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世风变迁的观察角度与解释模式——以乘舆制度为研究中心
晚明世风变迁的观察角度与解释模式——以乘舆制度为研究中心
于宝航
“奢靡僭越”是晚明世风变迁的重要社会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1]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奢靡僭越”的现象描述常常采用分类列举的方法，缺少对具体问题的深入观察；在观察的角度上，往往只注意一定地域内下层民众的变化；在解释的模式方面，虽然有多种观点，但以商品经济发展进而影响社会风气变迁为主要解释模式。本文以乘舆制度的变迁为中心，通过具体历史细部的分析，探讨对晚明世风变迁不同的观察角度和解释模式。
一
乘舆制度是明代舆服制度的一部分，指对社会各阶层使用交通设施的规定,包括使用交通工具的种类，途中相遇避让礼仪，也包括乘驿的规定。
乘舆制度的设立，从现实层面看是要崇简黜奢。明初社会经济尚未复苏，朱元璋深知民生艰难，崇尚节俭。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命有司在制造乘舆时，应用金者皆用铜来代替。 “有司言费小不足惜，上曰： ‘朕富有四海，岂吝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何以率下。小用不节，大费必至，开奢泰之原，启华靡之渐，未必不由于小而至大也。 ’ ”[2]对于元代驿传虐残民力，朱元璋也深以为鉴。 “太祖念驿传重繁，谕省臣曰：‘善治者，视民犹己，爱而勿伤；不善治者，征敛诛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体，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岂能独安厥位乎？譬之驭马者，急衔勒，历鞭策，求聘不已，鲜不颠蹶。马既颠蹶，人独能无伤乎？元之末，政宽者失之纵，猛者失之暴，观其驿传一事，尽百姓之力而苦劳之，此与驭马者何异？自今马夫必以粮富丁多者充之，有司各加存抚，有非法扰害者，罪之。 ” [3]
乘舆制度的设立，从思想层面看是要明等第，别贵贱。中国封建社会的礼制重在区分尊卑贵贱，这种将人的社会层级明确标示的做法，无非是要建设出层级分明，牢固稳定的社会结构，以便于统治。 “明太祖甫有天下，考定邦礼，车服尚质，酌古通今，合乎礼意” 。[4]“凡官民服色，冠带，房舍，鞍马，贵贱各有等第，上可以兼，下不可以僭上。 ”[5]
乘舆制度为了突出身份差别，规定非常具体详细。
1. 文武之别：一定品级以上的文官可以乘轿，武将除非特旨，一律骑马。 “盖自太祖不欲勋臣废骑射，虽上公出必乘马。 ”[6]如有武将得赐乘轿，在时人眼中是有背制度的。嘉靖间“武臣则郭勋、朱希忠特命乘肩舆扈南巡跸，后遂赐常乘焉，皆非制也” 。
2. 品级之别：文官一定品级之上方可乘轿。嘉靖十五年（1536年） “礼部尚书霍韬言礼仪定式，京官三品以上乘轿，迩者文官皆用肩舆或乘女轿，乞申明礼制俾臣下有所遵守，乃定四品下不许乘轿，亦毋得用肩舆。 ”[7]
3. 装饰有别：按照官品之别，官民之别，车轿及马匹鞍辔的装饰要有严格细致的区别。洪武元年（1368年）规定“凡车不得雕饰龙凤文，职官一品至三品用间金饰银螭繡带、青缦。四品五品素狮头繡带、青缦。六品至九品用素云头青带、青缦。轿同车制。庶民车及轿，并用黑油、齐头、平顶、皂缦，禁用云头” 。[8]
4. 迴避有别：官员百姓如果在路途上相遇，按照亲贵品级分别要迴避、侧立或让道而行。 《明会典》规定： “礼仪定式，凡驸马遇公侯，分路而行；一品二品遇公侯驸马，引马侧立，须其过；二品见一品，二品趋右让道而行……品級相等者分路而行；如有亲戚尊卑之分，听从迴避。 ”
“凡内官遇驸马于道必须下马，遇公侯一品二品官引马侧立，遇三品四品官分路而行；凡公侯驸马一品二品随从火者人等，非跟随本官而私自出入者，凡遇文武百官必须下马，违者治罪。 ”
“凡所属官遇上司官引马迴避，所属官品级高者遇上司官卑者，分路而行；凡官员应合迴避而路窄不可迴避者，则下马拱立。应分路者，不得占中道。 ”
