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辽东灾害救治述论
明代辽东灾害救治述论
魏 刚
有明一代，辽东地区自然灾害频仍，在明朝统治辽东的250年间[1]，各种自然灾害就有一百数十次。自然灾害往往给辽东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对辽东民众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甚至引发民族矛盾和社会冲突[2]，威胁明朝对辽东的统治。为此，明朝采取了各种灾害救治措施。近10多年来，学界有关明代灾害史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果。但是针对明代辽东地区灾害史的研究尚较为薄弱，研究成果极少[3]，研究空间很大。本文试图从荒政视角，通过明代辽东社会灾害救治措施，探求其中的教训。
一、明代辽东灾情概述
笔者据《明实录》的相关记载，经粗略统计，在明朝统治下的辽东地区约有三分之二的灾荒发生在明孝宗、武宗和世宗三朝。孝宗朝的灾害高发期是在弘治三年至九年、十四年至十六年；武宗朝的灾害集中于正德七年至十年、十三年至十六年；而世宗嘉靖年间则几乎无岁不灾。
明朝辽东地区的自然灾害包括水灾、旱灾、地震、火灾、虫灾、风灾、雹灾、雪灾及因灾造成的饥荒和瘟疫。在各种灾害中，以水旱灾和地震居多，约占灾害总量的八成以上[4]。其中，水旱灾往往持续时间较长，破坏力较大。弘治七年，义州等卫“自正月以来亢旱，五月以后淫雨连绵，渰没禾稼。六月中，雷电大风，骤雨如注，平地水深三尺余，城郭公廨及民居类皆倾坏”[5]。弘治十四年，辽东自三月以来亢阳不雨，河沟干枯。自六月以后，苦雨不息，城垣、仓库多就倾颓，新旧边墙、墩堡坍塌过半[6]。正德十六年七月间，辽阳城“河水泛涨，坏城垣民舍，压死者甚众”[7]。汤站堡“风雨骤作，大水湓涌，冲倒城垣三十五丈，坏道路三十余里，压死一十二人”[8]。嘉靖二年八月，金复盖等处“大雨水爆发，决城堡，坏仓库、廨宇、庐舍，民溺死者二三百人，牲畜无算”[9]。泰昌元年，锦义一带， “自春徂夏，逾时不雨，千里赤地” 。辽阳、海、盖“六七两月，旱魃为虐，萏谷尽槁”[10]。地震记录虽多，但形成灾害的记载却极少。盖州地震次数之多为辽东之最。火灾虽然只有十余次的记载，但几乎每次都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弘治年间有两次较大火灾损失，一次发生在弘治十四年五月，镇夷堡火灾，当时“官军人等死者七百二十人，伤者四十七人，粮料、草束、器械燔毁无余”[11]。另一次发生在弘治十六年三月，铁岭卫火灾，“延烧官民房屋二千五百六十六间，男妇死者百五十二人”[12]。火灾往往伴随风灾，火借风势，灾害破坏力更大。万历十八年三月，发生在寨儿山堡的一次火灾。当时“火起，狂风大作，焚毁城堡器械，伤军丁男妇九千余人”[13]。地处东北的辽东一向被视为苦寒地区，冬季寒雪，亦往往形成灾害。成化十三年四月，开原“雪天大寒，畜多冻死”[14]。弘治十四年十一月，辽东金州等卫， “大雪压军民房屋，塞道路，冻死人畜无算”[15]。
根据文献记载，灾害毁损的财物计有田禾、城垣、边墙、墩墙、公廨、馆舍、仓库、储粮、军民庐舍、驿路、桥梁、牲畜、料草、兵器等。灾害的影响，主要是破坏了辽东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饥荒，直接威胁辽东军民的生存。嘉靖三十七年三月， “辽东大饥，人相食”[16]，穷民百姓为了生存，四处逃难。次年，巡抚辽东都御史侯汝谅奏言：“往时虽罹灾害，或止数城，或仅数月，未有全镇被灾，三岁不登如今日者也。臣被命入境，见其巷无炊烟，野多暴骨，萧条惨楚，目不忍视。问之，则云去年凶馑，斗米主银八钱，母弃生儿，父食死子。父老相传，咸谓百年未有之灾。于时布种入土，遗民盼盼方望有秋，乃夏秋之交，淫雨田虫交相为蠹，今两成在候，斗米犹至七钱。冬春之交，又不知当作何状。 ”因看不到出路，对此，侯汝谅只得“忧惶待罪，计无所出”[17]。万历三十七年，辽东大旱，“十室九空，家如悬罄。壮者散而四方，老稚难免沟壑。悲者载道，不忍见闻” ，“其民负老携幼，络绎奔逃，即善言劝慰，终莫能止，虽为之开仓平粜，仅令米价之不腾而已，而彼已荡产罄家，安索斗升以自活”[18]。不仅难民逃荒，官员军士亦有逃离者。正德十五年正月， “辽东饥，指挥唐斌、千户侯能等弃印逃者三十余人，军士亦多亡者”[19]。饥荒引发的军民逃亡，严重影响到明朝辽东边防的巩固和社会稳定。
二、朝廷的救治措施
