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美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的和平崛起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独特案例。这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由于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阻隔，以及周边没有强国的存在，美国的生存以及地区影响力的扩张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容易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的地缘政治条件比俄国更为优越，因为俄国的扩张在西面面临着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抵抗，而美国在各个方向上都不存在能与之抗衡的对手。但是，美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和平崛起，首先是因为它建立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的一系列体制机制。在19世纪后半期，美国与德国一起，成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此外，美国的和平崛起与它理性的外交政策之间也存在重要而直接的联系。尽管地理上的优势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美国为什么没有成为英国霸权利益的主要威胁，但是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英国会主动与美国实现和解、放弃在西半球的海军优势地位。英国对德国和美国的不同政策回应，与这两个国家所采取的不同外交政策是直接相关的。
一、英美冲突与有节制的地区目标
美国独立战争以前，英国在北美建立了一系列的殖民据点，并且垄断了殖民地的对外贸易。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冲突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获得自由贸易的权利，摆脱英国施加的种种经济和政治束缚。尽管两国在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都有着深厚的渊源，美国和英国的和解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从1775—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到1812—1814年第二次英美战争，再到1861年开始的南北战争，两国关系一直处于紧张之中。这种持续的紧张关系并不是因为实力关系的紧张而引起的，而是来源于它们围绕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冲突。
美国独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实施高关税的重商主义政策，这主要是因为其他国家同样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尤其是西方宗主国垄断了与殖民地的贸易。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寻求自由贸易一直是一个核心内容。例如，1787年美国同摩洛哥签订贸易条约后，又与阿尔及尔（1795年）、的黎波里（1796年）、突尼斯（1797年）签订条约，但北非诸国继续向美国商船索贿（现金、造船用品）等，因此美国把北非国家视为地中海贸易的最大障碍。1801年到1807年，美国派遣海军以武力迫使这些国家签订条约，规定不得向美国商船索取贿金。1807年美国的转口贸易占全部出口的56%，本国产品出口仅占44%。从1809年开始，二者占出口的比例逐年逆转。到1816年，转口贸易仅占20%，本国产品出口跃进到80%。11812—1814年第二次英美战争期间，曾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亨利·克莱（Henry Clay）强调：“我们昨天只是为了争取间接贸易——向欧洲出口西印度群岛的咖啡和食糖——的权利而战，今天我们则要求得到直接贸易——把我们的棉花、烟草和其他国内产品输出到市场——的权利。”2
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英美两国作为先进的工业国，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都很强，因此自然都倾向于一种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英国逐步转向自由贸易秩序，意味着它们在国际经济秩序方面的冲突性在减少、一致性在增强。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重商主义仍然主导着美国的对外政策，对于重商主义政策的作用，虽然这里无法作出一个总体的评价，但“没有理由怀疑，如果没有保护关税的话，美国的制造业也会得到惊人的发展；但是，高关税壁垒曾经大大加速了某些工业的发展，这也是同样明显的”3。虽然重商主义政策对于美国的工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毫无疑问，随着英国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美国是这一国际经济秩序的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