“凡街市军民人等，买卖及乘坐驴马出入者，遥见公侯驸马一品以下至四等官过往，即便下马让道。 ” [9]
5. 乘驿有别：明代的驿传体系除了传送公文、递送官物外，主要的责任就是为行途中的官员使节提供住宿饮食和交通工具。可以乘驿的人员抵达驿站后，按身份的不同享受不同的待遇。由于乘驿对于乘驿者来说讲是一种福利，对于地方百姓来讲是一种负担，因此明初对乘驿的管理非常严格。 “考之职掌，应合给驿有制，应付脚力有制，不得轻乘递滋扰。一邮之置，必先踏勘，工部营造，吏部铨官。一符之给，必严销缴，内官内府兵曹外官抚按司道，稽留诈冒，具有常刑，法令之详核又如此。 ”[10]对于乘驿者的不法行为，如多乘驿马，多支廪给，占宿驿舍上房，乘驿马赉私物，乘官畜产车船附私物，私借驿马等也均有明确的处罚规定。
明初建立的乘舆制度并非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僵化的制度在变动的历史面前总是会显得不合时宜。晚明时期，乘舆制度辨等威、崇节俭的制度精神都遭到了破坏与冲决。
二
明初，出于崇简黜奢的目的，大多数官员只许骑马，不过由于当时社会尚未复苏，官员多无马可骑，只好假借于人或骑驴。朱元璋出于维护官员体统的目的，下令给官员配备马匹。 “礼莫大于别贵贱，明等威，今布政司、按察司皆方面重臣，府州县官，民之师帅，闻多乘驴出入，甚乖治体。其令官为市马。 ”[11]职掌风宪纪纲的御史直至宣德间方许骑马。 “旧制，御史皆乘驴。宣德间御史胡智言：‘御史任纪纲之职，受耳目之寄，纠劾百僚，肃清庶政。若巡按一方，则御史以朝廷所差，序于三司官之上，或同三司出理公务，三司皆乘马，御史独乘驿驴，颇失观瞻。自今请乘驿马为宜。 ’宣宗谓兵部臣曰：‘御史所言，亦合大体，其从之。 ’ ”[12]
此后，官员从骑马骑驴，渐渐变成乘轿乘舆。 “古称肩舆、腰舆、板舆、筍舆、兜子，即今轿也。洪武、永乐间，大臣无乘轿者，观两京诸司仪门外，各有上马台可知矣。或云:‘乘轿始于宣德间，成化间始有禁例。文职三品以上得乘轿，四品以下乘马。 ’ ”[13]时至晚明，官员乘轿之风盛行。顾起元于《客座赘语》中谈及万历间乘舆之风盛行：“ 《四友斋丛说》中记前辈服官乘驴者，在正嘉前乃常事，不为异也。以孙冢宰丕扬尝对人言：‘其嘉靖丙辰（嘉靖三十六年，1556年）登第日，与同部进士骑驴拜客，步行入部。先伯祖亦言隆庆初，见南监厅堂官，多步入衙门，至有便衣步行入市买物者。今则新甲科舆从舄奕长安中。苜蓿冷官，非鞍笼，肩舆，腰扇固不出矣。又景前溪中允为南司业时，家畜一牝骒，乘之以升监，旁观者笑之亦不顾。今即幕属小官，绝无策骑者，有之，必且为道傍所揶揄。忆戊戌（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己亥（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间，余在京师犹骑马，后壬寅（万历三十年1602年）入都，则人人皆小舆，无一骑马者矣。事随时变，此亦其一也。 ’ ”[14]
明初为节省民力，对乘驿人员有严格的规定。但到了晚明，一方面朝廷对官员泛滥给驿，另一方面大量官员凭借特权，假借勘合，冒滥乘驿，造成了驿递疲困。嘉靖和万历两朝都曾整顿驿传，但收效甚微。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云南道御史毛羽健上疏言驿传之弊，又揭开了崇祯年间驿递改革的帏幕。毛羽健的奏疏说： “皇祖初年，张居正为相，最严乘传之禁。当时每马一匹，草料仅二十余金；每夫一名，工食仅七两二钱。今日法纪荡尽，巧伪滋彰。兵部之勘合火牌，有发出，无缴进，缙绅递相假借，奸棍互相买卖，一纸洗补数番，一人往返数用。而一省之中，两院有牌，司道府有票，乡官有帖，应付不一。今每马一匹加至百余金，每夫一名加至三五十金矣，民生安得不蹙，国计安得不穷乎。 ”[15]嘉靖、万历、崇祯年间进行的驿递改革，主要目的是禁止泛滥乘驿，节省驿费，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官员们追求舒适享乐，由乘驴进而乘马，再变而乘轿乘舆。乘轿是以人为畜，已经违背了崇俭黜奢的精神，泛滥乘驿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乘舆制度的崇俭黜奢精神已荡然无存。
