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卡德时期印文类型研究
阿卡德时期印文类型研究
曹明玉
众所周知，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是与埃及、中国、印度古文明并列的一个文明，它对东西方的不同文明形态都产生了比较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按照地理区域划分，两河流域北部河谷台地、丘陵为亚述地区，南部广袤的冲积平原为巴比伦尼亚，后者以宗教圣城尼普尔为界进一步分为北部阿卡德和南部苏美尔地区。公元前24世纪南部巴比伦尼亚结束了纷杂的城邦混战状态，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即由萨尔贡开创的阿卡德时期（约公元前2334—前2112年） 。[1]阿卡德王朝是两河流域文明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其鼎盛阶段统治地域以巴比伦尼亚为核心，囊括了近东的大部分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崭新特征。
相对其他文明而言，两河流域文明有3个代表性标志，即塔庙、泥板与滚印，本文主要探讨滚印的相关问题。 “滚印”顾名思义是以滚压方式为物品加印的印章，这类印章均呈圆柱体，圆柱表面阴刻各类图案，其中一部分刻有印文。圆柱印体通常为实心，有些钻有贯通的穿孔，故也有人称之为“圆筒印章” 。古代两河流域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由黏土制成的泥板，书写工具是削尖的芦苇杆或细木杆，需要加印时便用滚印在未干的泥板上滚压留下印痕。除此之外，印章也用来封检储物容器和仓库库门。先以湿泥封住容器口和库门把手或门闩，再以印章滚压出印痕，有时也会用绳索先缠绕几圈再裹以湿泥，最后再施印，以防止非法开启，作用基本类似现在的封条。
从形式上看印章属于艺术的范畴，但实际上印章、印痕所传达的信息远远超出艺术的局限而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含义，其图像题材表现了当时的宗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生活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河流域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具体而言，通过研究印章在不同类型文献中的应用情况可以重构和分析某部门机构或城邦的管理情况，从其石材和制作工艺中则可以判断不同时期和地区贸易活动及文化交流发展状况等。本文拟对阿卡德时期滚印上雕刻的印文进行类型学分析，研究和探讨其中所蕴含的规律和相关问题，思考该时期印文类型多样化的原因和对后世的影响，这对进一步理解阿卡德王国与苏美尔城邦统治的差异具有一定的意义。
在印章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早王朝初期，印章所有者主要是高级官吏，范围有限，数量较少，因此雕刻较为独特的图案即能达到辨别区分的目的。随着时间的发展，印章所有者的范围愈来愈广，从一般官吏扩展至普通民众，甚至连奴隶都拥有自己的印章。[2]在这种情况下，仅凭印痕图案已无法有效辨别个人专属的印章，于是应运而生逐渐出现一部分刻有印文的印章。所谓印文即印章上雕刻的或长或短能传达其所有者信息的楔形文字。印章图案越是普通不具特色，以印文作为识别手段便越有必要。滚印印文提供了多方面的信息，对我们了解和研究当时历史、宗教、行政和经济管理状况有一定帮助意义。同时，就印章研究自身而言，印文因其包含的王名、地名和展现出的特殊书写模式、语法现象等对确定印章制作年代、阐释图案内涵、研究流转状况等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印文最早出现在早王朝二、三时期（约公元前2750—前2334年） ，基本内容包含神名或人名，该时期稍晚阶段偶见人名和头衔或职业，但这种印章数量很少，通常属于社会等级较高的人群。[3]印文的飞跃性发展出现在阿卡德王朝时期，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普及性，与此前早王朝时期相比，印章中雕刻印文的比例有大幅的提升，印文变得更为常见；二是多样性，印文突破了早王朝时期较为单一的局限，涌现出多样的类型，内容也更为复杂，涵盖的历史信息更为丰富。
