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英国贵族的富裕程度分析
近代早期英国贵族的富裕程度分析
姜德福
近代早期英国贵族的富裕程度，直接关系到对贵族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评价。以往的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缺乏对近代早期贵族的整体考察；二是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存在偏颇之处。本文借鉴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以整个近代早期为时间断限，全面考察英国贵族的富裕程度，并对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不同看法。
一
近代早期，土地依旧是财富的标志，而贵族则是英国人均占有土地最多的社会阶层，他们在全国土地份额中所占的比例稳步上升。据克里德特估计，1436年英格兰贵族占有全国15%—20%的土地，169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贵族占有不列颠土地的15%—20%，1790年则达到20%—25%[1]。由于贵族阶层人数较少，人均土地占有量必然很大，拥有庞大的地产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且这些土地还会给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16世纪2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间，拥有高产的农田尤为重要，因为这时食品价格的上涨超过了其它价格和工资的上涨。17世纪中晚期，贵族的地产面积为10000到15000英亩或更多，其土地年收入大致在4000—5000镑以上[2]。在土地收入中，地租收入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6世纪下半叶起，英国地租普遍出现增长的趋势，几十年间增长了2—4倍[3]。1776到1816年，地租又上升了105%。地租的上扬给贵族普遍带来了更多的收入。拉塞尔家族的地租收入，由1692年的约15000镑上升到1739年的37000镑，到1771年更达51000镑以上[4]。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房地产租金在收入中所占的分量逐渐增加。大多数贵族都有数量不等的城市房地产租金收入。1771年，贝德福德公爵的房地产租金收入约为8000镑，占总收入的1/3或1/4[5]。另外，出售木材的款项也是一笔较大的土地收入。
随着经济活动的多样化，土地以外的收入日趋多样，数额不断增多。16世纪下半叶起，贵族的工矿业收入逐渐增多，许多贵族因为从事采矿业和冶炼业发了财。1725—1745年间，博伊斯伯爵从铅矿开采中获利达140000镑[6]。里士满公爵由于开采煤炭而成为巨富[7]。这样的例子在贵族当中不在少数。担任官职也给贵族带来大笔收入。财政大臣、财政大臣、掌玺大臣等重要官职，每年均有几千镑的进项。因这些官职几乎为贵族垄断，这些收入自然落入他们的腰包。另外，国王还经常将土地、现金、年金、特许权等赏赐给贵族，令他们受益非浅。1611—1612年，詹姆斯一世赏给贵族63600多镑。1603到1629年，贵族还从出售爵位中直接获得了100000多镑。每年数千镑的年金同样使许多贵族的收入大为增加。
近代早期，贵族的收入水平呈现出日益上升的趋势。地价的上升、地租的上涨、多样化的其它收入，使得这一时期的贵族拥有更多的财富。据估计，1523年，贵族的平均年收入为800镑，考虑到估计过低和收入的多样性，应为每年1000镑[8]。劳伦斯·斯通估计，贵族的平均收入，按1559年的币值计算，1559年是2200镑，1602年1630镑，1641年2290镑[9]。1696年，格里高里·金指出，当时贵族的总收入是448000镑，人均收入是2800镑（后改为3200镑） 。但杰弗里·霍姆斯认为，格里高里·金修改后的数字仍然过低，与许多贵族的收入不符。1669年，爱德华·张伯伦估计，贵族的年收入应为10000镑，但后来他将这一数字降为8000镑[10]。现代史家认为，格里高里·金的估计趋于保守。明格认为，1690年贵族的年均收入约为5000到6000镑[11]。1701年上院的一个议案要求子爵的年收入至少为4000镑，男爵的年收入至少为3000镑。这表明，贵族的平均收入比格里高里·金认为的水平高出了许多。据约瑟夫· 马西统计，在1760年的181名世俗贵族当中，平均年收入在20000镑的有10家，10000镑的有20家，8000镑的有40家，6000镑的有80家[12]。1803年，帕特里克·科尔奎豪恩对英国国民收入做了统计。根据他的统计，贵族收入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显著变化，每名贵族的收入约为8000镑，贵族阶层的总收入为2296000镑[13]。至此，贵族的人均收入增长到原来的8倍。
在收入增长的基础上，贵族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也日益提高，远远高于中世纪贵族，这也是贵族经济收入增加和富裕程度上升的一个表现。他们不仅在日常开支、女儿的嫁妆、购买官职、取悦国王等方面一掷千金，在竞选议会议席、安抚选民、教育子女、购买艺术品、修建宅第、购买奢侈品上同样出手阔绰，动辄花费数千乃至上万镑。另外，贵族还积极进行经济投资，其数额往往达到数千、数万甚至数十万镑。18世纪二三十年代，伦敦德里侯爵投资18万镑建造锡翰港，布特家族为建造卡地夫码头投入了35万镑。
