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史迪威危机与中美战略分歧
第一次史迪威危机与中美战略分歧
付辛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之间存在军事战略上的严重分歧。1942年7月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次冲突被称为第一次史迪威危机。对于这次危机，学界一致认为中美双方在军事战略上的分歧是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而问题的焦点在于租借物资的管理权问题，但在导致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上的研究却不够全面和细致，[1]也缺乏对于一些重要证据的考证，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史迪威的身份职务以及第一次缅甸战役的的具体进程，危机爆发和结束的过程，总结中美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军事战略分歧发展的脉络，以及在这种战略分歧影响之下的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冲突是如何产生、发展和缓解的，力求获得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与史迪威来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向中国派出了以史迪威中将为首的军事代表团。虽然表面上美国政府是应蒋介石的要求派遣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联军司令部所属参谋部参谋长” ，[2]但这种安排美国是按照自己的战略需要进行的，各方面都与中国的要求有着极大的不同。
从时间上看，在蒋介石提出要求之前，美国就已经开始着手安排一名高级军官担任美国驻华军事代表。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最初想到由史迪威担任这个职务，但陆军部长史汀生倾向于另外一位美国将军，美国陆军第一军指挥官德鲁姆将军。征求过史迪威的意见之后，马歇尔也赞同了提名德鲁姆。[3]
经过几次会谈之后，马歇尔和史汀生否决了对德鲁姆的委派。这是因为德鲁姆提出了一个积极的战略，制订了主要由美国作战部队执行的计划。[4]这份计划遭到了马歇尔的反对，他表示美国在中国的主要目标是提供武器装备和训练中国军队。当德鲁姆提出缅甸公路运输能力有限，无法满足重新武装中国军队的任务时，马歇尔回答“装备中国军队将更多的依靠中国自身的资源” 。[5]虽然德鲁姆继续努力争取史汀生的支持，但最后显然史汀生的意见向马歇尔靠拢，否决了对德鲁姆的委派。这主要是因为在英美两国的战略中对德战争是第一位的，其次是横渡太平洋的对日战争，而中缅印战区排在第三位。[6]因此，德鲁姆提出的在这一地区迅速集结美军作战部队的计划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然而他的计划却符合蒋介石的希望和中国的利益。这是德鲁姆被否决的主要原因。[7]
随后，史迪威成为美军代表的候选人。挑选史迪威意味着违反中国提出的原则：“此一军官，不需为一远东专家；相反的，彼（蒋介石）认为，瞭解中国军阀时期中国军队之军人，反而不利。他们往往会以军阀之军队，来视现在之中国部队。 ”[8]实际上，当时负责处理中国事务的几位美国高级军官，如马歇尔、马格鲁德和史迪威都有战前在中国执行任务的经历。他们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认识到中国军队的弱点，以及其在规模和人力资源方面的优点，因此将注意力集中在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效率上。[9]
中美之间的分歧还体现在对史迪威的身份和职务的安排上。1942年1月22日蒋介石电告宋子文要求在与美方交涉时，强调“其在华之美代表以及高级军官皆应受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之节制指挥，而联军参谋长需受统帅之命令而行，此点应先解决，则其它皆可根本解决也” 。[10]然而在1月29日史汀生致宋子文的信函中，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提出蒋介石参谋长和美军统帅将由一人担任，并列举了该美军代表的职责为：
“办理一切在华美国军援事宜。
在委员长统辖下，指挥所有在华之美国军队，及委员长拨给指挥之一部分中国军队。
代表美国参加一切国际军事会议。
维持及管理中国境内滇缅公路之运输事宜” 。
而宋子文在次日的回函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只是确认史汀生信函中列举的美军代表的职责。[11]这样就违反了蒋介石提出的前提条件。[12]
史迪威得知他的任务已经得到批准，并且得到宋子文的同意后，开始在德鲁姆计划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计划，并在1942年1月31日将计划提交给马歇尔。与德鲁姆的计划相比，史迪威并没有要求美军立刻在中国地区的大规模集结，而且他把着眼点放在利用中国自身的资源，以及指挥和改造中国军队上面。[13]这个计划无疑符合马歇尔的要求。
马歇尔认为史迪威积极的态度可以使美国媒体相信美国政府正在积极对日作战；而且在马歇尔的战略中，他期望在中国身上以尽可能低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获，而不影响欧洲第一的战略。[14]所以，马歇尔积极提出派军事代表到中国，目的是力图影响甚至控制中国的战略，使之符合美国的战略要求。
