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小结
位置现实主义理论主要是基于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而来的一种外交政策理论。本章建构了一种具有完整理论结构、解释性与规范性并重的理论。理论范式表明了位置现实主义所依赖的前提和所解释的范围；理论硬核包括核心概念和因果机制，说明了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理论推论是基于理论因果机制所提出的一些具体假设，建议或者解释国家在不同条件下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
在范式方面，位置现实主义同样奉行的是物质主义本体论、国家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等基本假设。在位置现实主义看来，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人类行为必须面对客观制约。因此，虽然国家具有一定能够自主空间和主观能动性，但各国并不能为所欲为。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因此位置现实主义所分析的对象是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国家是基本理性的，能够获得基本的信息、会进行“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位置现实主义意识到，国家不可能具有充分理性或者永远是非常理性的，但是，基本理性的假设是建立关于外交政策的科学理论的基础。如果国家大多数情况下是非理性的，而导致非理性的因素又非常多，这意味着事实上外交政策领域不可能存在规律性的现象。
相比新现实主义，位置现实主义将国家中心主义范式发展为大国中心主义范式，从而缩小了自己的理论应用范围。这么做的目的是增强理论的解释能力，因为大国更有能力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目标、抵御国内外因素的干扰，并对国际体系的变动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当然，位置现实主义理论同样适用于没有外部大国介入的由中小国家组成的地区国家间政治。在排除外部大国深入介入的前提下，我们也可以梳理出任何区域的主导国（地区霸权国）、挑战国（争霸国）、潜在挑战国（潜在争霸国）和非挑战国（非争霸国）。但是，在现实中，全球体系和地区体系是相互交融的。霸权国、争霸国和潜在争霸国都在全球各地有着不同程度的介入，这就使得地区内的互动与全球体系中的互动联系在一起。因此，在提出有关非争霸国的外交政策假设时，位置现实主义是结合了外部大国的介入因素进行推导的。一些非争霸国的实力可能不够强，但是通过与霸权国或者其他外部大国的结盟，它们可以获取某种地区性的主导秩序地位或者维持自己的地区大国地位。在拿破仑战争后，奥地利实际上已经沦为一个二流国家，但是通过与俄国的结盟，它依然维持了在欧洲的大国地位。在南亚地区，印度通过鼓吹“中国威胁论”、与美国和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一直维持了在南亚次大陆的地区主导地位。
位置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变量）是整体国家利益。整体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最高利益，这种利益为全社会所共享。位置现实主义认为，这种整体国家利益是国家所要获取和巩固的实力地位和秩序地位，因此是一种位置性的利益。位置性的利益不仅是国内社会的共同利益，也是不能被划入某一问题领域、与某一部门或者利益集团紧密联系的利益。因此，它的整体性、稳定性和合理性更强。获得一种有利的国际体系位置，能够让国家获得更多的国际资源、更少的国际威胁、更高的国际声望，从而可以全面促进不同具体领域的国家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重要性是超越那些具有公共利益性质、但本质上属于某个具体领域的国家利益的。前面反复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安全是一种全社会共享的极为重要的共同利益，但是片面强调安全，也会妨碍经济发展、最终影响国家的长远发展和国际地位。很多国家并不总是面临紧迫的安全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与“百万大裁军”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大国一般来说有能力确保自己的安全。对于大国来说，获取一种更有利的国际位置，往往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因此，位置现实主义从位置性利益的角度来界定整体国家利益，这也是本书所提出的外交政策理论被定名为“位置现实主义”的原因。
位置现实主义的因果机制是实力关系和秩序关系，即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实力关系和秩序关系是否紧张，塑造了它们之间的战略利益关系，从而也就决定了双方是盟友或对手的关系。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告诉我们国家需要关注哪些方面的利益和目标，但是，并不能告诉我们如何界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外交政策理论的因果机制在于利益关系，了解了利益关系及其变动，我们才能理解国家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盟友与对手。位置现实主义所界定的整体国家利益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包括实力地位和秩序地位。因此，位置现实主义对于利益关系的界定是从实力关系和秩序关系两方面来展开的。实力关系和秩序关系的变动导致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变动，最终导致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和国家间战略关系的变化。这样位置现实主义就打造了一条从国家利益到外交政策的完整因果链条。
虽然利益关系、实力关系和秩序关系提供了理解国家外交政策和国家间关系变动的主要逻辑，但是，它们还不能直接适用于分析、解释和建议具体的国家外交政策。原因在于，不同的国家应该具有不同的位置性利益，我们需要进一步将整体国家利益的概念和实力关系、秩序关系的逻辑应用于不同类型的国家，才能够发展出来有针对性的外交政策假设。通过把大国分为霸权国、争霸国、潜在争霸国和非争霸国四类，位置现实主义推导出有关它们外交政策的一些理性假设，即哪些国家是它们的主要对手，哪些国家又是它们的优先盟友。对于大国的这四种分类，主要是基于它们之间的实力关系，也包含了它们之间的秩序关系。例如，争霸国不仅需要在综合国力上达到霸权国实力的80%，也需要在国际秩序方面与霸权国展开实质性的竞争。如果一个大国在综合国力上达到了霸权国实力的80%，但是它支持现有的国际秩序，那么它就仍然只是潜在争霸国而不是现实争霸国。不同类型的大国拥有不同的整体国家利益目标，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实力关系、秩序关系也各不相同，因此位置现实主义是按照这四种大国类型来分别提出相关的外交政策推论的。
位置现实主义是一种解释性和规范性并重的外交政策理论。这意味着，一方面，位置现实主义首先可以被用来解释大国的理性外交政策。如果大国的外交政策是理性的，那么它应该符合位位置现实主义的预期。另一方面，位置现实主义可以为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理性的指导，即不同类型的国家在不同阶段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整体国家利益、如何选择自己的盟友与对手。因此，本书所提出的外交政策推论都是关于不同类型大国应该如何确定盟友与对手的理性假设，可以直接用于检验历史与现实中的大国外交政策。如果位置现实主义是基本正确的话，那么在实践中，我们应该看到，符合这些理性假设的外交政策应该获得成功，而不符合这些理性假设的外交政策应该遭遇失败。接下来，本书的实证研究部分将会考察19世纪英国、德国、俄国、美国、法国和奥匈帝国六个大国的外交政策，对位置现实主义理论进行初步的检验。
注释
1. Thomas S. Kuhn,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10.
2．中国新闻网：《太平洋联盟》，https：//www.chinanews.com/gj/zlk/2014/01-15/133.shtml。
3. Jack Levy, War and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1495—1975，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pp.11—19.