对乘舆制度的破坏并不限于乘舆种类的变化，更主要的是对等级制度的冲决。究竟哪些人在冲决礼制的限制呢？以下分别叙述：
1. 勋戚：明初规定，武将必须乘马。晚明时期，勋臣外戚常常以亲贵的身分，奏请乘轿。 “武臣贵至上公，无得乘轿，即上马，不许用橙杌。至近代惟定、成、英三公或以屡代郊天，或以九居班首，间赐肩舆，以为旷典。嘉靖末年，安平伯方锐，以中宫父得之。其子承裕以直内撰玄文亦得赐，稍为出格。今上初元，固安伯陈景行、武清伯李伟皆甫封即得，然以外祖尊重，前代所无，特加优礼，非过也。未几而永年伯王伟亦得之，亦以中宫父也。李伟殁，而子文全袭爵，已属殊恩。袭甫三年，为戊子岁，以上阅寿官，命之居守，暂假得赐，竣事复请，上遂许乘。言官争之不得，自是戚里纷纷陈乞肩舆，不胜纪，亦不足贵矣。近代文全之子诚铭袭封，亦随例乞轿，上初犹据之，后亦竟赐。 ”[16]
2. 宦官：嘉靖时期，在乘舆制度中宦官的待遇与文臣相比似乎更高。 “嘉靖间，供事内廷奉玄修者，宰臣严分宜（严嵩） ，以衰老得赐腰舆，至八十再赐肩舆，为古今旷绝之典。其同事而恩眷稍下者，则有夏文愍（夏言） 、翟文懿（翟銮） ，俱赐乘马，二公因私用腰舆，上闻以为僭，心衔之，夏被祸，翟被逐，已胎于此矣。二公之恣不必言，但今西内宫址前，尚竖二石碑刊‘宫眷人等，至此下马’ ，则当时御前妇寺辈，皆非徒步矣。又贵珰辈承恩，有赐内府骑马者，最贵。则云著于内府坐凳杌，其制如腰舆而差小，直舁至乾清宫，至今尚然。何以当国首臣，拱奉离宫，又非朝宁比，仅不得与妇寺埒也。 ”[17]嘉靖朝受恩宠如严嵩者，八十高龄才得赐肩舆，可是宦官们在内廷却可以乘坐櫈杌。櫈杌虽然比肩舆略小，但总比徒步行走舒适，难怪沈德符发出当国首臣竟不如宦官待遇高的慨叹。
且不必说权阉巨珰，就是那些小太监，凭借皇帝的威势也个个飞扬跋扈，不把国家的法制放在眼里，乘舆制度的种种规定在他们眼中形同虚设。 “太祖旧制，内臣外出，非跟随亲王驸马及文武大臣者，凡遇朝廷尊官，俱下马候道旁，待过去方行。今大小火者，值部阁大臣，俱扬鞭直冲其中道矣。 ”[18]
3. 给事中：嘉靖十五年（1536年） ，南京礼部尚书霍韬上书反应了一件事情： “礼仪定式，京官三品以上乘轿，官员相遇迴避有等，制甚明也。迩者，南京文武官无论品秩崇卑，皆用肩舆或乘女轿，街衢相遇，卑不避尊。旧年，给事中曾钧骑马径冲尚书刘龙、潘珍两轿之间。钧寻与龙互相訐奏。臣礼官也，乞申明礼制，俾臣有所遵守。 ”
给事中曾钧骑马径冲尚书刘龙、潘珍车轿的冲轿事件发生后，给事中们纷纷上书为曾钧辩解， “时礼科都给事中李充浊等，给事中谢廷蒞等及南京給事中曹迈等各抗章，谓近侍之臣不当迴避” 。[19]其中，南京刑科给事中张永明的《乞优假言官疏》比较详细的记录了给事中们的理由：
“臣等伏见邸报，该南京礼部尚书某題为‘申明体制以明体分事’ ，内援礼仪定式，官员相遇，迴避有等，以给事中不避尚书轿为犯分者，臣等惶悚，不知所云。……六科陛下之近侍官也，耳目之所寄也。自唐而宋，率隶谏官於中书门下省，是假大臣以搏击之具也。祖宗设官深鉴斯敝，裁两省而不立，並建六科而无所隶。夫职无所隶则其体必伸，趋走迴避是属吏事官长之体，而乃以责之天子之近侍乎！如必以七品为拘，则其所犯盖不特一行道之故矣。 ” [20]
给事中仅从七品，尚书为正二品，按制应该引马迴避，曾钧敢于冲撞尚书车轿，是以天子近侍自居。由于双方各持异词，诏下礼部都察院会议。左都御史王廷相与礼部侍郎黄宗明、张璧等议覆曰：
“今六科给事中朝参宴会，遵常达变，咸循理制。其途遇九卿大臣亦皆引马迴避，成规具在。其南京六科给事中，途遇九卿大臣，立马拱手，不知所始。礼典既不该载，事例亦无可查。且皇明一王之制，万国同文，豈以南北殊俗异政。两京文职四品以下不許乘轿，已有定制。其用蔽帏女轿出入，皆违犯典章，所宜禁止。请勅南京诸臣，四品以下，遵制乘马，毋得辄用肩舆。其六科途遇部院大臣亦如在京引马逊避，违者听礼部都察院及科道纠正。上从其议，仍诏已后有故犯者，必参治其罪。 ”[21]