在国际政治秩序方面，英美两国的冲突表现得相对缓和，但对于地区主导秩序地位的争夺是肯定存在的。这主要是围绕着在美洲地区的主导秩序地位展开的。在北美地区，英美两国之间围绕美国与加拿大的领土划界、对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的争夺、美国侵占墨西哥领土等问题，一直冲突不断。在南美地区，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是这一地区的主要宗主国，但是英国通过与西班牙的合作，从18世纪初开始试图扩大本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由于这些地区已经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因此英国主要采取的是经济殖民的办法，即大量在拉丁美洲地区开展贸易和投资。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殖民地推行贸易垄断政策，严格禁止殖民地之间以及殖民地同外国的直接贸易。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工业能力有限，不能满足拉美殖民地的需求，实际上英国逐步成为了拉美的主要贸易伙伴。由于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所提供的有利条件，1810年，拉丁美洲爆发了反对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到了19世纪20年代中期，拉美各国大多摆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维也纳会议结束后，一度传言“神圣同盟”想要在拉美恢复殖民统治，这遭到了英国的反对。在英国看来，拉美各国独立以后，英国就可以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地区主导者。英国不仅公开反对“神圣同盟”可能的干涉行动，还向拉美各国提供资金和军事装备。英国人认为，只要拉美国家的独立能够维持，那么它们就是英国的势力范围。
拉美国家独立以后，新生的美国也开始萌生了将这一地区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想法。借着“神圣同盟”可能干涉拉美国家的传言，美国在1823年提出所谓“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门罗主义，宣称欧洲国家“如企图把它们的制度扩展到西半球任何地区，则会危及我们的和平与安全。我们不曾干涉过任何欧洲国家的现存殖民地或属地，而且将来也不会干涉。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宣布独立并维持独立的，而且我们基于伟大动机和公正原则承认其独立的国家，任何欧洲国家为了压迫它们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控制它们命运而进行的任何干涉，我们只能视为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4。这标志着美国已经开始作为一个非争霸国（纯粹的地区性大国），谋求地区性的主导秩序地位了。英国虽然当时已经开始具备全球性的力量投送能力，但是，考虑到当时的交通运输能力，以及英国支持拉美各国独立的基本立场，英美之间的这种冲突还是潜在的。英美双方都反对“神圣同盟”对拉美的干涉，两国的目标也都是限于将拉美作为势力范围而非殖民地。也就是说，英美两国接下来在拉美地区竞争的主要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力，而不是土地的重新分配。
初生的美国具备这种地区性的雄心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正好说明了位置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假设的合理性和普遍意义。虽然地区雄心开始出现，这一时期的美国仍然力量弱小，甚至连潜在争霸国也算不上。因此，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虽然提出了所谓“门罗主义”，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总体上以中立、克制为特点，并没有急于争夺地区主导地位。1811年12月，美国众议院“西属美洲殖民地委员会”提出报告，声言美国“作为拉美的近邻和同半球居民，对他们的利益表示极大的关心”，并表示愿同拉美独立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和贸易往来”。美国与拉美新独立国家互派外交代表，建立非正式联系，并允许它们在美国购买军火和战舰。5但是，美国并没有真正将门罗主义付诸实施。1815年9月和1817年美国国会制定的两部《中立法》禁止美国公民去拉美参加革命，而对于哥伦比亚、墨西哥、阿根廷等提出的援助请求美国也都置之不理。不仅如此，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强烈反对美国介入欧洲的事务，奉行“孤立主义”的主张。他认为美国的地理特点决定了需要“遵守一种严格的中立”。他声言欧洲战争是欧洲的事，美国不应为他人的利益去火中取栗。6“门罗宣言”或许表明了美国具有争夺地区主导地位的念头，但当时也仅仅是一个念头而已。
在美洲，当时的美国奉行的是有节制的地区性目标。在扩张领土和扩大地区影响力的同时，美国小心翼翼地防止自己成为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强国的联合打击对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美国过早地致力于夺取整个美洲，那么美国的崛起将会遇到多得多的困难。1817年4月，美英两国达成协定，撤除大湖区的军事设施，规定双方在大湖区仅保留少量用来缉私的武装战舰。这一协定表明美国已经放弃了兼并加拿大的想法。1818年，美英两国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进行了划定。放弃吞并加拿大意味着美国不再奢望完全将英国赶出北美，也意味着双方不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为英美和解创造了基本条件。由于广大的西部的存在，到19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国内政治的主要关注点是西部大开发以及日益紧张的南北矛盾。尽管英美之间存在各种矛盾，但双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英国对美国的出口占到了英国总出口的10%。进口方面，美国南方已经成为当时全球最重要的棉花生产基地，而英国则是它的主要出口市场。在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以后，英国的棉花产业很快就面临着到港棉花少了一半的困难局面。反过来也是如此。一位美国观察家评论说：“与大不列颠不和将会是灾难性的。如果它的港口对我们……草原各州的农场主、南部各州的种植园主关闭，这种对他们主要出口产品的阻碍是一场灾难。”7不过，麻烦的地方也在于，由于这种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发生在美国的南方和英国之间，因此，在1861年开始的南北战争中，英国是支持南方各州的。