在美国陆军部发给史迪威的正式命令中，马歇尔指示史迪威“你将在中国担任美国军事代表，执行陆军部长的指示” 。而他的任务是增强美国对华援助的效能，以把战争坚持下去；帮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效率。[15]根据史汀生和宋子文达成的协议，史迪威作为美国军事代表将要担任数项职务。史迪威抵达重庆后，在3月6日与蒋介石的会谈中向其汇报了自己的职务，包括： （1）奉命指挥在中国、缅甸、印度之美国军队； （2）奉命监督及管理一切美国对中国国防之援助； （3）代表美国政府出席军事会议； （4）如果韦唯尔将军仍为西南太平洋区之总司令，奉命为蒋介石与韦唯尔之间的联络员； （5）管理维持并改进滇缅公路，并敦促英国方面在英国境内改进该路； （6）奉命指挥在印缅活动的美国空军； （7）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 （8）接受蒋介石的任命，指挥缅甸境内的中、美部队。[16]然而蒋介石得到的汇报却是“以史迪威将军任中国战区之参谋长，并指挥在此区域之美军” 。[17]由此可见，美国派遣史迪威来华担任新的美军军事代表，这实际上是史迪威的身份，而史迪威因此而承担的职务之一是中国战区盟军总部参谋长。然而中国认为史迪威来华主要是应蒋介石邀请担任其参谋长职务的，并没有意识到史迪威真正的身份和任务。这种对史迪威身份的不同理解造成了日后中美之间矛盾的激化，也是轰动一时的“史迪威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种不同的理解造成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蒋介石与史迪威对中国远征军的部署以及关于缅甸战役指挥权的矛盾。
二、指挥第一次缅甸战役失利的责任
在第一次缅甸战役时，中美之间的战略目标是相同的，即保持缅甸公路即中国对外交通线的畅通。但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关于缅甸战役的军事战略的分歧。这些分歧主要体现在缅甸战场的划分和最高指挥权的归属，远征军在缅甸的作战计划以及史迪威对中国军队指挥权大小的规定。中美之间的分歧严重影响了中国远征军的军事部署以及第一次缅甸战役的进程。也有学者提出缺乏制空权是第一次缅甸战役失利的决定性因素。[18]然而盟军情报机构的失误为众多研究者所忽略的，实际上这也是导致战役失败的重要原因。
史迪威抵达重庆后，在与蒋介石最初的几次会谈中，协商了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所要执行的战略任务和根据这个任务进行的部署。史迪威关于中国战区的战略计划是建立在马歇尔的对华战略基础之上的，即依靠中国自身的资源和军队，由美国提供一定数量租借物资改善中国军队的装备，提高中国军队的训练水平，增强战斗能力以牵制日军。美国除提供部分租借物资外，还提供一些空中力量，以及美国军事顾问来帮助中国军队的改革。因此他考虑的重点在于尽快将美国的援助物资运进中国，改造中国军队以提高其战斗力。关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军事战略，蒋介石和史迪威最初没有表现出意见分歧。史迪威在日记写到： “他（蒋介石）似乎很愿意战斗，并且厌烦了英军的不断撤退和逃避对日作战。 ”[19]
蒋介石在仰光失守以前，对于派部队到缅甸协助英军防御日军的态度是积极的。中国远征军中最为精锐的第200师已经于1942年3月6、7日到达同古布防。[20]然而在仰光失守后，蒋介石改变了以前较为积极的战略，主张首先建立起以曼德勒为起点，包括腊戍和密支那的防线，以保证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交通线不被切断。在反攻方面，则主张先集中兵力确保曼德勒，待日军深入后再进行反击。[21]因此，他也不急于命令第5军其余部队进入缅甸。[22]
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分歧表现为是否立刻反攻仰光。尽管史迪威所主张的立刻反攻仰光是不切实际的，[23]但隐藏在蒋介石与史迪威分歧背后的是蒋介石关于缅甸战场最高指挥权的考虑。蒋介石向史迪威表示中国军队不愿接受英军的指挥，提出由史迪威指挥所有缅甸的中英军队，并重新划分缅甸的战区。[24]并且，他还在1942年3月9日电令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直接将这一问题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25]之后还多次向美英两国提出这一问题。[26]蒋介石之所以邀请罗斯福派遣一名“亲信之高级将领”来华担任其参谋长，并提出可由该美军将领指挥中国远征军，其中的目的之一在于借助美国的力量解决中英之间指挥权的矛盾。由史迪威以中国战区参谋长身份获得缅甸战场的指挥权，可以实际上将缅甸划归中国战区。蒋介石争取缅甸战场最高指挥权的措施，对远征军的军事部署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然而，美国并不支持蒋介石的要求。在成立中国战区时，马歇尔曾经设想把缅北划归中国战区，但被罗斯福否决。史迪威不应该不清楚这一点。而且，在1942年3 月13日，罗斯福对史迪威的训令中指示，史迪威指挥下的中美部队进入缅甸后将接受ABDA区（西南太平洋地区美英荷澳司令部）最高统帅的指挥，并由该统帅解决“美军代表”指挥下的部队与英军司令指挥的部队之间的合作问题。[27]在3月20日罗斯福对丘吉尔表示他已经要求蒋介石增援缅甸前线，并将指挥权问题告一段落。同时他建议保持亚历山大和史迪威之间的双重指挥权。[28]这时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同意由英国司令指挥缅甸全局。[29]直到此时，蒋介石和史迪威才在反攻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已经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相比较而言，史迪威的作战方案明确而且积极，他认为缅甸战役的关键是维持中国的对外交通线，而仰光是滇缅公路的起点，同时也是日军获得增援的基地，因此他要求中国军队尽快集中于同古一线准备与英军配合发动对仰光的反攻。蒋介石的作战意图则是比较模糊和矛盾的。仰光失守后他改变积极的态度主张在缅北建立防线而不急于发动反攻，原因是要求获得缅甸战场的最高指挥权。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夺回仰光的希望，杜聿明1942年3月25日请示蒋介石的电报中提到，蒋介石曾在23日的手令或者电文中指示杜聿明“以有力之一部击破当面之敌，然后转取攻势，予敌以致命之打击，一举收复仰光” 。[30]