一、主要类型
到目前为止，在发现的明确属于阿卡德时期的印章、印痕中，带印文者占据了一定的比例。阿卡德时期印文中的信息要素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项：人名、神名、头衔、父名、职业、阶层。头衔和职业的准确界定和严格区分存在一定困难，二者时有重合的情况。血统基本均追溯到父辈。根据信息要素组合方式，阿卡德时期的滚印印文基本可以分为以下9种主要类型，每一类型给出相应的例子：
1.仅有人名：
Umbin 乌姆宾(BMCS2. 21[4]) ； BÙ.BÙ 布布。(Newell 677[5])
2.仅有神名：
dGú 神古(Coprus1. 202[6]) ；dUTU dA-a 神沙马什和阿亚。(Kist 159[7])
3.人名+职衔
Ur-li dub-sar 乌利，书吏。(Yale 431[8])
Pù-zur8 (ŠA)-su ašgab 普祖尔苏，皮革匠。(BMCS2. 29)
Ur-zu saĝ-dùn/sa12-tu16dEn-líl 苏尔祖，恩利勒神的主管。(BMCS2. 94)
4.人名+父名或其他亲属名
Šu-Ma-ma dumu dUtu-hi-li 舒玛玛，乌图希利之子。(BMCS2. 67)
Ša-at-pum dumu Dun-núm 沙特普姆，敦努姆之子。(EGA 1220[9])
Ma-ma dam Iš-má-ilum（diĝir）玛玛，伊什马伊鲁姆之妻。(BMCS2. 23)
5.人名+父名+父职衔
Al-la dumu Amar-si4 sukkal 阿拉，信使阿玛尔西之子。(BMCS2. 122)
A-bu-DÙG dumu Lú-dInanna dam-gar阿布塔卜，商人卢伊南纳之子。(Yale 398)
6.人名+职衔+父名
Ì-la-ak-nu-id dub-sar dumu Iš-má-ilum（diĝir）伊拉克努伊德书吏，伊什马伊鲁姆之子。(BMCS2. 104)
Nin-x-[x] lukur-d[x] dumu KA-[x(x)] 宁[…]，神[…]的女祭司，卡[…]之女。(EGA 552)
7.人名+职衔+父名+父职衔
Lú-ba nu-bànda dumu Ur-dNin-tu nu-bànda 卢巴军尉，乌尔宁图军尉之子。(BMCS2. 69)
Šu-Ma-ma dub-sar dumu Šu-Eš4-tár um-mi-a 舒玛玛书吏，测量官舒埃什塔尔之子。(EGA 1264)
8.人名±父名±职衔 +主人名（某某的仆人）
I-sar-ba-dan engar arád Na-ra-am-ì-lí伊萨尔巴旦农夫，那腊姆的仆人。(BMCS2. 45)
Dūrum(BÀD)-mu-pi5 dub-sar arád Ru-ba-tim 杜茹姆皮书吏，茹巴提姆的仆人。(EGA 274)
9.主人名+主人职衔（±主人父名） ，本人名+职衔±父名+ “你的仆人”
Sar-a-ti-gu-bi-si-in dumu-lugala Ur-sa6 dub-sar arád-zu 萨尔阿提古比辛是王子，乌尔萨书吏（是）你的仆人。(EGA 798)
[Na-ra-a]m-d Su’en lugal A-kà-dèki Šu-ì-[lí-śu] di-ku5 arád-zu纳腊姆辛是阿卡德王，舒伊里苏法官（是）你的仆人。 （RIME2.1.4.2008[10]）
Pù-zur8 (ŠA)-dPA/Šullat saĝĝa BÀDki Sag-gul-lum dub-sar arád-zu 普祖尔舒拉特是杜鲁姆城神庙祭司，萨古鲁姆书吏（是）你的仆人。 （BMCS2. 114）
Šar-kà-lí-šàr-rí da-núm lugal A-kà-deki Lugal-ušumgal ensí-Lagašaki arád-zu 沙尔卡里沙瑞是强者和阿卡德王，拉伽什总督卢伽勒乌舒伽勒（是）你的仆人。 （RIME2.1.5.2004）
二、相关问题
