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松阴“巡狩”的视野与日本近代化政治资源的整合
吉田松阴“巡狩”的视野与日本近代化政治资源的整合
鲁 霞
吉田松阴（1830-1859）出生于日本长州藩下级武士之家，幕末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维新志士。1854年为了考察海外实情，欲私自搭乘美国船只出国。不果，被捕收监。为此开始了他的幽囚生涯。他在被囚的第二年，开始向狱卒和松下村塾的弟子们讲解《孟子》 。他以一年有余的时间完成《孟子》的讲解后，又执笔撰写了《讲孟札记》（又称《说孟余话》 ） 。对于“巡狩”的诠释主要反映在他的《讲孟札记》一书中。
一
《孟子》中对“巡狩”的记载是分别在两个不同的章节之中。按照目次顺序首先是在《孟子·梁惠王下》章节中的如下描述： “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 ”[1]其次是在《孟子·告子下》中的“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其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是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2]。针对上述两处“巡狩”的内容，吉田松阴越过《孟子·梁惠王下》的章节，直接截取《孟子·告子下》章节的“巡狩”内容进行讲解。
吉田松阴何以逆向地选择了《孟子·告子下》的章节进行讲解呢？“巡狩”讲解的第一章有这样的开场篇白： “孔子著书了《春秋》 ，但作为治天下的真髓并没有在（中国战国时期的）实际政治中得以体现……《孟子》本章的趣旨与孔子的精神是统一的。在我身居野山之狱（监狱之名）的时候，曾著《幽囚录》一书，论述天下大事，并在书中寄托了我的心境。今天，讲解到本章节时，又唤醒了我那时的心境。如果在适时势之时，能够做到正朝廷之体，严诸侯之制，确切实施述职、庆赏、让责的各项整治。进而，真正实行由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所制定的五条盟约，各诸侯国之间友好相处，如何会出现当时那种混战的局面？想到此，我寝食不安。 ”[3]这段开场白表明了松阴在《孟子》成书的春秋战国的政治背景中，看到了美国军舰驶向日本海湾并强令开国所带来的不仅是外患，还有内忧。众所周知，在封建社会的近世日本，幕藩政治体制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特征：那就是统辖全国势力范围的最高统治者德川将军之外还有一个作为国家最高权力象征的天皇的存在。但是，天皇并不是中央集权的实质性统治者，相反却处于德川将军的监管之下。而德川将军虽然掌控了各藩国的势力，各藩国又相对拥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如此的政治态势，触发了松阴对《孟子·告子下》章节中“巡狩”内容的共鸣与联想。因此，紧接着开场白就做了“言及我国，如果谈及日本再兴之道，巡狩之事，必须作为第一项需要考虑的事宜”的说明[4]。
松阴在讲解《孟子》 “巡狩”的内容时，具体参照了中国史籍《尚书》的舜典和周官的记载进行了详细的阐明： “中国天子的巡狩大都以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和北岳恒山的路线行巡。经过行巡的路线时，令与此相近邻或相关联的地方诸侯来朝。如此，天子所拥有的天下直至天涯海角岂不完全被掌控。 ”[5]上述讲解中可以捕捉出松阴对中国天子“巡狩”三个层面的关注：第一是天子“巡狩”四岳的路线层面；第二是天子“巡狩”与控制各地方政治、经济和诸侯势力的政治权力层面；第三是天子“巡狩”与“天下”观念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对中国帝王“巡狩”四岳路线的解读，催生了吉田松阴依据日本全国的自然地势为天皇“巡狩” 规划的以下方略： “以东海，东山两道的伊势之国，北陆，山阴两道的若狭之国，山阳，南海，西海三道的摄津之国营建行宫。 ”[6]这样的规划，不但确保了天皇“巡狩”实施，而且还明确了具体的行程。日本自古代社会以来天皇基本上是以祭祀为重要职责，由此天皇基本上远离了政事与民事。松阴在日本内忧外患的环境下，从中国儒家经典“巡狩”的讲述中，为天皇 走进现实社会，更明确地说是走进现实社会的政治之中寻找了途径；第二个层面——中国帝王“巡狩”与控制各地方政治、经济乃至诸侯势力等政治权力的解读，触发了松阴以“正朝廷之体，严诸侯之制，确切实施述职、庆赏、让责的各项整治”[7]为基础的日本化“巡狩”宗旨。出生于下级武士之家的吉田松阴，在他整个的人生中始终信奉着这样的忠诚信条：“我是毛利家的臣子，因此日夜不忘奉公毛利。毛利家是天子的臣子，因此日夜不忘奉公天子。吾等对国主的忠诚亦即对天子的忠诚” 。[8]这样的忠诚信条促成了藩主—将军—天皇的等级遵从观念，在如此的等级遵从观念意识中，他确信只有按照“正朝廷之体，严诸侯之制”的定制，才能“将（日本）各藩国的诸侯以及各地区的力量聚集起来，形成对当今日本局势发展极其妥善而有效的措施。 ”[9]展示了松阴希望日本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权。第三个层面——在解读中国帝王“巡狩”的视野中对“天下”这一儒学观念的注目，促使松阴将“天下”的伦理寓意，同应对日本民族危机结合起来进行深层的思考。对此，他以“天下乃是天朝之天下，亦即天下之天下，决非德川幕府的私有之物”[10]的批判态势，表达并寄托了对天皇在振兴日本日益颓废的国势中的政治实践作用。
二
中国儒家经典记载的天子巡狩，不仅包含了在春种秋收的时节,帝王通过“巡狩”来展示“重民”的为政思想，而且还有通过儒家文化的礼仪功效，演绎遥控地方诸侯势力的政治作用。但是，日本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之下的天皇与中国历史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之下的天子有所不同。由于日本从历史上的倭国时期，作为君主的国王之职责主要是事鬼神，并以鬼神的旨意掌控共同体，使得作为国王的天皇不参与民间的世俗事务。这样的惯性思维对日本近世到近代思想界乃至政治界的影响极大，换句话说，这样的惯性思维极易促成通过利用天皇祭祀日本的祖先，产生再造天皇神秘权威的意识与行为。然而，在吉田松阴的“巡狩”视野中，并没有受到这种惯性思维的影响。相反，却充满了希望天皇能像中国古代帝王那样莅临天下，控制各地诸侯，掌握国家政治实际权力的强烈期待。正因为有这种强烈的期待，松阴在讲解与诠释“巡狩”的同时，对中国古代帝王的“巡狩” ，以及五霸的“葵丘会盟”给予了以下的批判。
第一是对中国古代帝王在“巡狩”中，对民众的经济补助行为的批判。他说“ 《孟子》的梁惠王下篇第四章的‘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的意义是在巡狩、述职之外，为了补助而实施的循行于郊外的活动，我认为仅仅为了补助而实施循行，与当今诸郡代官的检见措施是等同的，依靠诸郡代官检见的措施已经足够了，何必还要再劳烦为人之君去亲自循行呢？况且，依据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即述职） ，而六年正好为帝王巡狩之时。除此之外，年年春秋天子巡视几内，诸侯循行封内。这就很让人费解：如果真正实施诸如上述之事，即使古时百事简易，也不可不说是对民间造成骚扰之势。对于君主而言也无法忍受如此忙碌的工作。 ”[11]在上述批判中可以看出，松阴从实施“巡狩”的君主，到被“巡狩”的地方民众这两个视角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不但揭示了中国古代帝王“巡狩”活动中的弊端，而且明确了在日本不宜实施的缘由。
