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统一之后的英国外交政策
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行者，从而积累了巨大的国家财富和国家实力。但是，德国的统一是欧洲力量格局演变的一个转折点。德国统一完成后，具备了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德国的人口从1870年的4 700万上升到1913年的6 700万。1910年，法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50%，而德国已经上升到65%。从1873—1913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2.9%，超过了英国的2.2%和法国的1.6%。在1913年的世界工业总产值中，德国占16%，超过了英国的14%和法国的5%。21这就使得欧洲有可能出现一个对英国霸权实力地位构成挑战的强国。随着实力关系的紧张，英德战略关系也逐步趋向紧张。在德国统一之前，由于普鲁士的实力相对弱小，在很长时期里英国和德国都有着很亲密的关系。但是，普鲁士在统一德国战争中展现出来的实力很快引发了英国领导人的警惕。由于德国宰相俾斯麦致力于维护英德关系，因此德国统一后的20年里德国仍然是潜在争霸国而非争霸国。但是，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不满，使得它不仅有能力成为英国霸权实力地位的挑战者，也成为了英国霸权秩序地位的挑战者。这一时期，美国和俄国由于它们的辽阔疆域、众多人口以及工业革命的推进，逐步也具有挑战英国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秩序地位的能力。面对众多的潜在挑战者，英帝国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盟友和对手？从德国完成统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的外交政策同样高度吻合了位置现实主义所提出的外交政策假设。
一、英国对德国的政策变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德国的经济力量逊色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但是军事力量远超美国。综合考虑到德国飞速发展的军事和工业力量，以及德国作为后来者急于改变欧洲的均势秩序、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势力范围，尤其是挑战英国的海军优势，德国对英国霸权地位的挑战是直接的，德国的身份从潜在争霸国逐步演变为现实争霸国。而美国虽然在1894年就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工业经济体，但是美国并不与英国争夺海军优势，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也不热衷——虽然在法里德·扎卡利亚看来是因为美国政府过于虚弱所致，但结果是同是民主国家的美国逐步被英国视为霸权地位的“接班人”。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英美两国关系逐步和解，摆脱了围绕着美洲地区秩序产生的各种冲突。在英国精心设计的外交战略中，为了应对欧洲大国竞赛的压力，在大西洋地区倚重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在太平洋地区倚重与日本的联盟关系，并在1904年和1907年分别签订了《英法协约》和《英俄协约》，构筑了一个针对德国的协约国军事同盟。尽管德国的总体军事和经济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超过了英国，但是英国所打造的协约国同盟却在总体力量上胜过了德奥同盟，尤其在美国加入后更具有了压倒性的优势。那么，英国的对德政策是如何逐步变化的呢？
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多数时期里，统一后的德国继续被英国视为维持欧洲大陆势力均衡的主要伙伴。尽管英国也开始警惕德国，反对德国进一步对法国开战，但总的来说德国仍然是英国在与俄国的对抗中的一个主要伙伴。与老牌的帝国主义强国法国、俄国相比，虽然德国经济快速发展、陆军实力突出，与英国的实力差距迅速缩小，但是德国并不是英国海上霸权和殖民霸权的主要威胁。也就是说，英德两国在国际秩序方面的关系并不紧张。德国宰相俾斯麦清醒地认识到，德国的主要任务是孤立在普法战争中失败、被迫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法国。由于德国皇帝选择在法国的凡尔赛宫加冕，以及法国领土的割让，法德两国之间的仇恨已经不太可能化解了。为了争取英国和俄国，德国必须保持“克制”，建立一个孤立法国的联盟体系。22尽管俄德两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但是俾斯麦致力于充当“诚实的掮客”，这就给英德友好留出了空间。俾斯麦鼓励法国对外殖民扩张，从而加剧英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同时，英德两国不仅在经济上有着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在遏制俄国的野心、维持近东现状方面也有一定的共同战略利益。1882年到1898年间，英国的注意力集中于在埃及和苏丹与法国展开斗争，而俄国在地中海、波斯和中亚、南亚与英国展开了广泛的争夺。在德国的支持下，英国参加了两次《地中海协定》23，非正式地改变了原来的“光荣孤立”政策。但是，尽管英德关系有着十分良好的基础，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双方矛盾却逐步演变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主要矛盾。
