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的批判精神
论《史记》的批判精神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也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被后人评价为“千古之至文”[1]，“《五经》之橐龠，群史之领袖”[2]，对后代的文学和史学都产生了具有标范意义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说，《史记》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座伟大而不朽的丰碑。
《史记》的“伟大而不朽”，不仅仅是由于它具有“苞括宇宙，总揽人物”[3]的宏伟气势，其叙事的时间跨度上下三千年，从人们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直至写作《史记》的汉武帝太初年间；叙事的空间幅度不仅包括汉代大一统盛世的辽阔疆域，也包括作者当时所能了解的所有域外地区；“它不仅是我国古代三千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历史的总结，也是司马迁意识中通贯古往今来的人类史、世界史。在这个无比宏大的结构中，包涵着从根本上、整体上探究和把握人类生存方式的意图”[4]；也不仅仅是由于它“原始察终，见盛观衰”，“通古今之变”，具有高屋建瓴的历史洞察力，《史记》的“伟大而不朽”更突出地表现在它驰骋古今、褒贬百代的大无畏的批判精神上，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说，“司马迁的不朽”，在于“他的《史记》不是一部死板的记述的历史，而是一部富有灵魂的、批判的历史”。“从《史记》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司马迁在大胆地进行他的历史批判”。[5]司马迁带着锐敏的眼光和怀疑的精神审视历史，以自己的政治理想、社会理想和文化理想为基准评判历史，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讥弹时弊，鞭挞丑恶，对封建社会的溃疡面进行了犀利的剖析和批判，一部《史记》，处处闪耀着强烈的社会批判的锋芒，体现了难能可贵的叛逆精神、抗争精神和平民意识，表现了不同凡响的胆识与勇气。而这一点，也正是《史记》能够震烁古今、在众多的封建正史中独放异彩的重要原因。
《史记》的批判精神，是与古代“劝善惩恶”史家传统一脉相承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孔子退而修《春秋》，通过“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来明是非，别善恶，“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针砭世事，垂法后人，使“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刘勰极力强调历史著作褒贬劝惩的社会作用，他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说：
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
一般说来，优秀的历史著作都具有一定的批判精神，但是就其批判的深度、广度和力度而言，任何中国古代的史书都不能与《史记》相比。《春秋》“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6]，但它又“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有许多史实隐而不载。而《史记》则秉笔直书，放言无惮，毫不隐讳，有许多“述汉非”[7]和揭露汉代最高统治者的丑陋一面的内容。“《史记》继承了《春秋》的‘寓褒贬’的精神，但和《春秋》又有不同。《春秋》的‘褒贬’，是用文字暗示出来，《史记》的‘褒贬’，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描绘来表现；《春秋》的‘褒贬’，主要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观念，《史记》的‘褒贬’，却包含了人民的观点。《史记》的批判精神是十分突出的，它不但对历史人物做出了批判和肯定，对当代人物的批判态度尤其鲜明，它的批判涉及了当代政治、社会、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8]
我们还可以将《史记》的批判精神与《汉书》作比较。班固的《汉书》也基本上遵循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对大汉盛世之下的社会黑暗面有所揭露。但班固是“奉旨”修史，是站在“圣人”的立场上、站在封建正统思想的立场上写《汉书》的，因而其批判的程度和范围是有限的，甚至还会用粉饰之辞为汉成帝这样的沉湎于荒淫酒色之中的昏君唱赞歌。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却能与君主专制的封建权力结构保持相当的距离，具有相对的独立意志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不畏权势，不媚权贵，因而司马迁能够站在时代思想的制高点上来写作《史记》，能够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全方位的批判，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里巷风俗，大至主流意识形态，小至日常生活，《史记》都作了鞭辟入里的批判，就历史批判意识的深邃性和宽广性而言，《汉书》与《史记》之间的差距是不能以道里计的。
一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时代，正是独尊儒术、神雾弥漫的时代。由董仲舒等人杂揉原始儒学与阴阳家、法家思想而成的汉代儒学居于“官学”的正统地位。汉代儒学以“天人感应”为核心，把天说成是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说成是具有人格性、意志性的实体。在汉代儒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今文经学”，以阴阳灾异来解释天道与人事的关系，宣扬“三统循环”、“君权神授”、“天谴”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带有迷信色彩的思想，给封建政治和封建伦理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司马迁对董仲舒那一套“天人感应”神学理论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对神学观念和迷信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在《太史公自序》中，他引述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观点说：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司马迁打破了所谓“天道”的神秘感，他认为如果有什么“天道”的话，那只是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客观规律，这样的“天道”是必须遵循的，因为这是“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除此之外，根本不存在什么神秘不可测的“天道”。他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的“天”，也只是指自然界，而不是什么有意志、有感情、至高至尊的人格神。在《孟子荀卿列传》中，司马迁批判阴阳家邹衍的学说“其语不轨”、“其语不经”，指出：“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龟策列传》则以反语讥刺的方法揭露了龟策之法的荒诞：“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岂不信哉！”