第二是对中国古代帝王“巡狩”中出现的“封禅”现象的批判。松阴说： “秦始皇和汉武帝以来的历代帝王多热衷于封禅，醉心于神仙，喜欢夸大与妄想。正因为如此，对于广大民众的疾苦并没有给与解决，从而为巡狩带来了许多的困难。至于在明宣宗时期未实施巡狩一事，与秦始皇和汉武帝在巡狩中大肆封禅相比较，可以说远远胜出一筹。 ”[12]
通过上述对古代中国“巡狩”的批判，松阴感叹： “这是我为之感到遗憾之处，提倡近代日本的‘巡狩’不能完全模仿古代中国历代帝王巡狩的定制内容。 ”[13]摆脱古代中国帝王“巡狩”中存在的日常繁琐的“补助”和“循行”等各种形式活动，行使以巡视东海，东山两道的伊势之国，北陆、山阴两道的若狭之国，山阳、南海、西海三道的摄津之国为中心的近代式的、日本天皇式的“巡狩”活动。通过上述的两个批判，松阴又结合日本历史上的“聚乐第盟约” ，对中国历史上的“葵丘会盟”进行了历史性的对比、分析与评价。进而表达了对《孟子·告子下》 “巡狩”中的“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的不同理解。
所谓葵丘会盟，又称葵丘之会或者是葵丘之盟。按照《孟子正义》的解说：“齐桓公，五霸之盛者也。与诸侯会于葵丘，束缚其牲，但加载书，不复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负也。 ”[14]即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在今中国河南民权县城东黄河故道北岸留有葵丘台遗址） ，召集鲁国、宋国、卫国、郑国、许国、曹国等国相会结盟，规定各诸侯同盟国之间都要言归于好；不可壅塞水源；不能阻碍粮食流通；不可改换嫡子；不可随便杀死大夫；不可不让士世袭官职；要尊贤育才等。当时周襄王还派宰孔参加，并赐王室祭祀祖先的祭肉给齐桓公，这既寓意了齐国的霸业达到顶峰，也表示了作为天子周襄王认可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松阴针对上述的葵丘会盟谈到： “仔细研读齐桓公召开‘葵丘之会’所订立的五条盟约，内容中一句涉及王事的话语也没有。这同日本的吉田秀吉将王事与皇恩放入第一位的‘聚乐第盟约’相比较，实在是有着天地之差。 ”[15]
聚乐第盟约的历史记载，与“聚乐”一词的来源有关。 “聚乐”一词来源于日本史书《天正记·聚乐第行幸记》 “集聚长生聚不老之乐”的寓意。聚乐第是丰臣秀吉时代修建的政厅兼邸宅的城宅，又称聚乐城，于1586年在京都修建[16]。作为历史事件所记载的聚乐第盟约即是指：丰臣秀吉为实现织田信长天下统一的的绪业，在与各藩国之间的大战后，于天正十三年十月二日直逼九州城下。随即秀吉下书九州的岛津义久：作为敌对双方我们理应誓死一战，但是因我们共拥天皇，故特发此盟约。如果念及天皇的恩召就立即停战（放下武器） ，若负于此，则我方征伐到底。但是，岛津义久并没有响应秀吉的这一纸盟约。于是，秀吉率大军一鼓作气攻克九州，随后立即下令在九州营造聚乐第。聚乐第竣工后，秀吉本人从居住的大坂搬迁到聚乐第的同时，又迎接后阳成天皇巡行聚乐第，且亲自为天皇举裾前导。秀吉对天皇的真诚与敬仰感动了天皇，天皇为此特将预计的三日巡行计划，延长到5日的巡行[17]。通过上述聚乐第盟约的历史阐述，松阴指出： “日本自应仁大乱以来，对皇室的遵奉逐渐呈现淡化与衰弱的趋势。赖朝以来，源氏、足利氏、织田氏、丰田氏、德川氏这五霸对日本的功劳虽然可以称谓是第一的，但是他们的罪恶也是最大的。 ”[18]