这里的原因并不复杂。一方面，德国的综合实力日益增长，超越其他欧洲强国成为对英国霸权实力地位的主要威胁。“德国实力的上升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德国的重工业在十九世纪90年代超过了英国，20世纪初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英国的两倍。在十九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产量的25%，但是到了1913年，英国的份额下降到10%，而德国的比重上升到15%。”24德国实力的快速增长，使其逐步有能力打破欧洲的均势秩序，并在全球范围内谋求更高的国际地位和更多的海外利益。另一方面，俾斯麦下台后，威廉二世掌权的德国试图争夺“阳光下的地盘”，在南非布尔人战争中站到了英国的对立面，推行“世界政策”、和英国展开海军军备竞赛，这对英国主导的殖民地位和海军优势构成直接的挑战。这既是因为当时的国际殖民秩序对德国不够有利，也是因为威廉二世不理性的政策目标所致。德国试图在海军力量方面赶上英国，先后通过了五个海军法案，海军军费增加了278%，大量建设战列舰，包括最新型的“无畏舰”。到1908年，英国造好无畏舰8艘，德国建造了7艘。25从德国的整体国家利益角度来看，它的主要对手是法国，“世界政策没有任何道理”26。虽然德国在短短15年内打造了世界第二大规模的水面舰队，但是其海军力量始终没有赶上英国，反而浪费了大量资源（海军建设的花费十分巨大），使得国家财政陷入十分困难的局面。
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英德之间的实力关系和秩序关系已经明显变得紧张，德国从原来的潜在争霸国变成了现实争霸国。大概从1898年的德国《舰队法》通过开始，双方展开了海军竞赛，一直延续到1912年；而到了1903年的时候，德国的总体工业实力已经超越了英国。尽管德国也做出了缓和双方关系的努力，还一度奉行想要同英国结盟的“外交新路线”，但英德两国最终没有在良好的历史基础上发展为盟友，而是成为了敌人。威廉二世的战略错误当然是一个主要原因；如果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继续奉行俾斯麦的战略，不主动成为争霸国，那么或许英德有可能组成一个针对法俄的同盟。但是，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只要德国和法国、俄国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英国无需为了与法国和俄国的冲突同德国结盟，法国和俄国也不会为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冲突决定性地恶化同英国的关系。所以，对于英国来说，德国相对实力的增长和对这种增长态势的预期，以及这种增长所带来的影响力的自然扩大，迟早会使得德国成为英国霸权实力地位的首要挑战者。这种挑战相对于法国和俄国在殖民地分配上的挑战应该更具有根本性。因此，英国是从它的整体国家利益角度出发来制定外交政策的。正如当时英国外交大臣艾尔·克罗（Eyre Crowe）在一份备忘录中所提到的：
德国或者是追求全面的政治霸权和海上优势，从而威胁其邻国，并且最终威胁英国的生存；或者并没有这么明确的野心，目前只是想利用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主要国家之一的合法地位与影响，试图扩展其对外贸易，传播德国的文化，扩大其影响范围，以及在和平的环境中在全世界追求德国的新的利益……然而，我们经过研究可以看出，英国政府没有必要去判定德国所实施的政策方针到底是这两者中的哪一个。因为很显然，第二种计划（半自主演变，并非完全没有国策的支持）可能在任何阶段和第一个计划合为一体。而且，加入演变计划得以实现的话，那么德国地位的自然上升对世界其他地方所构成的危害之大，不亚于通过“恶意蓄谋”明目张胆地夺取类似地位所造成的威胁。27
二、英国对美法俄的政策变化
相比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另外三个潜在争霸国，美国、法国和俄国，在处理与英国的关系时则明智得多。尽管它们和英国之间都曾经有过激烈的矛盾乃至战争，但是最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与英国协调了对现存国际秩序的立场和利益，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友。英国与美国和俄国的和解都经历了比较长的过程，这一过程恰恰体现出英国人对于整体国家利益和战略利益关系的准确把握。
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时，英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由于有利的地理位置、先进的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家规模，美国实力的发展、在国际体系中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因此，在19世纪的漫长时间里，美国与英国爆发的一系列冲突中，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英国最终作出让步、达成妥协。不仅如此，英美两国总体上都是国际秩序的维持现状者，都支持自由贸易，对于领土兼并和殖民地没有法国和俄国那么热衷，同时它们也是自由民主革命比较彻底的国家。美国人甚至也不热衷于领导世界。用斯蒂芬·洛克（Stephen Rock）的话来说，“出于地理、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原因，美国尽管有着长期的恐英症传统，看起来比其他国家更适合于成为英国的朋友”28。尽管美国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它迟早会成为英国霸权实力地位的挑战者，但是美国并不会对英国的霸权秩序地位构成颠覆性的威胁。在国际经济秩序方面，美国立国之初确实奉行重商主义的对外经济政策，但是其理由是，由于当时其他国家都奉行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重商主义政策，美国不得不也这样做，以寻求与外国缔结公平互惠的国际商业条约。曾任美国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表示，虽然“美国期望跨入免于各种限制的完全自由的商业体系”，但除非其他国家同样对美国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否则美国必须同样实施重商主义的政策。29