因为在指挥权问题解决前，蒋介石下令远征军暂缓进入缅甸，导致远征军没能按时集中兵力以致同古失守。同古的战略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从这里出发向东的毛奇公路通往缅甸的掸邦。日军最后就是利用这条公路占领腊戍等地，并最终抢先占领密支那附近地区，封锁了中国远征军大部分主力的撤退回国路线。[31]
然而远征军高层并没有认识到同古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史迪威虽然要求中国远征军第5军集中于同古，但其目的是为了反攻仰光，而不是因为他认识到同古在防御上的重要性。但假设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将第5军全部集中于同古的建议后立即得到执行的话，至少可以在同古集中两个师的兵力，确保同古的可能性就会更大。确保同古的重要性还在于将缩小中国远征军的防御正面，有利于远征军集中兵力，也不至出现后来因为日军从东路突袭得手，导致战线崩溃的情况。同古失守后，远征军组织平满纳会战而不是考虑反攻同古，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这一点。
中国远征军放弃同古，引发了史迪威对中国军队的不满，他认为没有确实掌握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和蒋介石对前线指挥的干涉使他丧失了多次反攻的机会。因此史迪威要求解除他指挥中国远征军的责任，同时在缅甸组建一支他能确实指挥的新军。而在目前他不敢下令美国军队与中国军队合作。[32]史迪威的这种态度对于严重依赖于美国援助的国民政府无异于直接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调整了远征军的指挥体系，并在1942年4月7日在缅甸的眉苗召集远征军高级军官宣布授予史迪威指挥的全权。[33]应该说明的是，蒋介石授予史迪威的是战场指挥的全权，他本人仍然是战略方面的最后决定者。4月初的这次指挥体系的调整，是针对史迪威提出的“本人欲执行目前所任之职务，实未得足够之实权”[34]的情况而进行的，而没有涉及战略指挥权的问题。然而史迪威的态度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在1942年7月30日与美国总统特使居里的会谈中，蒋介石表示“因其私人之爱憎竟牵及美国空军与中国军队之合作为愿与不愿，显已忘其为中国入缅军之指挥官地位矣” 。[35]
在1942年4月份的战斗中，史迪威已经获得了更为完整的战场指挥权，但在他的指挥下远征军仍然陷入全面被动的局面，疲于应付战线两翼出现的危机。远征军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局面，主要是因为盟军情报机构的失误，使处于战略防御地位的盟军对于日军的战役方向和所使用的兵力判断不明。更为致命的是，盟军严重低估了日军兵力，对战场形势作了较为乐观的估计，因此制定了反击作战计划，试图击败日军并收复仰光。[36]这种坚持反攻的部署导致了远征军最后的失利。
除了在战略上对日军实力判断不明外，在具体战术情报上，盟军也无法获得关于日军行动的情报。正是因为缺乏关于日军兵力和部署的情报，史迪威才多次制定反击作战计划，而没有及时收缩兵力，向东路转移，用来保护中国远征军的后路。以往研究者多引用杜聿明的回忆，认为史迪威不顾他的反对，坚持部署曼德勒会战，以及将第5军主力调往乔克巴当，而没有及时转移注意力，在东路投入足够的兵力，导致腊戍失守，进而导致远征军因为退路被日军完全封锁而溃败。然而第96师师长余韶回忆他在4月21日收到杜聿明的手令， “乔克巴当方面之敌已被孙师击退，彦南洋油田已收复。棠吉情况紧急，弟（杜自称）即率200师及22师之一团往攻，以保我侧后安全。然后转移兵力，与正面敌人决战。 ”[37]可以证明杜聿明也是同意曼德勒会战计划的。史迪威将第5军主力调往乔克巴当也是为了对日军发动攻击，而不是掩护英军撤退。[38]
综上所述，影响史迪威在缅甸的军事部署并导致中国远征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史迪威所担负的任务，要求必须保持中国对外交通线的顺畅，因此，仰光失守后，他要求中国远征军与英军配合，发动反击，夺回仰光。这是史迪威进行军事部署的指导思想。其次，在远征军指挥权问题上，蒋介石享有远征军的战略指挥权，但他有意避免干涉史迪威的战场指挥权；而史迪威在实际指挥上，也遵守了蒋介石的战略指导。虽然保护中国对外交通线是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共同目标，然而在具体的军事部署上，两人仍然存在分歧。在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最初阶段，史迪威并不能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部署。蒋介石在1942年3月份出于争夺缅甸战场最高指挥权的考虑，没有尽快命令第5军主力集中于同古，贻误了战机，导致在防御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同古的失守。第三，同古失守后，由于情报机构的失误，盟军并没有判断出战场形势的变化，史迪威仍然坚持反击作战计划，而没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部署，导致远征军陷入全面被动。对于远征军因为退路被截断而导致的溃败，史迪威要承担指挥上的责任，但考虑到在战略上已经形成的不利局面和情报机构的失误，不能认为要由他承担中国远征军失利的主要责任。
