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末横滨开港与锁港之争
日本幕末横滨开港与锁港之争
张晓刚
1853年和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领“黑船”舰队两次造访日本，迫使幕府当局签订《美日和亲条约》 ，日本由此“开国”[1]； 1855 年，纽约商人出身的哈里斯受命出任美国首任驻日本总领事，他则从培里缔约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与幕府当局签订《美日友好通商条约》 ，日本据此“开港” 。[2]1859年7月1日，日本近代最早的“开港场”之一——横滨正式开港。然而，日本从幕末开国大约10年左右，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尊王攘夷之风愈演愈烈；对外政策则处于开国抑或攘夷的摇摆中，横滨锁港与否遂成为内政外交的焦点。直至1865年朝廷批准条约，最终使开港不可逆转。
在日本通史或近代史的著作中，举凡涉及近代日本开港问题，均会提到横滨。究其原委，皆因在日本开港与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中，横滨极具代表性。至于在横滨开港过程中的若干细节，如从“安政条约”明文规定神奈川开港，后来却改为横滨，以及横滨开港之后又经历了锁港谈判等问题，则往往语焉不详。而国内的《世界史》教程中通常作如下表述：“在美国的武力胁迫下，幕府接受了开港要求，于1854年3月在神奈川（今横滨）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 。 ”[3]遂造成我国学界多把神奈川和横滨视为一个港口。事实上，近代的横滨和神奈川是两个不同的地方。笔者通过对横滨开港之缘起的翔实考证，纠正了国内学界长期以来对《安政条约》中规定神奈川开港问题的误读。另外，通过对横滨经交涉、谈判而签约开港，攘夷运动蜂起从而导致幕府派遣使节团访法谈判锁港问题，以及“4国舰队”开赴濑户内海逼迫京都朝廷宣布敕令批准“安政条约”生效等一系列事件的考察研究，还原了横滨从开港到锁港，复又开港的来龙去脉，并对近代日本从锁国到开国等问题提出一些浅见。希望能对读者了解日本开港与早期现代化问题提供些微有价值的参考，同时期冀专家、同仁亦能提出中肯的批评。
一、美日交涉与横滨开港
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领“黑船”舰队再次来日，在横滨“应接所”缔结了《美日和亲条约》 。该条约是日本近代对外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这样，幕府以固守“祖法”而一直坚持的锁国政策走向瓦解。而条约确认在下田设置美国领事馆，为日后哈里斯赴日谈判，签订通商条约埋下伏笔。
当时幕府再次任命堀田正睦为老中，与阿部正弘共同主政，而外交工作专门由堀田担任。阿部23岁时即破例就任老中，并以其杰出的才识应付时局，在人才任用方面也显示了某种程度的开明性。堀田是被称为有兰僻的喜爱西洋文物的开国论者，1841年晋为老中，参与天保改革，后来辞职。他再度出山后， “擢用了具有外交才能的岩濑忠震、水野忠德等年轻俊才，为来日的对外交涉作了准备工作。 ”[4]1855年，美国纽约商人出身的哈里斯被派往日本担当首任驻日总领事。与培里相比，他对日本幕府采取相对温和、协调的态度，但是， “哈里斯的对日交涉说到底还是以军事实力为背景的炮舰外交。 ”[5]起初，负责接待的地方官吏对哈里斯的招待略显怠慢，直到下田奉行井上清直造访后才改变了这一状况。 “以前尽买来一些奇怪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代用品，而这次却带来了真正的鹿肉和野猪肉。……与以前的待遇相比，他的餐桌上现在摆满了一年四季的应时水果。 ”[6]日方开始满足哈里斯生活上的要求。但对日交涉则异常艰辛。 “他只是靠了乐观的坚韧精神、坦率和机警，才慢慢地、好不容易地达成了他奉使的两项目标：在江户呈递国书，和商谈一项广泛的商约。 ”[7]