4．[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6—97页。
5．[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7页。
6．[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7. Michael Ng-Quinn, “The Analytic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7, No.2（Jun., 1983），p.211.
8．[美]格雷厄姆·阿利森、菲利普·泽利科：《决策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英文版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9．[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李燕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10．[美]迈尔斯·卡勒：《国际关系中的理性》，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和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中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340页。
11．[美]罗杰·希尔斯曼等：《防务与外交决策中的政治——概念模式与官僚政治》，曹大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序言。
12．[美]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13. Herbert A. Simon,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The Dialogue of Psychology with Political Science,”i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9, No.2（June 1985），p.294.
14. Herbert A. Simon, “From Substantive to Procedural Rationality,”in S. J. Latsis（ed.）, Method and Appraisal in Econom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29—148.
15. Michael Smith,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07.
16．[美]肯尼思·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倪世雄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
1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145页。
18．[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19．“轮胎特保案”在保护了一部分美国轮胎企业和从业工人的同时，损害了其他部门和人权的利益。例如，美国零售业领导者协会致函美国贸易代表柯克，指出对中国输美轮胎采取限制措施不符合美国公共利益，保护单一产业或其工人的利益将会在困难时期给美国公共安全和消费者带来损害。兰辛珍：《中国反对美国对轮胎特保案实施限制关税》，载《北京周报》2009年第38期；商务部：《美零售业领导者协会反对针对中国输美轮胎采取限制措施》，http：//gpj.mofcom.gov.cn/article/zt_mymcyd/subjecthh/200908/20090806475386.shtml。
20．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21. Mark R. Amstutz,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Boston: Mc-Graw Hill, 1999, p.179.
22．时殷弘：《对当前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思考》，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6期，第50—51页。
23．门洪华：《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争鸣及其启示意义》，载《太平洋学报》2003年第2期，第16—24页。
24．[美]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门洪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25. Stephen D.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 and U. S. Foreign Policy，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42—45.
26. Mark R. Amstutz,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p.179.
2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ebruary 21, 1947, Vol. V, pp.32—37.
28. J. Martin Rochester, “The‘National Interest’and Contemporary World Politics,”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40, No.1（Jan., 1978），pp.77—96.
29．宋伟：《国家利益的界定与外交政策理论的建构》，载《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8期，第22—31页。
30. David L. Sills（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 Free Press, Vol.ll, 1968, pp.34—35.
31．[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02页。
32. W. David Clint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rmative Foundations,”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48, No.4（Autumn, 1986），p.500.
33．[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09页。
34．[美]斯坦利·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林伟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3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375页。
36．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37．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第58—59页。
38.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World Politics, Vol.51, No.1（October 1998），p.152.
39．[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39页。
40．[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41．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第55、83、131页。
42．同上书，第88—89页。
43．同上书，第131—132页。
44．[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https://www.daowen.com)
45.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p.15.
46．[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185页。
47.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p.123.