二
英国贵族的富裕程度是其它欧洲贵族无法匹敌的。虽然他们也遇到过经济上的暂时困难，其内部也存在富裕程度的差异，但“作为一个阶层，贵族在整个近代早期都是富有的，他们的富有程度尚无人能够赶得上”[14]。
这一时期，贵族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一直保持相当程度的稳定。据格里高里·金和约瑟夫·马西统计，1688年英国国民收入为4400万镑，贵族的总收入是448000镑，占国民收入的1% ； 1760年英国国民收入增加了约36%，从4400万镑上升到约6000万镑，包括贵族在内的上层集团的份额由格里高里·金统计的14.1%上升到马西统计的14.3%，略有增加。又据帕特里克·科尔奎豪恩统计，1803年英国国民收入达到20900万镑，贵族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稳定在1%左右[15]。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贵族收入的增长幅度与整个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保持同步，贵族在国民收入中保住了自己所占的份额。也就是说，贵族分享了这一时期增加的财富。
就收入水平及富裕程度而言，贵族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差距虽然开始缩小，但其相对于它们的地位几乎没有变化。近代早期，乡绅和工商业资产者的经济地位上升较快。但是，他们的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仍然无法超过贵族。16世纪20年代约克郡东区的财产评估表明，在帕西家族等贵族与约翰·康斯特布尔等最富有的乡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财富差别[16]。1601年，威尔逊在《英国记实》中指出，贵族的年均收入为3600镑，大多数骑士的年均收入为1000—2000镑，从骑士500—1000镑。虽然他估计偏高，但这种数量的等级是毫无疑问的。斯通认为，17世纪40年代，贵族的平均年纯收入在5000镑以上，而绝大多数乡绅的平均收入还不到1000镑。到19世纪初，这一状况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据帕特里克·科尔奎豪恩1803年的统计，虽然从男爵、从骑士的收入几乎与贵族相抗衡，但是，骑士和绅士的经济地位下降了[17]。因此，虽然有些乡绅的富裕程度超过了个别贵族，但乡绅的整体富裕程度并没有超过贵族。同时，乡绅内部也存在较大的差异。1642年，约克郡绅士中有两人年收入在4000镑以上，而238人（占总数的1/3）的人均收入不到100镑[18]。这一时期，乡绅数量的增长超过其地产数量的增长，这意味着他们的人均地产占有量必然下降，因此，绝大多数乡绅只能是中等规模的地主，拥有1000英亩或更少的地产，每年只有几百镑的收入。1760到1803年，工商业者的收入上涨较快，工厂主的总收入达到2000万镑，商人、工厂主、船舶制造商、船主的总收入达到3900万镑，商人的总收入增加了7倍，贵族与大商人的收入之比也从7 : 1下降到3 : 1[19]。然而，工商业者的人数要远远超过贵族阶层的人数，因此，在富有程度上他们还屈居于贵族之下。理查德·格雷瑟姆是16世纪中叶最富的伦敦商人，他死时地产年收入仅为800镑。1586到1614年间留有财产记录的1581个伦敦自由人中，只有1人的财富超过了30000镑，252人的财富在1000镑以上，大多数人的财富不到500镑[20]。1760年，13000家商人中约有10000家的年收入是200镑。这一时期，绝大多数作坊主和工厂主的生产规模都很小，收入也不高。据约瑟夫·马西统计，1769—1770年间在英国的工厂主中，年产值200镑的有2500家，100镑以上的有5000家，70到100镑的有10000家，40镑左右的有62500家[21]。
我们承认，贵族内部存在富裕程度的差异，也有经济窘困的贵族。在穷贵族如林肯家族和那些富有的显贵如贝德福德家族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1559年，以年度总租金收入计算，最穷的6个贵族收入不到500镑，而最富的诺福克公爵则收入6000多镑[22]，不过500镑的收入在乡绅和工商业者中则属于比较富裕的水平了。然而，整个贵族阶层的财富在近代早期呈增长态势。如果说17世纪内战前有些贵族在经济上处于败落状态，那么， “光荣革命”后，可以说英国贵族无一不富。有些贵族的富裕程度是尽人皆知的。1766年，第二代弗利勋爵留下了年产值21000镑的不动产、年产值7000镑的矿山，还有500000镑的基金投资，威廉·普尔特尼留下了一百多万镑的遗产[23]。1710年，贝德福德等三位公爵的收入均超过30000镑[24]。 “到1800年，英国贵族毫无疑问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有”[25]。
三