董仲舒以自然界的变化来解释社会人事的变化，宣扬一切都是“上天”安排的，封建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在宣传“皇天无亲，常与善人”、天道福善祸淫的观点。从《史记》富有灵气和激情的叙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在写作《史记》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思索个人命运和“天命”有无的问题。《项羽本纪》中项羽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白起列传》中的白起被人陷害，临死前说：“我何罪于天而至此乎？”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我诈而坑之，是足以死。”《蒙恬列传》中蒙恬被赵高陷害，临死时也说：“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李将军列传》中李广尝对望气者王朔说：“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在引刀自刭前，李广又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连连发问，对自己多舛的命运表示不解和愤慨。《史记》中的这些描写，如果单从字面上看，似乎司马迁也是相信“天命”的，其实不然。清人姚永概说：“《史记》每于愤惋不平处，又难以明言，往往归之天命，其文最为狡狯深婉。”[9]今人韩兆琦说得更为透彻：“这是历史人物对造成自己悲惨遭遇的罪魁祸首不好直说，而故意做出的像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解释。作者写这段话时内心是充满愤怒的。”“似信天命，实乃借以抒发愤世不平”[10]。
司马迁通过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从无数是非祸福颠倒的事实中隐隐地认识到，“品质高贵和信守道义的人物，倒往往是遭遇不幸和失败的，就像与刘邦相比远为坦率和自尊的项羽，与武帝的宠臣相比远为正直和勇敢的李广，都不免以自杀结局”[11]。在《伯夷列传》中，他对“善恶必有报”的传统说法提出深刻的怀疑和否定：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如何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在《项羽本纪》的论赞中，司马迁批判项羽将失败归于天意的错误观点，指出项羽的失败完全是由于自身的错误铸成的，与“天意”无关。项羽之所以“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其根本原因在于“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直至临死“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司马迁另外还写了一个至死仍不觉悟的人物蒙恬。蒙恬因赵高陷害，被秦二世赐死，死时叹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把自己的死因归结为修筑长城断绝地脉所得的报应。对此，司马迁批评说：“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司马迁对人生命运和所谓“天意”的思考，包含对统治者宣扬的天道观的怀疑，同时也是对汉代“天人感应”的官方哲学的批判，在当时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义利关系是价值观的核心，儒家将义与利对立起来，特别强调重义轻利，“见利思义”。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进一步提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董仲舒更说：“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司马迁不为圣人观点所束缚，在《货殖列传》中大胆指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出于人的本性：“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不“好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还说：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蓄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
司马迁在这里指出物质欲望是社会各阶层的人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动机，指出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行为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这对于“君子忧道不忧贫”的道德教条来说，其异端性是非常明显的。钱钟书对《史记·货殖列传》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斯《传》文笔腾骧，固勿待言，而卓识巨胆，洞达世情，敢质言而不为高论，犹非常殊众也。”[12]
二
最能体现《史记》敢批逆鳞精神的，是全书中随处可见的“微文刺讥，贬损当世”[13]的内容。由于司马迁具有独立不迁的性格，不屈从于君主的权势，因而他始终以一种敏锐而又冷峻的眼光来审视汉王朝的历史和政治举措，用洞幽烛微之笔来剖析当权者的心理和人格，《史记》不但敢于批判历史上的暴君，而且敢于直接抨击当朝的开国之君和在位的皇帝，对汉代最高统治者和上流社会的种种丑恶以及官场黑暗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揭露和批判。但是司马迁不赞成“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做法，他对当朝君主的揭露与批判是出于公心，富有理性精神的，并不带有丑化和发泄私愤的倾向。例如，对于汉朝的开国者刘邦，司马迁并没有否定他的历史功绩，他从进步的历史观出发，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刘邦眼光远大、头脑灵活、善于用人等长处。但另一方面，司马迁又能做到不为尊者讳，直笔书写刘邦的好色、贪婪、无赖、自私、狡诈、残忍等种种劣迹，褫夺了这个封建帝王身上的神圣性，还之以乡村无赖的本相。《项羽本纪》描写了刘邦一次兵败彭城情景：
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主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榖、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欲过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
攻入彭城后，刘邦志得意满，整日沉湎于酒色，对敌情放松了警惕，结果被项羽打得一败涂地。清人张文虎评论说：“沛公一入秦宫，即欲留居，今入彭城，又复如此，亦无异于淫昏之主，此范增所云贪财好美姬者也。宜其为羽所破，几至灭亡哉！”[14]刘邦在仓惶逃命时，为了减轻车子的载重量，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自己的儿子、女儿推到车下。这位所谓“受命天子”的自私残忍、毫无父爱人性的本性昭然若揭。
《张丞相列传》中有一段故事性很强的描写：“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周昌。”这一问一答，充分表现了刘邦好色无耻，司马迁巧借周昌之口，说刘邦是和夏桀和商纣王一样的荒淫之主，如此之语，没有胆识是写不出来的。
