的野心。事实上，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浪潮中，英国和俄国都一致支持奥匈帝国，英国甚至督促俄国出兵相助。
总的来说，在19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英国和俄国之间围绕着全球殖民地的冲突还不显著，当时两国外交的重心都在欧洲大陆。维也纳会议后，俄国在欧洲大陆的外交政策总体上是以保守和节制作为主要特点的，维护欧洲均势是当时主要大国的基本立场。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维也纳会议所确定的欧洲大陆的领土格局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动。俄国所主导建立的“神圣同盟”是为了镇压欧洲正在蓬勃出现的自由主义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并不是为了在欧洲的领土扩张。维护欧洲的君主专制秩序，与俄国的其他国际秩序利益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矛盾。例如，1821年开始的希腊独立战争就让俄国当局感到左右为难：土耳其是帝国长期以来的敌人，但俄国又有义务维护欧洲的现状。在不久之后的埃及苏丹反抗宗主国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沙皇尼古拉一世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结成同盟，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厌恶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总的来说，在克里米亚战争以前，俄国还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势力，对于捍卫专制秩序的重视超过了它对于地区主导地位的追求。这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英国与俄国在地区秩序上的冲突。1822年，神圣同盟成员国同意沙皇在俄国西部边境成立一支10万人的神圣同盟后备军。
因此，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和俄国的关系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局面，总体来说两国关系中合作多于竞争。如前所述，这一时期英国总的态度是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秩序，对此两国立场基本一致。当然，俄国与英国在如何处理土耳其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矛盾，而且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明显分歧。英国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代表性国家之一，而俄国则是专制制度的堡垒以及各民族的大监狱。英国领导人对于俄国的崛起及其在近东的势力扩张保持警惕，而英国民众也不满意俄国的专制捍卫者的角色。19世纪40年代以后，英国在土耳其的商业利益快速增长，1853年，英国销往奥斯曼帝国（包括多瑙河各公国）的工业品总量，已经是英国销往俄国的工业品总量的两倍多。土耳其正在取代俄国成为英国工业品的最大主顾，同时又是英国农产品的供应者。这就使得英国与俄国在如何处理土耳其的问题上矛盾日益尖锐。俄国希望的是肢解土耳其、控制黑海海峡，而英国主张的是土耳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但是，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俄国所争夺的还是欧洲大陆的主导秩序地位，而不是要挑战英国的全球霸权地位。从全球视角来看，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俄国在中亚地区进行了扩张，但是，一直到1865年俄国攻下塔什干之前，它并不能对英属印度构成威胁。
总的来说，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克里米亚战争发生期间，英国与俄国之间的实力关系并不紧张，秩序冲突也基本可控。英国这个时期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总体国家财富远远领先于俄国。俄国虽然实力强于奥地利、普鲁士和法国，但是并不能往西一统欧洲大陆，只能是通过扶持奥地利来制衡普鲁士、防止中欧出现一个能够威胁到自己的强国。因此，作为潜在争霸国，俄国在维也纳会议上主张对法国的宽容态度，又将俄奥同盟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支柱。俄国与英国之间存在潜在的国际秩序冲突，双方都不愿意对方主导欧洲，反而加强了欧洲的地区均势秩序，从而出现了所谓“欧洲协调”。俄国与英国关系的转折点是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不管俄国人对于土耳其帝国正在来临的崩溃和瓜分谈了多少，他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的实际政策是维持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保护黑海的缓冲国；而这个政策的必要条件是土耳其必须对俄国比对其他强国更加敬畏。”64“尼古拉需要一个俯首听命的土耳其，以保障俄国的安全；拿破仑需要胜利，以维护他在国内的地位；英国政府需要一个独立的土耳其，以确保地中海东部的安全。”“一旦国威之争开始，尼古拉、拿破仑、英国政府，谁也不能后退。”65与其说克里米亚战争是英俄两国围绕着近东问题所发生的地区秩序冲突，还不如说是拿破仑三世处心积虑挑唆、意图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结果。事实上，尽管俄国在过去40年中充当着“欧洲宪兵”的角色，这并不意味着它主导着欧洲大陆的均势秩序。而克里米亚战争使得俄国一直倾注极大心血的“神圣同盟”和“欧洲宪兵”角色都消失了。