二、英美和解与地区主导地位
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半个世纪，是美国经济实力快速增长的时期。得益于先进的国内制度、广阔的国内市场以及有节制的外交目标，美国迅速崛起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就算是这一时期快速崛起的德国，与美国比也是相形见绌。
1840年，美国工业产值仅为4.33亿美元，到1850年为10亿美元，1860年猛增为18.8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铁路里程已近1万公里。到南北战争前，美国共铺设铁路5万公里。8在1860年，英国工业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25%，但到1913年降至10%以下。从1890年到1900年，德国所占的比例从15%上升到17%，而到1913年又恢复到15%。道理很简单：美国在1880年前的制造能力只占全世界总额的不到20%，而到1913年已上升到35%以上。在1870年，德国产量为美国产量的90%，1900年降至48%，1913年又降至40%以下。9从1798年到1800年的10年中，美国政府颁发了276项专利权，而从1850年到1860年的10年间，所颁发的专利权就增加到25 200项，从1890年到1900年增加到23万4 956项。从1790年到1911年已颁发的专利权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份的指标。10从1859年到1914年，美国制造业的价值增加了18倍；从1859年到1919年，增加了33倍。1840年美国生产的制成品价值占世界的第5位，1860年占第4位，在1894年已经占世界第1位。当时，美国生产了等于英国两倍、所有欧洲各国的一半的产品。11
面对着美国这样一个拥有大陆规模、没有历史负担、体制和技术领先的超级强国的崛起，明智的政治家都会意识到，除非美国的领导人犯下致命的错误，与英国决一死战或者同时与几个欧洲强国开战，那么它的崛起几乎是无可阻挡的。美国人根本无需去费心地谋划所谓的霸权地位，因为它迟早会获得霸权实力地位，也迟早会获得霸权秩序地位。由于美国大体上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满意国家”，因此它获得霸权秩序地位的主要含义是成为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对于美国人来说，作为领导者当然有许多巨大的好处，但是美国需要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成本也上升了。因此，从1895年到1945年的50年间，美国并不急于获得所谓的国际领导地位，而是在耐心地等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按照位置现实主义的界定，美国都是潜在的争霸国，其政策目标更多限于扩大在美洲的影响力，以及在亚太地区推行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虽然具备了成为争霸国的实力，也进行了一定的帝国主义扩张，但它无意挑战英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相反，这一时期，英美逐步实现了和解，双方都把对方视为具有战略价值的伙伴。因此，一直到一战爆发甚至二战结束，美国事实上都只是潜在争霸国，而非现实争霸国。
英美和解的主动方是英国，但是美国的积极回应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老练的英国政治家已经看到美国不可阻挡的崛起态势，因此不断作出让步来安抚美国，希望实现与美国的战略和解。这么做有着三个方面的合理考量：其一，美国的崛起看起来是无可阻挡的；其二，与美国的和解和结盟，意味着短期内可以为英国减轻与其他欧洲强国竞争所出现的国家资源捉襟见肘的窘境，从长期来看更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强大的盟友；其三，英美同根同源，美国又是一个与英国相似的民主国家，与美国的和解看起来是比较可靠的、有回报的。英国哲学家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m）就指出，由于没有贵族、君主制这些渣滓，美国成为了一个到处充满民主、秩序、和平、繁荣和安全的国度。英国政治家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E. Gladstone）也高度评价美国的普选代议制政治制度，认为它是现代国家的力量所在。12英国精英开始相信美国日益增加的地区卷入将会使其“对南美洲各共和国的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后者因为虐待外国国民和拒不还债名声极坏……从这一点来看，美国监管南美洲各共和国对于英国来说有利可图并不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来接受的思路”13。
在这种战略思维的指导下，英国在与美国的各种冲突中不断展现善意：强调通过仲裁解决两国之间的争端以及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之间的领土争端；对英国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支持南方表示道歉并赔偿1 500万美元；英国从加勒比海地区撤回自己的舰队，听任美国成为加勒比海地区的主人，不反对美西战争，也不反对美国宣布的“门户开放”政策。1901年11月，第二个《海—庞塞福特条约》签订，英国政府同意美国自由建造、控制和防守拟建中的中美洲地峡运河。14面对着英国方面不断展示的善意，美国政府也作出了同样的回应。在与总统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的一次谈话中，美国驻伦敦大使明确支持美国方面采取互惠战略：“情况看起来需要对如此多的友善给予回报。我认为英国政府及其人民现在的态度对我们来说是极有价值的，接下来可能还会更有价值。”15
美国政府确实也强调通过仲裁的方式来解决两国的争端，并且接受了对自己不利的仲裁结果。1895年委内瑞拉同英属圭亚那之间的边界冲突中，“美国没有利用伦敦的顺从态度来提出更多的要求或者强迫一个对英国利益不利的解决方案。华盛顿甚至还从原先的立场后退，即不再认为委内瑞拉的所有主张都纳入仲裁范围，而是同意英国的要求，即特定区域应该被排除在仲裁委员会的裁决范围之外。当有关委内瑞拉边界的争端以有利于英国的方式获得解决时，华盛顿欣然接受了相关的决定”16。当布尔人战争爆发时，美国也伸出了橄榄枝。尽管美国国会和公众支持布尔人，麦金莱当局悄悄地支持英国人镇压起义的努力。美国政府回避了布尔人希望美国调停的请求，同时向英国出口军需品。美国银行家提供贷款，帮助英国人应对战争的开支成本。1899年，罗斯福承认：“我也是那些对（英国）改变心意的人之一……我从根本上感到，所有讲英语的民族在政治和社会理想、政府体系、市民和国内道德体系方面比起任何其他民族来说都要接近得多……我真诚地希望英语民族之间不要出现一点点的裂痕。”17