“书吏” （dub-sar）是印文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对头衔或职业的表述。在两河流域文明当中， “书吏”一词用于主要指代人们从事的工作，是从职业角度进行的划分，当然其中也包含了社会地位方面的因素。古代两河流域的书吏有很多种类，既有身处宫廷荣任国王和高级官吏秘书的，也有在一般管理机构担任普通行政人员的，还有在集市和街头巷尾代写书信谋生的，但是书吏主要工作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阶层，属于知识分子。就具体职责而言，大部分书吏类似于当今的行政人员，特别是会计、出纳员和文书。他们主要承担物品储存、运输、发放等经济或管理活动的记录工作，而经济和管理文献也是现存两河流域泥板文献的主要类型。进入阿卡德时期之后， “书吏”成为负责书写文件的行政、司法和经济等管理领域官吏的职业称呼，有些人能够晋升高级职务。到乌尔第三王朝中期“书吏”一词指代能够书写的中下层技术官吏和文书，常见于不同类型的文献。目前已发现大量属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带有该头衔的人名。[11]也有学者认为印文中的书吏头衔不一定具有如此复杂的意义，它仅仅表示一个人在书吏培训学校完成学业，具备了受雇于国家、神庙管理机构和私人的资质或者能力。[12]
目前，发现阿卡德时期印文中含有“书吏”称谓者占总数比例较大，如果除去仅有人名、神名的部分不计，那么其所占比例将更为可观。在著名亚述学家埃扎德（D. Edzard）教授收集的274例阿卡德时期印文中，含“书吏”头衔的便有69个，比例约占四分之一。[13]如果仅以涉及头衔或职业者为基础进行统计，比例则高达二分之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个别印章属于地方总督（ensi2） ，这些地方统治者也将“书吏”头衔加在自己印章的印文中。
国内学者在研究阿卡德和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印文之后认为，在阿卡德时期和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多数地方文职总督都是从高级书吏职位上选拔出来的。例如，阿卡德王朝阿达布城总督卢伽勒吉什（Lugal-giš）的印文称自己是书吏兼总督。乌尔第三王朝的三个温马总督乌尔里希、阿亚卡拉和达达伽（Ur-dLi9-si4, A-a-kal-la, Da-da-ga）在提升为总督前均为书吏，他们的父亲都是乌尔尼伽尔。如果不是他们的父亲恰巧同名的话，他们还是兄弟。[14]巴比伦总督伊图尔伊鲁姆（I-túr-Ilum 舒勒吉20年至42年）的儿子阿巴（Ab-ba）即是一个书吏（BIN 2 48） ，他大约在舒勒吉43年至46年和阿尔西阿赫（Ar-ši-ah）并列为巴比伦总督（OIP 115 257） 。
阿卡德时期印文中常见的职业或头衔还有皮革匠（ašgab） 、木匠（nagar） 、石雕匠（bur-gul） 、厨师（muhaldim） 、瓦匠（šitim） 、理发师（šu-i） 、船夫（má-lahx） 、信使（íma/KAS4-gal、 kas4-di） 、乐师（nar） 、商人（dam-gàr） 、法官（di-ku5） 、督察官（maškim） 、神庙管理者（sanga） 、军尉（nu-bànda、ugula） 、牧羊人（sipa） 、侍杯官（sagi）等。不过，其中有些头衔履行的是临时职责，例如督察官就属于一种临时头衔，而非固定的职业。在乌尔第三王朝贡牲中心的牲畜支出文件中，侍杯官和其他有关官员便担任了神庙祭祀用牲的督察官。[15]在乌尔第三王朝吉尔苏城的案件裁决文件中，每个案件有一个督察官，由不固定的人担任，他们代表国王监察督办审案过程。di-ku5 “法官”是职业名称，根据吉尔苏出土的法庭记录文件（开头为di-til-la，意为“案件裁决” ） ，我们得知审理案件需要2-4位法官共同做出裁决。法官职位相当固定，一个时期的法庭总是由固定的几位法官主持审判，很少更换人员。
父亲名字在印文中的作用是表明印章所有者自己的家庭姓氏，其常见格式是，某某的儿子某某，也偶见女儿或妻子某某格式。两河流域文明的人名经常重复，使用父名起到了标明姓氏的作用，区别了同名之人。值得注意的是第5种类型“人名+父名+父职衔” ，这些印文中的职衔的拥有者应该是印章所有者父亲的职衔，而非印章所有者本人，虽然三个词的语法关系在形式上没有明确标示。这种印文类型尽管在阿卡德王朝早期就已经出现，但在整个阿卡德时期并不常见，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它的流行是在随后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