《项羽本纪》写刘邦被项羽困于荥阳：
汉将纪信说汉王曰：“事已急矣，请为王诓楚，王可以间出。”于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纪信乘黄屋，傅左纛，曰：“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皆呼万岁。汉王亦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走成皋。项王见纪信，问：“汉王安在？”，信曰：“汉王已出矣。”项王烧杀纪信。
刘邦让部将代他去死，让两千多妇女装成士兵出东门给敌人送死，以转移项羽视线，刘邦趁此开西门逃跑，其卑怯自私的本性不言自彰。纪信代君而死，其忠义可嘉，但未闻刘邦有旌表纪信之事。明代王世贞议论此事说：“帝之诸功臣孰有大于纪信者？而帝卒不录何也？旌信而成其成皋之降也。故其于信也，耻之变而泯者也。”（《读史论辨》）
又如《高祖本纪》中记载：“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一副无赖的嘴脸跃然纸上。
三
最能体现《史记》非圣诋君的精神的是书中对在位的“今上”汉武帝的批判。《三国志·王肃传》记载魏明帝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答：“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15]王肃认为司马迁受宫刑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史记》“非贬孝武”，可知司马迁对于汉武帝的贬损批判的确非常深刻。今本《史记》中的《孝武帝本纪》已非原来的《今上本纪》，而是后人抄录《封禅书》等篇补缀而成，但我们从《史记》的其他篇章中仍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揭露与批判。
司马迁笔下的汉武帝，既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又是一个好大喜功、横暴残忍的人物，然而他却偏偏要倡导仁义，表彰六经。《汲郑列传》记载汲黯的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效唐虞之治乎？”对武帝以儒为表、以法为里的统治之术作了深刻的揭露。
《平准书》讥讽了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大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抚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由于汉武帝连年发动战争，外伐四夷，使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造成了国库空虚。汉武帝又让官吏向民间搜刮，把危机转嫁于人民，由此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引起了制度、道德风尚等一系列的变化。在这里，司马迁从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批判精神出发，对汉武帝滥用民力的恶果作了深刻的揭示。
《封禅书》中详细地叙述了汉武帝痴妄迷信、热衷于求仙访道而屡屡遭到方士的欺骗的事实：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泽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长，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遍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余金钱衣食。人皆以为不治生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少君资好方，善为巧发奇中。尝从武安侯饮，坐中有九十余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识其处，一坐尽惊。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
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
其明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隐之。其后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
其春，乐成侯上书言栾大。栾大，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天子既诛文成，后悔其早死，惜其方不尽，及见栾大，大说。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臣为贱，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与方。臣数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奄口，恶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有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于是上使验小方。斗棋，棋自相触击。
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居月余，得四印，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制诏御史：“昔禹疏九江，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堤徭不息。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乾》称‘蜚龙’，‘鸿渐于般’，朕意庶几与焉。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童千人。乘舆斥车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
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赍金万斤，更命其邑曰当利公主。天子亲如五利之第。使者存问供给，相属于道。自大主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献遗之。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颇能使之。其后装治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子。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随验，实毋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雠。上乃诛五利。
汉武帝迷信神仙，妄图长生不老，于是方士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人利用汉武帝期望求仙访道的心理，投其所好，前赴后继地对其行骗，武帝多次上当。方士们的骗局相继败露之后，汉武帝仍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始终执迷不悟，一直到死。一代雄主，竟然如此愚蠢昏悖。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汉武帝求神仙的行为，产生了极为恶劣的社会效应，《封禅书》还写道，“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