三、争霸与后退：英俄关系的变化
英国与俄国在近东问题上的矛盾在不断积累。1853—1856年，围绕着东正教徒保护权问题，第九次俄土战争爆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克里米亚战争。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和土耳其组成了同盟，俄国战败。这次战争暴露出俄军在后勤补给、军事装备和经济社会制度方面的落后。由于陷入极度的财政紧张，沙俄不得不廉价（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向美国出售了阿拉斯加。沙皇一直吹嘘他能随时征召到80万士兵，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竭尽全力也只召集到了35万人左右。更让沙皇尼古拉一世郁郁而终的是奥地利的背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奥地利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却站到了俄国的对立面。克里米亚战争的直接结果是俄国失去了过去40年间在欧洲大陆的“欧洲宪兵”地位，但其长期效应却是积极的，即促成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包括1861年农奴制的废除、地方自治和司法独立改革等具有深远影响意义的措施。这些为工业革命在俄国的推进以及俄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俄国开始出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架构和社会阶层，贵族阶级衰落了，无产阶级、中产阶级和专业团体成为新的社会力量。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使得俄国最终完成了崛起，成为了一个综合国力与英国势均力敌的国家。
19世纪80年代，尽管英国在金融实力和海军力量方面仍然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巨大的国土、人口增强了俄国的实力地位，其总体实力已经可以与英国和统一后的德国持平。1870年后，俄国在总体国防开支和陆军开支方面基本与德国持平，很多时候经常是居于首位。俄国工业现代化的程度逊色于德国，但是巨大的疆域和人口优势弥补了这方面的弱点。俄国的人口增长很快（1816为5 100万人、1860年增长7 600万人、1880年又增加到1亿人），城镇数量的增长速度是所有国家中最快的，铁产量增加，纺织工业的规模扩大了很多倍。66事实上，俄国的工业革命成就同样令人惊叹。虽然俄国的工业革命开始晚，但是由于可以照搬西方的先进技术，俄国的工业现代化进展非常迅速，到了19世纪80年代，俄罗斯帝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1860年到1900年，俄国的工业产量增加了6倍，而英国仅增长了1倍，法国增长了1.5倍，德国增长了4倍。67而在1885年到1913年这些紧要的年份里，英国工业的年增长率是2.11%，德国是4.5%。美国达到了5.2%，俄国则达到5.72%。681895年到1905年间，俄国的铁路通车里程翻了一番，其中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西伯利亚大铁路。69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成，大大增强了俄国的中央控制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使得俄国的领土、资源和人口优势得以更顺畅地发挥出来。1905年，俄国的领土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太平洋，从北极到黑海，疆域超过2 200万平方公里。70
随着俄国实力的增长，俄国的领土野心和对全球霸权地位的渴望也不断膨胀。俄国与霸权国英国的实力关系趋向紧张，秩序关系也趋向紧张，更不用说与其他潜在争霸国之间的冲突了。在德国统一完成后，虽然俾斯麦时期沙皇与德国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柏林成为欧洲政治的中心以及德国的迅速崛起，都使得俄国当局坚定地反对德国对法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是德国统一后俄国外交政策的一条底线。这完全符合位置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的预期。对于当时的俄国来说，德奥同盟的建立以及德国实力的快速增长，是比英俄矛盾更为迫近的威胁。尽管俾斯麦力图拉拢俄国，但是最终德国选择了同奥匈帝国结盟。在这种情况下，防止法国受到过分的削弱，就直接关系到俄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德国和法国之间已经不可能和解；只要法国准备复仇，那么德国就不可能对俄国构成致命的威胁。因此，法国和俄国在维护欧洲的地区均势方面具有基本的共同利益。1875年早春的法德战争危机中，俾斯麦派特使访问圣彼得堡。在会谈中，德国试图以支持俄国在近东的行动自由，来换取它答应不声援法国，俄国没有上钩。711875年5月，俄国沙皇访问柏林，表示俄国不赞成德国对法国发动预防性打击，而且要求俾斯麦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俾斯麦只好保证德国无意进行任何预防性的战争。72