有主人名衔和本人“仆人”身份的印文标明了印章所有者对上级官吏、国王、神祗或者机构的从属关系。苏美尔语“男仆” 、 “女仆”读为arád、gemé，其对应的阿卡德语是wardum、antum。也有学者将arád读成ir、ir11。格尔布（I. J. Gelb）认为ir形式比arád出现的年代要早，因此阿卡德时期和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文献应读为arád。[16]同时，他还认为arád翻译成“仆人”可能是受到了希伯来语相应词汇译法的影响，译成“男奴” 、“女奴”更为准确，因为在高级官吏、国王的眼中，其臣属都是他的奴隶，就像官吏也称自己为“国王的奴隶” ，国王称自己为“神的奴隶”一样。[17]在一些奴隶买卖文献中，奴隶一词也会使用arád、 gemé。经常与该词搭配的苏美尔语后缀-(a) ni表示“他（她）的” ， arád-da-ni意思为“他（她）的男奴” ，gemé-ni为“他（她）的女奴” 。提及上级官员的印文通常采用比较复杂的叙述结构，以国王或者高级官吏的名字开始，然后列头衔，第二段列印章所有者的名衔和“他（或你）的仆人（后缀-zu“你的” ） ”身份。在这种格式当中，句首的国王名衔采用呼格，这种格位在苏美尔语印文中除偶尔以-e表示外通常没有任何标记。国王为印章所有者的主人这类印文出现于行政管理文献较多的阿卡德王朝中晚期国王纳腊姆辛（公元前2254—前2218年）和沙尔卡里沙瑞（公元前2217—前2193年）统治时期。由阿卡德王朝肇始的国王专授给其仆人的印章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因为印文提到国王和官吏的名字，印文就可以为其所在的无年名或者虽有年名但不知其属于哪一国王的文件提供准确的断代依据。
两河流域文明史上，纳腊姆辛王首先自称为神，他的儿子继位后也称神。由于这两位阿卡德王和随后乌尔第三王朝自称为神的舒勒吉王及其三位继任王都是神王，在其某些仆人官吏的印文（arád-zu）中，这些主人既是国王也是神祗，例如吉尔苏出土的一个破损印文（RIME2.1.4.2013） 、乌尔达书吏（Ur-da, RIME2.1.4.2014） 、南纳神的女大祭司即国王之女恩门安纳的仆人书吏（En-men-an-na, RIME2.1.4.2020）和王子宾卡里沙瑞的仆人书吏阿比沙尔（Abi-šar, RIME2.1.4.2023）的印文都称“神纳腊姆辛是阿卡德之神” ，另一种神王称呼是“神纳腊姆辛是四方之王” （RIME2.1.4.2016）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吉尔苏城邦和阿达布出土印章中的王名纳腊姆辛没有加神的定义符（近似中文的偏旁部首） ，因此没有称他为神，例如吉尔苏的沙瑞什塔卡勒书吏（Šarriš-takal, RIME2.1.4.2003）和纳[…]王室厨师（Na-[x], RIME2.1.4.2009）以及阿达布的乌尔梅斯书吏（Ur-mes, RIME2.1.4.2011）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这些印章制作于国王称神之前。
称沙尔卡里沙瑞王为神的印文有，王后图塔沙尔里比什的仆人书吏兼总管伊什昆达干（Iškun-Dagan, RIME2.1.5.2001） 、阿达布书吏兼总督卢伽勒吉什（Lugal-giš, RIME2.1.5.2005）和一个不知出处的伊布尼沙鲁姆书吏的印章（Ibnišarrum, RIME2.1.5.2010） 。然而，王后在吉尔苏的两个大总管伊沙尔贝利、达达（Išar-beli, Dada, RIME2.1.5.2002-03）和吉尔苏书吏阿达、阿达布书吏基尔巴努姆（Adda, Kirbanum, RIME2.1.5 2008-09）以及吉尔苏的将军里皮特伊利（Lipit-ili, RIME2.1.5.2007）的印文都没有称国王为神。很可能沙尔卡里沙瑞王的权威在吉尔苏等城邦不如其父纳腊姆辛那样强大。
阿卡德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国王从人转变为神的过程，反映了这两个时期王权的超级强势状态。这一时期以相对固定的印文格式表示主仆等级的印章基本都属于中高级官吏的事实况表明，随着专制王权观念的进一步加强和一系列军事征服活动的胜利，阿卡德诸王通过各种途径逐渐建立起了一套由中央政府行使统治权的政治体系；而途径之一就是中央政府（国王）颁发给高级官吏刻有表明主仆身份的印文和统一风格图案的王授印章。使用这种印章的官吏因其与国王的直接主仆关系而全心效忠于国王；同时，这些以中央授权印章为身份证明的代表王室的官吏可以在广阔的国土内行使比城邦官员更广泛的权力，而阿卡德帝国之前和之后各城邦官吏印章的使用似乎只能局限于城邦之内。拉伽什总督卢伽勒乌舒伽勒在两任阿卡德国王统治期间使用两枚王授印章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卢伽勒乌舒伽勒至少拥有两枚印章，这两个印章的印文和图案相似，主要区别是印文句首的王名不同。其一王名是神圣纳腊姆辛王，总督本人头衔是书吏兼拉伽什总督（Lugal-ušumgal, RIME2.1.4.2004） ，而另一个王名是[神圣]沙尔卡里沙瑞王，本人头衔只有总督，无书吏衔但加了“你的仆人”身份（RIME2.1.5.2004） 。两枚印章的图案表现的都是觐神仪式，图像要素基本相同，均为一个男性怀抱羔羊献给升起的太阳神，该男性或许代表了卢伽勒乌舒伽勒本人，也可能没有特指。从泥板文献的年代看，卢伽勒乌舒伽勒应该是随着阿卡德国王的更替也更换了自己的印章，但是并不同步，一些沙尔卡里沙瑞统治期间书写的泥板上还使用有纳腊姆辛王名的印章。