哈里斯到任的第二年阿部病故，此后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堀田内阁。1857 年11 月，哈里斯终于获准到江户谒见第 13 代将军德川家定，向他递交了美国总统的信函。在晋见将军时，幕府官吏都匍匐在将军面前，惟有哈里斯一人站着，行鞠躬礼。 “哈里斯所受的礼遇正是日本政府政治嗅觉比较敏锐以及这位纽约商人外交手腕比较高明的标志。 ”[8]数日之后，哈里斯与首席老中堀田正睦会见，其间作了两个多小时的发言。哈里斯向日方解释，美国在努力帮助日本加入文明国家的行列，以使其成为发达国家中的一员。[9]他进而表白： “美国与欧洲各国不同，从不奢望得到东方领土，美国亦未曾以诉诸武力的方式擢取别国领土，因此，日本应该与奉行‘友好、和平’政策的美国代表缔结条约，方为贤明之策。 ”[10]尽管美国对外政策与英法等国有所不同，但哈里斯侈谈美国的“和平、友好”显然违背事实。1846—1848年，美国挑起侵墨战争，夺得包括现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内华达、新墨西哥等洲的辽阔领土。不过，哈里斯的“著名演说”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幕府开始考虑缔结商约问题。当然， “哈里斯主张依靠自由贸易原则，适当课以关税，从而实现富国强兵，与主张推动幕府开国外交的大小目付看法一致，值得关注。而且，这种意见亦是堀田所支持的”[11] 。在其后的外交会见中，哈里斯提出了条约的主要条款： （1）在双方首都互设公使； （2）进一步开放其它港口； （3）对进口商品课税； （4）禁止进口鸦片； （5）无政府官员介入下的两国人民贸易。 （6）条约缔结15年后两国政府在一方要求下可以修改。[12]鉴于幕府中许多官员不赞同开港以及日方的拖延战术，哈里斯声称： “各国竞相向日本派遣强大的舰队，是为要求其开国。日本或者屈服，或者必须品尝战争的苦果。即使不发生战争，日本也一定会不断地受到外国强大舰队来日的威胁。 ” [13]于是，堀田与哈里斯商议，任命井上清直与岩漱忠震为幕府对美谈判的全权代表。此时，井伊直弼已经出任幕府大老，他深知日本无论如何抵御不了美国的攻势，因而必须缔结条约并开港通商，于是上京向朝廷陈述利害，以求批准签约。然而朝廷方面顽固地不予同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井伊自作主张，派井上与岩濑两位代表于1858年7月29日在停泊于神奈川冲的美国军舰波哈坦号上，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 。随后，英法俄荷诸国接踵而至，纷纷签订类似商约，是为“安政五国条约” 。近代日本由此走向开港。
条约生效的第二年，即1859年7月1日 ，日本近代最早的“开港场” ——横滨、长崎、箱馆三港正式开埠。这三港之中，长崎在锁国时期就是日本对外交流的窗口，箱馆也已经在“和亲条约”中与下田同时作为补给港或者避难港登场亮相，只有横滨港完全是新面孔。横滨由培里第二次访日的“应接所”而最初走上世界历史舞台，在这个意义上，亦可以认为开港是横滨“近世的终止符与近代的始发站。 ”[14]开港前，横滨还仅是个几十户人家的渔农村庄。 1827年的《新编武藏风土记稿》中对横滨村有如下描述： “横滨村民户八十七，东北依偎海岸，西为洲干之港，南邻中村、北方二村，东西十町，也有十七八町之处。南北亦有十八町左右。水田少旱田多，故多靠降雨耕种。 ”[15]横滨村的位置处于现在的横滨市以中区本町通为中心的一带，即所谓“关内” 。从前这一带都是浅海，只有横滨村附近位于细长的沙洲之上。关内地区只是自古以来的一小块陆地，经年累月，由大冈川冲刷下来的沙土和因季风作用被海浪推到岸边的沙子，不断地堆集起来，形成沙丘。[16]海水伸入沙丘的深处，形成吊钟形。它“似乎要隔断江户湾与吉田新田之间的联系，坐落在横向突出的细长的沙洲上。村名亦是根据那种地形上的原因所命名的”[17]。横滨村民在接近幕末时期开始断续地填海造地，此即后来的横滨新田。
起初幕府打算把神奈川设为开港地，但在实地调查中发现那并非最佳选择。当时担任幕府军舰操练所翻译的佐藤与之助提议把横滨村设为开港地，得到幕府赞同，遂立即确定横滨为开港地，以利实行“隔离政策” 。[18]在决定横滨开港的过程中，幕府全权代表岩濑忠震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岩濑最关心的问题是： “通过开放横滨，将其与江户连接在一起，幕府就掌握了把全国货物通过江户输出国外，并把外国输入商品以江户为中心配送到全国的流通主导权，一举把江户建成全国的商品流动中心，以此为基础，推进中兴幕府的大业。 ”[19]石井孝先生评价道： “岩濑接受外国开港的要求，并将其作为使幕府中兴的机会，确实可以称为幕府内部独树一帜的积极精神。 ”[20]对于通商条约中所规定的开港地神奈川，幕府代表作了扩大性的解释，称横滨在神奈川辖区之内，理应在开港之列，决定将“外国人居留地”设在“由神奈川直行4公里（如果加上翻山越岭大约有7公里）的横滨” 。[21]于是，幕府在横滨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横滨位于日本东部海岸线的中部，背后依托江户，附近有盛产蚕丝和茶叶的地区，这是外国贸易商人选择横滨的重要原因。换言之，如果横滨不具备开港条件，即便幕府再做努力而外国贸易商拒绝入住，横滨设港也是枉然。或者说多种原因促成了横滨开港，其中包括幕府大量的准备工作和外商的态度。于是，在幕末开港时期形成一个独特现象，就是人口稀少、条件最差的横滨开港后，城市建设、对外贸易高速发展，在短时期内将其他开港场远远甩在后面，可谓创造了“横滨速度” 。在横滨建港的过程中，有许多侨居中国上海等地的外国贸易商为了追逐商业利润而移居到横滨，大批中国人也随同而至。由于幕府当局实行奖励政策，日本国内人口也开始向横滨迁徙，横滨人口激增，并作为新兴的港口城市出现在太平洋西岸。
二、横滨锁港问题的提起
日本开港后，幕府当局在距离江户较近的横滨，辟地供外国人居住，从而形成日本最大的“外国人居留地” 。 [22]这里虽然避开了东海道，但是因为距离江户很近，所以从开港之初就与外国人不断发生各种问题。[23]“洋夷”入住江户、横滨，极大地刺激了尊王攘夷派下级武士，于是在横滨与江户两地经常发生袭击外国人的暴力事件。
当时许多日本志士吟咏着： “宝刀难染洋夷血” ， “此心偏欲扫戎夷”的诗句；有的还声称： “而今不议论尊攘者是为国家的奸贼，夷狄的丑奴。 ”[24]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在上呈给将军家庆的意见书中陈述到夷狄广泛传播邪宗门（基督教） ，迷惑了神国日本的人心，依靠贸易骗取神国财富，使人民疲弊，最后以兵力夺取国家。代表了攘夷论者强硬的排外思想。 “事实上， 1866年在关东西部爆发的五州大一揆中，参加者合计约10万名，数百户房屋被捣毁。而卷入其中的人们大都对横滨（商人）厌恶不已，视之如同仇敌。而且，他们也考虑到横滨开港导致物价上涨的因素，发起以横滨为目标的打击行动。可以说其中包含着浪士们的攘夷行动和农民反对横滨贸易商人的‘一揆’等双重关系。 ”[25]这些行动客观反映了幕末时期横滨周边地区居民生活的贫困化和对时局感到不安的危机意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幕府对地方的统治已经陷入混乱。此一时期，流传着浪人武士将要侵入横滨居留地，焚烧运上所，杀害居留民的消息。横滨居留地的日本人街市的批发商以及周边村民的过半都逃到较远的地方去避难。而且，远在江户的市街地也有很多人转让了家财而退避到乡下。[26]虽然最终没有发生冲击居留地的行动，但是给横滨的外国人造成很大混乱。
日本朝野针对开国还是攘夷的议题早已进行了不休的论争。然而，幕府中的意见始终难以统一，又顾忌到京都朝廷的存在，对外政策始终难下决断。这充分暴露了幕府当局首鼠两端的性格。[27]在京都朝廷的压力下，幕府面临着横滨开港或锁港的抉择。列强认为攘夷有两重目的，其一，使天皇回归往昔的地位，同时使大君（幕府将军）退居到诸大名行列；其二，将“夷狄”从神圣的日本国土上驱逐出去。而幕府方面则希望使出一切手段镇压国内的敌人，并利用武士浪人要袭击神奈川的传闻，意欲把横滨的外国人像以往住在长崎的荷兰人一样集中起来，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居住与活动。[28]然而，当时幕府已经难以控制时局的发展，朝廷方面的势力则呈现上升趋势。愈演愈烈的攘夷论在开港后一变而为废约攘夷论和锁港论，再变而为部分锁港论，即横滨锁港论。这是因为攘夷论者将横滨视为日本的门户，以锁港作为攘夷的手段。
1863年6月，幕府命令松代藩主真田幸教、岸和田藩主冈部长宽、佐仓藩主堀田正伦对神奈川实施警备；以老中小笠原长行的名义通告横滨、长崎、箱馆三港锁港，并让驻留外国人撤离。[29]翌日，朝廷规定的“攘夷日”如期到来，攘夷派的急先锋长州藩对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施以炮击。英国舰队开始在横滨集结，英国公使以船上人员健康问题为由，向幕府施压以借用陆上驻军用地。幕府在列强炮舰政策的逼迫之下，无法回绝这一过分要求，只好把横滨山手英国领事馆附近一带作为临时驻军地点。英、法两国军队由此进驻横滨。[30]1864年8月，英、法、荷、美四国联合舰队开始攻击长州藩。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战役以长州藩惨败而告结束。于是，以谈判解决外交问题又提上幕府议事日程。