这一时期贵族也遭遇了暂时的经济危机，但在探寻导致贵族陷入危机的因素时，人们往往强调贵族在面临新经济形势时的无能、疏于经济算计、经济因素对贵族的不利等等。笔者以为，上述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在新经济形势面前，确实有一些贵族手足无措，无力应对挑战。然而，贵族在处理经济事务时的贪婪和斤斤计较，始终是不变的。在宗教改革时期对教产的剥夺中， “全国上下，从大贵族到身份卑微的骑士、绅士，互相竞争，力图分赃——而没有任何一个贵族对此不屑一顾”[26]。近来的研究证明，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贵族缺乏经济上的敏锐。无论是这一时期不断增加的家族档案尤其是有关财产的帐簿，还是圈地、提高地租、进行地产勘测，都表明贵族对经济事务的极大关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贵族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是经济上的无能，而是急于抓住任何机会获取利润，并且普遍希望这样做。我们有理由说，这一时期最完美的企业精神的例子，不是体现在一些乡村资本主义新人身上，而是体现在施鲁斯伯里伯爵乔治·塔尔伯特身上[27]。
经济支出常被看作贵族经济衰败的主要原因。但有时贵族的开支情况被人为夸大了。据资料记载，1508年1月6日，白金汉公爵宴请了400—500名宾客，食物也相当丰盛，但其真实的费用只不过13镑多点，而主人当年仅土地收入就达6000多镑[28]。担任行政和军事职务确实开支较大，但“这种服务同时还是他们财产、庇护和权力的源泉”[29]。福克斯家族正是通过占有官职起家，从一个小乡绅成为贵族，霍兰勋爵死时，其财产足以支付其儿子200000镑的债务，并给他们留下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30]。16与17世纪之交的40年里，官职收入和国王的赏赐使1/4到1/3的贵族生活得非常富裕，这些收入在1641年贵族总资产中大概占到1/4的比例[31]。
沉重的债务也被看作贵族陷入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时期确有不少贵族欠债，且有些贵族的债务达到惊人的地步。17世纪上半叶，斯特拉福伯爵欠债107000镑，阿伦德尔伯爵欠债121000镑[32]，但这只是特例而不是普遍现象；虽然有的贵族在债务压力下再未恢复过来，如欠债40000镑的萨福克伯爵、欠债60000镑的多塞特伯爵；但欠债53000镑的索尔兹伯里伯爵、欠债58700镑的白金汉公爵都成功地度过了难关。1651年，诺森伯兰伯爵欠债超过37000镑，仅支付的利息就达2240镑，但因支付的利息少于收益，且合理安排了还债，他的处境并不困难[33]。借贷制度的不完善曾是伊丽莎白时代贵族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到1641年，贵族收入急剧上升，抵押贷款受到了赎回抵押品权利的保护，借贷利息也下降了。因此，虽然贵族的绝对债务总数上升了，但每个贵族的平均债务数量、债务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这些债务对贵族经济的影响却不那么严重了。
人们认为，这一时期的诸多经济因素对贵族十分不利。实际上，这些不利因素并不只对贵族不利，对贵族的不利影响也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大。无法适应价格革命确实给一些贵族带来了困难。但那些提高了地租和罚金并缩短了租约期限的贵族，可以轻松地克服困难。其他贵族则利用了对食品、住宅和商品的需求的增长，稳步增加了他们的财富。“圈地提高了收益，为需求不断增加的伦敦市场提供肥壮的牛羊带来了可观的回报，1620年以前养羊出售羊毛有利可图，采矿和金属制造厂有时也会带来可观的利润，伦敦的城市开发是一座金矿，排干沼泽可以将大量不毛之地转变为高产良田”[34]。必须强调指出，价格上涨的排头兵是食品和燃料，工资和工业品远远落在后边。1500到1700年间，粮食价格上涨了7—8倍，但穷人常吃的大麦、黑麦、燕麦的价格比主要供应富人的小麦的价格的上涨的幅度要大得多；家畜和肉类的价格上升了6—7倍，木材上升了5倍多，纺织品和其它多种普通工业品上升了约3倍[35]。由于消费方式以及经济行为的不同，总的价格对不同阶层的意义是不同的。对穷人而言，其收入的绝大部分要花费在谷物食品、燃料等生活必需品上，而富人的食物主要来自自家农场的产品、实物地租和什一税，他们消耗的燃料大多来自其拥有的森林，他们需要的肉类、奶制品、高品质的纺织品、进口的奢侈品以及仆人工资的价格的上涨要远远低于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因此，贵族的基本生活费用，如果可以接受上述情况的话，受价格上升的影响是相当小的。再拿币值来说，这一时期，英国的货币供给确实增加较大，但与此同时，市场上的商品供应也有大幅度的增加。因此，除非出现特殊情况，币值的变化还是相对和缓的。都铎王朝时期的货币平均贬值率是：银币0.37%，金币0.35%[36]，这一时期货币贬值最大的一次是亨利八世在位时期，但到爱德华四世即位后，币值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故币值的变化对贵族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尽管斯通将贵族地产的出售和庄园数量的减少看作其富裕程度下降的一个标志，但应看到，庄园是一个多变的经济单位，用拥有庄园数量来衡量贵族经济状况的做法是不严密的。库铂指出，庄园在规模和收益上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不能将其作为同等价值的统计单位。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艾沙姆家族只有两个庄园，但其土地收入在1637年不少于1600镑，而当时不少家族要有十几个庄园才能达到这一数字[37]。如果仅根据他们拥有的庄园数量说艾沙姆家族比那些家族穷，就大错特错了。再者，出售庄园的现象不仅仅限于贵族一个阶层。这一时期，为了还债而出售土地的现象相对多起来，但贵族因为拥有大量土地，故能够在出售一定量的地产后，仍能保持相当数量的土地以维持其社会地位，而有些乡绅则因此而彻底衰落了，还有数以百计的小乡绅从此退出了乡绅阶层。