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尖锐矛盾，使得德国需要维持与俄国的战略合作关系，也使得俄国可以腾出手来在近东、远东与英国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俄国特别期望控制黑海海峡，进入地中海，从而与英国海军一样分享对大西洋的支配权。俄国争霸的关键点在于夺取巴尔干地区和肢解土耳其。1885年的保加利亚危机发生后，俄国与德国、奥匈帝国和英国的关系不断恶化。英国人支持土耳其，土耳其苏丹任命保加利亚大公为东鲁美利亚行政长官，从而实现保加利亚事实上的统一，这遭到了俄国的反对。原因在于，保加利亚的亚历山大大公不愿意听命于俄国。尽管俄国支持保加利亚军官发动军事政变，废黜了亚历山大大公，但保加利亚仍然选出了奥匈帝国提名的斐迪南大公，而这一提名并没有得到俄国的同意。斐迪南大公明确站在德奥一边，排斥俄国的势力。保加利亚危机意味着德俄关系已经出现了实质性的裂痕。俄国与英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不用赘述了。为了缓解英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压力，与法国结盟的可能性就被摆上沙皇的议事日程。1886年底，法国国内关于法俄同盟可能性的议论也逐渐增多，并向俄方提出了一些尝试性的建议。731887年5月，俄方向俾斯麦提出的双边协定草案第一条写道：“缔约国一方如与第三大国处于战争状态，另一方应对前者保持善意的中立。”这就相当于俄国用放弃法国来争取德国放弃奥匈。俾斯麦不可能接受，最后，双方从消极方面达成妥协，即将德国进攻法国和俄国进攻奥匈帝国这两种情况排除在外。74由于威廉二世拒绝与俄国签订《再保险条约》，这就给予了俄国同法国结盟的行动自由。到了1894年，法俄军事同盟正式生效，这意味着俄国无需担心在欧洲的安全问题，可以放手和英国争夺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从19世纪80年代到1907年8月《英俄协定》的签署，这一时期的俄国短暂地扮演了争霸国的角色，所争夺的主要是巴尔干的势力范围和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俄国在中东、近东和亚洲的扩张让英国人感到紧张，英国人尤其担心俄国可能从阿富汗挥师南下入侵印度。英俄矛盾在19世纪下半叶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当时大国关系中的主要矛盾。至少在1904年4月《英法协约》签署之前，在英国眼中，俄国而不是德国是主要的争霸国。英俄矛盾的激化以及英国相对实力地位的下降，迫使英国不得不寻找盟友，这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1902年英日同盟的建立以及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
就总体而言，俄国海军实力与日本海军实力的比例为18比10，俄国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其太平洋舰队与日本海军相比，则为7比10。75尽管俄国和法国在1894年就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但是法俄同盟的作用受到了英日同盟的压力，而且法国也不希望俄国在远东投入过多的资源以影响在欧洲抗衡德国的主要目标。俄国同英国争夺殖民霸权还是过于心急了。对于俄国来说，它只能算是一个勉强的争霸国，尤其是要面对一个比自己更强的争霸国德国。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时间是站在俄国一边的。1893年后，俄国煤、油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法国已经在开始帮助俄国修筑铁路，到1900年，俄国铁路长度是1861年的33倍。俄国是当时世界上铁路发展最快的国家，铁路建设有力地推动了俄国的工业化的进程。按照位置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假设，俄国没必要过于积极地去同英国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而是应该留待它获得霸权实力地位以后。
当然，如前所述，1890年俾斯麦辞去德国宰相的职务后，德国外交发生了错误的转向，德国逐步从原来的潜在争霸国变成了现实争霸国。但有意思的是，随着英德关系的恶化，最终英俄两国调整了外交政策，在涉及伊朗、阿富汗和中国的问题上达成了一系列妥协，从而建立起英俄协调。《英俄协约》的达成，标志着俄国已经放弃了争霸全球的野心，而是更多把目光转移到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争夺中来。1906年5月新上任的俄国外交大臣伊兹伏尔斯基指出，“俄国政策必须继续以法俄同盟为不可动摇的基础，但它还必须通过和英国及日本缔结的协定来加以巩固和扩大”，而“巩固和英国的关系对我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个大国的利益和我们大力以在整个欧亚大陆上都是紧密相连的”76。这一战略转向无疑是明智的。考虑到英国不完全的霸权地位，俄国的确有资格和德国、美国一样成为争霸国。但是，俄国的缺陷在于工业革命进行得并不彻底，工业现代化的程度仍然落后。当时，俄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五大工业国，但是80%的人口仍然以务农为生，农产品出口占总出口额的63%。甚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俄国的工业总产量只有美国的7%，德国的17%，英国的22%，以及法国的40%。77如果继续争夺霸权秩序地位，意味着俄国将陷入全世界四面树敌的境地，不仅与英国，还与日本、巴尔干国家、奥匈帝国、土耳其等都发生冲突。在经历过了一段非理性的扩张性外交政策之后，俄国最终从争霸国退回到潜在争霸国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