1862年，以竹内保德为首的遣欧使节团与各国达成延期五年开放两港（兵库、新泻）两市（江户、大阪）的协议。日方对各国也做出许多让步。比如：伦敦备忘录中写明减免英国的毛织品、棉织品等对日出口税额；巴黎备忘录则约定减免法国酒类、化妆品等对日出口税额。[31]1864年2月，幕府专门为横滨锁港谈判派出了第三次谴欧使节团。在正式出使前，幕府与列强于1863年10月在军舰操练所进行了横滨锁港谈判。日方代表首先与曾经有旧交的荷兰公使和美国公使进行谈判。日方提出： “横滨辟为开港地后，贸易持续发展乃至国事日非，贸易亦因此而产生障碍，国家之交往遭到破坏。国交是为基石，贸易不过是国交的附属品……，如欲长期保持国交，唯关闭横滨而别无良策。 ”[32]日方除了陈述这些理由外，还列举日本人避讳外国人是由于物价暴涨，人民日益穷困等原因。日方代表所言都是事实，自横滨开港以来，因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各地发生许多“一揆骚动”抗争事件，造成社会动乱。[33]但是，指望列强为了维持邦交而牺牲商业利益，中断开港贸易，则无疑是与虎谋皮。前来协商的美、荷两国公使婉言回绝了日方请求，甚至不给日方再次发言的机会，匆匆离开会场。
使节团临行前，英国代理公使尼尔也在与幕府委员的会谈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日方陈述道： “日本人对外国人的厌恶感皆因开港而生，幕府无力加以制止，因而欲关闭横滨而仅以长崎和箱馆为开港地；培里所签条约非永久之约，乃一时试验之约，经试验而效果不佳，日方则打算再次将其关闭[34]……江户一带暗杀外国人的事件层出不穷，横滨并非外国人的安全之地，本国人心逐日动摇，几近爆发动乱，若要稳定，惟有锁港之一途；日本政府打算向各国派遣特使，说明内地的情况。英方表示对日方意见一件也不能予以满足，此种谈判毫无意义；如果贸易被停止，大君政府有不当行为，英方将不等本国训令到达与否而采取相应的行动……。 ”[35]英国政府反对横滨锁港态度之坚决由此可见一斑。
三、幕府使节出访与锁港交涉
幕末时期，法国与幕府当局保持着“特殊的关系” 。法国公使见幕府代表遭到美、荷等国冷遇，遂建议幕府派遣特使出访法国。当时发生了法国士官在横滨郊外遭暗杀和法舰在下关海峡遭炮击事件。幕府担心政局失控，最后决定任命筑后守池田长发为横滨锁港使的正使，副使为伊豆守佑邦，监察为相模守河田，另有组头田边太一、西成度、益田孝、矢野二郎、盐田三郎、尺振八、三宅秀等共计34人。[36]1864年2月6日，池田一行离开横滨，前往欧洲。
使节团出发不久，将军家茂也奉朝廷之命前往京都。这一前一后的出行，可谓意味深长。原大老井伊直弼时代的幕府，居江户而向京都发号施令，行使政治大权，而自井伊内阁垮台后，主客易位，江户转而听从京都号令以保存德川幕府风雨飘摇的政权。幕府此次派遣使节团出使欧洲，只是做出遵从朝廷旨意的姿态，并将其作为将军上京时向朝廷敬献的见面礼。然而，幕府只有心存侥幸。 “万一谈判顺利，锁港成功，当然可以证实幕府尊王之诚心以及奉旨攘夷并付诸行动。即便最终无功而返， （使节）历访诸国交涉谈判亦需三、四年光景，这期间（国内）人心亦将趋于安定。 ”[37]这便是幕府的如意算盘。
这种“权宜之计”对法国来说，为受害的法国人而派遣谢罪使，可以博取拿破仑三世的欢心；对京都而言，做出派遣锁港使节的姿态，能够取悦京都（朝廷）与尊王攘夷派。然而，“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对内对外皆失去威信，且由此走向自取灭亡之途”[38]。幕府以此种方式作为应付京都方面不断督促锁港攘夷的“防御策” 。 “表面上使节团是举行横滨锁港谈判，借以平息国内气势汹汹的尊王攘夷风潮，而实际上此行的目的是对杀害法国士官的谢罪和缔结日法同盟，从而依靠法国的援助，维护幕府统治。 ”[39]
池田使节团一行到了上海，遇到再次赴日的英国公使阿礼国。阿礼国见此情景大为吃惊，告诫日本使节：你们如与英国政府展开这种谈判，英国必定认为是以此来挑战，这不是永久保持两国和亲的正当途径。……日本和支那一样，是民智未开之国，政府乃人民的领导者，国内如有不服从者，可以刑罚加以弹压。然而，如今出现几个“异论者”就立即改变政策，这样一旦关闭已经开埠之港，反对者便会日益嚣张，乃至最后难以控制。我现在将去日本协助政府“镇抚”不逞之徒。[40]池田等虽然进行一些分辨，但是无法招架气势汹汹的英国公使。另外，池田一行滞留上海期间， “在看到此开港地方的繁荣景象后，自感再去谈论闭关自守等方面实难以启齿，似乎感到完成使命已是困难重重”[41]。