这里，松阴不但将中国儒家经典中对齐桓公等五霸的称谓运用于日本历史上赖朝以来，源氏、足利氏、织田氏、丰田氏、德川氏的诸侯群雄，而且将他们的历史行为作了对比的说明。 “我国到足利时代的末期，形成天下瓜分之势。割据各地的诸侯群雄，无论何方都在各自的都城竖起自己的旗帜，并宣誓为天皇号令天下而誓死浴战。其实，从诸侯群雄的行为中可以看出，在他们自己的心目当中，根本不是为天子和将军而效忠尽力，也不是为了天下万民而效忠尽力，他们所有的誓言与行为都蕴含着诸侯群雄相互争斗的私心利欲。然而，惟有称雄诸侯一方的丰臣秀吉展现了对天皇恭敬之举。秀吉至性纯忠，持诚心尊奉天朝，感佩皇恩，非后世的霸者所能及。 ”[19]在松阴的论述中虽然对日本各地的诸侯进行了批判，但是却表达了对丰臣秀吉个人品行的欣赏。松阴认为丰臣秀吉不仅以“尊奉天朝”而体现出他“至性纯忠”的个人品行，更重要的是秀吉的品行教化了日本各国的诸侯与全体民众。如果将日本自赖朝以后的源氏、足利氏、织田氏、丰臣氏、德川氏对应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五霸，称之为日本的五霸的话，那么，对于他们的历史评价同样也可以按照《孟子》的“五霸者，功之首，最之魁” [20]的评语来评价。其中，日本五霸中秀吉的品行在于他的行为，是发自于奉天子之命讨伐有罪之人。因此，尽管在利用奉行天子之命，讨伐其它诸侯这一权谋之术上，中日两国的五霸谋略相同，然而秀吉品行下展现的才能与品行实在超越于桓公和惠公，这也正反映了日本国体的优越[21]。
通过上述的批判与对比，松阴“巡狩”的视野在对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关注的同时，又投射到对近代日本社会转型中的社会政治权力与权威的深层思考之中。而这种深层的思考带给松阴内外两个视角的启示。对外，开国后的日本必须是一个完整而强大的统一体；对内，从古代中国的“五霸” ，到日本近世诸侯藩国的共性是，即使他们不采取直接对抗中央政治权威的叛逆举动，作为地方势力的强大也会直接破坏中央政治权威的社会控制功能。这正是松阴强调“巡狩”在日本的实施必须以“正朝廷之体，严诸侯之制，确切实施述职、庆赏、让责的各项整治”[22]为根本宗旨的用意之所在。所谓的“正朝廷之体” ，正符合了从日本的国情出发，将天皇推向作为现实政治执行人的位置，从而成为强化近代日本政治权威的绝好而又有效的途径之一。所谓的“严诸侯之制”正是以中国“巡狩”的历史背景为借鉴，为处理近代日本幕藩政治体制下的权威政治而提供的历史明镜。依据吉田松阴对“巡狩”的如此理解与视野，似乎体现了他意欲以古代中国帝王“巡狩”的框架，作为模拟进而复兴日本的措施之一。事实上，从松阴的思想运作中可以看出，他在涉猎古代中国的基本历史，号召日本应当学习并实施古代中国历史上这一“巡狩”活动的同时，又予近代日本之“巡狩”以独特的寓意和宗旨。松阴在“巡狩”的理解与诠释，应用与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模拟古代中国帝王巡狩活动的原始内容与宗旨的倾向，但是，通过截取古代中国帝王巡狩的模式，巧妙地嫁接到近代日本社会的政治权力运作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吉田松阴的巡狩视野，不但整合了传统社会中的政治资源，而且客观上为近代化的成功提供了传统社会中的政治资源。
三
吉田松阴“巡狩”视野，不仅在传统社会中为日本近代化的成功客观上整合了政治方面的资源，而且通过“巡狩”的诠释使松阴在解读中国帝王“巡狩”的视野中对“天下”这一儒学观念的注目，促使松阴将“天下”的伦理寓意，同应对日本民族危机结合起来进行深层的思考。1853年佩里来航，日本的国门被迫打开。松阴火速以《将及私言》上书长州藩主。在此上书中，他以“大义、听政、纳谏、炮铳、船舰、马法、至诚”作为当今之急务激情陈言。在“大义”条目的开场白中，他率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人不知，此大义为圣人经典之明训”[23]。这里尤当引起注目的是松阴不但直接援引了中国的经典，而且直言了“大义”是“圣人经典的明训” 。