此事的结果虽然是南京给事中被切责，但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 《万历野获编》载：“旧制，给事中迴避六卿。自嘉靖间南京给事中曾钧，骑马径冲尚书刘应龙、潘真两轿之中，彼此争论，上命如祖制，然而终不改。今南京六科六部，同席公会，俨如寮友，途间相值，彼此下舆揖矣” 。[22]
4. 庶吉士：明代科举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等为翰林院庶吉士，取得翰林院的预备资格，三等则委以地方基层官吏或其他职务。能够直接进入翰林院的，多是科举进士名列前茅者。 “凡进士间选为庶吉士，洪武间分置近侍衙门。永乐以后止隶翰林院，命学士等官教之，学业成者除翰林官。 ”[23]翰林院最高官员学士仅五品，其他如侍读学士等品级更低。翰林官品级虽低，但实为储相养望之所，明代高层政治人才多出自翰林院。 “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 ”[24]这些科举精英因身处权力中心，恃才傲物，违礼逾制。 “至庶吉士向来止避阁师及太宰，余卿贰俱竟于道上遥拱。吾乡陆五台太宰，先于今上癸末（万历十一年,1583年）甲申（万历十二年,1584年）间佐铨，遇庶常于道上，抑其引避，反大受窘辱。诉之阁下，亦不能直。因愤极语人曰： ‘当今京师异类，不知等威，不避大轿者四等，一为小阉宦，二为妇人，三为入朝象只，四为庶吉士。诸庶吉士闻之益愤恨，立意与抗，今不知何如。 ”[25]
三
在乘舆制度变迁这个具体现象上，上述那些“奢靡僭越”之人均来自权力中心，都可以归为皇帝的近侍近臣。给事中以近侍自居，宦官是名副其实的近侍，勋戚是皇帝的近亲，庶吉士则是未来的近臣，这些人都是皇权的衍生群体。因此，观察晚明世风变迁这一社会现象时，虽然应该重视地域特征和基层社会的变化，但还应注意探究源头。那么，明中后期世风变迁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呢？明人归有光在慨叹世风变迁后，给出了答案： “大抵始于城市，而后及于郊外。始于衣冠之家，而后及于城市。 ”[26]确实，只有城市中的“衣冠”之家才具有“奢靡僭越”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
生活奢靡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明代的社会财富大多集中在什么人的手里呢？ “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来于此矣。……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27]权势阶层大量汲取社会财富，聚敛了亿万资产，奢靡者非他们莫属。正如明人陆楫所说：“不知所谓奢者，不过富商大贾、豪家巨族自侈其宫室车马饮食衣服之奉而已。 ”[28]
一直被看作商品生产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下层百姓生活的又是如何呢？归有光谈到江南地区： “富家豪民兼百室之产，役财骄佚，妇女、玉帛、甲第、田园、音乐，拟于王侯。故世以江南为富。而不知其民实贫也。 ”[29]在“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30]的晚明，对于下层的升斗小民，所谓贪财好利不过人们对改善生活的正常追求；所谓服饰相尚，酒馔相奢，不过是解决生计之后的些微享受而已。
那么又是什么人具有“奢靡僭越”的政治资源呢？本文所举给事中、宦官、勋戚、庶吉士都是皇帝的近臣，他们仰仗皇帝威势，凭借皇帝的宠信，大胆冲决礼制。他们是皇权直接的衍生群体，在他们的权力影响下又出现下一层的衍生群体。比如，宦官凭借皇帝的权力冲决礼制，有人再凭借宦官的权力冲决礼制，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特权群体。沈德符就记载了这样的现象， “余幼时曾游城外，一花园壮丽敞豁，侔于勋戚，管园苍头及司洒扫者至数十人。问之，乃车头洪仁别业也。本推輐长夫，不十年即至此。一日于郊外遇一人，坐四围轿，前驱呵叱甚厉，窥其帏中，一少年戴忠靖冠，披斗牛衣。旁观者指曰‘此洪仁长子，新入资为监生，以拜内珰为父，故装饰如此’ ” 。[31]车头洪仁豪宅侔于勋戚，其子不过入资监生，因为拜宦官为父，则可以豪奢逾制。