尽管美国在1934年以前总体上实行重商主义的高关税政策，支持自由贸易的政策只是“阵发性”的，但美国是英国主导的开放性国际经济体系的主要受益者。美国是英国投资的最大接受者；在20世纪早期，英国海外资产的大约20%位于美国。30通过门户开放政策，美国拒绝了其他欧洲强国在中国建立排他性贸易区的努力，而英国是这一政策首要的受惠者。因此，英美两国虽然实力关系紧张，但是秩序关系却逐步趋向缓和。在英属圭亚那与委内瑞拉边界等纠纷上，两国都同意通过国际仲裁的方式解决；1896年10月，当布尔人战争爆发时，美国人伸出了橄榄枝。麦金莱当局悄悄地支持英国人镇压起义的努力，向英国出口军需品，美国的银行家提供贷款帮助英国人负担战争开支。在美国领导人给英国政府传递的信息中，美国的行为被诠释为“显然想要表示其维持和促进政府间亲善的愿望”31。
19世纪末美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大国，特别是其海军扩展迅猛，到1906年，据权威的《简氏军事年鉴》评估，美国海军的实力已升至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位。32英国政治家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得其有能力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过多地陷入与美国的纠纷还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英国的精力，使之无力介入欧洲事务，甚至有沦为“二流大国”的危险。33对于19世纪末的英国来说，美国人的橄榄枝使得英国人坚信，可以放心地把西半球交给美国这个潜在的接班人。与美国的和解不仅可以减轻大英帝国在全球所面临的战略压力，也可以预期一旦霸权秩序地位转移给自己的接班人后，英国还能通过与新霸权国的特殊关系而保有一定的大国地位。就如莱昂内尔·盖尔博（Lionel Gelber）在讨论关于巴拿马运河控制权的问题时所写的：“很快大不列颠将会在其他地区、在其他政治和防务问题上进行收缩。在这样的情况下，运河预期的控制权最好是掌握在朋友而非敌国的手中。”34用历史学家坎贝尔（A. E. Campbell）的话来说，英国人“不认为美国崛起并取得世界大国的地位和权力会对他们自己的地位构成任何威胁”。从伦敦的立场出发，他写道：“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出现对于英国来说很大意义上是有利可图的。”35在国际秩序方面的高度一致，导致美国这个潜在争霸国最终成为了英国的特殊盟友和接班人，而且最终英国主动地将霸权秩序地位交给了美国。
作为潜在争霸国或争霸国的法国和俄国长期以来是英国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秩序地位的挑战者。这不仅表现在它们有着相对强大的综合实力，是英国霸权实力地位的潜在挑战者，还表现在它们作为老牌的帝国主义强国，在世界各地与英国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挑战英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霸权地位，试图改变欧洲的均势秩序。同时，法国和俄国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与英国也有着明显的差别。英国是一个更偏自由主义政治立场的国家，而俄国和法国则倾向于中央集权。因此，英国和这两个挑战者之间一直以来矛盾非常尖锐，在中东、南亚、非洲乃至美洲都出现了直接的冲突。对于英国来说，它最担心的是法国和俄国建立反对英国的联盟。36这一担心并非没有道理，部分也是因为德国力量的快速崛起对法俄两国构成了共同的威胁，从而使得法俄两国在1894年就建立了军事同盟，这种同盟关系随时可以被用来对付英国。1894年12月，《法俄军事协定》正式生效，两国建立了军事同盟。这一同盟不仅让德国处在不利的军事境地，也让英国倍感威胁。当然，法俄同盟的主要敌人是德国，因此德国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英国的压力，也是英国可以联合的大陆力量。但是，威廉二世把英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因此英国更加担心欧洲大陆的三个强国会联合起来。中日甲午战争后，1895年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虽然是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交还中国，但这表明这三个挑战者可能会联合起来反对英国的殖民霸权。在1899年的南非布尔人战争中，英国同样遭到了俄德法三国的一致谴责，不得不向德国作出一定的让步，将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中的两个岛屿让给德国。法俄长期以来是英国的对手，如果它们和德国组成联盟的话，那么自然是英国霸权的最大噩梦之一。