那么，松阴所使用的“大义” 、 “天下”概念究竟是中国经典语境中的语意呢？还是日本社会环境下的语意转用？对此，有必要延长叙述一下他对“大义”章节的阐述： “近来有一种可憎的庸俗之论认为，正因为江户是幕府之地，所以御旗本、御谱代及其御家门的诸藩应当为捍卫江户和防备外敌入侵竭尽全力。而所有其他的藩国要各自重点做好自己藩国的事情，不必尽力于江户。呜呼，此等之辈的认识不仅是表现出不敬重幕府，实际上，确切地说，应该是不知天下之大义。注重本藩国之事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天下乃是天朝的天下，也应该理解为天下的天下，决非幕府的私有之物。 ”[24]松阴上书中将“大义”列为第一条目的用意是为了解说“天下”的概念，为此，他将中国儒家学说中的大义一词原原本本的借用而来，在松阴式的“天下”观的基础上赋予“大义”以日本的伦理。
1854年，吉田松阴忧心于被迫开国的日本，故欲搭乘美国舰船到海外实地考察，以求富民强国之道，不料被捕入狱。在狱中为感化囚人，唤起民众明国体辨大义的觉醒，他开始讲解《孟子》 。首场讲解开始于安政二年（1855年）六月十三日，至安政三年六月十八日进入尾章的讲解。在第一场的《孟子叙说》中他说道： “近世海外之诸蛮，各自推举贤智，革新政治，进而骎骎然呈以凌辱日本之势。日本以什么来抵制呢？无他，唯有明确我国国体与他国不同的大义，确立阖国之人为阖国而死，阖藩之人为阖藩而死，臣为君而死，父为子而死的壮志，有何畏惧于诸蛮夷的呢。 ”[25]这一中心旨意贯穿了松阴一年有余的《孟子》讲解之中。从松阴对“天下是天朝的天下”中“天朝的天下”概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它是在当时面临美国军舰强迫日本开港这样的一种背景中，对社会上流行的俗论的批判。也就是说，它是在松阴批判“正因为江户是幕府之地，所以御旗本、御谱代及其御家门的诸藩应当为捍卫江户和防备外敌入侵竭尽全力。所有其他的藩国要各自重点做好自己藩国的事情，不必尽力于江户”这一俗论中形成的松阴的反论。这一反论表明松阴以长州藩武士的身份，呼吁对抗外来入侵时所觉悟到的“天下”概念的深刻意义。 “天下”不是某一个人的天下，当然也不是德川幕府的私有政治的“天下” ，“天下”是日本国家整体的天下。正因为如此，松阴紧接着又将“天朝的天下”和“天下的天下”统筹起来进行了阐述。他基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天下不是一人之天下，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的命题，提出了“天下是天朝的天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的论点。那么，“天下是天朝的天下”与“天下是天下的天下”层次中有关“大义”伦理命题是否存在着矛盾呢？
根据《日本国语大辞典》对“大义”词目的解释，主要有这样的描述： “作为人间在选择最为恰当的、重要的道路的意义层面上，特别是针对国家·君主而言，其对待与处理国民事务时所应该选择的道路这样一中层面上的意义较多。 ”[26]从这样的语意中反馈松阴“天下”中所包含的内涵，应该是与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大义”语意有所出入。这一点可以在松阴解读《说孟余话》时同山县太华展开一年半之久的争论过程中得到更清楚的说明。吉田松阴在安政三年六月初四之夜将《孟子·告子下》第十四章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内容讲稿送给他的老师山县太华。山县太华针对松阴的“摹仿毛唐人之口，倡导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是忘记国体，非常危险之举”的论述，做了“所谓的天下应当是指土地人民之辞，而不是代表职位的语义” 。