幕府使节一行到了巴黎，觐见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然后向外务大臣路易斯陈述了杀害法国士官的谢罪词，并赔偿被害人家属12万法郎的抚恤金。双方在谈到万一幕府讨伐萨长两藩时，商定由法国供给军舰、武器、弹药等，根据情况也提供兵力支援。在谈到横滨锁港问题时，路易斯不仅没有答应，反而建议莫如把横滨等三港开放为自由港，谈判陷入僵局。[42]当时，法皇拿破仑三世亦有向远东扩张势力范围之意，因而很想结交并扶助德川幕府。与阿礼国不同，他接待池田一行并没有采用胁迫手段，而是在谈笑之间就促使日方使节就范。
当时的幕府政治总裁松平大和守是锁港论的坚持者。他取得京都朝廷的信任，成为政治总裁，势力逐渐增大，并于1864年接受“横滨锁港御委任” ，负责锁港事宜。消息传到巴黎，池田一行愕然，他们认为松平一定会主张极端的锁港论。幕府使节一行陷入腹背受敌的窘境。 “前面有反对开港延期甚而意欲使开港提前的英法强国，后面有松平大和守，若坚持极端锁港论，使节就将面临万事皆非的处境。……与其这样玷污使节的颜面，当然也将本国政府的丑态暴露于各国之间，莫如尽早回国，将欧洲各国的形势反映给京绅之间，以使有机会向朝廷上奏，从而决定推行开国进取的国策。 ”[43]
1864年6月，幕府使节与法国政府缔结了《巴黎条约》 ，内容大抵如下：法国外务执政路易斯与大君使节池田筑后守长发、河津伊豆守佑邦等决定签署如下几条： “第一条： ……大君使节回到日本三个月后，决定日本政府向在留江户的法国皇帝的公使交付墨西哥银14万元，作为长州藩炮击法国军舰的补偿。但其中10万元应该由政府自己缴付，其余4万由长州藩交付。第二条：大君使节回到日本后，日本政府应在三个月之内确定解除对欲通过下关海峡的法国船只的阻挠，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派出军队，并与法国海军分队指挥官协调一致，以确保船只通行无阻。第三条：为使法国与日本的贸易交流逐渐扩大，1858年10月9日两国于江户所签条约期限之间，法国商人或树立法国旗帜进口的货物，最后由大君政府批准外国贸易，并应该使用减税表。因此，在严格恪守此条约期间，茶叶、铅蜡、藤，画所用的油蓝、硫酸、煤等等货物理应在运上所免税通过；酒、酒精制品、白砂糖、铁、机器零件、麻织品、钟表、锁、玻璃、药品等物品输入日本时，运上所只收取其价格的5分税；对镜子、陶品、化妆品、肥皂、兵器、书籍、纸张等物品则只应收取6分税。第四条：上述约定可视为1858年10月9日法兰西与日本之间缔结的条约之不可侵犯的一部分，且应该不需要双方国家元首交换文书原件而直接施行。 ”[44]
幕府使节签署这一条约显得很草率，例如第二条借助法国海军力量一段，实为外交败笔。中国清政府也曾经借助外国军事力量来帮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挽救专制政权的命运，结果只能丧失更多的国家权益。 “此条约没有丝毫关于锁港的文字，只有我国向法国给予的条件。我方毫无疑义地在此条约上签字，对此，主张开国论的人也认为是无谋无策更无道理之举，何况那些将锁港攘夷视为日本唯一的治安策略之辈。 ”[45]可见，这是一次失败的出使。
1864年8月，使节一行到达横滨。消息报到江户，幕府不及问讯使节突然回国的理由，下令禁止他们上岸，转赴上海、香港或其他地方隐藏踪迹。池田无视这一训令，傲然返回江户。幕府当夜即剥夺其职务，命其隐居。公文如下：外国奉行池田筑后守：其方仪被差遣为赴外国之御使节时，共有不取计之事，不妥之至。据此，其御役（官职）被召放（解除） ，知行之内600石被召上（收回） ，隐居被仰付，蛰居可罢。[46]使节一行回朝的同时，递交了长篇报告书兼意见书，其大意如下：我等希望之处：第一，向欧洲各国差遣公使；第二，不仅与欧洲，对宇内独立之邦国皆应签署和亲条约；第三，海陆二军之方法自不待言，治国经济之道应取西洋之所长，派遣留学生潜心学习；第四，开办与西洋诸国报纸、通信联系，使彼我情报、消息相通；第五，我国民当然可以自由出国经商，且应注重彼方学问事情。[47]使节们此行并非一无所获，所提意见亦很中肯，具有积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池田出使法国时是个年仅28岁的青年， “这种情况下被任命为正使，当然是积极主张攘夷论。但是，通过对外交涉接触了西欧诸国的政治实态，在巴黎的生活中不断感受其文明之进步， 逐渐倾向于开国论。及至谈判截止时已经转变为完全的开国论者。 ”[48]