在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之后，史迪威与蒋介石在总结失败原因以及中国战区的参谋部组建等问题上，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史迪威认为，缅甸战役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交通工具以及中国部分高级将领缺少能力和胆略，而且中国军队在空军力量、士气、训练、指挥、侦察等方面劣于日军。[39]蒋介石对史迪威的不满情绪已经比较强烈，他认为缅甸战役的失利， “平心而论，其咎全在战略之失败，而军队之优劣不能说无关系，但并非失败之总因。然彼（史迪威）乃完全归罪于我高级将领” 。[40]而且，史迪威在撤退时放弃指挥单独率一只小部队进入印度，也给蒋介石留下了恶劣的印象。他在马格鲁德报告史迪威行踪的电文后批示： “史迪威脱离我军擅赴印度时，只来此电文作为通报，不知军纪何在？ ”[41]他在1942年6月15日给宋子文的电报中，透露出这种不满情绪，但因为“以美国政府对我国十分诚意援助，非万不得已，更不宜对其所派人员有何表示也” 。[42]
三、第一次史迪威危机的爆发与结束
虽然蒋介石对史迪威已经产生了不满情绪，但在表面上并没有表露出来，而且还同意了史迪威在人事上更换杜聿明的要求。在1942年6月24日的会议中，蒋介石还与史迪威讨论了中国战区的作战计划以及中国军队在印度的训练计划。[43]但在次日，由于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的所有重轰炸机和运输机被转用于埃及以拯救英国，引发中美之间的“三点要求”风暴。
蒋介石在6月26日史迪威通告这个决定之后，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质疑美国是否愿意维持中国战区的态度。[44]史迪威向罗斯福报告了蒋介石的抗议，并认为事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罗斯福因此致电蒋介石保证美国确实重视中国，并保证维持中国战区。[45]6月29日史迪威递交了罗斯福这份电报之后，蒋介石交给史迪威一份备忘录，指明保持中国战区最低限度需要的三点要求：美国陆军3个师；保持前线飞机500架；保持每月5000吨空中运输量。史迪威对此表示他本人也希望如此，但有两个显著的困难：一是美国一切军事需要都集中在将要发动的欧洲第二战场；二是运输船只不敷使用。[46]
“三点要求”提出之后，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又突然爆发了另外一次剧烈冲突。起因是中国航空公司（中国注册、中美合办）由中国租借法案中得到运输机多架，蒋介石要求其提出两架移交航空委员会使用，被史迪威拒绝。因此在1942年7月2日，宋美龄在审查500架飞机计划会议上，请求史迪威对于蒋介石是否有权处理中国租借物资表示意见，史迪威当天提交一份备忘录对其地位与职掌做了一番说明。[47]
在这份备忘录中，史迪威明确指出，中国战区统帅参谋长只是他的职务之一，而且这个职务并不包括获取物资。作为美国军官，他宣誓维护美国利益，并负责监管租借物资，以及决定租借物资所有权的转换时间及地点。[48]美国援华租借物资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之所以发生变化，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新措施。美国陆军部指示史迪威，在1942年5月及其以前的租借物资，在美国港口装船之后，所有权即归中国，中国政府有权处理；但在5月之后，美国援华物资的转交和发送日期由史迪威决定。[49]马歇尔对中国的战略的形成主要根据他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以及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的报告。马格鲁德认为美国的租借物资在数量上远远不足以影响军事形势，因而具有更多的政治意义。他建议将租借物资作为要求蒋介石接受美国政策和战略的手段。所以马歇尔授权史迪威在和蒋介石打交道时利用租借物资的管理权。[50]
史迪威在1942年7月2日备忘录中说明其自身地位与权限之后，蒋介石有意冷落史迪威，不再接见他，并对其报告和建议，只是交给有关机构研究而不直接批复。史迪威对此非常不满。因此报告马歇尔，建议采取严厉措施，促使蒋介石同意其对中国军队的改革计划，并准备反攻缅甸。[51]他在报告中要求美国陆军部根据他的意见拟定电报，并要求蒋介石接受这些意见。他指出，只有蒋介石接受这些意见，美国代表团才能完成任务；而国民党也不可能与日本单独媾和，因为这意味着自杀。如果中国拒绝，美国将不再援助中国，人员和物资转用于其他战区。史迪威认为当时利用中国已有的资源就能建立起一支有效的作战部队。这是美国军事代表团被“邀请”来华的目的。[52]史迪威的要求表明他本人对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明确的认识。在马歇尔替美国陆军部制定的交给史迪威的正式命令中已经明确指出史迪威的身份是“美国军事代表” ，而不仅仅是代表美国出席在重庆举行的盟国军事会议的美国代表。从时间上考察，美国军事代表团也不是中国邀请前来的。蒋介石只是邀请“罗总统遴选其亲信之高级将领为参谋长” ，[53]并没有邀请美国军事代表团。而且他要求的所有美国在华军官包括美军在华代表必须受中国战区参谋长节制这一点没有被美国接受可以看出，美国军事代表团是美国主动派出的，主要任务是来华执行美国的战略。蒋介石的邀请只是给美国军事代表增加了一项任务，并没有改变其性质和主要任务。