太华的理解应该是比较客观的、理性的。然而，松阴对于太华的点评做出了断然的、非理性的反驳： “这种将土地、人民和职位分开讨论实在是无稽之谈。 ”[27]上述可见，松阴之“天下” 、 “大义”等概念虽然是借用中国儒家思想中的词汇，但并非是抽象的、普遍意义上的天下，而是作为日本“天朝”之下的各个藩国的集合体，是日本和日本全体国民象征性的“天下” 、 “大义” 。所以，松阴说“如果说天下究竟在何方，毋宁说当我们遭受外夷之辱时，幕府固当率天下诸侯清天下耻辱，以此行为奉献于朝廷，慰籍天皇之心。方是时，普天率土之人如何可不尽力哉？尚何有闲暇选择本国与他国（指各藩国） 。况且，江户是幕府的所在地，天下诸侯实施朝觐会同之地，此义明白昭著，固不易力辩” 。[28]这样，松阴通过在日本国情下对中国儒家思想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天下”与“大义”的伦理阐述，直接阐明了日本幕藩体制下的朝廷、幕府、藩国应当共同协力，汇集成抵御外敌的强大的政治能量。
正如历史所呈现的那样，自1603年德川家康大战诸侯开创幕藩体制以来，其政治结构一直是天皇与将军并存，朝廷与幕府并存的二元政治体制的政权建构。 “这一政权建构的特征是：在封建国家顶端的天皇不掌握任何实权。无任何实权天皇委任下的德川氏却执掌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大权。 ”这样的政权建构在实际执政时便出现了日本学者丸山真男所概括的政治效应： “在德川社会中，政治权力（幕府）与精神权威（皇室）以及经济权利（商人阶级）各自分担不同，并且政治权力内部有复杂的牵制力。 ”[29]而如此的政权建构和政治效应又驱使近代日本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思维如何以政治对应外来势力之时，不得不在日本国家政治权力的实像（幕府将军-政治权威的虚像）和国家政治权威的实像（天皇-政治权力的虚像）做一选择。吉田松阴选择了以日本国家政治权威的实像，并为这一实像的现实建造而积极培植土壤。幕末时期松阴的尊王攘夷思想正是他为建造日本国家政治权威实像的具体实现，也是在日本民族危亡时期，通过“尊王”天皇将日本各界积聚起来共同“攘夷”的政治实践。
松阴以中国儒家思想对应日本社会的现实，通过“天下”与“大义”的伦理阐述，调和了日本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矛盾。而“幕末的维新志士们正是扛着尊王攘夷这面洋溢着浓厚儒学气息的大旗，以江户无血开城的方式令幕府投降。1867年10月，末代将军德川庆喜接受了土佐藩主山内容堂和后藤象二郎提出的‘大政奉还’方针，在天皇发出讨幕密诏的同一天，即1867年11月9日上奏请求把政权奉还给天皇，第二天天皇即批准了这一要求。德川庆喜在同月19日正式向朝廷提出辞去将军职务” 。天皇的权威力量通过尊王攘夷的溶合而达成的权威政治悉数被嵌入日本社会的政治结构的框架之中，汇入现实社会生活的网络之中。 “大政奉还”后建立的明治政府，从某种角度上讲是一种摄取了日本传统政治因素，同时又具有绝对近代化导向意识的权威政体。在日本近代化初期阶段，这种权威政体在集中社会各种资源应付近代化的需要以及应对西方挑战方面，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作为日本近代化的政治资源之一的松阴思想，影响并规范了日本近代化的走向与结局。当然，对于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后，出现了对天皇畸形利用并达成法西斯军国主义，进而侵略亚洲的历史是不能忘却的。