四、条约的“敕许”与开港的不可逆转
培里访日以来,直接体验到欧美诸国“外压”的幕府深知通商条约的签署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京都的朝廷因为不是外交谈判的当事者，所以没能得出这种符合当时情况的判断。孝明天皇是个排外思想极为严重的人，天皇周围的公卿大臣们也都是顽固的攘夷论者。萨摩、长州、水户等诸藩也都公开批评幕府的开国政策。使节归朝之际，锁港派最关心结果如何。然而，他们归国时，长州尊攘派久坂玄瑞引兵进入京都，蛤门之战开启。幕府则忙于征长准备，加之水户浪人异常活跃,于是，反而无暇顾及锁港问题了。最终，横滨锁港以失败而告结束。
1864年10月，美、法、荷各国公使相继劝说幕府向朝廷请求批准条约。因为欧美各国与幕府缔结条约后，已经深深意识到在贸易方面必须要有朝廷对条约的敕许才能充分展开。1865年6月,新任英国公使巴夏礼来日后，加紧推进敕许条约的要求。巴夏礼向法、荷两国公使提出如下提案：放弃三分之二的下关事件赔偿金而代之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比议定的日期提前开放大阪和兵库；二是减轻税率；三是敕许条约。[49]在英法美荷四国使臣会议上，英国提案成为四国的共同目标。为了实现以上三个条件，列强赞同实施巴夏礼的提案，将四国舰队开进濑户内海对朝廷施加压力。
1865年11月，英、法、美、荷四国再次组成联合舰队，从横滨港出发，浩浩荡荡驶入兵库海面。沿岸居民恐慌不已，京都城内也陷入惶恐不安之中。在万分紧急的形势下，幕阁会议根据阿部正外、松前崇广两老中的意见，内定了兵库立即开港。而禁里御守卫一桥庆喜认为兵库未经许可即行开港，乃是步《安政条约》的后尘，[50]从而推翻了幕阁会议的决定。由于庆喜的内部工作，朝廷命令幕府罢免阿部、松前二老中的官职，幕府只好照章办事。由朝廷来处分幕府的官员，为前所未有，足见幕府地位日渐衰微。
在大阪城内，幕阁内部的意见分歧逐渐公开化。将军家茂向朝廷提交辞呈，自言“臣以幼弱不才之身，担征夷大任至今……上不能奉宸襟，下不能安万民；加之亦无力富国强兵，扬皇威于海外，以至玷污职守……臣家茂退隐，由庆喜续任”[51]。希望把征夷大将军职务传交给一桥庆喜，同时请求敕许条约和开放兵库港。随后，家茂踏上东归之路。该行动是与庆喜对立的幕阁派策划的，因庆喜前往伏见迎接并谏阻，将军家茂才重新返回京都二条城。1865年11月20日，在小御所的天皇面前，参加朝议的一桥庆喜、松平定敬等幕臣与朝彦亲王、晃亲王以下的廷臣之间发生了激烈争执，到次日仍无结果。于是，向在京的十几个藩的藩主进行咨询，但仍然不能做出决定。翌日（11月22日） ，朝廷终于决定敕许条约，但不允许兵库提前开港。一桥庆喜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又吓又哄地说完‘现在不敕准条约，国难就要临头’之后，关白以下各位都坚决反对，最后站起来要退席，我愤然作色： ‘鄙人虽然不肖，但也有不少人追随。对这样的国家大事漠不关心而竟然退席之事，岂能置之不理！ ’于是，关白也不得不坐下来。……‘诸公仍不答应，我只有引咎切腹自尽。我的生命不足惜，如我舍了性命，也许我的家庭要对诸位采取某种行动。请诸位有此思想准备，好自为之。 ’……不久，两个传奏人入座，交来敕准条约的钦命。 ”[52]
1865年11月24日，老中本庄宗秀在兵库向四国使臣通告： 1、条约已获得敕许； 2、兵库按规定日期开港，事情或许会比预期提前； 3、今年12月支付第三期下关赔款，以后按规定赔付； 4、承诺改订税则，立即通知水野忠精、酒井忠毗在江户商议。[53]谈判结束后，外国军队遂撤离兵库海面。这样，自1858年《安政条约》签订以来围绕批准条约展开的攘夷还是开国的政治斗争划上了休止符。 “敕许条约本身就意味着： （1）条约的缔结朝廷具有了最终的批准权； （2）过去要求幕府攘夷的朝廷现在已经公然承认开国方针。第一点在在朝幕关系上确立了朝廷的优势;第二点则表明了开国和锁国之争的终结。 ”[54]由此观之，横滨真正的开港，应该说是在条约敕许实现以后。因为朝幕意见达成一致，攘夷已成明日黄花，客观上造成横滨开港不可逆转的态势。从1859年7月横滨实验性开港，复经开港与锁港的徘徊，至1865年11月条约得到敕许，6年间，日本朝野在付出诸多代价之后，最终顺应了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历史潮流，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开港政策。