许多史家对斯通提出的“贵族的危机”的观点的证据提出了质疑[38]。确实，贵族的财富消耗在建造豪宅、举办宴会、豢养大批侍从和法律事务开支上，关于借贷的法律也不利于贵族的利益[39]。但不能夸大这些问题对贵族经济命运的影响，他们拥有的巨额财富足以消化其大多数支出。而且，内战前一个世纪发生的能够使大多数贵族获利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可以轻易地压倒这些问题。 “作为这一时期人口和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的结果，对租地的要求必然很高，对许多地产的研究也表明，地租收入的显著上涨至少和地价的上涨及币值的下降保持了一致”[40]。以1559年的价格计算，1559年一个庄园的纯收入为40镑， 1602年则为43镑[41]。另外，对奢侈品的需求，对展示身份与地位的需要，既是贵族生活中的大事，也是乡绅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这方面的负担决不仅仅限于贵族一个阶层。那些收入远远少于贵族的乡绅会因此而陷入更大的困境，即使像约翰·奥格兰德那样以审慎、节俭闻名的乡绅也发现面临入不敷出的危险，更何况其他乡绅了。
16世纪晚期，贵族经历了暂时的经济困难，但即使支持贵族在1642年前陷入危机的观点的人，也难以否认在1660年后的那个世纪里贵族经济发生了惊人的复苏。不容置疑的是，18世纪的贵族仍然比其它社会阶层富有，即使上层商人也无法企及。格里高里·金、约瑟夫·马西、帕特利克·科尔奎豪恩等人的估计，都认为贵族和上层乡绅的财富要超过最有影响的商人的财富[42]。到1760年，能证明贵族经济优势丧失的证据是十分罕见的。
（原载《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
【注释】
[1]P. 克里德特：《1500—1800年的农民、地主和商业资本家》（P. Kriedte, Peasants, Landlords and Merchant Capitalists 1500—1800），剑桥1993年版，第60页。
[2]G. E. 明格：《十八世纪的英国土地社会》（G. E. Mingay,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伦敦1963年版，第19-21页。
[3]J. 瑟斯克：《英格兰与威尔士农业史》（J. Thrisk,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第四卷，剑桥1967年版，第690、693页。
[4]J. 坎农：《贵族世纪：十八世纪的英国贵族》（J. Cannon, Aristocratic Century: The Peerage of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伦敦1984年版，第146页。
[5]A. 古德温编：《十八世纪的欧洲贵族》（A. Goodwin, ed., The European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 of the Nobilities of the Major European States in the Pre-Reform Era），伦敦1953年版，第5页。
[6]杰里米•布莱克：《不列颠历史图集：从中世纪末到乔治时代》（Jeremy Black, Historical Atlas of Britain: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 to the Georgian Era），萨顿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49页。
[7]S. K. 蒂莉娅德：《1740—1832年的贵族们：卡萝琳、埃米莉、路易莎和萨拉•伦诺克斯》（S. K. Tillyard, Aristocrats: Caroline, Emily, Lousia, and Sarah Lennox, 1740—1832），伦敦1994年版，第8页。
[8]W. G. 霍斯金斯：《掠夺年代：亨利八世时期的英国，1500—1547》（W. G. Hoskins, The Age of Plunder: The England of Henry VIII, 1500—1547），伦敦与纽约1979年版，第54页。
[9]劳伦斯•斯通：《贵族的危机 1558—1641》（Lawrence Ston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1558—1641），牛津1967年版，第68页。