明代的救灾程序要经过报灾、勘灾、议定、审批等环节。在诸多救灾措施中，以蠲折和赈济为主。在《明实录》中有关辽东灾后处置的措施约有百余次，其中蠲折和赈济约占九成。蠲折包括蠲免和折征。蠲免是根据灾情程度免除部分或全部屯粮或税粮。此项措施是最主要的辽东救灾措施，且多实施于明朝中期。明朝后期万历年间，因财政窘困实施较少。蠲免全额者，多属受灾范围大、程度较重的情况。如成化十八年十一月，因辽东水灾“免二十五卫屯粮共六万七千二百四十余石”[20]。蠲免部分的情况，如正德十五年十月，因水灾“免辽东三万等卫、铁岭中左等所屯田子粒之半”[21]。折征是将实物赋税按平时的价格或低于灾后的价格征收银钱。受灾后，往往会出现粮价飞涨、粮贵钱贱的情况。这时政府如按灾前平时的粮价征收赋税，就等于免除灾民部分赋税。如万历四十三年八月丙辰， “辽东巡抚郭光复酌议本科粮赋，言辽左今岁旱灾，而屯粮系军饷，额数又难尽免，请将宁前二卫边冲地窄、灾伤十有八分者，照上年事例，每豆一石折银二钱五分，谷一石折银一钱二分五厘。金复二卫及广宁等卫灾伤实有五分者，照例本折兼征，至海盖二卫并定辽及东宁等卫灾伤只有三分者，似难议折，其应纳本色粮米者听”[22]。由此可见，明朝关于折纳的规定比较详细，折纳银的数量、折色与本色的比例皆由受灾的程度来确定。蠲折本质上是由朝廷来承担灾区的部分损失，对减轻灾民负担、保证社会稳定具有一定作用。
较之蠲免更为有效的救灾措施是赈济。赈济多适用于重灾区，又分为赈银和赈粮两种形式。赈银是朝廷视灾情批给辽东灾区一定数量的银两，用以就近购粮。明朝中期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赈银代替赈粮的情况更多。赈银有两种：一是岁例外加给。如弘治十五年四月， “以辽东连年荒歉，命于岁例外加送银五万两”[23]。再如：万历元年十二月已未， “以辽东宁前、广宁、锦、义、海州等处旱灾、米价腾贵，发太仓银三万两赈济军士”[24]，皆属此类。一是作为岁例提前发放。如嘉靖六年三月，以“辽东大饥，发太仓银八万两作次年年例”[25]。也有两种情况兼有的：如嘉靖七年八月，以“辽东岁饥，发太仓银十万两” ，明确规定其中的“七万补明年之年例，余三万为例外接济”[26]。赈银来源以太仓银为主，此外还有两淮盐价银、山东盐引银、布花麦钞银等。赈粮对缺粮的灾区而言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救灾措施。万历十五年二月，从户部议，因辽东去年水灾，“将新运漕粮共留二十万石贮天津仓，以待辽东军兵自运”[27]。明朝前期与中期，辽东赈粮情况极少。后期，由于辽东战事频繁，为解决驻辽官兵军食问题，奏议赈粮者渐多。
在救灾措施中，中盐制度对解决辽东灾荒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辽东沿海地区有许多盐场，许多盐商通过输粮辽东换取“盐引” ，贩售辽盐或它处海盐获利。朝廷则通过垄断盐业经营权、售利盐商来解决辽东缺粮的问题。如弘治十五年四月， “以辽东连年荒歉，并开中盐共三十万引”[28]。再如，正德九年四月， “以辽东饥馑，开中两浙、长芦盐各五万引，招商上纳赈济”[29]。中盐救灾本质上是以商业方式解决灾区粮荒问题，是一条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重要途径。
捐纳是朝廷通过卖官来换取救灾粮的措施。辽东捐纳最早始见于景泰三年十二月，当时“三万、辽海、铁岭等今岁田亩多被灾伤，米价腾涌，仓急缺粮储” 。于是，巡抚辽东左副都御史李纯奏请更定军民纳粟被官条例，提出： “纳米八百石、米豆相兼者授拭百户，能加六百升一级。皆注原籍卫所管事，子孙承袭，及减纳三百石冠带例为二百五十石”[30]。这项放宽捐纳标准的建议，得到景帝批准。捐纳对于那些欲为官但又不能通过科举途径为官的人来说，具有吸引力。当朝廷放宽捐纳标准时，可以快速筹集到一定数量的粮食，以解灾区燃眉之急。弘治十四年十二月，辽东因水灾大饥，朝廷降低捐纳的标准： “令军民人等纳银冠带者比旧例减为二十两。 ”[31]由于捐纳属卖官，此项措施并非畅游，只能作为辅助措施。
开海禁是朝廷通过暂时解除海禁、开通海上商路的办法来缓解灾区困境的措施。对朝廷来说，解除海禁有一定风险，正是出于灾区军民外逃的顾虑和备御倭寇海盗侵扰的需要，所以明朝廷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轻易采用此法。但毕竟开通海路对辽东灾区来说是多一条生路，故朝廷对海路时开时禁。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巡抚辽东都御史侯汝亮言： “辽东饥馑相仍，兼遭虏患，……非大开海运，民不得全。……乞并容米商通贩以济穷边，其山海关运道亦听官民水陆之便。……可令山东、辽海居民各自俱舟赴官告给文引，往来贸易不得取税。 ”[32]世宗批准了他的请求。海道开通后，天津、山东等处粮米海运到辽东，同时，潜住海岛的辽人也增多。朝廷借口“岛民作梗”而复禁止。至万历十四年九月，因辽东严重饥荒，辽东巡抚顾养廉请求凯海禁，得到神宗的批准。随着灾情的缓解，海路又被关闭。总的来看，海路禁多开少。每当辽东发生灾荒，朝中总是存在禁海开海之争。