开港对横滨的历史发展而言，可谓意义重大。 “横滨开港前的现横滨市区之内，除了神奈川、保土谷、户冢等东海道三个驿站外，均为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农村……沿海村落也仅有些效益不高的渔业、盐业，除多少受些沿海（东海道）交通影响外，大都显露着落后的农村状态。 ”[55]而在开港之后， “横滨逐渐人烟稠密，尺土亦有数金之价，堪称五港之魁。据此商业之地获取巨利，富可敌公侯者不在少数，而此等人中究竟有几人能想起昔日的政治家遭遇几多艰难，其结果才促成今日之繁荣。 ”[56]横滨开港对江户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使江户作为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逐渐得以确立。
总之，日本早期现代化历程，从一开始并不顺利，但难能可贵的是一批有眼光的开明派官僚，尚能对世界发展趋势做出敏锐的判断和认识。尽管这种判断和认识离不开维护幕府封建统治的基本政治立场，但在客观上，为近代日本的进步与发展起到某种程度的积极作用。对于日本来说， “闭关的最大支柱之一，即勉强维持下来的封建经济以及它的全部上层建筑，由于开港，‘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 ’便迅速地肢解了。 ”[57]由于缔约开港，彻底打破了德川时代200余年的太平之梦，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终于到来。对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来说，中国和日本缔约开港，意味着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发展新阶段的开始。关注着欧美列强的最新动向和东北亚局势激变的马克思，曾以下述论断来阐释中日缔约开港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的互动关系： “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经完成了。 ”[58]
（原载《世界历史》2007年第1期）
【注释】
[1]“开国”在日语中是与锁国相反的概念，指打开国门与外国进行交涉；日本开国后并没有立即与外国开始通商贸易。
[2]“开港”指日本开始与外国进行（长期以来被幕府禁止的）贸易通航与通商，与中文“开埠”一词相近。
[3]刘新成、刘北成主编：《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78页。
[4]池井优：《增补日本外交史概说》，庆应通讯，1992年，第7页。
[5]伊部英男：《开国——世界中的日美关系》，MINERUBA书房，1988年，第61页。
[6]卡尔•克劳著，田坂长次郎译：《哈里斯传》，平凡社，1972年，第138页。
[7]马士：《远东国际关系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289页。
[8]马士：《远东国际关系史》（上册），第290页。
[9]丹涅特著，姚曾廙译：《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00－305页。
[10]石井孝：《日本开国史》，吉川弘文馆，1981年，第244页。
[11]石井孝：《日本开国史》，第245页。
[12]东京大学史料编撰所：《幕末外国关系文书》十八，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第320页。
[13]坂田精一译：《哈里斯日本旅居记》下卷，岩波文库，1954年，第87页。
[14]神崎彰利等著：《神奈川县的历史》，山川出版社，1996年，第5页。
[15]转引自太田久好著：《横滨沿革志》（复刻版），白话社，1974年，第5页。
[16]日语中的“滨”写作“浜”：（1）指水边的平展的沙地、港口；（2）狭义指横滨（笔者注）。
[17]横滨市立大学编辑：《横滨今与昔》，横滨市立大学发行，1990年，第18页。
[18]小田贞夫：《横滨历史漫步》，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7年，第52页。