史迪威危机爆发时，恰好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开始其对中国的第二次访问。罗斯福来电表示居里来华的目的是与蒋介石交流意见，解释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支援埃及英军的必要性和美国对华政策，消除蒋介石以为美国认为中国战区无足轻重的疑虑。[54]但由于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矛盾的突然加剧，居里抵华后，如何缓解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促使两人和解成为他将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史迪威的职责和反攻计划，以及租借物资分配的战略问题成为居里与蒋介石讨论的重点问题。
居里在多次会谈中解释了史迪威的职务，以及为史迪威在缅甸战役中与蒋介石发生的矛盾进行了辩解，并介绍了史迪威制定的“三路反攻”战略计划。居里解释由于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并没有将罗斯福总统说明史迪威地位与责任的电报转交给蒋介石，因此造成了对史迪威职务的误会，[55]并且指出即使将史迪威调回美国，他的继任者身份和权力并不会发生变化。经过居里的调节和解释，蒋介石不再坚持由美国将史迪威召回，也不再要求调整史迪威的身份和地位，只是要求史迪威调整态度。这是因为在与居里的会谈中，蒋介石获悉如果史迪威的反攻计划得到美国批准后，将满足蒋介石提出的三点要求的大部分内容；而且史迪威本人与马歇尔关系亲密，中国要求美国调回史迪威将影响马歇尔对待中国的态度。
居里在1942年7月和8月与蒋介石的一系列会谈，基本上达到了他此行的目的，促进了中美之间的合作。蒋介石表示“中国始终认贵国为最可靠之生死患难之友，故一切皆以美国之马首是瞻，不但余自身对美国寄以无限之信托，且始终引导我中国国民，一致对美国坚定其盟谊与信托” 。[56]居里也成功的缓解了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紧张关系，促使蒋介石默认了由史迪威决定何时何地将租借物资移交给中国。[57]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居里访华并没有取得满意的成果。蒋介石仍然表示出对英国的敌意和不信任，而在反攻问题上，蒋介石坚持前线飞机500架和每月5000吨的运输量，并没有同意立即反攻。
蒋介石表示“中国决不参加美国不愿签字之任何国际协定，惟美国参加之协定，中国始愿为签字国。简言之，此即为中国之外交政策” ，[58]但仍提出要求美国修正先德后日战略的两份备忘录，要求美国转移战略重心。[59]实际上，蒋介石要求的重点在于维持中国每月5000吨的空运量。然而，居里此次任务只是沟通意见，并不能作出任何决定。而且居里所作出的对美国政策和战略的预测只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能代表美国政府。居里返回美国后，曾建议美国召回史迪威，但遭到马歇尔和史汀生的反对。[60]虽然第一次史迪威危机就此结束，然而由于史迪威的身份地位并没有任何变化，美国的战略也没有根本的变化，中美之间分歧的平息只是暂时的。
总结全文可以看出，第一次史迪威危机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结盟的背景下发生的。危机的爆发固然有史迪威个人的因素，即史迪威在缅甸战役中的表现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但这不是危机的根本原因。作为美国在华的军事代表而不是蒋介石所要求的“参谋长” ，史迪威是美国战略的执行者，他与蒋介石之间矛盾的激化根本原因在于中美两国在军事战略上的分歧。中国战区的设立，和以史迪威为首的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华表面上是中美军事合作进一步加深的象征，但实际上却标志着中美战略分歧的加剧。美国政府主动派遣美国军事代表团，试图以此来影响甚至控制中国的战略决策，使中国服从美国的军事战略。这种政策下，美国军方采取了由美国军事代表控制租借物资的措施。租借物资的控制权问题成为引发危机直接原因。经过居里的调停之后，蒋介石暂时缓解了与史迪威的矛盾，但由于美国并没有进行战略调整，两人的关系只能在中美战略的合作与分歧中继续发展。
（原载《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1期）
【注释】
[1]目前涉及到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有陶文钊：《中国战场，缅甸战役与盟军战略的转变——写于太平洋战争爆发50周年前夕》，《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方士凤：《盟国在防守缅甸战役中的合作与矛盾》，《民国档案》1992年第2期；黄道炫：《缅甸战役蒋介石、史迪威的失败责任》，《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2期；相关的著作则有：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时广东、冀伯祥：《中国远征军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徐康明：《中国远征军战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美）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林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田玄：《铁血远征：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韩永利：《战时美国大战略与中国抗日战场（1941-1945）》，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胡德坤、韩永利：《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2]（1）《蒋委员长自重庆致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接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职并望美、英即派代表以便组织联合作战计划参谋部电》，1942年1月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三），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98页。