除了上述救灾措施外，明朝还针对辽东灾害的具体情况，采取其它一些措施： 1、借种粮。正统六年十二月， “广宁等十卫旱蝗无收， ”屯军“乏下年种粮” ， “于官廪借给种粮”[33]。2、开关救荒。嘉靖二年二月，因辽东旱灾，“许商人载粟出关”[34]。弘治十四年十二月，辽东水灾，朝廷规定辽东军户“舍余人等有入关买卖者，令纳银三两五钱，……以备赈济”[35]。3、以工代赈。嘉靖六年正月， “辽东大饥，道谨相望，边堡应赈人户，其贫者、老弱者，量为给食，壮有力者，督令筑边，即以原议工费米四万四千石计日给之。不足，于储库官银内支用”[36]。4、责令守臣修省。 《明实录》中多有此类记载。如成化三年正月，广宁地震，命守臣“严加修省，抚恤军士， ……修明政事”[37]。弘治十四年五月，镇夷堡火灾， “敕镇巡等官，痛加修省，抚恤军民，整饬边备，毋视常怠玩”[38]。弘治十六年三月，铁岭卫火灾。四月， “敕镇巡等官，各加修省，利弊兴革，具实以闻，被火之家，尽心赈恤，勿致失所”[39]。正德六年九月，汤站堡水灾，敕守臣“痛加修省，以回天意，被灾者，即时赈恤”[40]。明朝统治者强调天人感应观念，把致灾与守臣职责政绩联系起来，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41]。
三、辽东灾害救治的教训
相关研究表明，明朝统治者重视荒政，救灾制度健全，救灾措施也多样化。由于辽东地处东北边疆，在军事上对明朝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每逢辽东出现灾情，一般都会引起朝廷的关注和重视，并采取相关的救灾措施。尤其是明朝注意引导和利用民间各种力量救灾，拓展了救灾的途径。这些救灾措施成为我国古代荒政史上的宝贵经验。然而，救灾效果如何，又是与国家政治状况、制度规定、经济实力等联系在一起。明朝后期，朝政愈加黑暗，国库亏空，辽东地区许多灾情救治不力，或没有得到应有的救治。笔者注意到万历年间辽东许多灾情缺少救治措施。地方报灾，朝廷却视而不见或无力救治，无疑加重了辽东地区的灾难。
明朝救灾制度虽然较为健全，但是，从报灾、勘灾到议定救灾措施的过程，却因繁杂的手续，往往要花费数月半年的时间，致使救灾不能及时。而这期间，灾民煎熬于水深火热之中。正如明人所言： “凶荒之民，枵腹以待哺，如涸辙之鲋，望斗升水于旦夕，犹不足以救。而彼文书往复，动经数月半年，岂其所堪哉！ ”[42]
辽东屯粮不足，自救能力低也是影响辽东救灾效果的重要原因。明洪武、永乐年间是辽东军屯发展的鼎盛时期， “边有储积之饶” ， “都鄙廪庾皆满”[43]。从宣德以后，军屯明显走向衰落，由于屯军多有逃亡，屯田大量荒芜，屯田制遭到破坏，屯粮不能自给。到景泰年间，年征屯粮仅18万石，约为永乐时代的四分之一。因此，辽东“急缺粮储”[44]。成化十八年正月，“时辽东岁凶米贵，而粮储不足”[45]。弘治十八年六月，辽东“频年灾伤，仓库无蓄”[46]。灾区存粮不足，即使朝廷蠲免税粮，也难解灾民乏食之急。
在粮储不足，灾民乏食的情况下，辽东灾区自然更希望得到朝廷粮食赈济。泰昌元年，辽东大旱之时，辽东经略熊廷弼请求朝廷“或多截漕粮，或量增运额。每月饷军，务放七分本色，三分折色。宁使食浮于银，无令银浮于食”[47]。其中原因正如左光斗所言：“今日辽东之患不在无银，而在无用银之处。何也？辽自用兵以来，米粟踊贵，加以荒旱之余，石米四两，石粟二两，其一石尚不及山东之四斗，通计一百万之费，分十五万之军，每名约得六两，于银不为不多。而此六两籴米，才一石五斗耳。纵是富人，未免抱金饿死。 ”[48]
明朝辽东农业生产总体上还比较落后，缺乏农田水利建设和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旱则赤地千里，涝则漫为江湖”[49]。对自然环境有更多的依赖性，粮食产量较低，这些都会影响到辽东抗灾能力。因此，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增强抵御和排解自然灾害的能力，当为根本性措施。在备荒抗灾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寻求海路贸易无疑是解决饥荒的重要出路。每逢辽东发生灾害，一些大臣就会呼吁开放海禁。但朝廷往往顾虑弛禁会引起倭患和灾区军民外逃，为此，朝中围绕是开海还是禁海争议不绝。神宗时，山东巡按御史王雅量曾对此上言分析道： “盖其塞也，以防倭之变；而其通也，以济辽之穷，与其守穷以待变，变至而无以应，孰若裕财以足兵，兵足而又何虞变哉。 ”[50]据此可见，开海虽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毕竟利大于弊。事实上，辽东后期几次大的饥荒都是靠开海禁才得以缓解。然而明朝的开海政策毕竟只适用大灾之时，扼关禁海不仅影响了辽东救灾，也影响了辽东地区的经济发展。