如前所述，松阴直视日本所面临的民族危机，逆向性地选择了《孟子·告子下》中“巡狩”内容进行解读与诠释。松阴对“巡狩”的解读在日本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不同于中国政治与文化背景的日本，皇权不但以不同于中国的形式体现于政治体制之中，皇权更以不同于中国的意识形态支配着社会各个层次。松阴将中国儒家的“巡狩”思想融入消除日本幕藩封建体制下的权力分散，并促成了分散权力的凝聚。日本同中国一样，走向近代化是在被西方叩响关门后形成的道路方向。近代化道路的实现是要涉及到社会各个层面的一场社会大变革，需要调动社会各阶层的人士的广泛参与。从这个意义上，松阴对中国古代五帝以来“巡狩”的诠释，对于日本近代化中政治资源的整合，甚或说在整合中的思考不仅对考察日本近代化的历史，更为思考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视野。
（原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 第2期）
【注释】
[1]焦循：《孟子正义》（上），中华书局，1987年，第122页。
[2]焦循：《孟子正义》（下），中华书局，1987年，第841页。
[3]吉田松阴，近藤晵吾译，《讲孟箚记》，日本讲谈社，1988年，第194页。
[4]吉田松阴，近藤晵吾译，《讲孟箚记》，日本讲谈社，1988年，第194页。
[5]吉田松阴，近藤晵吾译，《讲孟箚记》，日本讲谈社，1988年，第194页。
[6]吕玉新：《古代东亚政治环境中天皇与日本国的产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前言，XX。
[7]吉田松阴，近藤晵吾译，《讲孟箚记》（下），日本讲谈社，1988年，第197页。
[8]日本山口县教育局编：《吉田松阴全集》五卷，岩波书店，昭和九年，第410页。
[9]吉田松阴，近藤晵吾译，《讲孟箚记》（下），日本讲谈社，1988年，第197页。
[10]山口县教育会：《吉田松阴全集》第一卷，岩波书店，1935年，第558页。
[11]吉田松阴，近藤晵吾译，《讲孟箚记》（下），日本讲谈社，1988年，第195页。
[12]吉田松阴，近藤晵吾译，《讲孟箚记》（下），日本讲谈社，1988年，第195页。
[13]吉田松阴，近藤晵吾译，《讲孟箚记》（下），日本讲谈社，1988年，第197页。
[14]焦循：《孟子正义》（下），中华书局，1987年，第843页。
[15]吉田松阴，近藤晵吾译，《讲孟箚记》（下），日本讲谈社，1988年，第204页。
[16]参考日本史学会编：《丰臣秀吉•京都•聚乐第•御土居•伏见城》，2001，文理阁出版。
[17]吉田松阴，近藤晵吾译，《讲孟箚记》（下），日本讲谈社，1988年， 第209-210页。
[18]吉田松阴，近藤晵吾译，《讲孟箚记》（下），日本讲谈社，1988年，第197页。
[19]吉田松阴，近藤晵吾译，《讲孟箚记》（下），日本讲谈社，1988年，第197页。
[20]焦循：《孟子正义》（下），中华书局，1987年，第841页。
[21]吉田松阴，近藤晵吾译，《讲孟箚记》（下）日本讲谈社，1988年，第197页。
[22]吉田松阴，近藤晵吾译，《讲孟箚记》（下）日本讲谈社，1988年，第197页。
[23]山口县教育会：《吉田松阴全集》第一卷，岩波书店，1935年，第558页。
[24]山口县教育会：《吉田松阴全集》第一卷，岩波书店，1935年，第558页。
[25]吉田松阴，近藤晵吾译，《讲孟箚记》（上）日本讲谈社，1988年，第21页。
[26]日本国语大辞典第二版编集委员会，小学馆国语辞典编集部，《日本国语大辞典》第8，2001年，株式会社小学馆，第609页。
[27]奈良本辰也：《吉田松阴集 日本思想》，筑摩书房，1969年，第324页。
[28]山口县教育会：《吉田松阴全集》第一卷，岩波书店，1935年，第558页。
[29]丸山真男著，区建英译，《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