[19]张晓刚：《横滨开港考》， 载《日本学》第11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439页。
[20]石井孝：《日本开国史》，第253页。
[21]加藤祐三：《东亚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9页。
[22]幕府为外国人设置的集中居住的地方，相当于同时期中国的外国人租界（笔者注）。
[23]神奈川县史编辑室：《神奈川县史资料编15（解说）》，神奈川县，1976年，第1页。
[24]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岩波书店，1942年，第253－254页。
[25]横滨对外关系史研究会、横滨开港资料馆编：《横滨英法驻屯军与外国人居留地》，东京堂，1999年，第11页。
[26]日本史籍协会编：《嘉永明治年间录》下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第896—898页。
[27]卡尔•克劳著，田坂长次郎译：《哈里斯传》，第136页。
[28]萨托著，坂田精一译：《一个外交官所见的明治维新》，岩波书店，1960年，第95－96页。
[29]松信太助编：《横滨近代史综合年表》，有邻堂，1989年，第34页。
[30]英法军队于1863年至1875年在横滨驻屯达12年之久（笔者注）。
[31]福地源一郎：《怀往事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复刻，第92—93页。
[32]横滨商业会议所编纂：《横滨开港五十年史》，横滨商业会议所，1909年，第770页。
[33]日本史籍协会编：《夷匪入港录》二，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复刻，第118—120页。
[34]此处似应为哈里斯而非培里，因为确定横滨开港的《美日友好通商条约》系哈里斯与日方全权代表所签，原文如此（笔者注）。
[35]横滨商业会议所：《横滨开港五十年史》，第778—780页。
[36]日本史籍协会编：《谴外使节日记纂辑》（三），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复刻，第542—543页。
[37]纲渊谦锭：《幕臣列传》，中央公论社，1981年，第130页。
[38]田边太一：《幕末外交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第308页。
[39]富田仁：《横滨开化物语》，秋山书房，1984年，第84页。
[40]横滨商业会议所：《横滨开港五十年史》，第780页。
[41]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2页。
[42]富田仁：《横滨开化物语》，第85页。
[43]横滨商业会议所：《横滨开港五十年史》，第783—784页。
[44]田边太一：《幕末外交谈》，第333—335页。
[45]横滨商业会议所：《横滨开港五十年史》，第788页。
[46]日本史籍协会：《夷匪入港录》二，第486页。
[47]《池田筑后守、河津伊豆守、河田相模守法国行归府上书》，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藏。
[48]纲渊谦锭：《幕臣列传》，第136页。
[49]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65页。
[50]《安政条约》在没有得到朝廷许可情况下签字，因而被称为“伪约”（笔者注）。
[51]田边太一：《幕末外交谈》，第 427页。
[52]《昔梦会笔记》第14－15页；转引自升味准之辅著：《日本政治史》，第79－80页。
[53]石井孝：《增订明治维新的国际环境》，吉川弘文馆，1988年10月，第410－411页。
[54]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第67页。
[55]横滨市史编辑室：《横滨市史》（第一卷），有邻堂，1959年，第520页。
[56]岛田三郎：《开国始末》，舆论社，1888年，第217页。
[57]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49页。
[5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