再如：“万历初年，承世庙末年朝仪久旷之后，四品卿寺皆乘围轿。起下则两人小舆，相沿已久。江陵当国数年，复修旧制，以至留都亦奉行惟谨。夷陵王少宰篆，江陵心腹也，时以佥都领江操，亦改而跨马。然其子监生王之鼎者，方卒业南雍，以儒巾缝掖策马出入，遇六曹卿二俱不之避，而卿二欲得乃翁欢心，各与扬鞭举手，以讲敌礼，则怪甚矣。比年，上深居不视朝，辇下肩舆纷纭载道，恐当复如初元时也。 ”[32]王之鼎也只是监生，但是凭借父亲王篆是张居正的心腹，遇六曹卿二并不迴避，可见当时张居正的权力影响范围之大。
从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来看，明中后期下层民众并不具有“奢靡僭越”的条件，真正在经济上“奢靡” ，在法制上“僭越”的是权贵集团及其衍生群体。由此可见，在观察中国传统社会历史现象时，不能只将观察视角放在下层，更应该观察具有广泛示范性和影响力的上层社会。
采用什么样的解释模式对晚明“奢靡僭越”现象作出历史解释，特别是“奢靡僭越”是否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必然联系，也是一个要认真分析的问题。学者们一般在学理上都承认“奢靡僭越”之风形成原因的多样性，并从多方面作了论述，如礼制废弛、政治腐败、消费水平提高、虚荣攀比、王学传播等等。笔者认为礼制废弛与政治腐败、消费水平提高严格说来只是现象的描述，并非解释。至于王学传播与世风变迁的关系，何为因果也还需要研究。在各家观点中，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是以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来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解释链条，既商品经济的发展—普遍的越礼逾制—消费生活更新—人情风貌改观。认为世风的变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承相应。
对于这种历史解释模式，余英时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看法。 “一般地说，唯物史观强调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是一个深刻的观察，这一点特别对现代史学、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尚没有足够的理由把这种联系转化为精确的规律。事实上，恩格斯在晚年对这一点已有所修正。他在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得信中说道：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把这个说法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所以根据恩格斯的晚年定论，上述唯物史观的第二点也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规律的资格。 ”[33]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皇帝身边的权贵集团及其衍生群体正是世风变迁的发源地与变迁中的主体。这个具有广泛示范性和影响力的群体，在冲决乘舆制度时即占有经济资源也占有政治资源，使世风变迁并不单与商品经济发展有关。因此，在对明代世风变迁做历史解释的时候，政治环境是必须要予以充分重视的。当然，本文的论述不是要陷入政治决定论的极端，而是提醒人们，在对历史现象的观察与解释过程中，在考察地理环境、文化环境、经济环境的同时不能忽略政治环境。
（原载《大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注释】