至于印文与图案之间的关系，通常而言普通人所用印章即使刻有印文，印文与图案也少有联系，例如第2类印文中神名与图案中的神基本都不对应。从图案类型方面统计，阿卡德时期雕刻印文的印章以表现争斗画面的居多，这可能是由于阿卡德诸王把血腥战争作为统一两河流域唯一手段的缘故。人们对印章主题图案的选择似乎主要受社会流行趋势的影响，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些主流图案。印文与图案关联较少可能还存在另外一个原因，即很多印章可能都是由作坊批量生产，这样便造成了人们选择图案的被动性和局限性。一些人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刻有相似图案的印章。人们购买印章后会根据自己需求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刻写印文，[18]因此，他们对印文内容和图案类型的内在联系考虑应该较少。
三、结语
从留存下来的印章和印文痕迹看，印文是到阿卡德中晚期的纳腊姆辛统治时期才获得充分的发展。阿卡德时期的印文类型奠定了两河流域文明印文发展的框架，其中一些经过乌尔第三王朝和古巴比伦王朝的巩固，成为后世印文的经典模式。纵观两河流域滚印印文的发展，可以看到印文至古巴比伦时期又现变化，此前的王授仆人的主流官方印章和一些印文模式已经少见，出现了另一种主流模式，其内容通常包含五部分，有某神名或王名、所有者名字和父名（偶见其他亲属名） 、头衔，最后称自己为某神的仆人。[19]古巴比伦时期印文中对职业的介绍很少。从印文所能提供的有效历史信息看，阿卡德王朝到古巴比伦王朝这一段时期是两河流域印文发展的全盛时代，此后时期尽管有的印文较长，但以祈福奉献内容居多。整体上，印文发展到伽喜特巴比伦时期已变得日渐繁冗，主要是神名加颂福类的印文，通常没有印章所有者名字。[20]从伽喜特巴比伦晚期开始，两河流域的滚筒印极少雕刻印章文字，这种情况直到新亚述时期才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
阿卡德时期刻有较长印文的印章多属带有头衔或官职名称的官吏印，这种印文在早王朝时期较为少见，这说明随着首个统一两河流域的地域国家的疆域范围的不断扩张，阿卡德国王逐渐加强了对被征服地区的控制，王权观念不断强化，中央政府的统治逐渐形成。它通过一系列措施来维护和加强统治上的认同感，例如派遣王室成员出任重要宗教中心的祭司、指派或认定地方总督、统一量器的标准和制定相对统一的官印印文等。这一过程是随着阿卡德王国专制王权观念的加强逐渐进行的，在纳腊姆辛和沙尔卡利沙瑞在位期间臻于极致。在这一时期，以国王为自己主人的高级官吏的印章出现最多。具有统一格式的官印印文出现在这一期间应该是该时期阿卡德诸王在各个方面大力推行统一措施的结果。
阿卡德王朝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在沙尔卡里沙瑞统治期间，阿卡德王朝开始走向衰落。沙尔卡里沙瑞时期的王室铭文留存下来的较少，似乎他一直都忙于其父开创的建筑工程以及与反叛的城邦作战。在沙尔卡里沙瑞死后，国家迅速陷入纷乱之中，蛮族库提人入主中原，阿卡德王朝放弃王权，削弱为一个无名的小城邦，苏美尔和阿卡德各城邦重新回到独立状态，直到乌尔第三王朝再次统一。
（原载《古代文明》2010年第2期）
【注释】
[1]本文所用纪年为中年代体系，关于两河流域各纪年体系的研究参见吴宇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2]P. Steinkeller, “Seal Practice in the Ur III Period”, in Mc. Gibson and R. D. Biggs (eds.), Seals and Sealing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Malibu: Undena Publication, 1977, p. 48.