（2）《蒋委员长自重庆致外交部长宋子文告以中国战区如组织联军司令部所属之参谋部务请罗斯福总统遴选其亲信之高级将领为参谋长电》，1942年1月4日，《战时外交》（三），第99页。
[3]（1）波格：《马歇尔传》，黄友义、从国玲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336-337页。（2）在1942年1月1日，马歇尔曾经询问过史迪威是否愿意去中国。史迪威并不愿意接受前往中国的任务，他向马歇尔推荐了德鲁姆中将担任这个使命。Joseph Warren Stilwell , The Stilwell Papers, arr. and ed. by Theodore H. White, New York : 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 Inc . , 1948 . p. 19.
[4]Memo and Annex 1 , Drum for Stimson and Marshall , 8 Jan 42 , sub: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Conception of U.S. Effort to Assist China , in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 Washington ; Offi 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 Dept. of the Army , 1953, p 67-68.
[5]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 p 68.
[6]Henry L. Stimson & McGeorge Bundy :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 War , New York , Harper & Brothers , 1948, p 528.
[7]以往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德鲁姆认为马歇尔关于中国的战略过分消极，因此不愿意接受使华的任务。但在1942年1月15日德鲁姆给史汀生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德鲁姆仍然在争取史汀生的支持。可见，德鲁姆最终没能使华的原因在于马歇尔的反对。（1）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22页。该书将德鲁姆译为“段澜”。（2）时广东、冀伯祥：《中国远征军史》，第47页。（3）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 p. 70.
[8]《中国外长宋子文致美国陆军部次长麦考莱函》，1942年1月6日，华盛顿，郭荣赵编译：《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上册，台湾：中国研究中心，1978年，第58页。
[9]Michael Baru Kublin : The Role of China in American Military Strategy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Fall of 1944 , Thesis (Ph.D.)--New York University , 1981, p 36.
[10]《蒋委员长致宋子文养电》，1942年1月22日，重庆，《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上册，第59页。
[11]（1）《陆军部长史汀生致中国外长宋子文函》，1942年1月29日，华盛顿。（2）《中国外长宋子文致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函》，1942年1月30日，华盛顿，《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上册，第59-60页。
[12]台湾学者梁敬錞认为，宋子文擅自对美国军事代表职权地位进行解释，是造成史迪威事件的主要原因。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27页。
[13]（1）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汪溪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320页。（2）J. W. Stilwell , Memo , Stilwell for Marshall , 31 Jan 42 . History of CBI , Sec . III , App . III , Item 23 , 24 , in Charles F. Romanus ,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 p. 75.