许多自然灾害是人类所无法控制的。然而通过及时应对，采取合理的救治措施是可以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纵观明朝在辽东灾害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存在重救轻治的弊端。临灾举措，滞后失当之处多有。而只顾眼前、缺乏长远治灾措施，又是灾害频现的重要原因，当为今人鉴。
（原载《大连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注释】
[1]从洪武四年（1371年），明军进占辽河以东大部分地区始，至天启元年（1621年）明朝丧失辽河以东大部分地区止。
[2]参见王景泽：《明末东北自然灾害与女真族的崛起》，《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
[3]具有代表性论文见张士尊：《明代辽东自然灾害考略》，《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2期。
[4]《明实录》中许多“灾伤”记载，多为水旱之灾。
[5][明]《明孝宗实录》卷90，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662页。
[6][明]《明世宗实录》卷176，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230页。
[7][明]《明世宗实录》卷4，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66页。
[8][明]《明世宗实录》卷6，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46页。
[9][明]《明世宗实录》卷30，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808页。
[10][明]《明光宗实录》卷5，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26页。
[11][明]《明孝宗实录》卷174，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175页。
[12][明]《明孝宗实录》卷197，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639页。
[13][明]《明神宗实录》卷221，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4132页。
[14][明]《明宪宗实录》卷165，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993页。
[15][明]《明孝宗实录》卷181，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332页。
[16][明]《明世宗实录》卷457，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7727页。
[17][明]《明世宗实录》卷475，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7966页。
[18][明] 熊廷弼：《按辽疏稿》卷4《请蠲免疏》，明刻本。
[19][明]《明武宗实录》卷182，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527页。
[20][明]《明宪宗实录》卷234，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986页。
[21][明]《明武宗实录》卷192，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609页。
[22][明]《明神宗实录》卷535，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0147页。
[23][明]《明孝宗实录》卷186，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435页。