美英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不断改善，经济和社会联系也日益加深。在19世纪后期，英国的过剩资本快速积累，导致了一个新的食利金融阶层的出现。美国则是英国投资的最大接受者；到了20世纪早期，英国海外资产的大约20%位于美国。181899年，英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股票和债券价值大概是25亿美元，相当于外国人持有的美国证券价值的75%左右。19这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华盛顿有着一种“十分普遍和牢固的感觉，即英帝国的衰落在任何理性的美国人看来只会是美国的一场灾难”20。在这一时期的霸权体系中，英国仍然是全球性的领导者，但是两国在国际秩序中开始成为了利益共同体——英国支持了美国在美洲地区的门罗主义，并且在美日冲突中最终选择了美国、埋葬了英日同盟。“……美国有能力实现其新确定的地缘政治雄心，有效地取代英国作为西半球的霸权，把美国的海军力量延伸到太平洋。通过英国的默许而不是直接的对抗来实现这些目标，风险、代价都要小得多。”21
在英国的支持下，美国逐步在美洲地区获得了主导实力地位和主导秩序地位。“门罗主义”不再只是留在纸面上，而是付诸实践。1901年12月，罗斯福总统在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总曾声称：尽管美国是美洲国家独立的保护者，但如果其中任何国家“举止不当”，美洲之外的国家可以予以惩罚，条件是这种惩罚“不得采取占领其领土的方式”22。在亚太地区，美国于1899年提出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主张，这是针对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而提出的。这一主张的核心是反对贸易垄断，主张建立开放的区域经济体系，与英国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主张是一致的。19世纪90年代，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是经贸关系。在这10年中，美国对华贸易额增加了200%。23对于“门户开放”政策，英国政府基本上予以支持，只表示“贸易机会均等”，投资则要有所区分。面对着英国和美国的共同压力，日本被迫表示接受这一主张。
英美之间的合作逐步具有了同盟关系的含义。由于英俄矛盾一度是主要矛盾，因此美国支持英国和日本以打击俄国在中国的扩张势头。在朝鲜问题上，“美国政府对日本的帮助已经不亚于一个同盟了”24。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美国警告德、法保持中立，对日低息援助4.5亿美元，帮助日本推销公共债券。美国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也以私人贸易的名义源源不断运往日本。25这些充分体现了美国和日本同时作为英国盟友的定位。但是，美国支持日本，并不是希望日本取代俄国独占中国，而是维持一种在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态势。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一再声称，如果日本大获全胜，那么包括俄国在内的所有大国都不得不面对“东亚的一个新的可怕力量”。如果日本在中国实现它的野心的话，“就白种人而言，会导致均势中心真正转移的后果”。他认为日俄战争的“最佳结局是俄国和日本继续受到牵制，两者都受到削弱”26。罗斯福总统的表述基本上可以被视作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均势政策的翻版。
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中国东北开始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这导致日本与美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1905年到1909年间，美国输入中国东北的商品从2 350万美元下降到750万美元，对中国东北的出口额从60%下降到35%。27美国试图拉拢英国支持自己，但由于一战前的国际形势，英国仍然有求于日本，所以英日同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华盛顿会议才被《四国条约》所取代。实际上，早在一战爆发之前，日本已经无法利用英日同盟来对付美国。1911年《英日同盟条约》第二次修订之后，英国就已经不再对美日冲突中的日本负有同盟义务。1921年12月的《四国条约》宣告了英日同盟的终结，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扩大影响、获得地区性的主导实力地位和主导秩序地位扫清了障碍。在华盛顿会议上，各参会国还签署了《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条约规定了五国战列舰总吨位限额，美英两国各为52.5万吨，日本31.5万吨，法意两国各为17.5万吨，通常称为5∶5∶3∶1.75∶1.75。28英美合力确保两国一流海军大国的地位，打压法国和日本的扩军要求。至此，美国作为英国霸权地位接班人的态势已经基本清晰。
从位置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英美两国在全球和地区秩序中的一致性远高于英日关系。此时的日本强烈鼓吹种族平等，反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进一步使其成为英美在东亚地区秩序中的主要对手。二战结束以后，英国彻底丧失了霸权实力地位，殖民地纷纷独立，财政赤字严重，经济形势十分困难。面对苏联的扩张态势，1947年2月21日，英国政府照会美国国务院，声称由于国内经济困难，3月31日之后，英国无法再给希腊和土耳其以经济和军事的援助，希望美国挑起这副担子。这一历史性的事件标志着英国最终将霸权秩序地位移交给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