随着英德竞争的加剧，英国领导人认识到，德国才是它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秩序地位的主要对手，而法国和俄国虽然和英国争夺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但是它们同样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强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因此有可能通过适度让步来与它们达成妥协。从经济关系的角度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所需木材、小麦、大麦都是大量从俄国进口，俄国还是英国最大的石油进口来源。因此，与俄国的经贸关系对英国这个资源不足的岛国来说也十分重要。1905年以后，英国人正确地估计到，要阻止德国，必须投入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还正确地认定，如果能推迟这场斗争，俄国的壮大也许会完全防止这场斗争的发生。37到了1906年，英国方面就表示，不会听任法国在对德作战中陷入困境。38霸权国英国与潜在争霸国法国和争霸国俄国之间，就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配达成了妥协，最终走到了一起。
三、英国对非争霸国的政策
英国与日本之间的同盟关系、与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的长期合作，表明了霸权国与非争霸国之间相对比较容易合作或结盟。奥匈帝国和意大利长期以来是英国的“准盟友”，这两个国家或者与俄国在巴尔干地区有着尖锐的矛盾，或者希望与法国进行竞争，“意大利为实现在北非的扩张、维护其在地中海的利益，奥匈为保持巴尔干的现状、防止俄国在近东的扩张，都希望与英国结盟”39。不过，麻烦在于，奥匈帝国相对弱小，英国又坚持光荣孤立；而且，在俄国同奥匈帝国的冲突中，德国和奥匈帝国最终建立了紧密的同盟，这意味着英国和奥匈帝国之间不太可能建立一种强有力的同盟关系。因此，尽管奥匈帝国是一个制衡法国和俄国的潜在盟友，甚至也不排除通过奥匈帝国来影响德国的可能性，最终英国还是放弃了与奥匈帝国的结盟。与奥匈帝国的结盟意味着，最好的结果就是英、德、奥匈与法国和俄国展开一场决战，法俄很有可能被打垮，那样的话最终的大赢家就是德国。
对于意大利来说，“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维持与英国的良好关系，是意大利对外政策的一种传统。意大利认为，对它来说，与在地中海占据着统治地位的英国闹翻，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这将使意大利遭受沉重的甚至是致命的打击。正是因为这一点，基于与法国的矛盾与德、奥签订‘三国同盟’的第一个条约时，意大利就坚持要求德、奥与自己签署了一项专门的议定书，指明‘三国同盟’条约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看作是针对英国的条约。只要英德关系处于正常化的状态，并且英国实际上是与‘三国同盟’合作而反对法国和俄国，意大利就能平静地留在‘三国同盟’内，因为把与英国友好的政策同与德国的同盟关系结合在一起，无论从安全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利益上说，对意大利都是十分有益的”40。“到了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初，英、德之间的尖锐矛盾与严重对抗在国际事务中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时，意大利对外政策的双重支柱就被严重地动摇了。用当时外交界的一句诙谐的话来说，意大利已处在了‘双亲分手时孩子的境地’，面临着最终的抉择：或者维护与德国的同盟，或者坚持维护与英国的良好关系。面临着如此的抉择，意大利最终还是挑选了后者。这种选择不是由意大利的一些政治家的个人愿望和好恶来决定的，而是由一系列的不能回避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经济与军事方面的软弱，财政上对英国和法国的严重依附，海上易受攻击的战略位置，使得意大利不管内心愿望如何，都必须选择与英国友好。”41
对于英国来说，日本并不对英国的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秩序地位构成严重的威胁，与日本结盟可以缓解它在远东地区力量的不足，从而有助于维持帝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俄国和法国在19世纪90年代的前半期成为了盟友；加在一起，它们在这一地区有7艘一级战舰、2艘二级战舰，以及20艘巡洋舰。英国和日本相加，则拥有11艘战舰，以及占压倒性优势的巡洋舰。421895年，英国海军部注意到，如果要部署相当于俄国和法国在远东的舰队总量，“就只能削减本土舰队”43。1902年英日结盟之时，俄国是两国在远东地区共同的对手。1902年2月，《英日同盟条约》公布，主要内容有：（1）当英国在中国及日本在中国和朝鲜的特殊利益因别国的侵略行为或因中国、朝鲜发生动乱而受到威胁时，缔约国“得采取为保护这种利益所必须的措施”；（2）缔约国一方为保护上述利益而与他国开战时，“他方应严守中立，并努力防止其他国家参加战事而攻击其盟国”；（3）如果某一国或数国加入对缔约国一方的战争，缔约国另一方“应予以援助，共同作战”。44对于日本来说，同强大的霸权国结盟从根本上有利于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在对俄作战时就不必担心法国的参与。为此，日本原则上同意把同盟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印度，表明如果需要的话它愿意派遣地面部队帮助捍卫英国的属地。反过来，英国默许了日本对朝鲜的事实占领，承认日本有权“采取这样的防卫、控制和保护措施……如果它认为适当和必要的话”4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确在印度洋和地中海进行巡逻和护航。因此，从1902年到1921年间，英国和日本之间的实力关系缓和，秩序关系高度一致，具有共同的地区秩序利益，从而维持了长达20年的同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