[10]J. 坎农：《贵族世纪：十八世纪的英国贵族》，第129—130页。
[11]G. E. 明格：《十八世纪的英国土地社会》，第19—21页。
[12]R. 波特：《十八世纪的英国社会》（R. Porter, 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企鹅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386—388页。
[13]J. 坎农：《贵族世纪：十八世纪的英国贵族》，第130页。
[14]J. 杜威尔德：《1400—1800年的欧洲贵族》（J. Dewald, The European Nobility 1400—1800），剑桥1996年版，第65页。
[15]J. 坎农：《贵族世纪：十八世纪的英国贵族》，第130页。
[16]芭芭拉•英格利希：《1530—1910年约克郡东区的大地主》（Barbara English, The Great Landowners of East Yorkshire 1530—1910），纽约1990年版，第14页。
[17]J. 坎农：《贵族世纪：十八世纪的英国贵族》，第131页。
[18]A. 帕利泽：《伊丽莎白时代：都铎王朝后期的英国，1547—1603》（D. M. Palliser, The Age of Elizabeth: England under the Later Tudors 1547—1603），伦敦和纽约1983年版，第102页。
[19]J. 坎农：《贵族世纪：十八世纪的英国贵族》，第130—131页。
[20]A. 帕利泽：《伊丽莎白时代：都铎王朝后期的英国，1547—1603》，第105页。
[21]J. A. 夏普：《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史：1550—1760》（J. A. Sharpe, Early Modern England: A Social History 1550—1760），伦敦1988年版，第179页。
[22]A. 帕利泽：《伊丽莎白时代：都铎王朝后期的英国，1547—1603》，第101页。
[23]A. 古德温编：《十八世纪的欧洲贵族》，第7页。
[24]迈克尔•里德：《乔治时代的成就 1700—1830》（Michael Reed, The Georgian Triumph 1700—1830），伦敦1983年版，第26页。
[25]M. L. 布什：《英国贵族》（M. L. Bush, The English Aristocracy: A Comparative Synthesis），曼彻斯特1984年版，第62页。
[26]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49页。
[27]J. A. 夏普：《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史：1550—1760》，第156页。
[28]K. B. 麦克法兰：《中世纪晚期的英国贵族》（K. B. Mcfarlane, 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牛津1973年版，第4页。
[29]R. B.沃纳姆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三卷，反宗教改革运动和价格革命：1559—16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30]J. A. 夏普：《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史：1550—1760》，第158页。
[31]劳伦斯•斯通：《贵族的危机 1558—1641》，第219页。
[32]劳伦斯•斯通：《贵族的危机 1558—1641》，第246页。
[33]芭芭拉•英格利希：《1530—1910年约克郡东区的大地主》，第117—118页。
[34]劳伦斯•斯通：《贵族的危机 1558—1641》，第89页。
[35]C.G.A.克莱：《1500—1700年英国的经济扩张和社会变迁》（C. G. A. Clay, Economic Expansion and Social Change: England 1500—1700），朗曼1980年版，第31页。
[36]约翰•F. 乔恩：《货币史》，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64页。
[37]劳伦斯•斯通：《贵族的危机 1558—1641》，第69页。
[38]B. 克瓦德：《英国社会的变迁与延续：1550—1750》（B. Coward, Social Change and Continuity: England 1550—1750），伦敦与纽约1997年版，第44—45页。
[39]劳伦斯•斯通：《贵族的危机 1558—1641》，第238—239页。
[40]B. 克瓦德：《英国社会的变迁与延续：1550—1750》，第47页。
[41]A. 帕利泽：《伊丽莎白时代：都铎王朝后期的英国，1547—1603》，第153页。
[42]J. A. 夏普：《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史：1550—1760》，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