[1]钞晓鸿：《近二十年来有关明清“奢靡”之风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10期，第9-20页。
[2]《明太祖实录》卷34，台北“中研院”校勘本，1962年。
[3][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3，中华书局，1997年，第45页。
[4][清]张廷玉等：《明史》卷65，中华书局，1995年，第1598页。
[5][明]李东阳等：《明会典》卷59，上海古籍四库全书，1987年。
[6][清]张廷玉等：《明史》卷65，中华书局，1995年，第1611页。
[7][清]张廷玉等：《明史》卷65，中华书局，1995年，第1612页。
[8][清]张廷玉等：《明史》卷65，中华书局，1995年，第1611页。
[9][明]李东阳等：《明会典》卷56，上海古籍四库全书，1987年。
[10][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上海古籍续修四库全书，2002年。
[11][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5，中华书局，1997年，第84页。
[12][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5，中华书局，1997年，第178页。
[13][明]陆容：《菽园杂记》卷11，中华书局，1997年，第132页。
[14][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7，中华书局，1997年，第231页。
[15]《崇祯长编》卷11，台北“中研院”校勘本，1962年。
[16][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5，中华书局，1997年，第152页。
[17][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8，中华书局，1997年，第207页。
[18][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3，中华书局，1997年。
[19][明]林尧俞等：《礼部志稿》卷66，上海古籍四库全书，1987年。
[20][明]张永明：《张庄僖文集》卷2，上海古籍四库全书，1987年。
[21][明]林尧俞等：《礼部志稿》卷66，上海古籍四库全书，1987年。
[22][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3，中华书局，1997年。
[23][明]李东阳等：《明会典》卷2，上海古籍四库全书，1987年。
[24][清]张廷玉等：《明史》卷70，中华书局，1995年，第1702页。
[25][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1，中华书局，1997年，第298页。
[26][明]归有光：《震川集》卷3，上海古籍四库全书，1987年。
[27][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3“贵廉”条，岳麓书社，1996年，第492页。
[28][明]沈节甫辑《国朝纪录汇编》卷204及214，引陆楫《蒹葭堂杂著摘抄》，上海涵芬楼影印明万历刻本。
[29][明]归有光：《震川集》卷11，上海古籍四库全书，1987年。
[30][清]张廷玉等：《明史》卷226，中华书局，1995年，第5936页。
[31][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9，中华书局，1997年，第487页。
[32][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0，中华书局，1997年，第522页。
[33]余英时：《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