《史记》还把“刺讥”和“贬损”的锋芒对准当时的暴力政治。汉武帝时代酷吏猖獗，他们执法不公，以滥用严刑峻法、残害无辜为能事。《史记》专设《酷吏列传》，揭露酷吏作为统治者爪牙鹰犬的狰狞面目。酷吏杜周治狱，完全看武帝脸色行事。“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有人责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他回答说：“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在杜周看来，皇帝意旨就是法律，而法律条文完全可以抛至九霄云外。杜周为廷尉，承办“诏狱”，狂捕滥杀，严刑逼供，鼓励告发，株连亲友，害死“六七万人”。另一个酷吏王温舒，“为人谄，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他任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滑，郡中豪滑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二三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余里。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速。尽十二月，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作者紧接着又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天子闻之，以为能”一语，足以说明，官场的残暴风气之所以愈演愈烈，是与汉武帝对酷吏的赏识、纵容与重用是分不开的。
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反复地写汉武帝对酷吏的赏识和提拔，如：“以为能”，“上以为能”，“天子以为能”，“中上意”，“天子以为尽力无私”。意在说明这些酷吏的总后台不是别人，就是这位大汉天子汉武帝。
《史记》对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的残酷手段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吕太后本纪》写吕雉因为刘邦生前宠爱戚姬和戚姬的儿子赵王如意，对戚姬深怀恨意，在刘邦死后，她先鸩杀了赵王如意，不久又“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辉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如此凶残的行径，连她亲生儿子惠帝刘盈都震恐不已，生病岁余不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
四
在唐代以前，《史记》的地位一直不高，流传也并不广泛，并曾遭到变相禁锢乃至删削。《汉书·宣元六王传》载：汉成帝之时，东平思王“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凤言，遂不与”。但《史记》的不得广泛流传，关键还不是它所叙述的奇谋异策被最高统治者所忌讳，而是它那蔑视皇权、针砭当世的精神。东汉范升还曾“上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16]。杨终曾“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后汉书·杨终列传》）。唐代之前，《汉书》受到了热捧，《史记》则长期遭到冷遇，《汉书》注家蜂起，而为《史记》作注者少之又少。[17]
对于《史记》的评价，在唐代以前，人们对它贬多褒少，但无论是褒是贬，都是从《史记》的批判精神立论的。
唐代以前褒扬《史记》的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葛洪：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以迁为谬。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的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之所论，未可据也。[18]
裴松之：“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19]
唐代以前贬抑《史记》的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班固：“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20]
扬雄：“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21]
东汉明帝：“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义）士也。”[22]
王允：“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23]
魏明帝：“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24]
刘知几《史通·直言》说：“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于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于后代。”以秉笔直书、“书法不隐”的精神来写史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不但可能会“无闻于后代”，而且很有可能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但是，司马迁那种超世而独立的批判精神是永垂不朽的，其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也是后代史家所难以逾越的，正如刘知几所评价的那样：“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
【注释】
[1]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
[2]崔适：《史记探源》卷一《序证·要略》。
[3]葛洪：《西京杂记》卷二引司马相如语。
[4]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上卷第206页。
[5]翦伯赞：《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载《中国青年》，1951年，总第57期。
[6]《史记·太史公自序》。
[7]刘知几：《史通·直书》。
[8]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一卷第160页。
[9]姚永概：《慎宜轩笔记》卷四。
[10]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页、149页。
[11]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上卷第208页。
[12]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一册第162页。
[13]班固：《典引》引汉明帝语。
[14]张文虎：《舒艺室随笔》。
[15]与之类似的记载有东汉卫宏的《汉旧仪注》和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汉旧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裴驷《史记集解》引）。《西京杂记》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削而去之。”
[16]《后汉书·范升列传》。
[17]参见魏征《隋书·经籍志》。
[18]《葛洪：抱朴子·内篇》。
[19]《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
[20]《汉书·司马迁传》。
[21]班固：《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
[22]班固：《典引》。
[23]《后汉书·蔡邕传》。
[24]《三国·魏志·王肃传》。