[14]Hans J. van de Ven : 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 1925-1945, New York , RoutledgeCurzon , 2003 p.26 .（删掉Lundon）
[15]（1）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 Stilwell’s Personal File : China, Burma, India, 1942-1944 . Wilmington, Del. :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76 , pp.208.（2）Ltr, Marshall to Stilwell , 2 Feb 42 , sub: Instructions as U.S. Army Representative to China , in Charles F. Romanus ,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 p.74.
[16]《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听其报告来华所负之任务及美方对印、缅军事部署之一般情况谈话记录》，1942年3月6日，《战时外交》（三），第561-563页。
[17]《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报告史迪威任中国战区盟军总部参谋长将到渝电》，1942年2月1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作战经过》（三），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221页。
[18]倪乐雄：《再论中国远征军成败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影响——兼从制空权的角度分析缅甸战局》，《军事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19]Joseph Warren Stilwell , The Stilwell Papers , p 50.
[20]戴安澜：《安澜遗集》，出版者、出版地不详，1942年，第158-159页。
[21]（1）《蒋委员长欢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宴叙后与其谈话记录》，1942年3月9日，《作战经过》（三），第225页。（2）《蒋委员长接见中国战区盟军总部参谋长史迪威谈话记录》，1942年3月10日，《作战经过》（三），第240-241页。
[22]（1）蒋介石1942年3月13日下令第5军未入缅部队暂缓开拔。虽然前方最终并没有收到这项命令，但第22师和96师在芒市等待运输车辆，事实上等于暂缓开拔。《中英联合军作战部署的变化》，1942年9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02页。（2）第5军第96师在第22师之后，在3月18日由芒市出发，23日到达腊戍。余韶：《挫辱而归的第一次远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205页。
[23]这时在同古的只有第5军的第200师，而英军不仅缺乏丛林作战的装备和训练，而且经过前一阶段的作战，人员装备损失很大，由于缅甸与印度之间的交通原因短期内无法补充。William Joseph Slim , Defeat Into Victory , London , Cassell and Company Ltd. , 1956 , p 29.
[24]《蒋委员长欢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宴叙后与其谈话记录》，1942年3月9日，《作战经过》（三），第225页。（2）《蒋委员长接见中国战区盟军总部参谋长史迪威谈话记录》，1942年3月11日，《作战经过》（三），第252页。
[25]《蒋委员长自重庆致外交部长宋子文嘱转达罗斯福总统切嘱丘吉尔首相下令在缅英军皆归史迪威统一指挥电》，1942年3月9日，《作战经过》（三），第121页。
[26]（1）《蒋委员长自重庆致外交部长宋子文嘱洽商美当局由美、中、澳在华盛顿组织太平洋军事会议以决
定太平洋作战之实施及反攻计划电》，1942年3月16日，《战时外交》（三），第124页。（2）《蒋委员长致驻英大使顾维钧指示对划分战区置答准则电》，1942年3月17日，《战时外交》（三），第253页。
[27]《美国总统罗斯福授予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关于缅甸作战之训令》，1942年3月13日，《战时外交》（三），第575页。
[28]《罗斯福总统致前海军人员》，1942年3月20日，丘吉尔：《二战回忆录》，第四卷《命运的关键》，上部，原北京编译社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60页。
[29]《蒋委员长接见中国战区盟军总部参谋长史迪威谈话记录》，1942年3月20日，《战时外交》（三），第581页。
[30]《杜聿明复蒋介石电》，1942年3月25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408页。
[3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2、83、158页。
[32]（1）《蒋委员长接见中国战区盟军总部参谋长史迪威谈话记录》，1942年4月1日，《作战经过》（三），第271—274页。（2）Joseph Warren Stilwell,The Stilwell Papers, p77-80.
[33]（1）《蒋委员长接见中国战区盟军总部参谋长史迪威谈话记录》，1942年4月2日，下午4点30分，《作战经过》（三），第274页。（2）《蒋委员长于4月7日正午12时30分在梅谋宴史迪威将军》，《作战经过》（三），第290页。
[34]《蒋委员长接见中国战区盟军总部参谋长史迪威谈话记录》，1942年4月1日，《作战经过》（三），第272页。
[35]《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居里先生续商史迪威将军事及两重地位个别职务之划分问题谈话记录》，1942年7月3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第672页。
[36]1942年3月18日，日军第5航空师团得到了第7和第12航空旅团的增援，实力达到420架飞机。日军第33师团的第213联队以及一个山炮联队从泰国经海路稍后抵达仰光。第56师团从日本出发，25日抵达仰光。日军第18师团于4月7日抵达。4月上旬日军还获得了第1和第14坦克联队，两个重炮联队，两个独立工兵联队，连同反坦克、防空、信号和通讯单位的增援。S. Woodburn Kirby , The War Against Japan , II , Published by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 ce , London , 1958, p 145-146.