[24][明]《明神宗实录》卷20，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548页。
[25][明]《明世宗实录》卷74，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667页。
[26][明]《明世宗实录》卷91，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093页。
[27][明]《明神宗实录》卷183，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419页。
[28][明]《明神宗实录》卷192，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435页。
[29][明]《明武宗实录》卷111，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267页。
[30][明]《明英宗实录》卷224，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4878-4879页。
[31][明]《明孝宗实录》卷182，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361页。
[32][明]《明世宗实录》卷482，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8052页。
[33][明]《明英宗实录》卷87，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735页。
[34][明]《明世宗实录》卷23，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659页。
[35][明]《明孝宗实录》卷182，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361页。
[36][明]《明世宗实录》卷73，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654页。
[37][明]《明宪宗实录》卷38，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754页。
[38][明]《明孝宗实录》卷174，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175页。
[39][明]《明孝宗实录》卷198，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670页。
[40][明]《明世宗实录》卷6，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246页。
[41]见张士尊：《明代辽东自然灾害考略》，《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2期，第12页。
[42][明]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127，何孟春《陈万言以俾修省疏》，中华书局，1962年，第1224页。
[43][明]毕恭：《全辽志》卷2《赋役，田赋》，辽海丛书本，辽海书社，1985年。
[44][明]《明英宗实录》卷224，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4878页。
[45][明]《明宪宗实录》卷223，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3845页。
[46][明]《明武宗实录》卷2，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66页。
[47][明]《明光宗实录》卷5，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26页。
[48][明]《明光宗实录》卷7，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88-189页。
[49][明]毕恭：《全辽志》卷5，辽海丛书本，辽海书社，1985年。
[50][明]《明神宗实录》卷543，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0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