48.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ume 30, No.1, Summer 2005, pp.72—108.
49.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pp.315—316.
50．[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
51．例如，参见Joseph S. Nye, J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 Y.: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90；Joseph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ublic Affairs, 2004。
52．[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53．[美]约翰·伊肯伯里：《民主、制度与美国的自我克制》，载[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页。
54. Robert A. Scalapino,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in 1998: Summitry and Crisis,”A-sian Survey, Vol.39, No.1, 1999, pp.1—11.
55．[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24页。
56.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23；Jacek Kugler and A. F. K. Organski, “The Power Transi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in Manus Midlarsky, ed., The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Boston, MA: Unwin Hyman, 1989, p.173.
57．宋伟：《捍卫霸权利益：美国地区一体化战略的演变（1945—200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58.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p.3—4.
59.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7, No.1（Summer 1992），p.197.
60.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p.185.
61. Fareed Zakaria, “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Review Essay,”pp.186—187.
62．[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0页。
63．[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60页。
64．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大趋势——2020年的世界》，相蓝欣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65．阎学通教授认为，国家的类型可以分为主导国、崛起国、地区大国和小国四类。主导国是指在一个独立的国际体系中具有主导体系事务实力的国家；崛起国是指与主导国的实力差距正在缩小并分享主导国国际权力的国家；地区大国是指在一个独立的国际体系内，虽然受域外大国的影响，但仍具有主导某一局部地区事务实力的国家；小国是指在次区域内无主导地区事务实力的国家。本书并不认为，一个独立的国际体系内一定有霸权国或者主导国，因为有可能出现力量相当分散的情况；崛起国未必是争霸国，地区大国也未必是地区主导国家；小国的类型对于理论建构无实质意义。不过，阎学通教授有关“主要战略利益”的看法与位置现实主义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尽管只涉及秩序地位这一整体国家利益。阎学通教授写道：“主导国和崛起国都将体系主导权视为其主要战略利益。地区大国只追求其所在地区的主导权，而小国的战略利益则主要是维护其生存权。”这里的崛起国无疑相当于本书所提的争霸国，但实际上一些崛起国未必寻求体系的主导权，就如美国获得国际领导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而不是它已经获得霸权实力地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参见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
66．宋伟：《实力转变理论述评》，载《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0期。
67．刘娟：《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主要障碍及其症结》，载《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3期，第83页。
68.1898年，英、法两国为争夺非洲殖民地而在尼罗河上游的苏丹小镇法绍达（今科多克）发生的冲突被称为“法绍达事件”。
69．[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潘忠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6页。
70．同上。
71．周玉渊：《南非与尼日利亚关系：从合作到竞争》，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1期，第107—128页。
72．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第304页。
73．宋伟：《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对中国是否有利》，载《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1期，第84—103页。
74．人民网：《美智库吁中美加强具体合作 由战术信任转为战略信任》，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221/c157278-24424172.html。
75．宋伟：《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理论吗》，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第24页。
76．何洪兵：《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探讨》，载《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1期，第62—63页。
77．[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125页。
78．中国国防科技信息网：《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2014年全球军费开支统计数据》，http：//www.dsti.net/Information/News/93801。
79．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2, Autumn 1993, p.50.
80．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pp.203—210.
81．“Constitutive Act of The African Union,”见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pages/34873-file-constitutiveact_en.pdf.
82．“IMF Members'Quotas and Voting Power, and IMF Board of Governors,”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memdir/members.aspx＃U.
83．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 Brown, 1977, Chapter 1.
84．毛瑞鹏：《美国当前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政策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年第4期，第71—78页。
85．阮宗泽：《负责任的保护：建立更安全的世界》，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第9—22页。
86． UN General Assembly Sixty-sixth session, A/66/551-S/2011/701, http：//regnet.anu.edu.au/sites/default/files/files/ROL/A-66-551%20-%20S-2011-701.pdf.
87．桑戈委员会（Zangger Committee, ZAC）成立于1971年，其职能是制定向未参加该条约的无核国家出口核材料、设备和技术的控制条件和程序。该委员会制定了核出口控制“触发清单”，规定出口清单项目须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中国于1997年正式加入桑戈委员会。
88．Mark F. Imber, The USA, ILO, UNESCO and IAEA: Politicization and Withdrawal in the Specialized Agencies, Macmillan Press, 1989, p.121.
89．[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庞卓恒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90．[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第108页。
91．Stephen Krasner, Structural Conflict: The Third World Against Global Liberalis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92．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Vol.36, Issue.2, Spring 1982, p.397.
93．[美]江忆恩：《美国学者关于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研究概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第52页。
94．宋伟：《国际关系理论——从政治思想到社会科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6页。
95．[美]亨利·基辛格：《重新思考世界新秩序（之一）》，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
96．[美]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