[37]余韶：《挫辱而归的第一次远征》，《远征印缅作战》，第215-216页。
[38]（1）William Joseph Slim , Defeat Into Victory , pp 75.（2）Joseph Warren Stilwell , The Stilwell Papers, p 89.
[39]《蒋委员长接见中国战区盟军总部参谋长史迪威谈话记录》，1942年6月4日，《作战经过》（三），第322-325页。
[40]《蒋委员长在重庆致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并转外交部长宋子文告知中国战区至今未有任何组织与筹备进行及史迪威不重视组织等情形电》，1942年6月18日，《战时外交》（三），第603页。
[41]《美国遣华军事顾问团团长马格鲁德致蒋夫人转陈史迪威参谋长来电报告其已前赴印度备忘录（译文）》，1942年5月7日，《战时外交》（三），第592页。
[42]《蒋委员长自重庆致外交部长宋子文告知与史迪威参谋长商议各事之内容及此时不宜表示对史个人之感想电》，1942年6月15日，《战时外交》（三），第601-602页。
[43]（1）《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商谈关于组织中国战区参谋本部及拟具中国战区整个作战计划等问题谈话记录》，1942年6月24日，《战时外交》（三），第604-608页。（2）Joseph Warren Stilwell,The Stilwell Papers,p 117.
[44]《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史迪威讨论关于在印之重轰炸机被抽调至埃及A29式轻轰炸机改道赴埃等事谈话记录》，1942年6月26日，《战时外交》（三），第166-169页。
[45]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97-198页。
[46]《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史迪威嘱其将保持中国战区最低限度之需要三项编入中国战区军事活动总计划中谈话记录》，1942年6月29日，《战时外交》（三），第173页。
[47]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68页。
[48]《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自重庆上蒋委员长陈述其个人所处之地位与职掌备忘录（译文）》，1942年7月2日，《战时外交》（三），第608-609页。
[49]《呈驻中印缅战区美军统帅（史迪威）备忘录》，1942年6月9日，重庆，《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上册，第111页。
[50]William Georgr Grieve : Belated Endeavor : 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 (Ammisca) , 1941-1942 , Ann Arbor , Mich. : UMI , 1979 , p.192.
[51]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84页。
[52]Stilwell : For The Eyes of General Marshall Alone , 转引自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102-106页。
[53]《蒋委员长自重庆致外交部长宋子文告以中国战区如组织联军司令部所属之参谋部务请罗斯福总统遴选其亲信之高级将领为参谋长电》，1942年1月4日，《战时外交》（三），第99页。
[54]《美国总统罗斯福自华盛顿致蒋委员长说明居里先生再度来华之用意及从战略形势之观察解释对中国战区并无轻视之意函（译文）》，1942年7月4日，《战时外交》（一），第627-628页。
[55]《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居里先生讨论史迪威将军之地位与责任问题谈话记录》，1942年7月25日，《战时外交》（一），第644页。
[56]《蒋委员长自重庆致居里先生请转陈罗斯福总统修正先德后日之战略及请其维持前线飞机五百架与每月空运量五千吨备忘录 》，1942年7月30日，《战时外交》（一），第675-676页。
[57]居里在8月5日提出“此项紧急空运器材系送交印度美国供应局，由史迪威将军决定何时何地送交中国，并转移其所有权。盖此项器材，虽规定备中国之用，其所有权之转移，尚须另经手续也。”蒋介石对此并没有表示反对。《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居里先生讨论每月三千五百吨紧急空运军事器材问题谈话记录》，1942年8月5日，《战时外交》（一），第710页。
[58]《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居里先生讨论改善中英关系问题谈话记录》，1942年8月4日，《战时外交》（一），第699页。
[59]（1）《蒋委员长自重庆致居里先生请转陈罗斯福总统修正先德后日之战略及请维持前线飞机五百架与每月空运量五千吨备忘录》，1942年7月30日，《战时外交》（一），第673页。（2）《蒋委员长自重庆致居里先生对盟国先德后日之战略提供修正意见备忘录》，1942年8月6日，《战时外交》（一），第711页。
[60]（1）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2）在10月6日递交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马歇尔认为中英双方都不同意由对方来领导，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由美国人来领导，而这名美国人必须是一个作战指挥官而不是谈判者或者后勤军官。他认为解除史迪威的任务将影响美国在缅甸的军事目标的实现。George Catlett Marshall :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 Situation relative to General Stilwell , October 6 , 1942 , 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 Vol. 3 , p 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