[3]H. Frankfort, Cylinder Seal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39, p. 8. B. Buchanan, Early Near Eastern Seals in the Yale Babylonian Collec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nos. 243, 253, 254.
[4]BMCS2= D. Collon, Catalogue of the Western Asiatic Seals in the British Museum, Cylinder Seals II, Akkadian, Post Akkadian, Ur III Periods, London: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Ltd, 1982.
[5]Newell= H. H. von der Osten, Ancient Oriental Seals in the Collection of Mr. Edward T. Newell, OIP 22,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6]Corpus1= E. Porada, Corpus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Seals in North American Collections, vol. 1, The Collection of the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The Bollingen Series 14.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Inc., 1948.
[7]Kist= J. Kist, Ancient Near Eastern Seals From The Kist Collection, Leiden: Brill, 2003.
[8]Yale= B. Buchanan, Early Near Eastern Seals in the Yale Babylonian Colle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9]EGA= R. M. Boehmer, Die Entwicklung der Glyptik wärhend der Akkad-Zeit, Untersuchungen zu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n Archäologe NF 4, Berlin, 1965.
[10]RIME2= D. Frayne,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 Early Periods Vol. 2, Sargonic and Gutian Period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 Buffalo – London, 1993.
[11]P. Michalowski, “Charisma and Control: On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Early Mesopotamian Bureaucratic Systems”, in Mc. Gibson and R. D. Biggs (eds.), The Organization of Power: Aspects of Bureaucrac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 45-57.
[12]P. Steinkeller, “Seal Practice in the Ur III Period”, in Mc. Gibson and R. D. Biggs (eds.), Seals and Sealing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Malibu: Undena Publication, 1977, p. 47-48.
[13]D. O. Edzard, “Die Inschrifen der altakkadishen Rollsiegel”, Archiv für Orientforschung 22 (1968-9), p. 12-20.
[14]Wu Yuhong, “High-ranking ‘Scribes’ and Intellectual Governors during the Akkadian and Ur III Periods”,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10 (1995), p. 127-145.
[15]关于乌尔第三王朝贡牲中心的档案文件重建工作，见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吴宇虹教授指导的系列博士和硕士论文（2005-2010年）。
[16]I. J. Gelb, “Terms for Slaves in Ancient Mesopotamia”, in M. A. Dandamayev (ed.), Societies and Language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Studies in Honor of I. M. Diakonoff, Warminster: Aris and Phillips, 1982, p. 82.
[17]I. J. Gelb, “Typology of Mesopotamian Seal Inscriptions”, in Mc. Gibson and R. D. Biggs (eds.), Seals and Sealing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Malibu: Undena Publication, 1977, p. 113.
[18]一些印章的印文叠压部分图案的情况说明了这一点。见BMCS2. 45, 119, 138, 168, 206, 210, 211, 222, 224.
[19]D. Collon, First Impressions: Cylinder Seal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87, p. 105-107.
[20]H. Frankfort, Cylinder Seal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39, p. 14，Plate XXX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